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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的核心要旨是以《道藏》中的传染病资料为切入点,考察道教作为一门以医弘道的宗教是如何应对传染病的。所谓“应对”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为道教如何解释传染病的染易,二为道教采取何种策略来治疗传染病。要讨论这一问题,首先要做好研究“样本”的选择和确定,并与传统中医的相关论述做比对,以期更好地呈现道教在传染病治疗方面的特色。经过前期的资料检索和汇总,本文择取了《道藏》中出现频次较高的传染病作为研究对象,包括疰病、传尸痨瘵、疟疾、瘟疫、癞/疠、狂犬病、寄生虫病、伤风感冒等。
  第一章对比了道教、传统医学对以上传染病作出的病因和病状论述。总体而论,道教与传统医学在伤风感冒和狂犬病病因解释基本相同,但在传尸痨瘵、疰病、疟疾、瘟疫、寄生虫病方面则出现了不少相异之处:传统医学以体质差异、六气、阴阳、纵欲、鬼邪为疾病递相传染之因;道教则将传染病之染易与劝善修身、果报、鬼、三尸九虫、气等联系起来,为道术治疗传染病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对疰病、痨瘵和寄生虫病的病因解释的考察为本章的重点。疰病是一大类疾病的总称,不少非传染病都被纳入到疰病的范畴中。道教以“注鬼”为其病因。此论曾盛极一时,宋元以后渐衰。痨瘵本为疰病中的劳疰、鬼疰、尸疰,而后随着人们医学知识的积累,体系庞杂的疰病被病证更加确切、传染性更强的痨瘵所取代,成为《道藏》论述最多的传染病之一。这种变化有其渊源,文中亦一并探讨之。寄生虫病是考察传统中医与道教在虫致病论上的具体异同的重要切入点。道教的三尸九虫和“虫食人”的观点使虫致病论在《道藏》中有巨大的领地,其篇幅之大,内容之丰富远超世医论著。此外,道医中虫既是病因又是传染媒介的观点也影响着世医。
  第二章讨论了道教医治传染病的手段和策略。传统医学为道教治疗传染病手段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在医治传染病的部分,道教与传统医学均采用了汤液、针、炙、沐浴等方法,二者差别不大。
  第三章专讲道教“神治”传染病的手段和策略。道教在这方面用力甚深,不断对其医药神系进行增删改订,对新进入道教的神明,还专门创造出与之配套的符咒之术,以应对各种各样的传染病。北帝和天蓬是这些新医药神的“领导”。从《道藏》反映的情况来看,这些新医药神大多湮灭于历史的长河中了,但只要他们曾经存在过,他们就具有历史价值。另外,道教还吸收了政府对医学的分科和管理制度。宋元医药符的分科情况与政府的医学分科相类便是例证。在第二、三章中,我们还将以传染病治疗为窗口,看到随着时间流逝,道门对传统中医的态度的转变——宋以后,部分道门中人在竭力想办法与医者“划清界限”。以传尸痨瘵的治疗为例,道士章云长等人一面贬低世医之医术、医德,一面借机抬高驱痨虫疗瘵法的优越性,以吸引人们前来修习。这与陶弘景、孙思邈等人亲近医学的态度相去甚远。
  综上所述,道教对传染病的病因论述和治疗方法,始终有医学面、宗教面的冲突和融合。在这种背景下,把握道教如何在不断吸收传统中医之元素的同时,又是如何努力发扬自身特色的,就显得格外有趣,也格外复杂。
历史地理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位于青岛的崂山道教曾于明清时期辉煌兴盛了数百年,在中国道教中占有重要地位。时至清末,由于清政府统治的颠覆,传统崂山道教失去了政治保护,加之其他社会因素的冲击和崂山道士自身素质的下降,崂山道教开始走向衰落。但细究其过程,却发现崂山道教的衰落并非趋于消亡,而是走上了一条世俗化、民间化的持续发展道路。通过与民间信仰与世俗生活的融合寻求生存发展之机,并成功地获得了地方认同感。
  本文第一部分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探究崂山道教的分布及选址原因,以及在近代的发展状况。考虑到青岛地区近代历史的特殊性,特分阶段对这一时期的崂山道教做了讨论。由于政治地位的丧失和崂山道士自身素质下降等诸多因素,崂山道教在近代总体呈现衰退趋势。从清朝末期到德占时期再到民国统治时期,崂山道教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可见,安定的社会环境也是道教平稳发展的重要因素。
  第二部分从经济角度出发,研究近代崂山道教与地方社会的关系。这种关系主要表现为土地租佃关系以及民道之间持续不断的庙产纠纷。崂山道教明清繁盛时期积累了丰厚的实力,至于近代,这种经济优势依然没有丧失。崂山地产实力雄厚的道观把大部分土地租赁给当地的百姓,与当地百姓形成租佃雇佣关系。但也因为崂山道教经济势力的不断扩张,造成民道土地严重不均,以及民道对道观财产的觊觎,都导致民道纠纷问题不断,典型的有太清官的“伐山事件”,石门庙主人之争和常在庵庙产之争。
  第三部分从信仰文化的角度探究崂山道教与地方社会文化的相互影响。崂山道教本身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吸纳地方社会的民间信仰,世俗性渐浓。崂山道教通过村庙、脚庙等外延建筑深入民间世俗社会,定期举行的庙会也成为道教文化与世俗文化相互融合的舞台。道教庙会所具有的宗教功能、娱乐功能、商业功能等等,都对地方社会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也充分体现了崂山道教在近代的世俗化与民间化特征。
中国古代史 郑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诞生于战国时期的黄老思想,曾在西汉初期盛极一时,却在武帝推行董仲舒的新儒学后失去政治上的主流地位。毫无疑问的是,盛极一时的、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这一思潮,绝不可能一夕之间消失,它在社会生活上、思想文化上甚至政治上必定还产生着或多或少的影响,随着生存环境的改变,也会随之产生转变与发展。
  许多学者简单地将这一时期的黄老思想理解为黄老道的思想理论,必须承认的是,这一时期黄老思想的主要传承者是方士,黄老思想与神仙思想的结合也是这一时期黄老道学发展最显著的一个特征,但这一点绝不是黄老思想在西汉中期以后全部的发展方向。同一时期,许多儒士也受到黄老思想的巨大影响,他们继承了道家思想中旷达的自然观,在厚葬之风盛行的时代选择薄葬;他们吸收并改造了黄老自然哲学中的宇宙生成论和元气自然论,以黄老哲学中简约理性的思想去对抗繁琐虚妄的儒教神学,使被继承并改造了的黄老思想在东汉的社会批判思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黄老思想发生了向修道理论与批判思潮两个方向上的转变。
  黄老思想向神学迷信的修道理论所发生的转变,体现在它和神仙思想的结合上:老子的形象从长寿老人逐渐神化为神明,在东汉社会成为世人祭拜的对象;社会上养生风气和修道风气盛行,修道长生的方法与黄老怡神养生的理念也互相融合补充;对《老子》的注解融入了越来越多的神仙学的内容,把充满哲思的道家典籍逐渐改造为修长生道的方法理论;《太平经》以黄老的自然论和修养论为基础,建立起早期道教的修道理论,这些都是黄老思想与神仙思想碰撞融合的表现。促成二者合流的原因,与黄老思想在政治舞台的失势、方士集团在武帝时期的壮大以及二者思想理论层面的历史渊源等都有关系。
  黄老思想向理性思辨的社会批判思想所发生的转变,体现在儒士对其自然哲学的吸收和改造上,也体现在士人在黄老道家影响下,以身体力行的社会活动去矫正当时奢靡虚妄的社会风气的社会现象。两汉时期的薄葬现象,以及王充、王符等人对黄老思想中的宇宙生成论以及元气自然论等的吸收和改造,体现出黄老思想成为了东汉社会批判思潮的理论武器。
  黄老思想的这两种转变,有着相同的理论来源,却有着相反的发展方向,这与黄老思想既有客观唯心的理论框架、又有理性唯物的内在因素有关。向修道理论的转变,对早期道教理论体系的建立意义重大;向理性的批判思潮转变,解放了当时被经学禁锢的思想,促进了儒道的合流,也对魏晋时期的“玄学本体论”发生影响。
专门史 华中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以齐云山道教史的发展特征为切入点,结合中国道教史的脉络和齐云山独特的自然、人文环境,在充分研读《齐云山志》并进行田野调查的基础之上,利用历史学、文献学、宗教学、文学以及社会史和思想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揭示齐云山道教科仪的基本内容和齐云山道教的总体特征,详细阐述齐云山道教在明代发展的盛况,并从徽州民俗文化和中国传统“孝”、“和”文化的角度,分析齐云山道教对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论文第一章概述齐云山自然地理环境、人文特点以及明代的道教政策。地理环境是区域文化形成的必要条件,明代皇帝崇奉道教是齐云山道教兴盛的重要原因,而新安理学盛行的儒风是齐云山三教融合和“文士宗教”形成的有利因素。
  第二章详细阐述明代齐云山道教的兴盛原因及表现。齐云山道教肇始于唐宋时期,后在民间玄帝、财神和忠义神信仰的基础上,齐云山道教信仰的影响不断扩大。由于下层普通民众对自然灾害的无力抵抗和民众求子的夙愿,齐云山玄帝在民间拥有广泛的信仰团体,加上嘉靖皇帝在齐云山求子成功后,该山的道教发展进入了鼎盛时期,除了皇室的敕封和赏赐外,齐云山还有“江南小武当”之称。
  第三章论述齐云山道教的文化特征。从齐云山的宫观文化和道士修为来看,齐云山道教具有三教融合的特征;从齐云山道士的生平历史和道教洞天福地所扮演的角色来看,齐云山道教具有浓厚的“文士宗教”特点。
  第四章分析齐云山道教对后世的影响,主要集中在齐云山香会和文学艺术方面。本文认为,齐云山道教在民间信众广泛,影响深远,尤其在清代,齐云山朝山进香活动甚为流行,体现出道教与民间信仰不断融合的特点。时至今日,进香活动仍在保留。齐云山留下了大量明代的摩崖石刻、碑刻、诗文、道教宫观建筑群以及道教音乐和道场,这些历史遗存对当今文学艺术、建筑文化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有着重要的价值。
宗教学 郑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现代化经济的快速发展,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全球性环境问题也面临严峻的考验,在这样的社会环境背景下,生态伦理被提出和发展,是有其深刻的客观因素的。道教生态伦理思想是道教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在生态伦理的角度上提出和发展的命题,它继承了道教万物源于“道”、“三气”“五行”“八卦”的结构理论及有形皆有道性等道教主要思想,以“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天地父母”、“崇道贵德”、“清虚自守”、“护生戒杀”为主要内容,道教生态伦理思想不仅就自然哲学的角度上讨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就现实生活中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给出了许多重要的观点和提议,有力地支撑了道教生态伦理思想的理论框架。
  道教生态伦理思想以其生存智慧阐述人与万物的相处法则,可以培养人们的慈爱之心和人文关怀的理念,保护自然生态环境是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自然生态系统是一个有序的整体,宇宙的变化发展有其深邃的奥秘和法则,人们是永远都无法完全探秘到的,因此,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人们应该自觉遵守自然发展的规律、尊重自然、爱护自然、与自然生态环境和谐相处。道教生态伦理思想揭示了道教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处理原则,积极将道教伦理思想践行于实际生活中,道教文化深刻的生态伦理智慧在当今仍然彰显出其重要的生态伦理价值。
中国语言文学 西南交通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道教术语是道教领域的专门用语,是汉语词汇的重要组成部分。术语与普通词语之间可以通过多种手段实现相互转化,这种双向的转化即术语化和非术语化。术语化是一个词汇单位从普通领域进入专业领域的过程;相反,非术语化则是术语脱离原来的专业范畴进入日常领域变成普通词汇。本文主要以《道教大辞典》中收录的道教术语为研究对象。采用排查统计、描写和解释、共时和历时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综合运用术语学、词汇学、认知语言学的理论,通过对道教词汇术语化和非术语化的基本概况进行描写,从语义角度考察道教术语与普通词汇之间的转换关系,探究术语的术语化和非术语化演变的方式和原因。
  首先对国内外关于术语化和非术语化、道教词汇的研究进行了回顾;介绍了本文涉及到的主要概念和理论,包括术语、道教术语和普通词汇,并分析了术语与普通词汇之间的双向转化关系,即术语化和非术语化;其中,术语化还包括从某一范畴的术语转变为另一范畴的术语的现象,即二次术语化。
  经术语化形成的道教术语主要有两类,一是普通词汇的术语化,二是术语的二次术语化;普通词汇术语化的主要通过隐喻、转喻和象征等词义引申途径;二次术语化的来源包括道教子系统术语、佛教术语以及封建制度术语;术语化形成道教术语主要有两种方式:原有词语的直接借用和作为术语元素或术语成分构成术语;术语化形成道教术语的原因包括语言自身特点、人的心理联想、道教文化的开放性、道教语言的神秘性等。
  道教术语非术语化的方式包括术语直接运用到日常生活中和术语的变换使用,即通过变换形式或与其他语言成分组合形成新的结构,非术语化通过隐喻、转喻等词义引申方式实现;非术语化一般经历语用和语义两个阶段,这个过程中非术语化程度由低到高递进;道教术语的非术语化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语言因素、道教文化对社会的影响、人类的认知心理、言语主体语用心理等。
宗教学 黑龙江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太平经》是道教的重要原典之一,它继承与发挥了道教的哲学思想,同时汲取与吸收汉儒学说。《太平经》思想是对汉代思想的一大反思,它所倡导的太平世界,是道教社会理想的成熟表达。《太平经》所倡导的太平道是世界和谐之道,它站在道家立场以广博的精神容摄众家之长,以天人合一的视角构建自然和谐、政治和谐、自我和谐的和谐观。本文以“真道”与“中和”为出发点,探析《太平经》“执一涵三”真道观的总摄力,“阴阳相须”中和观的汇通精神,以“真道”与“中和”的兼容精神为理论背景省思《太平经》和谐观的价值与局限。
中国哲学 山东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云行山位于今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据现存史料,明清民国时期,玉皇殿、三清庙、三教祠、关帝殿、忠义祠、吕祖庙和十大夫庙等共计七座庙宇建于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地方志文人笔记中鲜有记载,不过,全真道士马一仲等确住持其中。不仅如此,住持云行山诸庙宇的全真道士还与地方士绅和富姓大族保持了良好的互动关系,并借此建立了广泛的关系网络和象征资本,进而,云行山全真道士还借捻军起义之机,参与了地方祀典的建设。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反思了当前学术界流行的道教屈服史和宗教市场论,认为这两种理论虽然能够提供宏观道教研究中新的视角,然而却不足解释道教在地方社会中的微观历史。
中国古典文献学 浙江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道教自汉末产生,至唐代发展成熟。道教事师礼也由早期的民事官礼发展到子事父礼,造成这种演化的原因多样,包括道教自身的因素,也包含外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道教事师礼涉及道士修道生活的方方面面,故资料较为繁杂。为了对道教事师礼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在此把道教事师礼分为以下五个章节来分析:
  绪论简要介绍了道教事师礼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前贤对道教事师礼相关文献的整理研究。
  第一章简要梳理了道教事师礼的形成源流,并探讨了其演变流程及演变原因。
  第二章主要介绍了道士入道时的拜师礼仪,以及传戒、授篆等传授仪式中蕴含的道教事师札。
  第三章探讨道士日常礼仪中的事师礼,包含称谓、衣食、言语、坐卧、出行诸方面。
  第四章重点探讨了唐代道教丧葬仪式中的事师礼,分为道士未亡前的关怀礼制,亡后的丧葬仪式及服丧制度等。
社会史 江西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九宫山道教虽在南朝与唐代两个时期就已有人入山修道,但均因史料语焉不详而难得其道教发展之实情。南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高道张道清入山弘教,九宫山道教才真正开始兴起并进入全盛时期。太平山道教自南宋章哲开创玄门广慧派开始,也在章哲自身与门下弟子们的一步步努力下逐渐兴起并繁荣起来。两山道教延续至民国几余百年,其发展历程十分地跌宕起伏和复杂多变。宋元以后幕阜山区的九宫山和太平山的道教发展,总体上与中国道教发展的基本趋势一致,即宋元时期发展较为兴盛,明清开始相对较为衰微,但又非常具有各自的特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九宫山道教与太平山道教的发展轨迹,为我们提供了宋元以后区域性道教发展的两个典型案例。或许我们也可以说,九宫山和太平山的道教,在明清以后扎根乡土,更多地转向民间和世俗,显示了传统的区域性道教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拥有的强大适应能力。
  本研究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南宋至元代的九宫山道教”,讲述了宋元时期的九宫山道教发展情况,特别是九宫山开山祖师张道清,及第四代弟子余太羾从京山万岁观抱御书到武宁县,重建玉清宫的事迹。第二部分“南宋以来的太平山道教”,从梅林玉清宫过渡到太平山,展开太平山道教广慧派与国家和地方社会的论述。第三部分“九宫山与太平山:区域性道教的发展之路”,从文化对比、历史建构与文化认同等方面完成清末至民国九宫山道教与太平山道教发展情况的对比研究。
中国哲学 山西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全真教是宋金之际陕西人王重阳(1121年-1170年)在山东创立的一种新兴道派,它以“全”老子清静无为之“真”为前提,以“性命双修、先性后命”为核心,以修道成仙为目标。它的创立以革新传统道教为己任,在道教发展史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全真教在乱世中迅速崛起,在元代一度达到了鼎盛的局面,却在明清时期陷入沉寂状态,直至走向衰落,这般大起大落,发人深思。
  本文对明清时期全真教衰落的原因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究其原因,与政府、社会及自身三方面有着必然的联系。第一章梳理了全真教的发展脉络,主要阐述了全真教的产生背景、传承及衰落的过程。第二章本文结合现有研究,对全真教衰落的外因进行了总结性的分析与探索。主要内容包括:政府态度的压抑和政策制度的限制,以及社会发展和民众心理的转变对全真教的影响。第三章是本文的研究重点,主要对全真教衰落的内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主要内容包括:从全真教教义方面分析,有教义的保守性、世俗化、以及民间化三方面的原因;从修道制度方面分析,有修炼要求严格、戒律教规精严、以及制度脱离日常生活三方面原因;从教团素质方面分析,有缺乏大师级人物掌教和教徒素质低下两方面原因。
  对于明清时期全真教衰落的原因这一课题,目前国内已有部分学者进行过研究,但是大多学者的研究不是很系统,多数限于外因方面,即在政府和社会两个方面对其的影响上论述较多,鲜有学者对全真教衰落的内因及其根本原因进行系统地分析。本文主要通过文献研究法,对全真教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发展脉络进行分析研究,努力从中找出明清全真教衰落的原因,从而为我们现阶段探讨一种宗教的发展兴衰提供启示意义。
中国史 山东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太平经》是早期道教的重要典籍,也是道教学领域被研究较多,但仍存在诸多问题的早期原始典籍。《太平经》一书包含了丰富的方技内容,这也是其神仙修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前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多局限在医学、养生等方面,对神仙方技尚缺乏系统和深入的研究。20世纪后半期出土的大量方技类文献,为重新诠释《太平经》中的神仙方技及其思想提供了参考和印证。
  本文试图以《太平经》一书为中心,结合其他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以及相关考古材料,在汉代思想的大背景下系统分析《太平经》中的神仙方技及其思想,力图“重现”两汉时期神仙方技发展的基本状况。全文共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绪论,首先阐释本文的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其次,回顾学术界关于先秦秦汉时期神仙方技的主要研究成果,作为本文研究的大的学术背景;再次,从医学、养生学和神学思想三个方面对《太平经》相关成果作一综述;最后,对“神仙方技”这一术语进行解释,并介绍本文的创新之处与研究方法。
  第二部分主要从政治背景和知识背景两个方面来解读《太平经》产生的时代背景,从而探讨影响《太平经》中的神仙方技的主要因素。
  第三部分主要是在汉代思想的大背景下,参考《论衡》、《淮南子》、《抱朴子内篇》、《老子想尔注》等传世文献以及相关出土文献、考古材料,对《太平经》中的神仙方技类型进行具体分析,包括“守一”术、存思术、入室精思术、食气术、房中术、解除术、符箓术、尸解术、食粪饮小便术、饮药变形术等,并探讨《太平经》中的具体神仙方技的渊源、内涵以及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神仙方技所产生的影响。
  第四部分是结语,主要论证《太平经》一书中的神仙修炼体系的特征:《太平经》遵循治身与治国相一致的原则,把长生成仙与致太平的政治理想紧密结合起来;《太平经》遵循神仙方技与积善积功并重的原则,在道德修养方面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并把积善为善作为长生成仙的先决条件之一;《太平经》还注重不同神仙方技之间的配合修炼;《太平经》中的一些神仙方技与医学有着紧密的联系,还有一些方技保留着浓厚的巫术色彩。同时还探讨了神仙方技与医药、巫术的关系:神仙方技作为《太平经》神仙修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既直接吸收了当时的医药知识,又部分保留着浓厚的巫术传统。
美学 四川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鲁迅的一句“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可谓堪破了国人的精神源泉。《清静经》作为全真教四大圣典之一,它及其注疏的美学思想不但吸收了老庄精神,还融合了内丹练养说。它无论是对道家及道教文化的继承和发扬,还是对个人审美人格的形成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且对当今世界的和谐与稳定有着深刻隽永的意义。所以对《清静经》及注疏的研究,不仅是学术界不能忽视和回避的问题,而且是社会和民族不能割舍的精神血脉,还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和构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不竭动力和源泉。本文主要从版本注疏、理论渊源及自身美学内涵和对当今社会的重要意义这三个部分方面来探讨和研究。本文首先站在历史的角度,分析了《清静经》流传的主客方面的原因并简单梳理了它的注疏里的七个不同版本。进而在理论的构建方面,追溯到了老庄“涤除玄览”、“心斋坐忘”等的道家思想渊源,并且还进一步吸纳发扬了道教的内丹练养说的内审美思想并提出了复归大道的修炼路径。正因为这些理论基础的支撑,它的清静身心的作用,才会对我们个人及社会的和谐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中国史 河北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人的生命短暂,正如庄子所言“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因此人们一方面注重身体的保养,另一方面则企盼生命的绵延,寻求延续生命的方法。自古以来,人类各民族在如何生存、如何养生的问题上都有自己的探索和主张,而中华民族在这方面表现尤其突出,比如最早的典籍“三坟”,除了《易经》是从天地宇宙的大宏观探讨健康人生外,《内经》与《本草经》则直接针对人类生命如何固本扶正、从万物获得能量保证健康长寿展开探索,并且较早的形成了完整的理论和实践体系,这在全球民族之林属于绝无仅有。华夏文明多元一脉,重视养生是其特色之一,而道家与道教养生是我国古代养生学中特色显著并尤为重要的部分。
  汉初《淮南子》的出现可谓是我国古代道家养生学的标志性丰碑,这部著作总结了先秦道家的养生思想,尤其详论截至汉初黄老道家的养生主张,是古代道家养生思想的集大成之作。东晋葛洪《抱朴子》的完成,不仅标志着道教理论的成熟,而且更是早期道教养生思想系统总结之作,特别在长生成仙理论方面的贡献突出。
  本文以这两部著作所体现的养生思想为切点,从道家的学术理路与道教的宗教模式对比分析两者的养生主张,在心神形气的侧重方面、养身与治国的关系方面、长生成仙的设计方面等展开梳理,辨析其继承与发展的内在联系,并将道家与道教养生思想从老庄思想为代表的先秦道家养生、《淮南子》以黄老道为主的养生学、两汉魏晋时期的道教养生、《抱朴子》对道教养生学的继承与发展几个方面进行归类梳理,进而对这一时期道家与道教的养生主张能有一个更加清晰与全面的展示,了解养生思想由理论到实践,由学术探讨到宗教传播,由士人的精神滋润到惠及士众的身心保健的发展脉络。探索由《淮南子》到《抱朴子》所引发的道家与道教养生思想学理逻辑与现实必然,进而窥探华夏早期养生学的基本状况并力争展示其内在演变理路。
宗教学 安徽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道教养生从其原始积累阶段开始,发生了数次重大的变革——从先秦法天地、顺应自然到中古时期注重个体生命、强调身体自由再到五代以降讲求性命双修和自我教化。学术界在道教养生领域的研究已经取得丰富的成果,但仍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拓展。本文试图在中国道教两千多年的养生发展史大背景下,对以往研究中较少关注的道教养生思想及养生实践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从生命哲学这一特定视角,揭示形上之“道”与演“道”之“术”的内在联系。
  本文在研究过程中,首先对道教成立之前的生命认知进行梳理:即以诸子养生观所奠定的尊生贵生传统为理论基础;以道家思想为指导;以方仙道、炼丹师、阴阳家、黄老道等社会行动家所开展的寻仙问药行为为养生实践的主要表现形式。其次,根据道教养生之学在不同时期的发展状况,将其划分为:天人之际、初识生命的“自然养生之学”、自我意识觉醒、身体认知加深的“自由养生之学”和自我认同的“内养之学”三个阶段。再次,根据道教养生术的内在驱动力不同,把道教养生术划分为:寻仙问药的“他人之术”、自觉与自由的“养身之术”以及自我教化的“内养之术”三种方式。最后,通过梳理与分析得出作为道教最高教义的“道”与演道之“术”的关系发展趋势:以术害道——以术证道——即术即道。
  由于本文研究内容涉及宗教史、社会学等领域,所以在最后一章,本文借鉴宗教社会学的方法与成果,以“自我意识”、“自我认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结构功能主义视角去理解道教养生之学与道教养生之术发生变迁的原因。
  本论文的特色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将道教养生分为“学”和“术”两个部分进行分析阐释。道教养生不同于其他流派的特点之一就是注重实践,将理论与实践分开讨论,可使我们更加全面地把握道教养生系统。
  其二,打破道教养生理论一贯依附于先秦老庄、魏晋玄学、隋唐重玄学,宋元明清内丹学的传统,采用以讲求人与自然、天地关系的自然养生之学,以讲求人与社会关系的自由养生之学,以讲求“自我教化”的内化养生之学的划分方式;在对道教养生之术的梳理上,以其内驱动力不同进行分类,这种划分方式似更能突出道教养生的内在义理及其实践特征。
  其三,通过对比道教养生之学和养生之术的变迁路径,证明了道教养生之学与养生之术之间的互动关系对道教乃至中华文化的走向具有很大的影响,并在对历史发展的引申中突破了传统道教研究的“精英”视角,进而阐明道教养生发展史中“人”的主体性作用。
民族学·民族学 兰州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以西北道教名胜崆峒山为考察点,利用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展示崆峒山道教历史沿革和当代发展状况,分析说明当前崆峒山道教发展的内部机制及可预期的前景,提出崆峒山宗教文化资源挖掘利用的有效思路及对策建议。从历史上看,崆峒山道教开始被构建成道源圣地,降而成为真武道场,后又被民间信仰所淹没,成为当地民众祈福之所。从宗教组织和管理体制的角度,可以分析了理解崆峒山道教自我管理组织突破近代以来民间会社主导和现代政府旅游景区的管理束缚。展示现在崆峒山道教的活动,看其是如何完成宗教意义上的自我实现和展现其影响力的。道士作为促进崆峒山地方社会文化发展的主要力量,在道教发展的内韧与现代化机遇中寻求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最后本文提出,只有树立崆峒山在道教文化和信仰上的独特性,才能使“道源圣地”名副其实;从而不断提升道士自身的素质,既保持自身特色,同时实现有效的对外沟通和交流,最终实现崆峒山道教的复兴和发展。
美学 广西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很多宗教都会构想符合自身理念和发展逻辑的“他者世界”,道教也不例外,自道教产生起,就不断地吸收本土神话传统、外来宗教神话,并且积极创造属于道教的神话体系,从最高点的三清境顺着玉京山往下是三十六天,再从三十六天顺着昆仑山来到地上的洞天福地、海外仙岛、二十四治;这一体系直至唐朝趋于成熟,却又不失灵性;上述环诸十方的仙境体系便是这般发展而来。然而,细观道教仙境就会发现它并不是一蹴而就;也非出自一人之手;更不是“顺其自然”产生的。道教仙境的形成是伴随着无数次神权与皇权,道教与佛教、儒家;道教内部的争辩、对抗乃至屈服而产生的。而这些权力之间的纠缠统统在道教仙境中留下了痕迹。在道教仙境中,表面上看起来好像长生久视的神仙往来无极、宫廷楼阁美轮美奂,但实际上仙境的每一处构造都彰显出一种似是而非的状态;看似永恒的他界,实际上只是道教修士为了等待仙人的降临而建造的供奉之所。仙境中处处表现出一种似是而非的状态:仙——山——人混杂在一起,有我有他,无我无他。
  这种似是而非的状态令人感到眩晕,很难从整体上把握这种明悟;而符号学以及结构主义神话学则恰到好处的提供了有效的分析方案,同时,从审美的层面展开既有其内在学理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通过对仙境中每一个细小的神话素,包括金玉贵物、宫殿楼阁、神仙典录等等,以及道教仙境神话构建模式逻辑的深入分析,藏于仙境表象里的一些特征被挖掘出来,永恒性似乎只是享乐的永恒;等级性实际上是“道——美”与“凡——美”对抗的结果;美丽的仙境环境也只不过是附在仙境外一层伪装的轻纱;看似神圣不可侵犯,实际上早已与凡尘融为一体。在通过对道教仙境特征的分析转而深入入本质分析后,缠绕在仙境表面的光晕被拨开,却发现藏于这光晕内部的是一片虚无;道教仙境由于参杂了太多人性,而失去其神圣性,以至于长期以来无法形成形而上的本体内核,永久地存在于凡尘之中,演变为道士的私人居所和供奉之地;仙境就只是一层光晕,如幻如梦,它迎合了数种话语权的要求,某种程度上来说,道教仙境就是各类话语权对抗、融合、屈服的结果;道教不断地对道教仙境的光晕加以装饰,以满足民众摆脱生存焦虑的渴望,然而,其本质只是一种审美幻象。这种审美幻象是整个中华民族对于长生久视和美好生活的集体想象,这一想象是如此直白,以至于人们对于它的幻想充满了矛盾和卑劣,却又不加掩饰。中国人文化起源的着重点在于生命,而仙境就是一种延伸,带着中国人的人性特质和需求,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绽放出别样光彩。
宗教学 郑州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司马承祯道教理论的出现是唐代道教义理化建设的理论成果之一。在唐代,国家的统一、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统治者的大力支持为道教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司马承祯生活的年代是唐朝鼎盛时期,而该时期也正是三教合流的主要时间段。司马承祯的思想内容中融合了佛教天台宗“止观”理论,并且在其他方面也借鉴了儒家的部分理论,同时司马承祯吸收了“玄学”思想。
  司马承祯一共提出过两个不同的修道成仙理论体系,即“五渐门”与“七阶次”。他把修道分为七个“阶次”,将修道的具体过程划分为“五渐门”。“五渐门”主要包括神解、坐忘、存想、安处与斋戒。“七阶次”,即信敬、断缘、收心、简事、真观、泰定、得道。两者之间关系紧密,同时又有一定的区别。从理论水平的角度来说,“七阶次”明显高于“五渐门”。司马承祯从本质上来说还是一个道教徒,因此他还提出了大量较为具体的修道方式,即“服气”养生法与“炼形”方法论。
  司马承祯力倡“坐忘”、强调“主静去欲”,以老庄思想为依据,吸收佛教止观、禅定的方法,对后世的道教以极大的影响,特别是在外丹向内丹转变的过程起到了理论奠基的作用。
宗教学 西南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宫观教务活动是整个宫观组织最为重要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道教信仰文化在宫观组织活动中最集中的体现。但对宫观教务活动而言不管是在道教界内部还是在学术界,对其研究都很少,深入系统的研究更是没有。本文第一次对宫观教务活动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考察、梳理和阐释,以期对宫观教务活动有一个全面、系统、完整的把握。本文内容共分五章:
  第一章绪论,讨论选题的目的和意义,研究的现状,研究的内容,研究的方法,研究的创新点和不足。
  第二章宫观教务活动及其分类。本章对宫观教务活动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讨论了宫观教务活动与事物活动及文化活动进行了区分。本文在考察了传统的宫观教务活动分类和当下的宫观教务活动的分类后,提出了一种新的教务活动分类方法,将其分为三类,即第一类,日常教务活动;第二类,节庆教务活动;第三类,特殊教务活动。
  第三章宫观日常教务活动。本章阐述了宫观日常教务活动的七项内容,包括有早起开静、早坛功课、过斋活动、学经活动、殿堂法务、晚坛功课、入寝止静等七方面均需在宫观日常教务活动中所完成的活动内容,并从其意义和程序内容上分别进行了具体的阐释。
  第四章宫观节庆教务活动。本章阐述了宫观节庆教务活动的三方面内容,其包括有神仙圣日活动、节庆活动、春节活动等三方面每年均要在特定日期举行的教务活动。并从其意义和程序内容上进行了具体的划分与阐释。
  第五章宫观特殊教务活动。本章阐述了宫观特殊教务活动的四方面内容,其包括有民众法务活动、庆典活动、传承活动、修炼活动等四方面不定期举行且具有特殊意义的教务。并从其意义和程序上进行了系统的划分及阐释。
中国史 山西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道教全真派兴起于金代统治的北方,由王重阳(王喆、王嘉)(1U3-1170)创立?王重阳去世后,他的七个主要门人,即所谓“全真七子”,继续传教,仅仅十几年便使全真教发展成为遍布北方的流行教团。元太祖时,王重阳的弟子丘处机担任全真教
  掌教,对全真教进行了修正改革,使全真教盛极一时。全真教利用统治者的力量,适应民众的心理需求,迅速扩大了教势,不仅信众人数和道观数量大为增加,而且还开凿了道教石窟、组织刊刻了《道藏》,使山西成为当时北方全真教势力最盛的区域之一。全真教作为金元时期北方最大的道教教派,对北方社会尤其是山西社会的影响也极为深远。本文以金元时期的山西全真道士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和考证金元时期全真教在山西的传播、金元山西全真道士群体的基本情况以及道士主要的活动区域和场所,并对山西全真道士的入道原因进行了分析和探索。
  本文全文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论述金元时期山西全真教发展的基本情况。内容包括金元时期全真教整体的发展梗概以及全真教在山西的传播情况。并着重研宄域外全真教高道在山西的传教活动。第二部分对金元山西全真道士群体的基本情况进行了研宄。着重分析了金元山西全真道士群体的产生、自身特点以及贡献。并对金元时期知名的山西全真道士的生平、传道经历进行了考证。第三部分主要研宂的是金元时期山西全真道士活动的主要区域和场所。本部分着重研宄了金元山西全真道士活动的区域和场所的分布以及这些活动场所的来源。第四部分则分析和研宄了金元时期山西全真道士的入道原因。本部分从社会原因、宗教原因、个人原因三方面对山西全真道士的入道原因进行了论述和分析。第五部分是全文的总结,本部分一方面回顾了本文的研宄思路和研宄内容,另一方面也对于道士传记材料中反映出的全真教在金元山西地区快速发展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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