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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 广西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借助微博传播势头,微公益事业在我国取得了如火如荼的发展势头,与此同时,公益网络平台发展渐渐浮出水面。社会组织在中国的萌芽与发展归根结底是与社会公共利益紧密联系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公益网络平台是将优质公益产品与社会需求进行有效对接,通过整合社会资源,加速公益项目产品化和公益产品规模化,精准高效地解决社会问题。相比微博微公益,公益网络平台项目规模更大,链接的资源更丰富,涉及的公益领域更多,公益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提升。目前国内发展较好的公益网络平台有腾讯公益、新浪公益、轻松筹等平台,本文研究的“微益中国”是由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湖南省希望工程办公室)联合全国青基会系统,依托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打造的,专注解决乡村学校学生学习和生活实物需求的微公益众筹网站。“微益中国”其建设发展如何、传播效果以及筹募能力如何,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的怎样的作用,还有哪些方面需要改进,都是值得认真思考研究的问题。
  本研究采用文本分析法和对比分析法,对这个平台的建设发展进行探析。第一部分绪论,主要介绍研究背景、意义、研究方法以及国内外文献综述;第二部分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并选择理论基础;第三部分介绍“微益中国”取得的建设成效,存在的问题以及问题背后的原因;第四部分介绍国内著名公益网络平台建设发展经验,分析其平台建设和项目传播优势,为“微益中国”提供可循借鉴的思路;第五部分提出解决湖南省邵阳市“微益中国”发展的对策,从加强政府管理、完善平台建设、提高传播效果三个层面提出解决对策。最后对全文进行总结回顾和展望。政府作为社会治理的主体,在激发社会组织建设发展过程中,政府的如何介入其中发挥作用,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社会组织的健康持续发展。“微益中国”聚焦贫困地区教育事业,从点滴做起改善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政府职能缺位的问题,而同时,如果政府能够加强对“微益中国”的正面宣传和引导,提高“微益中国”公信力,塑造品牌效应,将进一步提高“微益中国”平台传播效果和筹募能力,从而推动贫困地区教育公益事业的发展。政府有效引导“微益中国”日益发展壮大,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必将产生双赢的结果,政府引领“微益中国”提高品牌影响力,“微益中国”弥补政府职能缺位,促进政府健全行政管理职能,从而为贫困地区教育事业谋取更多的福利。
行政管理 广西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公共政策终结是完整的政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也是政策自我调适的重要手段。在政策系统中,有效的政策终结可以节省政策资源、提高政策效率并有利于政策运行的良好循环,优化政策系统。及时清理不合理、无效或低效的政策,对于保持整个政策系统的优化将起到重要的作用。在我国公共政策终结的研究相比起国外的研究起步较晚,因此研究的成果也是非常的有限,而相比起理论研究,在实证研究上也相当的缺乏。从侧面来说也与我国实际政策终结的案例相对较少有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进入了转型与快速发展的时期。我国在新时期的发展过程中,许多不适宜于体制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亟待被终结,然而却迟迟不能终结,往往错过了终结的最佳时机,阻碍了社会的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可以看出,政策终结这一环节在我国的政策过程中仍然没有被给予足够的重视,科学完善的政策终结程序的建立依然任重而道远。
  本研究主要内容包括:⑴独生子女政策作为事关我国发展的重要政策,这项人口政策从出台到实施再到终结都一直伴随诸多的争议。随着社会不断地发展变化,该政策所处的时代环境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围绕着是否应该废止这一政策社会各界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而对于这一问题政府高层也非常的重视,也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从而促成了政策在实施35年之后得以终结。毫无疑问,独生子女政策的终结是我国社会政策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必然结果,与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以来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密切相关,同时也是公共舆论推动的结果,来自媒体舆论的关注和公众的热议、专家学者和社会精英的呼吁、以及体制内力量的努力对于推动该政策的终结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这也是领导者、公共决策者在政策评估的基础上,综合考量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⑵我国在1980年出台独生子女政策时,曾明确了30年的政策实施的时间跨度。但实际上独生子女政策终结的时间却延后了五年,一直到2015年才得以终结。事实上,由于长期以来实施独生子女政策,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诸如年轻人口断崖式下跌,极大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社会的养老压力日益沉重;以及性别比失衡、失独家庭问题等。同时,随着政策的实施,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观念的改变,人们的生育意愿也在不断降低,以至于我国生育率不断下降。也就是说,生育政策应该根据政策环境的变迁及时调整,但我国独生子女政策的终结却一定程度上存在迟滞的问题,这也是很多公共政策终结存在的共性问题。之所以会出现政策终结迟滞、不及时的现象,很大程度上就在于政策终结主体的抵触、既得利益者的阻挠以及高昂的政策终结成本等。由于政策主体的价值偏好与自利倾向、政策的惯性与惰性、决策体制及政府任期制的约束等,从而阻碍了政策得以顺利终结。⑶要克服政策终结存在的诸多障碍,就需要决策者要及时转变观念,提高终结主体的能力和水平;同时要进一步完善政策终结的方式,主要采取强制执行与妥协执行相结合、加强政策终结的试点工作,以及废旧立新并举等途径,提高效率,降低终结的成本;再就是要加强政策终结的相关评估工作,采取官方评估与非官方评估、确保评估结果的公开性和解释力的具体措施,完善终结的利益协调机制,减少利益阻碍,寻求共识,获得社会各方对政策终结的理解与支持。对于公共决策者来说,需要掌握好政策终结的时机、及时发现问题,回应公众的诉求,适当地运用媒体舆论的力量,开放公共决策,扩大公众参与,正确处理好政策终结与政策稳定、政策发展的关系,从而实现政策的顺利终结。
社会学 重庆工商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改革开放至今已有三十多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转变,国有企业的改革历程也贯穿全程。从政企一体到政企分散、由央企变为现代合资,国有企业的性质和构造均随着社会经济制度的变动而变化。国家一系列政策的颁布不但给社会宏观层面带来影响,在社会微观层面也引起了一系列改变。在国企改革带来的生活压力和挫败感影响下,国企工人的社会、政治地位从“主人翁”转变为“边沿人”甚至部分国有企业工人将自己归属于社会底层、弱势群体。
  本文以湖北省十堰市东风德纳车桥有限公司十堰工厂的工人群体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实地调查获取的数据进行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方式,并运用社会身份认同、职业身份认同、群体身份认同和未来处境身份认同共四个维度论述国有企业转型对工人群体的身份认同现状。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在历经转型后,工人群体无论是综合身份认同,还是各个维度身份认同均呈现相对下降趋势。影响程度由强到弱依次为:职业身份认同、社会身份认同、群体身份认同、未来处境身份认同,其中职业认同出现大幅下降趋势,群体、社会和未来处境身份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通过本次研究发现国有企业转型对工人群体身份认同的影响机制是多方面的,主要通过社会、职业、企业和自身四个影响因素来展现。其中不仅通过社会、企业等客观影响因素对工人产生实质影响,如经济收入,升迁制度;还通过职业、自身等主观影响因素对工人产生潜在影响,如未来规划,职业评价。通过对工人群体身份认同结论的把握发现,国企转型对工人群体身份认同确实造成一定影响,这与转型时期国企工人社会地位、经济水平相对下降的客观事实比较符合,其变化应引起国家和社会各界的关注。本研究从四个方面提出对策与建议:国家政府应当给予针对性较强的政策支持;社会组织应扩大社会关系支持网络,担任社会矛盾制衡器;企业管理组织可以通过加强内部机制建设,提高综合管理能力;工人群体自身应更注重情感交流,改善群体关系。
人口学 重庆工商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现今公共政策制度整合领域,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整合率先而行,其在制度顶层设计、缩小职业阶层间养老金差距、实现“碎片化”养老保险制度整合方面进行了大量探索,起到引领示范的作用。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整合实现了各职业群体在履行缴费义务、筹资模式、养老金待遇计发办法等层面的统一。但职业分层对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整合具有制约影响。本文试图探讨职业分层对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整合制约结果即参保状况与养老金待遇的影响,深入分析出现制约结果的原因在于职业分层、缴费能力、缴费年限与职业年金/企业年金的差异,以丰富现有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整合理论与分析视角,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公平、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文献研究,历史分析、案例分析、描述分析以及回归分析等方法探讨职业分层对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整合的制约影响。首先梳理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整合历史,着重分析不同职业群体对制度整合后在参保状况与养老金待遇方面的差异,以及分析出现这些差异的原因。其次,利用宏观数据分析了制度整合后各职业群体在参保状况、养老金待遇水平和职业年金/企业年金的状况;研究发现,机关事业单位阶层各方面好于企业职工阶层,企业职工阶层各方面好于灵活就业人员阶层。本文利用北京大学“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3年追访问卷”数据分析了各职业阶层在参保状况、养老金待遇、缴费能力、缴费年限、职业年金/企业年金的状况;研究发现,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各主要制度参数均优于企业职工阶层,企业职工阶层均优于灵活就业人员阶层。再次,利用回归模型,对影响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状况与养老金待遇的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第一,职业分层对参保状况有显著性的正向影响;缴费能力因素强化了职业分层对参保状况的影响。第二,职业分层对养老金待遇有显著性正向影响;缴费能力与缴费年限对养老金待遇有显著性正向影响;随着缴费能力与缴费年限因素的逐步加入削弱了职业分层对养老金待遇的正向影响。最后,提出缓解职业分层对制度整合制约影响的政策建议,如深入推进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整合、增强缴费基数弹性、适度降低缴费率、提高低收入职业阶层的缴费能力、未满15年缴费年限的参保者纳入基础养老金计发范围、建立养老金正常调节机制,呼吁整合多方力量缓解职业分层对制度整合的制约影响,以探索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整合与职业分层之间协调发展。
人口学 重庆工商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贫困广泛存在于世界各个国家,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农村贫困问题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中极其严峻的现实问题。因此,为实现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扶贫是重中之重。在扶贫路径的探索中,习总书记强调,扶贫先扶智,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提出着力加强教育脱贫,加快实施教育扶贫工程,让贫困家庭子女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政府在2017年两会再次提到“教育扶贫”,可见贫困家庭后代的教育问题需要得到关心与存眷。
  本文将教育与家庭贫困代际传递相联系,通过大足的调研,发现当地农村贫困家庭存在着贫困的代际传递。为了研究上述问题,对大足区300余户农村家庭进行调查与访谈,发现教育缺失存在代际传递。为了搞清楚二者之间的关系,基于社会流动理论、人力资本理论等理论知识,采用个案研究法,发现教育缺失的传递会导致家庭贫困代际传递,家庭各代成员不良的受教育状况的循环往复使其失去了自主脱贫的能力,家庭发展方向也呈现出贫困状态的轮回;相反,接受教育的贫困家庭子女可以为家庭脱贫带来很多正向作用。在分析教育与脱贫关系问题的过程中找出教育脱贫的障碍,发现在扶贫中教育的相关配套政策不健全,“读书无用论”等思想的泛滥限制了教育正功能的发挥。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关于教育脱贫的若干策略:对贫困代际传递家庭提供特别救助;建立贫困家庭教育基金;教育结构进行创新改革;社会工作者介入,科学指导贫困家庭制定教育计划,将阻滞教育发展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同时作为贫困个体和家庭,要想走出贫困代际传递的循环链条,家庭成员必须树立教育脱贫、教育改变命运的理念,努力学习,用知识武装自己,提高自身素质,提升市场竞争能力,这才是改变这一代人甚至下一代人命运的最佳出路。
社会学 重庆工商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自建国以来,“单位制”成为了我国城市社区中最主要也是最普遍的社会组织形式,亦是构建国家组织的基本组成单位,同样是计划经济时期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的组织基础。而国企恰恰是“单位制”中的典型代表,本文深入描述分析了典型的“国企共同体”中“国企人”的生活方式变迁状况。主要运用质性研究的研究方法,以布迪厄场域与惯习的经典论述做为理论基础,通过梳理了在国家社会不断变迁的历史时代背景下,“国企共同体”从建立到发展的变迁过程,重点描写以“国企共同体”为生活载体的“国企人”的生活方式的变迁过程,选择变迁描述是本文的一个重点线索式主线,从变迁中呈现不同时代的影响下,“国企共同体”这一小的场域得以构建出怎样不同的“国企人”的生活方式。“国企人”作为典型的“单位人”,“单位人”又在一段时期代表着整个中国的城市人口,这样一篇关于典型“单位人”的变迁式的生活方式描述从很多侧面呈现了一段时期中国城市人口的社会生活状态,并映射出“单位制”这一整合模式对国人的生活文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本文在描述生活方式变迁中主要选取物质生活方式、生产生活方式、文化生活方式以及社会生活方式这四个主要维度来描写生活方式的变迁过程,生动的表现了“国企人”的生活方式,具体的呈现了“国企人”的生活方式变迁图景,分析描述了生活方式源自于场域又作用于场域,为“国企人”生活方式变迁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基础性的探索性研究。通过梳理“国企共同体”以及“国企人”生活方式以往受到社会发展情况的影响,并结合时下社会的发展现状,提出了一些在变迁和改革过程中应当注意到的问题,作为参考意见和指引性的提议,并从现有的情况出发,大胆的推测和分析了“国企人”和“国企共同体”的发展方向。提出了“国企共同体”这一单位制的产物必将走向转型和融合,“国企人”的生活方式也必将逐步的与社会人同质化,虽然同质化的过程必将是缓慢且深刻的,但只要掌握这一群体和这一类组织的特点,必然能和谐且安定的将变革变成一种温和性的社会发展。
社会学 重庆工商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社会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中国已经进入“大众消费”时代。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主要面向物质产品消费向物质消费和文化消费并举的模式转变,文化消费正成为引领市场结构调整、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和提升国民生活品质的重要动力。国家提出要把文化消费作为未来拉动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新的增长点。而不断成长壮大的中产阶层,不仅是社会物质商品的重要消费群体,同时也是文化消费的主力群体。中产阶层对消费时尚、消费潮流的引领,以及对文化消费的偏好和消费力等特点,使其成为我国发展文化消费、提升国民生活质量战略的一支重要力量。
  本文以消费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等相关理论为依据,从城市中产阶层文化消费行为、动机及影响因素的角度入手,通过对中产阶层文化消费的理论梳理、历史回顾、深入调查和分析研究,描述了城市中产阶层文化消费的现状及特征、提示了中产阶层文化消费抉择和偏好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析了中产阶层文化消费行为和动机背后的文化与社会意义,并在此基础上,针对当前中产阶层文化消费呈现的特点和问题,提出了促进文化消费增长及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人口学 重庆工商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定居意愿与社会融入问题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本文利用“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和2014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等相关数据,从城市规模的视角,探讨了不同城市规模分层下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相关影响因素状况的差异性,以及其对定居意愿影响的差异性,尤其侧重论证分析了不同城市规模分层下的基础教育、社会保障、工资等因素是如何影响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
  本研究首先对国内外有关城市规模与流动人口定居的文献进行了研究和综述,并运用推拉理论、社会融入理论等,分析了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拉力”因素,以及中等城市、小城市中的“推拉”因素。其中“拉力”主要为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中基于集聚效应而带来的高收入、高就业率、高质量的基础教育和完善的社会保障;“推力”主要为小城市中的低收入、低就业率和较差的基础教育和社会保障,而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由于人口过多而带来的环境恶化、交通拥挤、地租的上升和生活成本的增加等。其次,采用描述性分析、比较分析的方法,对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下的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影响因素进行了现状描述以及与定居意愿的交互分析,研究发现,在不同城市规模中的流动人口个体因素、流动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现状分布和定居意愿存在较大差异。在此基础上,通过建立二元logistics回归模型,验证了个体因素、流动范围、地区发达程度、城市规模分层、基础教育、社会保障和工资等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并通过城市规模与基础教育、城市规模与社会保障、城市规模与工资的交互项验证了基础教育、社会保障、工资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个体因素、城市规模、基础教育、社会保障和工资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基础教育、社会保障和工资正向调节了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关系。最后,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针对相关问题,提出了增强流动人口在城市中定居意愿的一些政策建议,如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合理规划城市规模、实现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公平、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强流动人口职业教育培训等等。
社会学 重庆工商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南水北调”是举世瞩目的宏大工程,其中线工程调水线路源于丹江口库区,调水距离长、淹没土地面积广、影响范围大,目前已使河南省淅川县16余万库区居民迁离家乡。大规模移民的迁移安置工作是一个过程极其复杂,难点众多的系统工程。可以说,移民问题是决定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成败的关键。
  本文以丹江口库区移民的社会心理适应为研究视角,通过问卷调查、入户访谈的方法在移民集中安置地----河南省新郑市薛店镇观沟村调查了310余位移民。首先从归属感、满意度和未来发展信心三个方面对移民的社会心理适应现状进行了描述分析;其次,运用因子分析、Logistic二元回归分析等统计方法从移民主体、政府工作、社会力量三个方面探讨了影响移民社会心理适应的主要因素;再次,结合研究结论探讨了移民社会心理适应的促进策略;最后回顾了整个研究过程,指出了研究存在的不足和将来开展进一步研究的方向。研究发现,在移民的社会心理适应现状方面:移民整体满意度较高,但政策知晓率较低,对政府补助依赖性较强;大部分移民能够适应安置地社会生活,归属感较强;绝大多数移民能积极解决生活中的困难,对未来提高生活水平有信心。分析了影响移民社会心理适应的主要因素:从移民主体来看,年龄和家庭代际数与移民社会心理适应均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关系;移民的文化程度较高、移民之间交往较多、对安置地社会风俗能够适应、与当地居民交往较多、未来发展信心较强等因素与移民社会心理适应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从政府工作来看,对政府政策满意度,对生活生产满意度,对公共资源满意度这三个方面对移民社会心理适应均有显著影响,三个方面满意度越高,移民社会心理适应越好;从社会力量来看,居住环境的安全感和当地居民的接纳与移民社会心理适应成正相关关系。探讨了移民社会心理适应的促进策略:移民的主体作用:克服依赖,提高自身发展能力;政府的主导作用:统筹兼顾,合理调整移民工作策略;社会网络的支持作用:健全社会支持网,构建和谐移民社区。
人口学 重庆工商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我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正式提出了共享发展理念,并特别指出“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是共享发展的基本制度保障,也是给人民群众带来较大获得感的重大制度安排,建立健全更加公平可持续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成为践行“共享发展”理念的题中应有之意。共享发展理念的提出进一步明确和坚定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方向,而不断改革与发展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就是要切实维护社会公平,体现共享发展。共享发展理念要求要特别注重人民群众对改革与发展事业的感受和评价,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与发展过程同样要注重人们的评价与认可,只有人们真正认可了这一制度,才能说明它的发展真正有效,它才做到了对公平的维护,从而体现了共享发展。本文以考察相关参保群体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认可度为研究目的,针对相关研究比较缺乏微观性和针对性,基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衍生社会风险研究”的相关数据,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描述分析和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这三种方法进行相关研究。
  本研究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梳理了相关研究,发现相关研究中所存在的不足。第二部分研究中运用文献研究法,分析相关理论,总结出人们对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认可度评价与共享发展体现程度评价可能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第三部分的研究中继续运用文献研究法,回顾了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与发展历程,并进行分析,发现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对共享发展的体现作用和不足。第四部分研究中,先运用交叉分析这一方法来分析不同人群对制度各方面的认可度评价差异情况,再分析不同人群的共享发展体现程度评价差异情况,以及认可度与共享发展体现程度之间的联系,再运用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分别考察认可度和共享发展体现程度与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
社会学 重庆工商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在过去十年里,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2006年的44.30%增至2016年的57.35%。城镇化规模的不断扩大,城市核心家庭的风险也随之增加。有学者运用计算机仿真模型,推算出预计到2050年,全国累计死亡独生子女将超过1184万。失独的发生,对核心家庭造成的打击主要体现在经济返贫、精神无法得到慰藉、社会交往障碍等,城市失独现象的集聚效应,逐渐成为不可忽视的城市问题。了解城市失独人群的现实诉求,加快推进失独专项政策的落地和实施,发挥失独人群的主观能动性,促进其参与社会互动,关心失独人群的未来发展,在促进社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上,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立足社会互动理论,对现有的文献资料进行了主题分析,将影响失独人群社会互动的主要因素分为身体情况、心理适应能力、经济与社会保障水平、社会交往状况等方面,在此基础上设计问卷,开展问卷调查并做深层访谈。探讨了重庆城市失独人群进行社会互动的问题及原因,提出应从政府、社会媒体、社区以及社会组织方面增强城市失独人群进行社会互动的策略思考。
  本研究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介绍了本研究的缘起、意义、国内外研究成果,相关理论在文中的应用及概念界定,以及研究思路、方法与创新之处。界定了相关概念的内涵、范围及功能,明确了研究的对象是城市失独人群的社会互动问题。第二章,重庆城市失独人群现状调查。对重庆城市失独人群的生物层面、心理层面、社会层面进行了调查。全面了解城市失独人群的现状,有助于本文分析影响城市失独人群社会互动的问题及原因。第三章,重庆城市失独人群社会互动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通过对城市失独者的深层访谈,总结了城市失独人群进行社会互动的问题主要有生活和养老压力、身份认同危机、社会交往障碍、缺乏社会组织的专业引导等四个方面。第四章,增强重庆城市失独人群社会互动的策略。针对第三章重庆城市失独人群进行社会互动的问题和原因提出了相应的策略思考。探讨了下一步有关城市失独人群社会互动研究的可能方向。
人口学 重庆工商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自1982年计划生育被纳入宪法作为基本国策35年以来,计生网络在我国计生事业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基层计生网络具有及时提供计划生育工作信息和统计数据、政策代言、政策执行、社情民意的传递等四大基础功能,其特定的工作机制和部门对于计生事业的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态势的加剧,从2013年“单独二孩政策”到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的不断调整,2013年卫生计生机构整合,国家提倡多元主体综合治理,“互联网+”等四大背景给基层计生网络的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基于四大改革背景,新时期下我国基层计生网络服务急需转型。本文采用文献研究、问卷调查、数据报表、焦点小组访谈等方法,对我国基层计生网络的基本功能特点及优势,基层计生网络建设现状等进行研究。
  本研究主要内容包括:⑴通过对重庆市五个区县的三大类计生工作人员,其中150名计生行政管理人员,190名计生技术人员,90名计生专干进行问卷调查发现:第一,在人口政策调整及卫生计生机构整合的背景下,计划生育工作建设没有削弱反而得以强化,大部分人对机构整合持支持态度,但机构整合后卫生计生管理体制亟待理顺。第二,基层计生人员普遍反映工作难度增强。82.12%的基层计生行政管理人员与44.71%的计生专干认为实施单独两孩政策让群众觉得政策放松了,基层计生工作更难了。第三,计划生育机构职能急需转型。69.15%的基层计生技术人员与72.94%的计生专干认为基层计划生育行政管理机构应该积极进行职能转型。第四,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有待进一步完善、计划生育基本技术服务补助经费不足。⑵从服务观念转型、服务内涵转型、服务内容转型、服务方式转型、服务组织架构转型等方面提出了计生网络服务模式转型的合理路径,其中结合服务内容转型与服务方式转型重点提出“全生命周期服务3+3”模式。第一个“3”指青少年、成年、老年等三大类服务人群,第二个“3”指基础服务需求包、辅助服务需求包以及特殊服务包等三大类服务需求包。具体表现为:其一,向全人群以基础服务需求包的形式提供计划生育与生殖健康信息咨询、生殖健康相关疾病预防及治疗、孕周期生殖健康服务、生殖健康权利的维护等服务,以咨询与现场服务的方式开展。其二,向青少年以辅助服务需求包的形式提供健康教育服务,以计生工作人员政策宣传、学校课程设置与父母言传身教等方式开展。其三,向育龄妇女以辅助服务需求包的形式提供健康教育、宣传指导、随访服务等孕周期服务,以服务项目衔接强化、孕周期转介与信息查漏结合等方式开展。其四,向老年人以辅助服务需求包的形式提供医疗保障,生活照料以及精神满足等家庭服务,以医养结合、家庭医生签约、活动参与等方式开展。其五,向特殊人群以特殊服务包的形式提供职业规划、心理辅导、家庭权益保障等服务,以职业教育、心理辅导教育及民生建设与养老服务建设等方式开展。⑶促进基层计生网络服务职能转型,以适应计生新形势;理顺卫生计生管理体制机制,促进卫生计生事业均衡发展;提高计划生育基本技术服务补助经费标准,增强工作人员积极性与群众满意度;进一步完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保障特殊群体权益;第五,发挥基层计生网络在社会公益性事件中的作用,强化社会治理创新理念;第六,探索“互联网+妇幼健康”服务模式,促进信息共享。
社会工作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生活满意度是主观社会指标。家庭生活满意度是生活满意度的重要方面,是一个复杂的变量,受个人主客观因素、家庭生活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家庭结构是家庭变迁的外显形式,其变化是家庭变迁的直接体现,而家庭价值观直接影响家庭结构的变化。现代化中,传统家庭价值观受到冲击,家庭结构也呈现多元化趋势,研究家庭结构、家庭价值观与家庭生活满意度的关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本次研究采用“2014年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采用递进研究的方式,从家庭价值观与家庭结构选择,家庭结构、家庭价值观对家庭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两个层面,逐步了解我国家庭结构、家庭价值观的现状及其对家庭生活满意度的影响。通过建立回归模型,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我国家庭价值观、家庭结构呈现多元化,但家庭价值观依然偏向传统,理想家庭结构以扩大家庭为主,打破关于家庭的“趋同理论”。与父母同住看法与家庭结构选择存在一定差距。扩大家庭的家庭价值观与家庭结构的选择一致性较高,但是在夫妻家庭和核心家庭中想要与父母同住但是未能进入扩大家庭的人所占比例较高。
  第二,家庭结构、家庭价值观对家庭生活满意度的解释有限,但家庭结构、家庭价值观对家庭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家庭价值观越趋于传统,家庭生活满意度越高;生活在独居家庭的人显著没有生活在扩大家庭的人家庭生活满意度高,而生活夫妻家庭、核心家庭的人可能比扩大家庭的人家庭生活满意度更高。
  第三,家庭结构对家庭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与个人家庭价值观存在交互作用。家庭结构对家庭生活满意度的影响随个人家庭价值观变化而变化,与扩大家庭相比较,家庭价值观对夫妻家庭、核心家庭的家庭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较大,家庭价值观越传统,生活在夫妻家庭、核心家庭的人家庭生活满意度越低,对于生活在夫妻家庭、核心家庭的人而言,家庭价值观与家庭结构选择的不一致可能会降低其家庭生活满意度。
  第四,影响家庭生活满意度的其他稳定因素有:年龄、户籍、工作状况、婚姻状况、所处地区、身体健康状况、收入水平、对家庭的经济贡献、家庭社会地位、人际关系。除此之外,本次研究发现,教育可能不是提高家庭生活满意度的有效途径。
新闻传播学 安徽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人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通过人际交往获得安全感乃是人类生存的本能需求。作为一种显性的社会现象,凡是有交往的地方就有交往的中介----礼物,礼物馈赠的触角就像蒲公英的种子飘散于世界各地。而礼物的流动总是基于一定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环境,可以说社会关系和礼物流动的作用是相互的,即礼物促成了社会关系,亦或是社会关系创造了礼物。本文以乡土社会人际交往的媒介----礼物为研究对象,综合使用个案研究、民族志、比较研究和文献研究等方法,力图展现一个中国普通乡村百科群像式的礼物关系网,以点看面,从一个村庄礼物属性从表达性向工具性转变来作为考察乡土社会人际交往变化的一个面向。
  本研究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首先作为同姓村庄的Q村基于血缘的联系使得村庄内部较为团结;其次,相对平坦的地貌使得Q村呈现团块状毗邻聚居的特征。这两方面因素的结合一定程度上使得Q村的信息传播较为通畅,也为Q村村民展开人际交往提供了较大的便利。另外,建国以来农村的几次政策性变化给包括Q村在内的整个中国乡村带来了较大的影响,笔者将Q村这一受影响的变化历程概括为从较为均富的公社时期到开放户籍打工择业再到向城市进军的野蛮生长,即从“集体的平庸”到多劳多得各展所长。在这其中的任何一个时期,作为社区内部人际交往媒介的礼物从未缺席,在不同场景下礼物的存在方式不同。第二章通过Q村亲历老人口述的方式力图再现Q村的表达性礼物,这种礼物表现为一种纯粹的馈赠和人际交往的一种仪式。表达性礼物作为亲情和友情所包围的馈赠,使得人际交往的主体较为舒适,无论是婚姻嫁娶还是逢年过节的送礼等,都让参与人际交往的主体感到身心愉悦。同时,礼物的流动所呈现的是Q村村民之间基本的人际交往,这些人际交往反映了村民们的生活方式与生存状态,聊表心意的礼物不仅可以获得心理上的满足,也作为一种仪式成为村民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同时,通过表达性礼物的往来,一定程度上强化了Q村内部“我们”是一个共同体的意识。第三章通过整合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的第一手材料可以发现,Q村人际交往的礼物成本已经成为村民经济和心理上的不可承受之重,这种身心的双重压力来自于礼物存在的无孔不入以及成本费用的直线式增长。礼物“一报还一报”的漫漫循环以及有一就有二的自带粘性使得使得礼物的成本不断“溢出”,处于不同家庭发展周期的参与者在人际交往中的得与失并不能够实现动态平衡。同时,中国人的脸面观在人际交往的礼物运作中大行其道,尤为让人警惕的是作为社会资源交换载体的关系逻辑占据上风,礼物已经成为获取利益与资源的工具,对自身有益的某些功利目的成为工具性礼物重要的逻辑起点。第四章从整体上概括现阶段Q村甚至整个乡村社会人际交往所面临的困境。这种困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乡村社会的年轻一代对于传统礼俗的不屑一顾,使得乡村礼俗传承的后继乏力;其二是村民们心理上的隔阂使得乡村共同体不再坚不可摧,“我们”的共同体渐渐式微。这种人际交往的困境对包括Q村在内的乡土社会产生了非常大的负面影响。第五章对于Q村出现的从表达性礼物到工具性礼物的变化,从个人意识和经济理性等角度进行分析,得出如下几个结论:第一,礼物的流动是个体或群体行动表达的一种方式,礼物为个体完成社会互动、形成新的社会交往提供了较大的可能性,但是礼物在人际交往中的具体表达形式却是多方面因素“勾连”后的结果;第二,在Q村人际交往的过程中,表达性礼物与工具性礼物总是交织在一起,但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礼名目层出不穷、礼物漫漫循环中成本的不断“溢出”使得礼物成本不堪重负礼物的去“礼”化和货币化使得经济理性深入到Q村人际交往的方方面面,投入成本最小而回报收益最大的目的使得礼物变成一种投资式交换,工具性礼物逐渐占据主流。
社会工作 安徽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社会工作发源于西方,社会工作在中国的起步晚,发展水平低,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自上世纪90年代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在中国恢复以来,众多学者和社会工作从业者一直都还处于学习和探索阶段,致力于推动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和专业化。毋庸置疑,社会工作的发展是大势所趋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但是它的发展道路并不平稳,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
  本文以合肥市为例,首先通过对国内外研究文献的梳理,从宏观上了解目前有关社会工作人才流失的基本情况与研究现状;然后对合肥市社会工作行业总体发展状态进行梳理,并分析了合肥市社会工作人才需求特点和对合肥市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状况作简要概述。通过对社工机构负责人、在职社工、离职社工、高校社工专业毕业生等社会工作行业相关人员进行调查,发现合肥市社会工作人才流失的表现主要在以下两方面:一是由中部不发达地区的合肥流向社会工作行业发展相对发达的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地,二是彻底离开社会工作这个行业,转而投身于其它行业。其次,分析了合肥市社会工作人才流失的影响,包括影响社会工作专业化服务的供给、阻碍民办社会工作机构的可持续发展、制约社会工作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及影响个人职业自我累积和成长。再次,针对合肥市社会工作人才流失的现状进行原因分析,指出社会工作行业法律政策保障机制不健全可能是导致社会工作行业止步不前的重要原因;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也导致了社会工作行业发展区域间不平衡;社会工作人才结构不合理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社会工作人才流失;另外社会工作机构内部管理弊端以及从业者个人不现实的自我定位都是导致社会工作人才流失的原因。最后,针对上述问题从宏观、中观以及微观层面共同探索缓解合肥市的社会工作行业人才流失的可操作性对策,通过健全社会工作政策保障机制、促进社会工作行业协调发展、优化社会工作人才内部结构、推动社会工作机构良性发展以及对社会工作岗位进行准确定位和增强社会工作者职业认同感为众多社会工作者打造良好稳定的就业环境,推动整个社会工作行业的繁荣,走向更加职业化和专业化的道路。
新闻传播学 安徽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推拿医学在我国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但盲人从业推拿的历史却是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经过前辈们数十年的传承,2000年前后盲人推拿店在各地形成规模,并迅速发展壮大。推拿不仅是盲人群体的生存之道,也是他们心中神圣的医学工作。然而健全人对这一群体却所知甚少,他们不是大众关注的焦点,游离在主流社会之外。同健全人一样,盲人推拿师傅们渴望了解外界变化,获得更多信息,也希望通过努力得到世人更多的理解和尊重。本文主要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对合肥地区31家盲人推拿店的120位盲人师傅进行了五个月的观察、访谈与研究,从“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这一问题出发,在梳理盲人推拿的发展脉络后,将目光聚集在个体的生命历程上,围绕交往、认同两个维度对有血有肉的盲人推拿群体的工作、生活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叙述和描写,希望能把他们真实的生活呈现出来。
  本研究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对推拿的起源、发展以及盲人推拿的兴起、现状进行了梳理和阐释。推拿是一门能缓解肢体劳累、减轻身体病痛的手艺,因其能最大限度地满足盲人的就业需求,被广泛传播开来。时至今日,盲人推拿业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和竞争压力,整个市场亟需规范。第二部分,通过细致观察和深度访谈,记录了盲人推拿师傅们丰富多彩的情感世界、家庭生活和工作状态。从恋爱中的波澜、婚姻对象的选择、与家庭成员的关系、同事之间的相处、与顾客的交流等方面一步步进行抽丝剥茧式的阐述,通过鲜活生动的个案展现个体生命体验。视力上的缺陷造成出行不便,盲人推拿师傅们的现实生活交往圈其实很狭窄,他们像生产线上的一颗螺钉,繁忙的工作占据了大把时间。所幸,随着读屏软件和移动互联技术的发展,他们借助手机读屏技术将散落在各地的盲人朋友们聚集在微信群里。笔者重点探讨了盲人推拿群体获取外界信息的“朗读者”----读屏软件。只要智能手机上装有读屏软件,就可以听着语音朗读提示在手机上进行流畅地操作。这一媒介技术不仅帮助盲人推拿师傅们查找文件、浏览网页、收发消息,还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促进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群体之间的互动与交流给他们原本枯燥的生活带来了些许慰藉。第三部分,围绕“我是谁”、“我们是谁”、“他们是谁”这一逻辑链条展开论述。在自我认同层面,笔者通过研究盲人推拿师傅对“视障”属性、“弱势”属性、推拿手艺的认同来挖掘他们对主我的态度和看法,笔者发现迫于现实,盲人推拿师傅不得不接受自己的视力障碍。而推拿在他们心中不仅是一门谋生的手艺,更是一门神圣的医学工作。因个人推拿手艺、经济状况的不同,盲人推拿师傅们在看待自己在社会中是否处于弱势地位存在着差异;在群体认同层面,他们虽然对群体有着强烈的归属感,却缺失对群体内部不同价值观的普遍认同,故难以实现个体与个体、个体与团体之间的团结;在社会认同层面,社会大众对他们这一群体的了解所知甚少。其原因是一方面群体内部涣散,没有权威性的意见领袖,他们的意见与呼声不能及时传递出去;另一方面,大众媒体并未将目光聚焦在他们身上,相关报道中的盲人形象只是一个抽象的符号,无法吸引普通大众的持续关注,关于他们的真实生活,世人所知甚少。第四部分关注到盲人推拿群体的交往与认同现状仍不容乐观,对群体意见领袖的认可度不高和社会无障碍意识的缺失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因此,笔者提出两点建议,并对健全人群体与盲人推拿群体关系的疏离进行反思。
行政管理 黑龙江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城镇化意愿是实现居民从农村迁移到城镇定居的现实条件,是促进城镇化发展的直接影响因素。加速推进城镇化进程中,顺应农村居民的意愿,既是缩小城乡差距、促进经济增长的需要,又是转变发展方式、以人为本的重要体现。随着城镇定居人口数量的逐年增加,城镇化建设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效果,然而由于长期的城乡隔离导致农民要真正实现向城镇的大面积迁移仍然十分艰难。黑龙江省作为一个农业大省,农村地区居民人数众多,因此如何提高居民的城镇化意愿,促使迁移行为的发生,对加速城镇化进程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本文在研究黑龙江省农村地区居民城镇化意愿过程中主要采用数据分析和实地调研相结合的方法,利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数据整理,建立相关的数据模型,通过运算得出相关结果,并将分析结果和实地调研进行比对得出结论。从城镇化的基本内涵入手,对城镇化以及城镇化意愿的基本内涵、类型以及影响因素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行。并结2016-2017年关于居民城镇化意愿的调查问卷,深刻分析了影响居民城镇化的因素,并且阐释了这些影响因素的显著情况。最后,结合黑龙江省的实际情况,在考虑各因素的影响程度的基础上,提出了提高农村居民城镇化意愿的建议。
  
社会学 黑龙江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近年来,农村的改革不断深化,农业剩余劳动力逐渐增多,农业人口结构也在发生改变,妇女渐渐成为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农村妇女的生活状态和发展情况,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了农村的未来状态和农业的发展前景,而农村妇女的现实发展又受制于农业、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文化是社会文明程度和群众文化生活质量的重要标志。有效促进和帮助农村妇女发展文化生活,促进她们实现全面发展,是推动农业发展的现实要求,更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本文对黑龙江省农村妇女文化生活状况、存在问题和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并结合社会性别理论、休闲社会学等理论加以分析研究,最后对如何改善农村文化生活中妇女缺场的现状进行了进一步思考,从农村妇女自身发展、强化政府职能、推动社会引导等方面给出了建议与意见,以便更有效地推动农村妇女、农村和农业的发展。
  
社会学 黑龙江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我国自古以来就重视人情关系的往来,梁漱溟先生曾把我国社会形象的描述为“伦理本位”的社会,这里的他所说的“伦理本位”主要指的是乡土社会熟人之间的关系及应尽的义务,之后,其他人在根据梁先生的划分把我国社会描述为“关系本位”的社会。这里所说的关系主要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们通常讲的社会关系。而事实也的确如此,社会关系已经渗透进我国社会的诸多方面,不仅表现在日常生活中,而且在就业市场上也表现的尤为明显,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我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进程。另一方面,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市场经济正不断完善,市场经济的完善有利于发挥正式渠道对就业的作用,促进求职者之间的良性的公平的竞争和阶层之间的流动,同时,也有利于缓解社会的不平等,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但就目前而言,社会关系对于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仍然不容小觑。马克思曾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确如此,在由“关系”连接的个人社交网络中承载着丰富的社会资源,求职者可以通过关系网络调动嵌入在其中的有用的社会资源,进而达成择业目的。
  本研究在这种新的经济发展背景下进行了实证调查,并从小处着眼,选取一所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综合性大学----黑龙江大学作为本次研究的调查范围,以黑龙江大学研究生毕业生为调查对象来开展调查。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强弱关系在就业中仍然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其中弱关系在给予求职者就业信息方面作用要大于强关系,而强关系在对寻找体制内的工作的帮助要大于弱关系。
  
社会工作 安徽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据资料显示,在当今中国留守儿童数量已经超过7000万人,其中超过4000万的留守儿童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留守儿童的数量占全国儿童的总数已经超过30%。留守儿童作为青少年中较为特殊的群体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加上该群体的规模如此巨大更加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本次调查研究的对象为徽州某中学的留守儿童,徽州某中学现有教学班24个,在校学生约1100余人。通过对该群体的调查研究来得出一些结论和数据,并针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提出一些建议。
  本文首先分析徽州某中学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主要表现,该部分主要采用个案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通过对这些个案访谈和问卷调查的分析和总结,得出一些关于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表现。在文中所附的个案访谈记录和问卷调查统计表格,皆为经过科学的筛选,可以反映所描述的问题。在人际关系方面主要表现为:与父母之间的关系问题、与老师之间的关系问题、与同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学习状况方面主要表现为:学习压力大、缺乏学习兴趣、容易受标签效应的影响;在性格方面表现主要表现为:自卑与恐惧、暴力和逆反心理。在对徽州某中学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主要表现进行阐述的基础上,对其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和总结。该部分采取查阅文献法、问卷法和个案访谈法三种方法,并将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进行对比。将原因大体分为宏观方面的原因和微观方面的原因,并将宏观方面的原因细分为社会方面的原因和学校方面的原因,将微观方面的原因细分为家庭方面的原因和个人方面的原因。通过这样的分类可以让原因总结得更加科学、具体、全面。在解决徽州某中学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对策方面,主要是针对其产生的原因提出的。在解决措施的提出上查阅了一些文献资料,借鉴了其他区域在解决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方面的对策与经验,然后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最后得出一些有本地区特色的建议和一些全国范围内都通用的建议。主要建议有:强调素质教育的重要性、促进各种资源的合理分配、促进社工介入留守儿童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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