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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 广西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历年来对广西富川刘仙娘信仰文化的研究成果往往集中于某一方面的研究,对刘仙娘信仰文化的整体性研究成果较少。为了弥补这一缺失与遗憾,笔者欲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入田野调查,力图对刘仙娘信仰文化进行较为全面而深刻的分析研究,以期对刘仙娘信仰文化有一个全面、客观的评价。
  绪论部分介绍了刘仙娘信仰源流,梳理了目前学者对刘仙娘信仰文化的研究概况,以及笔者的研究主旨、思路、框架和方法。论文的核心内容分四方面。首先介绍了刘仙娘信仰文化依托的文化生态系统,考察分析得知刘仙娘信仰的形成离不开富川多灾多难的自然环境与巫道盛行的人文环境影响。其次探析了刘仙娘信仰文化的传播,重点从田野调查实录进行分析归纳,刘仙娘信仰的传播的内在推动力是其满足了民众生产生活的需要,后因修龟石水库大量信众被分散到各个村落,这个外因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信仰的传播;同时,笔者从口头传播与行为传播两个方面论述了刘仙娘信仰传播的主要路径。再次是对刘仙娘信仰祭祀活动的实录分析,从祭祀的庙宇、祭祀礼仪、大型的刘仙娘出游节祭祀活动三个方面的内容进行类析。第四部分解析刘仙娘信仰文化的内涵以及其特点与功能是论文最核心的部分。结语部分再次强调刘仙娘信仰生命力得以延续的重要基础与根本保障,同时提出看待刘仙娘信仰要客观公正,既要看到它消极的一面,也要正视其存在的合理性,这样有助于消除不利于社会发展的因素,弘扬信仰中积极向上的内容,增强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
专门史 四川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鸟崇拜在我国乃至环太平洋地区的早期文明中产生过重要影响。在这些早期文明之中,古蜀和东夷的鸟崇拜文化带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两种典型,两者间既存在着共同性,又具有巨大的差异性。其背后所反映的,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内涵。本研究试图在结合历史文献与考古学材料的基础上,首先研究考察古蜀文明中所包含的鸟崇拜文化,并对其起源、繁荣和演化三个阶段的演进轨迹进行分析和总结。再通过与东夷鸟崇拜文化的比较,对二者之间的联系与差异进行探索,以此揭示出两者在文化联系、崇鸟形态、演进轨迹和文化性质等方面的文化内涵。在以古蜀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基础上,本研究或许能够更加明确古蜀鸟崇拜文化的区域特色,同时对东夷鸟崇文化得出一些新的看法。
中国史 河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城池的建立,城隍信仰逐渐发展起来,唐宋时期,城隍神开始有了赐封。明清时期,由于城隍神受官方提倡和重视,使其背负与承载了新的意义,呈现出新的特点。
  正文总共分为四章:
  第一章首先介绍了城隍的含义和发展轨迹。城隍,即城墙与护城河,城隍神是古代城市的守护神。城隍神在发展的过程中,由自然神演变为人格神。及至明清,经过统治者的推崇,由民间神成为一种具有官方性质的神,使城隍信仰背负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和教化功能。
  第二章主要介绍了明清城隍神封号和城隍庙赐额的一般情况。明清统治者通过对城隍赐封匾额、敕加封号,确立了城隍信仰的合法地位,借此强化神权政治。
  第三章介绍了对城隍封号赐额的原因。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鉴察司民,维护统治秩序;二是借助吉祥封号,祈福消灾。总言之,是为了天下苍生的安宁和江山社稷的稳定而赐封。
  第四章介绍了封号与赐额的影响。明清统治者对城隍的封号赐额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隍信仰的发展,起到了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同时它的影响也涉及到地方经济、社会文化方面。
民俗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作为冀南涉县地区仪式活动中一个特殊群体,马童实际上代表了当代中国乡土民间信仰文化中巫者的一种典型。这个群体既是以娲皇宫庙会为代表的公共仪式的参与者,又是私密空间通神操作的主持者。该群体依附当地以娲皇信仰为主体的多神信仰,并衍生出一系列特性。不同信仰空间下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灵验叙事,其中包括以马童为主的个人叙事,又包括着承载地方历史记忆的集体叙事。
  本文虽然是关于涉县民众一年一度朝拜娲皇宫的大型祭祀传统的一项研究报告,但是并没有把这一祭祀活动仅仅看作是区域社会全体举行的公共仪式活动,而是将目光特别投射到在庙宇里面、神龛之前活动的那些被称作“马童”的人物身上,他们是专门为个体信众“瞧病问事”,进行通神巫术操作的一个群体,本文将他们看作是当地民间信仰知识的特殊持有者,同时将他们的行为看作是具有私密性的通神表演行为,从而与当地社会整体举行的公共祭祀来适当地加以区分。这样,就可以在公众领域和私人领域既相互区别又相互建构的关系中,来对民间信仰中“神媒”人物进行重点研究。
  本文从口头叙事和身体表演两个角度,对马童的得神方式、养成过程、家庭生活、通神操作等方面进行了民俗志的描述分析。另外,通过对当地集体叙事的介绍,将其与马童的个体叙事进行了区分研究,继而讨论马童在整个民间乡土文化中扮演通神角色,为一些个体信众提供心理慰藉而拥有的一些内部信仰知识和行为特点。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以马童为代表的巫者,由于他们运用各种模式性的灵验叙事与通神表演手段,与许多信众建立起了私密关系,从而在一些地方社会中为有效传播“有求必应”的神灵信仰知识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中国民间文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自有思维开始,人类的先民们就开始构想所处世界的结构与状貌,这些构思、想象并没有如云烟一般消散,而是留存在他们的神话中,至今仍可看到踪迹。许多文明都有这样的神话,宇宙原本混沌,后从它的中心处生发出整个世界,而这个中心一般有一座高可通天的高山(或柱子)作为标志,世界围绕它如何分布、构造如何,就是宇宙观神话。
  以昆仑山为中心的世界构成神话是中国的宇宙观神话。因它具备大地之中、天梯、河源等特征,在整个华夏民族的心具中有十分崇高的地位。上古时期,昆仑山宇宙观神话已被记录在《山海经》、《淮南子》等典籍中,至东汉时佛教传入,带来了印度的须弥山宇宙观神话。因具有相似的宇宙山特征,须弥山神话慢慢与中国本土的昆仑山神话相融合,导致了一系列地理学和宗教学上的误解。本文的研究着眼于对两种神话的源头详加梳理,揭示其各自的文化渊源和文化内涵,以及随着文化传播而糅合为一的演变之迹。通过文献梳理、分析,可以发现昆仑宇宙观神话与须弥宇宙观神话,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初步融合,从汉译佛经将二者相混开始,逐渐有很多汉籍被影响,先是志怪小说,后至地理著作,这也使得人们看待这二者的眼光由神话学转向地理学。至清代时,人们对二者的关注与研究基本完全从神话层面转移到地理层面,追求找到二者在现实地理上的对应远甚于探讨二者的关系,昆仑山的神圣性大大丧失。
美学 郑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上世纪八十年代民间信仰迎来了全面的复兴,荥阳穆沟天仙庙和火神庙得以重建,相应的祭祀仪式又重新恢复生机与活力,在中原大地上向人们再次展示这一古老的传统习俗。穆沟祭祀仪式是在中原浓厚的农耕文明和民间信仰的氛围下产生的,具有公共性和集体性的特点,是以年为时间单位进行的周期性祭祀仪式,以村中天仙庙和火神庙为祭祀地点,以玉仙圣母和火神,即神化的嫘祖和祝融为祭祀对象,以村庄内的音乐社团同乐会为祭祀的参与者和演奏者,以打击乐和笙管乐为主要形式的乐社型音乐祭礼。穆沟祭祀仪式的功能主要有:强化信仰功能、社会整合功能、心理调适功能、文化传承功能、娱乐狂欢功能。
  穆沟祭祀仪式内在的审美价值表现在:祖先神崇拜的文化内涵,祖先神指的既是祖先又是神灵,并不是每个祖先都是祖先神,只有那些对社会做出重大贡献的人物才能被人们列入信仰系统,成为神灵并且继续保护着人们。嫘祖养蚕缫丝、教人们制作衣裳,使人们摆脱了衣不蔽体的时代,祝融以火施化,给人类带来了光明,使人们脱离了茹毛饮血的时代,两者对人类社会文明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随着社会的发展被人们纳入信仰体系之中;以音寄和的审美理念,穆沟祭祀音乐暗含了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关系的向往;尚生思想的审美诉求,即对神灵的祭祀与祈祷关乎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生存状况,他们所祈求的大多与个体的现实利益相关,是人们惜生恶死思想的表现。穆沟祭祀仪式的外在审美特征表现在祭祀旗帜和祭祀人员的服装、祭祀乐器的演奏和祭祀仪式队伍所体现出的形符之美、技艺之美和队形之美。穆沟祭祀仪式用乐的审美特征表现在乐谱的选用以及调式和节奏方面,乐手们用工尺谱作为音乐传授的工具,工尺谱只能记录骨干音,具体的节奏、音高却不能记录,在音乐实践层面上要依靠口传心授和心领神会的方式来弥补乐谱上的不足,工尺谱的这种非确定性是中国传统艺术中“虚实相生”的审美创作原则的反映,音乐中的“软乐”调式较为多样和丰富,“硬乐”节奏欢快流畅。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认识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穆沟祭祀仪式正在经历着生存上的危机。穆沟祭祀仪式至少有着两百年的历史,自仪式的产生以来就承载着穆沟人民对于自身存在的思考。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穆沟祭祀仪式如何在当今社会中生存以及不失时机地注入新的活力,是目前穆沟祭祀仪式得以继续发展的核心问题。
中国史 华中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综合运用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采用整体性研究视角和大、小传统分析模式,结合以历史记忆为基础而形成的地方性知识,探究湘西苗疆民间信仰传承与发展的过程,以期理解苗族隐藏在信仰行为背后的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等问题的传统认知,揭示苗疆地方社会运行的内在规范和外在形式,反映出国家大传统对地方小传统的引导和影响。
  湘西苗族先民因从事稻作农业,而以苗为族名,不同时期分别以三苗、南蛮、荆楚蛮、武陵蛮、苗蛮、红苗等族称见载于史籍。随着先民从北向南、由东至西的迁徙,居住地也从黄海之滨,到江淮流域,再到武陵山区。族群先后以太昊部落、九黎部落、三苗部落为主体,融合了鬃人、楚人、黔中蛮、五溪蛮等众多原住民。湘西苗族在地域、文化、经济方面表现出一致的特性,区域内以武陵山腊尔山台地为中心,北达湖南永顺、保靖,南到贵州铜仁,东至湖南沅陵,西接重庆秀山;语言为东部苗语,服饰尚红,民间信仰仍停留在原始宗教阶段;地方经济体系由基层市场、中间市场、中心市场构成。
  湘西苗族长期与周边民族互动,民间信仰受到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潜移默化,在民众日常生活中实现了代际传承。它既蕴涵着远古先民原始的智慧,又积淀了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也承袭了先秦国家宗法文化的色彩,成为地方小传统的代表之一。但整体上,湘西苗疆民间信仰仍以万物有灵论为基础,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最为显著,处于从原始宗教到古典宗教的过渡阶段。周期性举行的信仰仪式蕴含了民众关于天、地、人关系的原始认知方式,践行着因血缘、地缘关系而形成的家庭、家族、村寨、区域之间的运行规则。民间信仰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三方面,维系着地方社会按照传统方式运行。
  中央王朝历来秉持“以夷治夷”的治苗思想,先后采用羁縻政策和土司制度来经略苗疆,但湘西苗疆始终为化外之地。直到清代前中期改土归流和乾嘉苗民起义之后,国家权威才以军事方式强行介入湘西苗疆,打破了地方社会的传统运行模式,致使社会阶层和权力结构发生变化。随后,清廷又用抚以文德的方式,培植起新兴管理阶层。新兴管理阶层凭借国家赋予的政治身份,逐渐取代地方传统权威群体,成为苗疆地方社会的主导力量,并与传统权威群体不断调适、整合,共同引导地方社会步入近代。湘西苗族民间信仰传承与发展的社会环境发生改变。
  湘西苗疆地方小传统与国家大传统合流之后,苗族的国家认同日益增强。民间信仰成为国家与民众主要的沟通渠道。一方面,民间信仰关照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在代际传承的基础上,呈现出明显的族际融合特征,实现了自身的传承与发展。另一方面,民间信仰的神灵体系,将国家提倡的社会力量不断神化,出现了扩展、分层的现象;信仰空间通过仪式的展演,在世俗场域建构起来神圣空间,既符合国家管理地方的需求,也契合基层维系社会秩序的伦理道德,体现出“内儒外道”的特点,践行着国家统治规范和秩序,引导地方社会按照国家统治方式有序运行,由传统进入近代。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满语) 黑龙江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神话诞生于人类历史的幼年,我们可以从神话里探寻到一个民族的文化观念和思想萌芽。世代居住在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和大小兴安岭的赫哲、鄂伦春、鄂温克、锡伯、满族等少数民族,不仅用自己的劳动创造了丰硕的物质财富,同时也用自己的智慧创造了丰富的民族文化。神话故事,就是满—通古斯语族文化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逐渐对自然环境和周围事物有了比较高级的认识,哲学思想才会逐渐产生和发展。所以在哲学这个深奥的命题诞生之前,人类历史必定经过一个神话故事阶段。人类通过讲述各种各样的神话故事,来表达自己对周围事物的认知,对善恶的评判和对大自然的恐惧情绪等。本文将就满—通古斯语族神话中蕴含的哲学思想进行全面的探析,深入挖掘其哲学价值。
  
马克思主义哲学 广西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生态问题是全社会乃至全球关注的主要问题。当前人与自然的关系已经到了有史以来最为紧张的程度,需要我们积极地研究我国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思想资源。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观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论,反映了人的内在尺度与自然的外在尺度有机统一。壮族图腾崇拜作为壮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壮族地区以稻作文化为核心的那文化紧密相连。壮族图腾崇拜产生于壮族先民的生产生活之中,是壮族先民在实践中认识到自然的不可抗力而形成的原始信仰。壮族图腾崇拜缘起于壮族先民对土地(自然)的关怀,其主要表现是:图腾源始—花(花婆)崇拜;沟通天地总图腾—蛙崇拜;同源异支不同的树神—木棉、榕树、枫树崇拜等。壮族图腾崇拜,具有多维性,反映了壮族先民对大地及自然的认识,是对自然界最本真的尊重,蕴涵着朴素的“人化自然”思想。壮族地区由于人口增速过快以及资源的过度开发等原因,也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发掘并借鉴壮民族图腾崇拜的生态智慧思想,重塑人地和谐观念,对壮族那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对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和意义。
文艺学 西安外国语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赛德克·巴莱》被誉为台湾电影史上第一部史诗级大片,其筹划历经12年,耗资7亿元新台币,片长高达5个小时。如此鸿篇巨制最终获得了台湾金马奖和内地华语电影传媒大奖,并在威尼斯电影节正式参赛。此片虽获得多项殊荣,亦得到专家的高度肯定,但也有一些观众、媒体、甚至威尼斯电影展的国外专家对此片颇有微词,认为其表现了信仰的野蛮及政治立场的暧昧。
  本文从外部研究即席卷全球的文化寻根运动以及内部研究即赛德克族的传统祖灵信仰这双重视角来阐释影片所呈现的有关祖灵信仰的神圣精神内涵。指出日本文明太阳旗的侵略实质,以及看似野蛮的祖灵信仰背后其实是对人间天堂、生命能量和谐守恒的追求。现代观众乃至部分专家之所以对影片中出于祖灵崇拜信仰下的“大出草”行为感到难以理解,一是于文明观念中生活的我们与原始信仰、神话等概念存在一定的距离,俗与圣之间的差距使远离信仰的我们对传统神圣行为难以感同身受;二是导演出于影视戏剧的需要夸大血祭祖先的矛盾与仇恨性因素,使本就与原始神话相隔离的现代观众对此行为愈加产生困惑和排斥。现代文明有着人道主义的道德理想高度,但其仍未有效阻止资本主义竭泽而渔似的生产方式所引发的对他者侵略、对地球母亲的破坏。现代人类主动与原初神圣相隔绝之后,并未建立起一个内省、灵性、愉悦之现实世界,而是被抛进一个疯狂与病态的分裂自恋之状态。相反,被视为迷信与血腥的传统祖灵信仰以及在此信仰下生活着的赛德克族有着与宇宙能量主动互动,在祖灵的约束下过着高度精神性的生活,其作为现代文明未异化前的完美之镜,给予现代文明以一定的启发。
  本论文除引言和结语外,正文用三章完成。
  第一章主要论述席卷全球的文化寻根现象,共分三个小节完成。首先是对发生于20世纪后期西方的“文化寻根”现象作一简单概括,从外围切入本片中的文明太阳旗信仰与传统祖灵信仰对立背后各自的精神内涵与特征。“文化寻根”作为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危机的回应,体现为三个方面,即:东方转向、原始转向、生态转向。紧跟其后,对电影中出现以“太阳旗”信仰为表征的日本现代文明做全面性解读,指出影片中所呈现的现代文明中暴力与人道的双重特性。与文明太阳旗相比,赛德克族的祖灵神话信仰表征为一种文化寻根,具有文化寻根所代表的生态、原始、东方三层神话及文化意蕴。
  第二章主要是对《赛德克·巴莱》中祖灵信仰进行细读,共分三个小节完成。首先对祖灵神话信仰的宇宙中心观作详细介绍,指出祖灵诞生神话中所出现的显圣物构成此地的神圣宇宙中心,而赛德克族之所以崇拜祖灵,遵守祖律就在于其渴望生活在神圣宇宙中心的愿望。随之指出电影中所呈现的面对日本文明的殖民压迫时,赛德克族对祖灵崇拜信仰作出不同的选择:延续子孙的祖灵崇拜还是依照祖训为灵魂而战的祖灵崇拜。其中赛德克族的德克达雅群共有6个选择为灵魂而战,尽管不同社群面对此问题作出不同的抉择但最终又达成了某方面的和解——生存下来的赛德克族人因族人为祖训不惜牺牲生命,而更加骄傲地活着。自影片问世以来,观众对电影中所呈现血祭祖先的“大出草”有多种不同观点,本章从祖灵崇拜等神话学角度尝试解析,予以这看似血腥的行为以神话还原性认识。
  第三章主要论述《赛德克·巴莱》中祖灵信仰给现代文明所带来的启示,共分三个小节。首先是人间天堂的印证启示。祖灵神话信仰宇宙中心观以及通过仪式向赛德克族宇宙创生性时间的永恒回归给予此时此地的时空一种人间即是天堂的追寻,消除了神圣与世俗的差别。第二是赛德克族人最初以自我献祭的方式重复着神创世的行为,通过自我开放的生命观维系着宇宙万物的平等与能量守恒,即生命能量和谐观的启示。第三是赛德克族的原始祖灵信仰所具有精神疗伤与和解的功能。导演一再重复拍摄此片的目标之一是想给在日本统治下对祖灵信仰作出不同选择的赛德克族人进行疗伤与和解,以及日本与赛德克族的和解。在笔者看来其疗伤与和解的不止适用于与雾社史实相关的赛德克族不同部落和日本,也适用于迷失于现代文明中的观众。
民族学 吉首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巴代是苗族祭师,在苗族社会中很受敬重,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由于苗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巴代在祭祀仪式中所诵读的祭祀辞全凭记忆。以致于在湘西苗族地区,各宗族的巴代所掌握的祭辞稍有差别。因而,要凭借巴代祭祀辞去研究苗族传统文化生态,学术界认为很重要,然而由于没有定形的苗族文本记载,研究将很难入手。有幸的是,1933年5月,当时的中央研究院资深学者凌纯声、芮逸夫来湘西苗区调查,石启贵担任调查组的咨询,协助凌纯声、芮逸夫在苗区调查。从此,石启贵正式走上了苗族研究工作的道路。祖孙三代致力于苗族祭祀辞研究并出版了专著。其中《民国时期湘西苗族调查实录》为本课题的资料收集做出了难得的铺垫。
  与此同时,人类学新进化理论在美国兴起,怀特、斯图尔德提出并完善了文化变迁理论。明确指出:文化变迁总是在本民族的特殊历史过程中,对文化对环境的适应(涵生态)以及文化的传播,三者交互作用的结果。而今天能读到的祭祀辞文本恰好是文化变迁的一个横断面。借助这一理论的指引和支持,就可以发现《民国时期湘西苗族调查实录》中隐含准确和可靠的苗族传统文化生态资料。使本文通过整合和复原的研究方法就可以从中认知湘西苗族传统的文化生态的基本面貌。
  就本篇宗教祭辞产出地而言,苗族东部支系是这些祭祀辞的传承者。这部分苗族居民是一个土著民族,具体而言,他们在将近20个世纪就定居在武陵山区,而且只能是长期与土家族和侗族为伍。显然不是华北平原或西北干旱草原迁徙而来的人群。有关苗族长途迁徙的历史结论,在这篇宗教祭辞中很难找到可凭的依据。而适应武陵山区生态背景的文化生态资料,却不胜枚举。透过祭祀辞的综合分析,至少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湘西苗族的传统文化生态基本植根于武陵山区,是人与自然互动的产物。
民族学 吉首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民间信仰研究是民族学重要的研究领域,伏波信仰是流行于岭南地区与武陵地区以伏波将军路博德与马援为崇拜对象的一种民间信仰。而酉水系武陵地区的重要河流,也是马援征蛮的重要区域,因此,本文伏波信仰系指马援为主体的崇拜。古丈老司岩在明清时期是酉水流域的重要码头和商品集散地,伏波庙在酉水流域诸庙中较为典型。本文以老司岩为田野点,依据史料、碑文和调查资料,对清代以来的伏波信仰的功能转变进行探究。
  伏波信仰的流传是与酉水流域的文化生境息息相关的,为此,文章对酉水流域地理环境及老司岩的自然、社会环境进行论述,并且对酉水流域伏波信仰的由来进行了历史追溯。同时,还结合文献和田野资料对老司岩伏波庙的地理位置、空间分布、伏波信仰的活动等情况进行阐述。笔者通过对酉水流域的伏波庙进行研究,发现酉水流域过去存在广泛的伏波信仰,且在唐宋时期就已表现出不同的功能,马援从王朝国家的忠义神转变为了水神,而且水神功能一直延续到清代,作为酉水重要码头的老司岩也如此。通过文献查阅和田野调查,尤其是对目前老司岩村残留的咸丰年间的伏波庙碑文解读,证实了老司岩伏波信仰作为水神存在的事实,老司岩伏波神具有保护航运平安的功能,这一功能的存在与酉水水运发达,险滩林立,以及老司岩成为商品的聚散之地密切关联。然而,民国以后,由于社会秩序的失控,公路的修建,及其老司岩村商业地位的丧失等综合因素,导致了老司岩马援水神功能的式微,逐渐成为消灾祈福,主持公义等无所不能的神。文章主旨在于通过伏波信仰功能的转换研究,折射出湘西地方社会在清代以来的历史变迁历程。
历史学·中国史 暨南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陈孝女是南朝梁博罗人,因孝顺父母而被民间和官方传扬,成为珠三角地区重要神祗之一。陈孝女信仰大约源于南朝,历经唐宋,先后经历由佛入道、援儒入佛的过程。宋代以后,随着博罗开发的全面展开,士大夫对陈孝女的书写由早期笃佛少女开始向祈雨夫人的形象转变。明代随着儒学在博罗地区的普及,陈孝女信仰走向正统化,原先的佛道元素为士大夫所忌,以孝为主的女德形象凸显,教化功能被扩大。明末清初的鼎革,加速了官方和士绅对地方神灵的扶持,博罗陈家在陈孝女信仰中的作用得以显现,陈孝女信仰呈现亦神亦祖的特点。历朝士大夫对陈孝女的书写,不仅反映了各朝代对佛道儒的态度,也折射出历代重建地方道德秩序的要求。陈孝女信仰之所以展现多样化的特点,一方面与陈氏家族美化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官民合力的结果。
民族学 西南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我国的神灵信仰是多神崇拜,其崇拜对象包罗万象,既有山川日月等自然崇拜,又有先贤圣哲、忠臣孝烈、鬼神祖宗等人文崇拜。神灵信仰与村民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新农村文化建设的背景下,神灵信仰研究对建设新农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主要以重庆市彭水双合场村为田野点展开田野调查,采用田野调查法与文献法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描述当地民间信仰的现状,并对当地不同时期的神灵信仰、神灵与村民生活的联系等展开描述与分析,在此基础上探究双合场村神灵信仰变迁的深刻内涵。
  论文共分为六大部分:
  绪论:说明了选题意义、相关概念的理解、国内外对于中国民间信仰的研究现状以及采用的研究方法和研究中所遇到的困境。
  第二部分:描述了田野点彭水县诸佛乡双合场村的社会文化概况(包括地理环境、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几个方面)。
  第三部分:描述了双合场村民神灵信仰的基本内容。
  第四部分:根据双合场村神灵信仰的基本内容,展开分析。总结了神灵信仰的基本特点,并从结构功能的角度探讨了双合场村神灵信仰。
  第五部分:分三个阶段——兴盛到沉寂再到逐渐复苏,介绍了双合场村信仰变迁过程。
  第六部分:对双合场村神灵信仰的变迁进行了解析。神灵信仰变迁的原因:即制度的变迁、村民生活方式的转变、打工潮的出现与村民自我意识的变迁。神灵的能指与所指:神灵功能发生变迁,除具有基本功能外,还被村民赋予一些衍生功能。不同时期,村民眼中的“神灵信仰”也在发生变化:坚固——压抑——徘徊。就神灵信仰本身而言,其结构也存在两种不同的变化:外延变迁但内涵稳定、内涵变迁但外延稳定。
哲学 吉首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湘西“天王”信仰是湘西地区特有的一种民间信仰,普遍受到当地人的推崇,具有较强的地方性和民族性的特点,它不仅感召力强,而且延续稳定。历代统治者们大力把湘西“天王”打造成“道德化”、“礼教化”的人格神形象,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官方、官僚信仰。据地方志记载,湘西各县市均建有天王庙,节日及平时的祭祀活动较多,对地方上其他的信仰形式具有包容性,道德教化资源丰富。
  本文主要用文献法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办法,选取湘西地区有代表性的天王庙进行田野考察,从宗教伦理学的角度对该信仰中的宗教道德蕴涵进行分析,探究湘西“天王”信仰道德教化功能的发挥。湘西“天王”信仰道德教化功能发挥的表现形式多样,不仅有神灵的示范性表现,还表现在宗教仪式活动对信仰者产生的影响上,信仰中的禁忌规范更是直接约束着信仰者的言行。湘西“天王”信仰的道德教化功能依靠“神系统”和“人系统”的作用机制得以发挥,“神系统”由神灵和神职人员构成,“人系统”包含信仰者复杂的心理和宗教情感,湘西“天王”信仰道德教化功能的发挥机制离不开“神系统”和“人系统”的相互作用,具有“神律”和“人律”、“社会教化”和“自我教化”相结合的特点。湘西“天王”信仰作为一种民间信仰对社会主义时期的道德建设工作具有启示作用,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转型期,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公民的道德建设工作不仅要关注人的生存需要,还要注重人的信仰培养,更要注重道德教化形式的多样性。民间信仰的道德教化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并不矛盾,民间信仰中有益的道德因素可以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服务,正确地利用宗教道德,才能更好地引导宗教发展与社会主义建设相适应。
中国古代史 河北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我国古代蛇信仰属于普通民众的祠神信仰。从上古时期的蛇图腾崇拜直至今天一些地区的蛇信仰,历时久远,极大的丰富了民众的精神生活。宋之前,蛇信仰与龙信仰之间联系紧密,其发展受到一定的限制。
  宋代是蛇信仰发展的高峰时期。宋代笔记小说中,记载有许多蛇故事,从不同的方面展现了宋人眼中的蛇形象以及宋人观念里的蛇信仰。一、宋人眼中的蛇有大小、颜色、形态的不同,表现出宋人神秘莫测的天道自然观。二、宋人蛇信仰中有人蛇的互化形态,呈现出对蛇既崇拜又恐惧的心理。三、宋人的意识之中,蛇又有善恶之分,给人类的生活带来了两种不同影响:福者可兴云雨、助航行、行孝道、惩恶扬善;祸者可产生自然灾害、疾病以及杀人祭鬼等。宋人对福祸并行之蛇的态度,体现了其趋利避害的信仰特色。
  宋朝蛇信仰发展的具体体现是蛇祠庙遍布南北:北方地区包括京畿路,京西南路,京东西路,河北西路,永兴军路和秦凤路;南方地区包括广南东、西路,江南东、西路,两浙路,淮南西路,荆湖南路,梓州路,夔州路及福建路地区。宋代蛇信仰的发达还体现在朝廷对祠庙的赐额和对庙神的赐封上,政府的认可使得相当部分的蛇祠庙开始走进国家祠典,成为正祠。尤其是江南西路吴城山龙祠多次受到朝廷的赐额,成为代表性的蛇祠庙。
  宋代笔记小说中,寺院道观神祠之蛇记载亦较为常见,体现出宋代蛇信仰与佛道等宗教信仰交融并存的特色。一则,笔记小说的蛇故事中,经常出现蛇作为他神精魂而出现的场景,同时在制蛇的场景中亦会出现僧道的身影。再则,蛇祠庙往往与寺院道观毗邻而建,有甚者就建在寺院之中,并不独立成祠。
  宋代民间蛇信仰发达,蛇的职能不断扩大,与人类日常生活联系较为紧密。然而在宋代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的蛇信仰模式和信仰祠庙,这与宋代南北迥异的自然环境、社会各基层对蛇信仰的不同态度和民间信仰的区域特色等有着密切的联系。
民族学 贵州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依据地方文献与田野调查,考察屯堡人“抬菩萨”习俗中出现的仪式组织、圣会经济周转与由此呈现出的屯堡乡村社会权力结构,试图说明抬菩萨显示出的不同历史条件下屯堡乡村社会权力关系的变迁,思考传统文化对乡村社会的意义。论文由六个部分组成,包括导论和结论,第三、四、五章是主要部分:
  导论介绍了研究对象、目的与意义;梳理了民间信仰、仪式与地方社会,乡土社会权力结构,与屯堡“抬菩萨”相关研究成果。最后指出具体的研究方法是使用杜赞奇“权力的文化网络”,以及田野点进入的特点与相关概念。
  第一章“田野点概况”从明代中央对贵州安顺的经营入手,论述了“屯堡”出现的历史境遇,简述了屯田制度下屯堡人角色和身份的转变,以及学界对“屯堡人”的考证。
  第二章“文化网络下的村落空间”介绍屯堡村落里的各种乡礼,屯堡人热衷的“抬菩萨”风俗,与地方民众借由这种村落仪式塑造的代表自身利益的“权威”。
  第三章“抬菩萨”村落仪式的展演,以九溪、鲍屯、吉昌为田野点,论述了村落历史、地方神信仰、村寨内寺庙系统,考察三个村落“抬菩萨”活动的筹备、组织与仪式过程,与在仪式活动中屯堡人体现出来的、对“正统”身份的认同。
  第四章“村落仪式传统中的民间组织与权力”,分析屯堡社区在各组织力量牵引下的运转,仪式中体现的村落边界与秩序。揭示地方与代表“国家”意志的村支两委方面的相互关系,探讨这种社区仪式背后屯堡村民想要表达的话语与乡村社会内部的权力关系。
  第五章“历史的交织:乡村传统权威与现代国家行政权力”论述了屯堡“抬菩萨”背后隐藏的人类学涵义,总结“抬菩萨”村落仪式具有的经济、政治、权威塑造与权力竞争方面的意义,村落仪式折射出的地方民众—乡村精英—国家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仪式权力关系折射出的现代国家政权“内卷化”问题。论述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被普遍提及的今天,这种民间风俗受到外来知识影响而发生的改变。
中国史 郑州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民间信仰是流行于民间的精神信仰。它与民间宗教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们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却又不能将两者等同。就两晋时期的民间信仰而言,它在继承了前代信仰的基础上,也有其独特的内涵。干宝的《搜神记》作为两晋时期志怪小说的翘楚之作,是一本记载各种鬼神精怪故事的小说集,内容不仅涉及长生不老、祥瑞征兆,而且还有善恶报应、人神鬼妖的恋爱交通等,反映了社会百态、人情世故,对研究两晋时期民众的精神信仰具有重要意义。
  两晋时期的社会大环境对民间信仰产生重要影响。两晋时期从司马氏取代曹魏政权建立西晋,至刘宋政权建立,共跨越了150年的时段,社会环境比较复杂。这一时期,由于频繁的自然灾害,激烈的社会动荡,艰难困苦的社会环境,使生活在痛苦中的广大民众,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寄托于虚无的精神信仰,对民间信仰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两晋时期的社会文化环境比较开放,发展变化很快,儒学的衰落,玄学的兴起,佛道两教的发展,也对民间信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两晋时期的民间信仰包含有许多内容。民间信仰是民众对一些自然现象及社会问题出于不理解、恐惧或某种强烈的愿望、要求时产生的心里观念,其核心是万物有灵。这种朴素的观念创造了超自然的神灵崇拜及神话故事,使民间信仰包含许多内容,但主要分为三大类。一类是自然物信仰,这里又分为植物信仰、动物信仰、星辰信仰三小类;第二类是人物崇拜,这里又分为名人崇拜、普通人物崇拜两小类;第三类是神鬼信仰,这里又分为神灵信仰、鬼怪信仰两小类。
  两晋时期的民间信仰也折射出一些思想观念。由于两晋时期民间信仰比较繁杂,体现在民众的思想观念上,有许多独特之处,尤其是民间信仰所反映的民众的生死观、狐妖观、婚恋观。两晋时期民众的生死观主要体现在长寿观、死而复生观、预知生死观三个方面;民众的狐妖观主要体现在狐妖能预知吉凶祸福及它的学识观、害人观三个方面;而民众的婚恋观主要体现在人与神、鬼、妖婚恋观的三个方面,这对研究两晋时期民间信仰的独特内涵有重要作用。
中国史·明清史 暨南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西江流域的四会县是文贞女故事的发源地,相传文贞女生活于唐德宗年间,但直至两宋时,文贞女故事才正式载于史籍。宋代之后,在士大夫的不断书写下,文氏女故事渐趋丰富,宋元之际文贞女逐渐具备了成为地方神祇的诸要素,文氏女终于由人被型塑为女性神祇——文贞烈仙。明清时期,王朝推行女性贞节观念愈益强化,文贞女形象更加得到士人重视。清中叶以后,文氏女被纳入地方志中的《列女传》,于此同时,四会地区的贞节列女也逐渐增多。本文以明清方志资料为基础,辅之于文人笔记与口述资料,通过梳理不同历史时期四会文氏女故事的演变,试图挖掘隐蔽在文贞女故事背后的社会场景,并对地方社会与国家就文贞女信仰所产生的互动作进一步思考。
中国古代史 华中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近些年来,民间信仰成为社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多被置于区域史的视角之下探讨。本文将地域锁定在豫西地区,以明清的日常和社会变动为背景,通过对民间信仰和社会调控、民间信仰和社会变动两组关系的论证分析,展现明清豫西民间信仰的丰富内涵,揭示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大传统与小传统、民间信仰与社会秩序之间的互动与关联。
  豫西的自然与文化生态孕育比较完整的民间信仰体系,这种完整体现在民间神灵的区域分布、行业属性、思想分类及礼制层面。就时间维度而言,在明清豫西民间社会里,很多寺庙宫观具有悠久的历史,体现极好的文化延续性,又呈现新的时代特点,譬如政策变动、风俗丕变、商业发展等。就空间维度而言,首先,明清豫西民间信仰具有中原民间信仰的共性,譬如正统性强、合祀现象普遍、巫术气息浓厚等;其次,明清豫西民间信仰具有独特性,譬如受秦晋楚影响较大、汉代人格神发达等;最后,豫西区域内部具有差异性,譬如神灵的乡土性、礼俗的不同等。
  日常和变乱是民间社会截然不同的两种状态,民间信仰在日常与变乱的交替中变化发展。明清豫西民间信仰在日常状态下,既受到官方的行政控制,又受到理学的道德风化。地方官以建构正祀为目标,通过建立正祀体系、力推正祀职能、禁毁淫祠及严惩些邪教等手段付诸实践。中央政权以民间信仰为渠道,通过豫西地方政府将国家意识落实到乡村社会。理学家以推行儒教为目的,通过筑建书院、兴办讲学、批判异端及推动神明儒教化等方法付诸实施。理学精英期望通过引导、教化及调整民众思想,完成大传统对小传统的渗透。官方行政控制和理学道德教化时有交叉重叠,比如理学官僚的双重身份,但是在绝大数情况下,两者由于调控目的和方法的差异,存在明显区别。
  变乱包括天灾和人祸,这是明清豫西民间信仰的另一种生存环境。本文攫取嘉靖地震、明末农民起义以及嘉庆中期宗教叛乱等事件来分析社会变动中的豫西民间信仰。这些事变破坏地方社会秩序,进而导致包括民间信仰在内的整个社会体系失控,譬如明末农民起义;民间信仰失去社会调控,亦会破坏地方秩序,引起社会变乱,譬如嘉庆中期宗教叛乱。社会变乱与信仰失控互为因果,民间信仰与地方秩序休戚相关。破坏与重建如影相随。豫西民间信仰物质载体和精神形态的重建并不一致,比如宫庙寺观等物质载体的重建几乎都在变乱之后,而诸如神奇传说或神灵感应等精神形态在乱中已经开始。变乱与日常相比,加速了民间信仰体系的新陈代谢。
  面对官方的行政控制和理学的道德援助,豫西地方社会作了积极的在地回应。部分正祀在豫西民间普遍流行,即正祀民间化现象普及。这不仅得益于官方的行政控制,亦归于民间社会的适时回应,譬如耆民的推动以及民众的调整。理学家的道德援助,致使豫西民间诸神始终有一种道德诉求,民间神灵儒教化现象逐渐普遍。明清豫西民间信仰在地性,还表现在民间生产、传统节日、民间艺术、民间庙会等豫西民众日常生活中。民间信仰渗透于明清豫西社会的众多方面,主要在于民间信仰具有较为完备的社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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