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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贾苗苗
金融学 黑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在当代市场经济中,货币政策作为一国央行的宏观调控手段的地位越来越高。尤其是2008年以来,美国的次贷危机迅速席卷世界主要金融市场,进而演变为国际性的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造成不可预估的经济损失。世界各国在面对这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时,纷纷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手段来抵制金融危机所带来的经济冲击,使得国家经济能尽快的走出这种金融危机所带来的阴霾。因此,货币政策作为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手段,必然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
  本文以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的市场环境和使用的货币政策手段为背景,将货币政策的相关经济理论和我国实际的政策效果情况相结合,以2008-2017年货币政策有效性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VAR模型对货币供应量、产出、物价水平等指标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是影响GDP和物价指数的主要原因,且我国的经济增长正趋于“轻型”,货币政策正以数量型为主向价格型为主的趋势转变;货币政策在对物价的控制上也趋于平稳;虽然我国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开放了利率管制,但从实证结果来看,由于我国利率市场化开放时间较短,且国有机构资金占比较大,使得我国利率传导渠道依然存在阻塞;由于我国股票和基金市场的发展壮大,使得实体经济融资渠道增加,从而使得即便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对投资的传导效果并不理想,货币政策的实施也依然较为有效的拉动了我国实体经济的增长。针对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积极完善双支柱调控框架、疏通利率传导机制、构建“利率走廊”模式和引导公众预期。
[硕士论文] 刘博健
中国古代史 黑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私铸问题与中国古代的铸币相始终,历代政府都难以彻底消灭私铸的存在。清代前中期政府行政力量强大,银钱并行的货币体系得以平稳运行,但是私铸问题仍然困扰着清朝的统治者。私铸者在隐蔽处铸造私钱,直接掺入制钱内行使,或者通过钱桌、钱铺、经济代为发卖,私钱顺着长江和大运河遍布各省。同时官局的工匠为了牟利,也参与到私铸中来。大量的私钱涌入市场,对当时的钱价、物价、社会风气带来很坏的影响。政府为了遏制私铸的蔓延,采取了多种措施,基本上将私铸控制在了一定的范围内,但在特殊时期,私钱仍会大量出现。
[硕士论文] 余建军
金融学 浙江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1994年,中国政府启动人民币汇率改革,长期以来致力于发展进出口贸易和提升制造业的实力,同时稳步地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这不仅是中国经济和金融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成长为一个经济大国所需承担的必要之举。
  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进出口贸易具有较大的影响作用,但也基本可以肯定,这种影响是一把双刃剑.从积极的方面分析,可以促进中国进出口贸易避免汇率风险,占领更广泛的国际市场,从消极的层面看,初级产品的出口受到严重抑制,从而导致国内加工企业的萧条,为社会增加就业压力和社会保障工作的难度。
  人民币国际化是国际金融发展的必然趋势。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的中国进出口贸易在国际市场上处于产业链的最低端,企业基本采取价格竞争的方法,以微利的营销模式占领国际市场,此时人民币使用的区域也较小。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对贸易依存度的增大,有效推动了人民币区域化发展的步伐。当国际贸易发展到一定阶段,贸易合作伙伴间关系更加紧密后,人民币国际化开始逐步受到更多贸易国的重视和信任,特别是在金融危机中,中国央行制定了一系列维持人民币稳定发展的政策,与更多的国家签署货币交换协议,开始逐步摆脱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紧密关系,并使得国际储存货币种类增多。同样,跨境金融机构及跨境人民币清算、结算体系的日趋完善,也为中国进出口贸易发展提供了竞争空间。
  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从位于低端产业链的初级产品在世界市场的上展示出强大的实力以来,顺应全球经济格局的发展不断地调整国内经济的产业结构、优化产品结构和转变贸易方式,这一系列措施使中国在参与国际贸易期间日益降低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份额,同时促进高新技术产业、服务贸易、跨境电商、市场采购贸易等新型贸易方式的发展,逐步增强第三产业在进出口贸易中的地位,由此,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在世界贸易中的影响不容小觑。
  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进出口贸易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积极的影响,另一方面是消极的影响。积极的影响在于可以消除进出口贸易的汇率风险,帮助进出口贸易拓展更广阔的国际市场。而消极的影响,则是指人民币国际化引起了人民币升值,间接抑制了出口的增长,增加企业出口产品生产的原料成本、劳动力成本,使得原本就薄利出口的产品利润空间再受到挤压,企业生产受到威胁,从而引发社会失业人群增多、通货膨胀率增高,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缓慢。
  本文运用文献综述的方法和数据分析法,根据2005年至今的进出口贸易实际数据作为依据,并从学术成果中获取有益的补充,描绘了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历程,从而得出结论,应积极寻求人民币的国际化发展路径,进而影响和推动中国进出口贸易寻找新的市场,占领更广阔的国际贸易舞台,同时也为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金融体系完善提供依据。
[硕士论文] 赵爱君
数量经济学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通货膨胀关系到国民经济和谐健康发展,是宏观经济与金融政策调控的重要参考指标。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NKPC)模型一直是研究通胀问题的主要理论和方法。近年来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使得资本国际流动更快,市场开放扩大和增加了资源优化配置的范围和强度。在这种复杂条件下,本文试图研究以下两个问题:(1)原来的模型是否仍然适合中国目前的情况;(2)如果不适合,如何建立新的NKPC模型使之符合。
  首先本文使用国内流行的两个NKPC模型,分别用广义矩估计(GMM)和极大似然估计(LM)两种方法对中国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混合型NKPC比前瞻型更符合中国现实情况。但是对于混合型NKPC,两种估计方法得出的结论却存在矛盾,为了解决这种矛盾,应该改进 NKPC的结构,使之能够反映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
  其次,将货币量拓展到了新凯恩斯模型框架中,分析结果却发现产出缺口对通胀率的影响是先正后负的,这与理论和直觉并不相符。这意味着,或者模型中NKPC曲线的结构有问题,或者曲线的参数估计方法有问题,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
  然后,本文简化了奥伯斯菲尔德-罗戈夫的两国模型,导出了能够反映外部环境变化的NKPC计量模型。使用该模型对1996-2016年季度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1)拟合优度普遍提高,变量显著性明显增强;(2)GMM和LM估计结果有很好的一致性;(3)通胀预期、通胀惯性和产出缺口对通胀有显著影响;(4)外部环境(国外GDP缺口)的变化对国内通胀率的变化有明显作用。
  最后是结论和建议。上述研究表明目前中国经济状况对外部环境的冲击变化比较敏感,在刻画通胀规律的时候应该考虑外部环境因素。供给侧结构调整中也应充分考虑这种影响。
[硕士论文] 刘南方
国际关系 上海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在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中,货币的政治属性和政治收益是有目共睹的。围绕实现本国货币国际化而获得相应的政治收益以及经济利益而展开的外交,或利用本国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国际货币地位而展开的外加活动一直都活跃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中国通过自身的货币外交努力,人民币终于在2016年10月1日正式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篮子,这是中国人民币货币外交和人民币国际化取得的里程碑式的成果。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随后希腊债务危机引发的欧债危机对世界政治经济造成破坏的余震仍在,它不仅对当时的国际货币体系和世界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同时也暴露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治理机制具有深层次的缺陷和弊端,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治理和改革势在必行。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国,从国内外的政治经济需求出发,不但提出人民币国际化和“一带一路”战略,并且开始在国际货币体系的治理和改革上崭露头角,贡献自己的智慧积极展开货币外交。
  本文旨在运用国际经济政治学和经济外交的相关理论研究中国的人民币货币外交路径。文章结构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即是绪论部分,是利用现有的理论理清货币外交相关理论概念,以及影响货币外交选择的因素。第二部分是通过对当前大国货币外交路径的提炼,同时勾勒出中国选择的人民币货币外交路径。第三部分是通过人民币加入SDR这个具体的案例对中国已经走过的人民币货币外交路径进行具体论述。第四部分是对中国将来继续推进人民币货币外交的着力点以及将会面临哪些挑战进行分析。
[博士论文] 孔繁晔
金融学 山西财经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伴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速,人民币的发行、流通和使用不能仅仅满足国内交易的需要,更要服务于国与国之间的交易;人民币的角色也要逐渐从当前的国际结算货币转变为国际投资货币和国际储备货币。为了更好的实现人民币职能的转变,需要更加完善、更加灵活的人民币制度的支撑,并以此带动整个金融体系深层次的改革。对中国纸币制度变迁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深刻理解人民币制度的来龙去脉,从而为人民币制度的改革提供有益的启示。本文的中心观点是:中国纸币制度遵循“古代国家信用纸币制度——近代银行券制度——当代信用本位货币制度”这一特殊的变迁路径,是不断追求金融协调的过程,是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博弈的结果;这条路径存在路径依赖机制,关键在于政府信用对纸币价值稳定性的正向影响。因此,人民币制度的改革要以追求制度内外协调为目标,用中央银行信用逐渐代替政府信用,使之成为维持人民币价值稳定的决定因素。
  基于此,本文从史实分析和理论推导两个方面对中国纸币制度的变迁进行了讨论。在对历史事实的分析过程中,本文运用阶段特征概括法,依据纸币制度性质的变化,将中国的纸币制度分为古代国家信用纸币制度、近代银行券制度和当代不兑现信用本位货币制度三个阶段。古代国家信用纸币制度是第一个阶段(北宋—明中期),期间经历了“产生(两宋)发展(金朝)——全国化(元朝)——名存实亡(明中期)”四个步骤,这一时期的纸币制度呈现出“由封建国家垄断的、不足值准备软约束下的、以财政信用作为保证的、事实上不可兑现”的特点;近代银行券制度(明中期—1848年)是第二个阶段,期间经历了“产生(明中期—1848年)——发展(1848年—1948年)——中止(1948年—1949年)”三个步骤,这一时期的纸币制度呈现出“在政治金融家的主导下完成的,与政府以及官僚资本家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纸币发行的渠道和效果仍然和政府财政信用息息相关”的特点;当代不兑现信用本位货币制度是第三个阶段,新中国建立的、拥有独立货币主权的人民币制度是这一阶段的初级形态,到目前为止,其发展经历了“计划性特征的延续(1978—1992)—从计划向市场过渡(1992—1994)—市场化改革持续深化(1994年至今)”三步。综上所述,中国纸币制度遵循“不足值准备软约束下的古代国家信用纸币制度——政治金融家主导的近代银行券制度——具有中国特色的信用本位货币制度”这样一条具有我国特色的变迁路径,是与“封建商品经济——依附型的资本主义商业经济——社会主义计划/市场经济”相协调的。
  在此基础上,本文对中国纸币制度变迁路径形成的原因进行了理论推导,分别探讨了中国纸币制度变迁背后的金融协调机理和博弈均衡机制。金融协调理论认为,纸币制度的变迁是不断追求内部和外部金融协调的过程,纸币制度每一次的创新,都会带来交易效率的提高,但同时也会带来金融风险,产生金融不协调的现象,这种不协调会推动纸币制度持续不断的创新。内外协调共同推动古代国家信用纸币制度走向全盛,之后古代国家信用纸币制度不能够很好的适应商业革命的需要,最终被废止。与之相比,近代银行券制度与商业革命相适应,具有内部的协调性,但是,由于近代银行券制度与货币制度的内部独立性和外部统一性不能协调,在不同层次不同时间多次尝试后终告失败。从定量的角度而言,金融协调与否,取决于政府和公众之间不断博弈的过程,在中国纸币制度系统形成的过程中,公众和政府既存在合作的成分,也存在利益的冲突。通过简单委托代理模型和双重委托代理模型的构建,分别揭示了古代国家信用纸币制度和近代银行券制度的结构;通过动态博弈树模型的分析,揭示了我国纸币制度系统功能的实现过程。
  基于以上探讨,本文提出了中国纸币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机制,其核心在于政府信用对纸币价值稳定性的决定性影响,其中同时包含正锁定、负锁定双重效应的交替作用。古代纸币制度的历史周期率,近代财政赤字与物价波动之间的相关关系共同证明了路径依赖的存在,人民币制度也符合中国纸币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机制,在总结当前人民币制度存在的不协调性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提出人民币制度改革的目标模式和政策建议。
  本文的创新点如下:一是从之前对我国纸币制度演变的静态分析上升为对我国纸币制度变迁的动态分析,将金融协调的视角运用于对我国纸币制度演变的研究中,运用系统的观点和动态的观点重新审视中国纸币制度的演变过程,抽象出其变迁的路径,具有较为新颖的研究视角;二是采用了较为新颖的研究方法。之前的研究更多的采用历史归纳的方法对纸币制度的内容进行具体描述,本文创新性的采用阶段特征概括法、金融协调和博弈论的方法,对纸币制度变迁背后的原因进行了定性和定量两方面的抽象和探讨。在此基础上归纳出的因果回路系统模型,阐释了我国纸币制度系统变迁背后的路径依赖机制,为人民币制度新一轮的改革提供了系统的动态的启示。
[硕士论文] Amir Soltan
工商管理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This thesis is an initial attempt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urrency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and the financial markets development by driving a key study ofthe Chinese renminbi.China started to consider alternative policy instead of the exporting ledpolice after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1997 though it didn't affect the Chinese economy but thegovernment moved towards the new policy of renminbi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2007 with theCreation of Dim Sum bonds and offshore renminbi bond market.In this paper, there is abreakdown of three-folds First, the liberalization of the capital market from strict controlsfollowing with china's opening up to promote the renminbi as international currency.Second,framework that analyzes the implications of renminbi internationalization; this part exploitsdata of a recent period to interpret three main issues: the role of boosting the financial marketsliquidity in accelerating the Renminbi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using SOL regressionmodel in line with bivariate correlation to state the positive relation between the two variables.Finally, given its size and economic clout, China adopted a unique approach to the renminbi'srole in the global monetary system "capital account liberalization with Chinesecharacteristics." As with virtually all other major reforms, China has used unconventionalmeasures to promote the ascendance of the renminbi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Structuralchanges in the world economy and the 'rise of the rest', reinforced during the financial crisis,are likely to prompt the rise of new reserve currencies.The renminbi's rise will continue evenif China's authorities do not implement market-driven reforms of financial and monetarypolicy bu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to consider the renminbi store of value since therecently the private sector demanded renminbi denominated assets with high hope of ever-appreciating trend but the renminbi entered a depreciation trend since 2016, the demandseemed to be getting lower for renminbi as apart of foreign reserves.
[博士论文] 张旭
应用经济学;金融学 东南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经过改革开放多年来的快速增长,我国已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居民收入水平大幅增加,居民购买资产的能力和意愿不断提升,逐步集聚了巨额的财富资产,整个经济、社会体系对资产价格波动的敏感性日益增强。在这种背景下,任何大幅的资产价格波动均可能影响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路径和过程。货币政策作为最重要的宏观调控手段之一,是对资产价格波动进行监测和调控的重要工具。而合理地运用货币政策调控资产价格波动的关键在于理解它们之间的影响机制。
  在此背景下,本文按照“形成机理→波动特征→驱动因素→影响机制→反应机制→监控机制→政策建议”的逻辑思路探究了资产价格波动与货币政策反应之间的关系,旨在建立一个较为系统的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分析框架。在梳理文献的基础上,本文探究了资产价格波动的机理和波动特征,进而回答了资产价格波动“是什么”。然后,理论分析了资产价格波动与货币政策反应的影响机制,并从频域和非线性视角进行实证检验,进而回答了货币政策“为什么”对资产价格波动作出反应。最后,构建了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波动的反应和监控机制,并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进而回答了货币政策“应该怎样”对资产价格波动作出反应。
  本文首先基于劳动价值论阐释了资产价格波动的逻辑基础,并将资产价格引入“乘数-力口速”模型,探讨了资产价格周期波动的机理,研究表明,资产价值是资产价格的基础,供求关系是资产价格变化的外部原因,市场有效性、投机泡沫、资产短缺和经济周期等是导致资产价格波动的重要因素。然后,本文通过构建马尔科夫区制转换门限GARCH(MRS-TGARCH)模型分析了资产价格的波动特征,研究表明,资产价格在低波动阶段呈现近似正态分布,而在高波动阶段呈现不同程度的“尖峰厚尾”特征和“杠杆效应”。此外,本文运用滚动宽窗因果和谱分析方法探究资产价格之间的轮动关系和周期联动效应,研究发现在2006年之后,股价、房价和汇率之间的轮动效应显著增强,其不同频率上的相关性存在显著差异。
  在分析资产价格波动机理和统计特征基础上,本文详细阐明了资产价格波动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本文将货币政策作用资产价格的渠道分为直接和间接渠道,并运用中介效应方法进行检验,研究表明,M0对资产价格作用的直接、间接路径不显著,M1对汇率和大宗商品价格具有直接效应,M2对房价和大宗商品价格具有直接效应,利率对汇率具有直接、间接效应。接着,本文运用频域因果和马尔科夫区制转换VAR(MRS-VAR)方法检验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的非线性效应,发现不同的货币政策变量对资产价格的影响在不同频域内存在显著差异,货币政策对房价的抑制作用较弱。与此同时,本文构建包含资产市场均衡的IS-LM-AB模型,从理论视角分析资产价格对货币政策反应变量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在资产价格外生条件下,资产价格波动主要通过消费和投资渠道作用于货币政策利率;而在资产价格内生情况下,资产价格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接着,本文构建一个小型的宏观经济系统,并进行情景分析,研究发现,股价通过财富效应引起物价变化,进而引起货币政策变化,而房价主要通过投资渠道作用于总收入和消费,进而引起货币当局作出反应。此外,本文运用分位数脉冲响应函数(QIRF)考察资产价格对货币政策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发现,在萧条时期,资产价格对货币政策变量的影响是显著的,但在平稳时期并不显著,在繁荣时期具有不确定性。
  在分析资产价格波动与货币政策影响机制的基础上,本文构建包含资产价格因素的对称与非对称偏好最优货币政策反应函数,并基于政策调控视角的时变权重资产价格状况指数进行实证检验。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在紧缩时期,利率调控更加关注资产价格和通胀,随着分位数提高,货币政策对通胀、产出和资产价格的影响具有减弱的趋势。频域回归结果表明,短期、小幅的货币政策变动并不是由短期、小幅的经济变量变化导致的,在低频层面,利率和M1对产出和资产价格的反应是敏感的,M2更加关注通货膨胀和产出波动。非对称偏好反应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对于数量型规则,央行的损失偏好是对称的,而对于价格型规则,央行偏好是非对称的。
  最后,本文构建资产价格波动的预警模型和日常监控模型,并测度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的时变作用时滞和强度,研究表明,预警模型正确预测危机发生的概率为73.41%,危机不发生的概率为67.07%,货币政策对股价、汇率和房价的作用时滞较短,且为固定常数,但对大宗商品价格的时滞较长,且具有时变性,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的作用效果均呈现出下降的趋势。接着,本文运用广义上确界ADF(GSADF)方法测度资产价格泡沫,并基于此构建相机型的货币政策调整策略,该策略兼具相机抉择的灵活性和规则的平滑性优点,是规则型政策反应模式的有益补充。此外,本文从提升市场定价效率和货币政策管理有效性、构建新型货币政策调控策略和资产价格波动监控机制等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硕士论文] 王博文
金融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逐步进入新常态新方位,经济结构不断进行调整,供给侧改革持续发力,践行五大发展理念,经济总量稳定在全球第二位,而我国所对应的法定主权货币——人民币却没有在国际贸易计价、结算、国家外汇储备中占有重要地位,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加入SDRs一篮子货币,成为权重仅次于美元、欧元的世界货币,但人民币在海外实际使用率偏低。为提高人民币国际化水平,我国政府也采取了很多措施——推动利率市场化、汇率改革、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强金融监管,逐步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兑换等。我国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组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战略,这些也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有利条件和重要保障。最近几年,随着人民币国际化水平不断提高,我国在维护金融系统稳定,国内企业走向海外参与全球竞争,降低贸易风险方面将更有自信和实力。
  虽然人民币已成为官方国际货币,但是在海外实际使用中占比还比较偏低,为研究影响人民币国际化的因素有哪些,以便更有效的提高人民币国际化水平即人民币获得更大的海外实际使用率,文章进行了两部分实证研究。第一部分是对人民币国际化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第二部分是选择国际货币日元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参考货币,构建日元时间序列模型进行实证比较研究。我们第一部分实证为以美元、欧元、日元、英镑、人民币五个国际化货币为实证研究对象,以货币需求主导因素和货币供给主导因素为影响因素,建立静态面板数据计量实证回归模型,进行相关一系列检验,得到实证回归结果。也许由于直接数据缺失的原因,以往学者在研究人民币国际化问题时,没有考虑人民币这一重要的研究对象,而在本文中通过对相关数据的处理,获得了人民币国际化水平相关指标的近似数据,从而在研究个体对象中增加了人民币。同时,在对人民币国际化影响因素的选取方面,增加了以往很少有学者研究的文化因素,并对相关数据进行了灵活处理。通过实证分析,这可以使我们得知货币需求主导因素和货币供给主导因素共同促使人民币走向国际化。另外,在研究文献及数据的整理比较过程中,我们发现我国近些年经济发展情况与日本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经济发展情况有很多的相似之处,而一国货币国际化程度又与一国经济发展具有显著关联,故实证研究的第二部分是构建日元时间序列模型,并把人民币国际化影响因素的相关数据带入到日元时间序列模型中去,通过比较得出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具有被低估的可能。
  本文又根据实证部分的研究及目前人民币国际化所处的现实情况对提高人民币国际化水平提出一些政策建议。希望这两部分的计量实证研究以及对提高人民币国际化水平所提出的一些建议能为有关经济学者和货币政策决策者在人民币国际化政策制定方面提供一点点理论参考。
[硕士论文] 李芳慧
金融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在货币进入效用函数(MIU)的货币理论模型中,讨论Calvo定价、垄断竞争、资本积累以及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在宏观经济学和货币理论与政策的研究中一直存在着这样几个核心问题:价格的调整是否具有粘性;货币政策是否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什么是最优的货币政策。这些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众多学者思考和关注的焦点。Sidrauski[1](1967)和Fischer[2](1979)认为,在价格完全灵活变动的条件下,货币是超中性的,而最优货币政策是弗里德曼法则(名义利率为0)。然而,在现实经济中,价格通常无法完全迅速调整,即价格的调整具有一定程度的粘性。在粘性价格下,货币是否是中性的以及是否存在最优货币政策就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
  关于价格粘性的微观机制,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菜单成本、工资合约、理性疏忽与注意力分配、交错定价等。其中,Calvo交错定价这种价格粘性的微观机制在宏观经济学和货币经济学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本文把Calvo交错定价作为价格粘性的微观机制,以货币进入效用函数(MIU)的方式引入货币,讨论产品定价、垄断竞争、资本积累及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问题。基准模型假设生产过程中不存在资本积累,而在扩展模型中,我们假设企业进行投资决策,从事资本积累,且以“资本是企业特有的”方式将资本引入模型。在计算和分析模型均衡和稳态的基础上,我们使用脉冲反应函数分析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同时从最大化稳态福利的角度求解和分析两个模型下的最优货币政策。而且,本文还将探讨Calvo定价模型中资本积累的存在是否会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及最优货币政策结果产生影响。本文主要使用了数值模拟的方法对模型进行了定性与定量的分析。研究表明,在货币效用可分的情况下,当不存在资本积累时,货币是超中性的;当存在资本积累时,货币超中性不再成立。而且,无论是否存在资本积累,模型经济都不存在最优的货币增长率。然而,比较本文第二章与第三章可发现,资本积累的存在会对模型的稳态福利产生影响。此外,本文第五章表明在效用函数为不可分形式时,相关结论仍然成立。
  理论意义方面,本文通过对Calvo定价、垄断竞争框架下是否具有资本积累过程的两个模型的研究,探索企业生产过程中资本积累过程的存在性对模型结果的影响,并从货币超中性、货币政策有效性和最优货币政策结果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同时,本文也将简单分析价格粘性和效用函数形式变动对模型结果的影响。这些分析一方面有助于我们对最优货币政策与模型构造方式之间的关系产生更深入的理解,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对价格粘性及货币超中性的来源与其对模型结果的影响产生更深刻的认识。
[硕士论文] 张明明
保险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实行向工业和城市倾斜的政策,在加快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同时,也形成并加剧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导致城乡地区在居民收入和消费、金融与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距。城乡二元结构制约着我国当前和长远的经济发展,也不利于安定团结。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城乡发展失衡的问题,在“十二五”、“十三五”规划、十八大报告以及政府工作报告中多次提及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问题。因此在当前背景下研究统一的货币政策是否会在城乡地区之间产生不同的影响,分析造成此不同的原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首先概述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经典理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指货币政策通过不同的传导渠道影响宏观经济变量的动态机制。货币政策主要有三个传导渠道,分别是利率、资产价格和信贷渠道。结合我国的货币政策实践和部分学者的研究发现我国的利率渠道存在梗阻,信贷渠道和货币供应量在实际的货币政策操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货币政策不仅具有总体效应,影响总产出、物价和就业水平,也会产生经济结构效应,对不同的经济部门(如产业、区域和城乡等)产生异质性的影响。本文通过文献梳理发现货币政策结构效应相关文章主要从产业和区域两方面进行论述,对城乡结构效应分析较少。因此本文结合我国货币政策实践,把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因素考虑在内,使用我国1989至2014年的年度经济数据,构建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和方差分解分析来论证货币政策在城乡间的不同影响。
  格兰杰因果检验表明货币政策通过信贷和货币供应变量的传导实现对城乡经济的影响和调节作用。信贷规模和货币供应量相互独立,前者引导后者调控经济。另外发现城镇收入是农村收入变动的格兰杰原因,这与我国优先促进城市发展,城镇经济带动农村经济的非均衡发展道路是相吻合的。脉冲响应函数表明货币政策对于城乡的影响程度和影响时滞具有差异。与城市相比,货币政策对农村的影响存在滞后。方差分解表明信贷对于城市与农村地区的人均收入变动均有重要影响,并且城市经济发展的内生作用较强,反映了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下,产业、资本、技术、人才等都生产要素往城市集聚,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内生性增长。基于实证结果的分析,本文在最后提出了几点建议。首先要打破二元结构,力促一体化发展;其次城乡有别,灵活使用货币政策。三是改善农村金融市场,让金融惠农强农。
[硕士论文] 江雯倩
西方经济学 山东财经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我国正处于“新常态”经济发展时期,目前央行主要通过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来保证货币流动性的合理充裕,实现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目标。企业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营过程中极易受到宏观政策的影响而改变自己的经营策略、融资策略,继而影响到企业的绩效。由于货币政策的实行通过货币政策工具进行传递,而不同的货币政策工具具有不同的传导机制,对企业的影响程度也可能存在差异,因此本文基于微观视角,以企业作为货币政策的实施对象,研究货币政策工具对企业融资约束和绩效的影响,并根据实证结果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这对于促进我国企业的健康发展,提升企业效率,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实现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研究货币政策工具对企业融资约束和企业绩效的影响,本文根据央行对货币政策工具的划分,选取了公开市场操作、一年期存款利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以及再贴现率和汇率这五种货币政策工具,其中汇率并不是常规的货币政策工具,但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央行对汇率的调控更加重视,已有的研究发现汇率的调整会影响宏微观经济的运行。有些国家已经将汇率作为货币政策工具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我国一些学者亦将汇率作为货币政策工具对货币政策问题进行了研究,因此为使研究更加全面,本文将汇率也考虑为货币政策工具中的一种,对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问题进行比较分析。文章选取了2003年-2016年上市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基于修正的FHP模型,运用广义最小二乘法(GLS)对货币政策工具与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在研究货币政策工具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时,采用企业绩效的季度数据与货币政策工具季度数据来构建面板VAR模型,并依据脉冲相应图分析不同的货币政策工具对企业绩效冲击。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对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问题进行分析,我们并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1)不同的货币政策工具对企业融资约束影响不同,其中再贴现率以及利率对企业融资影响较为显著;
  (2)利率、汇率的提高导致企业融资成本增加,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提高则会导致银行等金融机构减少货币供给量;
  (3)企业绩效易受到货币政策的影响,且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受影响程度存在差异,民营企业等非国有企业受货币政策影响绩效其中利率以及再贴现率对企业绩效的冲击作用显著。
  宽松的货币政策能够增加市场中的货币供给量,从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并提高企业绩效,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会导致银行等金融机构收紧银根,贷款难度增加导致企业在进行融资时出现融资约束问题,绩效降低,但不同的货币政策工具对企业的影响程度也有差别。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本文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央行在利用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控时,应注重利率、公开市场操作以及再贴现率对企业的绩效的影响,进一步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通过合理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有效提高我国企业的绩效,促进经济发展,提高我国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
[硕士论文] 张影
金融 山东财经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近年来为应对复杂的经济变化,我国央行实施了一系列逆周期货币政策。尤其在2015年国内经济供需矛盾加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着力点放在“三去一降一补”上,而货币政策在去杠杆、去成本和去库存等国家战略亟待发展的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货币政策适时而动,作为货币政策传导终端的企业,其风险承担水平势必会受到影响。虽然较高的企业风险承担会增大企业破产清算的概率,但限制企业的风险承担则会令企业很难立足于竞争激烈的市场之中。为了维持经济稳定,企业风险承担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基于以上背景,对于货币政策是否影响企业风险承担,如何影响以及对影响货币政策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因素分析的研究有重要意义,它将进一步丰富货币政策的风险承担理论,为货币政策的精准制定实施以及企业风险防控机制的构建提供现实依据。
  首先,本文在对已有文献归纳整理的基础上,分析了货币政策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作用机制,然后通过混合回归模型和固定面板回归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紧缩性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措施对企业风险承担影响,并进一步基于企业规模,所有权性质和所属产业的不同三个角度分析了影响企业风险承担因素,最后从加强货币政策的谨慎与适度性、进一步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积极构建企业风险承担的检测评估体系、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建立健全企业内部风险管理组织体系视角有针对性的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硕士论文] 杨亚伟
金融学 北京交通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之后,美联储等世界各国货币当局推出各类创新型货币政策复苏经济,取得较明显的效果。借鉴国际经验,在我国当前产能过剩,多重结构性失衡,传统货币政策效果弱化的背景下,为实现经济结构性调整,稳定金融体系,我国央行先后创设了短期流动性调节SLO和借贷便利类等一系列定向调节短期和中长期流动性工具,经过近几年的频繁操作和实践,成效明显。
  本文基于以上背景,将我国央行新型货币政策纳入国际上对非常规货币政策解释的范畴,主要采用了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新型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进行定性和定量研究。本文首先对国内外相关文献及有效性相关基础理论进行了总结和分析,基于货币非中性理论展开对我国央行新型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研究。其次,梳理概括央行在2013年以来使用新型货币政策工具特征及影响,结合我国实践及相关经济理论,从工具、传导机制、中介目标、最终目标等方面构建我国新型货币政策理论体系框架。最后,基于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将新型货币政策按照中介目标不同分为以构建利率走廊上限为中介目标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和以定向提供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的定向降准,其中新型货币政策工具按照期限不同又分为短期和中长期,在本文所构建的理论体系框架内进行实证检验。
  结果表明,新型货币政策工具不仅在量上增加信贷,从价格上形成利率走廊上限,引导短期市场利率和中长期市场利率下降,并且中长期的引导效果更加显著;货币政策新型使用定向降准增加小微企业贷款效果明显,但是在调控三农信贷量变化方面还需其他政策搭配。本文认为,要使得新型货币政策更加有效,需要进一步完善央行货币政策体系框架,疏通传导过程薄弱环节,尤其是商业银行对央行货币政策的反应的灵敏性是至关重要的环节,对此建议货币政策操作时不仅要搭配短期及中长期货币政策,也可以搭配其他相关政策,如差异化资本充足率等,并建议政府实施一定的财税支持政策,才能更好实现政策意图。
[硕士论文] 李甜田
西方经济学 山东财经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金融机构作为货币政策传导的中间媒介,对货币政策效果有着重大的作用,而商业银行作为我国金融机构的主要组成部分,在货币政策传导中有着传导器的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金融改革的加深,我国银行业市场结构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化。从仅有中国人民银行一家银行机构,发展到众多的商业银行参与竞争的局面,银行业结构越来越趋于竞争。作为银行业的主体,商业银行的经营行为会受到银行业竞争的影响。银行业竞争程度通过影响商业银行的经营行为进而影响到货币政策的传导,最终影响到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
  本文研究了中国银行业集中度对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的影响。首先综述了与本论文相关的理论,包括分析我国的银行业发展概况与结构变迁,我国的货币政策实施概况与主要传导渠道以及银行集中度对货币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的理论,为进一步研究和分析奠定理论基础;其次,搜集查找相关的数据并处理,对其进行实证分析,在实证分析中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采用2000-2015年的季度时间序列数据,先是利用VAR模型做货币冲击下的累计脉冲响应函数作为货币政策的代理变量,然后考察银行集中度与货币政策的代理变量之间的关系;第二部分采用我国14家银行2000-2015年的年度面板数据,建立模型,运用固定效应模型的最小二乘法来估计该模型,考察银行集中度与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之间的关系。本文主要有以下研究结论:
  一、我国银行业集中度不断降低,银行业之间竞争越来越激烈,我国现处于垄断竞争的银行业结构中。
  二、银行信贷传导渠道仍然是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主要渠道,我国银行信贷传导渠道是有效的。脉冲响应函数显示货币政策冲击对GDP、Loan、M2有消极的影响,对CPI有积极影响,即当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提高利率时,利率提高会使得GDP、Loan、M2下降,使得CPI上升,表明货币政策冲击会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和最终目标产生影响。并且面板数据实证中ΔMPt和ΔMPt?1的系数在统计上都显著,表明货币政策变化对信贷增速影响显著。从而反映了政府主管部门所制定的货币政策是有效的。
  三、银行业集中度的变化会对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产生影响。当银行集中度大于38.48%时,银行集中度与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之间成正向关系;而当银行集中度小于38.48%时,银行集中度与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之间成反向关系。随着我国银行业结构日益深化的竞争,货币政策的信贷传导渠道将会越来越有效。
  四、相比于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中小型银行的信贷增速更容易受到货币政策变化的影响。
  最后本文从政府宏观层面、银行产业中观层面和银行企业微观层面三个方面,从促进商业银行间有效竞争的角度,对提高我国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的效率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硕士论文] 王珏
金融学 浙江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2015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取消存款利率浮动上限,这表明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已基本完成。迄今为止,我国货币当局推出了以Shibor、LPR以及国债收益率曲线为代表的货币、债券及信贷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并灵活运用常备借贷便利(SLF)等新型货币政策工具来推进利率走廊调控,这一系列措施表明我国货币政策正在从数量型调控向利率型调控转型,符合“十三五”规划对金融领域改革所提出的要求。
  本文主要研究了市场基准利率与我国货币政策目标之间的相关性。为此,本文首先阐述了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进程、市场基准利率的形成机制以及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标准,进而分析了我国人行选取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可行性。其次,本文对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机制按照从操作目标到中介目标、再到最终目标的时间顺序进行详细分析,其中从操作目标到中介目标的利率传导机制又依次从“央行至货币市场”以及“货币市场至资本市场”两个角度进行研究。然后,本文以2007年1月至2016年12月的月度数据为样本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主要运用Johansen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及脉冲响应函数等方法研究了Shibor与经济增长(GDP、消费、投资、出口)以及物价稳定(CPI)之间的相关性,并在模型中加入货币供应量M2指标作为对照。结果表明,Shibor与GDP、CPI之间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但脉冲响应的反应路径并不显著。因此,虽然我国存在从央行到实体经济的利率传导机制,但仍不够通畅,有待继续监测。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我国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机制虽然从理论角度看存在并且符合逻辑,但实际发挥的作用仍较有限,市场基准利率指标与货币政策目标之间的相关性比较微弱,故在当前经济转型期间,货币当局在实施货币政策时应兼顾数量型指标和价格型指标,同时继续深化经济金融体制改革,培育健全成熟的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切实加快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建设。
[硕士论文] 郑罗慧
统计学 江西财经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是货币政策工具与实现货币政策目标之间的纽带。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央行需要通过中介目标判断政策目标实现的有效性,因此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就扮演着重要的作用。中介目标一般是根据特定的经济金融环境,或者依据所选择的指标是否能够准确反映政策实施效果而定。由于我国经济、社会与政策的不断改变,所以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也先后经历了几个阶段的演变。从1984年确立现金计划和信贷计划为中介目标,到1998年开始以货币供应量为主要中介目标的实践,足以说明信贷规模一直在中介目标体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并且经历了指令性计划到指导性计划的转变过程。
  随着近年来金融创新工具的不断涌现,加大了金融资产之间的替代性,使得市场不再仅仅依赖银行机构的贷款,信贷规模不能全面反映实体经济与金融之间的融资关系;另一方面货币乘数和货币流通速度不稳定,使得货币供给量有效性降低。因此以货币供应量和信贷规模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实施效果受到影响,这也使得中介目标与货币工具、产出之间的关系变得不稳定,同时降低了中央银行控制中介目标的能力。在此背景下,社会融资规模走上了历史舞台,它涵盖了金融机构表内外业务、直接融资等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信息,不仅有增量和存量指标之分,而且还能分地区分结构多维度的详细反映金融对实体经济部门和区域的支持。因此,社会融资规模替代信贷规模,从而与货币供应量形成“两中介目标、两传导机制”模式的货币政策是必然趋势。
  为了验证社会融资规模替代信贷规模,从而与货币供应量形成“两中介目标、两传导机制”模式货币政策的合理性。本文选取2002-2016年基础货币、银行间7日加权平均拆借利率、社会融资规模、人民币贷款、货币供应量M2、CPI以及实际工业增加值宏观经济指标的月度数据作为样本数据,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并运用eviews7.2等统计软件,从可控性、相关性以及可测性三个角度,研究比较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和人民币贷款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可行性,以及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和货币供应量的中介目标的属性,并提出相关的建议。
  文章由五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说明了文章的研究背景与意义,梳理了国内外研究现状,简要介绍了研究内容与方法以及文章的特色与不足;第二部分是理论综述,主要从负债方和资产方论述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同时从定义、理论基础和选择标准介绍了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内涵,并且介绍了社会融资规模的由来、概念以及统计原则。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是文章的实证部分,也是文章的重点部分。其中第三部分主要通过选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指标与基础货币、利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实际工业增加值等指标进行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脉冲响应分析等,并引入新增人民币贷款,认为社会融资规模增量满足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可控性和相关性要求,并且通过可测性理论研究,发现社会融资规模有着替代新增人民币贷款成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趋势。第四部分运用VAR模型考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和货币供应量M2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属性(可控性、相关性)是否相似,以及对两者可测性进行理论分析,最后得出结论: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和宏观经济有着稳定的相关关系,中央银行也有控制其的能力,社会融资规模能和货币供应量构成中介目标体系,共同作为央行实施货币政策实现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的传送带。文章的最后一部分主要总结了本文前面章节的研究结果,找出中介目标的最优选择,为我国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提出建议。
[硕士论文] 刘璐
金融学 山东财经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基于每个国家国情和市场体制的选择存在特殊性,货币当局能否保证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通畅性和传导机制的有效性,成为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实现的关键。因此,对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和机制的研究不仅一直是学术界的重要课题,而且是各国政府关注的焦点。但是,传统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忽视了微观主体的主观感受,其“理性人”,这一与现实极度不相符合的假定,为金融危机埋下了难以解释的隐患。本文从传统经济学这一弱点出发,在货币政策综合传导机制中加入消费者情绪渠道,不仅弥补了过度强调某一个渠道带来的对综合效应估计不足的弱点,完善了货币政策传导的微观渠道,将对货币政策的研究引入到微观经济主体中的消费者个人层面;而且根据阿克洛夫和希勒对动物精神的讲述,从动物精神角度解读微观主体情绪对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影响,对异质性预期情况下如何引导公众情绪朝着政府预期发展,如何建立多渠道、多层次的货币政策综合传导机制,更好的实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等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在理论基础方面,本文先介绍了消费者情绪和动物精神的定义,并对先前的研究做出分类和评述。我们不难发现,消费者情绪确实是影响宏观经济的重要因素,所不同的只是对消费者情绪是带来长期经济波动还是短期影响的争论。少数学者即使对消费者情绪影响宏观经济的观点持反对意见,其本质仍然同意情绪对宏观经济的作用,只不过是通过发现其他情绪指标来代替消费者情绪对宏观经济的作用。然后本文从理论模型和现有研究两个方面梳理了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渠道、货币供给量传导渠道、汇率传导渠道、资产价格传导渠道和信用传导渠道的理论,为下文实证变量的选择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实证方面,本文先采用线性回归模型,选取货币政策不同传导渠道的代表变量解释其对GDP和消费的影响作用,并加入消费者情绪渠道,在综合传导机制中观察消费者情绪的引入能否增强模型解释能力,提高显著性水平。实证结果显示:消费者信心可以显著影响货币政策的传导效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削弱货币政策对产出和对消费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与总需求特征一致的。然后,本文为了探析这种影响究竟是来源于货币政策变动通过其他渠道影响了消费者对基本面的信心,还是由于货币政策变动透过消费者情绪传导渠道本身影响了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实现,将消费者信心指数分解为动物精神和基本面信心两部分,并通过BVAR模型考察动物精神、货币政策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动态具体影响。实证结果显示:货币政策的改变会通过消费者情绪渠道影响消费者的决策,继而对消费和产出造成短暂的冲击,且这种冲击是存在滞后的,这恰好符合货币政策实施存在时滞的特点且动物精神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符合总需求特征。
  最后根据实证结果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不仅要重视消费者情绪指标的预警作用,建立消费者情绪传导渠道,通过树立政府政策威信通畅消费者情绪传导渠道,还要透过政府的作用以及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方法引导动物精神朝着理性、同质的预期发展。
[硕士论文] 李博
金融学 云南财经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2003年至2010年,我国GDP增长率连年超过10%,创造了震惊世界的“中国奇迹”。但从2012年起,我国经济增速放缓,要想在国际经济低迷的大环境中继续保有高的经济增长率,除了保持已有的经济增长点外,我国需要激发国内的增长潜力,让国内经济得到国内供给和需求的支持,更需要国内金融摆脱金融抑制,使有限的资金流入到生产率更高的部门。利率市场化是摆脱金融抑制即金融自由化进程的一部分,也是前述愿景最终实现的基础。
  然而,在利率市场化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准利率却迟迟未能确定,中国人民银行似乎也有同时培育多种利率作为基准利率的迹象:除目前在货币市场利率中起关键性作用的7天回购利率以外,2007年1月4日起正式运行的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以及能良好代表国债收益的中债国债收益率(Cgs)等等都有成为市场基准利率的迹象和条件。然而基准利率的选择不是政策授权,更应由市场来决定。关于是选择一种利率还是一篮子利率作为基准利率的讨论从未停止,各种利率都有其自身的优点和缺陷,但普遍认为以利率作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这一前提符合目前的中国国情。因而在这样的背景下,从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方面入手,探究哪一种(或哪几种)利率相对来讲更有成为基准利率的潜力,使得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机制更加顺畅有效,对于我国的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推进,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的角度入手,结合对金融市场基准利率四个基本性质(市场性、基础性、稳定性、预测性)的分析,选用USD/CNY汇率、上证综指日收益率、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等宏观经济指标,与金融市场代表性利率构建VAR模型,实证认为在金融市场上众多代表性利率之中,短端以Shibor为主、中端综合Shibor和Cgs,长端以Cgs为主的利率体系符合基准利率的定义。可以继续推进市场化进程,继续加强以此二利率为基础的金融产品的开发,同时规范现券交易和票据市场,建立健全信用评级体系,为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坐实基础,在市场化的同时牢牢守住风险底线,使我国金融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博士论文] 张朝洋
金融学 江西财经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当前,世界各国都强调了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保持协调的重要性,但是对于如何才能实现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之间更有效地协调则一直存在争论,特别是对于这种协调在微观主体层面的具体表现并没有进行深入探讨。基于此,本文从预期管理出发,结合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表现特征和主要目标,尝试从微观主体层面提出一些密切联系的问题,并以此为逻辑主线勾勒演绎出整个研究框架,最后将落脚点放在如何实现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上。
  第一个问题是,货币政策调整对公司融资约束的影响及其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同作用如何?与货币政策的总量调控、顺周期调控特征不同,宏观审慎政策主要强调结构调控、逆周期调控。因此,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在公司融资层面主要表现为总量调控与结构调控之间的协调以及顺周期调控与逆周期调控之间的协调。本文利用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分析了货币政策调整对公司融资约束的影响,并首次围绕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对缓解公司融资约束的协同作用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非国有公司、资产规模较小的公司和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公司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更高,货币政策对其融资约束的缓解效果更明显;当货币政策取向由扩张转为紧缩、经济由上升周期进入下行周期、调控规模由大变小时,货币政策对公司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趋于减弱。研究还发现,宏观审慎政策会强化货币政策对非国有公司、资产规模较小的公司和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公司的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降低货币政策在调控规模变小、取向转为紧缩、经济进入下行周期时对公司融资约束缓解效果造成的不利影响。基于此,本文认为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可以协同地发挥缓解结构性公司融资约束的作用,并熨平货币政策非对称性对货币政策缓解公司融资约束效果造成的影响。
  第二个问题是,货币政策立场对风险承担渠道的影响及其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同作用如何?与货币政策的价格稳定职能不同,宏观审慎政策主要关注金融稳定目标。因此,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在金融风险层面主要表现为价格稳定与金融稳定之间的协调。本文利用中国商业银行数据分析了货币政策立场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并首次在货币政策传导的风险承担渠道分析框架内,围绕货币政策立场与宏观审慎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协同作用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宽松的货币政策立场会增加银行风险承担,且银行的资产规模越小、资本比例越低、流动性越差,承担的风险越高,对货币政策立场的变化越敏感。研究还发现,宏观审慎政策实施力度的加大会降低银行风险承担,削弱货币政策立场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且银行的资产规模越小、资本比例越低,货币政策立场对银行风险承担的作用效果降低得越明显。基于此,本文认为宏观审慎政策会降低银行风险承担,削弱货币政策立场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且该效应因银行资产规模、资本比例不同而呈现差异化特征。
  第三个问题是,货币政策工具对银行信贷增速的影响及其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同作用如何?与货币政策的顺周期调控特征不同,宏观审慎政策强调逆周期管理。因此,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在银行信贷层面主要表现为顺周期调控和逆周期管理之间的协调。本文利用中国商业银行数据分析了货币政策对银行信贷增速的影响,并首次在货币政策传导的银行信贷渠道分析框架内,围绕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对银行信贷增速的协同作用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增加银行信贷供给,且银行的资产规模越小、资本比例越低、流动性越差,信贷供给对货币政策的冲击越敏感。研究还发现,宏观审慎政策实施力度的加大会削弱货币政策对银行信贷的冲击,且银行的资产规模越小、资本比例越低、流动性越差,货币政策对银行信贷增速的作用效果降低得越明显。基于此,本文认为,宏观审慎政策会显著降低银行信贷增速,削弱货币政策工具对银行信贷增速的影响,且该效应因银行资产规模、资本比例、流动性不同而呈现差异化特征。
  最后,本文从政策目标、政策工具与政策机制三个维度进一步讨论了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包括政策目标协调的一般认识、政策工具协调的分类考察、政策机制协调的制度模式。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加强中国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应着眼四个问题,即金融资本“脱实向虚”、信贷集中与信贷供求矛盾、金融监管框架及其有效性、宏观调控框架及其有效性;强调四个理念,即制度安排应科学有效、政策指派应统而有序、政策框架应系统完善、政策协调应合而不分;突出四个重点,即对独立使用强大的权力进行约束、对决策权和控制权分离进行补偿、着力解决延迟行动引发的风险、加强风险评估与化解方面的合作;把握四个方向,即加强货币政策转型、构建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加强中央银行沟通、加强与完善市场预期管理。
  本文的主要创新在于:
  (1)探讨了货币政策调整对公司融资约束的影响及其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同作用。将货币政策调整对公司融资约束的影响与货币政策非对称性结合起来考虑,首次提出宏观审慎政策在缓解公司融资约束中的重要作用,既分析了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在缓解结构性公司融资约束中的协同作用,也分析了两者在熨平货币政策非对称性对货币政策缓解公司融资约束效果影响的协同作用。
  (2)探讨了货币政策立场对风险承担渠道的影响及其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同作用。在风险承担渠道的分析框架内,借助叙事描述法对货币政策立场进行综合识别,并分析货币政策立场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及其在不同银行特征下呈现的异质性特征。明确将宏观审慎政策引入到风险承担渠道的实证分析中,并重点探讨货币政策立场与宏观审慎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协同作用。
  (3)探讨了货币政策工具对银行信贷增速的影响及其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同作用。借助银行信贷增速-货币政策敏感性来衡量银行信贷渠道的有效性,从而回答了货币政策工具如何影响银行信贷行为以及银行资产负债表变量如资本、流动性、规模等如何影响银行信贷传导和货币政策有效性等问题,并探讨了货币政策工具与宏观审慎政策在改善银行信贷传导效率中的协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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