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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程柯
生物学 武汉科技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目的:本研究旨在探讨Calsyntenin-1(CLSTN1),钙粘蛋白超家族Ⅰ型跨膜蛋白在脆性X综合症(Fragile X Syndrome,FXS)神经元成熟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它是否通过介导细胞内细胞间粘附分子5(Intercellular adhesion molecule5,ICAM5)的转运来调节树突棘的发育。
  方法:Fmr1基因敲除小鼠(FVB.129P2-Pde6b+Tyrc-ch Fmr1tmlCgr/J)(Fmr1KO)和野生对照小鼠(FVB.129P2-Pde6b+Tyrc-ch/AntJ)(WT)用作FXS的动物模型,采用免疫印迹,高尔基染色,观察CLSTN1和ICAM5蛋白的表达在WT和KO小鼠随天数依赖性的变化,以及树突棘发育随天数依赖性的变化。原代小鼠神经元培养由WT或Fmr1KO的小鼠前额叶大脑皮层分离,运用免疫细胞化学共定位,免疫共沉淀,活细胞延时成像分析,来鉴定CLSTN1和ICAM5之间的相互作用。采用多种神经元转染,利用Dil染色观察CLSTN1蛋白的变化对培养的神经元的树突棘的发育的影响。
  结果:1)发现在Fmr1KO小鼠前额叶皮质神经元中存在大量未成熟的丝状伪足样的棘;2)Fmr1KO小鼠突触发育关键期脑皮质神经元上CLSTN1表达不足,而同时ICAM5过表达;3)CLSTN1和ICAM5在小鼠皮质神经元上存在着相互作用现象,转染的过表达蛋白也存在着共运输现象;4)在WT小鼠前额叶皮质神经元中干扰CLSTN1表达,ICAM5与PSD95的共定位明显增加,ICAM5在树突棘膜表面堆积,影响棘的发育;6)Fmr1KO小鼠中过表达CLSTN1可以改善树突棘发育的异常。
  结论:CLSTN1通过调节神经元中的ICAM5重新分布在树突棘形成和成熟中起关键作用,在Fmr1KO小鼠中,CLSTN1失调导致神经元树突ICAM5分布的异常,进而引起树突棘发育的异常。因此,CLSTN1可能成为FXS的潜在生物标志物和治疗靶点。
[硕士论文] 裴亚平
生物学 武汉科技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目的:脆性X综合征(Fragile X syndrome,FXS)是因脆性X智力低下蛋白(Fragile X mental retardation protein,FMRP,由FMR1基因编码)缺乏引起的一种遗传性智力发育迟滞疾病,是最常见的遗传性智力障碍,也是自闭症谱系障碍(ASD)的主要单基因突变致病因素。FXS特征性神经病理改变是树突棘和突触发育异常,导致其认知功能障碍,但其树突棘发育畸形的机制尚不清楚。单次跨膜蛋白细胞间粘附分子5(Intercellular adhesion molecule5,ICAM5,也叫端脑素Telencephalin)是免疫球蛋白(Immunoglobulin,Ig)超家族成员之一,与神经元和树突棘发育以及树突状丝状伪足的形成和维持有关。本研究旨在利用FXS动物模型,Fmr1基因敲除(Fmr1KO)小鼠,探讨ICAM5是否参与FXS特征性神经病理改变是树突棘发育异常,并进一步研究RNA结合蛋白FMRP和ICAM5mRNA的直接相互作用。
  方法:1)FXS动物模型Fmr1KO(FVB.129P2-Pde6b+Tyrc-chFmr1tm1Cgr/J)小鼠,同龄野生型(wild-type,WT)小鼠(FVB.129P2-Pde6b+Tyrc-ch/AntJ)作为在体动物模型,以及取自WT或Fmr1KO胚胎(E17-E18)前额叶大脑皮层的原代神经元培养作为离体细胞模型;2)高尔基染色检测小鼠出生后树突棘发育改变;3)免疫印迹检测出生天数依赖的ICAM5表达谱;4)RNA免疫沉淀、实时荧光定量PCR和DNA琼脂糖凝胶电泳鉴定FMRP和ICAM5mRNA之间的相互作用;5)Dil染色检测神经元树突棘的变化;6)系列行为学实验检测小鼠行为学改变。
  结果:1)ICAM5蛋白在Fmr1KO小鼠的出生后大脑中上调,但在Fmr1KO小鼠的出生后大脑中ICAM5mRNA第30天下降;2)ICAM5蛋白的发育变化平行于Fmr1KO小鼠树突棘高密度的时间;3)在WT神经元中,干扰FMR1表达后ICAM5蛋白过度表达,ICAM5mRNA水平不变,幼稚丝状树突棘增多;4)过表达FMR1表达后ICAM5蛋白表达下降,ICAM5mRNA水平不变,成熟的蘑菇状树突棘增多;5)FMRP的过度表达使ICAM5表达正常化,并进一步改善Fmr1KO神经元中的树突棘形态;6)FMRP直接与ICAM5mRNA结合,并通过与ICAM5mRNA的编码序列相互作用调控ICAM5的表达来影响树突棘成熟。7)ICAM5蛋白的过度表达与Fmr1KO小鼠的行为异常有关,包括空间记忆和恐惧记忆;减少ICAM5的表达可以改善Fmr1KO小鼠的行为异常。
  结论:FMRP通过与ICAM5mRNA的直接相互作用来调节ICAM5的合成,并且Fmr1KO小鼠中FMRP的缺乏引起ICAM5的过度表达,导致树突棘形态异常和行为的损伤。据我们所知,这是第一个为ICAM5提供功能性连接的研究,这种功能连接在神经元形态和FXS认知损害方面存在缺陷,并且提示FMRP在树突棘形态中起重要作用。
[硕士论文] 史燕青
神经生物学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医大学;海军军医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髓鞘是包裹在神经细胞轴突外面的一层膜,是维持神经功能的重要结构,主要发挥加速神经电位传导,保护轴突以及绝缘的作用。髓鞘的损伤将导致轴突的不可逆性损伤,引起认知及运动功能障碍。
  少突胶质细胞是中枢神经系统轴突髓鞘形成的细胞,对维持神经冲动的传导速率及脑功能至关重要。而少突胶主要由OPCs发育而来。OPCs起源于中枢神经系统(CNS)的特殊区域,一旦产生,它们就会迁移到目的地并分化为成熟的少突胶质细胞(OLs)。少突胶质前体细胞(Oligodendrocyte Progenitor Cell,OPCs)的成熟和分化是中枢髓鞘形成和再髓鞘化的前提条件,它们能对脱髓鞘疾病做出反应,如多发性硬化(MS),并在随后的髓鞘再生中发挥关键作用OPCs分化失败是导致多种人类脱髓鞘疾病病灶再髓鞘化失败的主要原因。OPC广泛存在于中枢神经系统中,能对脱髓鞘损伤做出反应,在脱髓鞘区域进行增殖、迁移、分化。而这一过程最主要的是从增殖的细胞循环转换到分化为OL的分化阶段。在髓鞘化和再髓鞘化的过程中,OPC就是在一系列转录因子的调控下发生增殖和分化。OPC的发育包括一系列内源性和外源性因素的相互作用,其中转录因子的转录调控,microRNA的转录后修饰及内源性调控是能将OPC分化为OL的主要机制。在胚胎发育过程中,神经干细胞发育未OPC是需要Olig2的表达。而在OPC特异化及迁移后,OL的生成则有赖于其他转录因子的表达,如Olig1,Sox10,YY1等。然而,调控病理状态下OPCs分化的分子机制目前尚不完全清楚。
  髓鞘转录因子1样蛋白(myelin transcription factor1like,Myt1L)是一种与髓鞘转录因子1结构相似的蛋白质分子,目前发现主要表达于神经元中,其染色体片段的缺失或基因改变与智障、精神分裂症及抑郁症均密切相关。我们的研究表明,在髓鞘发育过程中,Myt1L在NG2+和CC1+的少突胶质细胞谱系细胞中表达。在LPC诱导的脱髓鞘病灶中,Myt1L的表达亦较对照组明显升高,在NG2+细胞中的表达水平明显高于CC1+细胞。进一步通过体外OPCs培养和体内脱髓鞘模型研究发现,过表达的Myt1L能明显促进OPCs的分化,而敲减Myt1L的表达可以显著减少OPCs的分化和再髓鞘化。此外,我们还发现,Myt1L的这一转录调控作用与其结合Olig1的启动子,并促进Olig1的翻译和表达密切相关。总之,以上结果表明,Myt1L在髓鞘发育和再髓鞘化过程中,在少突胶质细胞谱系细胞中表达上调,并且对OPCs的分化和髓鞘形成起正调控作用,可能成为脱髓鞘疾病治疗的潜在靶点。
[硕士论文] 李司司
神经外科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医大学;海军军医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部分展开论述:
  第一部分 脑供血动脉粥样硬化性狭窄合并颅内动脉瘤的临床特点及危险因素
  目的:
  分析脑供血动脉粥样硬化性狭窄合并颅内动脉瘤患者的临床及影像学特点,探讨脑动脉粥样硬化性狭窄患者合并颅内动脉瘤的独立危险因素,为脑动脉粥样硬化狭窄患者合并动脉瘤的高危人群筛查提供依据。
  方法:
  入选2014年1月至2015年12月期间在长海医院脑血管病中心收治住院的所有影像学(CTA、DSA)诊断脑血管狭窄的患者,收集患者的基线资料(年龄、性别、既往基础疾病等)、患者入院时临床特点(患者TIA史、卒中史、入院起病症状、改良Rankin评分等)的相关信息,以及患者脑供血动脉狭窄的影像学资料(狭窄偏侧、位置、程度等);对于合并动脉瘤患者,分析动脉瘤的大小、位置、动脉瘤与狭窄的位置关系。以狭窄合并动脉瘤病例为病例组,单纯狭窄病例为对照组,通过单因素分析以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脑动脉粥样硬化性狭窄患者合并颅内动脉瘤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果:
  1)2014年至2015年间,本中心收治所有患者中,脑供血动脉狭窄患者1558例,其中狭窄合并动脉瘤(病例组)231例,狭窄不合并动脉瘤(对照组)1327例。病例组病例平均年龄为:61.52±11.72岁,其中女性患者占44.6%(n=103)。
  2)对病例组的狭窄特点加以分析,狭窄位置主要分布为颈内动脉(n=79,34.2%)和大脑中动脉(n=58,25.1%),其次为颈总动脉(n=45,19.48%)、椎基底动脉(n=47,20.35%)和大脑前动脉(n=2,0.87%);其中轻度狭窄133例,中度狭窄47例,重度及以上狭窄51例。
  3)对病例组的动脉瘤特点加以分析,动脉瘤的平均最大径为:5.91±4.41mm,位置主要分布于颈内动脉(n=144,62.3%),以及大脑中动脉(n=27,11.7%)、前交通动脉(n=21,9.1%)、基底动脉(n=14,6.1%)、椎动脉(n=7,3.0%)和大脑前动脉(n=7,3.0%)、大脑后动脉(n=6,2.6%)、小脑上动脉(n=3,1.3%)和小脑后下动脉(n=2,0.9%);动脉瘤最大径<3mm的有43例(18.6%),3-5mm的有82例(35.5%),5-10mm的有76例(32.9%),10mm以上的有30例(4.3%)。
  4)对病例组的病例进行解剖特点分析,二者位于同一循环者178例,其中同侧132例;同侧病变中,位于同一支血管病变126例,其中动脉瘤位于狭窄远端者89例,22例毗邻,67例远隔;动脉瘤位于狭窄近端者37例,6例毗邻,31例远隔;动脉瘤与狭窄非同一支血管病变6例。
  5)统计分析病例组狭窄程度与动脉瘤是否破裂之间的关系,结果无统计学意义(p=0.142)。
  6)单因素分析得出两病共患的相关危险因素:性别(P<0.001),年龄(P<0.001),抗血小板聚集药物史(P<0.001)、脑梗史(P=0.013)、狭窄循环部位(P=0.024)和狭窄偏侧(P<0.001);经logistic回归分析得出,脑动脉粥样硬化性狭窄合并颅内动脉瘤的独立危险因素为:女性和低龄(年龄<60岁)。
  结论:
  脑供血动脉硬化狭窄和颅内动脉瘤两病共患并不罕见,应在缺血性卒中防治中加以重视。本研究发现女性和低龄(年龄<60岁)是两病共患的独立危险因素。该回顾性分析可为今后开展前瞻性筛查两病共患人群及干预治疗提供依据。
  由于人口老龄化,脑动脉狭窄患者的数量逐渐增加,并发动脉瘤的可能性往往被忽略,这给动脉瘤患者带来了一定的风险。可以对动脉瘤患者的缺血风险进行充分的评估,为安全治疗和预防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第二部分 抗血小板聚集药物对脑供血动脉狭窄合并颅内动脉瘤出血风险的影响
  目的:
  研究长期服用抗血小板聚集药物对合并脑动脉硬化狭窄的颅内动脉瘤患者出血风险的影响,探讨抗血小板聚集治疗对两病共患患者的安全性。
  方法:
  连续入选长海医院脑血管病中心2011年1月至2015年12月期间收治住院的脑供血动脉狭窄合并动脉瘤患者,筛选其中未行外科干预的动脉瘤患者进行随访,收集入组病例的临床、影像学特点及随访资料,记录患者出院时的抗血小板聚集方案以及随访时的抗血小板聚集药物服用情况,按照患者终点事件发生或观察节点前是否规律服用抗血小板聚集药物,对相关因素及临床终点事件进行分析。主要终点事件定义为随访过程中(>30天)出现的动脉瘤破裂出血或者动脉瘤最大径增大>1mm。采用倾向评分匹配(PSM)方法估计阿司匹林对于动脉瘤破裂出血的影响,用log-rank检验比较是否服用阿司匹林在倾向评分匹配样本中的生存曲线。
  结果:
  1)2011年1月至2015年12月,我中心收治的符合入选标准病例226例,其中5例既往房颤病史,长期服用抗凝药物;2例患者出现住院期间死亡,11例失访;其余207例纳入研究。入选患者平均年龄63.4±12.5岁,其中女性39.61%(n=82),男性60.39%(n=125)。平均随访时间31.84±20.78个月(12~91个月),随访时间中位数为22个月。
  2)入选患者出院时,157例有抗血小板聚集处方,其中90例双抗,根据治疗方案,6周至3个月后调整至单抗终身服用;67例单抗,均为阿司匹林;50例没有抗血小板聚集处方。随访发现,在157例患者中,145例长期规律服用单抗药物(92.4%),62例患者未服用抗血小板聚集药物。
  3)随访过程中,有6例(2.90%)发生主要终点事件。其中1例在出院后随访6M发生动脉瘤破裂出血死亡;1例在出院后随访8M发生动脉瘤破裂出血;1例双侧颈总动脉轻度狭窄合并基底动脉巨大动脉瘤在出院后随访29M发生动脉瘤破裂出血死亡;1例在随访29M时动脉瘤大小由3.2×3.0mm进展至4.3×4.1mm;2例分别在出院后随访23M、28M发生动脉瘤破裂出血。有4例发生次要终点事件,均为随访过程中其他原因导致的死亡。
  4)对随访中出现主要终点事件进行单因素分析,其中低龄(<60岁)、后循环动脉瘤发生终点事件几率较高(p<0.05)。
  5)倾向性评分匹配后,生存分析显示,服用抗血小板聚集药物组比不服用组发生终点事件的时间段稍长,然而其差别没有统计学意义(x2=1.548,p=0.21)。
  结论:
  抗血小板聚集药物是脑血管狭窄患者预防缺血性卒中的重要手段,对于狭窄合并颅内动脉瘤的病例,合理运用抗血小板聚集药物不增加动脉瘤的破裂风险。
[博士论文] 廖少华
神经病学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医大学;海军军医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目的:为了描述和分析肿瘤神经抗体相关疾病(Onconeural Antibody-Associated Disorders,OAAD)的临床特征及结局,同时鉴别疾病预后不良的预测因素。
  方法:文章回顾性分析了本院2009.9至2017.7所有符合诊断标准的OAAD病例共70例。我们收集了全面的信息,把所有OAAD病人按诊断标准分为三类:副肿瘤综合征(paraneoplastic neurological disorders,PNDs)、自身免疫性脑炎(autoimmune encephalitis,AE)和可能OAAD。同时,我们依据临床结局mRS(modified Rankin Scale)评分,把所有病例分类为预后良好组(mRS=0-2)和预后不良组(mRS=3-6)。依据两种不同分类方法,我们总结了各组病例的临床特征和结局,同时应用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回归分析方法,比较各组间特征的差异,并鉴别疾病预后不良的预测因素。
  结果:(1)一般资料:(以下计数资料均表示为n+%,计量资料均表示为中位数+范围)①共有70名病人纳入研究,其中44名男性(62.9%),中位年龄55岁(14-78)。处于免疫抑制状态的有17人(24.3%);住院前时间是74(7-1090)天;住院时间是37(3-116)天。②分组来看,PNDs组有38人(38/70,54.3%),包括男性21人(21/38,55.3%)。AE组有14人(14/70,20%),包括男性8人(8/14,57.1%)。可能OAAD组有18人(18/70,25.7%),包括男性15人(15/18,83.3%)。处于免疫抑制状态人数,PNDs组、AE组、可能OAAD组分别有9人(9/38,23.7%)、3人(3/14,21.4%)、5人(5/18,27.8%);住院前时间各组分别为120(15-1090)天、22.5(8-365)天、60(7-365)天。住院时间各组分别为10(3-79)天、36(4-90)天、10.5(3-116)天。(2)临床表现:①所有病人中(均以70人为整体),急性起病16人(22.9%),亚急性起病17人(24.3%),慢性起病37人(52.9%)。有54人(77.1%)无明显前驱症状。起始症状主要包括:肢体无力29人(41.4%),肢体麻木9人(12.9%)。入院时体温大于37℃的有8人(11.4%)。主要临床症状包括:认知功能损害的有17人(24.3%),精神行为异常表现的有17人(24.3%),意识障碍的有7人(10%),癫痫发作的有13人(18.6%),新发的局灶性神经功能损害的有30人(42.9%),尿失禁/潴留表现的有12人(17.1%)。②分组来看,PNDs常见慢性起病,为26人(26/38,68.4%);AE常见急性起病,为9人(9/14,64.3%);可能OAAD组常见慢性起病,为8人(8/18,44.4%)。主要临床症状,PNDs组常见新发局灶性神经功能损害(21/38,55.3%),尿失禁/潴留(6/38,15.8%);AE组常见认知功能损害和精神行为异常(10/14,71.4%);可能OAAD组常见新发局灶性神经功能损害(8/18,44.4%),癫痫发作(4/18,22.2%)。(3)检查结果:①整体来看,共有60个病人(60/70,85.7%)接受了神经系统MRI检查,18人(18/60,30%)发现FLAIR/T2异常。有53人(53/70,75.7%)接受了CT筛查,13人(13/53,24.5%)发现肿瘤。有27人(27/70,38.6%)接受了脑电图检查,21人(21/27,77.8%)发现了异常慢波。有38人,38/70,58.6%)接受了肌电图检查,34人(34/38,89.5%)有异常发现,以周围神经病变为主。有43人(43/70,61.4%)接受了腰椎穿刺并脑脊液化验,白细胞数目为8.0(0-96.0)×106/L;蛋白含量为0.5(0.2-3.9)g/L。有56人(56/70,81.4%)检测了血清肿瘤标记物,26人(26/56,46.4%)为阳性,NSE阳性为16人(16/47,34.0%),CEA阳性为9人(9/56,16.1%)。有67人(67/70,95.7%)检测了血清肿瘤神经抗体,38人(38/67,56.7%)为阳性,主要的抗体包括13例(13/38,34.2%)Hu抗体,11例(11/38,28.9%)Yo抗体,13例(13/38,34.2%)NMDAR抗体。有37人(37/70,54.3%)检测了血清共存自身抗体,19人(19/37,51.4%)为阳性,包括TGAb13人(13/37,35.1%),TPOAb5人(5/37,13.5%),ANA5人(5/37,13.5%)等。重要脏器功能指标结果均在正常范围。②分组来看,PNDs组有28人(28/38,73.7%)接受了CT筛查系统性肿瘤,其中发现肿瘤有10人(10/38,26.3%),阳性率高于其它各组。PNDs脑脊液IgG含量为58.6(17.5-169.0),IgG指数为593.3(231.1-791.9)/1000,均高于其它组。AE组NSE为11.7(8.6-30.1)ug/L,AFP为1.3(0.6-8.5)ng/ml,为三组较低。可能OAAD组CY211为2.9(1.8-3.9)ug/L,高于其它组。PNDs组有13例(13/38,34.2%)Hu抗体,10例(10/38,26.3%)Yo抗体为阳性,AE组有13例(13/14,92.9%)NMDAR抗体为阳性。可能OAAD组TGAb为1.5(0.1-36.0)IU/ml,TPO为1.7(0.2-1087.0)IU/ml,均高于其它组。(4)诊断和治疗:①所有病人(均以70人为整体)主要诊断包括抗NMDAR抗体脑炎13例(18.6%),周围神经病12例(17.1%),亚急性小脑变性12例(17.1%),Lambert-Eaton肌无力综合征8例(11.4%)。有35人(50.0%)有既往或新发肿瘤,包括19例(27.1%)肺癌,其中10例(14.2%)小细胞肺癌,其次是乳腺癌4例(5.7%)。治疗方面,共有35人(50.0%)接受了免疫治疗,22人(31.4%)应用了激素,26人(37.1%)应用了IVIg,13人(18.6%)应用了激素+IVIg,4人(5.7%)接受了肿瘤手术治疗,2人(2.9%)行化疗。6人(8.6%)需要ICU监护,其中5人(7.1%)接受了机械通气治疗。②分组来看,PNDs组主要诊断是周围神经病(10/38,26.3%),亚急性小脑变性(8/38,21.1%),AE组主要诊断是抗NMDAR抗体脑炎(13/14,92。9%),可能OAAD组主要诊断是边缘叶脑炎(4/18,22.2%),亚急性小脑变性(4/18,22.2%)。AE组共有13人(13/14,92.9%)接受了免疫治疗,6人(6/14,42.9%)应用了激素,12人(12/14,85.7%)应用了IVIg,4人(4/14,28.6%)需要ICU监护且接受了机械通气治疗,以上指标比例均高于其它两组。(5)结局:①最后共有35人(50%)预后良好。其中男性25人(25/35,71.4%);年龄为54(14-77)岁,大于65岁以上有8人(8/35,22.9%);共有11人(15.7%)死亡,其中男性6人(8.6%),5人(7.1%)大于65岁。②分组来看,PNDs组有14人(14/38,36.8%)、AE组有9人,(9/14,64.3%)、可能OAAD组有12人(12/18,66.7%)预后良好。最后死亡人数各组分别为6人(6/38,15.8%),2人(2/14,14.3%),3人(3/18,16.7%)。(6)结局预测因素:应用单因素分析方法,结果表明,住院前时间(P=0.0224)和尿失禁/潴留(P=0.0043)对不同预后的影响有统计学显著差异。免疫抑制状态(P=0.0944)、脑脊液IgG(P=0.0773)、所有肿瘤数量(P=0.0542)对不同预后可能存在显著影响。应用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尿失禁/潴留(P=0.0388)和免疫抑制状态(P=0.0247)对不同预后的影响有统计学显著差异,其OR值分别为27.22和34.6,表明为预后不良的危险因素。
  结论:1.OAAD临床特征。OAAD以中老年人为主,男性多于女性,病程时间整体较长。OAAD以慢性起病多见,多无明显前驱症状,起始症状以肢体无力最多见,主要症状以新发局灶神经功能损害多见。OAAD神经系统MRI异常及CT肿瘤筛查阳性率在30%左右;脑脊液白细胞数量、蛋白含量均高于正常人群;肿瘤标记物以NSE、CEA阳性较多见;肿瘤神经抗体以Hu、Yo、NMDAR抗体多见;共存自身抗体以TGAB、TPO、ANA较为多见。OAAD主要诊断是抗NMDAR抗体脑炎、周围神经病、亚急性小脑变性;所有肿瘤病人占总数50%左右,最常见的是肺癌,其次是乳腺癌。有50%病人接受了免疫治疗,以激素、免疫球蛋白为主,肿瘤治疗较少。病人预后良好者占50%,男性比例较高;死亡率为15.7%,男女比例相当。
  2.OAAD各组临床特征。(1)一般资料和临床表现:各组年龄以可能OAAD组最大,AE组年龄较小;男性比例也是可能OAAD组最高;住院前时间以PNDs组最大;住院时间则以AE组最大。PNDs组以慢性起病为主,AE组以急性起病为主。AE组多见认知损害、精神行为异常;新发局灶性神经功能损害以PNDs组最多。(2)辅助检查:CT发现肿瘤阳性率以PNDs组最高。脑脊液分析中,IgG含量、IgG指数以PNDs组较高。肿瘤标记物中,NSE、AFP以AE组较低,CY211以可能OAAD组较高。肿瘤神经抗体PNDs组以Hu、Yo抗体多见,AE组以NMDAR抗体为主。TGAB、TPO均以可能OAAD组较高。(3)诊疗及结局:PNDs诊断以周围神经病、亚急性小脑变性较多见,AE组主要是抗NMDAR抗体脑炎,可能OAAD组以边缘叶脑炎、亚急性小脑变性为主。AE组接受免疫治疗、ICU监护及机械通气治疗最多。预后良好病人比例以PNDs组较低,死亡人数比例以AE组较低。
  3.OAAD结局的预测因素。
  应用单因素分析方法进行统计学分析,住院前时间、尿失禁/潴留对不同预后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P<0.05)。进一步应用多因素回归分析,尿失禁/潴留和免疫抑制状态对不同预后的影响存在统计学显著差异(P<0.05),为预后不良的危险因素。
[博士论文] 郭洪伟
神经病学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医大学;海军军医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目前在侧支循环的研究中,多集中在急性缺血方面,而对慢性缺血侧支循环的研究却较少。将两者进行对比研究未见有报道。随着近年来基因技术、分子生物学和基因测序技术的进步,发现长链非编码RNA在细胞的增殖、分化、代谢凋亡等方面有着重要的调控作用,人类疾病的发生、发展也和它有密切关系。特别在血管内皮细胞和血管平滑肌的研究中发现lncRNA在许多方面对其有调控作用。侧支循环建立形成的基因调控目前仍未完全清楚,并且大部分研究集中于mRNA。lncRNA调控侧支循环的研究却鲜有报道。因此我们构建了大鼠急性和慢性缺血模型,进一步观察大鼠急性或者慢性缺血状态下颅内各个血管变化进一步寻找可能的影响因素。同时对大鼠脑缺血区的脑血管做了二代的RNA-seq高通量测序。我们试图在大鼠脑急性缺血模型和慢性缺血模型中寻找在血管生成和侧支循环形成的异同,为可能的基因调控靶点提供一些证据。
  第一部分 大鼠急性、慢性缺血模型及侧支循环的建立
  试验方法:建立大鼠MCAO模型和慢性缺血模型,选成年雄性Wistar健康大鼠,随机分成三组:A组(假手术组),B组(MCAO模型组),C组(慢性缺血组)。所有大鼠造模后均行激光散斑成像观察,分别于苏醒后2小时、12小时、24小时、48小时、72小时和1周每个时间段行神经功能评分,后4个阶段每组处死3只大鼠取脑,行HE和CD105染色,观察脑侧支循环建立和血管生成。
  结果:
  TTC染色示:B组梗死面积百分比达到20.30±4.62%,C组梗死面积百分比为3.02±1.26%。激光散斑血流图示:在A组造模后,脑血流无明显变化。B组在MCAO侧脑灌注明显减少,降幅达60%以上,在梗死后软膜动脉既开放向缺血区供血。C组全脑灌注明显减低达50%以上,早期大脑中、大脑前仍有血流,较前明显减少。HE染色B组脑组织水肿,病变区血管充血扩张大量神经细胞死亡,C组在部分可见有少量血管充血,大脑皮层及海马区可见部分神经细胞变性皱缩坏死,结构稀疏。CD105染色示在B组梗死核心区和梗死灶周边均有新生血管生成,梗死灶周边明显,随着梗死时间延长新生血管逐渐增多,7天时最多。C组也有新生血管生成,相对B组较少。
  第二部分 缺血后大鼠脑血管差异表达RNA研究
  试验方法:建立大鼠MCAO模型和慢性缺血模型,选成年雄性Wistar健康大鼠,随机分成三组:A组(假手术组),B组(MCA0模型组),C组(慢性缺血组)。模型建立后48小时处死大鼠,立刻取右侧缺血区脑血管,提取RNA,行二代高通量RNA-seq测序。利用Ballgown对两组转录本进行比较,寻找差异基因,应用KEGG数据库进行GO分析、pathway分析,构建信号传导网络(signal-net)分析和lncRNA与mRNA共表达网络(lncRNA-mRNA-net)分析。qRT-PCR验证RNA-seq测序结果。
  结果:
  1、急性缺血组与对照组lncRNA与mRNA的分析:较筛选出差异lncRNA71个差异基因,其中34个上调,37个下调。mRNA有1963个,其中上调的有1142个,下调821个。在mRNA相互作用网络中,与血管生成相关的mRNA中,基因Tek、Kdr、Plcb4和Plcg1在整个调控网络起到了非常重要作用。Tek、Kdr能够通过激活Plcb4对Prkce、Prkcb、Prkca、Itpr1、Pla2g4a、Mapk13和Mapk11组成的网络进行调控。Kdr也能够通过Plcg1对上述网络进行调控。Itgb2能够通过调控Fgf2来影响Adcy5继而影响上述调控网络。ENSRNOT00000036680、ENSRNOT00000084727同时对Plcg1调控,前者为正向调控,后者为负向调控。Tek未发现有lncRNA调控,对Kdr调控的lncRNA有三个,其中ENSRNOT00000077132调节能力最强为负向调控,ENSRNOT00000092096为正向调控。ENSRNOT00000073655对Plcb4进行负向调控。ENSRNOT00000087051对Adcy5进行正向调控。
  2、慢性缺血组与对照组lncRNA与mRNA的分析:筛选出差异lncRNA276个差异基因,其中66个上调,160个下调。mRNA有3289个,其中上调的有1776个,下调1513个。在mRNA的相互作用网络中,与血管生成有关的mRNA中,Mapk1、Prkca同Nras和Kras构成了主要的相互作用网络。Nras、Kras与Mapk1将作用更密切并能调控Mapk8、Mapk9。我们推测在慢性缺血的过程中血管的生成主要是通过对Mapks调控。通过lncRNA与mRNA共表达网络分析发现ENSRNOT00000092872对Kras进行负向调控,ENSRNOT00000076004对Nras调控。对Mapk1调控的lncRNA中作用最强的是ENSRNOT00000090397和ENSRNOT00000076495,前者为负向调控。ENSRNOT00000092832对Prkca进行调控。
  3、慢性缺血组与急性缺血组lncRNA与mRNA的分析
  对比急性和慢性缺血组的RNA数据分析:在有血管生成有关的mRNA中,在两组中均有表达的有330个。差异表达在4倍以上的有21个。Kcnab2、Atp6v1g2、Stmn4、Stim1、Cyp1b1、Fgf2等差异基因两组之间是反向调节,而Kng2在两组之间均为上调但B组差异倍数更显著。B组与C组之间GO分析和pathway分析对比发现,Kcnab2、Stmn4仅在C组中有显著性差异。Stim1、Cyp1b1仅在C组中有显著性差异。Atp6v1g2在离子跨膜运输功能上B组为下调,C组上调,代谢通路上B组为下调,C组上调。从上数据我们可以看出,Kng2、Fgf2和Atp6v1g2在B、C两组中具有相同的功能,相同的调控通路。ENSRNOT00000087079在调控Stmn4的lncRNA中调控能力最强。ENSRNOT00000002990对Serpine1负向调控,但在C组中ENSRNOT00000076446的调控能力较ENSRNOT00000002990强,正向调控。对Kng2的调控两组没有相同的lncRNA。在两组中ENSRNOT00000079300对lgf1调控均为负向调控。ENSRNOT00000092605对Ap6v1g2在两组中均为正向调控,但在C组中ENSRNOT00000089288的调控能力较ENSRNOT00000092605强,负向调控。
  结论:
  1、急性梗死超早期的侧支循环建立以固有动脉为主,如Willis动脉环,软膜动脉。梗死后血管新生发生在24h内出现,随着梗死时间延长,血管新生越明显,7天时仍有明显血管新生。血管新生在梗死灶核心和周边均有,周边明显增多。慢性血管狭窄颅内侧支循环的建立主要以固有动脉为主,也存在部分血管新生但较急性脑梗死少。
  2、急性缺血模型中Tek、Kdr、Plcb4、Plcg1对血管生成有重要调控作用,可能是通过VEGF信号通路、PI3K-Akt信号通路、HIF-1信号通路等通路调控进行调控,其中Mapks信号通路作用可能更明显。ENSRNOT00000077132、ENSRNOT00000092096和ENSRNOT00000073655对上述mRNA起到了调节作用。
  3、慢性缺血模型中Mapk1、Prkca、Nras和Kras等基因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调控作用,其PI3K-Akt信号通路和Mapk信号通路在其中贡献较大。ENSRNOT00000092872、ENSRNOT00000076004和ENSRNOT00000092832等lncRNA对上述mRNA的调控作用强。
  4、Kng2、Fgf2和Atp6v1g2在B、C两组中具有相同的功能,相同的调控通路。在两组中ENSRNOT00000079300对lgf1调控均为负向调控。ENSRNOT00000092605对Atp6v1g2在两组中均为正向调控,但在C组中ENSRNOT00000089288的调控能力较ENSRNOT00000092605强,负向调控。
[博士论文] 王馨蕊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医大学;海军军医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主要从以下几部分进行论述:
  第一部分 基于高分辨率磁共振管壁成像探讨颅内动脉瘤壁强化与动脉瘤破裂相关性的系统综述和Meta分析
  目的:高分辨率磁共振管壁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vessel wall imaging,MR-VWI)中,颅内动脉瘤(intracranial aneurysm,IA)瘤壁的强化反映瘤壁中存在活跃的炎症反应,间接提示动脉瘤的不稳定性。本研究通过系统回顾和Meta分析方法,探讨IA瘤壁强化与动脉瘤破裂的相关性。
  方法:综合检索MEDLINE、Embase文摘数据库、Cochrane图书馆,以及中国知网(CNKI)、万方和维普数据库公开发表的以IA瘤壁强化与动脉瘤破裂相关性为主要研究内容的中、英文文献。由2名高年资神经影像诊断医师独立筛选文献,对纳入文献进行质量评价和资料提取。采用Revman5.3软件对提取的原始数据进行分析:通过Cochrane Q检验和I2检验评价纳入研究是否存在异质性,根据异质性检验结果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或随机效应模型进行效应量加权合并。采用Z检验评价合并效应量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当纳入研究的异质性显著时,进一步做亚组分析以寻找异质性来源。采用STATA13软件和Begg-Mazumdar检验评价纳入研究是否存在发表偏倚。
  结果:本研究最终纳入8篇文献,包括5篇英文文献和3篇中文文献。共纳入700例动脉瘤,其中破裂动脉瘤160例(22.9%)。Meta分析结果显示,IA瘤壁强化与动脉瘤破裂整体存在显著相关性(OR=35.09,95% CI15.32~80.38,p<0.01),纳入研究不存在统计学异质性(p=0.25;I2=0)和显著发表偏倚(p=1.000)。对IA完全强化与动脉瘤破裂相关性的亚组分析结果显示,IA完全强化与<7mm小动脉瘤破裂具有显著相关性(OR=25.99,95% CI6.54~111.79,p<0.01),而与≥7mm大动脉瘤破裂不具有相关性(p=0.78)。
  结论:IA瘤壁强化与动脉瘤破裂具有显著相关性,IA完全强化有助于鉴别具有高危破裂风险的<7mm小动脉瘤。基于MR-VWI技术判断IA瘤壁是否强化有望成为评估动脉瘤破裂风险的影像学新方法。
  第二部分 症状性未破裂颅内动脉瘤的瘤壁强化特征研究
  目的:本研究运用高分辨率磁共振管壁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vessel wallimaging,MR-VWI)技术,以症状性未破裂颅内动脉瘤(unruptured intracranialaneurysm,UIA)作为研究对象,对症状性UIA的瘤壁强化特征进行定性、分级分析,探索症状性UIA的高危管壁影像特征。
  方法:在2014年7月至2017年12月间,连续收集我院神经外科收治的症状性UIA患者纳入症状组。在同期就诊的无症状UIA患者中,根据患者年龄、性别以及动脉瘤大小、部位与症状组进行1∶1配比,选择合适病例纳入对照组。所有患者行3T MR-VWI和DSA检查。记录患者的临床资料,测量动脉瘤形态参数,对动脉瘤壁强化方式进行定性、分级评价。比较症状组和对照组患者临床资料、动脉瘤形态以及瘤壁强化方式是否存在统计学差异。
  结果:症状组和对照组共纳入78例UIA患者,平均年龄57.4±10.1岁,包括26位男性(33.3%)和52位女性(66.7%)。配比后症状组与对照组患者的临床基本资料和动脉瘤形态均无显著差异(p>0.05)。症状组UIA的瘤壁强化率高达74.3%,显著高于对照组(46.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强化程度方面,症状组与对照组UIA瘤壁轻度强化和明显强化的发生率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0.05)。但在强化范围方面,症状组UIA瘤壁弥漫强化与完全强化的发生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症状性UIA的瘤壁强化率显著高于无症状UIA,二者强化方式存在一定差异。通过MR-VWI技术对UIA瘤壁进行显像,利用瘤壁“弥漫强化”和“完全强化”这一管壁影像特征,有助于对症状性UIA进行快速甄别。
  第三部分 未破裂颅内动脉瘤壁强化与动脉瘤破裂危险因素及破裂风险的相关性研究
  目的:本研究利用高分辨率磁共振管壁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vessel wallimaging,MR-VWI)技术,对未破裂颅内动脉瘤(unruptured intracranial aneurysm,UIA)的瘤壁强化方式进行定性、分级分析,并基于动脉瘤破裂风险计算模型评估UIA破裂风险,探讨UIA瘤壁强化与动脉瘤破裂危险因素和计算破裂风险的相关性。
  方法:在2014年7月至2017年12月间,连续收集我院神经外科收治的无症状UIA患者纳入本研究。所有患者行3T MR-VWI和DSA检查。记录患者的临床资料,测量动脉瘤形态学参数,对动脉瘤壁强化进行定性、分级分析,并根据UCAS和PAHSES动脉瘤破裂风险计算模型评估UIA的1年和5年破裂风险。以动脉瘤壁是否强化作为因变量,以患者临床资料、动脉瘤一般情况及形态特征作为自变量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采用Spearman相关系数检验分析动脉瘤壁强化等级与动脉瘤形态以及计算破裂风险的相关性。
  结果:研究共纳入77名患者(平均年龄58.4±10.8岁,男性39位,女性38位)和88例UIA。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颈内动脉以外动脉瘤部位(OR=3.4,95% CI1.6~7.1)以及动脉瘤大小(OR=1.9,95% CI1.3~2.7)是与动脉瘤壁强化相关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伴有瘤壁强化的UIA1年和5年破裂风险显著升高(p<0.001)。动脉瘤壁强化等级与动脉瘤大小、瘤体与载瘤动脉直径比以及计算破裂风险存在中度相关性(Spearman R2≥0.30,p<0.05)。
  结论: UIA瘤壁强化与动脉瘤破裂危险因素具有显著相关性,伴有瘤壁强化的UIA在短至中期内破裂风险显著升高。瘤壁强化等级与动脉瘤大小和破裂风险存在正相关性。利用MR-VWI可实现颅内动脉瘤壁结构的无创性成像,有助于在常规风险评估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鉴别具有潜在破裂风险的高危动脉瘤。
  第四部分 颅内夹层动脉瘤的磁共振管壁成像研究
  目的:颅内夹层动脉瘤(intracranial dissecting aneurysm,IDA)是引起青年卒中的重要原因。本研究利用高分辨率磁共振管壁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vessel wallimaing,MR-VWI)技术,对IDA形态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探讨不同类型IDA的影像学特征差异。
  方法:在2016年1月至2017年9月间,连续收集我院神经外科收治的IDA患者纳入本研究,所有患者行3T MR-VWI检查。定性评价IDA管腔和管壁形态,定量测量IDA形态参数。结合IDA管腔形态和管壁特征,将纳入对象分为经典型、节段扩张型、延长扩张型和局部巨大占位型四组。比较四组IDA患者临床资料、动脉瘤管腔和管壁形态的定性分析和定量测量结果有无差异。
  结果:研究共纳入49例IDA患者,平均年龄52.7±11.8岁,包括35位男性(71.4%)和14位女性(28.6%)。各组分别纳入:经典型27例(55.1%),节段扩张型7例(14.3%),延长扩张型12例(24.5%),局部巨大占位型3例(6.1%)。IDA形态的组间比较结果显示,经典型以非扩张性病变为主(p<0.001),管壁常见内膜瓣及双腔征(p<0.05);节段扩张型多见管腔扩张(p<0.001),少见内膜瓣和双腔征(p<0.05),常见附壁血栓形成(p=0.019);延长扩张型和局部巨大占位型以瘤体外部扩张为主要表现(p<0.01),瘤体外管径、瘤体长度、管壁厚度指数及管腔重构指数显著高于经典型和节段扩张型(p<0.001)。此外,IDA瘤壁强化率高达98.0%,强化程度随时间推移逐渐减弱(p<0.01),节段扩张型多见瘤壁局部强化,经典型、延长扩张型和局部巨大占位型多见瘤壁弥漫强化,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47)。
  结论:不同类型IDA存在显著形态学差异,反映了疾病进程中的病理变化。MR-VWI有助于明确颅内夹层动脉瘤的诊断及分类,并可作为一种无创影像学检查方法对夹层动脉瘤患者进行长期随访。
[博士论文] 李力
神经外科学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医大学;海军军医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部分展开论述:
  第一部分 介入治疗囊性未破裂颅内动脉瘤的神经系统并发症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
  探索介入治疗囊性未破裂颅内动脉瘤发生神经系统并发症的发生风险,分析影响神经系统并发症的危险因素,为临床医生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回顾性收集2010年1月至2017年1月间在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接受介入治疗的囊性未破裂颅内动脉瘤患者,应用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其临床及影像学特点,分析可能的神经系统并发症危险因素。
  结果:
  1232例患者中有60例(4.87%)发生神经系统并发症。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高血压病(P=0.022)、吸烟史(P=0.043)、既往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或脑梗死病史(P=0.000)、心血管合并症(P=0.001)、动脉瘤最大径>10mm(P=0.000)、不规则形态或有子囊(P=0.010)、血流导向装置(P=0.000)与术后神经系统并发症的发生相关,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既往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或脑梗死病史(P=0.000,OR=3.503)、心血管合并症(P=0.002,OR=3.290)、动脉瘤最大径>10mm(P=0.000,OR=3.571)和不规则形态或有子囊(P=0.019,OR=2.191)是术后神经系统并发症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既往脑梗死病史或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史、心血管合并症、动脉瘤直径>10mm和不规则形态或有子囊是囊性未破裂颅内动脉瘤介入术后发生神经系统并发症的独立危险因素。
  第二部分 介入治疗囊性未破裂颅内动脉瘤术中破裂的危险因素及临床特点分析
  目的:
  探讨囊性未破裂颅内动脉瘤介入治疗过程中发生术中破裂的危险因素及术中破裂的临床特点,为临床降低术中破裂的发生率提供对策。
  方法:
  回顾性收集2010年1月至2017年2月间在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接受介入治疗的囊性未破裂颅内动脉瘤患者,分析其临床及影像学特点,并对术中破裂可能的危险因素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
  结果:
  共1232例患者中有11例(0.89%)发生术中破裂。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心血管疾病史(P=0.025)、前交通动脉瘤(P=0.009)、不规则形态(P=0.001)、支架应用(P=0.016)与术中破裂相关,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心血管疾病史(P=0.008,OR=6.919)、不规则形态(P<0.001,OR=9.758)、前交通动脉瘤(P=0.024,OR=4.648)是颅内未破裂动脉瘤发生IPR的独立危险因素,放置支架是颅内未破裂动脉瘤发生IPR的保护因素(P=0.026,OR=0.238)。
  结论:血管疾病史、不规则形态、前交通动脉瘤时囊性未破裂颅内动脉瘤发生术中破裂的独立危险因素。支架治疗患者术中破裂的发生率低于非支架治疗患者。
  第三部分 介入治疗囊性未破裂颅内动脉瘤缺血并发症的危险因素及临床特点分析
  目的:
  分析囊性未破裂颅内动脉瘤介入治疗过程中发生缺血并发症的危险因素及临床特点,为临床降低缺血并发症的发生率提供依据。
  方法:
  回顾性收集2010年1月至2017年2月间在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接受介入治疗的1232例囊性未破裂颅内动脉瘤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其临床及影像学特点,并对缺血并发症可能的危险因素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
  结果:1232例患者中有34例(2.76%)发生缺血并发症,其中支架内血栓形成16例、术后症状性脑梗死15例、短暂性脑缺血发作3例。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高血压病(P=0.002)、吸烟(P=0.050)、动脉瘤最大径>10mm(P=0.005)与缺血并发症相关,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高血压病(OR=3.192,P=0.003)、吸烟(OR=2.956,P=0.022)、动脉瘤最大径>10mm(OR=2.915,P=0.004)为缺血并发症的独立危险因素。缺血并发症的永久致残率和致死率分别为8.8%(3/34)和2.9%(1/34)。
  结论:
  高血压病、吸烟、动脉瘤最大径>10mm是囊性未破裂颅内动脉瘤介入治疗过程中发生缺血性并发症的独立危险因素。
  第四部分 介入治疗囊性未破裂颅内动脉瘤术后复发的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
  报道囊性未破裂颅内动脉瘤介入治疗术后的临床及影象学随访结果,并探索影响动脉瘤复发的危险因素,为临床降低动脉瘤术后复发提供帮助。
  方法:
  回顾性收集2010年1月至2016年12月间在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接受介入治疗且有完整随访的囊性未破裂颅内动脉瘤患者,收集其临床和影象学特征,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可能与术后复发相关的危险因素。
  结果:共537例连续性数据的患者纳入本研究,其中56例(10.4%)发生术后复发。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既往SAH病史(P=0.038)、动脉瘤最大径>10mm(P<0.001)、瘤颈宽度>6mm(P<0.001)、治疗策略(P=0.001)与动脉瘤术后复发相关,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既往SAH病史(P=0.004,OR=4.361)、动脉瘤最大径>10mm(P=0.008,OR=3.491)是囊性未破裂颅内动脉瘤术后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与单纯栓塞相比,支架辅助栓塞可降低囊性未破裂颅内动脉瘤的术后复发风险(P<0.001,OR=0.146)。
  结论:
  既往SAH病史、动脉瘤最大径>10mm是囊性未破裂颅内动脉瘤术后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与单纯栓塞相比,支架辅助栓塞可降低囊性未破裂颅内动脉瘤的术后复发风险。
[硕士论文] 史张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医大学;海军军医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分为以下几个部分进行探讨:
  第一部分 活体颅内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态学及影像组学特征的研究目的:颅内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ICAD)是导致缺血性脑血管事件的主要原因之一。高分辨率磁共振成像(HR-MRI)是颅内动脉斑块评估的首选方法。本研究旨在基于HR-MRI采用传统形态学及定量影像组学的方法分析颅内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以区分症状性斑块与无症状斑块。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3年9月至2016年10月间行HR-MRI检查的158例大脑中动脉和基底动脉狭窄患者。磁共振成像序列采用T1、T2加权成像和Gd对比注射的增强T1成像(CE-T1WI)。测量症状性斑块和无症状斑块的最小管腔面积、斑块负荷、管腔狭窄率、斑块内出血(IPH)、强化率和109个定量影像组学特征。采用多变量Logistic回归和随机森林模型对诊断结果进行评价。
  结果:通过临床特征及形态学分析,吸烟(优势比[OR]=2.724;95%CI,1.200-6.183)、IPH(OR=11.340;5%CI,1.441-89.221)和强化率(OR=6.865;95%CI,1.052-44.802)分别与症状性斑块相关。综合三个因素共同来识别症状性斑块的曲线下面积(AUC)为0.714。而影像组学分析则表明T2WI、T1WI和CE-T1WI图像中提取的22个影像组学特征与症状性斑块有关,其AUC分别为0.801、0.835和0.846。将所有影像组学特征组合起来,其AUC为0.953,准确率可达0.823。所有形态学及影像组学特征组合后AUC可达0.976,准确率为0.874。
  结论:影像组学分析能够准确区分颅内症状性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和无症状斑块,且该方法优于传统形态学方法。将影像组学特征与传统临床特征及形态学特征的评估相结合,其准确性最高。
  第二部分 离体颅内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影像组学特征的初步研究
  目的:本研究通过应用3.0T磁共振的常规管壁成像序列对离体颅内动脉血管行HR-MRI扫描,以病理分类为标准,以影像组学为手段,评估影像组学对辨别颅内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稳定性的能力,并进一步分析不稳定斑块的影像组学特征。
  方法:收集从2013年1月至2015年6月在医院病理科和大学解剖教研室行尸检的14例病例(8男6女,平均年龄79.14±10.34岁)的40根病变颅内血管。对病变血管行3.0T磁共振成像。图像扫描完成后,对血管标本行病理制片处理。依据层面的位置,匹配磁共振图像和病理层面。以病理分型标准为参照,将斑块分为稳定和不稳定两类。采用3D-slice软件对磁共振图像的斑块进行手动勾画,提取影像组学特征。采用随机森林法进行模型的统计学分析。
  结果:40根血管经病理分类后得到稳定斑块49个,不稳定斑块56个。通过建模后,两个序列(T1WI、T2WI)对颅内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均有较好的判别能力,其中模型在T1WI、T2WI上判别不稳定斑块的准确率分别为0.832、0.813,AUC分别为0.897、0.920。将全部影像组学特征组合起来共同评判斑块的稳定性时,其准确率为0.861,AUC为0.945。
  结论:基于3.0T高分辨率磁共振管壁成像的影像组学方法能够定量并准确地评估离体颅内斑块的稳定性。不稳定斑块的影像组学特征在T1WI和T2WI两个序列上具有不同的表现;联合所有影像组学特征能够更准确地预测离体斑块的稳定性。
  第三部分 颅内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离体与活体影像组学特征的对比研究
  目的:研究基于前期关于离体及活体颅内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影像组学研究,分析颅内动脉离体与活体粥样硬化斑块影像组学特征之间的相关性,以及临床症状分类法和病理分类法在判别斑块上的差异,评估症状性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与不稳定斑块的一致性。
  方法:体及活体斑块的影像组学测量见第一部分及第二部分所述。以离体斑块的影像组学特征为参照,找出离体和活体斑块共同扫描序列的相同影像组学特征,并以离体分类标准为依据,用共有的影像组学特征将活体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分为稳定斑块和不稳定斑块。Cohen's kappa(κ)值用于判别活体临床症状分类标准与病理分类标准的一致性。
  结果:离体斑块与活体斑块在T2WI和T1WI上的相同影像组学特征各有两个。经过一致性检验发现,四个影像组学特征通过两种分类方法判别斑块稳定性的κ值分别为0.084、0.107、0.076和0.013,且检验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症状性斑块为不稳定斑块的漏诊率相对较低而其误诊率相对较高;用四个影像组学特征共同评判时,其平均阳性预测值为0.475,阴性预测值为0.608。
  结论:影像组学分析在离体及活体上均可用于判别颅内粥样硬化斑块的性质,但症状性分类法与病理稳定性分类法一致性欠佳。症状性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是不稳定斑块的阳性预测值较低,而无症状斑块是稳定斑块的概率较高。
[硕士论文] 黄欣欣
神经病学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医大学;海军军医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研究目的: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Neuromyelitis Optica Spectrum Disorders,NMOSD)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特发性炎性脱髓鞘疾病,主要侵袭视神经、脊髓与大脑。本文通过总结分析NMOSD患者临床资料,开展横断面研究,比较NMOSD初发组与复发组患者血脂水平,探讨血脂水平与疾病复发的相关性;进一步采用多因素分析研究血清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ow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LDL-C)水平与疾病复发风险的关联,探究胆固醇潜在的炎症作用及其临床意义。
  研究方法:第一部分:回顾性收集2010年1月-2016年6月在长海医院神经内科及仁济医院神经内科住院确诊的96例NMOSD患者的临床与生化资料。根据患者入院时疾病是首次发作还是复发,将患者分为初发组与复发组,并比较两组患者间的临床资料、血生化检验和脑脊液检验指标。按CHO和LDL-C分组比较患者疾病的复发率,并采用校正性别因素的偏相关分析研究胆固醇水平与疾病复发的相关性。
  第二部分:回顾性收集2009年6月-2016年6月在长海医院神经内科及仁济医院神经内科确诊的127例NMOSD患者的临床资料。血清LDL-C水平与疾病复发的相关性采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和多因素线性Logistic回归分析。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来分析能够有效反映疾病初发和复发的最佳LDL-C截断(cut-off)值,确定NMOSD患者血脂水平降低的目标值。
  研究结果:第一部分:疾病初发组与复发组之间女性患者所占比率有统计学差异(48.8%vs.80%,P<0.05),总胆固醇(Cholesterol,CHO)(4.27±0.85vs.5.18±1.26)及LDL-C(4.27±0.85vs.5.18±1.26)比较均有统计学差异(P<0.001);两组间年龄、上呼吸道感染、胃肠道感染、甘油三酯(Triglyceride,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igh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HDL-C)、尿酸水平、白细胞数及脑脊液蛋白检验比较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CHO正常组与偏高组患者复发人数百分比为43.55%与82.35%,两组间比较有统计学差异(x2=13.51,P<0.01);LDL-C正常组与偏高组患者复发人数百分比为47.69%与77.42%,两组间比较有统计学差异(x2=7.58,P<0.01)。调整性别因素后进行相关分析,CHO水平与疾病复发呈正相关(r=0.346,P<0.01),LDL-C水平与疾病复发呈正相关(r=0.380,P<0.01)
  第二部分:疾病复发组患者LDL-C水平显著高于初发组(3.05±0.88vs.2.34±0.79,P<0.001);按LDL-C水平正常值将患者分为LDL-C正常组与LDL-C偏高组,LDL-C偏高组疾病复发率显著高于LDL-C正常组(78.00%vs.38.96%,P<0.001);按LDL-C水平由低到高分为T1组、T2组、T3组,其复发率依次为10.24%,18.90%,25.20%,三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在调整性别、年龄、胃肠道感染、视觉受损、HDL-C、TG、ALT、BUN、Scr、AQP4抗体和免疫球蛋白等多因素后进行分析,LDL-C水平与复发率的优势比(Crude odds rations,OR)(95%CI)为2.33(1.35,4.04)(P=0.002);调整混杂因素后分析LDL-C水平T1组、T2组、T3组与疾病复发率优势比OR(95%CI)分别为1.0(reference),2.69(1,7.21)(P=0.049)和4.03(1.36,11.93)(P=0.011);按性别、年龄、EDSS评分、视力损伤及AQP4-IgG等因素进行分层分析,统计结果显示在排除上述因素的交互作用后,仍然可以观察到LDL-C水平与疾病复发率的优势比OR值均大于1,p<0.05,进一步论证了偏高水平血LDL-C是NMOSD疾病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通过ROC曲线分析确定降脂目标值,总体应将患者LDL-C控制于2.795mmol/L以内,女性LDL-C控制于2.790mmol/L以内,男性控制于2.360mmol/L以内。ROC曲线下的面积值AUC值均大于0.7,提示确定的降脂目标值对于识别疾病复发有中等强度的准确性。
  研究结论:本研究显示NMOSD复发患者CHO与LDL-C水平高于初发患者,高CHO与高LDL-C血症可能与NMOSD患者疾病复发相关,且女性患者易复发。经过调整混杂的危险因素和分层分析之后,发现偏高水平的LDL-C是疾病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对于临床上NMOSD患者控制胆固醇水平有一定指导意义。
[硕士论文] 赵普远
外科学(神经外科)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医大学;海军军医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目的: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有着高发病率,高死亡率,高致残率的特点,本研究通过收集长海医院神经外科单中心的所有破裂囊性动脉瘤的数据分析其临床及影像学特征,为临床医生决策提供参考依据,指导临床实践。
  方法:该回顾性研究纳入了长海医院神经外科自2001年1月至2017年12月收治的1945例颅内囊性破裂动脉瘤导致的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所有患者均接受全脑血管造影且临床及影像学数据资料完整。摘取年龄、性别、入院时Hunt-Hess分级、是否高血压、是否糖尿病、是否高脂血症、是否冠心病、是否合并脑供血动脉狭窄、是否有吸烟史、是否合并脑室内积血、动脉瘤的大小、部位、形态、动脉瘤的最大径、瘤颈、瘤高、横径、是否宽颈动脉瘤、是否多发动脉瘤等因素,应用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其临床及影像学特征。
  结果:本研究共1945例颅内囊性破裂动脉瘤患者,男性为859例,女性为1086例,男女比为1∶1.26。患者平均年龄为55.07±12.71岁,女性平均年龄56.83±12.60岁,男性平均年龄52.83±12.52岁。大于60岁或小于40岁的患者男女比例差异明显,分别为1∶1.92、1∶0.77。患者合并高血压960例(49%),糖尿病150例(7.7%),吸烟史96例(4.6%),高脂血症94例(4.8%),冠心病208例(10.7%),合并脑血管粥样硬化狭窄169例(8.7%)。307例患者动脉瘤破裂后合并脑室内积血,前交通动脉瘤合并脑室内积血例数最多。前循环合并脑室内积血共237例,后循环合并积血患者为70例,后循环动脉瘤破裂合并脑室内积血的机会更高。破裂动脉瘤最常见的五个部位分别是后交通动脉(26.17%),颈内动脉(24.42%),前交通动脉(21.85%),大脑中动脉(9.87%),基底动脉(3.75%)。右侧与左侧的比例为1∶1.82,前循环动脉瘤占所有破裂动脉瘤的88.79%。在后循环破裂动脉瘤中,破裂动脉瘤最常见的部位是基底动脉动脉瘤(33.49%),其次为椎动脉动脉瘤和大脑后动脉动脉瘤。破裂动脉瘤最大径的中位数4.8mm,平均大小5.93±4.26mm。小于5mm的动脉瘤为1051例,介于5到10mm之间的动脉瘤为695例,小于等于10mm的动脉瘤占全部动脉瘤的89.77%。基底动脉破裂动脉瘤最大径平均值最大(8.24±6.67mm),大脑前动脉破裂动脉瘤最大径平均值最小(4.20±2.34),后循环动脉瘤的最大径明显大于前循环动脉瘤最大径。本组宽颈动脉瘤共733例,男女比例为1∶1.08,男性患宽颈动脉瘤的机会更大。体颈比<1.5的破裂动脉瘤共1275例,男性(62.51%)与女性(67.96%)的比例之间有显著差异。高血压患者破裂动脉瘤最大径明显大于对照组,≤40岁的患者破裂动脉瘤最大径明显较>40岁患者动脉瘤的最大径更小。多发动脉瘤患者有518例,占总患者人数的26.63%,更常见于女性,平均年龄明显小于单发动脉瘤患者,且动脉瘤直径≤10mm时,多发动脉瘤的发生率更高。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高脂血症(OR=4.786)、Size Ratio值(OR=1.234)是发生高级别aSAH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该单中心大样本研究客观反映了我中心收治的破裂动脉瘤患者的临床及影像学特征情况,基本上同国内外类似的大宗病例的研究结果一致,如发病年龄、性别差异、Hunt-Hess分级、常见部位、动脉瘤的大小分布、多发动脉瘤的比例及动脉瘤的形态等。但也有不同之处,如高血压患者动脉瘤的最大径明显大于非高血压患者,这与国外报道结果相反,其不同结果可能源自于种族差异。总体而言,该研究在我国人口破裂动脉瘤的流行病学及自然病史方面提供了较有价值的信息。
[硕士论文] 王诺
神经病学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医大学;海军军医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部分展开论述:
  第一部分 大脑中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稳定性高分辨率磁共振管壁成像研究
  目的:应用高分辨率磁共振(HR-MRI)管壁成像技术研究大脑中动脉(MCA)粥样硬化斑块稳定性的影像学特征,探讨HR-MRI在诊断颅内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中的价值。
  方法:收集2015年1月~2016年12月间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长海医院住院期间因MCA粥样硬化狭窄进行HR-MRI管壁成像检查的连续病例,根据MCA支配区域是否发生急性脑缺血症状分为症状组和无症状组。所有患者均行3D-TOF MRA和HR-MRI管壁T1WI、T2WI、STIR和T1WI增强序列扫描,分析管腔狭窄程度和斑块影像学特征。
  结果:116例MCA粥样硬化患者分为症状组80例,无症状组36例,3D TOF MRA显示症状组大脑中动脉重度狭窄和闭塞比例为65%,明显高于无症状组(36.11%,P=0.009)。症状组环形斑块31例(38.75%),弧形斑块49例(61.25%);无症状组环形斑块6例(16.67%),弧形斑块30例(83.33%),症状组患者环形斑块比率明显高于无症状组(P=0.019)。症状组斑块明显强化58例(72.5%),轻度强化15例(18.75%),无强化7例(8.75%);无症状组明显强化1例(2.78%),轻度强化20例(55.56%),无强化15例(41.67%),统计分析显示症状组斑块明显强化比率显著高于无症状组(P<0.001),无症状组斑块无强化或轻度强化比率明显高于症状组(均P<0.001)。但是,症状组和无症状组斑块信号类型在T1WI、T2WI和STIR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
  结论:HR-MRI可以清晰显示MCA粥样硬化斑块形态,症状性MCA斑块以环形多见,斑块明显强化,非症状性MCA斑块以弧形为主,斑块多无强化或轻中度强化,两组斑块信号在各序列无明显差异。
  第二部分 脑桥梗死高分辨率磁共振基底动脉管壁成像研究
  目的:应用高分辨率磁共振(HR-MRI)管壁成像技术研究基底动脉粥样硬化在不同类型脑桥梗死中的作用。
  方法:收集2014年6月至2017年6月期间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长海医院收治的急性孤立性脑桥梗死行3.0T HR-MRI基底动脉管壁成像检查患者,脑桥梗死分为脑桥旁中央梗死(PPI)和深部小梗死(SDPI)。所有患者均行3D-TOF MRA和HR-MRI管壁T1WI、T2WI和T1WI增强序列扫描,对比研究PPI和SDPI患者基底动脉是否存在斑块及斑块特征。
  结果:55例急性脑桥梗死患者入组,其中PPI组患者37例,SDPI组患者18例。3D TOFMRA显示PPI组和SDPI组基底动脉狭窄50%以上分别为21例(58.8%)和7例(38.9%),两组无统计学差异(P=0.214)。PPI组16例基底动脉狭窄小于50%,其中14例(87.5%) HR-MRI检测出基底动脉斑块形成,为分支动脉粥样硬化病(BAD),明显高于SDPI组(27.3%),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BAD斑块强化分别占PPI组和SDPI组中35.1%和5.6%,两组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8)。
  结论:HR-MRI基底动脉管壁成像研究显示动脉粥样硬化是PPI和SDPI的常见原因,BAD不稳定斑块常见于PPI,而SDPI中少见。
[硕士论文] 王浩伟
麻醉学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医大学;海军军医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目的:
  疼痛是临床上最常见的症状之一,一般认为疼痛感觉是一种生存机制,可作为正在或即将发生的组织损伤的一种警告信号。但是,慢性疼痛已经超出其作为预警的作用,变得持久和具有毁灭性,现在已经被认为是一种临床病症。目前,遭受疼痛困扰的人数已经超过心脏病、癌症和糖尿病人数的总和,这其中,神经病理性疼痛又是导致慢性疼痛的主要病因。神经病理性疼痛发病机制复杂,目前临床方面也缺乏特异性和有效的治疗药物。因此,深入研究其发生发展机制对于研发新的治疗药物,改善临床治疗效果有重要意义。
  BK通道在多种细胞中广泛表达,分布于上皮细胞、平滑肌、骨骼肌、感觉神经元等部位,参与多种生理过程包括调控腺体分泌、神经元兴奋,神经递质释放等,还参与多种疾病的病理性过程如神经病理性疼痛。BK通道是大电导Ca2+激活的K+通道,BK通道电流在细胞复极化相和细胞兴奋性中起重要作用。通道开放时,钾离子外流,表现为膜电位的超极化;反之、通道活性降低或通道关闭会导致钾离子外流减少,膜电位表现为去极化。因此表达于神经元的BK通道可能通过调控神经元的兴奋性以及调节神经递质的释放在创伤后的急性疼痛向慢性神经病理性疼痛的转化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深入研究神经病理性疼痛发生发展过程中BK通道的基因表达变化和通道蛋白功能的变化不仅有助于阐明神经病理性疼痛发生发展的机制,还可能为阻断急性痛向慢性痛的转化以及疼痛相关治疗药物的研究提供新颖、高效的方案。
  本研究拟通过大鼠行为学检测及单细胞测序技术和电生理技术研究脊神经结扎导致神经病理性疼痛发生过程中BK通道的变化,从而深入探索BK通道在神经病理性疼痛中的作用机制。
  方法:
  应用Wistar大鼠,L5-L6脊神经结扎(spinal nerve ligation,SNL)制备神经病理性疼痛的动物模型,利用Von Frey纤维测痛针检测手术后机械性刺激诱发痛的阈值变化。在术后的不同时间点通过手术取出脊神经结扎后的神经节,利用酶解消化的方法的到背根神经节(Dorsal Root Ganglion,DRG)单个神经元。使用micropipette挑取单细胞并转移到配置好的裂解液中,构建单细胞测序文库。通过检测不同时间点DRG神经元基因表达的变化,得到随着时间的进展,参与神经病理性疼痛发生过程的相关基因。由于离子通道在伤害性感受的形成和传导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进一步分析编码离子通道基因的表达变化。数据分析发现BK通道基因在手术后神经病理性疼痛的进展过程中表达量发生了显著变化。进一步使用离体单细胞电生理记录的方法检测不同时间点上BK通道电流的变化,从而完成对通道功能的验证。本研究通过行为学检测、单细胞测序和电生理实验证明了BK通道参与神经病理性疼痛的发生发展过程并对其作用机制进行了深入具体的研究。
  结果:
  (1)SNL术后大鼠机械性刺激痛阈值在术后1天即有明显降低,术后3-5天基本稳定,并维持到术后21天甚至更久。
  (2)通过对挑取的DRG单细胞直径测量并经统计分析发现,根据细胞直径的不同可将DRG中的细胞分为三大类,分别为小细胞(d<25um)、中细胞(25um<d<35um)和大细胞(>35um),这为下一步开展单细胞测序实验挑取不同种类的单细胞提供依据。
  (3)单细胞测序结果显示,DRG的小细胞中BK通道α亚基编码基因(kcnma1)在术后3天表达值显著降低;β2亚基编码基因(kcnmb2)在术后1天即有明显降低,在术后3天保持较低水平;β4亚基编码基因(kcnmb4)在术后3天表达值上升,在术后5天保持在增高水平。DRG中等大小细胞中α亚基编码基因(kcnma1)在术后3天表达值显著降低,术后5天进一步降低到最低值;β2亚基编码基因(kcnmb2)在术后1天同样有明显降低,在术后3天保持较低水平;β4亚基编码基因(kcnmb4)表达值则在术后3天上升,术后5天上升到最高水平。而大细胞中α亚基和β亚基基因表达的变化则主要体现在手术后的14天和21天。单细胞测序结果显示了BK通道基因变化情况,结果与行为学检测的变化趋势相一致,提示SNL术后BK通道参与了神经病理性疼痛的发生发展过程并在痛觉敏化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4)基因表达变化是否最终能影响到大体行为学还需要进行蛋白功能的检测,因此,利用电生理的方法对BK通道的电流情况进行分析。发现脊神经结扎术后BK通道电流随时间进展发生变化,具体表现为中小神经元中BK通道电流特征和失活模式发生改变。在术后第3天,BK通道的峰值电流显著降低,这一结果表明BK通道的α亚基在病理性疼痛的进展中发生了变化,其表达量降低。通过对失活的时间常数进行分析,发现手术后BK通道电流失活减慢,通道电流失活的慢时相和快时相的时间常数在小细胞和中细胞均增加,表明疼痛进展过程中β调节亚基类型和数目发生了变化。α亚基和β亚基的这些变化可导致细胞内钾离子外流减少,从而表现为一定程度的去极化,这可能参与了神经病理性疼痛中痛觉敏化的形成。
  结论:
  (1)单细胞测序结果表明神经损伤后第3天基因表达量发生显著性变化,是疼痛由急性向慢性转化的关键时间节点。
  (2)神经病理性疼痛进展过程中BK通道基因表达发生变化,α亚基表达降低,β2调节亚基表达降低,β4调节亚基表达增加。
  (3)BK通道电流的峰值和失活常数在神经损伤后发生改变,SNL术后第3天BK通道的峰电流显著降低,这与α亚基基因变化相一致。同时,通道电流失活的慢时相和快时相的时间常数均增加,这与β调节亚基变化相关。电流的改变可导致细胞内钾离子含量增加,可能导致细胞兴奋性提高,从而表现出神经病理性疼痛症状。
[硕士论文] 梁萌
神经病学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医大学;海军军医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影像技术的快速发展,影像学评估在颅内血管狭窄引起的缺血性卒中诊疗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其在疾病的鉴别诊断、治疗方式选择、疗效判定及风险评估等方面的作用日益突出,影像技术的每一次革新都必将引起临床诊疗观念的改变与发展。传统的血管成像技术主要是指血管腔成像技术,包括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计算机断层扫描血管成像(CTA)和磁共振血管成像(MRA)。其中,DSA作为最经典的血管成像技术,能够清晰的显示出血管的狭窄程度及侧支循环状态,被认为是判断血管狭窄的“金标准”。但是由于其潜在的放射性损害、造影剂损伤、感染及血管损伤风险,其临床应用受到了一定的限制。相比于DSA,CTA凭借其扫描快、损伤小、图像失真少的特点在缺血性卒中血管评估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其仍然存在放射性损害及引起造影剂损伤的风险。与上述两种影像技术不同,MRA具有创伤小且无放射性损害的优势,但其扫描时间较长,对病人的选择性较高且成像结果易受干扰。综上所述,尽管存在着各自的优势及缺点,以上三种影像技术均可提供良好的管腔影像。然而,对病变血管的组织学研究发现,相同程度的狭窄可能源自于完全不同病因或不同程度的管壁病变。因此,除了单纯评价管腔狭窄程度以外,对管壁病变的评估显得更加重要。近年来,利用高分辨磁共振(HR-MRI)“黑血”技术进行的血管壁成像技术,凭借其对管壁的清晰显示,已成为缺血性卒中诊断及风险评估的重要手段。
  本研究旨在对颅内血管病变的一些影像特点及其临床意义进行初步探讨和分析。
  第一部分:新生血管与孤立性大脑中动脉狭窄/闭塞所致青年缺血性卒中预后的相关性研究
  目的:
  新生血管形成是脑血管狭窄/闭塞病变中常见的影像学征象。本研究旨在探讨由孤立性大脑中动脉狭窄/闭塞所致的青年缺血性卒中患者中,新生血管与卒中预后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
  我们回顾性分析了2006年1月至2016年6月于我中心住院的93例青年(年龄≤45岁)缺血性卒中患者的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图像、临床及预后资料。所有患者均被诊断为孤立性大脑中动脉(MCA)狭窄/闭塞,新生血管(NVF)被定义为后前位DSA图像上出现于狭窄/闭塞的MCA周围的异常血管。分析影响新生血管形成的因素以及新生血管与卒中功能结局及复发之间的相关性,对新生血管的临床意义进行探讨。
  结果:
  MCA中度狭窄(50%~70%)患者的NVF发生率为0,MCA重度狭窄(70%~99%)患者的NVF为15.8%而MCA闭塞(100%)患者的NVF为53.7%。NVF发生与MCA狭窄的严重程度相关(r=0.467,P<0.001)。与无NVF的患者相比,存在NVF的患者表现出90天的结局不良比例较高的趋势(6.2%比21.4%,p=0.061)。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NVF与90天不良结局相关[比值比(OR)=4.159,95%置信区间(CI)=(1.072,16.137), P=0.039]。
  结论:
  本研究发现,在诊断为孤立性MCA狭窄/闭塞的青年缺血性卒中患者中,NVF是患者早期结局不良的预测因素。
  第二部分:有症状颅内动脉粥样硬化性狭窄患者斑块增强的临床意义:高分辨率磁共振成像研究
  目的:
  高分辨率磁共振成像(high-resolution magnetic renounce imaging,HRMRI)已被广泛应用于观察和评估颅内动脉粥样硬化病变。本研究旨在利用高分辨磁共振管壁成像技术,探讨有症状颅内动脉粥样硬化性狭窄患者斑块强化的临床意义。
  方法:
  本研究前瞻性纳入了73例于2016年7月至2017年11月期间因急性缺血性卒中/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在南京总医院神经内科住院治疗的患者,所有患者均存在经血管造影证实的颅内动脉狭窄,对所有患者行HRMR检查。检查序列包括弥散加权成像(DWI)、时间飞跃法磁共振血管造影(TOF-MRA)、平扫和增强的血管横断面四反转恢复序列T1加权成像(qir-T1WI)以及平扫和增强的T1WI Cube序列。73例患者中,37例确诊为动脉粥样硬化病变。根据斑块是否强化将患者分为两组,分析两组间人口学资料、危险因素、实验室检查及斑块的影像学特征,从而发现斑块增强的影响因素。根据DWI结果将患者分为缺血性卒中组和TIA组,分析得出斑块强化与梗塞之间的关系。
  结果:
  与斑块未强化患者相比,斑块强化患者的白细胞水平更高(7.50±2.30 vs5.80±1.00,p=0.018)、血管重度狭窄占比更高[轻度0例、中度3例(13.6%)、重度19例(86.4%) vs轻度3例(23.1%)、中度3例(23.1%)、重度7例(53.8%),p=0.040],而吸烟者占比较少[3例(13.6%) vs6例(46.2%),p=0.050]。与TIA患者相比,斑块强化在缺血性卒中患者中占比较高[15(71.4%) vs7(50%),p=0.288],但两组之间无明显统计学差异。
  结论:
  本研究发现,在症状性颅内动脉粥样硬化患者中,病变血管的狭窄程度及患者的白细胞水平与斑块强化有关。同时,本研究也发现,斑块强化与症状性颅内动脉粥样硬化患者是否发生梗塞无明显相关性。
[博士论文] 杨翔宇
生物学 东南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慢性疼痛严重危害人类健康,其发病周期长且难以治愈,全球患病率高达30%-40%。导致慢性疼痛的关键因素之一是中枢敏化,而中枢敏化的神经生物学基础则是神经元突触功能的改变。目前对中枢敏化介导的慢性疼痛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LIM激酶(LIMKs)是一种丝氨酸/苏氨酸激酶,广泛表达于中枢神经系统,主要以丝切蛋白cofilin和环磷腺苷效应元件结合蛋白CREB等下游蛋白为调控底物,介导突触可塑性变化及神经元功能调控。因此,在大脑长时程突触增强和记忆的巩固过程中起到关键的作用。虽然目前已有研究从外周神经系统的角度报道了LIMKs在慢性疼痛调控中的作用,但是LIMKs调控中枢敏化的机制仍然有待探索。
  在本课题中,以LIMKs敲除小鼠为模型,着眼于LIMKs在慢性疼痛形成中的调控作用以及调控机制,利用行为学、生物化学、影像学和电生理等研究方法对这一目标进行了探索。首先,我们发现LIMKs的功能缺失虽然不影响脊髓背角的神经元结构和伤害性疼痛感知,但是会显著抑制慢性疼痛的发生。其次,在保留性神经损伤模型中,发现LIMKs的缺失会影响慢性疼痛中兴奋性突触后电流的增强和突触的新生。并且,我们检测到脊髓中的LIMKs会在神经损伤后出现时程特异性的活化,而在维持阶段则没有明显的活性改变。以此为基础,利用LIMKs的抑制剂LIMKi-3对慢性疼痛发生阶段的LIM激酶活性进行了抑制,研究发现该抑制剂可以在电生理、生化及行为学水平明显改善保留性神经损伤导致的中枢敏化。最后,我们发现针对术后痛这种有明确起始时间的慢性疼痛,抑制LIMKs的活性也可以起到很好的治疗效果。
  本研究不但揭示了LIMKs功能在慢性疼痛中的重要性,而且阐明了LIMKs介导突触可塑性变化在中枢敏化过程中的调控机制。鉴于LIMKs的重要功能,对于以LIMKs为靶点治疗慢性疼痛的尝试,也将为慢性疼痛的治疗以及止痛药物的研发提供新的策略。
[博士论文] 潘登
神经病学 郑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脊髓小脑性共济失调(Spinocerebellar ataxias,SCAs)是一种在临床上和遗传上多相群的遗传性神经退行性疾病,是人类神经系统的主要遗传疾病之一,也是遗传性共济失调的主要类型。患病率约在1-5/10万,平均发病年龄为30岁,发病后生存期大多数为10余年,并且有近38%的患者直接由于该疾病导致死亡。
  SCAs有众多的亚型,不同亚型在各地区和种族中的发病率不一致,形成了SCAs纷繁、复杂的临床表现。SCA3又称马查多-约瑟夫病(MJD),疾病的相关基因是为ATXN3/MJD1,于1994年被克隆,编码的蛋白是Ataxin。在中国人群中,该型几乎占所有SCA患者的50%。SCA3被认为是认知功能损害最常见的亚型,对于SCA3型初期首发症状多表现为下肢共济失调,表现为走路时步履不稳、肢体摇晃、动作反应迟缓及准确性变差;中期说话时发音含糊不清、无法控制音调、眼球转动不平顺、影像容易产生“重叠”(复视)、肌肉不协调感加重、无法写字、有时感到吞咽困难、进食时容易呛咳;晚期说话极不清楚、甚至无法言语、肢体乏力、不能站立、需靠轮椅代步、理解能力逐步下降、最后失去意识、昏睡不醒。
  SCA疾病被人发现了以后,国内外无数研究者们对其进行了多方面的深入研究,认识到了脊髓小脑性共济失调患者存在认知功能的损害,在这以后,研究者们便开始探索更深层次的发病机制,并且尝试了很多方法,试图从不同的角度证明他们关于发病机制的猜想,目前对SCA疾病的研究多是基因及病理生理方面,通过神经内分泌方面对SCA最常见的分型SCA3小鼠学习记忆进行研究目前尚且不多,脊髓小脑型共济失调3型小鼠的脑电研究目前未见相关报道。
  脑-机接口((Brain-Computer Interface,BCI)是近现代科学家们开发的一套系统,其功能十分强大,它可以将人脑同其他电子设备进行连接,从而让人能够通过大脑去控制这些设备,而该设备的理论基础则是通过人脑的脑电波来实现的,该种设备很大的优点,就在于它不需要借助人体自身的外周神经和肌肉组织等,便能够将脑电波的信号输入到外部设备中去,再通过计算机和一些算法对该脑电信号进行处理,转换成可以被外部电子设备所识别的机器信号,从而使人脑能够对复杂的机械装置进行实时控制,而最初的脑电信号也是从人大脑中特定的区域采集的,该信号记录了一群特定神经元的活动。而该脑-机接口技术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对大脑特定的区域进行信号采集,并将该信号进行处理。相关学者建立了一整套的脑-机接口研究系统,该系统主要是针对于动物实验的,本实验利用脑-机接口技术首次对SCA3模型小鼠进行脑电采集并对脑电信号进行了特征分析。
  目的:
  本文研究的目的是探讨利用脑-机接口技术采集SCA3模型小鼠中枢神经系统的脑电信号,分析并识别小鼠某些特定脑区中的特征信号,通过对照试验记录各项参数,对各组进行区别,为临床诊断和疾病发病机制的研究提供新的依据。
  方法:
  雄性SCA3基因小鼠和雄性野生型(WT)小鼠均来源于郑州大学实验动物中心,体重20-23g,年龄12个月老年期SCA3小鼠和WT小鼠各一组,每组6只,年龄3个月生长期SCA3基因小鼠一组,每组6只。
  自制电极,植入小鼠小脑及大脑皮层运动区,利用Blackrock cerebus128通道采集系统,进行以下数据采集与分析。
  1.12月龄雄性SCA3小鼠与雄性WT的小鼠进行α、β、θ、δ四种脑电波比较和lz复杂度比较。
  2.12月龄雄性SCA3小鼠与雄性WT的小鼠进行场电位的近似熵和C0复杂度平均值对比。
  3.12月龄雄性SCA3小鼠与3月龄雄性SCA3小鼠进行β波段lz复杂度对比。
  结果:
  1.12月龄SCA3造模小鼠相比于WT小鼠四个波段的能量均明显增高,四个波段能量对比数据经过t检验后发现p值分别为0.000,0.0005,0.0001,0.0013;均有统计学差异,lz复杂度在β波段最为明显。
  2.12月龄SCA3造模小鼠与WT小鼠场电位分析中造模组小鼠近似熵较低,C0复杂度较高。
  3.12月龄雄性SCA3小鼠与3月龄雄性SCA3小鼠在β波段lz复杂度对比中,3月龄SCA3小鼠lz复杂度较低,12月龄SCA3行小鼠lz复杂度较高。
  结论:
  数据表明,SCA3小鼠发病以后的脑电波在各波段均有增强,且可通过β波段lz复杂度来进行区分,场电位分析中,发病小鼠的近似熵较正常值低,C0复杂度较正常值高。3月龄SCA3小鼠发病无明显症状,各项脑电波特征与正常小鼠一致,12月龄SCA3小鼠出现明显发病特征。
[博士论文] 姜洪波
神经病学 郑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由于SCA的患病率低,临床表现复杂,不同种族之间,同一种族不同亚型之间,同一亚型不同家系之间,甚至同一亚型又是同一家系的不同患者之间临床表现也不会完全相同,为临床研究其认知功能障碍带来困难。而目前关于SCA3患者的空间学习和记忆方面的研究尚无,同时,国内外也尚未有研究SCA3患者的空间学习和记忆与Ataxin-3包涵体及AVP含量变化的报道。
  目的:
  对SCA3模型小鼠空间学习和记忆功能进行评价,探索其与Ataxin-3蛋白及与AVP含量的关系。研究Hsp70、AVP是否可以成为治疗SCA3学习记忆障碍的又一靶点。
  方法:
  12月龄雄性SCA3小鼠、雄性野生型(WT)小鼠来源于郑州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来源于郑州大学实验动物中心,体重20-23g,通过聚合酶链反应(PCR)鉴定,鉴定出SCA3小鼠作为实验组,其余为WT小鼠组。
  雄性SCA3小鼠与雄性WT的小鼠用Morris水迷宫实验进行空间学习和记忆的评价。
  用免疫组化法检查Ataxin-3、Hsp70含量。
  用放射免疫分析法(Radioimmunoassay,RIA)检测AVP含量。
  结果:
  1SCA3小鼠相比于WT小鼠空间学习及记忆能力下降。
  2SCA3小鼠相比于WT小鼠,Morris水迷宫实验中游泳距离和平台潜伏期显著延长,而在游泳速度方面,两组小鼠之间没有明显差异。
  3SCA3小鼠小脑、海马中发现Ataxin-3蛋白变异,形成核内包涵体,Hsp70也随着核内包涵体的形成逐渐核内集合。
  4SCA3小鼠相比于WT小鼠,大脑皮层、海马、小脑、下丘脑AVP含量显著较低,而脊髓、垂体、血浆中无明显变化。
  结论:
  SCA3小鼠的空间学习和记忆功能障碍可能与海马、小脑Ataxin-3蛋白形成核内包涵体以及大脑皮层、下丘脑、海马和小脑AVP含量相关。
[博士论文] 闫瑞芳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郑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背景和目的:
  本研究分为三部分内容对足月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进行研究:第一部分,我们将研究高胆红素血症足月新生儿的脑磁共振平扫及MRS的表现及和临床对照分析;第二部分,我们将对高胆红素血症足月新生儿基底节区的磁共振扩散张量成像及磁敏感成像研究;第三部分,我们将对DTI对足月新生儿急性胆红素脑病的齿状核-丘脑-皮层通路的影响研究。
  第一部分 足月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的脑MRI、MRS及临床对照研究
  目的:探讨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的MRI及1H-MRS表现,及MRI表现和血清总胆红素水平、NBNA评分的相关关系。
  方法:对73例临床高血清胆红素水平(血清总胆红素≥205μmol/L)的足月产新生儿依血清总胆红素水平分为轻度升高、中度升高、重度升高三组,同时选取29例健康足月儿(血清总胆红素小于205μmol/L)作为正常对照组,所有病例行常规磁共振检查;病变组中13例、正常对照组中10例新生儿行氢质子磁共振波谱检查,探讨高胆红素血症患儿的脑MRI表现及不同胆红素水平与MRI T1WI苍白球平均信号值的关系,及1H-MRS对高胆红素血症患儿的诊断价值。将高胆红素血症血症组病例按照MRI T1WI信号升高和信号正常分为2组,并对2组新生儿进行NBNA评分测定,比较两组高胆红素血症新生儿的NBNA评分有无统计学差异。
  结果:1.病变组常规MRI T1WI上苍白球信号不同程度升高,T2WI及DWI未见明显异常信号。
  2.对于中重度升高组(血清总胆红素水平≥342μmol/L),与正常对照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苍白球平均信号值在1088±239.65,中位数为1008,单边置信区间5%下限值为799。
  3.双侧苍白球与额叶白质信号之差值,病变组与正常对照组对比无统计学意义。
  4.苍白球平均信号值与血清总胆红素水平呈线性正相关关系。
  5.MRS检查与正常对照组比较,病变组NAA/Cr、Cho/Cr、Cho/NAA三组比值无统计学差异,mI/Cr、Glx/Cr两组比值升高,有统计学意义。
  6.病变组中,27例高胆红素血症新生儿肉眼观察苍白球信号升高且测量平均信号值超过799,设为信号升高组;36例高胆红素血症新生儿肉眼观察苍白球信号正常且测量平均信号值小于799,设为信号正常组。对两组患儿的NBNA评分进行统计学分析,信号升高组为34.62±3.15,信号正常组为37.03±0.77,P值为0.0018,两组比较具有显著统计学差异。
  结论:磁共振T1WI苍白球信号随着血清总胆红素水平升高而升高,二者之间具有相关关系。尤其当血清总胆红素水平≥342μmol/L时,苍白球平均信号值超过799,提示苍白球信号升高,提示临床有脑损伤可能。磁共振T1WI苍白球信号增高,可以作为临床诊断急性胆红素脑病的依据之一。磁共振T1WI测量苍白球与同侧额叶白质信号之差值不如测量苍白球信号敏感。高胆红素血症患儿1H-MRS mI/Cr、Glx/Cr两组比值升高,mI和Glx代谢物升高说明细胞代谢异常,提示细胞损伤可能存在。
  第二部分 足月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基底节区的磁共振扩散张量成像及磁敏感成像研究
  目的:探讨常规磁共振、扩散张量成像及磁敏感成像在足月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的诊断价值。
  方法:按照足月新生儿血清总胆红素水平分轻度升高组15例,中重度升高组10例,正常对照组10例,全部行常规MRI和DTI、SWI检查。对三组苍白球、内囊后肢FA、DCav值进行统计学分析;病变组按照磁共振信号升高与否分为信号升高组和信号正常组,并对两组苍白球、内囊后肢FA、DCav值进行统计学分析。观察SWI有无异常出血灶。
  结果:1.病变组双侧苍白球FA、DCav值与正常对照组比较无统计学意义,双侧内囊后肢FA、DCav值与正常对照组比较P值分别为0.014、0.047,有统计学意义。
  2.病变组中双侧苍白球、内囊后肢FA、DCav值,苍白球信号升高组与信号正常组比较无统计学意义。
  3.常规MRI3例侧脑室后角旁白质可见点状损伤灶。所有病例未见DWI异常高信号出现。
  4.所有病例SWI未见出血灶。
  结论:1.SWI表明高胆红素血症新生儿脑损伤灶未见出血。
  2.当血清总胆红素水平≥342μmol/L时,内囊后肢DCav值下降,FA值升高,提示细胞水肿可能,有恢复可能,可以提示临床尽早治疗,减少后遗症的发生。
  第三部分 DTI对足月新生儿急性胆红素脑病脑内神经传导通路的研究价值
  目的:对血清总胆红素水平超过20mg/dl,临床诊断急性胆红素脑病,常规MRI T1WI信号升高的足月新生儿,行脑磁共振扩散张量成像进行定量分析研究,探讨DTI在急性胆红素脑病齿状核-丘脑-皮层通路的研究价值,为进一步证明新生儿急性胆红素脑病胆红素毒性的影响存在特定的神经传导通路提供更多的依据。
  方法:血清总胆红素水平超过20mg/dl的足月新生儿30例作为病变组,选取正常新生儿10例作为对照组,全部行常规MRI和DTI检查。应用ADW4.4functool处理软件进行后处理,分别测量双侧额叶中央运动皮层、额叶深部白质、侧脑室体上方白质、苍白球、内囊后肢、丘脑腹侧核、丘脑底核、海马、红核/黑质、脑桥核、延髓核、小脑齿状核各兴趣区的DCav、FA及ISO值,将病变组与正常对照组进行比较,观察有无统计学意义。
  结果:1.病变组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双侧额叶运动皮层、内囊后肢、齿状核DCav蔓下降,FA值升高,ISO值下降,P值小于0.05,有统计学意义。
  2.病变组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双侧胼胝体压部、苍白球、红核/黑质、海马、脑桥核DCav、FA值比较,P值大于0.05,无统计学意义;ISO值下降,P值小于0.05,有统计学意义。
  3.病变组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双侧额叶白质、侧脑室旁白质、丘脑腹侧核、丘脑底核、延髓核DCav、FA、ISO值无统计学意义,P值大于0.05,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本研究结果提示存在运动皮层-内囊后肢-海马-红核-脑桥核-小脑齿状核-运动皮层的神经传导通路,与Wisnowski提出的皮层-脑桥-小脑-丘脑-皮层的神经传导通路大部分相同,因此提示在大脑皮层、丘脑、海马、脑桥、小脑齿状核及皮层之间的神经传导通路可能存在,证明急性胆红素脑病的胆红素神经毒性可能会沿着特定的神经传导通路延伸。因此,DTI对胆红素脑病的病理生理机制的研究在无创性检查的情况下,异常的ADC、FA、ISO提供了可靠的证据,提示了皮层-脑桥-小脑-丘脑-皮层通路的模式,将胆红素毒性的易侵犯部位扩展到特定的神经解剖学通路。
[博士论文] 付振强
神经病学 郑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目的:
  本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
  1.脊髓小脑共济失调3型患者CAG重复片段长度与小脑变性关系的研究。
  2.通过远红外线照射治疗探讨其对SCA3患者Poly-Q蛋白聚集的影响,从而是否会产生对SCA3模型细胞的保护作用。
  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如下:
  1.构建了基于NAA和3D-FD测量小脑功能及结构的损害的方法,基于图形的脑网络分析作为分析脑损害或重构的方法。
  2.应用3D-FD的形态学指标研究SCA3患者腩网络。
  3.较早的探索远红外辐射对SCA3细胞模型的保护作用。
  第一部分 脊髓小脑共济失调3型患者CAG重复片段长度与小脑变性关系的研究
  目的:
  1.基于影像学改变探讨脊髓小脑共济失调3型(SCA3)患者CAG重复长度与小脑变性的关系。
  2.依据图形的脑网络分析,来研究CAG重复长度是否对小脑与其他脑区脑网络产生影响。
  材料与方法:
  本研究纳入40名SCA3患者,并依据CAG重复次数(≥74及<74)分为2个亚组。另外纳入80健康人作为对照。每位患者均收集临床资料,给予共济失调等级量表(Scale for the assessment and rating of ataxia, SARA)评分,应用荧光PCR方法测定受试者CAG重复次数,MRS测N-乙酰天门冬氨酸(NAA)/肌酐(Cr)比值,以及三维分型维数(3D-FD)。3D-FD值构建结构变异构架图。
  结果:
  1.SCA3患者小脑NAA/Cr值、3D-FD值降低
  SCA3组与MRS对照组的年龄无明显差异,与MRI对照组的年龄也无明显差异。但是SCA3组的NAA/Cr比值较对照组的右侧小脑半球、左侧小脑半球、蚓部均显著降低。SCA3患者的3D-FD值与对照组的右前叶、左前叶、右后上叶、左后下叶、全小脑均显著下降。
  2.CAG复制片段较长的SCA3患者发病较早
  纳入的SCA3患者数据显示CAG重复序列长度和AO呈负相关关系(ρ=-0.709,p<0.001)。
  3.CAG重复序列长度与SARA评分/持续时间不相关
  CAG重复序列长度与SARA评分/持续时间无相关性。SCA3患者中CAG<74亚组与CAG≥74亚组之间的SARA评分/持续时间无显著性差异。
  4.CAG重复长度不是SARA评分、NAA/Cr比值、和3D-FD值的重要的决定因素0持续时间明显与SARA评分和3个小脑NAA/Cr比值有显著相关性。持续时间与任何3D-FD值均无显著相关性。此外,AO和CAG重复序列长度与SARA评分、NAA/Cr比值、3D-FD值均无相关性。
  5.在两个SCA3亚组中,SARA评分、NAA/Cr比值、3D-FD值的斜率无差异
  两个SCA3亚组之间的SARA评分对比持续时间斜率的无显著性差异。在SCA3的亚组之间, Rt-Cb-NAA对比持续时间、Lt-Cb-NAA对比持续时间、V-NAA对比持续时间、均无显著差异。在SCA3亚组中,Lt-A-Fd对应持续时间、Rt-A-FD对应持续时间、Lt-PU-FD对应持续时间、RT-PU-FD对应持续时间、LT-PL-FD对应持续时间、RT-PL-FD对应持续时间,V-Fd对应持续时间、CB-FD对应持续时间的斜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6.SCA3患者CAG重复片段≥74亚组脑网络分离
  SCA3患者的亚组间年龄、AO、CAG病理性重复次数的差异是有统计学意义的。而SCA3的2个亚组间持续时间、SARA评分、SARA评分/持续时间的差异是无统计学意义。
  在构造协方差网络的总连接数量中,对照组Ⅰ有444个,对照组Ⅱ有385个,CAG<74组有355个,CAG≥74组有259个。116个脑区中有28个项枕区,对照组Ⅰ有11个区域(约39.3%)连接到小脑区,对照组Ⅱ有14个区域(约50%)连接到小脑区(图6(a)及(b))。相似的,SCA3患者亚组中, CAG<74亚组有相似的连接方式,有6个(6/28,约21.4%)顶枕区连接到小脑区(图6(c))。然而,CAG≥74亚组中,只有2个(2/28,大约7.1%)顶叶区域连接到小脑区(图6(d)),顶枕区和小脑区之间的脑网络是明显分离的。
  结论:
  1.SCA3可引起患者小脑功能和皮质结构的受损,并可以通过MRS NAA/Cr、MRI3D-FD方法检测。
  2.CAG病理重复次数与小脑功能下降率和小脑皮质萎缩率无显著相关性。
  3.较长的CAG病理重复次数与SARA评分的下降或小脑的功能和结构的快速变性无相关性。
  4.较长的CAG病理重复次数与配对脑区形态协方差的破坏相关。
  第二部分 远红外线辐射对SCA3细胞模型保护性机制的初步探讨
  目的:
  1.通过转染神经母细胞瘤细胞(SK-N-SH)制作SCA3的细胞模型
  2.探索远红外线辐射(FIR)对于SCA3细胞模型是否具有保护性作用。
  3.通过线粒体抑制剂的应用初步探讨FIR的保护性作用的机制。
  材料与方法:
  1.采用人胶质母细胞瘤细胞系(SK-N-SH)构建神经退行性疾病模型,将ataxin-3-26Q-GFP和ataxin-3-78Q-GF转染入SK-N-SH细胞系,分别称为MJD26和MJD78。
  2.我们将细胞分为野生型组(WT)、MJD26组、MJD26远红外线辐射组(MJD26-FIR)、MJD78组、MJD78远红外线辐射组(MJD78-FIR)。
  3.应用western blotting方法检测各组细胞PolyQ蛋白的表达,用Image J软件对实验结果进行灰度分析。
  4.将1×10-4mmol/L鱼藤酮试剂加入各组细胞作为处理组,并设立相对应的对照组,并作细胞活性检测,FIR的保护作用是否通过线粒体呼吸链。
  结果:
  1.各组PolyQ蛋白的表达
  通过western blotting方法检测MJD26和MJD78细胞表达的蛋白分别为67KDa和73KDa,MJD26和MJD78细胞较野生型表达的内源性ataxin-3显著升高;远红外线辐射治疗降低了MJD78细胞内源性及突变的ataxin-3蛋白,但不能降低MJD26细胞内源性ataxin-3蛋白的突变,也不能降低MJD78细胞120KDaataxin-3蛋白的聚集。
  2.各组细胞活性的差异
  表达ataxin-3-78Q-GFP基因可以降低细胞活性,而表达ataxin-3-26Q-GFP基因不能降低细胞活性。远红外线辐射可以减少MJD78细胞活性的下降,FRI处理后的MJD细胞活性甚至可达到与MJD组及野生组相近的水平。加入1×10-4mmol/L鱼藤酮后,MJD78组的细胞活性较WT组和MJD26组显著降低,MJD26组细胞活性较WT组更低。远红外线放射可以完全恢复受损细胞的细胞活性。
  结论:
  1.神经母细胞瘤细胞(SK-N-SH)经转染后表达非致病性的ataxin-3-26Q或致病性的ataxin-3-78Q,成为MJD26细胞和MJD78细胞,其中MJD78细胞是SCA3的细胞模型。
  2.表达ataxin-3-78Q的MJD78细胞活力逐渐下降,远红外线辐射(FIR)可降低Poly蛋白的表达,对SCA3细胞模型产生保护性作用。
  3.远红外辐射可减少鱼藤酮所致的SCA3模型细胞损伤,线粒体呼吸链参与了FIR的保护作用。
[博士论文] 芮梦龙
生物学;遗传学 东南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突触的形成、发育、成熟是一个高度复杂和动态的过程,突触囊泡作为神经递质的运载体在神经元之间的信号传递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干扰突触囊泡的转运和神经递质的释放将导致大脑功能的异常,引发一系列的神经疾病。之前关于突触囊泡与突触前膜接近,锚定,融合以及释放等过程已经研究的很多。研究发现许多突触相关分子参与这一过程的调控,例如Synaptotagmins,Synapsins,Synaptobrevins和Munc18等。大量的研究同样显示,突触囊泡运载着神经递质沿着骨架分子在轴突中转运,到达突触末端形成不同的囊泡池,靠近突触前膜准备释放的叫做准备释放池(RRP),远离突触前膜供应释放的叫做储存池(RP)。这些特异的结构对于正常的神经递质释放是必须的。然而,突触囊泡是如何募集到突触的特定区域,维持正常的神经信号传递的,目前还不清楚。研究表明突触粘附分子Neurexin(NRX)和Neuroligin(NLG)在突触前后膜上相互作用形成异源的二聚体,它们在突触的形成、发育、成熟、可塑性等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医学研究发现nrx和nlg基因的突变与自闭症等精神疾病存在关联。已有的研究阐述了NRX参与调控突触的结构和功能,但是其中涉及到的详细的分子机制并不清楚。本文利用果蝇的神经肌肉接头(NMJ)为模型,研究果蝇NRX(DNRX)参与调控囊泡的轴突转运,突触末端分布以及释放等过程的分子机制,进一步揭示NRX在突触中的重要功能。
  NRX是一类一次跨膜的神经细胞粘附分子,它广泛表达在中枢以及外周神经系统。本文的研究发现在体缺失DNRX导致突触末端囊泡弥散分布以及自发状态下囊泡释放频率增高。为了研究DNRX调控突触囊泡分布以及释放的分子机制,首先在dnrx突变体背景下,用actin组装相关分子挽救囊泡缺陷的表型,结果显示DNRX是通过F-actin调控突触囊泡的募集和释放。同时,利用生物化学的方法,发现了一种抑癌基因编码的蛋白Scribble通过它的四个PDZ结构域和DNRX的PDZ结合位点直接的相互作用。另外,结果显示Scribble可以作为一座桥梁介导DNRX和Dpix之间的连接。Dpix是一个Rac/Cdc42特异的鸟苷酸交换因子,它可以通过激活Rac1促进actin的聚集。为了进一步验证DNRX是通过PDZ结合位点调控突触囊泡的募集和释放,我们构建了缺失PDZ结合位点(缺失C末端7个氨基酸)的DNRX的转基因果蝇(DNRX△PDZ)。发现在dnrx突变体背景下,突触前过表达DNRX△PDZ却不能挽救dnrx突变体中F-actin和突触囊泡缺陷的表型。最后,检测了野生型,dnrx突变体以及DNRX和Scribble下调后活性形式的Rac1(Rac1-GTP)的水平,结果显示缺失或下调DNRX和Scribble都将导致Rac1-GTP水平降低。为了进一步验证Rac1参与DNRX对突触前F-actin和突触囊泡的调控,将功能异常的Rac1(dominant nagetive Rac1,Rac1DN)整合到dnrx突变体背景下,通过突触前过表达观察能否挽救dnrx突变体中观察到的表型缺陷。免疫染色和电生理结果显示Rac1DN同样无法挽救dnrx突变体中F-actin和突触囊泡缺陷的表型。
  综上,发现了DNRX和Scribble/Dpix相互作用形成一个复合体通过激活Rac1从而调控突触前actin的聚集,维持突触囊泡在突触末端的正常分布以及释放。另外,这一发现将加深人们对神经疾病,例如自闭症的病理机制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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