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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论文] 陈婷
科学技术史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天文学在中国具有独特的地位,西方天文学自明末清初传入后引起中西之间的争端,对中国天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晚清时期,西方天文学再度传入中国,在承继前次天文学知识与影响的基础上做出新的补充和推动。它在这一时期呈现出承上启下、新旧交织、中西冲突与融合的多重特点。学界对于西方天文学在华传播问题早有关注,并取得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但是晚清西方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尚未有系统的研究和梳理,而这恰恰是理解和评价晚清西方天文学的关键。在晚清特定的社会背景下,近代天文学的翻译与传播活动如何开展;哪些因素影响了翻译活动的推进;天文学如何逐渐取得自主发展的地位,这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综合新旧史料,以知识传播主体和媒介——译著、报刊、学校为专题,梳理和分析西方天文学在晚清中国的传播与影响,并以“异常天象”彗星为案例,检验近代天文学在中国传播的效果。通过系统、全面的梳理及论证,本文厘清了西方天文学在晚清时期传播的阶段性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评价了其价值与影响。
  西方近代天文学在晚清的传播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世纪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早期,新天文知识初步传入中国。新教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教之初,所出版的书籍、报刊以及教会学校的教育,皆以宗教内容为主,天文知识仅作为宣传宗教的一种手段,且常与其他学科内容相杂糅,较为零碎,尚未有清晰的学科界限。
  第二阶段,19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至六十年代,近代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渐成规模。传教士开始调整宗教与科学知识传播的比重,并且聘请中国知识分子参与到西方天文学的翻译工作中,所译书籍的内容趋向系统。洋务运动中,中国官方兴办学堂教授西学。在此背景下成立的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开始教习天文测算理论和方法。江南制造局也设立翻译馆,聘请西人与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翻译西书。
  第三阶段,19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近代天文学传播的高峰。新教传教士开始相互联合,统一在华传播西方科学的各项工作。在此背景下,一批高质量的天文译本出现,更新了西方天文学的新发现。报刊增设了天文资讯、读者问答等栏目,天文内容趋向多样化,更新速度及通俗性增强。中国官方在这一时期继续推动近代天文知识的翻译,他们尤为注重与测绘、航海等相关的实用天文学知识。近代天文学的普遍传播及其对传统天文学的质疑,也引起后者的反抗,双方以报刊为平台激烈交锋。不过,随着近代天文知识传播力度的不断增强,反对近代天文学的声音逐渐减少。
  第四阶段,19世纪九十年代至20世纪初,近代天文学在上阶段井喷式的宣传与推广,推动了中国天文学在此阶段的转型。新式书院的兴办,使天文教育摆脱了以往依附于经史的角色或单纯追求实用的功利目的,天文学逐渐确立了独立、专业的科学知识地位。天文学的启蒙教育也在这一阶段得到重视,西方教学体系开始引入到学校教育中。一批具有近代和专业意识的天文知识群体由此出现,他们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天文学的近代化。然而,传统星占理念并未偃旗息鼓,异常天象与人间变动的联系依旧在清末动荡之际掀起波澜,中国天文学距离学科建制化尚有一定的距离。
  四个阶段的特征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晚清政治、社会环境变化是直接的推动因素,促使传教士、民间知识分子和官方不断地调整传播策略,以适应新形势下知识的需要,近代天文学的翻译、传播工作井然有序地向前推进。同时期科技的发展以及西方学科的发展极大地提升了知识传播的速率与准确率,中国读者与近代天文学之间的接触面逐渐延展,二者之间逐步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
  西方近代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是在传教士的主导下,中国由被动、部分的接受转变为主动吸收和学习的动态历程。在这一历程中,原本封锁在宫闱之内的“皇家学问”——天文学,逐渐褪去神秘的色彩,成为民间能够藉助书籍、报刊、学校教育轻而易举获得的知识。晚清西方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最大的贡献是影响和启蒙了社会,促进人们理性地看待天文学。这一时期的发展可视作学科建制化的序曲,天文学开始逐渐摆脱传统的身份与地位,向着专业化、自主化的方向前进。
[硕士论文] 张旭欧
科学技术哲学 上海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星占学与天文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是古代世界的普遍想象,去除其神秘的属性之外,还需要精密的观测和计算,因此星占学也堪称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精密科学。《四卷书》(Tetrabiblos)是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Ptolemy)所著的一部星占学著作,写作时间大约在公元139-161年,因为全书共有四卷,故名《四卷书》。他本人将这部著作视为《至大论》(Almagest)的姊妹篇,其中,卷Ⅰ可对应《至大论》中的数理天文学知识,讲述日、月、五大行星以及恒星的运行;卷Ⅱ确立了星占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和规则,并且讨论了星占学在国家、民族中的应用;卷Ⅲ和卷Ⅳ则是对个人未来的预测,运用到了星盘和算命天宫图。
  本文的写作目的在于:一、在英文原文及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对《四卷书》进行详细的梳理与分析;二、试图探究《四卷书》与《至大论》之间的关系;三、对西方天文学和星占学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一些证据;四、对古代的星占学与天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行进一步的实证分析和研究。
  围绕以上目标,本文在对《四卷书》的背景和结构进行描述的前提下做了以下工作:
  一、对《四卷书》的英文文献进行翻译,并对其内容进行梳理;
  二、将《四卷书》与《至大论》中的日月食、五大行星运行规则及数理天文学进行比较,进而探讨《至大论》与《四卷书》之间的关系;
  三、围绕唐末《都利聿斯经》和清代《天步真原》两书,初步勾勒《四卷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
  四、结论以《四卷书》为例探讨了星占学在古希腊背景下的“科学性”和“哲学性”,借以进一步揭示古代的星占学与天文学之间的关系。
[博士论文] 杨凯
科学技术史 上海交通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对中国科学技术史学界中的重要历史人物、日本最具代表性的科学史家薮内清进行了专门的人物研究。近现代日本的中国天文学史研究,是科学技术史学界中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发展阶段和存在形态,薮内清的研究成果又具有尤其重要的指标意义和引领作用。因此,本研究对于新历史时期,以及对此后天文学史研究的继续深入和发展,将是大有裨益的。
  本文旨在透过薮内及其中国天文学史研究,首先达到以下目标:梳理京都大学独具特色的中国天文学史学派的崛起历程,并且要追溯薮内的学术本源所在。该学派受惠于京都大学“中国学”学派所给予的新史观和新立场,力图更加客观地考察中国古代天文学的起源,并利用天文历史年代学考证中国上古历史的真实性。新城新藏的先驱性工作,为后来的薮内清打下了基础,并启发薮内转向历法史研究。在历经波折后,薮内清成长为该学派的第二代核心。本文对战后以薮内为核心的京都大学中国天文学史研究群体的主要活动情况也进行了梳理。同时也将叙述薮内与同时代其他的研究者和团体间进行学术交流后,所做出的部分创新。另外,本文对薮内清及其学术团队的其他侧面也将有所介绍。
  本文在方法上,尝试从薮内清其人其事及其所在学派为切入点,剖析薮内学术思想的根源和基础。另外,本文将在薮内的历法史和天文算法的重新解读工作中,努力还原薮内的思想成熟历程。这一还原过程的要点:首先是梳理薮内在其几十年求学和工作生涯中,是如何具备了对中国古代天文学各方面都能够加以思考能力的这一成长历程;其次是探讨薮内当时对各个已有成说加以修正并新创的个人见解,在今日来看是否依旧合理。
  其次,本文设法还原、厘清薮内清是如何运用西方学术和数理分析方法对部分中国历法术文进行整理的这一研究过程。对这一过程的梳理,有利于发掘薮内的研究思路并发现其中可能存在的一些纰漏。在学术立场方面,薮内始终坚持以京都大学“中国学”派对中国独到的理解视野为依托,对中国传统天文历法进行了再解释,并且从各个方面努力对中国历法的社会和政治意义进行了发掘。
  本文除绪言之外,共分九章。第二至四章主要以作为学者的薮内清与其身处学派及其与研究对象的互动关系为论述中心;第五至八章则着眼于薮内清的中国天文学史研究成果,并对其主要成果进行评述;第九章是有关结论与展望。
  第二至三章以薮内清的学术渊源为中心,论述薮内之学问的来源、学术成长过程、研究工作的条件和氛围。京都大学中国学学派是日本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发源地和孕育母体,尤其是狩野直喜、内藤湖南与新城新藏是薮内研究的理论指导者和精神引领者。新城新藏素来有“东洋天文学史权威”之称,本文首先就对京都大学中国学与新城新藏的东洋天文学史进行了挖掘。从中可以发现薮内清的思想原点及其将东洋天文学史转换为中国天文学史乃至扩展至整个中国科学技术史领域的学术动机和理论根据。此外,通过对薮内清人生境遇、学习历程以及其如何在本学派和科技史学界中历经波折、逐步成熟的人生经历加以分析,可以了解薮内的学术积累和思想成熟过程。薮内的一生证明:优秀学者的培养与学术自由、良好工作氛围,就如两镜相映、难分彼此。
  另外,以薮内清与中国的互动关系为主要探讨内容,论述日本从近代军国主义猖獗、战后在废墟上重建、直至今日和平发展的历史背景下,薮内清与自己的研究对象之间复杂的关联和互动。军国主义时代,薮内所在学派的“中国学”研究成为了军国主义者手中一种宣扬侵略、鼓吹扩张、美化军国主义的工具。战后,在战时遭到胁迫的薮内主动进行了反省,转变了自己的学问宗旨。薮内从允许日本当局利用自己的研究来制造思想糟粕的沉默状态中觉醒过来,转而高举起以“维护中日和平、重新认识中国”为宗旨的研究观和学术观,对中国的态度也从麻木走向积极。总之,薮内清的学术观和中国观的转变历程,就是日本广大科学史学者从一个是非黑白完全颠倒的历史阶段走向一个致力于“重新认识中国”新阶段的缩影。因此,本文对于薮内的人生历程,重点选取了一些片段来加以阐述和分析,对这位学者的心路历程有所披露。
  第五至八章则主要论述了薮内清的中国历法史研究并对其结论进行了再检讨。尽管薮内使用了内藤湖南的中国史分期法,但从其论述的主要内容来看,中国的历法史被其实际分成了四个阶段、两个大时期:即起源、定型、发展、式微四个阶段和上升以及下降两个时期(与同时代的西方相比较)。通过对薮内所梳理之历法史进行分析,基本上可以确定,当时的薮内已经发掘出了“中国历法作为中国特有的政治、文化活动”——这一中国历法改革的特殊形态中之绝大部分内容。中西天文学有一定数量的共通性,但二者的风格迥异、走向不同。薮内清从两个路径切入这一比较研究中,首先是从二者源流和发展的比较中寻找二者的本质差异,以及为何会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的原因;其次是薮内分析了印度天文学和伊斯兰天文学进入中国并被吸收融汇这一历史进程,进而阐释了明清之际东西天文学无法会通的原因。总之,薮内分析了中国天文历法从繁荣走向式微的路径,并且为后人提供了进行中国天文历法史研究的现代意义。薮内清的历法史研究,着力于对中国历法的社会意义之发掘,是对传统中国天文学研究路径的颠覆和重新开拓。其研究思路和方法融会贯通了历史和数理两种传统,并希望以此来还原中国天文历法的历史原型。在践行这一研究路径时,薮内注意到要避免以数理化方法单纯地解释历法。同时薮内也努力驾驭思想史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以防止出现喧宾夺主的情况。通过本文之梳理,可以发现:薮内的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都有很多可取之处。
  最后,以薮内清的数理天文学研究为中心,展示其四项重要的研究成果:首先是薮内对中国古代的天体坐标系进行了考察,提出了“中国存在一种特殊坐标系”的观点。薮内还对古代星表进行了倒推和成立时代考证。其对中国的坐标转换计算也进行了解析。其次是薮内较早分析了隋唐历法中的日月运行位置计算法,并且揭示了中国古代定朔法计算模型。再者是薮内以中国的行星运动论变迁为切入点,对中国天文学是否有一种内在的、不为外人所知的行星运动理论的存在可能性进行了挖掘;最后是薮内以内插法为突破口,对中国古代天文算法进行了算法还原并赋予该算法以现代天文学意义。应该说,本文在梳理了上述薮内的研究成果后,发现薮内试图将中国古代的算法最终归宗于一种“科学的”非西方理论。但同时,在薮内笔下的该种理论又是一种可以与西方殊途同归的“科学”。薮内揭示了中国古代天文学中某些理论因素,与西方相对应的理论因素具有某种可比拟性。由此,其开拓了科学思想史的某种新进路。但其这一思路究竟是否可行,依旧需要有待来日加以验证。
[硕士论文] 付玮
科学技术史 东华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朱文鑫是中国现代天文学家,天文学史家,他利用现代天文知识研究中国古代天文学,取得丰硕成果,赢得海内外同仁景仰,是中国科学史事业的开拓者。其遗著《十七史天文诸志之研究》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成果,是对其众多研究成果的一个补充,在文献学方面填补了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研究的空白。
  《十七史天文诸志之研究》以其独特的视角系统地梳理了二十四史中的天文诸志,并对中国古代天文学是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做出了详细的考证与解读。在该书的上卷中,对从《史记》、《汉书》直至《明史》共十七史内的律历、天文与五行诸志的成书及内容进行了概述,并对其中的有关内容和主旨加以评议。下卷中对诸志中的有关天体理论、天象观测、天文仪器等方面的十五个选题做了专门论述,最后取汉、晋、隋、宋四个朝代的恒星观测的名数表做了比较。朱文鑫先生学贯中西,博古通今,是为当世天文学史研究者之楷模。
  本文主要对朱文鑫《十七史天文诸志之研究》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1.对朱文鑫学术生涯进行了概述,并对《十七史天文诸志之研究》的成书进行了文献学考据,对其在朱文鑫学术生涯及中国天文学史研究中所占据之地位做了介绍。
  2.对该书中朱文鑫对中国古代正史之中的天文诸志的分析进行了整理介绍,指出朱文鑫对这些内容解读的意义及其创新之处。
  3.系统地分析研究了《十七史天文诸志之研究》中对中国古代天文、历法、天文仪器、天象记录的专题整理与研究,由此可以看出朱文鑫得到的一些研究结论,它们对现代天文学史研究具有指导意义。本文注意到了对朱文鑫在《十七史天文诸志之研究》卷下中所使用的利用现代西方天文学知识对中国古代天文学史进行考证的方法。
[博士论文] 周元
物理学史 上海交通大学 2013(学位年度)
摘要:以中国、朝鲜和日本三国为代表的东亚文明,在历史中留下大量古代天象观测记录。这些记录通过转换,已成为应用天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材料,特别是其中古代客星记录,为现代天文学研究新星、超新星的历史爆发情况,提供了现代技术难以获取的关键数据。
  本研究主要针对目前应用天文学史在研究认证古代客星史料和历史超新星新星中所存在的问题。认为造成问题和争议的部分原因是缺乏对材料历史背景的研究。并认为一种较好的方法是通过历史学的史料分析方法对历史文献进行分析,并配合现代天文学的相关知识,综合对古代客星记录进行研判,并从中获得更多准确信息。
  本文主要原创性研究工作可大致分为四个部分,各部分要点如下:
  第一部分概念起源第三章。
  本章从客星这一概念的起源切入,分析了概念在东亚地区的形成、传播和演变的完整过程,将客星这一概念的产生定位至西汉初期的历史背景中,并首次完整分析了星占学中客星理论从简单到复杂的变迁过程。通过对客星概念在中国、日本和朝鲜的传播和演变的分析,发现正是客星这一概念在最初时的星占学属性,造成了概念的模糊性和并最终导致彗星记录与客星记录没有明确的界限。
  第二部分流传路径第四、五章。
  在还原古代客星记录的具体历史背景阶段研究中,本文对客星史料的从天象出现、观测记录、奏报入史、史料流传进入正史的完整路径进行了分析。
  第四章主要研究观测和奏报阶段,通过朝鲜李朝和清代的天文机构的内部档案内容对东亚三国的异常天象观测机制进行了研究。之后配合古星图对对周期性变星Mira的研究分析了绝大多数情况下古代的客星观测能力标准。在奏报阶段,分析了天文机构内部管理和政治环境对于异常天象正常奏报的影响和干预。
  第五章是对具体承载天象记录的各种史料流传进行分析,选择以新唐书中的晚唐天象记录作为典型案例,分析了新旧唐书天象史料差异的具体原因,并构建了一条唐末天象记录档案的可能流传路径。最后通过将古代的彗星和客星的记录数量结合与社会稳定性指标的人口变化进行了对照分析,探讨了天象记录数量与当时历史环境之间的相关性。
  第三部分史料分析第六章。
  本章对笔者自己在研究过程中新发现的客星史料进行了具体鉴定分析,在解读这些前人没有掌握的史料过程中,配合运用了大量的史料,包括地方志和西方近代星表,尽量还原了史料产生时具体的历史环境,并在研究中结合了现代天文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其中对A.D.1408、A.D.1431、A.D.1592、A.D.1661、A.D.1688等记录的研究,获得了有天文学价值的发现,修正了过去学者在解读中的错误。在对已有史料的新释读中,对一些过去释读中存在疑点的史料,提出了新的解释。并在附录中提供了一份基于近年研究进展和本文成果的古代新星表。
  第四部分样本统计第七章。
  本章的内容基于记录样本统计研究,样本对象是东亚范围目前保存下来的客星记录。研究中发现中国历史上记录的客星记录,在宋代之后的的天文学分布特征可信度更高,而以汉代为代表的早期观测记录中,仍然可能存在不少的彗星记录。而针对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样本比对分析表明,东亚的观测并不能覆盖绝大多数适宜观测新星超新星样本。
  最终结论,虽然古代的客星记录往往被认为是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老遗产。但这些古代这些客星记录实际上是一种以星占学为目的,将观测测量和和星占学相互融合,并与外部社会、政治等因素相互影响的特殊活动留下的痕迹。只有从历史学角度上理解认识了这些记录的产生过程,才能稳妥并准确的完成从“历史学史料”向“天文学证据”的转变。
[硕士论文] 王昊
科学技术哲学 东华大学 2013(学位年度)
摘要:哥白尼地动日心学说的创立。确认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而是行星之一,从而掀起了一场天文学上根本性的革命,是人类探求客观真理道路上的里程碑。哥白尼的伟大成就,不仅铺平了通向近代天文学的道路,而且开创了整个自然界科学向前迈进的新时代。从哥白尼时代起,脱离教会束缚的自然科学和哲学开始获得飞跃的发展。
   而就在遥远的东方,明清时期的中国本也有产生科学革命的机会,契机就是欧洲传教士进入中国而产生的一次大规模的学术和思想交流的过程。史称“西学东渐”。这次的交流使中国人有机会了解到西方先进的科技成果。尤其是天文学,几乎和彼时的欧洲人站在了同一高度上。但这些天文学成就为何没有产生和欧洲一样的效果。本文试从哥白尼学说在欧洲的产生和早期发展、在中国的传播历程和在中国传播的思索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论文的第一部分主要阐述了哥白尼的天文学说产生的思想基础和时代背景,在简要介绍哥白尼的著作《天体运行论》之后,结合一些新的史料再次探究了一些有关哥白尼的天文学说在欧洲早期传播的一些问题,为后续的论述做了铺垫。
   论文的第二部分是整篇文章的重点,在这一部分里,详细说明了哥白尼的天文学说从被介绍到中国到被大众所接受的完整历程,并把这个历程分为四个阶段,在分别说明每一个阶段的传播历程之后再尝试探究每一个阶段的传播过程中所遇到的具体问题。
   论文的第三部分主要是在详细梳理了哥白尼的天文学说在中国传播各阶段所遇到的问题之后,以此为切入点,对这些现象背后一些深层次的社会问题进行探讨。主要讨论点则是在传统的天学思想和社会建制上。
   本文从哥白尼的天文学思想入手来分析跨文化背景的思想传播情况,是思想史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同时,在不同时期哥白尼的思想在中国传播遇到不同的阻力和困难与在西方遇到困难作对比,从而窥探中西文化的差异,也是这篇文章的一个创新点。
[博后论文] 穆蕴秋
天文学史;科幻的科学史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 2012(学位年度)
摘要:当前国内外对科幻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两种途径,一是对科幻的文学研究,二是把科幻作为科学知识普及方式的研究。相较而言,从科学史视角对科幻进行研究的成果还比较少见。而本研究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通过若干具体案例揭示科幻参与科学活动的具体过程,对科幻作品进行科学史研究。
   研究选取的文献,以历史上和外星文明和星际航行有关的幻想作品为主。1609年,伽利略通过望远镜所获得的月亮环形山新发现,这一发现和后来他观测到的太阳黑子和金星相位的变化,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经院哲学家们一直所宣扬的,月上区天体是完美无瑕的说教。而少为人们所关注到的是,伽利略通过望远镜所得到的月亮天文观测结果,还在其它两个方面产生了值得关注的影响。首先,一些科学人士基于望远镜的观测结果,开始对其它星球适宜居住的可能性,展开了持续的探讨。其次,与科学界人士对地外生命的探讨相对应的是,从十七世纪开始,文学领域开始出现一大批以星际旅行为主题的幻想作品,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当下。上述科学与幻想两方面的成果,在后来不断累积的过程中并非彼此隔绝,它们的边境始终是开放的,很多幻想都可以看作的科学活动的一部分。本研究重点选取了19世纪一批以外星文明和星际航行为主题的幻想作品作为分析对象。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研究中还添加了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发现的和科幻有关的一批文献史料。到目前为止,尽管《自然》杂志的各类精选集已经出了好几部,但让人感到诧异的是,相关的科学史研究成果却并不多见。本研究从科幻参与科学活动的角度出发,对《自然》这杂志上这些科幻文本的科学史意义进行初步考察,一方面,固然是对作者先前一系列相关实证研究的进一步延伸和拓展,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自然》如今在国内学界享受着至高无上的待遇,本文的研究,亦可以为人们更加全面认识和了解这份杂志,提供另一种视角下的例证。
   研究的具体内容,主要由以下五个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对19世纪末一些科学人士尝试和假想中的火星文明进行交流的一系列探索活动进行了考察。和当下情形类似,在直接涉及外星文明的问题时,当时正统的学术界也倾向于将其斥为怪力乱神、荒诞无聊,很少会把它当作一个正经的学术问题来对待。但这几次被认为是火星信号的火星喷射现象,不仅受到当时正式科学杂志的关注,一些有声望科学人士还参与进行了讨论,并在传媒界和科幻作品创作领域产生了影响。
   第二部分对搜索地外文明计划的早期历史源流进行考察。1890年代至1920年代这段时期内,一批科学人士曾尝试向假想中的火星文明接收(发送)讯息,以此证明火星和地球一样也存在智慧生命形式。该活动除持续时间长,参与人士众多,设想方案丰富多样之外,还引起了当时科学共同体重要成员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第三部分对1835年纽约《太阳报》制造的“月亮骗局”的发生过程及其影响进行了历史考察,再依据历史文献深入探讨了此事背后的科学渊源,在此基础上对此事进行科学史视角的新解读。作者认为,此事件是一次以“科学”名义设置的骗局之外,但更重要的是从另一侧面体现了科学和幻想之间密切的互动关系。
   第四部分以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的科幻作品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从科幻参与科学活动的角度出发,对这些作品的科学史意义进行了系统考察。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自然》从1869年创刊至今,从来也就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科学”,它曾经——并且现在依然如此——刊登过许多并不那么“学术”的东西,这些“常常异想天开,有时荒唐无稽,总是让人吃惊”的文本,同样在参与科学探索活动,只是在今天关于科学的评价体系中,它们都被当成“无成”的东西被人为过滤掉了。
   第五部分对科幻参与科学活动的过程进行考察。这种考察是从对历史上有关外星文明和星际航行的幻想作品进行科学史研究的基础之上出发的。论文先从三个方面简要论证科学与幻想之间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这些研究表明:科学与幻想即使被认为是处在开放边界的两边,它们也是保持密切互动的——这种互动竟是如此密切,以至于在很多情况下,两者间的边界几乎可以认为是不存在的。随后讨论了应如何看待那些含有幻想成分的“不正确的”科学理论。并在此基础上论证,将幻想视为科学活动的一部分,不仅可以得到历史事实的有力支持,而且从理论上说也是可以成立的。因此,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一种新科学史,在理论上是可能的,在现今的社会环境中,也有现实的积极意义。
   通过上述考察,本研究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发掘了大量先前未被关注到的史料,这些科学历史上的奇情异想、大胆猜测和探索过程,都是在先前的科学史研究中普遍被有意忽略掉的。
   其次,通过所挖掘出的科学史发展过程中与幻想交织在一起的丰富史料,以及对若干实例的具体分析,论证了科学与幻想两者之间是接壤的,而且两者的边界其实是高度开放的,科幻其实可以被看作科学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再次,通过对若干科幻文本科学史意义的探析,可以纠正我们以往对科学的某些误解,帮助我们认识到,科学其实是在无数幻想、猜想中成长起来的。科学的胜利也并不完全是理性的胜利。在现今的社会环境中,认识到这一点,不仅有利于科学自身的发展,使科学共同体能够采取更开放的心态、采纳更多样的手段来发展自己;同时更有利于我们处理好科学与文化的相互关系,让科学走下神坛,让科学更好地为文化发展服务,为人类的福祉服务,而不是相反。
[硕士论文] 周寅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 西南大学 2012(学位年度)
摘要:纳西族的古代天文历法知识,有其独特的文化内容。对纳西族古代天文历法知识进行整理研究,一方面有助于纳西族文化的保存和传承,另一方面有助于对纳西族进行深入的研究。纳西族天文历法知识,不仅存在于东巴经典中,还存在在纳西族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因此,我们立足于东巴文献,对天文历法材料进行搜集、整理和研究;同时结合田野考察材料,对纳西族的天文历法进行探讨。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文献中体现的天文观念。从东巴文字和东巴文献着手,探析文字和文献中体现的纳西族古代天文观念。
   二、纳西族二十八宿的研究。纳西族二十八宿是纳西族天文成就的重要体现,是纳西族传统历法系统重要的纪日方法。本文通过对文献材料和田野材料搜集与研究,对纳西族二十八宿系统及其应用进行了探讨。
   三、纳西族古代历法研究。通过文献整理研究和田野调查,对比论证,描写纳西族的古代历法系统。
[硕士论文] 程俊俊
科学技术史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2(学位年度)
摘要:出洋士人作为晚清知识分子中一个特殊的群体,最早走出国门接触到西方文明。他们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也带着由这种文化所灌输的宇宙观来到欧洲,并在接触到欧洲天文学后思想观念开始发生变化。论文主要以晚清出洋士人的日记及其相关著作为基础,结合晚清时期国际国内大背景,对该群体关于欧洲近代天文学的理解和认识进行研究。探讨了近代中国在遭遇西方文化时,最先走出国门的这批知识分子面对异质文化所持有的观点和态度。
   基于对晚清时期西方天文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知识分子对西方天文学的认识以及学者关于晚清出洋士人之研究的调研,笔者发现目前关于晚清出洋士人对西方天文学的认识的研究存在文献资料散而不全,且尚未系统整理的问题。因此在对相关文献调研的基础上,本文分别从三个方面探讨了晚清出洋士人对欧洲天文学的认识:
   第一、晚清出洋士人在接触到欧洲天文知识后传统思想观念发生的改变。其中包括他们对西方天文学所描绘的宇宙图景的新认识,对传统星占学观念的颠覆和对西方天文学历史的研究。通过亲身的经历,他们大多数对于宇宙的认识经历了从怀疑、好奇,到相信、研究的过程。
   第二、本文在梳理了晚清出洋士人对西方天文台、天文仪器、天文学研究方法的相关文献后,发现他们并没有完全理解西方科学的本质。尽管日记中他们对所见天文设备的观察极其仔细,但其对西方天文学研究方法的认识也仅限于泛泛而谈。
   第三、从晚清出洋士人对西历的认识及态度所经历的变化过程这一角度研究,文章梳理了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这一群体从最初对西历的排斥、鄙视,到客观看待,进而热烈倡导,最后超越中西历,提出更富理想化的新历的过程。反映了他们的思想发展经历了从傲慢狭隘的民族主义到现实的世界主义,甚至超越到乌托邦的大同世界。
   不同文明在碰撞、交流、融合过程中必然会有种种不适,甚至是“免疫”反应。纵观全文,我们发现晚清出洋士人在接受西方天文学知识时也并非一帆风顺。
[硕士论文] 田锋
科技哲学 东华大学 2012(学位年度)
摘要: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年)是意大利著名的科学家,对近代科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本文选取以“伽利略天文学成就在中国的传播”为研究对象,通过运用查找史料、分类梳理、反思对比等方法对这个传播过程进行研究。
   首先,本文总结出伽利略的天文学成就。伽利略天文学成就主要包括发明望远镜、通过望远镜做出的天文学新发现以及伽利略的天文学思想。伽利略在其《试金者》中诚恳地回答了关于望远镜的发现权和从朋友那得到消息给予自己的改造望远镜的灵感。伽利略在《星际使者》中描述了发明望远镜的整个过程,并且明确地指出在探讨过地上的问题后,要开始探讨天空的问题,这标志着伽利略真正进入了天文学研究领域。伽利略在《星际使者》中介绍了通过望远镜做出的天文新发现。这些天文学新发现为伽利略的天文学思想提供了观察证据,他以此来驳斥亚里士多德一托勒密宇宙体系理论,从而达到为哥白尼体系辩护的目的。
   其次,文章介绍了在“西学东渐”背景下,伽利略的天文学成就在中国的传播。阳马诺撰写的《天问略》主要介绍了伽利略对月面、金星相位、土星、木星的卫星和星团、银河的观察情况。邓玉函撰写的《测天约说》详细地介绍了伽利略对太阳黑子的观察结果。罗雅谷的《五纬历指》介绍伽利略的望远镜比先前的裸眼观测精度提高了许多,《月离历指》介绍了运用望远镜观察月亮的情况。汤若望的《远镜说》详细地介绍了望远镜的制造和使用过程,汤若望在《恒星历指》中介绍了伽利略对木星四颗卫星的观测材料,汤若望《主制群征》中介绍了对于木星观测的情况,汤若望撰写《历法西传》中也提到伽利略对天文学的贡献。文章涉及中国人对于望远镜的引入、制造和应用的史料。可见在明末清初时,伽利略式望远镜就已经在中国传播开来。伽利略天文学成就传入中国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天文学的发展,对于钦定第谷宇宙论为正法以及中国的历法修订起到了积极作用。
   最后,文章在三个角度下对于伽利略天文学成就的传播过程进行了反思。第一,从哲学的认识论入手把“伽利略相信所看到一切天文现象是真的”作为真理符合论的一个科学史案例,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其一是伽利略本人的科学求真精神,其二是伽利略对于望远镜改造的过程。第二,分别从传播的自然条件、传播载体、传播受众以及伽利略本人的态度等四个方面比较了在中西传播的异同。在自然条件、传播载体中发现传播的不同点,在传播受众中发现了传播的相同点。第三,从科技文化的背景下进行思考,认为中西方对于伽利略的天文学成就的接受也呈现出不同的结果。
[硕士论文] 张显华
视觉文化 中国美术学院 2011(学位年度)
摘要:距今约2500 年前的周代已经有了简陋的天文观测仪器八尺之表。它是中国文献已知最早的天文仪器,也是周代最主要的天文观测仪器,其观测与应用技术组成了周代的天文学技术和历法基础。周人根据八尺之表日中之景[*]的消长变化来判断节气在一个回归年中的时间位置。同时他们还掌握了通过八尺之表正东西方向的技术。
   盖天说是形成于周代早期的天文学体系。汉赵君卿注本《周髀算经》记述了盖天说的观测方法和算术方法,以及该方法所建立的天体运动模型:天、地、日、月、星辰的空间关系和运动关系。本文总结出了周代的天文学观测技术。并根据此技术为基础对“太极图——八卦符号”系统进行了考察,辩证地提出“太极图——八卦符号”系统与周代“盖天宇宙观”的同源关系:皆出自立杆测影——与太阳、北极星周年视运动直接相关。
   在技术层面上天文学要解决的问题是时间与空间的关系,在观念上空间和时间业可以互相转换。甚至是商之前的墓葬就开始表现出对方位敏感,立杆测影或夜考极星的技术有很可能起源在距今3000 年之前。涉及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
  
[硕士论文] 郑瑶
马克思主义哲学 内蒙古大学 2011(学位年度)
摘要:在中国古代,“天”的概念有双重旨归,即客观存在的物质性自然和人格化的精神本原。它牢笼万物、无所不包,且与人世间的方方面面都有着紧密的联系。以天人合一理念为思想基础的中国古代天学即星占学,历经千年淘渌而不衰,位及权柄之侧而不迁。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发展在世界古代文明史上拥有极高的理论水平和学术价值。
   成书于西汉早期的《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是一部经天纬地、纵横开阖的综合性学术论著。其主编者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在这部书中“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权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后世学人称其为秦汉之际继《吕氏春秋》之后的又一部综合性更强、理论性更深、撰写更精致的传世之作。本文以《淮南子》中的《天文训》为蓝本,集中阐释了这一章节思想的文化传统、哲学背景、时代精神、天文知识、星占理论等内容,并从科学史的角度对其进行解读。认为由于中国古代并没有西学意义上的科学,也没有其分类系统里的天文学,有的只是为政权服务的、作为沟通天人交际的手段的星占学。因此,我们不能只从现代天文学理论的角度研究《淮南子·天文训》中的天文知识,更要借助科学史中的分析手法,如反辉格式的解释原则、外史研究的方法、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理路、文化人类学中的“地方性知识”概念和“文化相对主义”原则等,来理解中国传统背景下的中国古代天学。
[硕士论文] 王峰
科学技术史 上海交通大学 2011(学位年度)
摘要:通过对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广方言馆学者,天文学家、数学家贾步纬的相关史料的发掘与整理,试图再现清末学者贾步纬的生平与学术历程,反映出清末中国天文学学者的研究状况与洋务西学运动的情景。
  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绪论部分介绍了贾步纬的生平经历,整理汇总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以及与贾步纬相关的史料,阐述了文章的研究思路与对贾步纬学术工作和其本人研究的意义。
  第二部分整理对贾步纬直接与间接的史料,通过分析对比对贾步纬一些有争议或是没有确定的时间进行论证,并得出初步结论。
  第三和第四部分是贾步纬学术工作的研究,包括了贾步纬进入制造局初期进行的译书与推算星表工作和后期担任天文馆教习后进行的推算工作。
  第五部分是记述贾步纬和与其一起共事的海派学者在晚清上海进行的科学传播工作,对若干学者汇聚上海直至民国初年翻译馆与学馆关闭数年西学自强运动的梳理。
  贾步纬在江南制造局进行了毕生的学术工作,但近现代科学史学者对贾步纬没有专门且深入的研究,与贾步纬相关联的一些研究也有一些遗漏。而笔者在资料搜集过程中发现一些一手资料也出现遗误。本文通过对贾步纬相关文献的整理和贾步纬著作译作的研究,试图勾勒出贾步纬生平及学术生涯的完整轮廓。
[博士论文] 穆蕴秋
物理学史 上海交通大学 2010(学位年度)
摘要:前人的工作成果,为本论文提供了重要的启发性思路。本文将通过对天文学史上地外文明探索过程的考察,来揭示科学与幻想两者之间存在的关系。选择这一切入方向,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首先,为国内科学史学术研究平台增添了一个有意义的补充对象;其次,对地外文明探索过程中出现的大量和幻想有关的文本,有必要从科学史角度做进一步的分析和考察。
   论文的考察内容,主要涵盖在以下三条线索中:
   1)与地外文明探索相关的理论探讨。本文涉及的关于地外文明的理论探讨,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十七世纪初到二十世纪早期,天文学家对太阳系内比较便于观测的三颗天体--月亮、太阳和火星,是否适宜居住,是否存在其它生命形式的探讨;第二阶段是当下一些科学人士对是否存在地外文明的理论探讨。
   2)各个时期的星际交流设想和方案。相关内容在论文中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十九世纪早期,一些科学人士设想的和月亮进行交流的方案;第二阶段是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一些科学人士尝试和火星进行交流的探索;第三阶段是当下正在实施的通过无线电在银河系内搜索地外文明的计划。
   3)星际旅行幻想小说的演变历程。本文对古希腊至二十世纪初出现过的星际旅行幻想小说,进行再整理,并从两方面--旅行的目标星体和空间旅行方式,考察星际旅行幻想小说的演变历程。
   除了导论和结论,论文正文部分共分为五章。
   第二章以月亮作为考察对象。时间跨度贯穿十七世纪初至十九世纪,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探讨了伽利略1609年月亮新发现在两方面产生的的影响:1、对月亮适宜居住可能性的讨论;2、对月球旅行可行性的探索和幻想。第二部内容,对1835年美国纽约《太阳报》上的“月亮新发现”故事的缘起,影响,作了进一步的厘清。第三部分内容,是关于1850年代出现的“可以居住的月球背面”理论,在天文学界引发的争论,和对星际幻想小说的影响。
   第三章考察了十八世纪末天文学史上出现的“适宜居住的太阳”观点,思想渊源,及其后人观点,和在幻想领域中生出的成果。
   第四章探讨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火星运河争论在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1、一些天文学家所观测到的某种火星现象,被大众认为是来自火星的信号;2、一些科学人士尝试通过各种方法和火星进行交流;3、出现大量火星幻想小说,其中若干小说与当时天文学观测前沿存在紧密关系。
   第五章考察了科幻作品中时空旅行的物理学历史理论背景。科幻作品中的时空旅行大体分为三种类型:1、前往未来。2、回到过去。3、超空间旅行。本章对《时间机器》把时间设想成“第四维”的观点,“(外)祖父佯谬”在物理学上存在两种解决方案--“多世界理论”和“诺维科夫自洽原理”,超空间旅行中最具代表性的两种方式--虫洞和翘曲飞行,进行了逐一考察。
   第六章考察了当下地外文明探索引发的争论,以及对费米佯谬的求解。本文对当下的地外文明探索持否定态度,认为人类目前还没有做好接触地外文明的准备,实施这类行为是非常危险的。至于是否存在地外智慧生命的问题,即“费米佯谬”的求解,尽管目前还没有最终的答案出现,但它其实是一个“精神狩猎场”,为有志于此的科学人士和幻想小说家,留下了巨大的施展空间。
   以上考察内容为天文学历史上的地外文明探索,呈现了较为清晰的发展脉络,从中也可看出星际幻想小说的演变历程。
   首先,地外文明探索相关理论探讨,两阶段特点的异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探讨的理论基础不一样。早期阶段的相关理论探讨,主要基于天文学家的望远镜观测结果上;而当下的理论探讨,则是基于长期以来通过无线电搜索地外文明,一无所获的事实基础上。2)涉及的学科范围不一样。早期阶段的理论探讨主要限于天文学领域;当下的探讨,除涉及天文学外,还涉及生物学、地质学、化学等领域。3)早期和当下关于地外文明探索的理论探讨,在幻想领域都生出了丰富的成果。
   其次,早期一些科学人士所设想的和月亮、火星交流的尝试与探索,与当下搜索地外文明的计划,也有着不同的特点。早期对火星交流和探索的尝试,表示反对的观点,主要集中两方面:一种是基于天文学原理分析结果上的质疑;另一种是对交流方案本身技术可行性的质疑。而当下的地外文明探索,除了以上两方面的质疑之外,来自社会意义层面上的质疑,也成为了不可忽视的声音。出现这种差异,和人们对待科学技术的态度再逐渐发生转变,有着很大的关系。
   最后,星际旅行幻想小说的演变历程,与天文学观测前沿的发展,形成了紧密的对应关系。
   在上述考察内容的基础上,本文通过所挖掘出的天文学发展过程中与幻想交织在一起的丰富史料,以及对若干著名实例的具体分析,论证了科学与幻想两者之间是接壤的,而且两者的边界其实是高度开放的,科幻其实可以被看作科学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文章在结语部分从四个方面论述了科幻可以视为科学活动一部分的理由:1星际幻想小说对星际旅行探索的持续参与;2科幻小说作为单独文本参与科学活动;3科学家写作的科幻小说;4含有想象成分的“不正确的”科学理论。
  
[硕士论文] 李慧卿
科学技术史 浙江大学 2010(学位年度)
摘要:原屈的《天问》在中国科技史,特别是科学思想史上有重大地位和意义,然而较为专门、系统、深入的研究至今仍有待进一步展开。以下各章节的主要工作包括:一,通过《天问》与中国古代其他论天著作的对照研究,以反映二者对当时天文学水平的相关、互补的表现,以及《天问》在疑难问题上的集大成状况;二,对《天问》各重要注本的研究,对纷争较多的字词训诂作出探讨;三,对《天问》内容进行科学史解读的梳理,把诸问题划分为“宇宙生成演化论”和“天地结构”两大类,逐次剖析,以彰显其中蕴含的理性和浪漫并陈的科学精神和内涵;四,概括总结《天问》中超功利、超现实主义的可贵的科学精神。
[硕士论文] 陈志辉
科学技术史 上海交通大学 2009(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通过对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天文学会从筹备到发展的一系列历史梳理,反映出天文学会的成立,是中国天文学现代化过程中重要的一环。中国天文学会于1922年10月30日在北京成立,而在此之前,高鲁已经以中央观象台为据点,以学会名义发行《观象丛报》作为号召。根据一份民国时期中国天文学会评议会的名单,可以得出学会成立前高鲁等人亦有在北京大学集会讲学活动的结论。而因为发行刊物及集会讲学,促成了中国天文学会的发起与成立。为更好地进行国际天文学交流,中国在加入国际天文学联合会(IAU)后于1938年第一次派员参加大会,但余青松在赴会中因故不能成行。针对以往材料对此事记载简略的情况,本文通过对相关档案的分析,使此次赴会的过程能够具体地被呈现出来。而这些相关档案中的书信、电报等,经整理后也作为重要的原始资料附于文后。另外,又通过国内外的往来书信,考证出中国在IAU所负担的会费的真实情况。而通过研究民国时期天文学会的成就,如学会所组织的两次日全食观测,以及对天文学史研究和各类天文著作出版的贡献,发现民国时期天文学会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天文学近代化过程中担当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硕士论文] 魏弢
科学技术史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08(学位年度)
摘要:回回历法是阿拉伯天文学传入中国的产物,在明朝一直同大统历参用,是一部重要的古代历法。在中国,回回天文学的大规模兴起始于元朝,而其汉文典籍则主要形成于明朝。前人对这些典籍已经进行了一些研究,不过仍有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石云里教授在韩国奎章阁藏书中发现了一部明初钦天监监正元统所着《纬度太阳通径》。这是首次发现元统有关回回历法的作品,其中揭示了回回历法编译之初的一些重要材料,同时也代表了回回历法汉译之后,汉族天文学家试图对之进行改造,使之适合于中国历法习惯的努力。因此元统的这部作品对回回历法的研究有着重要参考价值。 本文主要围绕新发现的元统《纬度太阳通径》一书展开,首先回顾元明时期回回天文学在中国的发展背景,并对“回回历法”的版本问题进行讨论;然后对元统《纬度太阳通径》一书的内容进分析,一方面揭示此书对于“回回历法”研究的史料价值,另一方面则对其中涉及的具体算法进行讨论;最后还要对元统在回回历研究中所作出的贡献作出初步的评价。
[博士论文] 吴燕
物理学(物理学史) 上海交通大学 2008(学位年度)
摘要:作为中国境内第一家近代科学研究机构,徐家汇观象台(l'Observatoire de Zi-Ka-Wei)由清末来华耶稣会士于1873年创建并主持运作,它是1814年耶稣会重建后,耶稣会传教士在世界各地建造的多家观象台之一;该台工作人员中有多位隶属于法国科学院或其下属的巴黎天文台等机构,并且在7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该台成果亦大量发表于包括法国科学院周刊在内的多种欧洲科学刊物上或单独出版,该台也因此成为西方科学界位于远东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测点。
   这种多重角色集于一身的处境,使得徐家汇观象台势必成为考察其时欧洲科学与欧洲扩张、耶稣会士观象台史以及中国近代移植西方科学之历程等诸问题的一个颇具代表性的载体。
   本文首次在第一手档案文献基础上,对生长于19世纪后叶至20世纪前叶的徐家汇观象台做历史考察,并在这一过程中尝试引入“世界实验室”的研究视野,从而在揭示欧洲科学地域扩张背景下的徐家汇观象台之历史脉络的同时,也为研究晚清至民国时期中西科学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不同的思路。
   第2章“徐家汇观象台的创建与早期活动”首先考察徐家汇观象台创建前后的背景以及早期气象工作。通过这一考察,将尝试对如下问题做出解答:耶稣会士何以选择在徐家汇这样一个地方重建其在华传教和科学事业?为何选择气象观测作为其事业的开端?在各国纷纷登陆中国瓜分利益,天主教与基督教的多个修会前往中国开展其传教事业之时,徐家汇观象台这样一家由耶稣会士开创并主持运作的私人机构如何能够取得一席之地?
   第3章“佘山天文台的建立与天文事业的开创”所研究的是徐台在佘山开创天文事业的历史。在徐家汇观象台各部门观测都日臻成熟之时,耶稣会士为何又在佘山另辟新址,开创天文事业?
   第4章和第5章是更为细致的个案研究。1926年和1933年的国际经度联测是一个以法国为主导的大型国际合作研究项目,也是徐台在其发展的全盛时期以及法国海外殖民扩张全盛时期所参与的最重要的科学活动,第4章“全盛时代(上):国际经度联测”以专门一章对这一科学事件本身及围绕其展开的各种线索加以考察,以此解答下述问题:以更高精度测定经度这样一个看来纯科学的追求,是如何通过欧洲在地域上的扩张而得以完成的。
   第5章“全盛时代(下):完成于1930年代的测量活动”,个案研究围绕如下两项活动展开:徐家汇观象台在1930年代完成的中国重力加速度测定与《中国地磁图》的绘制出版。该研究从科学的内核出发,进而分析一个科学活动背后的主权与利益之争,以及纠结在具体科学活动中的本土科学界与欧洲科学界之间的冲突、妥协与合作。
   第6章“徐台在战时的衰落与战后的终结”研究徐台在战时和战后的活动,以揭示体现在徐台事务中的种种利益冲突,分析徐台战后命运的必然性与可行性。
   第7章“结论”在前面几章研究的基础上,对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欧洲扩张背景下的徐家汇观象台的工作及其特点进行再分析,并进一步论证绪论部分中未及展开的观点,即“世界实验室”视野下的徐家汇观象台及其与近代欧洲科学地域扩张之关连。
   考察徐家汇观象台的科学活动就会发现,它们具有四个共同的特征:其一,这些领域的研究,其主要研究方式都是直接以自然为对象的观测并对多地采集、长期积累的观测数据进行的分析。其二,这些研究对于测量仪器的发展有着较强的依赖性。其三,通过上述观测所获取的知识信息均具有如下特征:它以地域性知识信息的收集、累积与分析,逐渐形成一个完整的世界图景与知识系统。其四,这些观测所取得的数据结果均具有实用性。
   上述四个特征决定了欧洲科学这一知识体系的构成与完善必须以这一方式实现:在全球范围展开测量以形成一个以相同范式建立起来的全球观测网,从而获取必要的观测样本与数据,完善欧洲科学的知识大厦。对于欧洲科学而言,构成一个完整知识体系正是通过其在地域上的扩张实现的,也即地域扩张是欧洲科学生长的基本方式之一。这种地域扩张在徐台创建并在中国完成众多测量活动的年代是通过欧洲扩张得以实现的。
   但是,在欧洲科学实现地域扩张的过程中,本土科学界并不只是被动一方,来自本土的“合作”在扩张中的作用显然是不可忽视的。欧洲科学在认识世界与解决一些事务时的有效性构成了双方“合作”--个主动与被动参半的过程--的基础。因此,当欧洲扩张退潮,“现代科学知识生产”的接力棒已传递到本土科学界手中。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本土科学界的“合作”正是欧洲科学地域扩张的另一种方式,或者说是现代科学知识生产的另一种组织形式。
   在这个关于徐家汇观象台的研究文本中,与近代欧洲科学诞生于大致相同时期的耶稣会、欧洲的海外殖民扩张、作为实验室而成为欧洲科学大厦一部分的近代中国以及希望以科学救国图存的中国知识界,共同完成了近代欧洲科学在地域上的扩张。但是真正的主角却只有一个:与徐家汇观象台有关的利益各方各自经历了一番兴衰沉浮,只有欧洲科学是永远的赢家。
[博士论文] 吴慧
物理学(物理学史) 上海交通大学 2008(学位年度)
摘要:僧一行是唐代著名的僧侣天文学家,本文以他一生的经历及其在天文和佛教上的工作,结合盛唐之初的社会文化背景对其进行研究。
   首先,本文澄清了史籍对一行及其家族记载的讹误,对以往研究中无有定论的年代问题给出判据。通过史料的核对和比较,本文认为世存两说的一行生年说中,673年说存有问题,683年说相对准确。一行之父应当为张懔而非张擅,张懔及其同支昆仲张悱同为大素后人。两《唐书》所记一行上三代家谱皆有错误,本文重新排列了一行的家谱。
   本文就僧一行十数年的游学经历作了研究,以佛教学理为依据,认为其游学路线为:嵩山--荆州--天台--荆州--长安。
   在史料上,本文提供了日藏遣唐僧对一行的记载、被忽略的一行与唐代文臣张说的往来书信以及中国失传的唐人李真所作的一行真容。
   对僧一行的著作,本文从版本流变的角度考查了《开元大衍历》的构成内容,介译了日本佛教界对《大日经疏》和《大日经义释》版本源流的研究,赞同善无畏共一行翻译《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前后共进行了两次。
   对一行的宗教工作,本文从密教占星术在唐代的影响入手,以《北斗七星念诵仪轨》中的“北斗八女”为例,分析了密经中星斗崇拜的汉化,并就《北斗七星护摩法》的内容,指出一行首次将传统的南斗星占融入了密教佛经。
   对一行的天文工作,本文提供了出自《大日经疏》中一行对印度历法的直陈自述,借助天文学史界对《大衍历》的研究成果,结合一行获取印度天文学的途径,论述了一行与印度历法的关系。与此同时,本文也从中国历法史自身沿革的角度,论述了一行在隋唐历争中的立场和作用,同时指出隋唐方外制历人的宗教之争和历法之争,两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最后,文章以初唐向盛唐转折时的文化选择为视角,结合一行与唐代文臣--集贤院的精神领袖--张说的共事和交往,分析了大衍历的产生与集贤院的政治理想之间的关系,认为正是礼乐之制的儒家理想和主张决定了一行的文化立场。
[硕士论文] 王君
科学技术史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07(学位年度)
摘要:清代前期,以《西洋新法历书》为代表的西方数学、天文学在中国广泛传播,诵读研究西学成为一种时尚。乾嘉以降,“西学中源”说和考据学盛行,给学习和吸收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知识带来一定的阻力。当时的学者有两种倾向:一种是维护“西学中源”说,通过整理研究古籍,认定中算胜于西算,并对西算多有贬语;另一种则是推崇西学,他们被主流学派批评为“崇西太过”。但是也有对中学西学客观评价的学者,“谈天三友”之一的焦循就是其中代表。焦循深入研究西学理论,客观地将西学理论与传统中算互相结合,为“中西会通”做出了重要贡献。 焦循以梅文鼎等人的研究成果、《历象考成》及其后编为基础,对西方数学、天文学知识所做的系统研究,形成了他的代表性著作——《释弧》、《释轮》、《释椭》。在这三部书中,有些与前人一致,有些做了进一步发挥,也有些对前人观点进行了批评修正,充分反映了焦循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水平。 一、阐述与本文相关的历史背景、前人研究成果、本文研究思路;简介焦循的生平及其著作《里堂学算记》。 二、解析《释弧》中关于球面三角学的内容,比较焦循与梅文鼎和戴震的解决方法,进而评价焦循对球面三角学的研究水平,他对梅文鼎的作法有所改进,使计算过程简单系统化。 三、论述《释轮》中第谷体系的天体运行理论及计算方法,指出梅文鼎、江永对天体运行论的某些问题的理解,焦循持有不同看法,讨论焦循与李锐、钱大昕的学术交流情况。 四、论述《释椭》中关于卡西尼椭圆的理论,进一步分析焦循在《历象考成后编》基础上的研究水平及其形成一套理论化、系统化的椭圆知识体系。 五、综合评述焦循的“中西会通”研究特点、水平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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