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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扬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和谐党际关系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本质属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但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和谐的党际关系不是从政党成立之初就形成的,而是随着国内国际环境的变化,随着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思想认识的不断深化而逐渐形成的。所以说,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和谐党际关系是具体的、历史的。在两党和谐党际关系发展过程中,主体问性思想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主体间性认知的发展,主体间性共存的实践,就是和谐党际关系逐渐形成的过程。
  在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成立之初,两党皆没有树立主体间性意识,没有将对方当作平等、完整的主体。此时的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互相视对方为对立面,采取抵抗、不合作的对策。因而在这个阶段,两党之间的关系是不和谐的,两党之间也没有合作与交流;随着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民主党派是可以作为合作对象的,民主党派也认识到两党具有政治共识,能够结成同盟。因而在这个阶段,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实现了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团结协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相互尊重彼此的主体地位,合作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等任务。1957-1978年,由于中国共产党的主体间性意识弱化,误将民主党派作为革命的对象,导致两党的合作遭受挫折。可见,主体间性意识强,则两党关系和谐,主体间性意识弱化,则两党关系不和谐。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共中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科学分析了民主党派的性质,重新确立了民主党派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完善了与民主党派合作的方针,促进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和谐党际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和谐党际关系是具体的历史的。在新时期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和谐党际关系存在不稳定因素,主要体现在两党交往合作中主体间性意识不坚定,合作机制不健全等弊端。针对党派交往中的不足,笔者提出要进一步坚持互相平等、相互理解和彼此关爱的原则,增强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主体间的互主体意识;要认识主体间平等关系中的差异性,改善共产党民主、科学的领导方式,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动摇;最后,党际协商、民主监督作为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交流、协作的重要方式,要推进党际协商广泛、多层、制度化建设,推动民主监督公开、组织、法制化发展,以此促进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主体问的理性交往。
社会工作 扬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中国自古就有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因此家庭养老模式在过去一直是我国最主要的养老模式。然而,随着我国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以后,单纯的家庭养老模式已远远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弱化,应运而生的居家养老、机构养老、异地养老等多元化模式取代了单一的家庭养老模式。同时伴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老年人养老模式的多样化也有了充分的发展条件。在这种现实背景下,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视角,探讨老年人作为整个社会生态系统的子系统与各个系统的相互作用,就更有利于全面地分析老年人面临的养老问题,能更好地帮助老年人寻求适宜的养老服务模式,从而为构建合理的养老模式体系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
  因此,本文首先收集了我国养老形势的相关资料,并介绍了我国现阶段养老特征与存在的问题,同时叙述发达国家先进的养老模式发展进程(以日、英两国为例),从中找出有益的启示。其次,基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逐一分析了微观系统(老年人自身与家庭系统)、中观系统(人际关系系统)、宏观系统(政府、社会与文化系统)影响我国养老模式体系的因素。强调老年人“人在情境中”,作为社会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是在社会生态中的各个系统相互作用下进行养老生活的。最后,对邢台市桥东区的塔林南社区、新兴南社区、南羊市道社区三个社区的老年人的基本生活状况进行了调查了解,主要针对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健康状况、收入情况以及老年人对子女和社区的满意度这四个方面进行调查,这些问题分别代表老年人生活的客观环境条件和主观感受;在此基础上,调研并探讨了邢台市桥东区老年人的养老模式和目前存在的问题。然后对于这些相互作用的结果进行合理的理论分析与总结,提出了基于社会生态系统环境理论视角下,对城市养老模式构建的建议。
社会工作 扬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单位制的解体,社区成为我国城市管理的基本单元。目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主体——社区居委会,在实际治理过程中行政化倾向明显,行政化倾向导致社区居委会在社区治理中重管理轻服务,引发了一系的问题,包括社区居民对社区服务的满意度较低,缺乏社区归属感,社区服务效率低、社区服务质量低等问题。与此同时,我国社会组织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已成为我国社会治理中的重要力量,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成为解决我国目前社区治理困境的一个选择。基于这一现实背景下,本文的研究主题是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模式。结合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现实国情,本文采取了社会策划理论作为本文的讨论视角。
  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采取文献研究法和个案研究法。文献研究主要是通过查阅相关资料,了解相关理论和前人研究成果,并论证本文采取社会策划理论介入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合理性。此外,通过文献研究,总结国外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成功经验,为本文最后提出的模式做理论参考。个案研究是本文研究最重要的方法。本文通过对社会策划理论介入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实践(淮安市城西社区治理项目)进行跟踪、分析,总结社会策划理论介入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中遇到的困境和成功经验,并以此作为实践基础,最后结合新加坡城市社区管理经验,提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政社互动模式”。
  政社互动模式是结合城西社区治理项目的实践和新加坡城市社区管理经验得出的,具有明显的社会策划理论特征。政社互动模式具有合理分工、策划指导、地位平等三大特征,政社互动模式的实现需要政府自上而下的改革,强化社会组织的地位,使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取得与社区居委会平等的地位,社会组织负责社区的社区服务,社区居委会负责社区的行政管理,二者在社区治理中合理分工、和谐共治。在政社互动模式的实施路径上,本文提出从四个方面经行介入:自上而下的策划指导、法律层面的制度保障、街道层面的服务计划、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
社会保障 山东农业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人口老龄化、家庭小型化、少子化的趋势,以及就业社会化和居住流动化分散化,我国农村地区产生了大量“空巢老人”。由于我国农村地区经济水平发展相对落后,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弱化,这就使得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质量偏低,在经济供养、生活管护、精神慰藉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
  本论文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通过对山东省农村空巢老人调查数据的深入分析,筛选影响农村空巢老人养老质量的相关因素,力图有针对性地对农村空巢老人养老保障的体系进行完善。论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为引言,提出了本论文所要研究的问题,阐明了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对国内外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阐述本论文的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指出本论文可能的创新点及存在的不足。第二章为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本章对农村空巢老人的相关概念以及本研究的相关理论做了全面阐述。第三章为山东省农村空巢老人养老质量的现状评价分析。根据调查问卷,总结出山东省农村空巢老人目前的养老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第四章为山东省农村空巢老人养老质量影响因素分析。运用 SPSS16.0软件对问卷调查所整理的数据进行单因素分析和Logistic多元回归分析,筛选出影响空巢老人养老质量的关键因素。第五章是提高农村空巢老人养老质量的建议及协调机制。本章分别从政府、社区和家庭三个角度来阐明如何提高农村空巢老人养老质量。第六章是研究结论及展望。在这一章节中,总结本论文的主要结论,并指出本论文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通过对调查数据进行单因素分析和Logistic多元分析,最终得出经济状况满意度、孤独感、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医疗保险4个变量对养老质量的影响尤为显著。由此提出满足农村空巢老人养老中各种需求的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分别是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为代表的基本保障;以家庭、社区、养老机构为主体的联合保障;以老人互助为主的辅助保障;以民间资本和商业保险为主体的补充保障。在此基础上提出养老保障服务供给方各主体之间相互协调,以保障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的顺利实施。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浙江农林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下简称“新农村建设”)是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依据我国农村建设的总体布局,发展农村经济并逐步完善农村在各方面的建设,逐步将农村建设为“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作为其重要内容之一,其目的是将逐步“原子化”的农民重新“聚合”于社区中,重构农村社区生活共同体。
  论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了国内外学者对农村社区以及农村社区生活共同体重构的研究现状。第二部分,剖析了我国农村社区生活共同体的演变及其解体原因。第三部分,分析了农村社区生活共同体创新重构的含义及其必然性。第四部分,阐述了新农村建设以来农村社区生活共同体创新重构的现状。第五部分,分析了新农村建设在农村社区生活共同体创新重构中的作用。
  中国农村社会发展中有着特有的农村生活共同体的发展逻辑。由于中国社会独特的历史与文化传统,农村社区生活共同体经历了传统血缘共同体时期、政治共同体时期,现在新型农村社区生活共同体正在积极重构中。农村社区生活共同体创新重构并不是对原有生活共同体的简单“复归”,而是在遵循共同体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融合新的社会发展要求,对农村社区生活共同体的创新构建。
  经济社会发展中,国家需要稳定的农村社会和繁荣的农村经济作为支撑,农民也需要寻找新的精神寄托和对农村社区的认同,国家与农民的需求构成了农村社区生活共同体创新重构的必要性。农村社区生活共同体有其内在的发展规律,而且其基本的构成要件依然存在。农村经济在新农村建设中得到了极大地发展;农民的经济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农民的精神需要更加紧迫,而农村社区建设满足了农民的各项需求,这提供了农村社区生活共同体创新重构的可能性。
  通过对浙江省几市的调研发现,新农村建设以来,村庄的凝聚力明显提高、村民对公共事务参与度提高、邻里和家庭关系更加和睦、村民的法制意识和法制观念明显增强,村民对村干部更加认同。村民能够在新农村建设中更积极地“聚合”于社区中,体现了农村社区生活共同体加速重构的趋势。
  通过以上各项的数据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社区生活共同体重构具有紧密地相关性。新农村建设中完善了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使农民对农村社区的满意度提高。整治了村容村貌,提高了农民对社区的认可度。建立了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制度,缓和了农民家庭矛盾、发展了农村和谐的风气。加强了农村社区治安和农村社区文化,提高了农民的安全感和归属感。进而提高了农村经济实力,稳定了农村社会环境,繁荣了农村文化,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社区生活共同体的创新重构。
社会保障学 山东农业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我国是在“未富先老”的条件下进入老龄化社会并快速推进,此时完善的养老保障体系还没有建立,老年人的“养老”问题也日益凸显。其中,老年群体中的特殊群体如农村空巢老人存在经济缺失和子女缺失双重情境,更是面临着更多的养老风险,需要国家和社会给予重点关注。那么,在较多可以选择的养老模式中,空巢老人愿意以何种方式养老将关系到他们的养老质量和需求满足程度。因此,了解其养老模式选择意愿并提供有针对性的养老保障措施意义重大。
  改革开放以来,山东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但也引发了城乡间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衡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农村社会养老模式的运行环境。因此,在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及社会养老服务事业发展不成熟的条件下,构建与其相协调的农村空巢老人养老保障模式势在必行。而学界以往对空巢老年人养老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空巢群体,对农村空巢群体的关注相对较少。
  山东省是全国人口大省,不但老龄化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村空巢化率也相对较高。因此,本文通过相关学科理论,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对山东省17地市农村空巢老人养老保障模式意愿选择的基础上,进行实证分析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在研究中,本文先采用单因素分析,主要是通过一系列的交互分析分别展现各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即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前提下某因素对养老方式选择的影响,并运用卡方检验方法检验影响的显著性。继而将单因素分析出的显著影响因素纳入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进一步探讨多因素综合作用对农村空巢老人养老方式选择的相互影响及程度,以便更有针对性的提出相关意见和建议。
  最后,基于以上的探讨和实证结果,分析了山东省17地市农村空巢老人养老保障模式的选择受人口特征、思想观念、经济状况、社会环境等4大类8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为能够为农村空巢老人提供有针对性的养老保障,提出了以养老模式选择意愿为导向的,围绕自我养老开展养老服务、加强政府资金保障设立养老补贴、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农村养老以及增强子女照护义务履行兜底责任等建议。
公共管理 内蒙古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内蒙古是我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也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模范自治区。在执行中央政策的同时,内蒙古结合地区实际,积极探索地方政府在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供给中的职能。进入新世纪以来,内蒙古经济快速发展,连续多年增速全国第一,但是城乡居民收入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尤其是农牧区的养老保障水平较低,富民强区任务十分艰巨。近年来学术界十分重视社会养老保障政府供给问题研究,重点探讨城乡统筹背景下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政府供给的现实基础、运行模式和基金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因此在这种研究背景下,研究内蒙古农牧区养老保障服务的政府供给问题就显得十分重要。由于内蒙古农牧区自然地理、文化习俗、生活方式、经济结构以及收入状况的特殊性使得内蒙古农牧区养老保障平低、政府供给困难,因此能否建立起与农牧区发展相适应的农牧区养老保障制度关系到内蒙古的牧区发展,更加关系到我国的民族团结以及边疆稳定。
  本文以内蒙古农牧区养老保障服务政府供给问题为研究内容,阐述了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较全面地分析说明了内蒙古农牧区养老保障服务的政府供给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存在的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借鉴国内外养老保障政府供给的经验,提出了完善内蒙古农牧区养老保障服务政府供给的对策,第一加大政府在农牧区养老保障中的财政投入力度,第二完善农牧区养老保障服务相关法律法规,第三继续探索多种形式的农村牧区养老保障供给,第四继续健全政府养老保障管理体制。
政治学理论 华中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直至土地改革之前,沿袭上千年的土地私有制在乡村社会衍生的租佃制度和主佃关系仍稳定地存在着。地主对土地的占有使其在主佃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佃农为租到地主的土地满足生存需要不得不承担多种义务,在主佃关系中只能处于从属地位。在地主主导、佃农从属的主佃关系下,主佃双方各自的生存状态也由此呈现出巨大的差异:佃农尚未满足温饱,社会地位低下;地主生活富足,在村庄中有身份有地位。国家强力主导下的土改运动使地主和佃农的生存环境都骤然发生改变,他们原有的“主导-从属”关系和生存状态被彻底撕裂打破。从佃农和地主自身角度着手进行研究,乡村社会主佃关系遭到破除,佃农和地主生存环境忽逢巨变,面临新的生存环境佃农和地主在土改中会采取何种政治行为?本文试图以乡村社会主佃关系下双方的生存状态作为研究基础,通过实地访查一个村庄的土地改革过程,重点论述了随县X村的佃农和地主在土改过程中当政治生存环境、经济生存环境和人身安全环境发生变化时,为改善生存状态或控制生存状态恶化各自采取的政治行为,并试图归纳出佃农和地主除了受到国家建构外,在土地改革中政治行为一种新的解释路径和逻辑。本文认为生存理性是佃农和地主在土改中政治行为所共同遵循的一种行为逻辑,这是佃农和地主政治行为的内生动力。其中,生存环境的转变是佃农和地主在生存理性的作用下采取不同政治行为的触发机制。
政治学理论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相对剥夺感是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指的是个体或群体将自己的某些方面如收入、地位、利益等,与选定的参照对象进行比较后,产生的一种不公平的主观感受。当前,相对剥夺现象已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研究,但从宏观层面、系统地探讨相对剥夺感的影响因素和影响效应的研究还比较少,尤其是相关实证研究更是稀少。
  对此,本文使用现有统计资料分析方法,依据现有的2003年和2013年的CGSS调查数据,对我国民众相对剥夺感的影响因素和影响效应进行分析。在探究相对剥夺感的影响因素上,本文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技术,着重探讨了个体特征因素、经济状况因素、社会文化因素和特殊经历因素等对相对剥夺感的影响。在探究相对剥夺感的影响效应上,本文使用列联表和相关分析,重点阐述了相对剥夺感对政治参与、集体行动、官员道德满意度和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缓解我国民众相对剥夺感的基本对策,以期为实现当前我国社会稳定与和谐提供一些指导。
  研究结论表明:首先,从2003年到2013年,我国民众的整体相对剥夺感在下降。其次,各类相对剥夺感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具体表现为,横向相对剥夺感、纵向相对剥夺感和由生活不幸福引发的相对剥夺感三者之间互为正相关。再次,个体特征因素、经济状况因素、社会文化因素以及特殊经历因素等都对相对剥夺感有重要影响。其中影响最大和最稳定的是经济状况因素中的家庭收入、家庭生活水平层次和社会文化因素中的工作满意度、亲友密切度。最后,相对剥夺感能够对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产生影响。相对剥夺感对政治参与、官员道德满意度和公共服务满意度有负向影响,而横向相对剥夺感对集体行动有负向影响,纵向相对剥夺感对集体行动有正向影响。
公共管理 广西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毒品是当今社会的三大公害之一,而吸毒也是当今世界最复杂和最难解决的社会问题之一。禁毒工作有许多环节,戒毒工作只是其中一个重要环节,而对吸毒行为进行矫治则是戒毒工作的重要内容。从国际经验看,世界上许多国家采取了各种措施来对吸毒行为进行矫治。目前在我国,对吸毒行为的矫治模式一共有四种,即自愿戒毒、社区戒毒、医疗戒毒、强制隔离戒毒。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访谈法、数量分析法、系统分析法,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以江西省为例,分析了吸毒行为矫治碎片化的问题,并且提出整体性治理对策,这样以理论促进实践,既有理论意义,也有实践意义。研究发现,江西省吸毒行为矫治的碎片化困境表现为:戒毒行为矫治的理念碎片化,共同体意识差;戒毒行为矫治的权责碎片化,诞生部门主义;戒毒行为矫治的功能碎片化,功能重叠严重;戒毒行为矫治的资源碎片化,资源整合不足。为此,本文基于整体性治理提出江西省吸毒行为矫治模式的优化路径:推动吸毒行为矫治共同体的形成,开展协同行动;理顺吸毒行为矫治部门的权责关系;准确定位吸毒行为矫治模式的功能;整合吸毒行为矫治的社会资源。这样,可以有效化解吸毒行为矫治过程中的碎片化困境,形成统一的、有序的吸毒行为矫治模式,利于我国禁毒事业的健康发展。
社会工作 江西财经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在人口老龄化趋势不断加剧的背景下,高龄化趋势也逐渐明显,其中需要照料护理的失能老人的规模也逐年增大。全国失能老人调查研究显示,到2010年年底,我国部分和完全失能老人已经高达4000万,而与目前我国社会化照料服务未能及时跟进的现实情况相比,形势严峻。对于失能老人长期照料这一问题,社会已关注已久,也意识到将为给庭和社会带来巨大的挑战和压力。为此,对失能老人照料服务的相关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在通过查阅关于我国城市失能老人照料服务情况的基础上,采用实地调查和访谈法对江西省H县城市失能老人长期照料服务与实际需求情况进行归纳、分析和研究,经研究发现,在城市失能老人长期照料服务中存在的问题表现为:家专项性长期照料服务政策制度缺失、社会力量参与度低,失能老人供需失衡、传统家庭照料服务功能减弱,社区养老服务功能发挥不足等。
  为此,本研究认为以政府为主导、以居家养老为基础、以社区为依托、以机构为支撑的失能老人长期照料服务很有必要。而针对完善城市失能老人长期照料服务要加快制定和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建立符合国情的专项性长期照料服务保险制度,加快专业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建设和培育,积极推进“医养融合”发展等等。
政治学理论 华中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土地改革运动的基本内容是要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对于搬家子而言,他们是土地改革运动最直接的受益群体,其参与土地改革运动的热情应该是十分高涨的。但是,通过对四川省仪陇县D乡十余位土地改革运动亲历者的访谈以及查阅当地的土地改革运动文献资料发现情况并非如此。搬家子不但没有表现出热情参与,反而在土改来临时呈现出犹豫观望的态度和行为。是什么原因导致搬家子产生了这样的行为?其政治参与主要的动机是什么?
  基于以上问题,本文通过土地改革运动前、土地改革运动初期和土地改革运动中后期三个阶段,细致地还原搬家子在土地改革运动过程中的政治参与行为,深入地探究其背后的原因。土地改革前,搬家子依附于地主而生活,无地使其处境艰难并且几乎没有政治生活;土地改革初期,利益的不确定性导致了他们出现了犹豫观望的政治行为;土地改革中后期,通过政策导入以及自身观念转变,他们对土地、身份和利益有了新的认识,并且热情参与到土改之中。因此,在土改初期,基于对将有土地和将有身份这一现实的理性抉择,搬家子选择犹豫观望,而其政治参与的动机主要来自于经济利益和身份意识两个方面的权衡。
政治学理论 江西财经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人们对机构养老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大。由于机构养老服务本身是一项社会福利服务,具有准公共物品的性质,无论是单独由政府提供还是市场提供都无法实现其效用的最大化,因此,作为民间组织的民办养老机构在提供机构养老服务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实际发展中,民办养老机构自身需要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相统一,这就使得其在市场经济中极易陷入治理绩效低下的困境,所面临困难的具体形式表现为:资金短缺、护理人员不足、管理风险问题等,造成这些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这些困难的背后,支持民办养老机构依然存在并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通过笔者的实地调研访谈,分析出民办养老机构背后的支持因素,并对民办养老机构的治理绩效提升策略探讨,可以很好地了解民办养老机构的产生和发展,以及未来我国民办养老机构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意义。
  本文采取的是质性研究的研究方法,调查研究的对象是江西省F市的部分养老机构的管理人员、护理人员、老年人。本文运用问卷调查法、个别访谈法、观察统计法等一系列科学的方法,以机构养来治理绩效为调查目标,通过对民办养老机构中的老年人的问卷调查和访谈,从机构管理人员、护理人员、政府多方视角分析民办养老机构的供需,并提出发展建议。观察民办养老机构的现实环境,了解了民办养老机构目前的生存现状和困境,发现了民办养老机构在困境中仍然能够生存并发展的支持因素来源有政府支持、市场需求、民办养老机构自身的力量,而家庭的物质支持和精神支持依然是养老保障的最重要因素。
  对于民办养老机构的老年人主要通过问卷测量其满意度水平,找出影响其满意的的因素,从而改善机构的供给;对于护理人员,主要通过个别访谈,了解他们的工作内容、绩效考核方式和工作感受,并通过优化他们的绩效考核方式等来改善民办养老机构的治理绩效;对于机构管理人员,则通过访谈了解他们的困境,通过改善管理来改善供给;对于政府层面,主要从政策法规的改善来帮助机构提供更好的服务。最后对于民办养老机构的发展提供一定的方向性建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内蒙古民族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民养老问题是最重要的民生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社会保障要全民覆盖,要实现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病有所医。在当前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攻坚阶段的背景下,农村养老保障体系有效运行、农民养老问题有效解决不仅事关社会稳定和谐发展,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也意义重大。
  随着城镇化水平逐渐提高和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剧,通辽市农牧民养老保障问题矛盾凸显,具体表现为家庭养老传统模式基础地位开始动摇,自主养老模式只能作为过渡手段,但社会养老模式还很难为农牧民接受,农牧民养老保险的保障作用有限。
  对通辽市农牧民养老保障形成制约的因素,主要来自城乡二元结构的束缚、人口老龄化的冲击、传统观念的不利作用、农牧民养老保障资金不足,另外,政府责任履行不到位也是重要原因。
  如何应对社会发展对传统养老模式的冲击?既要传承中华民族特别是蒙古民族孝老、敬老的传统美德,发挥传统养老模式的优势,也要变革观念,为传统养老模式增添新的生命力。更重要的是要促进通辽地区农村牧区的发展,提高农牧民收入水平,而且,地方政府一方面要加大投入,另一方面还要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努力探索适合本地区的具体措施。
  本课题的研究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阐述:绪论部分主要介绍本课题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及意义,并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成果进行综述。第一部分对中国农村养老模式主要类型及特点进行总体概括,为研究通辽市农牧民养老问题奠定理论基础。第二部分为通辽市农牧民养老模式运行现状介绍,通辽市农牧区养老的突出特点是:家庭养老基础地位开始动摇;自主养老模式只能作为一种过渡;养老保险的保障作用有限;社会养老模式还很难为农牧民接受。第三部分分析制约通辽市农牧民养老问题解决的主要因素,原因包括:城乡二元结构导致了通辽市农牧民养老保障滞后;人口老龄化对通辽市农牧民养老形成冲击;传统观念对养老变革起束缚作用;资金投入不足;政府履职不到位等。第四部分通过对通辽市农牧民养老问题的分析,提出完善通辽市农牧区养老制度的政策性建议,即统筹城乡发展,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实行科学人口政策,努力减小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冲击;移风易俗,突破传统养老观念对农牧民思想的束缚;多渠道筹集资金,加大农牧民养老保障投入;尽职尽责,充分发挥政府对农牧民养老的职责。
行政管理 广西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中国老龄化趋势的日趋严重,养老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我国处在一个人口数量呈现快速老龄化增长的趋势下,严峻的形式对于养老机构运行管理多样化的追求日益强烈。如何妥善安置老年人,使他们度过幸福、健康的晚年生活,这是我们所关心的事。长期以来,我们存在的养老机构都是公办养老机构和民营养老机构两种类型,但是现如今这两种养老机构已无法满足我国老龄化的需求,找出更能满足社会发展需要的养老服务机构迫在眉睫。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出现了一类由社会资本参与到公办养老机构建设管理的养老机构,即“公建民营”的养老机构。
  本文以南宁市实施公建民营的养老机构为例,通过实地调查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参与观察法和访谈法来作为本文的研究方法。笔者的调研以南宁市新阳真情养老院为例,新阳真情养老院是南宁市西乡塘区公建民营养老机构的代表,在调研中笔者发现公建民营养老服务机构在运行管理的过程中存在着政府监管乏力、运行资金不足、整体服务质量不高和养老服务机构与养员责任划分不明确等问题。这些问题产生原因首先是公建民营的养老机构在运行管理中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政府监管的范围和力度也在随之摸索着前进;第二,运行资金筹集渠道过窄导致资金不足;第三,养老服务机构服务意识滞后导致整体服务质量不高;最后,因为权责划分不清,出现安全事故难以辨明责任。
  细究这些问题的原因,我们提出相关改进措施:首先要明确政府职责,包括健全并完善政府监督管理机制、协同治理,发挥各个主体作用和政府转变管理方式;其次要明确养老服务机构职责,提升服务质量,包括引入专业护理人才、采用互联网技术、利用科技保障健康、建立第三方评估制度、对养老院评优、引入社工这些方式;最后要建立完善的老年人监护制度,出台相关法律细则保障老年人和养老服务机构的权益。
政治学理论 华中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以贫雇农、中农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查,以河北省土地改革运动的背景条件和开展进程作为研究脉络,研究土地革命时期南村村民如何平分土地、怎么土地调均、平均的结果,主要聚焦于土改时期南村如何通过土地运动来实现农民土地的要求的过程,分析农民贫富差距的产生原因。本文的研究结构主要分为六个部分。第一章是导论,阐明研究背景,梳理文献,提出本文的研究思路、方法,对个案村庄土改前期的现实情况和农民生活情况进行简述;第二章是土改时期,通过“拔尖选地主”的形式,没收土地,进行土地平分,实现贫雇农“人人有田”的平等理想;第三章是土改时期,为了团结各阶级参加解放战争,南村通过“抽补调均”的方式,实现南村全民土地平均;第四章描写土地平均以后南村的社会情况——土地平均而农民贫富差距:第五章是对土地平均而农民贫富差距这一土地平均悖论进行分析和思考。
  南村通过“拔尖抽补”的土地运动,基本上实现了村民之间的土地平均。但是土地平均却没有给广大村民带来相同或相等的生活,反而形成了“均而不等”的形象,这一现象与农民最初进行土改运动的目的和初衷——“翻身做主、获得土地、实现平等”是相悖的。笔者通过从个人能力、家庭资本、国家三方面进行分析均而不等的原因,进而发现土地平均与农民平等相悖这一理论。
农村与区域发展 华中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土地改革运动的开展改变了中国乡村的政治经济格局,为农民争取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同时农民也在政治上翻身,当家做主人。学界对土地改革时期农民政治心理发生怎样的转变,及转变背后的深层因素的研究甚少,笔者就是从土地改革时期农民政治心理发生改变这一视角入手,深入分析其背后深层次的因素。
  本文以河南滑县王庄镇十七位老人的口述史材料为基础,并结合滑县县志,选取农民为研究对象,探析滑县王庄镇地区土地改革时期农民的政治心理经历了哪些变化,以及这些转变背后的动因。笔者通过在滑县王庄镇是十七位八十岁以上老人的访问、记录,并在此基础上经过二次分析整理得出滑县王庄镇农民在土改过程中经历了“怕”、“恨”、“争”三个阶段的政治心理的转变。“怕”主要体现了土地改革前农民在生产生活上依赖地主,地主与土匪勾结。这使农民对地主产生怕的政治心理;“恨”主要描述的是农民的阶级意识逐渐觉醒,对地主剥削自己那种从内心深处散发的恨意;“争”主要描述的是土地改革中农民热衷于对地主的批斗与土地改革之后农民政治、经济上的翻身。
  笔者也进一步分析是什么样的因素使一向忍让、温顺的农民群体爆发出如此强烈的行为,发生如此大的政治心理的转变。笔者发现通过财、权、势三要素的不同组合方式,农民对地主有不同程度的恨和不同的表达方式。“财+权”模式下,农民对地主只是轻微的恨,选择批评教育的方式教育地主;“财+势”模式,农民对地主的恨提高一个等级,采用“上老杆”的方式批斗地主:“财+权+势”模式,农民对地主的恨到达顶峰,采用“万人会”的方式批斗地主。至此,就详细的分析了土地改革中农民政治心理转变的过程,及其影响转变的因素。
社会保障 华中农业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在农村养老研究领域,学者们常以养老水平、养老质量、养老福利等词汇描述农村老年人养老状况,但是对养老状况好坏优劣的评价标准却鲜有专门研究。而在经济学、人口学等领域,已然存在众多成熟的关于居民生活质量、生活水平及其指标体系的研究,为如何确定评价标准提供了方法上的参考。本研究提出“个体视角下农村老年人养老水平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应用”这一研究题目,旨在对上述两个研究领域进行一次探索性结合,构建农村老年人养老水平评估指标体系,利用所构建的指标体系评估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水平,依据评估结果呈现农村老年人养老水平现状,并进一步深入挖掘影响农村老年人养老水平的因素及可能的原因,最终完成一项逻辑相对严谨的农村老年人养老水平评估指标体系研究。
  本研究以穆光宗的养老资源说(2000)为指导,认为经济或物质资源、照料资源、精神资源的多少,可以代表养老水平的高低。以2013年CHARLS全国基线调查数据为素材,采用因子分析方法,从21项养老资源指标中筛选出反映农村老年人经济、照料、精神资源的8个关键指标,构建起农村老年人养老水平评估指标体系。最终的指标体系中含有4个维度,分别是:子女照料(0.309)、个人经济(0.246)、生活自理(0.229)、精神满足(0.216)。第一个维度反映出养老水平评估指标体系的子女特征不可忽视,尤其子女照料是权重最大的维度,后三个维度则显示出该体系的个体特征明显,农村老年人自身和及其子女是决定养老水平高低的两个主体。
  研究者利用该指标体系评估数据样本中每位农村老年人的整体养老水平(F)及其各个组成部分的水平,分别是子女照料水平(F1)、个人经济水平(F2)、生活自理水平(F3)、精神满足水平(F4),并对不同年龄、性别、婚姻状态、居住方式、劳动状态的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水平现状进行了描述与对比,对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水平的整体与部分的分布现状与特征形成一定的认知。
  在现状分析的基础上,研究者分别以养老水平综合得分和各项养老水平因子得分为因变量,引入年龄、性别、婚姻状态、居住方式、劳动状态5项个体特征为自变量,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得到以下研究结论:第一,男性、无配偶、与子女同住的农村老年人的子女照料水平更高;第二,低龄、男性、与子女同住的农村老年人的个人经济水平更高;第三,低龄、男性、有配偶、仍参与劳动的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自理水平更高;第四,高龄、女性、无配偶、不与子女同住、退出劳动的农村老年人的精神满足水平更高;最后,综合而言,高龄、男性、无配偶、与子女同住、仍参加劳动的农村老年人的整体养老水平更高。
环境工程 四川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近年来城市建设飞速发展,具有复杂性、多样性的城市公共安全风险问题接踵而至,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城市经济的建设都受到了严重威胁。安全社区建设作为能预防事故与意外伤害的有效手段,在国外受到了推广与普及。安全社区在引入我国的十几年时间里发展迅速,然而我国还没有一套评价安全社区建设的绩效的标准,这严重制约了我国安全社区建设的推进。
  本文通过分析现有安全社区建设成效模型的不足,首次提出建立粗糙集—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对安全社区建设的绩效进行评价。粗糙集理论在进行数据挖掘时具有先天优势,既能筛掉冗余指标,又能较客观的确定指标权重,同时,安全社区绩效的优良是一个内涵清楚而外延不明确的模糊问题,而模糊综合评价法正好可以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将两者的优点有机结合,建立粗糙集—模糊综合评价模型进行评价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安全社区绩效评估研究。
  本文分析了我国安全社区绩效评估的研究现状,提出了应从政府组织机构和居民两个大的方面来构建指标体系,通过梳理影响评价结果的要素,结合国际和我国安全社区建设标准,建立新的评价体系,使其在强化居民的重要作用的同时更加精炼;并利用粗糙集理论所特有的属性约简功能筛除冗余指标,得出优化的指标体系,其中一级指标包括社区建设机构日常工作情况、信息交流与培训、事故伤害风险辨识与预防、安全促进项目和社区居民参与情况;再通过粗糙集属性重要度原理,进行各个指标权重确定,建立基于粗糙集定权的模糊综合评价模型;最后对三圣街道安全社区建设的绩效进行评估。经分析,评价结果与实际基本相符,初步证明了粗糙集—模糊综合评价模型的合理性与适用性。
社会保障 华中农业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在计划生育国策、城镇化进程加速、劳动力市场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农村养老危机和城市“啃老”问题凸显,其挑战了费孝通提出的“反馈模式”,由此引发了学界一场关于“孝道是否衰落”的争论。通过梳理已有文献,我们发现:关于孝道评价的主体,已有文献多从社会或学者自身视角进行探究,却忽视从最重要的评价主体——亲代(孝道支持的直接获得者)视角进行研究;关于孝道评价的客体,已有文献多是笼统对所有子女进行孝道评价,却忽视了多子女问题对研究结论准确性的影响;关于孝道评价的内容,已有文献多从供给视角即子女孝行为研究孝道评价,却忽视了从需求视角即亲代的孝道期望进行研究,自然也未能从供给与需求间差距的视角进行研究。基于此,本研究利用湖北省红安县6镇13个村的调查数据,拟从供求视角来综合探讨农村老年人对子女孝行为的孝道评价。需要指出,本研究中的“子女”主要指在世且年龄最大的子女。研究发现:
  第一,当前农村老年人对子女的孝道期望并不高。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在自己年老无法照顾自己、经济紧张等困难时刻子女可以尽孝,二是子女在闲暇时可回家或打电话给家里。子女能力、自身能力、家庭子女结构是影响孝道期望的重要因素。结构性压力的背景下,受“责任伦理”的影响农村老年人的孝道期望相对较低,孝道期望不会受子女家庭经济状况、家庭抚养比和自身的家庭经济状况、健康状况的影响,在子女数较多或者该子女身体健康状况较差时甚至会进一步降低对该子女的孝道期望,但是一旦丧偶,通过配偶来互助养老的愿景就会破灭,他们就不得不提高对子女的孝道期望。此外,受“荞麦不算粮,女儿不养娘”的影响,农村老年人对儿子的孝道期望要高于对女儿的孝道期望,但是对于纯女户家庭而言,受家庭结构的制约,他们不得不提高对女儿的孝道期望。
  第二,结合农村老年人的孝道期望发现,当前农村子女的尽孝情况较好,基本达到了农村老年人的要求。我们发现,结构性压力背景下子女尽孝呈现出通过增加经济支持方面的孝行为来弥补生活照料方面孝行为缺位的倾向;农村老年人获得的子女孝道支持受到子女能力、父母能力、家庭子女结构的影响,如子女的健康状况、居住距离、被访者是否丧偶、子女数是重要的影响因素。然而,我们也发现:(1)子女的孝行为也存在一定的功利化倾向;(2)尽管男性老年人与女性老年人的孝道期望不存在差异,但男性老年人获得的子女孝道支持却低于女性老年人;(3)尽管农村老年人对儿子的孝道期望要高于对女儿的孝道期望,但是获得儿子的孝道支持与获得女儿的孝道支持却不存在差异,女儿养老逐渐凸显。
  第三,当前农村老年人对子女的孝道评价普遍偏好,也基本上不认同当前学界流行的关于不孝的说法。农村老年人进行孝道评价时并不是简单根据获得的子女孝道支持(供给)或自己的孝道期望(需求)进行评判,而是结合自己对该子女的孝道期望(需求),根据其孝行为满足其孝道期望的情况来进行评判,这是农村老年人孝道评价的机理。此外,研究发现农村老年人对女儿的孝道评价要高于对儿子的孝道评价,结合其孝道期望与获得的子女孝道支持情况,农村老年人孝道评价的机理被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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