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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 南昌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我国经济科技的不断进步,平均寿命的不断提高,城市化的加速发展和家庭规模缩小的加剧,计划生育政策后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进入老年,我国人口老年人数量激增,特别是空巢老人的数量不断提升,据民政部数据,全国有半数老年人为空巢老人。空巢老人作为弱势群体,如何解决空巢老年人的晚年养老问题,创造良好的养老条件,减少社会及家庭的养老负担,越来越受到全社会的关注。
  本文通过研究杭州市空巢老人的基本情况、空巢老人关爱服务的项目、内容,分析杭州市整体老龄事业的情况,从事老龄工作人员,社保制度、医疗保险等问题。空巢老人已经不单单能从政府部门解决的问题,随着老龄化程度的深入,我国老年人问题特别是空巢老人的问题会成为社会发展前进的巨大阻力,单方面的政府层面已经无法彻底解决这一全社会关注的问题,本文的创新之处从政府层面和社会层面、市场层面三个角度来探讨多元化的解决空巢老人问题,并提出完善空巢老人关爱体系的目标和路径,希望作为解决我国空巢老人问题的借鉴。
公共管理 南昌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对民间信仰与乡村治理进行了研究。民间信仰是建立在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的基础之上,它是人民群众对现实生活诉求的一种反应。经过长时间的演变之后,传统的民间信仰成为了“民众中自发产生的一套神灵崇拜观念、行为习惯和相应的仪式制度”。在民间信仰与乡村治理中,既有国家权力、地方社会秩序、地方利益对乡村治理的影响,同时也有不同人际关系、社会权力、信仰要素不同信仰方式对其的影响。而其“信仰关系”,则指以仪式专家为主的人神关系及其人与人的交往关系,他们与官方的交往、他们与乡村社会的交往。他们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与地方官员的交往,与民间信仰大众的关系,将大致决定了一个地方民间信仰的实践方式,主导了某个地方的民间信仰关系;而把握与梳理了这些信仰关系,也就等同于考察了不同的信仰传统、不同的信仰类型及其在不同地方的实践特征与差异。在乡村社会的发展进程中,经济发展是衡量乡村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所以民间信仰在乡村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影响至关重要。民间信仰的重要特征在于民众信仰时具有的功利性,人们通常会把信仰对象当作一种可以利用的工具,利用它来为自己发财致富,利用它来达到在精神方面、名誉方面的目的。也正因为其具有现实性的功利性,所以民众对其的信仰才能被延续下去。民间信仰作为一种社会文化资源,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乡村社会建设中起着积极的引导作用。在乡村社会的经济建设和乡村治理中,民间信仰就像“导向标”,在一定程度上指引着人们参与乡村经济建设和乡村治理管理。在我国民间信仰中,“人神合一”是其遵循的原则之一。它把人们追求美好生活、惩恶扬善的愿望全部寄托对神灵的信仰上。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思想的精髓在历史的长河中也慢慢地渗透进民间信仰的氛围里,在人们思想深处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陶冶出人们心中合乎法律、合乎道德伦理的是非观、世界观以及价值观,在乡村治理的过程中起着积极的作用,促进整个社会同步发展。
社会学 华中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通过对舆论场域等相关知识的借鉴,将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生成路径定义为“潜舆论场-显舆论场-行为舆论场”三个阶段。并以斯梅尔塞的价值累加理论为理论工具分析各个阶段主要因素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生成的影响,进而为民众、政府理性认识网络群体性事件提供一定的启示作用。此外,文章以“哈尔滨天价鱼事件”为例,采用案例分析以及“过程事件分析”方法增强研究结论逻辑性。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生成路径是以舆论传播为外显形式的动态演化过程。主要分为三个阶段:潜舆论场,显舆论场以及行为舆论场。首先,潜舆论场是特定社会结构下在网络空间形成关于社会话题而搭建的舆论场域。这一阶段,由于社会变迁、矛盾不断,民众的怨恨感日益增强;再加上现实社会的利益诉求渠道受阻,民众往往在网络上发牢骚进行情绪宣泄,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潜舆论场。其次,当某一事件经网民爆料或是媒体报道之后,民众往往会将现实事件同以往经历作对比,引起共鸣,激发心中的怨恨感,形成普遍的共同信念。再加上刺激性因素的作用,形成显舆论场。最后,事件在网民情绪宣泄、意见领袖的舆论号召以及新旧媒体交互作用之下舆论持续发酵,若此时事件得不到及时、合理解决,社会控制失效,就会形成行为舆论场。行为舆论场的形成也标志着网络群体性事件正式形成。
  本研究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为绪论,阐述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框架等内容。第二章为理论工具。包括相关概念以及文章理论框架的建构。首先对网络群体性事件概念进行界定,并区分其特性;其次详细阐述价值累加理论。第三章是案例选取与分析,并简要阐述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生成路径。第四章为核心部分,即网络群体性事件生成路径研究。通过案例分析以及“过程事件分析”方法,从结构环境与网络特征、结构紧张、一般化信念、诱发因素、有效的行动动员以及社会控制失效六个分析环节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生成路径进行详细分析,探索生成路径背后的作用因素。第五章为文章结论。通过前四章的理论阐述与案例分析,得出本文的研究结论,并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生成路径进行反思与展望,做到与前文理论首尾呼应。
公共管理 山东财经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留守儿童是伴随着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而产生的一个特殊的未成年群体,其核心问题是教育问题。留守儿童教育问题不仅是社会问题的一个方面,从某种程度而言,如今的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也将阻碍未来农村的发展。只有解决好这一问题,才能促进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才能为农村长期的稳定与和谐奠定坚实的基础。本文围绕留守儿童教育这一主题,以边缘化理论、系统管理理论为指导,从JX县留守儿童的现实生活状况出发,将文献研究、问卷调查、访谈观察等方法相结合,较为全面地分析了农村留守儿童的监护状况、学习状况、情感状况、问题行为四个方面的内容,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影响留守儿童教育的主要因素,最后,针对如何改善留守儿童教育问题提出了合理化的建议。
  本研究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阐述了选题背景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综述以及研究思路与方法。第二部分阐述了农村留守儿童的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依据。一方面对留守儿童的范围、年龄、父母外出状况和外出时间长短进行了界定;另一方面对边缘化理论和系统管理理论进行了阐述,为论文的写作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第三部分是以JX县留守儿童为对象,在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的基础上,对农村留守儿童的监护状况、学习状况、情感状况、问题行为四个方面的内容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并将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进行对比,得出相应的结论。第四部分是从媒体因素、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以及自身教育五个方面予以分析,探究留守儿童教育的影响因素。第五部分是以桐庄留守儿童学校为例进行典型性分析,并在此基础之上,从政策建议、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村级帮扶、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爱行动以及留守儿童自身等七个方面对改善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现状提出了合理化的建议。
政治经济学 上海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其在社会安定与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已是不言而喻,但随着经济高速发展和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个人对自身效用和价值的过度追求使得新家庭在形成与稳定性方面正受到严重威胁,尤其是以婚姻作为载体的家庭形式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冲击,婚姻和家庭的变化不仅与价值观念和社会规范密切相关,而且取决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变革,大龄未婚现象的日益增多正是在这样的发展与变革中产生的。《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5》显示,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的婚姻状况相对保持稳定,但不稳定性已初露端倪。其中,农村男性的未婚比例较高,且分布在各个年龄组;50岁以上的农村男性未婚比例均在2%以上,这些仍未结婚者极有可能终身不婚,相对于农村女性来说,城镇女性未婚比例较高,有增加的趋势。对这一现象的关注与研究,逐渐成为当前官方和学界研究的热点,从学界来讲,现有的文献多是从社会学的角度作为切入点,较少涉及到经济学的论述,纵然有经济学的论文出现,也多是以文字描述或定性研究为主。
  本文基于信息经济学的理论为基础,将社会心理学和经济学理论相结合,对城市和农村大龄未婚现象做出解释。首先,博弈论与纳什均衡下的混合策略均衡和信息不对称下的逆向选择,主要用来解释为什么城市多大龄未婚女性;性别比失衡下的信号传递效应和人口流动导致男性在婚姻中的可选择性收窄,主要用来解释为什么农村多大龄未婚男性;其次,运用Logit模型和Probit模型对四种理论解释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显示模型选择都是可信的,说明理论解释是合理的;最后,给出本文的结论:⑴男性在城市婚姻市场中退而求其次的思想使得大龄未婚女性多出现在城市;⑵逆向选择导致城市大龄未婚女性逐渐被边缘化;⑶严重的性别比失衡强化了“彩礼”信号的传递效应;⑷农村适婚女性的流失导致了农村适婚男性可选择性收窄。根据这些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和后续研究的方向。
社会学 郑州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女性是社会的半边天,特别是在现代女性不断参与社会生产的时代,女性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在社会、家庭中的发言权不断增强,这一群体的生育意愿状况对整个家庭的生育意愿以及实际的生育行为是有影响的。在全面开放二胎政策的背景下,以霍曼斯的交换理论和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为指导,研究女性生育意愿状况,主要从生育意愿的四个维度:生育数量、生育性别、生育时间和间隔以及生育目的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影响女性生育意愿的因素。研究表明大部分女性有生育二胎的意愿,但是实际的生育行为并不高,更多处在观望的态度,从总体上说女性的生育性别偏好不明显,她们更加倾向于儿女双全,而大部分女性理想的生育时间是在23岁到30岁之间,平均的生育间隔是3.9年,在女性的观念中生育是根深蒂固的,绝大部分的女性都希望生育子女,但在生育中会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
  本文通过对结果的分析发现,影响女性的生育数量的因素很多,女性个体层面的年龄、职业、文化程度、户籍,家庭层面的婚姻状况、兄弟姐妹数量以及社会政策都影响着女性对生育数量的选择;而女性的生育性别更多的是受女性个体因素的影响,同时生育观念的转变也影响了女性的性别偏好;而女性的生育时间和间隔更多的是与教育、文化程度有关。对于影响女性女性生育二胎的就业压力和养育成本问题,本研究认为应该加大政府和社会对养育子女的扶持,女性应该正确看待生育问题改善传统生育习惯并且家庭应该给与适当的支持。了解女性的生育意愿状况能够更好的开展我国的全面二胎政策,对改善我国的人口结构是非常有意义的。
社会学 华中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逐步废除了“单位分房、福利分房”的房屋产权制度,开始实行住房供给商品化和市场化的新制度,新兴商品房小区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快速发展,城市居民的居住状况发生了深远的变化,带来了城市房屋产权制度的深刻变革。业主维权是伴随着我国城镇住房商品化改革进程中的社会结构性产物,对我国社会基本结构和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本文以烂尾楼问题为研究内容的业主维权研究,首先试图超越既有业主维权研究仅关注“物业公司侵权—业主维权”这一条线索和逻辑的局限性,将业主维权的关注重点首次聚焦于在商品房还未建成的情况下业主针对烂尾楼问题的维权行动,全方位剖析前物业时期业主维权的宏观背景和微观过程。本文综合运用社会运动理论、公民的勇气的理论基础来探讨业主维权行动的兴起过程和发展脉络,分析其维权困境、行动策略和意义启发。以社会运动理论、公民勇气的理论基础探讨我国城市业主维权行动,并以个案研究的田野调查方法收集武汉市徐东公寓业主维权的实证材料,案例叙述和案例分析采取“过程—事件刀分析和“结构—制度”分析相结合的研究策略,力求在微观机制和宏观结构上统合起来研究业主维权行动的发展脉络和演变逻辑。探讨了业主维权的困境、行动策略、行动逻辑及意义启发。业主维权不仅有合法性困境、结构性困境等宏观制度困境,也有组织化困境、维权方式有限、安全性困境、信息资源困境等现实困境。问题化、合法抗争、组织动员与资源整合、共意动员与认同解放、制造社会舆论、以斗争求团结等行动策略是业主团结起来对抗房地产商利益集团侵权和个别政府官员的行政乱作为,并取得维权成功的重要因素。这六种行动策略背后隐藏的基本逻辑是数量逻辑、损害逻辑和见证逻辑。本文探讨了业主维权行动对我国政治合法性基础、国家与社会关系、公民权利与公民社会的意义和启发。最后,本文以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为关怀,以保持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为目标,充分体现出对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社会图景的殷切追求和学术关怀。
社会工作 华中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社会工作作为一种“舶来品”,在中国逐渐发展成熟,其中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是推动专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是,社会工作是产生在西方社会文化中的外来事物,若想顺利嵌入我国原有的社会体制存在很多问题与阻碍。如社会背景中,人民群众与政府官方对专业的社会工作认识不足,认可度不高;服务内容上,与服务单位存在服务理念等冲突,经常陷入伦理困境。不止如此,还存在行政系统纷繁复杂,汇报程序繁杂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会影响社会工作的服务效果和质量,之所以产生这些问题,实质上与伦理困境有很大关系。社会工作伦理价值是社会工作的灵魂,理解和掌握在社会工作实践过程中的伦理困境显得至关重要,如何分清此问题并理性解决这些困境是本文着重研究的部分。
  本文以W市政府社会工作试点为基础,结合嵌入性相关理论,探讨在内地传统政府运作模式之下专业社会工作遇到的实践困境,同时从实习社工的角度提出一些建议。通过介绍国内外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发展现状,反映出社会工作在我国的实施困境。同时结合W市C区管委会的政府社会工作经历,直观描述内地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实务开展状况与实践中面临的困境。在对嵌入理论进行深入剖析后,将政府社会工作与嵌入理论框架相结合,进而引发对伦理困境的思考。充分考虑到政府这一场域的特殊性,有针对性的提出一些解决实践困境的有效措施,希望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政府社会工作发展道路。
社会学 华中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物质条件的极大改善,我国逐渐步入“消费社会”。物质的极大丰富,使现代人处于“物的包围”之中,消费不仅是一种经济活动,也是一种社会文化活动。人们对身体的关注,使身体消费逐渐成为全部消费活动的中心。女性是身体消费的主体,而女大学生作为年轻女性的代表,其身体消费行为表现出更多的个性化特征。本文选取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为主要理论视角,结合消费社会学和身体社会学的理论知识,以女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将其看作理性的社会行动者,并采用深度访谈法和参与观察法对H大学的女大学生进行调查研究。
  本文分析了女大学生身体消费行为的主体性原因;从中观层面上看,分析了女大学生在主体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的双重影响之下,进行身体消费时表现出的倾向性特征,并对这种选择进行理性分析;然后探讨女大学生身体消费行为对行动者自身、行动系统以及社会系统的影响,并着重分析女大学生身体消费中的问题对社会系统的负面影响。女大学生身体消费的主体性原因主要包括提升自我认同、维持社会交往和就业需要;女大学生的身体消费行为在系统规范、消费文化和大众传媒等结构性因素影响下,基于自身经济理性与社会情感需要的考虑,表现出模仿性消费、身体消费网购热和信用消费等倾向性特征;女大学生身体消费对提高自我认同感、维持良好的人际交往、推动消费文化的丰富与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而女大学生身体消费中的整形消费,因整容业发展不规范而限制她们的消费行为,甚至危害她们的身心健康,也阻碍了整容业的健康发展;女大学生身体消费中表现出的信用消费趋势,可能导致冲动性消费行为增加,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
社会学 华中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1980年代出生的人统称为”80后”,这个年代的人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和计划生育政策实施30余年成长起来的群体。目前,他们已经相继步入婚育状态,越来越多的“80后”群体开始为人母、为人父,社会对他们研究的重点也从“80后”成长、“80后”教育、“80后”职业以及“80后”婚姻,逐渐过渡到“80后”父母的角色。“80后”作为父母的角色上,与其上一代相比是否更加称职?“80后”父母对儿童社会化产生了哪些影响?“80后”父母教养子女的方式具备哪些鲜明特色,这些都是我们研究的重点。
  本文以河北省衡水市G县“80后”父母所组成的家庭为例进行研究,通过个案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法,介绍了河北省衡水市G县“80后”家庭的父母)收入、家庭构成、家庭教养方式、家庭氛围等概况,以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化相关理论为基础,分析并揭示了G县“80后”父母对子女的教育社会化具有民主、开放、宽松、和谐的特点,对子女的社会化具有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两面性的影响。正面影响:“80后”父母更加重视子女的学习态度,促进子女综合素质全面发展;社会规范理性化;性别观念开放化等;负面影响:子女生活技能单一,不能熟练掌握基本的生存技能;过早接触电子产品并产生情感依赖;社会交往功能弱化等。最后根据“80后”家庭子女社会化反映出来的问题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比如增进“80后”家庭子女与同龄群体的沟通和交流,为“80后”父母开设子女教育学习班,学习科学的教育子女方法等等。“80后”家庭子女的社会化与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进步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我们应当把重视“80后”父母对子女的社会化的影响提上日程,充分发挥“80后”年轻父母在子女教育社会化中的正功能,做好孩子人生中的第一位老师,为孩子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家庭氛围。
社会学 郑州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城中村改造作为城市化建设的重要途径,对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使城区和郊区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促进城市的全面和谐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郑州市经过长达十几年的城中村改造,如今步入尾声,城中村将成为历史,一方面意味着郑州市的发展将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另一方面城中村改造的完成对生活在其中的高校毕业生来说,将面临一个何去何从的痛苦抉择。在城市生活成本与租房成本的不断上涨的压力下,居于其中的高校毕业生由于自身资本与资源的匮乏极易陷入生存困境。城中村改造在我国已经进行了很多年,很多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是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居于其中的高校毕业生这个群体的利益。高校毕业生为城市的建设与发展做出的贡献是母庸置疑的,我们有必要对这个群体的切身生存问题予以重视和关注。
  本文在郑州市城中村改造即将彻底完成的背景下,通过深入城中村对高校毕业生进行问卷调查与访谈获取相关基础资料,以结构制约与理性选择这一对社会学理论为框架,试图探讨城中村改造对居于其中的高校毕业生的影响,他们在这个过程中遇到的困境有哪些,以及高校毕业生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做出生存意愿抉择的,结构制约下产生的困境又如何反作用于他们的行为抉择,最后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提出一些合理的应对策略,在为城市留住高素质人才,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的同时,解决这一群体的生存困境。
社会学 郑州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消费是社会协调运行和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在人类生产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随着物质财富日益充裕、消费品市场蓬勃发展,“消费”被赋予满足生活需要以外的社会内涵和文化内涵,人们从事消费活动,不仅仅为了维持生存与发展,而是将消费作为展现自身品味、兴趣、个性、社会阶级及身份的手段,是对商品所蕴含的符号象征意义的消费。大学生处于消费品市场纷繁多样、消费文化广泛传播的消费社会中,消费观念与消费方式逐渐发生着改变。本研究基于郑州市大学生的实证调查,总结大学生符号消费行为的现状,分析符号消费行为的产生原因,并对提出对策建议。
  本研究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对本文的研究背景进行分析,对大学生符号消费行为的产生背景有基本的了解,并从中总结出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收集并整理国内外关于消费、符号消费、大学生符号消费行为研究的文献,提炼出支撑本研究的理论基础。第二部分通过问卷调查与个案访谈的方式对大学生符号消费行为现状进行调查,统计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从消费水平、消费来源、消费结构等方面了解大学生基本消费习惯与消费方式,并对其符号消费行为认知情况进行调查,探究大学生符号消费心理,为大学生符号消费行为的原因分析提供现实依据;以大众传媒、参照群体、大学生自身经济实力等因素为出发点,探讨影响大学生符号消费行为的因素。第三部分从内因与外因两方面入手,分析大学生符号消费行为的产生根源。从外因来看,消费作为区分社会阶级标准的确立与消费的社会的兴起为大学生符号消费行为的产生提供了土壤,而大众传媒的宣传与参照群体的示范则加强了大学生的符号消费行为;从内因来看,符号消费是大学生表达自我认同与寻求群体认同的需要。第四部分对引导大学生远离不合理消费行为的对策进行了探讨,提出大学生形成科学合理消费习惯的建议。认为纠正大学生的符号消费行为不是一蹴而就的,这一过程离不开学校的教育、大众传媒的宣传、家庭亲友的配合以及大学生的严格自律。第五部分对本研究进行总结。
社会学 郑州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家庭是满足两性生理、物质和精神多元需求的场所,择偶历来不是一个轻松的、纯属个人的自由选择,因为它既关系到当事人的事业前程和家庭的声誉,又关系到家庭的美满幸福及社会的和谐安定。农村籍大学毕业生作为婚姻市场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在择偶过程中有着不同于其他群体的择偶实践。本文通过对农村籍大学毕业生的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试图分析农村籍大学毕业生择偶的整个过程,并希望对这一过程寻求社会学的解释。本文首先回顾了中西方有关择偶问题的研宄成果,并提出了本文所希冀选取的理论视角:婚姻市场理论。接下来对农村籍大学毕业生的择偶标准、择偶方式、择偶过程中婚姻资源的匹配和交换以及农村籍大学毕业生在婚姻市场中地位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本研究主要内容包括:⑴在择偶标准上农村籍大学毕业生受农村社区传统文化、高等教育经历及短暂城市生活的影响,他们一方面遵循着传统的“男大女小”“男高女低”的择偶标准,另一方面又期望配偶能够在婚姻资源上予以“互补”,利用婚姻来打破阶层固化,实现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对于择偶具有较高的期待和要求。⑵在择偶方式上农村籍大学毕业生受男女比例失衡的社会背景及自身低社会资本的影响,择偶范围比较有限;有限的择偶范围使得他们更多的从较为熟识的“同学圈子”里选择自己的配偶。⑶在婚姻资源匹配和交换上,农村籍大学毕业生并没有获得理想中的“互补”性婚姻资源,更多的是“门当户对”式的同类婚姻匹配。高等教育所带来的高文化资本在一定的范围内换取了农村籍大学毕业生理想中的婚姻资源,在两性比较中,男性的高学历在婚姻市场中受到的认可度高于女性。⑷在婚姻市场中地位的影响因素上,同时受性别比例失调的社会背景、农村籍所代表的低经济和社会资本及农村传统婚嫁文化的影响,限制了农村籍大学毕业生的择偶市场范围,降低了其在婚姻市场中的地位,受到了婚姻市场的挤压,使其在择偶过程中不得不降低择偶标准,最终在男女双方婚姻资源平衡的基础上缔结婚姻。
社会学 郑州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手机在人们生活中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手机具有的交流便捷性、互动及时性、获取信息快速性以及信息庞大性的特点使得手机逐步受到人们的青睐,逐步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大学生作为当今社会中相对具有高知识层面、高素质的年轻群体,更加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对于新技术的接纳较为快速,而手机所具有的强大功能使得它逐步深入到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中去并且进一步成为大学生生活的必备品,手机虽然给我们的工作、学习及生活带来了较大便利,但是手机的频繁使用也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诸如:手机依赖、手机成瘾、驾驶安全甚至产生心理问题等。本文通过对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参与式观察和无结构访谈的研究方法试图分析大学生手机依赖现象,以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为研究基础,结合大学生日常使用手机的时间、场合以及心理等实际情况,分析大学生手机依赖的现状、原因以及手机依赖给大学生带来的影响。
  本研究主要内容包括:⑴大学生总体上都有手机依赖现象。大学生不分年级、性别、学院等条件的差异,均有一定程度上的手机依赖现象;大学生手机依赖现象随着年级的不同成“倒V”字分布:大一学生对手机的依赖程度较低,大二学生的手机依赖程度最严重,大三、大四及以上学生手机依赖程度相对较低;场合和时间影响了大学生的手机依赖情况:闲暇时间手机依赖情况较严重。⑵大学生手机依赖现象的产生多是因为个人需求的驱使。手机上的各类软件满足了大学生生理、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求,是大学生手机依赖现象产生的重要因素,其中,社交需求是大学生手机依赖的最重要的原因。⑶大学生在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中的表现差距较大。虚拟世界的隐蔽性和自由性与现实世界的公开性和约束性形成对比,大学生在虚拟世界中较自由,在现实世界中较拘束,大学生在二者之间的表现差异较大。⑷手机依赖本身是不合理的,但不能忽略手机带来的好处。手机依赖这种现象本身是不合理的,但是我们不能忽略手机给大学生带来的好处:它使得移动生活、移动学习成为了可能;成为大学生从学校向社会转变的重要工具,更是大学生全面展示自我的载体。
社会学 华中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对“资本下乡”背景下企业精英与乡土社会发展进行了探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国家鼓励和引导工商业资本向农业经济领域投放,资本与土地结合的农业企业带动了乡土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资本下乡”过程中,农业企业在乡土社会的迅速发展带来新型农村精英—企业精英的快速崛起。作为企业经营者,企业精英通过农业企业的良好运作对乡土社会产生重要影响。资本内生的“促进性”和“掠夺性”使企业精英对乡土社会产生着积极和消极的作用。资本的逐利性和土地及劳动力资源依赖性使政府和农户成为企业发展的两大重要利益性相关者。如何有效的引导资本发挥“促进性”,抑制“掠夺性”,充分发挥企业精英的积极促进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和政府形成什么样的关系?企业怎样处理和农户之间的关系,政府在两者之间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三者之间有效关系的建立对企业精英发挥乡土促进作用具有重要意义。企业的逐利性要求企业在国家制度架构之中通过一种积极姿态与政府合作,两者在信任基础上建立互惠互利合作关系。政府基于“自己人”乡土行为逻辑和企业展现的外在资本优势与企业建立信任关系,行使“选择性支配权”,给予企业发展各项支持。为了获取政府的资源倾斜和政策扶持,企业通过向政府展现一个有能力、有潜力、有实力的、有责任的企业形象维持信任合作关系。在此过程中,政府拥有的资源优势和政策引导着企业“促进性”作用的发挥。土地和劳动力资源依赖性要求企业与农户在乡土社会建立良性互动关系。乡土社会的农户基于“差序格局”下的情感信任和交往过程中的认知信任与企业进行合作。企业与农户的合作为企业争取一个良好的利益空间。企业农业产业化经营过程是农户企业利益一体化过程。在该过程中,农户和企业通过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利益共同体。乡土社会的发展逻辑也引导着企业“促进性”作用的发挥。作为“资本下乡”过程中乡土社会发展的重要新型乡村精英,从本质上来说,企业精英是政府为了实现对“下乡”资本的有效管理,乡土社会为了借助外部力量实现社会发展的积极产物。企业精英乡土促进作用的发挥也是新型政企农关系建构过程,对促进乡土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积极意义。
社会学 华中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当今世界,科技日新月异,互联网已经成为信息时代的重要标志。通信技术的发展使手机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互联网和手机的结合使得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互联互通更加便捷。但群体间的数字鸿沟依然存在。在农村社会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镇、乡村“空心化”趋势加剧的社会背景下,关注农村老人使用手机媒介情况以及研究手机对农村老人的功能对积极老龄化有一定的意义。
  本研究结合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采用问卷调查、参与式观察和无结构访谈法收集资料。通过深入农村老人生活,梳理农村老人如何使用手机,使用手机的哪些功能以及使用手机的时间,进而了解农村老人手机使用基本情况,在此基础上作迸一步分析。基于默顿对“正功能”、“负功能”、“显功能”、“潜功能”的划分,在农村老人使用手机基本情况的基础上,本文分析了使用手机的这些功能后对老人生活产生的正功能和负功能,显功能和潜功能。通过分析,发现手机一面满足了个体的精神需求,一面使个体在依赖中迷失;一面体现代际间文化反哺的意义,一面凸显代沟的存在;一面促进个体社会融入,一面又带来老年群体话语的丧失。由于负功能的存在,本研究对构建手机与农村老人健康关系提出了一些思路。
社会学 郑州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婚礼消费,属于典型的符号消费。其消费内容无一不具有浓厚的符号意味。鲍德里亚认为,现代社会的早已不再是使用价值得到满足。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对消费中符号价值内涵的追求普遍起来。当代城市青年处于特殊的历史时期,他们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大发展,人们生活富裕起来的直接受益人,也是独生子女政策承前启后的一代。处于这样特殊位置的一代人已经进入结婚年龄,而对于这一群体的婚礼消费内容、消费心理和消费观念的研究目前刚刚起步。众所周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均收入不断提高,物质生活空前丰富,而婚礼消费也水涨船高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但是是否凭借单纯的婚礼消费数额的升高就能断定当代城市青年婚礼符号消费走向炫耀性、攀比性的异端呢?而会否是社会物价上升带来的正常消费升高呢?
  本文从符号消费角度,以郑州市为例,综合运用文献法、问卷调查法、深度访谈等方法,对当代郑州城市青年的婚礼符号消费内容、消费心理和消费观念进行深入研究,并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发现其转变,从而探究其深层次影响因素,继而发现当代城市青年在婚礼符号消费中存在的问题,并试图提出合理的对策建议。虽然婚礼消费在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生活水平获得极大提升的阶段呈现出炫耀性和攀比性的一些特征。但本次研究发现,这种阶段已经过去,当代城市青年对婚礼符号消费呈现出更多的是理性的回归,是对个性和文化等意义的理性追求。以往我们看到的为了结婚倾全家之能、极端奢靡的婚礼已消失不见,更多的当代城市青年在婚礼符号消费中能做到量力而为,消费心理趋于成熟,消费观念中立。
社会学 郑州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零散劳工”,是我国农民工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一直以来受到社会的忽视与否认,处于社会边缘地位。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入与城市社会的进步,该群体的生活、就业情况以及其生存模式越来越值得学界进行深入研究。
  本研究以差序格局,社会关系网络以及理性选择为主要研究工具,从劳工的日常生活、社会交往、与就业为着手点进行研究,来描述该群体的生活现状。通过研究,笔者发现,“零散劳工”群体中存在着一种“群而不党”的半组织化的生存模式。该模式实质上是“零散劳工”群体与城市社会妥协的产物,使得他们处于一种正式组织化与无组织之间的状态,一方面使得该群体能够加强在城市社会中的生存能力,规避一定的社会风险,扩展该群体向上流动的空间,在另一方面也使得该群体容易陷入利益诉求受阻,容易引发社会冲突的负面困局。研究认为,零散劳工的半组织化生存现状,作为群体与城市社会博弈的结果,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而对于政府与公共管理部门也有对“零散劳工”群体加强管理,改善群体福祉的必要。
社会学 郑州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我国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我国网民人数的日益增多,互联网对于我们公民的影响日益加深。李克强总理将“互联网+”纳入政府工作报告,互联网对于我国各行各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改变,可以说,目前我国处于一个“互联网+”的时代。同时随着女性收入的提高和受教育程度的加深,社会地位的提高,女性对于社会休闲方式有了更高层次的需求,旅游行为逐渐成为女性生活休闲的重要部分,女性成为“大众旅游”时代的重要力量。目前我国对于旅游行业的研究较多从传统的经济学的角度进行研究,从社会学的研究多是将旅游视作社会现象、社会文化,很少从特定人群的角度出发去研究旅游行为。本研究则是以“互联网+”时代为特定的背景,将河南省青年女性作为特定的研究对象,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互联网对青年女性旅游行为的影响。
  本研究主要以描述性研究为主要目的,侧重于应用性研究,采用调查研究的方式,收集一手资料,利用spss17.0进行统计分析的实证研究。本研究的研究假设主要有:互联网对被调查者旅游行为在性别因素上存在显著相关性;互联网对河南省青年女性旅游行为存在显著影响。统计分析的过程主要有:首先,对被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进行频数统计分析;其次,利用卡方检验和交叉表进行相关性分析,研究互联网对被调查者在性别因素上的不同影响,得出两者之间存在部分显著相关性;再次,利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研究互联网对青年女性旅游行为的影响,得出两者存在部分显著影响;最后,利用回归分析,研究影响青年女性在互联网旅游行为的因素,发现受教育程度和网络旅游信息查询成线性关系,受教育水平、互联网使用程度与互联网旅游产品的认可程度成线性相关。通过定量分析,本研究总结出互联网对青年女性旅游行为的影响,其正面影响包括:获得方式方便快捷,为构建理性旅游行为提供可能;信息选择多样化,提供构建理性旅游行为的路径;拓展交际群体,促进个体社会化发展;多层面技术支持,增强旅游社会功能的实现。负面影响包括:互联网对青年女性旅游所带来的安全隐患;互联网对青年女性旅游所引起的信任危机。同时研究提出了增强互联网对青年女性旅游行为正面影响的对策建议,在微观层面上:提高女性综合素质,增强女性安全意识;规范个体行为,树立健康网络社会环境;在中观层面上:搭建互联网平台,完善信息监管工作;加强景区系统治理,提高旅游场域环境;在宏观层面上:营造健康合理环境,保障国民休闲旅游权利;加大社会媒体的监督作用,塑造良好的网络社会环境。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河南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似,总和生育率都处在较高的水平。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我国总和生育率出现下降的趋势,直至21世纪,我国总和生育率已经降到1.9的水平。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对于这种大幅度下降的过程和速度极为关注,相关的学术研究和讨论也随即相继展开。相关研究表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对我国总和生育率下降过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经过30多年的施行,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得到不断的调整和完善。计划生育政策的演变和完善不仅仅对中国社会人口数量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我国的社会人口结构也发生了改变,人口类型从高生育率转变为超低生育率。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带来了许多积极作用的同时,超低的生育率引起了社会人口结构的变动,直接或间接的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和问题,如社会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重,新生儿童性别比的失调和城乡人口素质的逆淘汰等等。为了缓解我国社会人口相关的问题,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定了实施“单独二孩”生育政策。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作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的重大决定。在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之际,生与不生二孩的话题在社会中广泛争议起来。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会引发大面积的生育热潮,还是会和单独二孩政策类似出现“遇冷”现象,这个问题影响到未来社会公共决策的制定,亟待解决。
  目的:了解和掌握我国居民的生育意愿,探索发现二孩政策前后人们生育意愿的变化,找出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行为之间存在差异的原因,分析和预测未来生育水平的趋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对独生子女企业职工生育意愿的研究与统计,结合调查结果和讨论,探索独生子女企业职工生育意愿的具体表现和特征,了解和掌握独生子女企业职工未来生育水平的大致趋势,为计划生育相关工作提出具有针对性和可行性的建议。
  方法:采用问卷调查与结构式访谈相结合的调查方法对地独生子女企业职工的生育意愿进行了调查研究与统计。利用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和维普数据库等中国期刊网络数据库,检索相关的文献资料,阅读人口学、生育观、生育政策研究等方面的著作,依据收集的文献和著作进行归纳,分析我国生育意愿研究的进展。本次调查共发问卷510份,收回有效问卷共497,回收率为97.4%。同时,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独生子女企业职工共15人,完成了结构式访谈。
  结果:⑴生育数量:独生子女企业职工的理想生育意愿高于实际生育二孩的意愿,其中理想的生育数量意愿的平均值为1.53,近52.1%的独生子女企业职工期望生育两个孩子。实际愿意生育二孩仅为27.4%。农业户口生育二孩意愿为34.5%,高于非农业户口的26.5%。已育第一孩子为女孩的独生子女企业职工愿意生育二孩的比例为62.8%,远高于第一孩为男孩的生育二孩意愿比例37.2%。已婚者愿意生育二孩的比例最低,而未婚未恋爱者更愿意生育二孩,比例分别为24.1%和36.5%。⑵生育性别:58.1%的调查对象无所谓性别,其次为希望一男一女的比例为20.3%。调查结果显示独生子女企业职工没有明显的性别偏好。21.2%的独生子女企业职工父母对男孩有一定的偏好。⑶生育目的:37.3%的调查对象认为生育孩子可以巩固夫妻的感情,增加家庭的乐趣。29.3%的调查对象认为孩子可以使自己的人生完整。以传宗接代为目的的仅为10.7%。生育目的以相对积极主动的生育观念为主。
  结论:独生子女企业职工群体实际生育二孩的意愿并不高。不同类型特征独生子女企业职工的生育意愿存在一定的差异,经济因素在现阶段对独生子女企业职工的生育意愿影响较大。针对研究问题和得出的结论,计生工作的进行不能“一刀切”,加强社会公共设施和教育卫生资源迎接二孩时代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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