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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广西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哈贝马斯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批判有其独到的见解。文章以哈贝马斯公共领域为切入点,重点考察了资本主义不同发展阶段,也就是自由资本主义和晚期资本主义政治公共领域的意识形态,其中晚期资本主义以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完成为标志又分为两个时期。公共领域的意识形态经历了批判的公共性、操纵的公共性、技术统治的公共性的演变和转型。哈贝马斯在批判的吸收康德、阿伦特公共性思想的基础上,提出资本主义公共领域意识形态的核心是公共性,通过公众舆论发挥批判作用以对抗公共权力,同时为政治统治提供合法性基础。哈贝马斯认为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批判的公共性体现了这一核心思想,这样的意识形态是积极的价值规范。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19世纪后半叶批判的公共性形成的条件被破坏了,公共性成了政府当局操纵的工具,目的是为了满足统治者的特殊利益。到了20世纪初,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技术统治的公共性成为新的意识形态,以一种隐蔽性的方式抹杀了技术与实践(政治)的区别,将政治问题转化为技术问题,带来公众舆论的非政治化,排挤公共领域。为改变这一现状哈贝马斯再次回到公共领域寻求破解办法,以期恢复公众舆论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 四川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谱系中,阿尔都塞的地位举足轻重,不光是因为他在拒斥“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中以“保卫马克思”的坚定姿态出场,更重要地是因为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秉持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中,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的更丰富的内涵。阿尔都塞承接了马克思未尽的哲学事业,在马克思文本极易引起人们多样性的误解、尚有待澄清和补充,尚没有提出问题的地方引入一种符合马克思主义性质的科学读解和说明。他断言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没有随着马克思所开辟的“历史科学”的新大陆相继而生,在此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各种哲学意识形态或者哲学偏向(黑格尔主义、经济主义、人道主义、教条主义等)所统治深陷困境、止步不前,这是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的时机尚未成熟所决定的。阿尔都塞的新唯物主义的降生正适应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的这一僵局,因为在阿尔都塞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或新生的时机已经到来了。他在“科学/意识形态”的视域中重新思考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厘定了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以及黑格尔哲学的关系,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卓越贡献。这种根据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启示,通过创造新的概念、新的思想形式,关注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革新和创造的工作既昭示着马克思主义强大的生命力,也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价值。
  文章从以下的四个部分探讨阿尔都塞的新唯物主义:第一部分考察了新唯物主义缘起的政治环境和学术场域,政治环境对阿尔都塞在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之关系的厘定上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是阿尔都塞“回归马克思”的外部动因,促使阿尔都塞重新思考马克思文本的意义,催生了新唯物主义。阿尔都塞新唯物主义产生的学术场域由“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和“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共同构成。尤其是“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与新唯物主义的关系在此文中将被重新考虑;第二部分考察了“科学/意识形态”视域中的新唯物主义,新唯物主义在与科学的关系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所构成的双重关系中使自己的身份得以确认,由此新唯物主义形成了与“科学/意识形态”的构成关系,另外,新唯物主义的“双重表示”又超出这一身份的指认,通过一种悖论的形式践行它在科学的东西和意识形态的东西之间进行划界的功能以及在布满褶皱与断裂的政治地形学空间中从事阶级斗争的功能;第三部分考察了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区别,指出新旧唯物主义的区分不是两种学说、哲学门类或者世界观的差别,它们之间的对立只有在“科学/意识形态”所构成的问题式的视域中,只有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旧唯物主义和以“双重身份”或者“双重游戏”显身或者隐身的新唯物主义所构成的动态关系中才能够得到指认;第四部分考察了新唯物主义与黑格尔哲学之关系,这一十分重要的关系在马克思的文本中一直出于模棱两可的状态,这一关系的辨析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死攸关的,而且对于新唯物主义自身的意义也非同寻常。
政治学理论 山西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党的十八大把自由列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层面的首要范畴,说明自由这一价值已被作为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目标追求而成为人们的共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价值是自由,然而多年来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对自由的忽视,导致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要求我们今天重新对社会主义自由问题进行新的科学合理的研究。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自由问题有重大的价值意义和理论意义,有利于我们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识,也能够对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自由的实现提供一定的指导。
  自由是一个无比庞杂的理念,在人类历史的不同背景下西方自由主义者分别对其做出了不同的界定,通过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有关自由的著作和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进行深入挖掘,有利于我们清晰认识二者理念中自由的异同,西方自由主义的自由理念包涵:个人自由、有限理性、有限政府、以及法律制约下的自由。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由却具有社会性、历史性、阶级性,它是一种更真实和更广泛的自由。本文综合比较了二者的价值内涵,进而界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自由的概念,并对社会主义制度下自由的价值意义做出了研究。
  自由从来不是西方专有的价值理念,把自由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重要内容一方面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积极扬弃,另一方面也是对西方优秀文化的借鉴和超越。然而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自由的实现不可能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社会的自由归根结底要体现在个体的自由之上,这要求我们在实践中在追求社会自由的时候不能以牺牲和忽视个人自由为代价,相反要努力保护大多数人的自由,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尽量使个体自由与社会自由二者达到和谐统一。
哲学·外国哲学 兰州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真理的分类问题是近代认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其渊源可以追溯到笛卡尔对物质和精神的区分,洛克最早提出两种符合论,即观念与外物的符合和观念与自身的符合,这种区分在莱布尼茨那里正式以“理性真理”和“事实真理”两个概念被提出,莱布尼茨认为理性真理是必然的,其反面是包含矛盾的,是不可能的,事实真理是或然的,其反面是不包含矛盾的。休谟完全接受了这种分类,认为人类的一切研究对象可以分为“关于观念的关系”和“关于实际的事情”,前者具有必然性,后者只具有或然性。
  尽管莱布尼茨和休谟对真理的分类十分相似,但是他们对待不同类型的真理的态度又完全不同。莱布尼茨十分重视理性真理,认为它是一切真理的根基,而休谟则认为关于观念的关系虽然具有必然性,但它只是纯粹的形式,甚至算不上真正的知识。莱布尼茨从他的单子论出发,认为事实真理的或然性并不是绝对的,它只是相对于我们这些认识能力有限的单子而言的,对于上帝这个原初的单子而言,事实真理同理性真理一样是必然的。因此事实真理本质上是尚未展示开来的理性真理,其必然性是客观存在的。人类虽然认识能力有限,但是构成人类的单子具有向上发展的“欲望”和“动力”,具有模仿上帝的趋势,因此我们需要积极地挖掘事实真理的充足理由,最终“发现”已经存在的具有必然性的事实真理。休谟对待实际的事情的态度比较消极,他认为实际的事情借以成立的根基主要是因果关系,而因果关系既不具备必然性,也不具备客观性,它只是人类的习惯性联想。因此根本就不存在必然的事实真理,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根据以往的习惯对未来的事情做出大致可信的判断,即依据归纳法“构建”有效的事实真理。
  莱布尼茨和休谟对待不同类型真理的态度之所以不同,其根本原因在于莱布尼茨哲学的出发点是一个形而上学假设——单子论,而休谟哲学的出发点是经验主义基本原则,即一切观念都是印象的摹本,而印象只能来自于感觉经验,因此我们的知识超不出我们的感觉。休谟也因此完全拒绝任何形而上的假设的,而这些假设恰恰就是莱布尼茨哲学的根基。他们哲学出发点的不同代表了近代哲学理性主义哲学和经验主义哲学的根本分歧。
马克思主义哲学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关于幸福的讨论如今已经深入的影响着人们,成为了当代人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自古以来,人们都在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进行生活,在这个生活过程中人们在不断的向幸福出发。根据人们当前对幸福的理解来看,人们的思想并没有完全统一,甚至还从自身的角度上去定位幸福,把幸福分化为不同的形式。所以,关于幸福的思想并不是人们简单讨论的结果,这是需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上进行深刻探讨的一个问题,从哲学上的讨论,再结合社会实践,会让马克思的幸福观对幸福的定义更加有价值。哲学上阐述的对幸福的追求是一种更高形式的追求,同时也是对哲学意义的有效分析。这需要从古到今来进行阐释,同时也需要把握幸福观的问题来进行对比。关于幸福观的探讨以及幸福方面的定义并不是单纯的讨论就可以加以理解的,这是需要多种形式进行对比之后才能清楚幸福的结果到底因何而来。根据马克思的幸福观对幸福的阐述来看,人们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还可以创造幸福,童年故事在创造幸福的过程中需要实践活动来加以分析。根据人性的批判来看,幸福是人的本质体现,根据唯物主义的有关思想可以让人对幸福的定义理解的更加真实和完整。
  本文探讨了马克思幸福观的思想渊源和形成过程,介绍了马克思幸福观的主要内涵和哲学本质,从践行马克思幸福观存在的问题角度,对马克思幸福观的当代价值进行了分析,最后得出了实现马克思幸福观对当今社会发展带来的启示。马克思幸福观是促进当今人们幸福的标志,同时幸福需要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进行探讨,马克思幸福观值得人们全身心的去追求。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重要的课题,解决了它,就把人类社会向前推进了一步,然而作为人类永恒的追求——幸福,却是每个时代的重要问课题。古往今来,对幸福的研究不胜枚举,但至今也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在物质财富高度积累的今天,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视幸福,呼唤幸福,渴望幸福。我们看到:哈佛大学最受欢迎的公开课是《幸福》,中国中央电视台也开设过专栏调查----《你幸福吗》。“中国梦”就是要实现人民的幸福之梦。但幸福是什么?怎样获取幸福?是每个人需要深思的问题。以往哲学家提出的幸福相关理论,或是着重分析人对物质的满足程度,或是研究有关幸福的抽象理论,或将幸福纳入艺术的范畴,或认为幸福属于虚幻的世界,总而言之,他们对幸福都没有形成系统、全面的认识。马克思虽然没有关于幸福的专门论著,但他在对异化劳动的深刻批判中;在人与动物的鲜明对比中,在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深刻企盼中,从人的自由、全面、充分发展的角度,充分论述了幸福。马克思理论为我们正确认识幸福提供了保障。幸福是人的终极追求,实践是对幸福的承诺,是实现幸福的一个有效途径。马克思在探索全人类的幸福时,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并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认为幸福源自在一定的“共同体”人所参与的社会实践活动中。他对幸福的理解和认识对当代人生活的终极指向和正确幸福观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本研究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概述了马克思前幸福思想的理论溯源,重点归纳了中外思想家对幸福的看法;第二章着重阐述马克思幸福思想的心路历程,分为孕育萌芽、确立、成熟和进一步探索寻找现实路径四个发展阶段;第三章论述了马克思幸福思想的逻辑内涵,系统解读马克思幸福思想的特征、种类和本位;第四章着重阐述了马克思幸福思想的理论方位,从幸福与历史唯物主义、幸福与道德礼仪、幸福与心理等多个角度、多层次探索幸福;第五章论述了马克思幸福思想对当今社会的启迪和引领,剖析当代社会幸福悖论,提出解决办法,并对实现“中国梦”予以展望。
马克思主义哲学 新疆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真理是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在哲学研究的各个时期和各个领域内,人们大都自觉地贯穿着对人类自身和事物的存在及本性的深切关注,都有意识地对真理问题进行探究。马克思恩格斯通过超越近代哲学唯理论和经验论真理观的对立、扬弃德国古典哲学真理观的思辨色彩,立足人类的物质实践活动,将真理观从认识论和唯心史观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实现了真理观的根本变革。准确的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实践真理观,全面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实践真理观对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真理观将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本文以实践的视角出发,立足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实践真理观论述的经典文献,梳理了马克思恩格斯实践真理观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剖析了马克思恩格斯实践真理观的主要内容,揭示了马克思恩格斯实践真理观的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在具体研究过程中,首先对西方哲学真理观进行了概述,分析了近代西方哲学中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真理观的缺陷,为马克思恩格斯实践真理观的产生做了逻辑的铺垫。重点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实践真理观的形成过程以及其对以往真理观的超越。其次,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思维方式——实践思维方式,对马克思恩格斯实践真理的内涵、本质、特征等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实践真理观是主观反映客观,主体反映客体的真理观。实践真理具有客观性、绝对性、相对性的特征。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实践真理观的理想旨归的人的自由和解放。最后,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分析了马克思恩格斯实践真理观的当代价值。首先从理论价值方面分析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实践真理观开拓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实践真理观的理论视野和思想内涵,同时为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真理观提供了指导。其次从实践价值方面分析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实践真理观为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同时为构建科学的价值观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的实践真理观以实践作为真理的坚实的逻辑起点,以实践思维方式思考和把握真理问题,使得全部有关真理的问题获得了全新的理解和阐释,创立了实践真理观。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实践真理观的研究,有助于构建科学的价值观,正确的指导人的实践。
马克思主义哲学 新疆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实践是人与客观世界的唯一枢纽,把人和客观世界联系在一起,实践不仅让人类与动物区分开来,而且还使征服了世界,同时创建了自己的家园——社会。现在看起来好像一切都很顺理成章,但谁又能想到,实践只有到了马克思的时代才真正的被挖掘出来,并赋予其意义,但是众多传统哲学家认为实践是靠理性因素支撑,忽视非理性因素的作用,而且研究理论较少,这就为更深入探索研究实践中的非理性因素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本文是以马克思的实践观为理论指导,研究人的非理性因素在实践活动中的作用。由于人们以前都是把理性因素看成是实践活动最主要的因素忽视人的非理性因素的作用,同时马克思原著中提到非理性因素的论述只有了了几句,造成了后来学者也认为马克思不重视非理性因素,因此研究有关非理性因素在实践活动中的作用理论极少,所以我根据前人的不足之处进行了本文的研究。首先进行梳理马克思实践观中有关非理性因素的相关论述,总结非理性因素的界定以及非理性因素在实践活动中的表现、特征和作用。其次,理清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的辩证关系,证明非理性因素和理性因素在实践活动中的作用是同等重要的,而且也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最后,通过上述研究梳理,我认为研究非理性因素在实践活动中的作用对实践有很大的启示和帮助,让更深刻的挖掘非理性因素和实践的本质,最终把握好非理性因素的尺度,做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总之,实践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唯一途径,只有深入研究透实践的本质,才能更好的认识以及改造世界,把我们的家园建设的更好。而影响实践的要素是理性与非理性因素,两者又都是人的本质,所以了解到这点,对于人也有很大的帮助,摆脱以往对非理性因素的偏见,正视人的本质,最终达到真善美。
马克思主义哲学 西南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下简称“实践标准”)这一命题明确确立以来,人们对它的理解和阐释存在着诸多争议和分歧。究其根源在于,人们对确立“实践标准”的哲学依据并未形成共识,尤其是未能真正地从马克思的实践观及其决定的真理观的层面来理解和阐释这一命题的基本内涵。本文通过对人们在理解“实践标准”上形成的流行见解的分析认为,流行见解对“实践标准”的理解和诠释仅仅是以“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为前提的,而并不是以“实践的观点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为前提的。尽管流行见解的前提可以从列宁、毛泽东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找到文献依据,但是却片面地理解和把握了列宁、毛泽东的观点。实际上,列宁、毛泽东以及邓小平等经典作家是在正确地理解了马克思的实践观及其真理观的基础上,提出和阐释“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这一见解,并由此提出和阐释“实践标准”的。简言之,马克思的实践观是确立和阐释“实践标准”的最终哲学依据。因此,基于马克思的实践观对“实践标准”作出新的思考和阐释,仍然是一项有重要意义的课题。
  本研究主要内容包括:⑴分析“实践标准”的流行见解及其主要缺陷。“实践标准”的流行见解主要体现在传统教科书的理解中,把马克思主义真理观仅仅看作认识论层面的真理观,把实践观点仅仅看作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进而只是在认识论层面理解“实践标准”,这是“实践标准”的流行见解的主要缺陷。⑵对“实践标准”的哲学依据的深层追问。流行见解将“实践标准”的哲学依据主要归结为列宁、毛泽东的真理观,尤其是列宁和毛泽东关于“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及其在此基础上作出“实践标准”的相关论断。这里面其实隐藏着对列宁、毛泽东的实践观及其决定的真理观以及“实践标准”论断的片面把握的缺陷,即离开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确立的基本原理与马克思主义后继者基于特定问题背景来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提出的相关论断的错误。其实,列宁、毛泽东等后继马克思主义者是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用于解决时代、民族的具体问题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加以阐释并提出相关论断的。他们关于“实践标准”的论断,也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创始人马克思的基本观点为依据的。马克思的实践观表明,实践的观点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因此,只有基于马克思的实践观对列宁、毛泽东关于“实践标准”的论断作出阐释和理解,或者说,只有将马克思的实践观也作为理解和阐释“实践标准”的最终哲学依据,才能科学准确地揭示“实践标准”的基本内涵。⑶基于马克思实践观对“实践标准”的基本内涵作出新的阐释。在对马克思实践观作出新阐释的基础上对“实践标准”的基本内涵作出较为全面系统的阐释。基于马克思实践观理解真理的内涵和特性,真理在本性上是实践的,真理的实践本性决定了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基于马克思实践观理解“实践标准”的内涵,才能准确全面地阐释出“实践标准”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历史观、方法论等维度的丰富内涵;“实践标准”的主要内容是真善美的统一。⑷阐明基于马克思实践观重释“实践标准”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理论意义主要在于:回到马克思的理论基地上纠正“实践标准”理解上的错误,拓展“实践标准”的本体论、价值论、历史观和方法论等维度的内涵,推进对“实践标准”的理论阐释;现实意义在于:为推进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对“实践标准”的分析和阐释提供新指引;为人们在现实实践中正确理解和运用“实践标准”提供新视野。
马克思主义哲学 四川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本体论问题是哲学史上一个古老而常新的问题,本体论更是哲学的基础部分,换言之,如果哲学没有本体论就如同一栋大楼没有地基。因此,探析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就十分必要了。本文的主题是马克思实践本体论,具体展布为以下三个问题:一是以何种标准来衡量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二是马克思本体论是实践的理论依据;三是马克思实践本体论的形成过程、内涵、价值指向是什么。
  本文围绕着马克思实践本体论这个主题进行论证,共分为五个部分。论文第一部分,对马克思本体论的国内外研究成果及其利弊进行了简要的概述,并对本文的创新和缺陷进行了简述。论文的第二部分,从词源解释和语言学、哲学史两个角度对本体论进行简要的论述,得出西方传统本体论的特征、内涵以及判断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的评价范式、价值指向。论文的第三部分,从历史的角度论述了马克思是如何突破传统本体论的束缚,从而实现实践本体论的转向。论文的第四部分,从载体、核心、时空、方法四个方面对实践本体论的内涵进行了具体的阐述。论文第五部分,在明晰了马克思实践本体论内涵的基础上,阐述了马克思实践本体论的理论价值、实践价值。
马克思主义哲学 新疆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哲学思维是观察、认识和把握世界及其发展规律的根本观点与方法,也是解决、处理、和思考人与世界、思维与存在、现实与潜在等哲学问题的基本原则。思维范式是哲学的灵魂,决定着哲学的理论形态。马克思哲学体系的思维范式特点主要表现在其实践性,实践思维范式突破本体论思维范式和意识论思维范式的局限性,实现了哲学思维范式的历史变革。实践思维范式是本着以实践为主体和中心,通过人并为了人的思维范式;本着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为出发点和目的的类主体的思维范式;本着从现实出发又超越现实的超越性的思维范式。开展本选题的研究,理论上有助于马克思哲学理论研究的创新与发展,进一步开拓马克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视域;实践上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和大众化,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提供指导。
  本文主要以马克思实践论思维范式为线索,探究实践论思维范式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及其作用,通过对本体论思维范式和意识论思维范式的理论梳理和缺陷探究,引导出马克思实践论思维范式产生的历史必然性。首先,本文对马克思实践论思维范式产生的历史背景进行了系统的论述,阐述思维范式的含义、地位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本体论思维范式和意识论思维范式的特点,归纳了本体论思维范式和意识论思维范式存在的不足,阐述了马克思实践论思维范式提出的历史必然性。其次,探究实践论思维范式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考察了实践论思维范式的含义和本质,实践论思维范式的哲学内涵,分析了实践论思维范式的反思性、辩证性、历史性、主体性的特征,指出了实践论思维范式在马克思哲学创立中的作用。最后,从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探究实践论思维范式的当代价值。在理论上,有助于全面正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从实践的视角理解才不至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本本或者是教条,也只有坚持实践坚持与时俱进的真谛才能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推向更高层次的发展,更全面地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上,从现实的实践层面而言,只有把理论用之于民,服务于民,才能从根本上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马克思实践论思维范式是哲学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时代和历史的必然产物,是人类史、哲学史上灿烂的结晶。批判的继承和创新的发展是历史对后人的馈赠,同时,进一步繁荣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后人的使命,是社会的需要,是时代的需要,更是世界和平的需要。
哲学;外国哲学 南京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认识辩护问题”是当代西方知识论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各种认识辩护理论之间的争论(无论是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之争,还是融贯论与基础论之争)都是围绕着这一问题而展开的。也正是针对这一问题,在批判性地考察了各种认识辩护理论的基础上,约翰·波洛克提出了自己的“直接实在论”。所以,对于“直接实在论”的研究不仅可以为理解各种认识辩护理论提供一种独特的视角,而且更重要的是,也可以为解答“认识辩护问题”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
  所谓“认识辩护问题”就是关于人们的信念究竟是如何得到认识辩护的问题。波洛克认为,一个人S的信念P是否得到辩护完全是由S的内在状态来决定的。所以,他是一个内在主义者。但是,与融贯论者不同,他并不认为:S的信念P是否得到辩护完全取决于信念P是否与S的其它信念相“融贯”。而且,与基础论者不同,他并不认为,存在着一种“自我辩护的”基本信念。在波洛克看来,一方面,能够为信念提供辩护的不仅仅包括信念状态,还包括非信念的内在状态,比如,感觉经验;另一方面,所谓的“基本信念”虽然不是由其它信念来辩护的,但也不是“自我辩护的”,而是由非信念的内在状态来辩护的。所以,按照“直接实在论”,感觉经验这种非信念的内在状态直接就是辩护物理个体信念的理由,并在此基础上为其它所有物理信念提供了辩护。
  波洛克之所以要把感觉经验自身作为辩护物理个体信念的理由,其原因有两点:首先,基础论的失败表明了,为了解释物理信念的认识辩护问题,就需要将感觉经验作为辩护信念的理由。第二,由于认识辩护所涉及和依赖的是一种“认知程序规范”,而认知程序规范所考量的因素仅仅需要是认知主体的内在因素或状态,所以,作为一种内在状态的感觉经验完全有可能被纳入到认知程序规范的考量中,从而影响信念的认识辩护。正是这两方面的原因促使波洛克提出了“直接实在论”。
  本论文就是要以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融贯论与基础论的论争为理论背景,紧紧围绕着“感觉经验要不要以及能不能作为辩护物理个体信念的理由?”的问题,在系统地阐述约翰·波洛克对基础论的批判以及对认识辩护的“经验性澄清”的基础上,逻辑重构波洛克的“直接实在论”及其辩护过程,并且最终对波洛克的“直接实在论”进行一种重新审视和反思。在这种反思中,我们将对“认知程序辩护”这个概念的合理性以及感觉经验辩护信念的可能性提出一种辩护。一方面,“认知程序辩护”完全可以在“信念间接意志论”的基础上确立起自己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反对感觉经验能够辩护信念的理由是不成立的。基于这两个方面的理由,我们将波洛克的“直接实在论”看作是一种可否定但尚未被否定的认识辩护理论。
哲学 湘潭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海森堡作为著名的物理学家,在自然科学特别是量子力学领域上有着重要的贡献。他所创立的量子力学与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密切,现在也依然是科技研究的前沿。与此同时,他的科学哲学思想对哲学也有着重要影响。在社会日益发展的今天,哲学与科学更加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作为哲学家和物理学家于一体的海森堡,致力于探索真理、理解世界.他的科学哲学思想和物理成就依然在哲学和科学领域深刻影响着当代世界。
  文章主要分为五个部分来窥探海森堡的科学哲学世界。第一部分主要是叙述了前人对于海森堡的研究成果以及写作本文的目的和主要的研究方法。第二部分主要叙述了海森堡科学哲学思想的双重渊源及其形成的影响因素和过程,以期对其科学哲学思想有个大致的了解。第三部分是文章最重要的部分。这个部分主要从从自然观、认识论、方法论三个层面具体阐释海森堡的科学哲学思想,以期对海森堡科学哲学思想有更为细致的了解。第四部分主要从海森堡科学哲学思想对于科学和哲学的积极与消极的影响来简要评价其思想。第五部分是对海森堡的科学哲学思想的简要总结。
  我们对于海森堡及其思想的探索,不仅可以认识自然科学世界,而且对我们认识社会科学也大有裨益,因为真正深层次的辩证法必然与科学相通。对海森堡的研究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探索海森堡成长成才的过程,我们体会到优良的学风、学术环境对于人才成长的重要性,他的经历为我们提供了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教学相长、学术民主、不拘一格起用优秀人才的范例。然而,万事万物都不是绝对的。对于海森堡科学哲学思想的研究,我们要采取辩证的态度。
马克思主义哲学 西南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近年来,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建立,“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问题得到了国内学界的热切关注,有关“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问题的研究也是一派精彩纷呈。综观当前学界研究成果,大都是从学科或学理的层面上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问题展开研究的,而罕见专门从研究的方法论上对其进行探讨。就忠于马克思主义本真精神来看,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首先应是方法论的整体性。因此,十分有必要从方法论上探讨“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问题,以填补当前学界相关研究的空白。
  本研究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关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问题研究的追问。本部分探究为什么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整体性研究。分别从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理解”的客观需要、“整体性应用”的客观需要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整体性建设”的客观需要来回答所追问的问题,为下文进一步展开研究做铺垫。第二部分:关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问题研究的反思。本部分反思当前相关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本部分将对传统范式、分门别类的研究模式和忽视发展成果承接性等问题进行剖析,指出其研究的问题所在,即破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性质、理论内容、发展成果的整体性,得出存在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研究的方法论运用不当,没能遵循正确的方法论原则的结论,为下一部分的展开埋伏笔。第三部分:“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问题研究的方法论原则。本部分是全文的重点也是难点,是针对第二部分指出的问题,探寻的解决方案。它是贯穿全文的主线,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问题研究所应当遵循的科学、合理的方法论原则。本部分主要论述了三个方法论原则:实践思维方式和实践思维逻辑相结合的原则、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以及坚持和发展相统一的原则。这些原则为合理地进行“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问题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保障。第四部分:研究“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问题应解决好的问题。本部分揭示了在正确的方法论的指导下,研究“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问题应解决好的几个重要问题,并指出合理避免出现这些问题的途径。这是从方法论上进一步探究如何合理地搞好“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问题研究。
外国哲学 上海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在现当代政治哲学的基本概念中,大概没有比自由主义显得更具有歧义性和争议性。究其原因在于西方大多数国家的政治实践都奉行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但是,人们处于不同的时代和各异的文化之中,对自由主义的理解也就呈现出了多样性和差异性。然而,不管自由主义的形式如何变换,其追求和保护个人自由的目标始终没有改变。我们知道,自由主义者主要探讨个人和国家的关系问题,其关切的是限制国家对个人自由的干涉。自由主义者之所以探讨和关切这些问题,主要源于现代社会具有多样性的镜像,致使人们对善观念、好的生活方式观念的理解存在着差异性。面对这种多元主义的社会现实,自由主义者在思考政治安排公平性的时候,认为必须在人们的善观念和理想之间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即认为虽然美好生活的理想本身是有价值的,但推崇某种促进和实现美好生活的理想却不是政府的分内之事。这种自由主义思想也被称为“反至善主义”,包括罗尔斯的平等自由主义和诺奇克的自由至上主义在内。
  反至善主义担心国家或政府会对个人自由产生威胁,从而要求政府必须在人们拥有的善观念之间保持中立的态度,不应该考虑这些善观念或道德理想的真假。拉兹则批判“反至善主义”观点,并试图探索一条介于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之间的“自由主义至善论”道路,认为国家或政府具有完善其公民生活方式的责任,国家的主要职责在于推动好的生活方式和阻止坏的生活,从而使其公民实现至善的生活。在拉兹看来,国家或政府并不是自由的敌人,而是自由的根源。正是源于国家或政府是否应该干预个人生活问题,引发出反至善主义和至善主义之间的争论。针对这种争论,就需要深入思考自由主义中立性问题,深入探寻自由主义至善论的观点,并发现这两种理论论证具有局限性,而这一局限性恰好又是儒家思想可以弥补的。本文即是对这些争论的关注和思考的结果。
  第一部分是对自由主义中立性问题的考察,其目的为描述问题。自由主义中立性思想之所以得以产生并发展,是基于共同体的瓦解和现代社会的形成、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二元划分以及多元化社会与合理分歧的存在。其理论强调国家对人们所拥有的善观念和理想应该保持中立的态度。其原因在于人们认为有效的好生活具有多样性,国家无法对人们形成统一的标准来判断何种观念是否有价值。反至善论者认为,至善论将政治道德建立在诸多有争议甚至冲突的形而上学观念的基础上,并容许政府使用强制手段来推进这一善的实现,这将致使其他重要的善观念及理想均成为实现这一目的的工具,从而导致家长制乃至集权制的后果。同时,至善论也不能给现代自由社会的宽容和现代国家的稳定提供某种中肯的治理方法。自由主义中立性者还通过怀疑论、自主论及价值多元论等观念来对其理论加以辩护。
  第二部分阐发拉兹对自由主义中立性的批判,其目的为批判问题。一般说来,可以将反至善论与政治中立性互换,其代表性人物有罗尔斯与诺奇克。罗尔斯认为政府行为就是要确保所有人在追求善观念及理想中拥有平等的能力,他以公平的正义理论来对中立性加以论证;诺奇克认为国家政治行为在于促进和实现个人美好理想,并通过把权利原则作为边际约束原则来对国家行动进行约束,以个人权利来论证国家应该保持中立。拉兹对反至善论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他们身上,认为罗尔斯的公平正义理论是不恰当的,诺奇克的最低限度国家是不合理的。拉兹将反至善论区分为中立性原则与排除理想,认为前者强调政府对人们所拥有的善观念应该持中立态度;后者强调政府不能对人们的善观念和道德理想之真假进行评判。根据他的论证,严格中立是不可能的,排除理想是错误的,从而引出其自由主义至善论思想。
  第三部分是对拉兹自由主义至善论思想的阐发,其目的为消解问题。文章首先对拉兹做一简要概述,并以至善论的三种进路——人性至善论、客观列表至善论以及自由主义至善论——引出他所主张的自由主义至善论。他认为,自由的价值源于对自主生活具有促进作用,从而使人们自主选择的良善生活得以顺利实现。在他看来,自由对于构成自主生活来说具有内在价值,而对于促进自主生活来说则具有工具价值,人们的幸福在于自主生活的获得。因为自主生活具有客观价值,所以政府有义务促进好的生活方式和拒斥坏的生活方式,并积极为人们自主生活营建良好的环境。他还认为,个人要成为整个生活的创造者,作为理想的个人自主,其自由选择并成功实现某种目标被视为自主生活或个人幸福,而个人目标的选择及幸福的获得又有赖于社会形式或集体善,因而他反对个人主义,主张至善主义,认为政治自由的价值要建立在非个人主义的道德基础之上,并认为政府并非是自由的敌人,而为自由的根源。因此,拉兹通过对自由和集体善的承诺来阐发至善主义思想,这也使他所理解的政府职能比自由主义更强,却弱于社群主义。
  第四部分是对儒家至善论与当代伦理反思的探讨,其目的为反思现实。虽然至善论者和中立性者都为其观念据理力争,但是彼此提出的理据仍存有缺憾。他们论据适用的是人们关涉自我的行为,而对人们涉及他人的行为却不关心,即对确保人们做有益于他人的事情并不感兴趣。对此,儒家至善论则对推动个人对他人的善行比阻碍其恶行更为关心,即国家对恶行不是只付诸于刑法,而应更多地提供道德教化,以悲悯之心来使用刑法,使作恶之人的良善之心得以恢复。在此,我们还应看到,政治哲学理论研究是离不开社会实践生活,离不开当代的伦理生活。当代作为一个开放、平等、多元的社会,在面对道德哲学论题时,要求道德结构应包括底线伦理、共同信念和终极关怀;在人类利用科技追求完美时,要求政府不应该保持中立,而应当支持和提倡合理使用科技,反对和阻碍滥用;在中国面对新的历史起点这一现实问题时,要求将法治、德治与善治运用于治国理政。因此,面对当代社会问题时,既应当尊重人的自主和竞争性多元论,又应当承认政府道德教化具有广泛性和重要性的作用。
  当代政治自由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即是中立性原则,其目的在于应对现代性之下有关良善生活的严重分歧,从而诉求中立性原则这一解决方案,即国家在价值这一问题上保持中立,政府只需保护公民安全,而支持或倡导某种善观念并非政府的职责。拉兹则对自由主义中立性提出系统批判,认为中立性原则过于简单和泛化,以此提出立足于自由与集体善的至善主义,主张政府是自由的可靠来源,若某种善观念具有内在价值,则政府应当积极支持并倡导其成功实现。进一步讲,一种有效的至善论既要尊重自由的内在价值,又要立足于对社会形式和共同文化的尊重。然而,源于中立性-至善论均忽略了关涉他人的道德维度,而儒家作为一种政治上的至善论,恰好能够克服这两者的不足。因此,在面对中西文化思想之时,既要实现比较式对话,发现不同哲学传统中的相似与分殊,更要追求合作式对话,对不同的文化加以解读、解释和学习,实现跨文化对话的范型,从而使我们走得更远。
马克思主义哲学 内蒙古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和伊格尔顿意识形态理论都是当今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两者对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都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将两者的意识形态理论进行比较研究,我们不仅能够看到伊格尔顿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同时还能感受到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生命力和当代性。伊格尔顿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继承表现为:在思维方式上,继承了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在理论范式上,同马克思一样坚持意识形态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在理论特征上,同马克思一样坚持意识形态具有非独立性。伊格尔顿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创新表现为:提出了解释意识形态的新路径;细化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提供了一种值得提倡的学术方式。通过比较发现,虽然伊格尔顿对意识形态理论进行了创新。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他并没能超越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的整体框架。
  本文由三个部分构成:第一,马克思和伊格尔顿意识形态基本含义的比较;第二,马克思和伊格尔顿意识形态基本论域的比较;第三,马克思和伊格尔顿意识形态基本特征的比较。
哲学;外国哲学 南京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自莱布尼兹提出理性真理和休谟提出关于观念关系的知识命题(知识)和关于事实命题(知识)的区别以来,人们一直将知识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所谓先天(a priori)知识,一类是所谓后天(a posteriori)知识(即经验的知识)。先天知识是无法通过经验归纳得到证明的知识。如何理解这一部分知识,一直是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问题。对分析性概念的研究与解释正是试图说明人类的这一部分知识。本文主要探讨经验主义者对它的定义和运用。一般地,它是用来解决非经验的命题何以必然为真的困难的。奎因作为一个自然主义者,他通过逻辑分析,拒绝了这个在经验论的理论体系里显得格格不入的概念,促使经验主义走上自然化的道路。不过由于奎因分享了逻辑经验主义者对于分析性存在问题的定义,他对于分析性的挑战是值得继续探讨的。
  本文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分析了分析性概念的含义。第二部分阐述了分析性概念的历史来源。休谟将“关于观念间的关系”的知识定义为其否定会导致矛盾命题,有直觉的确定性和解证的确定性的知识。康德批判了休谟的二分法,首次提出分析判断的概念。第三部分介绍了逻辑经验主义对康德定义的改造。逻辑经验主义学派引入“意义”,提出了一个命题有意义的标准:“一个命题是有意义的,当且仅当它要么是分析的(根据意义为真),要么是可证实的”。逻辑经验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相信,分析性概念能很好地解释逻辑和数学命题缺乏事实内容何以必然为真,这样就拒绝了唯理论“天赋观念”的解释,从而维护了经验论的基本原则。第四部分主要讨论了奎因对于逻辑经验主义提出的分析性概念的批判,奎因的自然主义哲学对于语义的外延主义的坚持,并对奎因的批判进行了评价。奎因在其著名的论文《经验论的两个教条》通过分析对于分析性的各种定义方式,他得出分析性只是一个空洞的,没有解释力的概念。因此,他认为,试图在分析陈述和综合陈述之间划出一条界线的想法只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教条。进而,奎因倡导“没有教条的经验论”,把知识(科学)当作一个整体来应对变化着的经验世界,并认为在经验的法庭面前,没有陈述是免于修改的。奎因在与卡尔纳普的几次辩论中,体现出他坚持使用外延语言,反对内涵、意义等非经验标准的语义学概念的使用,彻底贯彻了经验主义的原则。后来,克里普克指出必然性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概念,而先天性是一个认识论的概念,不能将两者等同。而逻辑经验主义者混淆了二者的区别,将分析性与先天性、必然性混为一谈,因此他们定义的分析性概念是有问题的。鲍西安指出这样的分析性概念是形而上学的分析性(即在先天知识中,一个句子的意义使得该句子为真),是应当被拒斥的概念。奎因批判了形而上学的分析性,是值得肯定的。不过,奎因由此拒绝了整个分析性概念,进而拒绝了先天知识的看法是成问题的,因为先天知识与后天知识的区别是一个符合大多数哲学家直觉并且在讨论各种哲学问题时非常有用的区别,先天知识的存在也是难以否认的事实。鲍西安认为尽管形而上学的分析性难以成立,但认知的分析性(即理解了一个句子的意义就足以知道其为真)则是有可能得到辩护的,它对于我们解释先天知识的性质是必要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 内蒙古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近代哲学一扫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封建和禁锢,自由成为了时代的主题,诸多哲学家、思想家也都对自由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探讨。“追求人类解放”的马克思与“爱这个世界”的汉娜·阿伦特也都以现实人的生存困境为思考的起点,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深刻批判的同时,分别从两个角度研究了人的自由及其实现的问题,形成了他们独特的自由观。马克思主张要在批判性和创造性的实践活动中通过变革生产关系使人逐渐的摆脱外部的限制和束缚,从而使人类社会逐渐通往新的理想的社会形态,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阿伦特始终在政治的领域内来谈论自由,且将自由与行动相提并论,并认为公民只有积极的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去,国家以及社会又能为人们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而提供一个足够自由的公共空间领域,让人们主动地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时,人的自由才能得以真正的实现。可以说,对于自由问题的分析与研究,从某种程度上构成了马克思与阿伦特在政治哲学思想上的一大分歧。因此,本文在理解马克思的自由观与阿伦特的自由观之间的共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和分析两者自由观的差异性,尝试重新理解和审视马克思自由观,同时引发对现代社会中特定的自由问题的关注与积极的探索。
外国哲学 浙江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对实践理性的探究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什么能够成为我们行动的理由。有的哲学家认为,行动的理由应该是辩护性的,能表明这些行动是正当的、合情理的,这些理由对于所有理性行动者都具有规范性。有的哲学家认为行动的理由是解释性的:它们就是造成我们行动的原因,即动机性的理由。休谟主义者认为行动的理由必须是能够成为行动者动机的东西。因此他们否认存在辩护性的行动理由。他们认为实践理性的原则只有一条,即工具理性原则。康德主义者虽然认同行动的理由必须是能够为行动者提供动机的东西,但他们认为工具理性原则本身无法成为一条规范我们行为的原则,因此他们认为还有更高的实践理性的原则。而这些原则也能为我们的行动提供辩护性的理由。同时他们认为这些辩护性的理由同样能为我们的行动提供动机。本文将试图捍卫康德主义者对实践理性的解释。
  在本文的第一部分,我将阐述休谟式的实践理性的解释所面临的一个重要批评,即实践非理性在这种解释下是不可能的,同时回应休谟主义者对这一批评的反驳。我将试图表明,休谟主义者尝试反驳这一批评的策略并不成功,有可能取得成功的解决方案则在根本上暗示了康德主义的解释才是合理的。在第二部分,我将梳理当代康德主义者对实践理性之原则的看法,说明他们是如何论证存在哪些实践理性的原则、这些原则如何为行动者提供动机以及工具理性原则如何依赖于绝对命令,而这两条实践理性的原则实际上都依赖于自主性。然后我将表明,康德主义者对实践理性原则的解释及其基于自主性对工具理性原则和可普遍化原则的解释,尽管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仍然遗留了一些有待于进一步说明或澄清的问题。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表明,康德主义者对于实践理性的解释,在经过某些恰当的修改后,仍然是可以维护或值得维护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 西南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对马克思实践自由观进行了探讨。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终目标。因此,“自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核心范畴。马克思不仅批判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思辨哲学那种置“现实的人”于不顾,而从想象的主体出发,以虚假的方式来满足人们对自由的渴求的做法,而且,也批判了在政治国家中自由的虚假性。在马克思看来,应该从现实的人出发,从现实的世界出发,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来理解人的自由。简而言之,自由是对人的实践来说,应该从实践理解自由问题。正是基于这点,人们通常把马克思的自由观称为“实践的自由观”(简称:实践自由观)。“实践自由观”是在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自由观和政治国家学说进行批判的过程中形成的。这种自由观从现实的人出发,从物质生产实践来理解自由,从而为人们理解自由开辟了一个新的场所,也为人们实现自由找到了一条可靠的路径。因此,相对于思辨哲学的自由观和政治国家学说所表现出来的自由观来说,它是对这两者的超越,也更具合理性。但是,随着马克思研究重心的转移(转移到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自由的认识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例如,在《手稿》中马克思认为“自由自觉的活动”就是自由,但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却认为“物质生产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领域中不可能存在真正的自由。因此,马克思把真正的自由安放在了共产主义社会中的“非物质生产领域”。但是,马克思在后来又认为劳动在获得社会性、科学性后也可以是真正的自由。正因如此,后来的学者在对马克思的自由理论进行研究时得出了两种相对立的理论,即一种认为马克思的自由是一种“自我决定”,而另一种则认为马克思的自由是一种实践决定论。事实上,单纯地从表象上看,马克思的实践自由观不仅是前面两种理论的根源,也表现出了其理论的前后矛盾,而且还会造成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压制、“道德”的虚无、现实中人的自由的缺失和社会主义社会中人的自由的缺失等一些问题。因此,如何定位马克思的实践自由观是一个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事实上,共产主义社会中的自由(未来的自由)是我们所向往的,但是现在的自由也应该是人们追求的目标。在笔者看来,要理解马克思的自由观和实现当下的人的自由,就要把自由看作是一个应该从实践理解的问题。从实践理解,就不仅要把实践看作是自由问题生成和发展的根基,而且也要把实践看作是实现自由的中介;不仅要把自由看作是人的实践的自觉能动性,而且也要把自由看作是人在实践中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矛盾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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