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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理论 广西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是主观见之客观的活动。毛泽东实践观是毛泽东对实践问题的哲学理解,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实践论在中国运用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和系统化的主要标志。主要包括对实践的概念、基本形式、特征以及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等问题的论述。毛泽东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和中国传统知行观相结合的产物,从而具有了双重的文化性格,同时又深深扎根于中国具体的革命实践之中,从而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毛泽东实践观的形成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同时,毛泽东实践观形成、传播,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毛泽东实践观有着丰富的内涵,同时具有自身的理论特点,特别是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认识的总过程和总规律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本文由六个部分组成,具体如下:
  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分析选题背景、选题意义、研究的主要内容、重点难点与创新点以及论文的研究方法等等。
  第二部分探讨毛泽东实践观的理论来源问题。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同时,吸取了中国传统的知行观,又深受湘学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形成了毛泽东实践观。
  第三部分主要探讨毛泽东实践观形成的历史条件问题,分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毛泽东实践观形成的影响,以及中国革命复杂环境下又为毛泽东实践观的形成提供重要历史条件。
  第四部分,主要论述了毛泽东实践观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在毛泽东的很多著作中,都闪烁着毛泽东关于实践观思想的光芒,而《实践论》是毛泽东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哲学著作之一,它的诞生标志着毛泽东实践观的形成。毛泽东实践观的形成与发展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融合,使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第五部分论述毛泽东实践观的主要内容以及特点。毛泽东实践观的内容是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在根据地建设、军事斗争的著作中已经初见雏形。在《实践论》中第一次系统完整地表达了出来,并在实践中得到完善和发展。
  第六部分探讨毛泽东实践观的当代价值。毛泽东实践观所蕴藏的哲学道理,特别是实事求是的思想精髓以及注重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在当代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所在,是我们必须坚持和一以贯之的基本原则。同时,必须坚持用辩证的认识论来指导我们的实践,特别在个人的实践中必须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思想政治教育 哈尔滨理工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自从亚里士多德确立了研究“实是之所以为实是”的学问为第一哲学始,形而上学便占据了西方传统哲学的核心内容,自此之后,经过阿奎那、笛卡尔、斯宾诺莎以及康德等,最终在黑格尔那里获得了最为完备的形态。而当代哲学研究则是从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开始的,在此过程中形成的后形而上学视阈为人们的哲学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与理论背景,从而出现了“生存论转向”、“语言学转向”以及“实践论转向”,从而使人们的视角由追求“绝对真理”的传统哲学转变为面向生活世界的实践智慧。在这一背景下,与形而上学纠缠在一起的辩证法必然将获得全新的表现形态。
  在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者中最为深刻当属马克思了,人们常常把马克思在哲学史上所实现的哲学革命称作“实践转向”,这种“实践转向”的核心便是以“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来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否定性同一关系。正是在这种人类自身发展的否定性统一关系中,才能真正显现现实世界的自然性和属人性的二重化,人类自身的自然性与社会性以及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创造性与规律性的二重性关系。如此理解的马克思哲学也便成为恩格斯所说的“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哲学理论或世界观。因此,只有从“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出发,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出发来理解与把握人与世界的关系,才能彻底摆脱与克服了传统形而上学的把现象与本质、主观与客观、相对与绝对抽象的对立起来的弊病,才能摆脱知识论式的本体论思维方式。
  在这一转向下,作为马克思哲学核心内容的辩证法也获得全新的形态。马克思辩证法深深地根植于人的特殊的、辩证的生命活动过程及其本性,在作为实践理性的马克思辩证法视阈下,人的存在便彰显出一种不断的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的历史过程。可以看出,辩证思维正是一种与人的独特生存方式正相吻合的思维方式,从而可以成为理解与把握人的存在的理论形式。从而为解决当代人们所面对的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的尖刻对立以及价值共识重建问题提供了巨大的理论意义。
  本文论述现当代哲学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及在这一趋势下所形成的后形而上学视阈,并论述了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革命的真实涵义,以及在这一基础之上的对马克思辩证法真正内涵的分析与把握,梳理了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纠缠发展的历史过程,以及马克思辩证法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消解,揭示了现当代人类所面临的主要困境,即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的对立以及价值共识重建问题,以及西方现当代思想家对这一问题的追问与破解。指出获得合理形态的马克思辩证法在解决这些问题中的独特价值与重大意义。
科技哲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2016年被誉为人工智能跨越式发展的一年。然而在六十多年的发展中,仍然存在一些争论的哲学问题,其中,需要特别关注的是智能的核心问题。我们一般认为人是有智能的,其他事物是没有智能的,导致这种判断的原因是人具有一种其他事物所没有的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也是对智能本质的回答。历史上受到广泛认同的观点是将计算作为智能的核心。对这一论断的分析能够得到对这个问题比较清晰的回答。
  研究对这一问题合适的解答,从两个方面入手较为合适。一方面,在人工智能产生初期,存在一些流派,将智能的核心视为计算,回溯这段历史,找到计算核心论的滥觞,并予以评判。另一方面,从计算主义面临的语义、适用性等困境出发,论证分析计算核心论的不合理性。
  对于第一个方面,在前人对相关问题研究的历史中,随着计算机的诞生和兴盛,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脉络,计算作为智能本质的假说一步步建立起来,却常常受到攻击。霍布斯提出了“推理即计算”的原初想法,莱布尼茨将人的思想以符号形式表征,开创了认知的先河。虽然这种启蒙式的想法将思维、思想与计算相关联,已经开始萌芽,但仅局限于内涵演算,他的心智理论仅仅是一种数学的逻辑演算的计算观。此后图灵提出了图灵机的观点,图灵将人的大脑状态、心灵状态通过其通用计算机来得到实现,在他看来,大脑的、心灵的这些过程本质就是输入、输出、状态变化这样的计算过程。这些计算主义的滥觞发展出了传统的计算主义的观点,以早期普特南的计算功能主义和西蒙斯、纽厄尔的物理符号计算系统为主。普特南认为心灵与其物理实现之间的关系类似于计算机的程序与所实现的硬件之间的关系。西蒙斯认为一个物理符号系统对于一般智能行为而言,是充分和必要的。这些经典的计算主义无不受到意向性、无意义等指责。
  对于第二个方面,上述计算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受到了很多学者的反驳。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塞尔的中文屋论证。塞尔的论证从侧面冲击了计算主义的根基。此时,福多对计算主义做出的新的阐释,在一定意义上回应了符号操作的语义缺失问题。他的心灵计算理论认为,思想语言是人先天具有的一种符号系统,它也是心理表征的媒介,具有句法和语义。心灵的运行就是对心理表征的操作,思维就是计算。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计算核心的观点就是牢固的,它仍会受到批评。
  需要注意的是,计算作为智能核心的观点受到存在着两方面的缺陷。一方面来自于理论本身,另一方面来自于对计算概念的不同形式的解释。
  对于理论本身而言,有这样一些顽疾是计算主义无法克服的。任何物理系统都能视为计算,这种普遍性将导致平凡无趣的问题;存在一些心理进程无法计算建模;计算理论缺乏对时间的关照,而时间是心灵应有的属性,且心灵的连续性和同时性无法用计算模拟;作为智能密切相关的神经信号,其化学物质传播,是计算无法实现的。这些使得计算作为智能核心的观点无法立足。
  对于计算概念而言,首先要提到近年来的计算主义的新发展。一些计算主义的拥护者对其进行了补充或修改。朔伊茨主张修正“计算”的概念,来使得计算成为具体的、语义的、相互作用的或意向的概念。霍格兰德认为计算概念本身应该具有自我批评和“责任”意义,计算中含有意向性(语义)的问题是不言自明的,但这种观点也是建立在“认知是计算”的基础上的。菲格道尔的立场就是在最小程度上修改模型,来提供一些解决计算主义因果效力问题的空间。麦克德莫特认为一方面,一些符号本身就具有意义,另一方面,符号结构的意义通过其所在的系统与外接环境的关系表现出来。对于克拉潘来说,人有隐形表征,而计算机没有。人之所有具有意向性,也是因为隐形表征的作用。
  研究者不约而同地将争论的焦点放在了“计算”概念的重新定义上,对这一概念的澄清决定着计算主义是否成为合适的解释理论。抽离各家的观点来分析计算的概念,从数学中计算的原初使用入手,到计算机中对计算的定义,可以看出,计算就是符号通过某种算法的操作。以此来分析福多等人的观点时,能够发现不同的人对符号的解释也各有不同。如果从严格的意义上来使用符号,因为心理表征本质上和计算所处理的对象是不同的,后者不能还原为简单的符号,所以表征可计算的观点同样是值得怀疑的。将智能的核心视为计算是不恰当的。心灵在本质上的运行方式,与计算的方式也有所不同,只能将其视为心理表征的操作过程。
教育学原理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以色诺芬所著之书作为分析文本,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梳理色诺芬的节制教化观念,试图探寻一条建立在身心关系基础上的,由节制通往幸福的教化之路。
  全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探讨色诺芬对身心关系的认识及其对节制的理解。在色诺芬看来,人的身体具有真实性、差异性、秩序性的特征,而灵魂是神明特地安置在人身上的,在灵魂内部存在好的部分与坏的部分之间矛盾冲突。身体和灵魂的结合让人有了生命,身体会随着人的死亡而消逝,但灵魂却可以不朽。身体和灵魂是紧密相连的,灵魂处于统治地位,指挥着身体,身心之间的秩序是在灵魂好的部分和坏的部分的矛盾冲突中建立起来的,当灵魂中好的部分被唤起,朝向智慧、朝向美好时,灵魂才能理性认识自己、认识世界,并建立起井然、美好的秩序,这种秩序就是节制的本质。
  第二部分主要探讨色诺芬所持的神明观背后的意义,揭示灵魂对于最高智慧和自然理性秩序的敬畏和追随乃是节制的前提。色诺芬认为神明知晓世间的一切,拥有世间最高的、永恒的智慧,而且不吝于指引世人,会以各种方式向世人展现智慧,同时作为最高智慧的代表,神明妥善安排世界的秩序,而自身无所需求,表现出最高的节制,神性完善的秩序也成为节制的源头。灵魂具备认识和模仿最高智慧和自然理性秩序的特质,在对最高智慧和自然理性秩序的敬畏和追随中可以唤起灵魂好的部分,促使灵魂规整自身,建立起内部美好的秩序。
  第三部分主要探讨节制的路径。在色诺芬看来,在身心关系中,虽然身体处于被灵魂指挥的地位,但是身体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视,身体对灵魂有正相关的影响,所以可以通过规训身体来锻炼灵魂,这也是达成节制的具体路径。在具体的规训身体方式上,色诺芬认为要根据自然秩序和身体秩序养成节制的生活习惯,并且根据自身的身体条件选择有利于身体协调和健全的体育锻炼,除此之外还要在指向德性的公共礼法教育中约束自己、锻炼自己。美好的灵魂秩序指挥着身体,健康的身体促进灵魂的秩序走向井然,在灵魂和身体的相互作用中,身心的节制得以实现良性循环。
  第四部分主要探讨节制的目的,揭示从节制走向幸福的通路。色诺芬不赞成基于外在物质建立起来的幸福,认为那是短暂虚假的幸福,只有在德性的基础上,知晓、践行美好之事而收获的幸福才是真实长久的,才是值得推崇的。而“节制”作为一种重要德性,就是在知晓、践行美好之事,它所带来的身心的健全、友谊的获取和秩序的规范能使人收获真正的幸福,实现从节制到幸福的人生追求。
  通过对色诺芬从身心节制走向幸福的通路的梳理,本文最后的落脚点在于以色诺芬的节制思想为启示,呼唤当代教育对于节制的关注,探寻节制教育的重要性,让孩子在认识自然秩序和自身需要的基础上,关注自身的身心健康,以不同的方式促进身心健全,在身心节制中找寻到人生真正的幸福。
马克思主义哲学 黑龙江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学东渐在引发国学变革的同时又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国学与马克思主义成为引领中国历史走向的两大主流思想体系。牟宗三作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终其一生都拒斥马克思主义,但牟宗三也承认,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文章多激愤之辞。本文通过批判性地把握牟宗三的马克思主义观,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并赋予其新的时代意义,这对于理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对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具有直接现实意义。
  本文除了绪论和结语外主体分为三章,首先通过对牟宗三早期哲学思想形成和发展的时代背景的分析,揭示出并指出牟宗三对唯物辩证法的误读。第二章结合牟宗三早期参加国家社会党以及阅读《资本论》的经历,从学理上揭示出他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误读,其中包括他对唯物论与唯物史观,辩证法与唯物史观之间内在关联的曲解。第三章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本质出发,阐述牟宗三马克思主义观的局限性。
  本文认为,牟宗三的批评是一种典型的错位批判,总体看来,其实质是对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的拒斥。他重义理和思辨轻实证经验的哲学恰恰是马克思批判和扬弃的旧哲学,而他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经济决定论是根本错误的。
人类学 黑龙江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作为人类学分支的哲学人类学研究一直处于起步阶段,国外研究学者不多,国内学者更是少之又少,而专门针对于马尔库什的哲学人类学思想的研究在学界一直处于空白状态。此议题的选择就显得更加必要。本文主要以马尔库什所著《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马克思哲学关于“人的本质”的概念》为核心,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历史关系三个层次阐释“人的本质”,也就是马尔库什哲学人类学思想的核心观点,其中包括劳动、社会性、意识以及自由,且与历史之间呈现着不可剥离的辩证关系。
  本文不仅阐释了基本的核心观点,更是从语言和生产两个范式分别去解释人类生活,在语言范式的视域中比较了结构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具有社会历史和文化特征的语言理论范式。更是批判了伽达默尔的“对话”模式,从而通过语言建立一种关于人类社会的客观性理论。同时,马尔库什也用“生产”的双重属性去实现了社会批判或变革。在哲学人类学建立“完整人”的追求上,马尔库什从多维度进行了深刻阐释,但由于其属于思辨性质研究,所以所得结论可能并不是涵盖所有关于“人的本质”概念的理解。
  
文化哲学 黑龙江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特里·伊格尔顿是当代西方最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是一位颇受争议的学者,其激进、思辨的学术风格以及创新性的理论视角使其思想具有复杂性、多义性等特点,基与此原因,国内外学术界对其思想未达到应有重视。本文立足于这一理论特点,并未对其所有理论进行探讨,而是以其思想核心即意识形态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历史性的把握,整合不同时期的意识形态概念,明晰伊格尔顿阐释这一概念的理论来源以及现实背景,为我们了解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理论提供一个基本的立足点。
  本文综合整理伊格尔顿的理论文本,针对其意识形态理论的论述做出系统化、逻辑性的解读。意识形态作为具有“开放性”特征的范畴,其定义具有复杂性与多变性,伊格尔顿不是力求给意识形态理论下一个明确的定义,而是通过对前人理论资源的整合和分析,主张用历史性思维去思考意识形态概念。他主张对意识形态进行综合分析,将关于前人对意识形态的概念论述,整合交织成为一个文本,也就是理解为一个语言符号系统。在对意识形态的探讨中,伊格尔顿首先对意识形态的概念进行综合分析,得出一个极具包容性的概念,并通过意识形态与各具体领域的应用,分析在文学、美学中意识形态所起到的作用,阐述了人应基于感性生活的实践哲学立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方法。本文试图在对伊格尔顿意识形态论述的基础上对这一理论做出客观评价,为我们研究意识形态理论提供借鉴。
马克思主义哲学 黑龙江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马克思一生致力于追求人类的自由和解放,对手稿中自由观的研究有利于全面的理解马克思的自由观体系,更有利于完整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对于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共四章内容,从各个角度对马克思手稿中的自由观进行了研究论述。第一章,本章追根溯源马克思的自由观,主要介绍有关马克思自由观的理论渊源。本章属于对自由观问题进行了溯源性的阐述;第二章,本章主要围绕马克思的典型著作展开,具体阐述了马克思的自由观从萌芽,发展,到成熟的各个阶段;第三部分,主要对手稿中马克思的自由观进行了阐述,论述了马克思对人的感性丰富性的探讨,对人丧失自由的原因的分析,和人类获得自由的最终归宿;第四部分,论述马克思自由观的重要意义,对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总之,手稿中的自由观在马克思整个的理论体系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全面的把握手稿中的自由观对于全面的理解马克思主义意义深远。
马克思主义哲学 黑龙江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哈贝马斯试图依据实践哲学的古典传统来拯救批判理论。另一方面,通过对批判理论的重建,哈贝马斯也重拾了实践哲学关于“个人良善生活”与“和谐城邦秩序”的古典理想,从而推动实践哲学在当代的发展。他的批判理论与实践哲学是二位一体的。
  哈贝马斯自觉地置身于实践哲学传统中。理论、实践与制作及其所依理性是实践哲学的规范基础,三者的关系问题是实践哲学的基本问题,本文立足于“交往行为”和“交往理性”概念,依循着哈贝马斯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制作(技术)与实践的关系”问题的回答考察其实践哲学思想。
  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是最具基础性的行为,交往就是实践。相应的,他提出了与认知——工具理性相对的交往理性的概念。哈贝马斯始终有回归实践哲学传统的意识,交往行为和交往理性与古老的实践与实践智慧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
  在理论与实践关系上,哈贝马斯肯定了实践对于理论的优先性,从理论的形成及理论的运用两个维度上,哈贝马斯将这一问题分解为三个方面,也借此奠定了批判理论的认识论、方法论和作用场域与条件。以兴趣在认识与人的存在之间建立关联,强调解放兴趣对恢复正常交往的意义;他重建了批判解释学反思与批判要素,恢复了失落已久的实践智慧;公共领域理论实际上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政治学划分中所隐含的“私与公”的对立遥相呼应,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设计一样,哈贝马斯的“良善生活”和“和谐秩序”的构想,也只有在理想的公共领域中才能得到实现。
  在哈贝马斯看来,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位的生产力,并且形成了以技术与实践混淆为核心的新型意识形态。在此条件上,他以实践与制作的区分展开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将“劳动实践”改造为“交往实践”,以劳动与相互作用代替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对历史唯物主义改造的全部工作,根本在于对马克思劳动实践概念的改造。
  哈贝马斯实践哲学突出贡献在于克服了近代以来主客对立思维方式。哈贝马斯依据实践哲学传统批判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但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实际上超越了古典实践哲学传统和近代技术实践论传统,应该说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的“生产劳动”概念存在误读,也因此,一定程度上遮蔽了马克思实践哲学的革命性意义。
文化哲学 黑龙江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亚里士多德将知识概括为三类:理论的、实践的、创制的,将实践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确立起来。皿里士多德所确立的这种实践哲学形态或开辟的实践哲学传统引出了围绕“人”所展开的重大理论关系问题:一是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关系问题,主要是第一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问题;二是人的理性力量问题;三是实践哲学内部的关系问题,主要是伦理学与政治学的关系问题。亚里士多德虽然推崇实践智慧,但是其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之分客观上又造成了实践哲学神圣性的缺失。实践哲学复兴的目的就在于恢复(或者确立)其神圣性。依据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我们确立了一种一般性的实践哲学解释框架。在这里,我们按照实践哲学的解释框架对斯宾诺莎哲学思想体系进行了重新解读。我们将斯宾诺莎实践哲学研究主要概括为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问题、理性启蒙问题、伦理学与政治学关系问题。
  按照实践哲学的解释框架,我们认为斯宾诺莎对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回答。他的回答有利于恢复或者确立实践哲学的神圣性。首先,斯宾诺莎沟通了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把“第一哲学”作为伦理学,把神引入了实践哲学;其次,斯宾诺莎推崇对个体事物的直观知识。它既不同于迷信与想象,又不同于一般的理性推理。它对实践领域具体问题的解决与亚里士多德所推崇的“实践智慧”有着异曲同工的作用;最后,斯宾诺莎倾向于把政治学理解为伦理学的补充,把伦理学理解为政治人类学。这样有利于避免实践哲学的技术化发展以及政治学沦为单纯的政治科学。斯宾诺莎对实践哲学问题三个方面的回答对实践哲学的复兴与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现代科学造成了世界的祛魅。世界神秘面纱被揭开之时,魅力也即将荡然无存。斯宾诺莎的哲学体系恰恰符合了现代实践哲学转向提出的“实践哲学作为第一哲学”的理论要求,符合实践哲学复兴的“复魅”目的。他的实践哲学体系表现出一种与同出近代的科学世界观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世界图景:这里有神、有人、有社会、有自然。
法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受传统发展方式的影响,近几年来,我国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威胁着人们的生存,阻碍着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有效约束、严厉打击严重的环境污染行为成为重中之重。污染环境罪作为打击严重污染行为的利器被寄予厚望,但因其自身的独有特征,使其因果关系认定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特别是环境污染结果形成机理的复杂性所导致的对科学技术的较高依赖性与现有科技难以完全满足其需要的矛盾,容易导致部分严重的污染环境犯罪逃避刑事法网的制裁,因此,有效解决污染环境罪因果关系认定所面临的困境、进一步完善环境犯罪刑事法网,成为本文研究的方向。
  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讨论了污染环境罪因果关系认定的基本问题,明确了污染环境罪因果关系的概念界定,具体分析了刑法因果关系的双层次理论,阐述了这一理论在污染环境罪因果关系领域的具体适用,通过分析污染环境罪因果关系的特殊性指出我国污染环境罪因果关系认定的难题,主要有事实因果关系领域的污染物质查证难、证明链条建立难以及法律因果关系领域的多因一果刑事责任认定难的问题,为下一步具体探究解决之策奠定基础。第二部分主要讨论了污染物质查证难问题的解决思路,具体分析了疫学研究方法的适用,在否定日本疫学因果关系理论的基础上借鉴美国经验提出了对于疫学研究结论的选择性适用。第三部分主要讨论了证明链条建立难问题的解决思路,在妥善考量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体系构成的基础上,提出了对“因果关系推定”和“间接反证规则”的反思,主张可以考虑通过对条件说的精细化适用降低控方的证明难度,具有较高的实用性和可行性。第四部分主要讨论了多因一果刑事责任认定难的问题,明确了多因一果问题与介入因素问题的界分,主张适用原因力标准认定和划分各个污染行为所应承担的客观刑事责任。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广西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哈贝马斯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批判有其独到的见解。文章以哈贝马斯公共领域为切入点,重点考察了资本主义不同发展阶段,也就是自由资本主义和晚期资本主义政治公共领域的意识形态,其中晚期资本主义以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完成为标志又分为两个时期。公共领域的意识形态经历了批判的公共性、操纵的公共性、技术统治的公共性的演变和转型。哈贝马斯在批判的吸收康德、阿伦特公共性思想的基础上,提出资本主义公共领域意识形态的核心是公共性,通过公众舆论发挥批判作用以对抗公共权力,同时为政治统治提供合法性基础。哈贝马斯认为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批判的公共性体现了这一核心思想,这样的意识形态是积极的价值规范。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19世纪后半叶批判的公共性形成的条件被破坏了,公共性成了政府当局操纵的工具,目的是为了满足统治者的特殊利益。到了20世纪初,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技术统治的公共性成为新的意识形态,以一种隐蔽性的方式抹杀了技术与实践(政治)的区别,将政治问题转化为技术问题,带来公众舆论的非政治化,排挤公共领域。为改变这一现状哈贝马斯再次回到公共领域寻求破解办法,以期恢复公众舆论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 四川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谱系中,阿尔都塞的地位举足轻重,不光是因为他在拒斥“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中以“保卫马克思”的坚定姿态出场,更重要地是因为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秉持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中,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的更丰富的内涵。阿尔都塞承接了马克思未尽的哲学事业,在马克思文本极易引起人们多样性的误解、尚有待澄清和补充,尚没有提出问题的地方引入一种符合马克思主义性质的科学读解和说明。他断言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没有随着马克思所开辟的“历史科学”的新大陆相继而生,在此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各种哲学意识形态或者哲学偏向(黑格尔主义、经济主义、人道主义、教条主义等)所统治深陷困境、止步不前,这是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的时机尚未成熟所决定的。阿尔都塞的新唯物主义的降生正适应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的这一僵局,因为在阿尔都塞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或新生的时机已经到来了。他在“科学/意识形态”的视域中重新思考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厘定了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以及黑格尔哲学的关系,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卓越贡献。这种根据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启示,通过创造新的概念、新的思想形式,关注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革新和创造的工作既昭示着马克思主义强大的生命力,也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价值。
  文章从以下的四个部分探讨阿尔都塞的新唯物主义:第一部分考察了新唯物主义缘起的政治环境和学术场域,政治环境对阿尔都塞在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之关系的厘定上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是阿尔都塞“回归马克思”的外部动因,促使阿尔都塞重新思考马克思文本的意义,催生了新唯物主义。阿尔都塞新唯物主义产生的学术场域由“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和“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共同构成。尤其是“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与新唯物主义的关系在此文中将被重新考虑;第二部分考察了“科学/意识形态”视域中的新唯物主义,新唯物主义在与科学的关系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所构成的双重关系中使自己的身份得以确认,由此新唯物主义形成了与“科学/意识形态”的构成关系,另外,新唯物主义的“双重表示”又超出这一身份的指认,通过一种悖论的形式践行它在科学的东西和意识形态的东西之间进行划界的功能以及在布满褶皱与断裂的政治地形学空间中从事阶级斗争的功能;第三部分考察了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区别,指出新旧唯物主义的区分不是两种学说、哲学门类或者世界观的差别,它们之间的对立只有在“科学/意识形态”所构成的问题式的视域中,只有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旧唯物主义和以“双重身份”或者“双重游戏”显身或者隐身的新唯物主义所构成的动态关系中才能够得到指认;第四部分考察了新唯物主义与黑格尔哲学之关系,这一十分重要的关系在马克思的文本中一直出于模棱两可的状态,这一关系的辨析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死攸关的,而且对于新唯物主义自身的意义也非同寻常。
政治学理论 山西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党的十八大把自由列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层面的首要范畴,说明自由这一价值已被作为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目标追求而成为人们的共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价值是自由,然而多年来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对自由的忽视,导致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要求我们今天重新对社会主义自由问题进行新的科学合理的研究。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自由问题有重大的价值意义和理论意义,有利于我们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识,也能够对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自由的实现提供一定的指导。
  自由是一个无比庞杂的理念,在人类历史的不同背景下西方自由主义者分别对其做出了不同的界定,通过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有关自由的著作和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进行深入挖掘,有利于我们清晰认识二者理念中自由的异同,西方自由主义的自由理念包涵:个人自由、有限理性、有限政府、以及法律制约下的自由。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由却具有社会性、历史性、阶级性,它是一种更真实和更广泛的自由。本文综合比较了二者的价值内涵,进而界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自由的概念,并对社会主义制度下自由的价值意义做出了研究。
  自由从来不是西方专有的价值理念,把自由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重要内容一方面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积极扬弃,另一方面也是对西方优秀文化的借鉴和超越。然而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自由的实现不可能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社会的自由归根结底要体现在个体的自由之上,这要求我们在实践中在追求社会自由的时候不能以牺牲和忽视个人自由为代价,相反要努力保护大多数人的自由,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尽量使个体自由与社会自由二者达到和谐统一。
哲学·外国哲学 兰州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真理的分类问题是近代认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其渊源可以追溯到笛卡尔对物质和精神的区分,洛克最早提出两种符合论,即观念与外物的符合和观念与自身的符合,这种区分在莱布尼茨那里正式以“理性真理”和“事实真理”两个概念被提出,莱布尼茨认为理性真理是必然的,其反面是包含矛盾的,是不可能的,事实真理是或然的,其反面是不包含矛盾的。休谟完全接受了这种分类,认为人类的一切研究对象可以分为“关于观念的关系”和“关于实际的事情”,前者具有必然性,后者只具有或然性。
  尽管莱布尼茨和休谟对真理的分类十分相似,但是他们对待不同类型的真理的态度又完全不同。莱布尼茨十分重视理性真理,认为它是一切真理的根基,而休谟则认为关于观念的关系虽然具有必然性,但它只是纯粹的形式,甚至算不上真正的知识。莱布尼茨从他的单子论出发,认为事实真理的或然性并不是绝对的,它只是相对于我们这些认识能力有限的单子而言的,对于上帝这个原初的单子而言,事实真理同理性真理一样是必然的。因此事实真理本质上是尚未展示开来的理性真理,其必然性是客观存在的。人类虽然认识能力有限,但是构成人类的单子具有向上发展的“欲望”和“动力”,具有模仿上帝的趋势,因此我们需要积极地挖掘事实真理的充足理由,最终“发现”已经存在的具有必然性的事实真理。休谟对待实际的事情的态度比较消极,他认为实际的事情借以成立的根基主要是因果关系,而因果关系既不具备必然性,也不具备客观性,它只是人类的习惯性联想。因此根本就不存在必然的事实真理,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根据以往的习惯对未来的事情做出大致可信的判断,即依据归纳法“构建”有效的事实真理。
  莱布尼茨和休谟对待不同类型真理的态度之所以不同,其根本原因在于莱布尼茨哲学的出发点是一个形而上学假设——单子论,而休谟哲学的出发点是经验主义基本原则,即一切观念都是印象的摹本,而印象只能来自于感觉经验,因此我们的知识超不出我们的感觉。休谟也因此完全拒绝任何形而上的假设的,而这些假设恰恰就是莱布尼茨哲学的根基。他们哲学出发点的不同代表了近代哲学理性主义哲学和经验主义哲学的根本分歧。
马克思主义哲学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关于幸福的讨论如今已经深入的影响着人们,成为了当代人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自古以来,人们都在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进行生活,在这个生活过程中人们在不断的向幸福出发。根据人们当前对幸福的理解来看,人们的思想并没有完全统一,甚至还从自身的角度上去定位幸福,把幸福分化为不同的形式。所以,关于幸福的思想并不是人们简单讨论的结果,这是需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上进行深刻探讨的一个问题,从哲学上的讨论,再结合社会实践,会让马克思的幸福观对幸福的定义更加有价值。哲学上阐述的对幸福的追求是一种更高形式的追求,同时也是对哲学意义的有效分析。这需要从古到今来进行阐释,同时也需要把握幸福观的问题来进行对比。关于幸福观的探讨以及幸福方面的定义并不是单纯的讨论就可以加以理解的,这是需要多种形式进行对比之后才能清楚幸福的结果到底因何而来。根据马克思的幸福观对幸福的阐述来看,人们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还可以创造幸福,童年故事在创造幸福的过程中需要实践活动来加以分析。根据人性的批判来看,幸福是人的本质体现,根据唯物主义的有关思想可以让人对幸福的定义理解的更加真实和完整。
  本文探讨了马克思幸福观的思想渊源和形成过程,介绍了马克思幸福观的主要内涵和哲学本质,从践行马克思幸福观存在的问题角度,对马克思幸福观的当代价值进行了分析,最后得出了实现马克思幸福观对当今社会发展带来的启示。马克思幸福观是促进当今人们幸福的标志,同时幸福需要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进行探讨,马克思幸福观值得人们全身心的去追求。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重要的课题,解决了它,就把人类社会向前推进了一步,然而作为人类永恒的追求——幸福,却是每个时代的重要问课题。古往今来,对幸福的研究不胜枚举,但至今也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在物质财富高度积累的今天,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视幸福,呼唤幸福,渴望幸福。我们看到:哈佛大学最受欢迎的公开课是《幸福》,中国中央电视台也开设过专栏调查----《你幸福吗》。“中国梦”就是要实现人民的幸福之梦。但幸福是什么?怎样获取幸福?是每个人需要深思的问题。以往哲学家提出的幸福相关理论,或是着重分析人对物质的满足程度,或是研究有关幸福的抽象理论,或将幸福纳入艺术的范畴,或认为幸福属于虚幻的世界,总而言之,他们对幸福都没有形成系统、全面的认识。马克思虽然没有关于幸福的专门论著,但他在对异化劳动的深刻批判中;在人与动物的鲜明对比中,在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深刻企盼中,从人的自由、全面、充分发展的角度,充分论述了幸福。马克思理论为我们正确认识幸福提供了保障。幸福是人的终极追求,实践是对幸福的承诺,是实现幸福的一个有效途径。马克思在探索全人类的幸福时,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并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认为幸福源自在一定的“共同体”人所参与的社会实践活动中。他对幸福的理解和认识对当代人生活的终极指向和正确幸福观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本研究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概述了马克思前幸福思想的理论溯源,重点归纳了中外思想家对幸福的看法;第二章着重阐述马克思幸福思想的心路历程,分为孕育萌芽、确立、成熟和进一步探索寻找现实路径四个发展阶段;第三章论述了马克思幸福思想的逻辑内涵,系统解读马克思幸福思想的特征、种类和本位;第四章着重阐述了马克思幸福思想的理论方位,从幸福与历史唯物主义、幸福与道德礼仪、幸福与心理等多个角度、多层次探索幸福;第五章论述了马克思幸福思想对当今社会的启迪和引领,剖析当代社会幸福悖论,提出解决办法,并对实现“中国梦”予以展望。
马克思主义哲学 新疆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真理是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在哲学研究的各个时期和各个领域内,人们大都自觉地贯穿着对人类自身和事物的存在及本性的深切关注,都有意识地对真理问题进行探究。马克思恩格斯通过超越近代哲学唯理论和经验论真理观的对立、扬弃德国古典哲学真理观的思辨色彩,立足人类的物质实践活动,将真理观从认识论和唯心史观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实现了真理观的根本变革。准确的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实践真理观,全面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实践真理观对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真理观将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本文以实践的视角出发,立足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实践真理观论述的经典文献,梳理了马克思恩格斯实践真理观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剖析了马克思恩格斯实践真理观的主要内容,揭示了马克思恩格斯实践真理观的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在具体研究过程中,首先对西方哲学真理观进行了概述,分析了近代西方哲学中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真理观的缺陷,为马克思恩格斯实践真理观的产生做了逻辑的铺垫。重点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实践真理观的形成过程以及其对以往真理观的超越。其次,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思维方式——实践思维方式,对马克思恩格斯实践真理的内涵、本质、特征等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实践真理观是主观反映客观,主体反映客体的真理观。实践真理具有客观性、绝对性、相对性的特征。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实践真理观的理想旨归的人的自由和解放。最后,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分析了马克思恩格斯实践真理观的当代价值。首先从理论价值方面分析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实践真理观开拓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实践真理观的理论视野和思想内涵,同时为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真理观提供了指导。其次从实践价值方面分析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实践真理观为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同时为构建科学的价值观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的实践真理观以实践作为真理的坚实的逻辑起点,以实践思维方式思考和把握真理问题,使得全部有关真理的问题获得了全新的理解和阐释,创立了实践真理观。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实践真理观的研究,有助于构建科学的价值观,正确的指导人的实践。
马克思主义哲学 新疆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实践是人与客观世界的唯一枢纽,把人和客观世界联系在一起,实践不仅让人类与动物区分开来,而且还使征服了世界,同时创建了自己的家园——社会。现在看起来好像一切都很顺理成章,但谁又能想到,实践只有到了马克思的时代才真正的被挖掘出来,并赋予其意义,但是众多传统哲学家认为实践是靠理性因素支撑,忽视非理性因素的作用,而且研究理论较少,这就为更深入探索研究实践中的非理性因素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本文是以马克思的实践观为理论指导,研究人的非理性因素在实践活动中的作用。由于人们以前都是把理性因素看成是实践活动最主要的因素忽视人的非理性因素的作用,同时马克思原著中提到非理性因素的论述只有了了几句,造成了后来学者也认为马克思不重视非理性因素,因此研究有关非理性因素在实践活动中的作用理论极少,所以我根据前人的不足之处进行了本文的研究。首先进行梳理马克思实践观中有关非理性因素的相关论述,总结非理性因素的界定以及非理性因素在实践活动中的表现、特征和作用。其次,理清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的辩证关系,证明非理性因素和理性因素在实践活动中的作用是同等重要的,而且也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最后,通过上述研究梳理,我认为研究非理性因素在实践活动中的作用对实践有很大的启示和帮助,让更深刻的挖掘非理性因素和实践的本质,最终把握好非理性因素的尺度,做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总之,实践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唯一途径,只有深入研究透实践的本质,才能更好的认识以及改造世界,把我们的家园建设的更好。而影响实践的要素是理性与非理性因素,两者又都是人的本质,所以了解到这点,对于人也有很大的帮助,摆脱以往对非理性因素的偏见,正视人的本质,最终达到真善美。
马克思主义哲学 西南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下简称“实践标准”)这一命题明确确立以来,人们对它的理解和阐释存在着诸多争议和分歧。究其根源在于,人们对确立“实践标准”的哲学依据并未形成共识,尤其是未能真正地从马克思的实践观及其决定的真理观的层面来理解和阐释这一命题的基本内涵。本文通过对人们在理解“实践标准”上形成的流行见解的分析认为,流行见解对“实践标准”的理解和诠释仅仅是以“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为前提的,而并不是以“实践的观点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为前提的。尽管流行见解的前提可以从列宁、毛泽东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找到文献依据,但是却片面地理解和把握了列宁、毛泽东的观点。实际上,列宁、毛泽东以及邓小平等经典作家是在正确地理解了马克思的实践观及其真理观的基础上,提出和阐释“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这一见解,并由此提出和阐释“实践标准”的。简言之,马克思的实践观是确立和阐释“实践标准”的最终哲学依据。因此,基于马克思的实践观对“实践标准”作出新的思考和阐释,仍然是一项有重要意义的课题。
  本研究主要内容包括:⑴分析“实践标准”的流行见解及其主要缺陷。“实践标准”的流行见解主要体现在传统教科书的理解中,把马克思主义真理观仅仅看作认识论层面的真理观,把实践观点仅仅看作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进而只是在认识论层面理解“实践标准”,这是“实践标准”的流行见解的主要缺陷。⑵对“实践标准”的哲学依据的深层追问。流行见解将“实践标准”的哲学依据主要归结为列宁、毛泽东的真理观,尤其是列宁和毛泽东关于“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及其在此基础上作出“实践标准”的相关论断。这里面其实隐藏着对列宁、毛泽东的实践观及其决定的真理观以及“实践标准”论断的片面把握的缺陷,即离开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确立的基本原理与马克思主义后继者基于特定问题背景来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提出的相关论断的错误。其实,列宁、毛泽东等后继马克思主义者是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用于解决时代、民族的具体问题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加以阐释并提出相关论断的。他们关于“实践标准”的论断,也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创始人马克思的基本观点为依据的。马克思的实践观表明,实践的观点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因此,只有基于马克思的实践观对列宁、毛泽东关于“实践标准”的论断作出阐释和理解,或者说,只有将马克思的实践观也作为理解和阐释“实践标准”的最终哲学依据,才能科学准确地揭示“实践标准”的基本内涵。⑶基于马克思实践观对“实践标准”的基本内涵作出新的阐释。在对马克思实践观作出新阐释的基础上对“实践标准”的基本内涵作出较为全面系统的阐释。基于马克思实践观理解真理的内涵和特性,真理在本性上是实践的,真理的实践本性决定了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基于马克思实践观理解“实践标准”的内涵,才能准确全面地阐释出“实践标准”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历史观、方法论等维度的丰富内涵;“实践标准”的主要内容是真善美的统一。⑷阐明基于马克思实践观重释“实践标准”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理论意义主要在于:回到马克思的理论基地上纠正“实践标准”理解上的错误,拓展“实践标准”的本体论、价值论、历史观和方法论等维度的内涵,推进对“实践标准”的理论阐释;现实意义在于:为推进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对“实践标准”的分析和阐释提供新指引;为人们在现实实践中正确理解和运用“实践标准”提供新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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