绑定机构
扫描成功 请在APP上操作
打开万方数据APP,点击右上角"扫一扫",扫描二维码即可将您登录的个人账号与机构账号绑定,绑定后您可在APP上享有机构权限,如需更换机构账号,可到个人中心解绑。
欢迎的朋友
导航
万方知识发现服务平台
排序:
范围:
思想政治教育 中北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我国自古以来都是非常注重诚信的国家,诚信也是古代商人们进行商业活动中非常注重的品德。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以及社会进步。然而在我的经济体制逐渐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进程中,我国存在明显的社会信用度较低的不和谐因素。当前社会信用的匮乏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在我国不讲信用的行为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采取各种方式为了自己的私利损害消费者的利益,比如:垄断行业依靠其垄断权力设定一些不合理要求以获取垄断利润的行为侵害了消费者的权益;借款人主观上不归还欠款;一些个体经营对象之间恶意拖延合同欠款,生产和销售假货,恶意修改财务数据,用不存在实际交易行为的发票抵扣税费,造假以获取出口退税。在人性和人格方面受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一些人一下子失去了方向,绞尽脑汁变造假学历、虚假文书、假公章、假的学术著作、假的学位以获取非法利益。不可否认,中国当前盛行的违背信用风气已经影响到我国百姓的生命以及国家的经济稳定发展,并且逐渐蚕食我们社会特色经济的根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我国的经济发展正面临着全球化的竞争压力,因此可以说诚信水平不但与我们的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正常发挥有关,而且还影响到我国的全球化战略目标的实现。因此,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社会诚信的维护,完善信用体系建设、提高社会信用水平,以保障我国经济的稳固前进。因此,本文从以下几个部分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
  第一部分,提出问题。在文章的绪论章节中说明了本课题的研究背景和意义,总结了有关诚信缺乏的的矛盾,整理了国内外学者针对社会发展中信用缺失这一矛盾的探究现状。指出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和基本思路。
  第二部分,对社会信任的相关内涵和本质进行界定,以证明当代中国社会确实存在信任危机,这是本选题展开的理论铺垫。
  第三部分,现象、原因分析部分。本章分析了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信任缺失的存在方式、不利影响和信任缺失的发生缘由。表明信任的缺失会给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协同发展以及社会的整体进步带来极大的危害。
  第四部分,提出解决方案。该部分结合我国在发展经济过程中面临的信任缺失的缘由,针对性的提出了改善社会信用状况的一些措施和指导意见。即:借鉴信用体系构建的国际经验,规范市场经济运行,建设信任型政府,提升社会信任价值观。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四川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近年来,网络人际交往问题已经引起了广大学者的积极关注。网络人际交往是指通过网络的中介形成的人际交往能力。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化的社会,生活也越来越离不开网络,很多人在生活中的交往能力可以迁移到这个虚拟的世界中。个体在网络人际交往中压力情景的处理能力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生活中的人际交往能力的影响。已有研究均表明,社会支持是影响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而大学生是否把这种人际交往能力运用到网络人际交往中是本次研究的内容。本次研究主要采用量化研究的方法,以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研究中采用大学生网络交往问卷、社会支持量表和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对四川省部分高校的大学生进行施测。研究结果表明:
  (1)性别、文化程度、学校性质等在大学生社会支持、网络人际交往、心理韧性这几个变量上有一定的影响作用。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在社会支持、网络人际交往和心理韧性上的差异显著(p<0.01);大一、大二、大三以及大四学生在社会支持、网络人际交往和心理韧性的差异显著(p<0.01);文史类和理工类的学校也存在显著差异。
  (2)社会支持与网络人际交往正相关。大学生社会支持得分越高,网络人际交往能力越强;大学生在生活中获得的来自家人朋友以及对这些支持的利用情况越多,网络交往能力越强。
  (3)心理韧性与网络人际交往呈现正相关。大学生心理韧性越强,越能抵抗外界的压力,网络人际交往能力越强。
  (4)心理韧性在社会支持对网络人际交往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社会支持可以直接影响网络人际交往,也可以通过心理韧性对网络人际交往产生影响。
  探究大学生网络人际交往的影响因素,对提高大学生网络人际交往能力提供文献支持,也为以后相关的研究提供思路。从大学生心理健康的角度来看,有助于为提高大学生的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水平找到可行的办法。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四川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在一个资源有限的社会环境中,两个群体为了自身的生存、发展会展开竞争,当一个群体严重阻碍到另一群体达成自我目标时,群际威胁感就产生了。群际威胁被认为是导致群际威胁和阻碍和平的一个主要原因。当内群体成员感受到群际威胁时会产生一系列消极的情绪、认知和行为反应,从而加剧群际冲突。张嫡等人在整合现有的群际威胁理论后将其划分为三类:现实威胁、文化威胁、认同威胁。
  如何减少群际威胁带来的负面影响一直是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关注的问题。在众多改善群际关系的策略里面,群际接触一直是十分有效的方法,想象群际接触作为最新的群际接触理论为高度隔绝社会环境下的群际接触提供了新思路。现有研究表明想象接触能够显著减少以优势群体为内群体的群际偏见、改善群际态度、增加群际接触意愿和减少群际威胁感。但是想象接触对减少以弱势群体为内群体的三类群际威胁感是否仍有效?自我表露在其中起到什么作用呢?本实验将设置三个实验进行探讨。
  实验一主要探讨想象接触能否显著减少现实威胁感。本实验采用单因素被试间设计,自变量分为想象接触和一般想象两个水平,将四川师范大学应届毕业生设置为内群体,其他高校来成都就业学生为外群体,测量被试的现实威胁感水平和自我表露程度。实验结果发现:想象接触对减少现实威胁感有显著效果;自我表露在想象接触显著减少文化威胁感之中起到中介作用。
  实验二探讨想象接触能否显著减少文化威胁感。本实验采用单因素被试间设计,自变量分为想象接触和一般想象两个水平,以持传统婚恋的50岁以上人群为内群体,以持开放婚恋观的20岁以上适婚青年人群为外群体,测量被试的文化威胁感和自我表露度。实验结果发现:积极想象接触能够显著减少文化威胁感;自我表露在想象接触显著减少文化威胁感之中起到中介作用。
  实验三主要探讨想象接触能否显著减少认同威胁感。本实验采用单因素被试间设计,自变量分为想象接触和一般想象两个水平,以对寻求心理咨询有被污名化担忧的大学生为内群体,普通人群为目标外群体,测量被试的认同威胁感和自我表露度。实验结果发现:想象接触能够显著减少认同威胁感;自我表露在想象接触和认同威胁感之间起中介作用。
汉语国际教育 四川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在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下,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有效交际的前提是,不仅要学会外语,还要理解对方的文化,体验文化差异,并且具备一定语言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会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所以在交往之间难免会遇到矛盾和冲突。为了避免矛盾和冲突,必须先研究不同的文化及其内涵,从而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由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在其他国家更多的商业机会和利润等着被开发。这不只意味着国际商务活动会越来越多,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的经济合作越来越频繁,而且也会有更多来自其他国家的竞争对手参与商务竞争。因此,对文化差异的熟悉了解和高度接受能帮你在商务合作中更占优势,也有助于高效地交流和更多的成功。国际谈判的另一个成功途径,面对跨文化交际中的新环境和挑战时,每国际公司都应该考虑到礼仪因素。
  商务礼仪是人们在商务交往中应该遵循的、表达对对方的尊重的行为准则。在跨文化交往之中,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会遵循不同的商务礼仪。这些差异有时会产生问题,甚至产生误解和冲突。为了进行有效的交际,有必要理解和克服商务礼仪中存在的差异。
  本文从跨文化视角,以对比分析的方法,指出了中泰商务礼仪的相同和不同之处,并通过中泰商务礼仪差异指出所导致的问题。然后从跨文化交际中找出影响中泰商务礼仪的因素。在国际商务中,一个国家的商务礼仪有时会变成另一个国家的不当行为。因为商务礼仪差异导致的问题,作者最后指出了如何避免商务来往中的误解。
社会学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当前城市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的发展面临着诸多困境,其中,制度环境对于城市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的影响尤为显著。然而,当前学术界从制度层面对于城市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展开的研究并不多,因此,开展城市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活力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研究综合运用嵌入理论和志愿失灵理论等中层理论视角,采用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制度环境与城市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的相互关系、影响因素和政策建议等方面展开实证研究。将城市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活力分别操作化为城市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的社会认同度、资源获取能力和服务积极性三个方面,并以此作为本项研究的因变量,而将宏观制度环境、微观制度环境和制度执行环境作为外部自变量。与此同时,本文还将组织资产规模、组织收支状况和组织员工数量作为控制变量,通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分析因变量、自变量和中间变量之间的关系。
  研究发现,制度环境与城市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社会认同度、服务积极性以及资源获取能力皆呈正相关关系,即当我国的制度环境越好,城市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则越具活力。其中,宏观制度环境中的法律制度,微观制度环境中的人才制度以及制度执行环境中层级治理环境三个部分对于城市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的影响最为显著。
  基于以上调查数据并结合城市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发展现状,本研究认为要激发城市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活力,就必须切实保障城市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的合法地位;着力加强城市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的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注重优化城市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的层级治理环境。
社会学 华中农业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农民参与乡村治理行为积极性的弱化是当前农村诸多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如何推动农民有序、积极地参与乡村治理一直是政学两界关注的重要议题。从纵向来看,农民参与乡村治理行为的特征经历了从“被动型参与”到“动员型参与”,再到“主动型参与”的历程。尤其是实施村民自治以来,学界从微观、中观和宏观多个层面对农民参与乡村治理行为的影响因素展开了研究,而从村民自治的特定社会基础所展开的相关研究是其中独具特色而又极具学术生长力的研究领域之一。作为社会基础重要表征的村庄社会关联,是分析农民参与乡村治理行为差异的重要研究视角之一。但既有研究往往将焦点放置到了农民政治参与层面,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农民其它层面的参与,而这与“治理”所牵涉的领域,即公共事务所具有的丰富内涵是有所背离的;而且既有以村庄为视角的研究,要么单就村庄的经济状况、文化状况或组织状况中的某一方面进行深入研究而缺少综合性的研究,要么多用定性研究方法基于村庄个案展开,少有将个体嵌入村庄中进行定量分析。鉴于此,本文在对农民参与乡村治理行为概念外延进行扩展的基础上,基于2015年山东、湖北两省的调研数据,分析了当前农民参与乡村治理行为的现状以及村庄社会关联对农民参与乡村治理行动的影响。
  研究发现:第一,农民参与乡村治理行为的四个层面,在参与程度上具有梯度差异:农民公共设施参与程度最低,农民社会参与程度最高,而农民的政治参与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农民的公共经济参与略高于农民的政治参与。第二,不同村庄社会关联下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行为存在差异。以村庄人均集体收入为表征的村庄纵向经济关联达到一定程度后才对农民参与行动产生影响;作为村庄文化关联集中体现的村规民约,其约束力越强,农民参与乡村治理行为的程度越高;村庄正式组织关联越强,农民参与乡村治理行为的程度越高。第三,村庄文化关联、经济关联和组织关联,三者对农民参与乡村治理行为的影响存在非均衡性。文化关联相比经济关联或组织关联对农民参与乡村治理产生更强的影响力,经济关联居中,组织关联最弱。第四,组织关联内生于村庄内部强有力的文化关联和经济关联。因此,重视和加强村庄文化建设,特别是村规民约的建设,是提升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程度的重要路径之一。同时,村庄集体经济发展不仅对乡村治理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而且在乡村治理资源匮乏的背景下,作为重要的治理资源而且具有重要的政治意涵,村庄集体经济的发展也是促进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有效路径之一,但需要遵循适度原则。
公共管理 大连海事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土地流转问题一直是我国政府及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近两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多次发布关于土地流转政策的相关文件,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2015年11月份发布的《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该方案强调了集体所有权落实、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等内容。在2016年11月,党中央国务院又发布的《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明确规定了土地确权办法。由此可见,政府在农村土地流转上的政治职能已发挥的越来越完善。然而,随着农村向工业化、城镇化的深入发展,大量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以往小农经营模式下的耕地得不到有效的利用而使得土地和人口矛盾进一步激化。作为土地资源的直接管理者,基层政府如何整合资源、合理利用土地,怎样进行土地改革、更好的实现农村土地流转已逐渐被各地政府提为重要日程。
  本文对我国基层政府在农村土地流转中的职能履行进行了研究,结合2017年最新土地确权政策和全国两会中提及的土地流转相关内容,阐述基层政府参与土地流转的原因、现状、偏差及之后的主要职能履行。因为我国正处在土地改革的过渡性阶段,所以基层政府在农村土地流转中的职能也需要随着土地确权等政策进一步优化。目前政府职能偏差主要体现在对土地流转市场的监督和管理上,包含基层政府强行推动土地流转、土地流转监督法律不健全和政府内部官员的监管不当等问题。综合之前相关学者的研究和我国农村实际土地流转的相关数据,认为应更加注重基层政府监督、管理、引导和服务这四项职能的综合性发挥。只有充分执行基层政府的协助管理职能,完善土地流转的价值评估和监督机制,建立更加全面的土地流转工作程序和相关制度执行模式,才能切实保障农民的个人利益,促进农业经济水平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四川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社会治理与以往的社会管理在概念涵义和价值诉求上有着很大区别,最明显的区别是体现在治理的主体上。社会治理强调参与主体的多元性,政府不再作为绝对的治理主体,还包括公民和社会组织。在经济社会转型和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利益和矛盾多元化、复杂化,需求多样化、个性化。政府的社会职能不可能延伸至每个角落,满足所有诉求,第三种调节力量,即社会力量的出现则可有效地缓解这种局面,同时这也了体现向“社会本位”的回归。政府、市场和社会,这三种调节力量可以构成社会稳定的“铁三角”,社会组织作为社会力量的代表,正在快速发展起来,在社会治理领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我国社会治理的确立经过了几个主要时期,对社会组织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社会组织在其发展历程中,依次经历了停滞、兴起和新发展三个阶段。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推进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是提供社会服务的重要力量,是降低社会风险的重要保证,是倡导公共政策的重要推手。但它在参与社会治理中还存在着一系列问题,表现在自治性不够、内部治理能力有限、专业化职业化水平参差不齐、公信力缺乏等几个方面。究其原因,主要包括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完全到位、社会组织基础薄弱、法律政策不完善和社会监督渠道不畅。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的重要地位突出,但鉴于其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两者之间的矛盾显示出了推动其更好参与社会治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具体的对策上来说,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首先,更新社会观念,加强宣传与舆论引导;其次,加强其自身能力建设;再次,完善其参与社会治理的法律体系和制度保障;最后,加强社会治理的合作参与。
公共管理 西南交通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政治信任是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政治信任分为三种层次,一是民众对政治体系的态度、二是民众对政治体系的评价,三是民众对政治体系所持有的信念。目前中国的政治信任呈现出层级差异的结构,民众对高层政府的信任相对于地方政府的信任较高,随着网络的安家入户,民众接触政治方面信息的渠道也在不断地的扩展,不仅仅局限于以前的传统媒体报纸和广播,还发展到现代新兴的传播媒体,例如电脑、手机和互联网等,也开始通过各种社交软件来接触政治信任。那么,中国民众的政治信任呈现什么样的信任水平和发展趋势,以及影响政治信任的因素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是本文所要研究的。本文将利用中国城乡治理社会调查2008年、2011年和2015年的数据对公民的政治信任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的变迁进行分析,并重点考察人口学变量、政治信任与媒体接触以及政治信任和政府治理绩效的关系,并分析这些影响因素的作用大小和作用方向。
  研究发现,中国民众的政治信任差序格局依然存在。人口学变量不是影响政治的根本因素。2008年,2011年和2015年这三波数据显示,中国民众的政治信任总体水平较高,但是呈现下降的趋势,2015年开始,现在的新兴媒体对政治信任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政府的治理绩效和政治信任呈现正向相关性。政府治理绩效越好,则政治信任水平越高。
公共管理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2016年9月12日,习近平在第39届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大会开幕式的贺信中指出:“标准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标准化在便利经贸往来、支撑产业发展、促进科技进步、规范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并成为世界通用语言”。作为最基层的组织,社区是社会公共服务的提供主体之一,所提供公共服务的质量,很大程度上直接决定了群众对政府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如何为广大居民群众提供标准化的公共服务项目,切实保障社区居民公共服务需求,这既是社区发展的内在本质,也是全面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更是时代变迁的现实需要。我国目前还缺乏一个统一的关于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评定标准,但经过多年准备,社区公共服务标准化体系建设工作已经具备了充足的理论指导、物质基础和组织保障。长沙市雨花区侯家塘街道不仅在全国首次统一了社区公共服务标准化体系,创建了全国首批标准化社区,而且能够在探索与实践中不断创新和完善,进一步提高了标准化体系的系统性、科学性,为规范开展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提供了标准和依据。
  本文在对比中外典型案例的同时,分析和研究了街道层级社区公共服务标准化体系建设的概念、范畴、标准、实践探索等,在总结发展成就的同时,重点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试图提出推动社区公共服务标准化体系建设的合理化建议和发展方向,以期为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创新注入标准化内涵,构建适应国情、政情、民情、民意的服务型政府机构。
科学技术哲学 江西财经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在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赫拉克利特。我们能在他的学说中看到理性思想的原初形态,并且他认为人的认识取决于逻各斯,这也是认识论的原初形态。自他开始,就如同康德批判理性从而建立理性王国一样,赫拉克利特通过批判博识从而澄清了认识的真正原则。
  本文的研究主题与范围是围绕赫拉克利特的认识论思想展开的。相较于同时代的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认识论思想是最接近于现代认识论的。其认识论思想已经出现了现代认识论的一些要素和特征,如自我意识、对象意识、认识成立的条件等。
  赫拉克利特的认识论思想与同时期的自然哲学和宇宙论思想是密不可分的,甚至我们关于他的认识论思想的谈论也应当发在这一框架内来讨论。
  赫拉克利特把灵魂当作人的认识主体,并且因为灵魂和被当做本原的火都拥有同样的质料的性质,人的认识也会根据质料的性质变化而发生变化。虽然要受这个质料性质的制约,但是灵魂拥有可以自我提高的逻各斯,这保证了人的认识能力提升的可能性。
  虽然人在世俗生活进行实践,但是作为人我们依然会追问一个如何“认识你自己”的问题。赫拉克利特也关注到了这一点。在谈及“认识”本身这件事情上他主张我们应当认识自我从而发掘出我们自身认识的能力,所以只有深刻的考察了自我才能认识到“认识”本身这一认识活动的先决性条件。赫拉克利特旨在厘清认识发生机制中的认识与自我的关系。要想达到认识,首先必须有自我意识和对象意识,有对象意识的前提是人必须对自我产生意识。赫拉克利特籍此将自我意识中的认识推及到对象意识中,进而建立了他的整个认识论。
  此外,赫拉克利特的认识论思想中对于“一”和“多”也有着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人的认识是“一”而不是“多”,而把“一”和“多”作为一个认识论的专门课题进行讨论这一点上来看,他无疑是认识论思想的一个先驱者。
  最后,赫拉克利特认识论思想独特性无疑是在对同时代希腊哲学家的认识论思想的超越中体现的。在神性的笼罩中理性的出现并不能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赫拉克利特正是看到前人并不理解智慧为何物从而开始他的批判,进而把人的认识从不可知论和经验主义之路引导到了可知论与理性主义之路。
社会学 江西财经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拆迁,一个暴力和暴富的代名词,也是国家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的社会活动。在土地供需矛盾日趋加大的城镇化进程中,拆迁成为冲突纠纷的集中地,以暴抗拆、以命抗拆的头条新闻让人揪心,阳光拆迁能否实现?
  本文以JS老街的拆迁博弈作为个案研究,考察了在基层拆迁中国家与社会的较量,以基层拆迁宣讲员权力策略的视角来看待基层治理万象。通过对个案的过程描述和分析,发现在基层拆迁中,基层拆迁宣讲员巧妙运用非正式的权力运作来完成行政指标,以人情、面子和生活常理与拆迁户进行商谈,通过利益和情感的连带、协商民主和体制外动员等权力策略来避免暴力的冲突。探讨其原因,本文认为在压力型体制的政治背景和基层社会土壤的复杂性的条件下,正式权力的柔性运作是基层人员为完成治理目标而进行的行为选择。基层拆迁宣讲员不仅要权衡各利害方的利益,还需面对来自上级领导、拆迁户和社会舆论等多方面的压力,选择非正式的权力策略也属无奈之举。
  尽管在基层拆迁实践中,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是常态化的治理态势,但当其失效的时候,各方会选择在法律的框架下解决冲突问题。同时为保证基层拆迁秩序的良性运作,需要综合性的政策、制度和机制,本文在最后也对其进行了探讨,认为防范与化解拆迁冲突需要利益平衡机制和程序性机制,变“事后群众找上门”为“事先政府主动上门”。本文认为,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拆迁治理样式,正式权力非正式运作的基层治理实践具有暂时性、常态化的特征,在国家治理转型期具有过渡性的实践意义。
公共管理 江西财经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农村社会治理就是各相关体系为满足农村基层不同群体的需要,采取有效措施维护农村各项社会秩序,促进农村社会和谐和稳定,对农村社会发展进行系统协调、组织、控制、监督,以及对农村社会的综合管理服务。
  随着新的形势的发展,农村经济发生新的转型,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推动下,农村社区通过改造或重建予以转型。农村和社区不但是政府管理基层社会的基础单位,而且是统筹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基础平台,还是农民生活生产的崭新载体。农村社会治理在实质上是政府和社会管理的基层连接点,离不开政府和社会的共同管理,从而实现农村基层和谐稳定发展的目标。当前LH县农村社会治理实践处于探索阶段,存在较多不完善的地方,需要科学的社会治理模式予以指导。
  从传统社会到当今社会,如同西方民主与法治理论,LH县农村社会治理模式都面临不同程度的挑战。改革开放后,LH县农村社会治理“乡政村治”模式探索取得一定成效,但仍然面临着挑战,如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阻碍、农村社会治理主体职能定位不清、农村集体经济薄弱、农村社区文化建设滞后、农村社会组织活力不足、村民自治民主程度较低等。LH县农村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不能闭门自造,需要走出县门,在坚持以人为本、平等、法治原则的基础上,汲取选定先进国家和国内先行点的丰富实践经验。
  近年来,先进国家以及我国部分市县对农村治理大都采取适应当地实际和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趋势的治理方式,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治理模式。韩国模式是政府推动与村民参与相结合模式,发挥基层政府作用,鼓励村民共同参与。美国模式是自治型治理模式,美国社区内实行高度自治管理,由居民民主选举的社区自治组织团体实施对社区的管理职能。德国实行的是“可持续发展战略”,注重规划,政府资助,村民参与。四川省大英县,推行“六联机制”民治模式。成都市温江区,实行“网格化”服务管理。广东省清远市阳山县设立社会综合服务中心,推行社会综合治理。这些成功的农村社会治理的模式,能够为LH县探索创新农村社会治理机制提供有益的经验。
  LH县农村社会治理模式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不少障碍,制约了农村社会治理的发展。因此,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来实现农村社会治理的创新。第一,农村社会治理模式和治理方式创新,坚持法治原则,构建农村社区治理单元;第二,完善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模式,创新农村股份合作制组织机构,变革集体经济产权制度;第三,完善农村社区居民参与和表达机制;第四,加强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积极发展农村文化事业,普及农村义务教育,提高农民文化素质,疏通和拓宽城市与农村文化交流的渠道;第五,激发农村社会组织的活力,全面看待农村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作用;第六,推进基层民主自治建设,发挥基层党组织对农村治理的促进作用,注重民主意识的培养,完善村民委员会民主选举,健全农村治理的民主监督机制。
公共管理 广西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借助微博传播势头,微公益事业在我国取得了如火如荼的发展势头,与此同时,公益网络平台发展渐渐浮出水面。社会组织在中国的萌芽与发展归根结底是与社会公共利益紧密联系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公益网络平台是将优质公益产品与社会需求进行有效对接,通过整合社会资源,加速公益项目产品化和公益产品规模化,精准高效地解决社会问题。相比微博微公益,公益网络平台项目规模更大,链接的资源更丰富,涉及的公益领域更多,公益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提升。目前国内发展较好的公益网络平台有腾讯公益、新浪公益、轻松筹等平台,本文研究的“微益中国”是由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湖南省希望工程办公室)联合全国青基会系统,依托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打造的,专注解决乡村学校学生学习和生活实物需求的微公益众筹网站。“微益中国”其建设发展如何、传播效果以及筹募能力如何,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的怎样的作用,还有哪些方面需要改进,都是值得认真思考研究的问题。
  本研究采用文本分析法和对比分析法,对这个平台的建设发展进行探析。第一部分绪论,主要介绍研究背景、意义、研究方法以及国内外文献综述;第二部分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并选择理论基础;第三部分介绍“微益中国”取得的建设成效,存在的问题以及问题背后的原因;第四部分介绍国内著名公益网络平台建设发展经验,分析其平台建设和项目传播优势,为“微益中国”提供可循借鉴的思路;第五部分提出解决湖南省邵阳市“微益中国”发展的对策,从加强政府管理、完善平台建设、提高传播效果三个层面提出解决对策。最后对全文进行总结回顾和展望。政府作为社会治理的主体,在激发社会组织建设发展过程中,政府的如何介入其中发挥作用,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社会组织的健康持续发展。“微益中国”聚焦贫困地区教育事业,从点滴做起改善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政府职能缺位的问题,而同时,如果政府能够加强对“微益中国”的正面宣传和引导,提高“微益中国”公信力,塑造品牌效应,将进一步提高“微益中国”平台传播效果和筹募能力,从而推动贫困地区教育公益事业的发展。政府有效引导“微益中国”日益发展壮大,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必将产生双赢的结果,政府引领“微益中国”提高品牌影响力,“微益中国”弥补政府职能缺位,促进政府健全行政管理职能,从而为贫困地区教育事业谋取更多的福利。
行政管理 广西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气候变暖、能源危机以及环境污染,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之一。大力推进节能减排、发展以低能耗和低排放为标志的“低碳经济”,将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共同选择。城市公共交通系统有利于减少机动车的使用,以缓解城市交通压力、节省能源、降低污染物排放、减轻对环境的污染。公共自行车交通的发展,不仅可以节约城市能源与七地资源,提升城市环境质量,还可以缓解城市交通拥堵,提高市民身体健康水平。晋城市作为国家低碳试点城市,2013年开始探索以公共自行车交通系统作为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的辅助设施治理中心城区交通拥堵、减少城市环境污染等问题。
  本文以此为背景,将公共自行车视为一种准公共物品,首先介绍了公共自行车的发展历程、概念与特点、地位与作用,指出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政府或非营利组织提供的,可供全体市民使用的,以免费或较低价格租赁、以短距离通勤为目的公共自行车服务。同时以公共物品理论、多中心治理理论为理论支撑,采用实地调研、比较分析等方法剖析晋城市推行公共自行车服务中取得的成效,并从政府、企业、公众三个维度来剖析晋城市推行公共自行车服务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发现晋城市在推行公共自行车服务中由于政府前瞻观念滞后,对公民参与推行公共自行车服务的认识不足而导致政府在推行公共自行车服务中主导作用发挥不足;企业受“经济人理性”的驱使以及政府对运营企业监管乏力等原因而造成的企业提供公共自行车服务的水平不高;同时公众受传统观念影响以及政府的宣传推广力度不足等原因而使得公众绿色出行的意识较为欠缺。因此在借鉴国内外典型城市推行公共自行车服务经验的基础之上,提出完善晋城市公共自行车服务发展的建议:第一,政府带头整合资源,加大支持力度;第二,企业提高运营能力,提升服务质量;第三,公民文明使用公共自行车,选择绿色出行方式。以期为晋城市公共自行车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改进思路。
社会学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宗教作为当今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独特的方式影响着信仰者的人生观、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并且表现在信仰者的人际交往中。本研究认为,在不同宗教体系的影响下,信仰者的人际关系会有截然不同的表现。以往有关于宗教信仰与人际关系的研究中,大多聚焦于二者之间的联系或者宗教信仰对人际关系如何产生影响。无论具体视角与观点如何,其核心内容都鲜有涉及到他们的具体差异性。如韦伯、孔德、迪尔凯姆等人,他们对宗教信仰与人际关系的论述仅仅是点到为止、未及深入。本文的主要任务便是在梳理与反思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将人际关系操作化为不同的维度,即人际认知、人际距离、人际情感和人际行为这四个维度。然后,在人际关系四维度理论框架下,本研究采用定性的实地研究和定量的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对泉州地区佛教、基督教、民间信仰等不同群体的调查与分析。最后,本研究表明不同宗教信仰者在人际关系的四个维度上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差异。具体来说,基督教群体的人际表现最佳,民间信仰群体的表现次之,而佛教信仰群体的表现则不尽如人意。对本文探究问题的分析与解答,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宗教、理解宗教、与宗教信仰者更好地相处。同时,本研究对于政府在宗教事务的处理也将会有诸多启示。
伦理学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人的平均化问题是一个伦理问题,因此对它的研究可以从伦理学角度展开。“人的平均化”概念由西方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首先提出,但克尔凯郭尔、尼采、海德格尔等西方哲学家的哲学著作中对这一概念都作出了某种意义上的探究。
  国内外学术界没有哲学家对这一问题从伦理学角度展开过全面、系统、综合的研究。本论文对人的平均化问题展开的研究从雅斯贝尔斯的“人的平均化”概念入手,结合当今社会现状进行概念界定;以分析西方哲学家对该问题的相关研究作为素材;进一步分析全球化时代人的平均化成因与人平均化的伦理特征。“人的平均化”是指全球化信息时代背景下,现代人在现代社会越来越趋于齐一化的势态,受到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秩序等外部因素及人本身主观因素的变化的负面影响,人的个性差异越来越弱化,人与人之间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模式等方面逐渐趋同。现代人缺乏稳定价值观念引导的个性化之路也逐渐走向了单向度化的发展方向,人的平均化趋势的加剧使现代社会“平均化的人”不断增加,人平均化的伦理特征主要表现在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信念、道德行为等方面。可以看到,人的平均化问题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是现代西方技术社会存在的尖锐问题,当今中国同样存在这一问题并且呈越来越严重的趋势。只有优化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创建良好的社会伦理秩序,从家庭、学校、社会等方面加强道德教育,重视道德建设,提升个体道德修养,塑造主体道德人格,促进社会主体意识的觉醒,才能更好化解当今中国人的平均化问题,促进个体道德人格的完善和发展。因此,研究人的平均化问题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社会学 华中农业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已有关于农民抗争的研究,往往都将农民抗争问题置于“农民——国家”的关系视角中加以考察和分析,以此来探讨其中所具有的政治层面的意义。而这些研究之所以有意或无意地用到“农民——国家”的关系视角,与其所观察到的农民抗争现象所发生的情境有直接关联。这些研究所考察的农民抗争往往发生在涉及税收或土地问题的国家政策以及政府行为,所触及到农民利益而由此引发的农民反抗现象。在这样的抗争中,农民显然是作为一个公民的身份,为维护或争取某种公民权利,而对现有的利益格局或政治秩序表现出不满。然而农民对村干部侵占集体资产的抗争,却是作为一个委托人身份的抗争。这类抗争往往主要发生在村民与村干部之间,国家、政府则很少作为主角参与其中,因此更应该探讨其社会和经济层面的意义。
  本文通过对四川某一城郊农村进行实地调研,运用参与式观察与无结构访谈法来收集与研究主题相关的质性资料。在对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析的基础上,借用委托代理理论视角,来进一步探讨研究农民对村干部侵占集体资产行为所作出的行动选择问题。文章将农村集体产权视作村民与村干部之间建立在一定社会期待基础上的社会性合约,村民与村干部之间由此形成了一定的委托代理关系。村民集体作为集体资产所有者,并享有资产收益权和监督权,因而是一种委托人的角色;村干部代表村民对集体资产进行管理,代为行使一定的决策权,因而实际是一种代理人的角色。由于目标函数不一致、信息不对称和合约的不完全性,使得委托人面临着一定的代理风险,村干部(本文主要指村干部)对集体资产的侵占便是一种严重代理风险。经笔者调查了解到,在该村多年的实践中,村干部侵占集体资产的问题时有发生,其往往会根据集体资产的类型来选择不同的侵占方式,而这些方式手段的合法性程度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面对村干部侵占集体资产的代理风险,作为委托人的村民其行动选择表现出一定的复杂性:在村级集体资产中几乎总是选择“不争”,而在小组集体资产中却会有选择性的加以阻止抗争。通过分析后发现,委托人村民对代理人村干部侵占行为的差异性抗争,实际是受到行动成本和收益的关系约束后产生的结果:当抗争成本高于收益时,村民则倾向于选择妥协让步;而当抗争成本低于收益时,则倾向于选择阻止抗争。而委托人群体(村民)间的分化程度和代理人侵占的资产量两个因素构成了抗争行动的基础成本和基础收益。在村级集体资产与小组集体资产中,两个要素有着不同组合形态,意味着委托人(村民)阻止抗争行动的基础成本和基础收益关系也存在差异,由此导致差异性的行动选择。除此之外,村级集体资产和小组集体资产中实际有着两种不同的代理结构,在小组集体资产中存在着“中间代理人”机制,而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委托人(村民)抗争行动成本的增减机制。这个机制往往会在委托人(村民)原有的抗争成本和收益的关系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或降低委托人的行动成本,使得原有的抗争成本和收益关系发生变化,从而使得委托人对代理人侵占行为的行动选择更加复杂化。
传播学 华中农业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近年来,乡村老人普遍陷入沉默的困境,个别不善言辞的老人还上演了自杀的悲剧。沉默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也是当代社会转型所面临的迫切问题。深入剖析老人的沉默现象,对于认识乡村老人的生存境遇和理解当代社会的变迁,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文在系统回顾国内外沉默现象研究的基础上,以社会交换理论作为研究的理论支撑,以确定研究方向和思路。本文选择老人沉默现象较为普遍的雁塘村作为调查地点,通过文献法、观察法和访谈法等方式,先对雁塘村老人沉默的现状进行全面呈现,再以雁塘村为代表案例分析乡村老人沉默的原因,最后深入解读老人的沉默与乡村现代化之间的关系。
  通过调查与研究发现,乡村老人不仅在家庭事务中陷入沉默,而且在自身相关事项上也保持沉默。当老人意识到自身在各类事项上都无法发声或表达不畅的时候,他们逐渐会放弃表态,减少与家庭成员们的沟通,变得整日沉默不语,最终彻底丧失话语权。
  虽然从表面上看,老人丧失家庭管理权、话语表达权以及社会救济权是他们陷入沉默的原因,但从深层分析可以发现,老人的沉默在本质上反映出老人在家庭权力竞争中力不从心的现实,而资本的匮乏才是导致老人丧失权力、陷入沉默的根源。本文认为,老人资本的变化与现代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老人的沉默是现代化进程中无可避免的现象,也是当代社会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行政管理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从我国的实际国情出发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性目标,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上升至五位一体总布局的战略高度,要求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以“两型”理念为核心的生态文明建设再次成为亮点。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我国“两型社会”建设的重要阵地,益阳市作为长株潭“3+5”城市群的重要城市之一,成为未来承接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人口转移以及实现中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目标阵地。近年来,益阳市强化“两型”目标指引,突出务实推进,注重基层渗透,大力推进“两型社会”建设,实现了经济的平稳发展和社会大局的和谐稳定。
  本文以促进益阳市“两型社会”发展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作为研究主题。首先简要分析了本文的研究目的,对国内外“两型社会”发展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归纳和总结。本文阐释了“两型社会”的内涵以及发展“两型社会”的必要性,并对“两型社会”相关理论进行了详细的介绍。随后,本文从经济社会、资源节约、生态环保三个领域详细描述了益阳市“两型社会”发展的现状,并在此基础上深刻剖析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接着,本文介绍了国内外典型地区在发展“两型社会”方面的经验和做法,并从他们的经验和做法中,提出对益阳市的主要启示。最后,本文立足于益阳市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从经济政策、产业结构调整、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和政府引导五个层面提出促进益阳市“两型社会”发展的对策与建议,为实现益阳市经济和社会更好更快发展提供参考与思路。
公   告

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在天猫、京东开具唯一官方授权的直营店铺:

1、天猫--万方数据教育专营店

2、京东--万方数据官方旗舰店

敬请广大用户关注、支持!查看详情

手机版

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 扫码关注微信公众号

学术圈
实名学术社交
订阅
收藏
快速查看收藏过的文献
客服
服务
回到
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