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当代中国，随着老龄化程度日趋加深，对于养老模式的探讨也成为社会保障和福利服务研究的重点议题。学者们针对家庭养老、居家养老、机构养老等各种传统的养老方式进行了各种研究，而在这些研究中许多讨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他们都把老年人单纯的看作是需要被供养的和被照顾的对象。但事实上，许多老年事有能力照顾自己和他人的生活。特别是对于刚退休的低龄老人来说，他们有着比年轻人更宽裕的时间和精力。如何调动起这部分老年人进行互助养老的积极性，缓解社会在养老问题上所面临的压力，是一个亟待进行社会创新的议题领域。以往关于互助养老的研究也有从社会工作实务的角度展开讨论的，但这些讨论常常缺乏理论深度，本研究将对于互助养老的方式、特点、文化背景和社会网络的支持展开探讨。
　　本文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为个案来研究维汉老年人的社会资本、社会支持及其对互助养老的影响。乌鲁木齐市作为新疆的首府，它不仅汇聚着在新疆世居的各个少数民族，也聚集了当地最好的经济、社会和医疗条件，这是本研究良好的调查基础。但是，不同民族的老年人的文化背景和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也不同，在这样社会环境中，不同民族老年人参与互助养老的动机和行为也势必会不同。本文从研究维吾尔族和汉族老年人的社会资本分析出发，挖掘维汉老年人对于互助养老的看法和行为，从不同的文化背景解释互助养老产生的原因以及维吾尔族老人和汉族老人对于互助养老的看法，并根据新疆当地的社会和文化情况对互助养老的现象进行分析，以期互助养老能够在新疆一直发展下去，在缓解当地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问题的同时，也能对当地一些特色的社会现象给予回应。
　　本文以定性研究方法为主，采用文献分析法、焦点小组、深度访谈等方法具体展开讨论，以社会资本理论为主，运用社会网络理论，社会支持理论等为依托分析互助养老行为产生的心理和行为动机和因素，并以多元文化背景为基础，分析不同文化是如何影响维汉老年人对于互助及互助养老行为的选择，并根据维汉老年人在互助过程中的正式支持和非正式支持的社会支持体系资源提出以促进互助养老的发展的政策建议。本研究主要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不同的社会支持体系和文化背景对人们参与互助的理念和行为有着不同的影响。具体体现在维汉老年人的社会网络特点不同、与自己子女距离的远近不同，以及互助活动时的偏好不同等。诚然，大多数的文化都是教人行善友爱、互助团结的，从这一方面来说，虽然文化背景不同，但它所倡导的主流价值观应该是相似的。但是，在不同文化形成的漫长时间里，由于地域、宗教、传统、社会经济等发展的不同，各种文化的差异也越来越大，甚至同一种文化对于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来说其影响也是不同的。就本文所研究的互助养老来说，不同文化背景对于人们参与互助行为的驱动力有所不同，这种不同既体现在对互助养老的思维看法上，也体现在参与互助的程度上。
　　其次，非正式社会支持的社会网络对于老年人来说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对于参与互助养老的老年人。其中，维吾尔族老年人是以地缘为特点发展自己的社会支持网络，而汉族老年人则遵循差序格局的原则以亲缘和血缘关系为基础展开自己的社会关系。本研究涉及到的是生活在城市社区的老年人，虽然这些老人几乎都有固定退休工资，而退休工资也作为一种很重要的正式支持对他们提供基础性保障，但是，经济保障作为老年人生活的保障之一，它所起的作用并不能覆盖老年人需要的各个层面，这时面对老年人的精神及其他方面的需要则需要依靠非正式的社会支持网络。目前，参与互助养老的老年人大多都是独居和空巢老年人，在保障基本生活之余，他们有着较为强烈的精神需求，抱团养老作为一种非正式支持能够帮助他们排解孤独寂寞。
　　第三，扩展老年人的社会网络体系，运用老年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丰富老年人非正式支持系统，协助他们链接社会资源，从而帮助参与互助养老的老年人。虽然目前其覆盖范围与服务内容都还有限，但是，由于人们对于社会支持体系建设并不够完善，因此，发展社区福利体系是缓解老龄化问题时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在老龄化日益严峻的形势下，大力发展以社区为主要依托，利用社会信任的理念整合邻里互助的行为，再配合现有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社会工作者，以及社区内其他可以调动的资源所形成的老年社区支持网，能够为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这也符合老年友好型社会的内涵定义。
　　第四，发展互助养老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民族团结。根据乌鲁木齐市现阶段的发展特点，维稳工作几乎覆盖了社会发展和民生的所有领域。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从历经漫长岁月积累的社会资本来说，还是从所涉及的社会网络来说，老年人都有着丰富的资源。现阶段政府的维稳工作虽然多渠道铺开，但涉及老年人群体的工作微乎其微。因此，我们应该意识到老年人背后丰富的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在发展互助养老、解决养老问题的同时，促进民族团结和发展。
　　总之，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发展互助养老，是一项可以实现多方共赢发展的事业。本研究通过对于维汉老年人的互助养老方式的比较，说明了在维吾尔族传统文化影响下的以地缘为特征的互助，以及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以差序格局为基础的互助在组织互助养老中的不同，以及它们对社会支持的影响。特别是在为互助养老事业的发展提供完善的正式支持的前提下，鼓励非正式支持融入互助养老的过程中，大力发展社区福利体系，倡导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让老年人充分发挥自身的社会资本和能动性，既可以缓解养老压力，又可以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摘要：本研究引入价值观这一特质，从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因素层面入手，探讨金钱启动和价值观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希望能进一步了解金钱启动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并丰富亲社会行为的研究。
　　招募130名18-27周岁的大学生参与实验，使用黄希庭改编的罗克奇价值观量表其中的工具性价值观部分，筛选出分别具有道德性价值观和竞争性价值观两种特征的被试各40名参与了两个2×2被试间设计的实验。实验一探讨了金钱图片启动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选取不同的启动条件以及不同价值观类型作为自变量，因变量是被试在捐赠任务中的行为选择，将选择愿意捐赠的行为作为亲社会行为的测量指标;实验二探讨了金钱代币启动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以不同的启动条件及不同价值观类型作为自变量，因变量是被试在代币分配任务中分给自己的代币数量，并将其作为亲社会行为的反向测量指标。
　　结果表明:(1)在捐赠任务中，金钱启动和价值观对其影响的主效应均显著，金钱图片启动能减少被试的捐赠意愿，不同价值观类型对其影响有显著差异;启动条件和价值观类型对其影响的交互作用不显著。(2)金钱图片启动下，被试在词汇联想任务上的表现与其在捐赠任务上的选择相关性不显著。(3)在代币分配任务中，金钱启动和价值观对其影响的主效应均显著，触摸金钱代币的被试会分给自己更多的代币，不同价值观类型对其影响有显著差异;金钱启动和价值观对其影响的交互作用显著。
　　通过研究结果可以发现:
　　(1)金钱启动能够激发个体有关获得更多报酬的想法，产生利己动机。因而，金钱启动可以增强个体的积极态度，也可以减少个体的亲社会行为。
　　(2)不同的价值观类型会影响个体的亲社会行为。具有道德性价值观的个体更愿意做出亲社会行为，而具有竞争性价值观的个体更多的做出利己行为。
　　(3)个体的亲社会行为受到金钱启动条件和价值观的共同影响。

摘要：国家建立“单位”制度的初衷在于完成对中国社会的整合。通过单位制度，国家完成了早期的工业积累，实现了大规模的社会动员，因此“单位”是观察中国“社会”的透镜。早期的单位研究着重于分析单位体制对中国社会的形塑，看到的是一个整体性的“单位社会”。通过对“新传统主义”的反思，发现这一概念的真正含义在于:中国“社会”在被单位制度形塑的同时也将自身原有的一些特征融入到单位中，“社会”被“单位化”，“单位”亦被“社会化”。单位生产与生活合一的特点与中国传统的“家族”文化相契合，单位人通过自己的社会行动将传统“乡土”的纽带关系移植到现代的单位制度中，建构了自己在单位中的“家”——单位“社会”，形成了单位意识。这种意识一旦形成，就会不断地制约着单位制度的变革，尤其对于那些“单位”氛围深厚的国有企业而言，单位制度的变革必然伴随着单位“社会”的重构。
　　本文以某大型煤炭企业LA为例，重点分析了单位“社会”的重组过程。国企改革的重点是从制度上改变企业办社会局面，这从根本上触动了早期单位“社会”形成的前提。在研究中发现，即使企业而今从制度上实现了生产与生活的分离，但是单位人原有的“关系”仍旧在企业的日常运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生产中，关系维持着单位体制的动员;在行政中，关系保证了单位人行事的“便利”;在生活中，关系维护了单位人的社会交往，克服了生活中的孤立。
　　与过往相比，“关系”向“制度”渗透的方式由普遍性的“结构”转为了更为私密的“行动”，从频繁的日常交往变为了私人化的“来往”，与此对应的是对交往中“人情”原则的强调。这种“人情”的源头是早期单位人因频繁交往而形成的“自己人”的“情感”，但是当“人情”原则成为交往的规范之时，这种“人情”便与“情感”彻底分离。LA的发展过程代表着单位人与单位“社会”关系的重构——单位“社会”的个体化。这一过程的实质是个体丧失了对整体单位的归属，但保留共同的单位“身份”，同时也继承了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在单位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单位人之间的“关系”始终在不断调适着个体与国家、市场的关系。
　　单位从出现到膨胀，再到转型式微的过程反映了不同时期国家与社会的利益诉求。单位，作为新中国历史的一个缩影，其本身就是一部国家史、一部社会史。只是在其历史中，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并没有出现西方意义的对抗博弈，而是采取了互相融合的方式。LA个案揭示了中国传统“社会”对现代化的制度始终保持着一种包容性。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并没有伴随着传统“血缘”纽带的式微，恰恰相反，早期的单位体制正是得益于此才能够完成对城市社会的整合、控制与动员。如何在单位制度变迁的今天保持并发挥传统“社会”的包容性，将是单位“社会”重组中的难点所在。单位社会的终结并不必然意味着单位人的“原子化”，但是如何将“个体化”的关系网络整合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和深化，社区治理的主体由单一主体朝着多元主体的方向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系之后，在民政部的推动下，全国开展“三社联动”实践探索。现阶段，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随着养老需求的持续增加，养老供需矛盾凸显，传统的家庭养老、机构养老已经不再满足城市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因此，社区服务养老进入人们的视线。“三社联动”因其独特的优势能够更好发展社会力量，为老年人提供高质量的养老服务，从而加快社区养老服务建设。
　　本文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对Q社区的个案分析，审视目前“三社联动”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思考下一步发展策略，并为其他社区的发展提供参考样本。本文采用文献研究和个案分析法，运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对“三社联动”的运行情况进行了分析。首先寻求了“三社联动”的理论支撑。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复归社会思想、重视社会团体作用的思想、“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以及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思想等为“三社联动”提供了理论指导。另外，“善治”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也为“三社联动”提供了理论借鉴。其次结合了Q社区的实际情况，分析了“三社”之间的“联”和“动”。再次，对Q社区养老服务中“三社联动”运行现状进行了探究。“三社联动”在社区养老服务中，提高了社区养老服务水平，促进了社区和谐发展，培养了一定的社会组织以及提升了社会工作者的能力。同时也发现了“三社联动”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接着从老年人自身、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以及监督评估五个方面分析“三社联动”运行中存在问题的原因。最后，针对原因提出对策，主要是激发老年人参与意识，提升老年人参与能力;明确社区职能，增加社区自治性;加强社会组织孵化管理，发展多元化的社会组织;培养社会工作人才，提升社会工作的专业化水平以及加大监督力度，完善第三方评估体系。

摘要：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是社会组织中民办非企业单位的重要种类，是专业社会工作服务的主要供给主体。实践中，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自觉运用社会工作专业的理论和方法为社会公众提供社会服务。随着政府职能转移、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改革的深入，社会组织尤其是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积极承接政府购买社会服务项目，他们运用专业的社会工作理论和方法，对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和谐作出了重要贡献，专业社会工作因此连续四年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社会组织已经成为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主体，也成为发展中国社会工作事业的重要渠道。
　　我国的社会组织成立登记管理制度经历了从特许制到双重管理，从双重管理到双重管理与直接登记双轨并行的改革阶段。双重管理体制下，一方面登记门槛过高，另一方面由于业务主管单位缺乏公开、透明的行政许可法制，业务主管单位的行政许可具有不确定性，大量有益于社会发展的社会组织或因登记门槛过高，或因无法取得业务主管单位的前置行政许可，无法在民政部门进行登记注册。双重管理固然有其历史合理性，但在社会服务需求日益凸显的具体国情下，在各业务主管部门缺乏公开透明行政许可法制的制度背景下，过高的登记门槛和双重管理正在丧失实效性。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四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改革，实行降低门槛，简化程序的直接登记与双重管理相结合的双轨登记管理体制。
　　域外社会组织成立登记管理制度有强制登记和自愿登记之分，日本和新加坡实行强制登记，美国和德国实行自愿登记，我国的强制登记管理制度吸收了域外经验。直接登记改革虽具有方便社会组织设立和培育发展社会组织的制度优势，但当下也存在概念不清、界限不明的缺陷，实务中也超越了登记管理机关的服务能力。目前的四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改革主要依靠民政部门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推动，但原先实行双重管理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并未修改，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法制仍是双重管理，直接登记并无法律法规规章支撑，有悖于全面依法治国。社会组织成立登记管理实践需要加快社会组织法制统一建设，稳妥推进登记管理体制改革，加强充实登记管理机关力量和业务管理工作法治建设，从而推动我国社会组织管理规范化和法治化，以促进我国包括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在内的社会组织整体健康、有序发展。

摘要：随着“零零后”开始进入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主要力量的序列之中，青少年领导力培养问题也日益突显。领导力作为青少年诸多能力的核心部分，对其它各方面能力或素质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青少年时期是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关键性阶段，也是其各方面素质和能力逐渐形成的重要时期。青少年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价值取向呈现出多元选择的困难，极易受到外部不良环境的影响，因此对该阶段领导力的培养显得尤为需要。
　　本文通过组建青少年领导力培养小组，有目的、有组织地设计特征鲜明的主题活动，让青少年在游戏或活动中获取各种领袖体验和感受，并在社会工作者的指引和帮助下提升其领导力。
　　本文以扬州市C中学为例，通过开展青少年领袖力先锋营活动，推进青少年领导力的培养。基于前期观察及需求分析，社工以提高组员领导力为切入点，运用小组工作方法，选取扬州市C中学18名初一学生，对其领导力培养现状进行分析，并针对其特点开展小组工作实务，总结和评估了相关的小组工作，探析小组工作介入青少年领导力培养工作的困境，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本文认为，小组工作介入青少年领导力培养总体上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也取得一些积极成效。由于客观条件和个人能力的制约，本文研究所选取的样本相对单一，希望在后续的研究中，能够进一步扩大样本的多样性和代表性，更加全面、深入地探究青少年领导力培养问题。

摘要：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的志愿服务也随之迅速发展壮大，志愿服务作为政府、市场以外的第三方力量，能够有效弥补政府和市场的不足，在合理配置资源、提供公共服务、维护社会稳定、提高公民素质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扬州志愿服务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十多年的实践与探索，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扬州市政府为促进志愿服务的发展作出了积极努力，在政策上给予了大力支持。相对完善的顶层制度设计为志愿服务健康发展创造了条件，多层次的平台载体推动了各类志愿服务组织的规范化，各类扶持政策的出台为志愿服务的管理、评价、激励等环节提供了配套制度，广泛普及的志愿服务理念为志愿服务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这些举措都为志愿服务创造了更加积极的发展环境，充分体现了政府扶持、引导、监督志愿服务组织发展的正确定位。然而也应该看到政府对志愿服务组织引导、支持不足，干预、限制过多，严重阻碍了志愿服务的发展。
　　对志愿服务发展中的政府支持问题进行研究，对于推动扬州市志愿服务健康快速发展，弥补政府服务和市场服务的空白有着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有助于政府准确定位，及时调整支持策略，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有利于“小政府、大社会”的理想格局的实现。
　　本文按照“理论基础——当前支持举措研究——问题与成因分析——对策建议”的研究思路，从以下五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国内外文献综述、研究思路方法等内容。第二部分为本研究涉及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第三部分分析现阶段扬州市志愿服务发展概况与政府的支持举措。第四部分对当前支持策略存在问题与成因进行分析。第五部分提出完善政府支持的对策建议。
　　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经过多年的加速发展，扬州志愿服务已经逐渐走向成熟。志愿服务的大发展离不开政府的积极支持和强力推动，然而扬州市志愿服务发展历史较短，政府的支持还处于探索阶段，还有许多阻碍志愿服务常态、长效发展的突出问题亟待解决，如资金支持力度不够、扶持制度亟待完善、宣传引导还需加力、监管机制严重缺乏等等。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政府自身角色定位模糊，对志愿服务缺乏科学、合理的发展规划，支持政策的可操作性不强。政府应当承担起引导者和支持者的责任，及时调整支持策略，合理规划扬州志愿服务发展，从资金扶持、制度政策、舆论导向、监督引导等方面给予支持，有效地推动扬州志愿服务紧扣时代需要和社会公众需求扎实健康发展。

摘要：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日益严重,尤其是空巢、"失独"老人以及失能半失能老人的逐步增多,使得老龄人口的健康、养老等问题越来越多的得到大众的关注.中国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把养老与医疗卫生问题割裂开来看待,不论是从管理部门,还是从服务主体、服务内容等方面,养老和医疗领域都是"各自为营".但是,养老问题始终与健康问题是分不开的,越是需要持续照料的老年人,看病就医的需求就越大,而一旦有了看病就医的需求,就更加需要长期的照护.因此,发展"医养结合"养老服务,对于解决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医养结合"养老服务并不是独立存在的一种养老服务模式,而是在多种养老服务模式的基础上,融入健康管理的内容.2016年,呼和浩特市被确定为中国第一批国家级医养结合试点单位,自此,呼和浩特市探索了多种有效途径,通过引进联合、协议合作、配套设置、独立配置等多种方式,推进"医养结合"养老服务.本文在对"医养结合"养老服务产生的背景、研究意义以及对国内外研究综述进行阐释的基础上,首先对"医养结合"养老服务及其相关概念进行了阐释和辨析,通过对当前呼和浩特市发展"医养结合"养老服务的政策环境,以及对服务主体、监管主体、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收费模式和各种服务实现方式等的全面分析,指出目前呼和浩特市在发展"医养结合"养老服务方面存在的问题,从法律政策保障体系、资金保障体系、人才培养选拔利用机制、监督管理体系和服务体系等方面深入分析问题原因,提出呼和浩特市发展"医养结合"养老服务的对策,探索"医养结合"养老服务的多种实现形式,为呼和浩特市发展以家庭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医养结合"养老服务体系提供借鉴.

摘要：社会组织是最具活力的创新领域，是社会治理的中坚力量。在转移政府职能和建立服务型政府的过程中，社会组织发挥着有力的作用。社会组织的蓬勃向前发展，依靠于经济社会新常态所带来的机遇，在迎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要求不断提高对社会组织的管理水平。为了加强和创新社会组织管理，包头市昆都仑区作出了一些创新举措，相继出台了三级联动分层培育机制、两级登记管理机制、三社联动机制、以党建促管理双孵化机制等管理机制，在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政府购买服务、培育公益类社会组织、购买专业社工服务、集聚领军人才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随着昆都仑区社会组织登记门槛的不断降低，一时间社会组织的数量不断加大。在社会组织管理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突出问题：如政策法规不完善、社会组织规模弱小且过度依赖政府、筹资渠道单一、公众认知度低以及监管缺失等。针对上述情形，本文通过将理论与实地调查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对昆都仑区现行社会组织管理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相关研究，把出现问题的主因剖析出来，为昆都仑区的社会组织管理创新提出针对性的建议，为解决问题开辟有效的路径。
　　本文由七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导论，主要讲述了相关的选题背景以及选择该题目的意义，并对国内外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第二部分是阐述社会组织管理的基础理论以及概念，对社会组织管理的主体以及新公共管理理论做了概述；第三部分是分析现行包头市昆都仑区的社会组织管理现状以及所获得的成就；第四是包头市昆都仑区社会组织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找出社会组织管理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分析造成问题的主要原因；第五部分是国内典型地区如何创新社会组织管理问题的经验借鉴，充分学习典型地区的先进经验，为解决昆都仑区面临的管理问题开创新思路。第六部分是包头市昆都仑区社会组织管理创新的对策与建议，从完善管理政策体系、优化管理制度环境、建立健全能力提升机制三个方面给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最后一部分是结束语。

摘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这为社会组织的改革明确了方向。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推动下，社会组织已成为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重要角色，对社会组织进行评价，能够更好地促进社会组织不断完善，为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文化保护提供最坚实的基础。构建社会组织评价指标体系、加强对社会组织进行评价，是明确社会组织的职责、加强社会组织自治、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的重要途径。
　　当前，内蒙古的社会组织在科学、教育、文化、医疗、环保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是在承接政府职能、推动社会治理方式创新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鉴于现有社会组织评价体系单一且未考虑内蒙古社会组织的地域、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已经无法满足对内蒙古社会组织发展的需求。因此，构建内蒙古社会组织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在应用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可以更好地激发内蒙古社会组织的活力，继续丰富内蒙古社会组织的多样性，在丰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丰富民族地区社会组织理论研究。

摘要：慈善组织作为非营利组织，在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除此之外它在社会救助、扶贫救弱、缓和矛盾方面作用突出。近年来，随着内蒙古地区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人口素质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投入到慈善中，政府也开始大力发展慈善事业，但慈善组织公信力不高严重影响了组织的发展。内蒙古的慈善组织公信力不足主要表现在资源不足、信息公开水平低、监督不到位、缺乏慈善意识,这些问题影响着慈善组织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就整个内蒙古地区来讲，慈善组织的发展还没有形成良好的群众基础和社会氛围。这些问题的存在是本文研究内蒙古慈善组织公信力建设的意义所在。
　　本文运用文献研究法、调查问卷法以及访谈法对内蒙古慈善组织的公信力的建设进行研究。全文共分为三个部分对内蒙古慈善组织公信力进行阐述：第一部分介绍了内蒙古慈善组织公信力的现状以及慈善组织公信力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慈善组织公信力问题主要表现在慈善资金和人才匮乏，社会成员参与度低，信息公开范围窄，第三方监督不到位。第二部分针对内蒙古慈善组织公信力存在的问题进行原因分析。主要包括慈善组织自身建设不足、慈善文化的基础薄弱、公众的慈善意识淡薄、慈善组织信息公开机制不完善、慈善组织的监督主体单一、慈善组织评估体系不完善。第三部分介绍了内蒙古提升慈善组织公信力的对策。主要包括加强慈善组织自身建设、培养慈善文化、完善评估机制、健全监督机制、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摘要：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资源推进社会的发展。但是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我国的经济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形势，未富先老、老年抚养比例的增大等问题，不仅不利于经济的发展，还可能使我国偏离这一快速轨道,甚至使我国陷入举步不前的困境。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对政府和社会各界团体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如果老人的养老问题得不到彻底的解决，会让政府财政承受越来越多的压力，甚至会影响到经济建设和社会的和谐构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人们对于传统养老方式的转变，社区居家养老逐步成为我国养老体系中的主流模式。随着城市现代化的高速发展，离退休后生活环境和社会交往以及家庭结构的变化，城市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受到很大冲击。
　　社区居家养老结合了居家养老、机构养老和社区服务的优势，让老人走进社区，选择住家的方式，享受社区养老服务。因此社区居家养老的服务质量与内容需随着老人生活质量与需求特点不断完善。由于我国社区养老模式起步较晚，在近些年才开始普及并慢慢被社会大众接受，目前我国社区养老服务在不断取得新进展的同时,在服务管理上仍十分狭窄,存在不足。论文以东胜区社区养老服务问题为研究方向，以东胜区典型社区为研究对象，选取中华情社区养老服务中心为例，在对样本进行分析的时候发现，目前在中华情社区养老中心的老人需求具有鲜明的特点，主要体现在空巢老人居多，但是这些老人具有一定的经济收入来源，并且对于精神上和娱乐生活上的需求比较多，同时他们对于自我价值追求的愿望要比提高经济收入的愿望更强烈。通过对中心老人服务需求的调查问卷归纳总结出目前服务中心存在养老服务项目单一机械化、缺少科学的就医流程和细则、娱乐项目单一、没有合理的精神慰藉项目、服务中心资金不足等问题，产生这些不足的原因是没有建立智能化的服务模式、医养结合有待完善、娱乐项目没有结合老人日常生活、缺乏专业性精神慰藉人才和活动、社会参与力量不足。借鉴国内已有的成功经验，提出实现智能一体化体系，完善医养结合系统、引入专业人才和鼓励社会参与等等具体措施来改善东胜区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的服务问题。希望能探索出具有东胜区本土特色的城市“社区养老服务”的路径，以进一步推进我国社区养老事业的发展。

摘要：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到2017年鄂尔多斯的城市化率达到73.5%，社区成为城市管理的重点和抓手，鄂尔多斯社区建设和社区工作水平较好，走在自治区前列，特别是开展社会工作、发挥社会组织作用方面，较早开始探索，做了不少尝试。全市226个社区几乎全部都有社区社会组织，特别是东胜区、伊金霍洛旗和康巴什区，取得了一些成效，但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中仍然存在不少的问题，本文主要是从培育发展的政策方面进行研究，分析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
　　第一部分主要是对研究思路、方法和核心概念进行了明确，对于目前国内外关于社区社会组织政策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分析。
　　第二部分说明了研究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说明了组织场域理论、治理理论、政策工具理论的相关内容及其在社区社会组织政策研究的借鉴意义。现实依据主要是从社区社会组织目前在社区建设中发挥的作用进行了论述。
　　第三部分分析鄂尔多斯社区社会组织的政策现状，政策环境是选取了中央、自治区、市级40项政策为对象，从历史维度、政策体系和内容维度、政策工具维度进行了梳理分析。另选取了鄂尔多斯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一个具体政策进行个案研究。
　　第四部分是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说明了鄂尔多斯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并分析了原因。
　　第五部分是本文的结论内容，提出了鄂尔多斯强化社区社会组织发展政策的建议。从思想认识、政策体系构建、优化方法、加强自身建设和外部监管及政策工具的运用五个方面给出建议。

摘要：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类社会逐步走向全球化与后工业化，这一历史性社会转型运动带来了诸多公共治理难题，社会治理面临着重大考验。20世纪90年代，作为治理理论的一个分支，合作治理成为了西方各国重塑政府权威、再造政府形象以及解决公共治理难题的重要方式。我国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制保障的社会管理新体系，客观上指明了走合作共治道路的必然性。这一理念的提出，意味着我国社会管理方式由“管理”向“治理”的转变，是符合现时代社会治理的必然选择，推动了合作治理的发展。
　　本选题以民族地区基层合作治理为研究对象，结合合作治理理论对合作治理的内涵、构成、多元主体的地位、特征、价值取向和推行困境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通过对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三社联动”资料的整理与调研，发现尽管鄂尔多斯市在基层合作治理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但同时存在着治理能力不足，信任度下降、有效合作空缺、基层社会组织发展水平较低以及公民参与积极性不强等限制因素。针对鄂尔多斯市基层合作治理过程中“三社联动”存在的制约因素，借鉴国内外基层合作治理的经验，本文提出通过提升基层政府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以共识为基础建立信任合作平台；追求真正的放权与合作；培育发展基层社会组织；加强基层合作治理中的实质性参与等措施完善基层合作治理的发展。本文针对民族地区基层合作治理的实际情况提出完善基层合作治理的路径选择，以期为我国其他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基层合作治理提供一些理论上的参考。

摘要：马克思曾指出：“男女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最自然的关系”，只有男人和女人处在一种自然、和谐、平等的关系中，才实现了所有人在地位上的完全平等。马克思把男女平等提升到全社会层面，反映出女性解放的重要地位。女性的异化与解放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核心思想。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站在属于女性独有的性别视角，通过追溯女性异化的根本渊源，试图找到女性解放的途径。她们对被异化的女性表示深切的同情和关怀，以实现女性解放为价值目标。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试图结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异化与女性解放的思想，立足于女性被压迫、被异化的现实，为女性的解放提供理论指导。
　　本文选取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核心思想进行研究，首先，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渊源进行梳理；其次，围绕女性的异化和解放这一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核心思想，分析阐释女性异化产生的原因和表现、女性异化和解放的关系以及女性解放的含义和途径；最后，从合理性和局限性两个方面对女性的异化与解放这一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核心思想进行评价，同时挖掘其当代意蕴。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认为，“两种生产”是女性异化产生的社会原因、“社会分工”是女性异化产生的必要条件、“两种压迫”是女性异化产生的直接动因。女性解放则需要通过推翻资本主义和父权制、女性家务劳动价值化、女性性观念自由化和女性意识合理化等途径实现。由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观点由于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和自身认识的局限，很难在当今社会得到具体实施，但其关于女性异化和女性解放的相关思想对女性问题仍具有启示意义。

摘要：“老有所养”即是个人与社会的愿望，也是责任。我国于1990年进入老龄化时代，老龄人口众多且分布不均，发达的大中城市老年人口远高于不发达的小城市。养老需求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向着多元化、个性化方面发展，同时家庭结构的变化、青年人生活成本增加、抚养老年人压力增加，这些变化呼吁着新的养老方式的出现，倒逼国家将社会力量不断地引入养老中来，承担部分养老压力，丰富现有的养老服务模式和养老服务体系。
　　笔者从社会嵌入理论的视角，结合北京市的人口老龄化基本情况和社区嵌入式养老的政策变化，对北京市S社区养老服务驿站进行实地访谈调研，了解驿站的嵌入过程、养老服务发展现状。研究发现，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在地缘、情感、资源整合、政策支持方面存在优势，能够有效满足老年人在家门口养老的愿望。与此同时，驿站在服务水平、人才队伍、内部管理、资源整合方面存在不足。最后，根据目前驿站养老服务存在的问题，针对性的提出完善的建议措施。通过对S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的研究，累积其发展经验，推动北京市依托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的社区嵌入式养老的发展和完善。在此基础上，丰富养老模式的研究内容，对构建养老服务体系、发展养老产业提供思路。

摘要：本研究对七位志愿者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访谈，以故事呈现的形式讲述了他们的志愿服务经历、感动和收获，以及来自他人的质疑。
　　通过对志愿故事的梳理，本研究发现每位志愿者的参与动机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初始参与动机和持续参与（或中途放弃）动机。其中社会对于志愿者的评价以及新闻媒体的影响，家人的支持或者反对，服务对象给予志愿者的回应，以及志愿者个人的心理调节能力都会志愿动机的变化产生重要影响。
　　志愿者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默默的为社会、为他人奉献自己的力量，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人力资源。他们需要社会各界、家人朋友以及服务对象的理解和支持，同时志愿者自身也要有较强的心理调节能力和适应能力。

摘要：社会工作是一种受职业伦理准则规范的职业活动，伦理困境的辨识与处置是社会工作职业伦理准则的重要内容。社会工作者通常被要求在服务案主的各个环节和其他职业活动中遵守、贯彻伦理守则。西方社会工作者就职业伦理准则已经达成了基本共识，有着清晰的文本总结。然而，即便在西方的情境下，文本与实务现实之间有着一定的“差异与距离”。回到中国当下的情境，西方文本与中国文化与制度现实有明显的差异，理论上可以假设东西方社工实务会存在某种“不同模式”。于是，对这些本土情境的“差异与距离”、“不同模式”进行辨识、描述、分析，就成为社会工作“本土化”研究的一项基本议题，其理论与现实意义毋庸讳言。本文是这个重要研究议题的一部分。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分析方法，资料收集方法运用访谈和参与观察法。文中的实地资料主要基于2017年暑期作者在广州市羊城青少年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北城社工站（化名）实习中的所见所闻以及实习期间对该机构的北城社工站的9名专职社工进行的访谈。
　　实务工作者处理伦理两难的“实际操作过程”，是本文的研究重心所在。本文将讨论工作者面对的人情两难、权力两难、利益两难三种情境。通过案例分析当下的实务情境中工作者的处理伦理问题的表现，探讨工作者伦理抉择过程中的认识、态度、判断、处理方式等，去验证本土实务操作模式与西式标准化的模式之间的不同。本研究还尝试将社工的实务经验总结提炼，试图以此总结出适用于当下的一套伦理抉择模式和指导原则，以此丰富中国的社会工作伦理研究视域，并且希望能为一线社工提供解决伦理问题的技术参考。在本文结尾，笔者整理了实务中工作者存在的共性问题，并给出相应地建议，希望促进中国社会工作者专业化和职业化水平。

摘要：自2000年中国步入老龄社会以来，为应对日益加剧的老龄化，政府和社会各界都积极采取了措施，推进了养老保障工作的发展，从而在我国各区域如火如荼的建立起了各种模式的养老机构，或对现有的养老机构进行了改革。但现阶段将老年人当作社会“负担”的思维方式严重影响着养老政策体系中的每个主体。养老机构作为承担着社会养老服务的主体，其建立及运行受国家政策和社会观念的影响，而且养老观念对其运行、发展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本研究以牧区“公办民营”养老机构“青乐养老园区”为研究对象，运用访谈法和参与式观察法收集资料，在分析“公办民营”养老机构运行机制中的主体——老年人、政府机构及营运企业三者的单向循环关系的基础上，梳理“青乐养老园区”发展过程中的政策影响，运营现状等，从而分析“公办民营”养老机构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挖掘我国养老政策中的“养”老思维，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为了“公办民营”模式的健康长远发展，需要来自各方面的共同努力，社会工作专业的指导也是必不可少。政府、营运企业和老年人并不是割裂的，而是作为一个整体，应该是保持良性联系，协同合作，共同促进养老事业的发展。

摘要：养老问题长期以来是我国政府在贯彻为人民服务这一党的根本宗旨和履行政府社会服务职能中的重点工作，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居民的幸福感指数也随之提高，在解决人民基本生活保障的同时对于精神层面的追求也逐步提升，志愿者组织作为有别于第一部门与第二部门的非营利性组织，在社区养老服务中也已成为不可替代的重要参与者。中国作为志愿者事业发展较晚的国家如今在赛事服务、救灾抢险、环境保护、文明交通、养老敬老、社区服务等方面发展迅速。本文立足于我国志愿者参与社区养老服务发展现状，研究赤峰市志愿者在参与社区养老服务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众所周知，空巢老人、失独老人、孤寡老人等老年人群体作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亟需社会各界的帮助与关爱，关心老人、关怀老人、关爱老人不仅是以尊老爱幼为传统美德的文明中国应该时刻保持和传扬的优秀品质，也是履行政府社会服务职能、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必然要求。如何既能保障老年人的正常生活，又能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使其在晚年阶段仍感受到社会的关怀，甚至体现他们的价值对构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中国影响深远。社区作为居民生活的主要载体，老年人日常活动的重要场所，社区养老服务是否到位、养老服务设施是否齐全、是否有一支素质好、水平高、服务技能专业扎实的养老志愿者服务队伍对于提高社区养老服务、体现社区关爱至关重要。
　　本文以赤峰市的社区老年人为研究对象，从志愿者参与赤峰市社区养老服务角度出发，并通过赤峰市的具体案例进行陈述与分析，结合国内地区的先进经验和做法，以公共管理中的新公共服务理论、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和志愿失灵等理论为基础，并结合利用了图表分析法、案例分析法，问卷调查法、比较分析法等研究方法，总结并整理出了赤峰市志愿者参与社区养老服务存在的问题与原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具体对策与合理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