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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 扬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单位制的解体,社区成为我国城市管理的基本单元。目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主体——社区居委会,在实际治理过程中行政化倾向明显,行政化倾向导致社区居委会在社区治理中重管理轻服务,引发了一系的问题,包括社区居民对社区服务的满意度较低,缺乏社区归属感,社区服务效率低、社区服务质量低等问题。与此同时,我国社会组织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已成为我国社会治理中的重要力量,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成为解决我国目前社区治理困境的一个选择。基于这一现实背景下,本文的研究主题是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模式。结合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现实国情,本文采取了社会策划理论作为本文的讨论视角。
  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采取文献研究法和个案研究法。文献研究主要是通过查阅相关资料,了解相关理论和前人研究成果,并论证本文采取社会策划理论介入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合理性。此外,通过文献研究,总结国外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成功经验,为本文最后提出的模式做理论参考。个案研究是本文研究最重要的方法。本文通过对社会策划理论介入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实践(淮安市城西社区治理项目)进行跟踪、分析,总结社会策划理论介入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中遇到的困境和成功经验,并以此作为实践基础,最后结合新加坡城市社区管理经验,提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政社互动模式”。
  政社互动模式是结合城西社区治理项目的实践和新加坡城市社区管理经验得出的,具有明显的社会策划理论特征。政社互动模式具有合理分工、策划指导、地位平等三大特征,政社互动模式的实现需要政府自上而下的改革,强化社会组织的地位,使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取得与社区居委会平等的地位,社会组织负责社区的社区服务,社区居委会负责社区的行政管理,二者在社区治理中合理分工、和谐共治。在政社互动模式的实施路径上,本文提出从四个方面经行介入:自上而下的策划指导、法律层面的制度保障、街道层面的服务计划、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
社会工作 扬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中国自古就有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因此家庭养老模式在过去一直是我国最主要的养老模式。然而,随着我国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以后,单纯的家庭养老模式已远远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弱化,应运而生的居家养老、机构养老、异地养老等多元化模式取代了单一的家庭养老模式。同时伴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老年人养老模式的多样化也有了充分的发展条件。在这种现实背景下,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视角,探讨老年人作为整个社会生态系统的子系统与各个系统的相互作用,就更有利于全面地分析老年人面临的养老问题,能更好地帮助老年人寻求适宜的养老服务模式,从而为构建合理的养老模式体系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
  因此,本文首先收集了我国养老形势的相关资料,并介绍了我国现阶段养老特征与存在的问题,同时叙述发达国家先进的养老模式发展进程(以日、英两国为例),从中找出有益的启示。其次,基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逐一分析了微观系统(老年人自身与家庭系统)、中观系统(人际关系系统)、宏观系统(政府、社会与文化系统)影响我国养老模式体系的因素。强调老年人“人在情境中”,作为社会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是在社会生态中的各个系统相互作用下进行养老生活的。最后,对邢台市桥东区的塔林南社区、新兴南社区、南羊市道社区三个社区的老年人的基本生活状况进行了调查了解,主要针对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健康状况、收入情况以及老年人对子女和社区的满意度这四个方面进行调查,这些问题分别代表老年人生活的客观环境条件和主观感受;在此基础上,调研并探讨了邢台市桥东区老年人的养老模式和目前存在的问题。然后对于这些相互作用的结果进行合理的理论分析与总结,提出了基于社会生态系统环境理论视角下,对城市养老模式构建的建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扬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和谐党际关系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本质属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但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和谐的党际关系不是从政党成立之初就形成的,而是随着国内国际环境的变化,随着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思想认识的不断深化而逐渐形成的。所以说,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和谐党际关系是具体的、历史的。在两党和谐党际关系发展过程中,主体问性思想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主体间性认知的发展,主体间性共存的实践,就是和谐党际关系逐渐形成的过程。
  在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成立之初,两党皆没有树立主体间性意识,没有将对方当作平等、完整的主体。此时的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互相视对方为对立面,采取抵抗、不合作的对策。因而在这个阶段,两党之间的关系是不和谐的,两党之间也没有合作与交流;随着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民主党派是可以作为合作对象的,民主党派也认识到两党具有政治共识,能够结成同盟。因而在这个阶段,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实现了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团结协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相互尊重彼此的主体地位,合作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等任务。1957-1978年,由于中国共产党的主体间性意识弱化,误将民主党派作为革命的对象,导致两党的合作遭受挫折。可见,主体间性意识强,则两党关系和谐,主体间性意识弱化,则两党关系不和谐。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共中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科学分析了民主党派的性质,重新确立了民主党派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完善了与民主党派合作的方针,促进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和谐党际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和谐党际关系是具体的历史的。在新时期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和谐党际关系存在不稳定因素,主要体现在两党交往合作中主体间性意识不坚定,合作机制不健全等弊端。针对党派交往中的不足,笔者提出要进一步坚持互相平等、相互理解和彼此关爱的原则,增强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主体间的互主体意识;要认识主体间平等关系中的差异性,改善共产党民主、科学的领导方式,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动摇;最后,党际协商、民主监督作为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交流、协作的重要方式,要推进党际协商广泛、多层、制度化建设,推动民主监督公开、组织、法制化发展,以此促进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主体问的理性交往。
社会保障 山东农业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人口老龄化、家庭小型化、少子化的趋势,以及就业社会化和居住流动化分散化,我国农村地区产生了大量“空巢老人”。由于我国农村地区经济水平发展相对落后,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弱化,这就使得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质量偏低,在经济供养、生活管护、精神慰藉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
  本论文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通过对山东省农村空巢老人调查数据的深入分析,筛选影响农村空巢老人养老质量的相关因素,力图有针对性地对农村空巢老人养老保障的体系进行完善。论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为引言,提出了本论文所要研究的问题,阐明了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对国内外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阐述本论文的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指出本论文可能的创新点及存在的不足。第二章为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本章对农村空巢老人的相关概念以及本研究的相关理论做了全面阐述。第三章为山东省农村空巢老人养老质量的现状评价分析。根据调查问卷,总结出山东省农村空巢老人目前的养老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第四章为山东省农村空巢老人养老质量影响因素分析。运用 SPSS16.0软件对问卷调查所整理的数据进行单因素分析和Logistic多元回归分析,筛选出影响空巢老人养老质量的关键因素。第五章是提高农村空巢老人养老质量的建议及协调机制。本章分别从政府、社区和家庭三个角度来阐明如何提高农村空巢老人养老质量。第六章是研究结论及展望。在这一章节中,总结本论文的主要结论,并指出本论文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通过对调查数据进行单因素分析和Logistic多元分析,最终得出经济状况满意度、孤独感、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医疗保险4个变量对养老质量的影响尤为显著。由此提出满足农村空巢老人养老中各种需求的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分别是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为代表的基本保障;以家庭、社区、养老机构为主体的联合保障;以老人互助为主的辅助保障;以民间资本和商业保险为主体的补充保障。在此基础上提出养老保障服务供给方各主体之间相互协调,以保障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的顺利实施。
社会保障学 山东农业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我国是在“未富先老”的条件下进入老龄化社会并快速推进,此时完善的养老保障体系还没有建立,老年人的“养老”问题也日益凸显。其中,老年群体中的特殊群体如农村空巢老人存在经济缺失和子女缺失双重情境,更是面临着更多的养老风险,需要国家和社会给予重点关注。那么,在较多可以选择的养老模式中,空巢老人愿意以何种方式养老将关系到他们的养老质量和需求满足程度。因此,了解其养老模式选择意愿并提供有针对性的养老保障措施意义重大。
  改革开放以来,山东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但也引发了城乡间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衡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农村社会养老模式的运行环境。因此,在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及社会养老服务事业发展不成熟的条件下,构建与其相协调的农村空巢老人养老保障模式势在必行。而学界以往对空巢老年人养老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空巢群体,对农村空巢群体的关注相对较少。
  山东省是全国人口大省,不但老龄化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村空巢化率也相对较高。因此,本文通过相关学科理论,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对山东省17地市农村空巢老人养老保障模式意愿选择的基础上,进行实证分析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在研究中,本文先采用单因素分析,主要是通过一系列的交互分析分别展现各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即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前提下某因素对养老方式选择的影响,并运用卡方检验方法检验影响的显著性。继而将单因素分析出的显著影响因素纳入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进一步探讨多因素综合作用对农村空巢老人养老方式选择的相互影响及程度,以便更有针对性的提出相关意见和建议。
  最后,基于以上的探讨和实证结果,分析了山东省17地市农村空巢老人养老保障模式的选择受人口特征、思想观念、经济状况、社会环境等4大类8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为能够为农村空巢老人提供有针对性的养老保障,提出了以养老模式选择意愿为导向的,围绕自我养老开展养老服务、加强政府资金保障设立养老补贴、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农村养老以及增强子女照护义务履行兜底责任等建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浙江农林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下简称“新农村建设”)是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依据我国农村建设的总体布局,发展农村经济并逐步完善农村在各方面的建设,逐步将农村建设为“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作为其重要内容之一,其目的是将逐步“原子化”的农民重新“聚合”于社区中,重构农村社区生活共同体。
  论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了国内外学者对农村社区以及农村社区生活共同体重构的研究现状。第二部分,剖析了我国农村社区生活共同体的演变及其解体原因。第三部分,分析了农村社区生活共同体创新重构的含义及其必然性。第四部分,阐述了新农村建设以来农村社区生活共同体创新重构的现状。第五部分,分析了新农村建设在农村社区生活共同体创新重构中的作用。
  中国农村社会发展中有着特有的农村生活共同体的发展逻辑。由于中国社会独特的历史与文化传统,农村社区生活共同体经历了传统血缘共同体时期、政治共同体时期,现在新型农村社区生活共同体正在积极重构中。农村社区生活共同体创新重构并不是对原有生活共同体的简单“复归”,而是在遵循共同体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融合新的社会发展要求,对农村社区生活共同体的创新构建。
  经济社会发展中,国家需要稳定的农村社会和繁荣的农村经济作为支撑,农民也需要寻找新的精神寄托和对农村社区的认同,国家与农民的需求构成了农村社区生活共同体创新重构的必要性。农村社区生活共同体有其内在的发展规律,而且其基本的构成要件依然存在。农村经济在新农村建设中得到了极大地发展;农民的经济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农民的精神需要更加紧迫,而农村社区建设满足了农民的各项需求,这提供了农村社区生活共同体创新重构的可能性。
  通过对浙江省几市的调研发现,新农村建设以来,村庄的凝聚力明显提高、村民对公共事务参与度提高、邻里和家庭关系更加和睦、村民的法制意识和法制观念明显增强,村民对村干部更加认同。村民能够在新农村建设中更积极地“聚合”于社区中,体现了农村社区生活共同体加速重构的趋势。
  通过以上各项的数据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社区生活共同体重构具有紧密地相关性。新农村建设中完善了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使农民对农村社区的满意度提高。整治了村容村貌,提高了农民对社区的认可度。建立了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制度,缓和了农民家庭矛盾、发展了农村和谐的风气。加强了农村社区治安和农村社区文化,提高了农民的安全感和归属感。进而提高了农村经济实力,稳定了农村社会环境,繁荣了农村文化,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社区生活共同体的创新重构。
公共管理 内蒙古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内蒙古是我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也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模范自治区。在执行中央政策的同时,内蒙古结合地区实际,积极探索地方政府在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供给中的职能。进入新世纪以来,内蒙古经济快速发展,连续多年增速全国第一,但是城乡居民收入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尤其是农牧区的养老保障水平较低,富民强区任务十分艰巨。近年来学术界十分重视社会养老保障政府供给问题研究,重点探讨城乡统筹背景下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政府供给的现实基础、运行模式和基金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因此在这种研究背景下,研究内蒙古农牧区养老保障服务的政府供给问题就显得十分重要。由于内蒙古农牧区自然地理、文化习俗、生活方式、经济结构以及收入状况的特殊性使得内蒙古农牧区养老保障平低、政府供给困难,因此能否建立起与农牧区发展相适应的农牧区养老保障制度关系到内蒙古的牧区发展,更加关系到我国的民族团结以及边疆稳定。
  本文以内蒙古农牧区养老保障服务政府供给问题为研究内容,阐述了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较全面地分析说明了内蒙古农牧区养老保障服务的政府供给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存在的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借鉴国内外养老保障政府供给的经验,提出了完善内蒙古农牧区养老保障服务政府供给的对策,第一加大政府在农牧区养老保障中的财政投入力度,第二完善农牧区养老保障服务相关法律法规,第三继续探索多种形式的农村牧区养老保障供给,第四继续健全政府养老保障管理体制。
社会工作 江西财经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改革开放后,中国地区之间人口流动加速,大量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他们大多选择将子女留在户籍所在地生活,从而导致农村留守儿童群体的出现。由于缺乏父母关爱和有效监护,农村留守儿童在生活、教育、心理等方面容易出现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影响着儿童的健康成长。为此,国务院于2016年专门出台了《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要求各地建立健全由政府、社会力量、家庭、学校等各方共同参与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体系,从根本上解决儿童留守问题。
  为贯彻和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意见的精神及要求,江西省Y县启动了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体系建设的工作,笔者以社工身份参与其中。作为劳务输出大县,Y县是江西面积最大和人口较多的县,同时也是贫困山区和革命老区,农村留守儿童群体规模非常大。Y县原有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存在政府部门工作任务多,关爱工作难深入;村(居)委会缺乏资金,关爱保护工作难落实;乡镇爱心社会组织少,社会爱心力量难汇集;家庭隔代监护比例大,监护和教育能力不足;学校教学任务繁重,缺乏针对性教育活动等问题。笔者运用文献研究法、行动研究法、访谈法进行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借助社会工作理论和实务模式的支持,了解Y县原有关爱保护工作存在的不足,对社会工作的参与过程、角色扮演、参与成效等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通过研究,笔者认为社会工作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体系建设中可发挥倡导、专业支持、资源链接等重要作用,同时也存在工作效率相对较低、社会资源协调能力弱和计划制定不完善等问题。笔者主张通过坚持政府主导,完善项层设计;增加建设社工服务场地;发展乡镇爱心社会组织;培养本地社工人才队伍;发挥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等对策,完善社会工作参与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体系的建设,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建立和完善以“预防机制”和“强制报告机制”为辅助,以“‘政—校—社—工’保护机制”为主体,三种机制相互联系,各方共同参与和发挥作用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体系。
社会工作 江西财经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社会劳动参与程度的逐渐加大和经济收入水平的不断提升,中国银行业逐步融入国际金融市场,面临着激烈的国内外竞争。银行业女性员工不仅承担着更多的社会角色,还要接受工作和人际等方面的压力挑战。除了繁重的工作压力之外,婚恋方面产生的压力已经对银行业大龄未婚女性身心健康和主观幸福感产生了负面的影响。银行业大龄未婚女性对自身婚姻的期望值较大,对未来的婚姻有新的诉求,婚恋压力也随之而来。在此,本文以中国银行业现实状况为研究背景,探索银行业大龄未婚女性的婚恋压力现状,寻找婚恋压力的成因,为此提出缓解和调适婚恋压力的措施,旨在促进这一部分职业群体正确对待婚恋,从而提升个体的主观幸福感。
  本文在社会工作专业知识的理论背景下,以广州市M银行的大龄未婚女性为主要研究对象,利用观察法与深度访谈法收集到的数据资料分析其基本婚恋情况,由此了解到银行业大龄未婚女性的婚恋压力大多表现为婚恋压力影响的人数不断增多、身心健康出现问题、职业生涯陷入困境和家庭关系日趋紧张。银行业大龄单身女性的婚恋压力大多来源于传统婚恋观、银行业特征和个人因素的影响。最后笔者对女性员工小敏展开了个案介入,在增强自信、发挥社会支持的作用和发掘潜力等方面帮助案主有效缓解和调适婚恋压力,有益于其身心健康。同时总结出个案工作介入银行业大龄未婚女性婚恋压力的优势与不足,以及从中得到的一些有解释力的启示与总结,为缓解银行业大龄未婚女性的婚恋压力提供一些可借鉴的经验。
社会工作 江西财经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在不同经济形态尤其是乡村形态、城市形态有差异的情况下,社区治理选择治理的方式将有不同。整体而言,珠三角地区城镇的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社区营造模式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
  本文以佛山市L村作为社区营造的样本,对社区进行服务规划建设,以社会服务机构作为社区营造支点介入项目,引发动力,尝试从社区营造的五个维度“人、文、地、产、景”,推进“印象L村”社区建设,探究珠三角地区城镇社区的社区营造模式。
  第一章简述研究的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以及是研究的思路和方法。文章概括了社区营造的现状,介绍了研究的背景,梳理了社区研究的相关理论。
  第二章主要探讨了社区概念,归纳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社区治理的样式,重点是对城市社区、村落特别是珠三角地区的社区治理进行了剖析。本章还梳理了国内外社区营造的理论和现状。
  第三章概括介绍了佛山市L村的村况和“人文L村”的情况,叙述了佛山市L村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缘起,介绍佛山市L村社区营造的愿景与特色。本章通过分析珠三角地区城中村社区与村落之间的区别。对社区发展和社区文化进行对比,分析社区营造的可能路径、可用的资源。
  第四章主要介绍社会组织在样本社区开展社区营造的实践做法。睿航社会工作服务和研究中心以“人文L村”为主题,开展社区社会工作以及家庭综合服务;专业社会工作以倡导者、支持者、教育者的角色进行项目规划,引领社区营造;专业社工通过社区资本的整合与运用,形成了有特色的社区营造案例。其涉及的社区资源整合有:社区民间力量,如宗族、华侨、社区领袖;社区文化资源,如传统节庆、祠堂、古榕树、华侨建筑等。样本社区营造以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为基础,以居民参与为动力,以各社区资源作为发展的脉络,突出五大服务对象,四大文化特色(“印象·L村”手绘L村、口述L村、影藏L村、家传L村),发展及培育五大情感(亲情、友情、乡情、人情以及舆情),大大提高了社区的文化凝聚力,为社区发展注入了活力。社工机构和社工有社区营造整个过程中,发挥着第三方组织照顾、陪伴、同行的作用。
  第五章旨在从理论上探讨佛山市L村经验的一般意义。本章试图从案例出发找寻社区营造的动力与支点,以社工机构(第三方参与)作为营造动力支点,分析社工机构的社区营造角色,厘定社工机构在社区发展中的地位,社工参与社区营造模式的优势。并从社会工作理论的角度探讨深化整合有关的社区资本、民间力量,推动整个社会、社区(村落)的发展的机制。本章在理论上企图探讨珠三角地区城镇社区营造模式,挖掘珠三角地区社区营造的动力,表达作者对促进珠三角城镇地区社区营造的家乡情怀。
社会工作 江西财经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社区融入是社会工作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社区基础服务的重要实践内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上升,中外之间的友好往来不断加强,交流活动日益密切频繁,大量的外籍人士来到中国工作、生活和居住,成为中国城市社区的一份子,然而他们融入中国社区并不容易,各城市社区服务中心针对外籍居民的服务并不多。
  为了促进外籍居民的社区融入,本研究从多方面进行切入,分别运用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和参与观察法对居住在深圳市A社区的130位外籍居民进行了研究调查,从生活层面、文化层面、心理层面三个层面来分析外籍居民社区融入的现状,发现社区内的外籍居民存在着语言障碍、人际交往的困境、文化融入困难、社区参与不足、心理归属感弱等问题。而导致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一是在生活层面,外籍人士远离家乡,和原来的亲朋好友关系疏离,在新环境下又未建立新的人际关系网;二是在文化层面,外籍居民来自不同国家,与我国人民的文化背景、风俗习惯、价值观等方面存在差异;三是在心理层面,对新社区环境、状况的不熟悉和不了解,导致社区活动参与较少,社区归属感较弱。
  鉴于以上存在的问题,笔者运用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方法来探讨促进外籍居民更好更快地融入社区的有效途径。在小组工作中,笔者在A社区选择了16名外籍居民组成小组,采用互惠模式促进组员之间的互动,通过“我们来相聚”、“以茶会友,茶禅一味”、“我有我的风采”、“欢笑迎中秋”、“我们都是一家人”五个活动,让外籍居民走出家门参与活动,展示自我,了解中国文化,融入社区生活圈,较好地达成了预期目标。在社区工作中,笔者以社会互动理论为依据,通过开展“欢聚一堂,快乐分享”社区游园活动,让中外籍居民在活动的过程中增进互动与交流,增强外籍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
  在服务的过程中,从服务对象对服务的内容和服务的满意度而言,服务对象们均表示服务中心提供的服务内容非常丰富,服务人员的态度非常热情,并且对服务满意程度不断提高,同时通过服务活动的开展,极大地促进了外籍居民与中国居民的互动交流,让外籍居民更多地了解和接受社区文化,对社区生活环境形成了一定的归属。
社会工作 江西财经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口流动迁移日趋活跃。大规模流动人口迁移的同时,流动人口呈现出新的变化特点,人口流动逐步由个体摆钟式流动转变为以家庭为单位进行迁移。在已婚的新生代流动人口中,近90%是夫妻双方一齐流动,共同生活在一起。在我国核心家庭中,女性群体不仅承担着家庭角色,还承担着社会角色。部分外来人口家庭的女性群体,主动或被动地选择一种新角色,成为外来家庭全职主妇。相对职业女性和普通家庭主妇而言,外来家庭全职主妇群体,面临着社会角色的转变和融入城市社会等问题。如何为外来家庭的全职主妇提供更多的社会支持,值得我们进行研究。
  本文以社会支持理论和生态系统理论为指导,运用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参与式观察法、访谈法等研究方法,以深圳市N社区温馨港湾项目为例,通过对项目的需求调研评估,项目个案、小组和活动的案例分析及项目的评估总结,分析项目存在的问题,引出对外来家庭全职主妇群体的社会工作服务思考,同时,为社会工作探索外来家庭全职主妇群体的服务提供了应用案例。
社会工作 江西财经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在中国,智障人士的这个群体基数大,需要被服务的人数众多,智障人士由于智力障碍面临着认知、行为等方面的问题,同时在学习、生活、社会适应等方面存在着很多的困难和问题。长久以来,智障人士及其家庭相对处于社会的弱势地位,面临的众多需求和困难严重影响了他们的正常生活,他们往往在教育、就业、康复训练方面都显得较为被动。
  本文通过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参与观察法,对智障人士面临的问题进行研究。并以深圳市P区智障人士为研究对象,通过P区智障人士社区增能项目提供的服务平台,探索社会工作对智障人士康复服务的介入。经调研发现智障人士在自我照顾能力、社区适应能力及人际沟通能力方面有着强烈的需求;家属在照顾压力缓解、照顾技能培训方面有强烈的需求等。本文主要以生态系统理论为理论基础并结合充权、社会网络等理论为指导,根据中国本士智障人士的康复情况和特点,通过项目介入的方式开展智障人士的康复服务。服务将社会工作理念和方法与智障人士康复结合起来,分别从智障人士、智障人士家属以及智障人士所生活的社区三个层面介入开展服务,并为智障人士康复社会工作服务的工作理念、服务技巧及社区融合服务等方面提供相关参考和建议。
社会工作 江西财经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未成年人犯罪关系到国家与民族的未来,长久以来,世界各国的专家学者们都致力于对未成年犯罪这个课题的研究与探讨,对我国来说,这个课题的探讨也有三十多年了。对未成年人犯罪这个课题的研究,不仅关系到了每个家族的幸福,而且也关系到社会治安的稳定。因此,未成年犯管教所内在押未成年人以及他们的在押生活适应情况也成为当今社会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之一。我国对在押未成年犯的改造方式上,类似于成年人罪犯的管教模式,忽略了未成年人的年龄与心理的特殊阶段,未成年人还没有形成固定的认知观,若仅仅用司法上的条文对其进行严格改造,必定不能起到好的作用。未成年犯对在押生活的适应情况并不乐观。
  本研究以江西省未成年犯管教所为调查对象,选取210名在押未成年人为样本。采用文献法、问卷法和访谈法对未成年犯服刑现状进行探讨,得出未管所在押未成年犯的现状存在人际关系敏感、负面情绪较多、对目前生活不适应、对生活失去信心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从辅助司法监督、推进帮教策略缓解人际关系、负面情绪排解、树立生活信心、规划职业生涯几个角度深入探讨了具体的介入途径,并提出了相应对策。如:推进政府对在押未成年人帮教管理的保障措施、社会福利、社会救助和救助机制,通过个案和小组对他们进行针对性的疏导、感化和治疗,帮助他们走出心理困境、缓和人际关系敏感、挖掘他们的潜能。重塑对生活的信心。这些对策的提出,为推进社会工作本土化、缓解在押未成年生活适应、防止未成年犯再次犯罪提供了有益借鉴。
社会工作 江西财经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据有关调查显示,截止至2012年底,空巢老人人口数据为0.99亿,2013年已突破1亿大关。空巢老人的形势严峻,尽管政府出台了许多政策保障老年人的物质生活,但是缺乏对老年人精神慰藉需求的投入。社会对老年人的关注更多集中在高龄困难老人和农村老人的物质保障与生活照料层面,且多是理论性的探索,对城市低龄空巢老人精神慰藉的实务介入较为缺乏。城市低龄空巢老人的精神慰藉需求问题,不仅会给空巢家庭造成巨大压力,而且对我国养老事业也将带来众多风险和挑战。为此,加快对城市低龄空巢老人精神慰藉问题的实务介入研究迫在眉睫。
  本研究以南昌市Y社区低龄空巢老人为研究对象,在运用文献法了解有关空巢老人研究现状的基础上,通过问卷调查法对空巢老人的精神慰藉需求进行调查和评估,发现Y社区空巢老人的经济收入较高,生活自理能力良好,在情感支持、人际交往和休闲娱乐方面存在需求不满的问题。低龄空巢老人精神慰藉需求强烈,需要社会工作介入来满足。针对该社区低龄空巢老人的需求现状,在小组实务过程中,笔者以社会支持和社会活动理论为理论依据,共开展了五次小组活动。通过对实务的评估发现,本次小组活动达到了预期目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要解决低龄空巢老人精神慰藉问题,需做好以下几点:第一,对返乡就业的子女和空巢随迁父母,在政策上给以支持;第二,完善社区功能,建立老年人文化活动中心;第三,弘扬敬老爱老传统文化,推广精神赡养理念;第四,大力扶持社工机构,推动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第五,要因地制宜地开展小组工作。
社会工作 江西财经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近年来,儿童遭受性侵害事件频发,并呈持续攀升态势,引起了社会各界对该问题的关注。目前,关于儿童性侵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儿童性侵害的状况调查、特点和原因分析,以及应对策略研究。在应对策略方面较多停留在法律完善、心理治疗和学校教育等方面,而关于社会工作服务介入的研究却十分有限。
  本研究旨在探索和分析小组工作在预防儿童性侵害教育中的可行路径,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基础上归纳形成一套实务操作模式,进而增强亲子在儿童性保护方面的意识及能力。首先,在小组开展之前,笔者通过观察法、问卷法和访谈法,了解到儿童及其家庭的现实需求和开展儿童性侵害小组的必要性。其次,依据社会学习理论和小组发展模式,对小组服务进行设计与规划,并采用小组社会工作的方法进行介入。最后,通过过程评估与结果评估综合探讨小组工作的效果,反思小组工作的得失。
  通过研究发现,预防儿童性侵害小组在有效达成服务目标的基础上,还具有回应需求、互惠支持、联系实际等优势。但由于传统文化与认知能力受限、服务资源与条件缺乏、专业知识与方法不足等因素的影响,该小组成效的发挥存在一定的阻力。对此,笔者根据预防儿童性侵害小组的实践经验,深入分析小组中的方法和技巧,并针对可能存在的薄弱环节归纳出了预防儿童性侵害小组的通用操作模式,为改善小组实践效果和促进其推广应用提供参考。
社会工作 江西财经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伴随着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社会急速发展,大批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涌入城市务工。但是,由于我国城乡体制的差异和城市生活的巨大压力,许多外出务工人员只能将自己的子女留在农村,庞大的留守儿童群体由此而生。家庭功能的缺失、亲子关系的疏离、不利的监护情况和外部环境,使得许多留守儿童陷入学业困难、行为失范或越轨以及人际交往困难和内心焦虑与冲突等成长困境。如果没有有力的举措帮助这些留守儿童摆脱成长困境,后果将会难以想象。
  江西省是我国的劳务输出大省,留守儿童在该省的儿童群体当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近年来,江西省民政厅尝试以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方式加强留守儿童的关爱与保护工作。本文以社工参与的南昌市东湖区未成年人保护项目中接触的农村留守儿童为个案研究的对象,根据个案服务所了解到的实际情况,从学业、亲子关系、心理冲突等方面分析了案主的成长困境和需求。
  在介入过程中,本研究以优势视角理论为依据,发掘案主优势资源,帮助案主发挥潜能,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以人本治疗模式为依据,缓解案主的内心冲突;以依恋理论为依据,改善案主与父亲之间亲子关系疏离的状况。通过对整个个案服务过程的回顾总结和反思,本研究也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本研究认为造成留守儿童陷入成长困境的原因涉及个人、家庭、学校、社区和社会等诸多因素。为此,除了发展专业的社会工作,对处于困境的留守儿童加以干预和服务之外,还要发挥好家庭、学校和社区的作用,政府也要制定具体有效的保障性政策法规,多管齐下,帮助留守儿童摆脱成长困境,促进留守儿童健康成长。
社会工作 江西财经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认为鉴于青少年的身心发展及认知特点,充分发挥新媒体技术的最大优势,从多个方面和不同层次来矫正青少年的偏差行为,可以为其发展创造不可多得的机遇。本文运用新媒体技术纠正A市L社区内小A的偏差行为进行下述实践研究。
  案主背景: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男性,14岁,八年级学生;父母离异后随父亲和继母在A市L社区生活。父亲性格内向,任职保安;继母任职超市销售员,家境一般。
  案主偏差行为:痴迷网络游戏;经常模仿游戏语言和动作;不重视学习;与同学和老师关系疏远;与父亲、继母缺乏有效沟通;情绪变化极大,容易冲动;与继母发生口角将继母推倒在地,并用开水烫伤继母。
  介入策略:第一,小A运用新媒体观看相关视频、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行为;第二,运用语音信息、QQ留言或者微博留言等新媒体强化家庭沟通,促进家庭成员的交流互动及相互了解;第三,构建社区帮扶小组,帮助小A融入社区;第四,利用即时通讯工具,建立聊天群,使小A和老师、同学公平沟通交流,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消除厌学情绪;第五,组织L社区内青少年开展各种学习活动和其他有益活动,参与文明青少年评比活动,建立小A对生活的信心,挖掘潜能,增强能力。
  介入效果:小A深刻地意识到自身冲动及偏差行为带来的严重后果,理解了家庭温暖和健康家庭关系的重大价值;主动参与构建融洽、和谐的家庭关系;确立了学习目标,并逐步融入班集体。
  跟进策略:利用新媒体工具端正小A的思想认识,改善其社会交往的技能,改善学习状况,强化家庭成员的沟通。
  本文研究证明,实施社区青少年偏差行为的新媒体技术矫正过程中,充分发挥新媒体技术在青少年偏差行为矫正中的作用,坚持新媒体用于偏差行为矫正的原则,利用科学方法,能够确保个案成功实施。
公共管理 西南交通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家庭是构筑完整社会的要素之一,其美满与否将直接制约着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独生子女家庭因子女的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使其在本质上就已成为了风险家庭,这其中家庭养老风险尤为引人担忧。本研究选取仅孕育了一孩的第一代独生子女及其同龄人为研究对象,通过查阅了已有著述和研究成果,结合此群体尚年轻、未来不确定的特性,编制了一套适合测量第一代独生子女及其同龄人养老风险感知问卷,并引入政府信任、风险态度等变量来探索此群体的养老风险感知水平以及影响因素。
  研究发现,第一代独生子女及其同龄人有较高的养老风险感知水平。性别、学历、健康状况、所购养老保险类型、孩子年龄等都对其养老风险感知有显著影响,此外政府信任、一般风险态度以及健康风险态度也是影响因素之一。而在养老风险规避措施的选择上,第一代独生子女及其同龄人在家庭层面表现出高度自我养老意识。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自我规避养老风险作为落脚点,鼓励第一代独生子女及其同龄人积极通过经济储备、转变养老观念、加强身体锻炼、培养兴趣爱好等方式实现经济、生活、精神上的自我养老;呼吁年轻父母要更加关注子女的质量而非数量;其次,政府需进一步完善养老保障体制,注重发挥商业养老保险作用,并且养老保险要逐步向个人账户转换;最后社会要保持与时俱进,关注青年群体的养老顾虑和需求,创新、拓展新养老网络服务模式,实现养老资源共享。
社会保障 华中农业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家庭养老,长期以来都是我国农村地区用来保障老年人生活水平最主要的一种模式。即使是在社会保障事业不断推进的今天,家庭养老仍然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因为家庭作为抵御社会风险的最基础的合作单位,不仅是通过代际分工来平滑每个个体在不同生命周期里遭遇的各种风险,更是在交互过程中通过代际情感将每个个体紧密团结在一起,形成一种极其稳定的结构。中国社会也因此形成了极强的“家”文化,大多数国人的一生都离不开家庭,养老自然也不例外。
  本文认为,在中国传统的以“养儿防老”为核心的家庭养老模式中,女性往往是被要求扮演一个好媳妇的角色,承担着繁重的家庭照料的责任。传统道德要求她们“夫为妻纲”,把潜心侍奉公婆作为一个女性的孝道归属。而对于自己的父母,女儿们往往无暇顾及。现代化的进程给这个建立在身份归属上的模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女性有了更多的权利来独立自主地分配自己的资源,“女儿养老”的话语也因此具有了一定的合法性。本研究基于“女儿养老”的命题展开调查,发现在H县的农村地区,不少女儿已经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参与到家庭养老的实践中来,为父母提供了不少的养老资源。而她们的经济支持和时间支持并没有完全表现出完全替代的关系,可以按不同的养老资源投入情况来对她们的行为划分理想类型。
  基于这样的一个农村女儿在家庭养老中的行为类型划分,本文对女儿养老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多项logit回归分析并发现:第一、家庭的变迁给了“女儿养老”以生存空间,女儿对原生家庭的情感和现代性的意识能够提高其对于父母在时间和经济上的支持;第二,与许多研究结果不同,H县女儿对于父母的养老支持并未表现出明显的代际交换动机,与养儿防老路径中“媳妇养老”的工具性假设大相径庭。第三,“女儿养老”的行为能够优化农村老年家庭的资源供给问题,但是她们的行为也还是受到资源、空间和传统性别观念的限制。所以“女儿养老”一方面会继承传统家庭养老的路径,为老年父母提供适量的经济与时间上的支持,在另一方面又不会强调“交换动机”,而能在情感方面发挥更大的优势,提高自己父母的效用水平。
  我国的家庭养老支持体系势必会朝着“双系化”的方向发展下去,因为这种新型家庭养老模式体现的正是传统性的“孝”文化与家庭观念和现代性的生产生活方式相结合而做出的一个历史选择。对于这其中出现的问题也不能回避,要为女儿提供家庭养老资源的情形予以更多肯定,保障女性的经济权益与独立意识,努力培育更好的社会爱老敬老氛围,来应对即将到来的(或者说已经到来的)社会人口转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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