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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非语言文学 浙江工商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的惨败惊醒了中国人。以此为契机,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漫长的探索,寻求救亡图存的道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也正是从此开始了真正的变法活动,他们一边向光绪皇帝上书,另一边又办报纸、学会,宣传变法思想。
  此时,他们开始将目光转向海外,希望通过学习西方国家来改变中国的命运,但是翻译西洋书籍难度大,时间紧。戊戌变法的失败使得康梁不得不流亡日本。他们看到了与中国有相似遭遇的日本,通过变法实现了富强,为他们的变法思想提供了一个学习的榜样。康梁开始注视日本,并且发现,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基本将西方重要的政治书籍翻译完成,而中国与日本“书同文”,通过日本的西洋书记来学习西方思想是一条捷径。
  改良派认为,西方各国和日本强大的原因在于政治体制的优越。改良派推崇君主立宪制,认为这样的政治制度是最好的政治制度。君主立宪制的两个主要特征是开议会和制定宪法,但是改良派对于宪法的理解,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而现今学界对于开议会方面的研究比较多,对于制定宪法方面的研究比较少。本文就是沿着这个思路,对戊戌变法前后改良派人的言论、著作、所创办的报纸等资料进行分析,通过从“宪法”这一视角,论述改良派人士对于“宪法”到底是如何理解的,梳理改良派的“宪法”思想的变迁,为我国现如今的政治改革提供借鉴意义。
法学理论 浙江工商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在日趋复杂和多元的社会背景下,司法越发面临更多的挑战。一个较普遍的现象是,简单的结果公正已不能满足新常态下公众对司法的要求,而且影响司法可接受性的因素也变得多样且多重。如果公众对司法的接受程度不断降低,那么将会产生一系列的司法风险问题。固然,司法崇尚追求客观的理性与公正,然而司法也不得不尊重人类最基本的情感。论文以公众的感知作为切入点,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来研究主观程序正义与司法可接受性的关系。
  第一部分为司法可接受性的概述,通过界定和描述司法可接受性的基本内涵和特点明确研究对象,将本文探讨的司法可接受性限定在社会心理学层面,而不属于法律方法论的范畴(当然,法律方法论也会对司法的可接受性产生影响),并对其进行必要性分析,进而阐述研究的理论基础——主观程序正义理论与权威的关系理论,最后,梳理概括当前研究领域中有关主观程序正义与司法可接受性的研究结论,为后文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第二部分由两个板块构成,主要介绍司法可接受性的定量研究设计。第一个板块主要内容是关于司法可接受性定量研究的总体设计,包括研究目的、研究模型、研究变量、研究假设和研究步骤。第二个板块主要展示被试者的基本情况和检验实证研究中所使用的量表的信效度。
  第三部分为论文的数据分析部分,首先检验研究模型,然后基于数据分析当前司法可接受性的现状和主观程序正义的现状,探索主观程序正义感知的相关变量、主观实质正义感知的相关变量和传统文化因素的相关变量三者与司法可接受性之间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研究结论莫过于发现了主观程序正义中的一些因素对司法可接受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第四部分作为论文的总结,首先,梳理相关的研究假设检验,总结研究结论;其次,依据前述研究数据与理论,结合现实情况与制度,分别从程序规则、程序伦理、公众心理和司法环境四个角度提出相关提升司法可接受性的有效路径。
法律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听证制度来源于西方国家,最早可以追溯到英国普通法中的“自然公正”(natural justice)原则。美国在《联邦行政程序法》中迸一步升华了这种原则,发展为“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在大陆法国家,德国的《行政程序法》所确立的行政听证制度,为听证制度在许多国家的建立奠定了一定的法理基础。我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首次提及这种制度,一方面参考了西方的有益理论,学习其成功经验;另一方面是在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制定出适合我国的行政听证制度。后来随着听证制度的发展与完善,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立法民主化、科学化,满足公众参与立法的需要,听证制度又扩展到了立法领域,从而发展成为现代的立法听证制度。虽然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将立法听证作为一项制度确立下来,但因有关立法听证具体内容和基本程序等问题未做出刚性规定,实践中缺乏依据,严重阻碍了立法听证制度在我国的发展。因此,要想使立法听证制度在我迅速的发展起来,真正实现昕证的目的,为立法决策提供科学化的建议,必须明确其法律地位、完善听证程序,建立一套有中国特色的可行的立法听证制度。
  本研究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对立法听证制度的含义和法理基础进行了说明,并阐述了立法听证制度的功能。第二部分,介绍了国外的立法听证制度。分别列举了美国和德国这两个国家的立法听证制度。因为这两个国家分别是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代表国家,同时,立法听证制度在美国和德国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合理的运用,通过对美、德等国立法听证制度的介绍,可以对我国立法听证制度的发展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第三部分,介绍了我国立法听证制度的现状和实践情况,分析了我国立法听证制度的不足,然后通过对比国外立法听证制度的成功理论,总结出几点对我国立法听证的借鉴和启示。第四部分,主要是对完善我国立法听证制度提出的若干构想,包括对法律地位、听证具体程序的具体规定,在借鉴国外立法听证制度上,结合我国实际,构建出一套科学的、可行的立法听证制度。
法律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当代中国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各种新的问题也在不断涌现,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面临着重大考验。如何在推进依法治国的同时更好地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治理,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稳定发展,是我们急需解决的课题。我们在向西方发达国家取经的同时,也有必要回头看看我们祖先领我们走过的路,从中吸取有益经验,探索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治国之道。礼乐制度与法律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两大基本政治制度,“礼治”、“法治”、“礼法合治”也是中国古代社会国家治理的三种基本方式。从西周时单纯的“礼治”到秦朝时单纯的“法治”,中国古代社会的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方式也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在总结前代治国理政经验的基础上,汉代时才最终形成了“礼法合治”的治国方略。自此之后“礼法合治”的治国方略为中国历朝历代所遵循,礼法二元结构也成了中国古代社会国家治理体系的最大特征。
  本文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礼”“法”观念进行了基本梳理,着重论述了“礼”的本质、“礼”的精神、“礼”的作用以及中国古代社会“法”的基本特征;概述了古代先贤对“礼治”、“法治”、“礼法合治”的认识;回溯了中国古代社会从“礼治”到“法治”再到“礼法合治”的历史进程;结合历史阶段与社会发展探讨了“礼”“法”在三种治国方式中的作用和相互关系;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对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会采用“礼法合治”的治国基本方略、国家治理体系为什么会是礼法二元结构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在中华民族的非宗教性和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人具有指导人生、安顿价值的重大作用都没有改变的前提下,‘礼法合治’对当代中国国家治理能力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仍具有重大意义。”
法学理论 扬州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东亚法治发展发展理论的前提是区域法治发展理论的成立,这一理论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现代与后现代的交织中得以证成。通过对东亚法治近代以来的发展特征说明东亚法治发展利益导向机制的生发原因,寻找东亚法治发展的基本特点;再从历程与特征中挖掘影响东亚法治发展的不同层面利益上的主导因素,解释机制的基本构造;尝试分析利益导向机制每个部分对法治发展的推动作用,阐述机制的运行规律;最后说明机制功能,寻求东亚法治发展的基本路径,构建法治发展的理想图景。
  文章主要由五个部分组成,第一个部分证成区域法治发展理论,主要是为区域法治发展理论奠定基调。对全球化理论、法治全球化理论、本土化理论,法治地方性理论的基本概念以及矛盾思想进行阐释,总结世界发展的两种趋势,阐明趋势之间的张力,验证区域法治发展是由内源思维指向外扩目标。
  第二个部分说明东亚法治发展的利益导向机制的生发。这一部分中首先说明东亚这一地区作为区域法治发展研究对象的原因;其次,探讨关于“东亚”区域的界定,认定东亚区域的范围以及我在研究中所要涉及的地区;接着,从法治的“良法”与“善治”两个角度分析中、日、韩三国法治发展的历史过程;最后,通过以中、日、韩三国为代表,总结东亚法治发展的历史性特征,主要是外源型的制度与内生型的实践。
  第三个部分解释利益导向机制的基本构造。这一部分是从东亚法治发展过程及特征中分析主导东亚法治发展的不同层面的因素:区域—文化利益因素、国家—经济利益因素、个体—权利利益因素,分析三者之间相互交错的关系,利用功能主义的社会学分析方法解决发展因素的多层次问题。
  第四个部分分析利益导向机制的运行方式。主要包括区域文化利益对东亚法治发展风格的奠基,表现出制度之刚性与治理之软性;国家经济利益层面对东亚法治发展实质的遵行,表现出制度之适应与治理之稳定;个人权利利益层面对东亚法治发展形式的图绘,表现出制度之整合与治理之多样。
  第五个部分说明利益导向机制的功能。这一部分阐述在利益的导向作用下,东亚法治向何处去的问题。向文化融合的方向去;向全面合作的方向去;向回归初心的方向去,这是东亚法治发展之道。
法律(法学) 广西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马君武博士是广西大学创始人,首任校长,在教育贡献上与蔡元培先生齐名,被人们称为“北蔡南马”。马君武博士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之一,他幼年苦读,青年赴日本留学,并追随孙中山先生进行民主革命。辛亥革命后,担任了一系列政府要职,并于1924年前后,远离政坛,一心从事教育办学工作。马君武博士的这些事迹,随着近些年来对其研究与关注的深入,已在一定范围内被人们所了解知晓。
  但目前,人们对马君武博士的研究尚未深入到其法学思想与法律、立法实践等领域,其对中国近代法律建设的贡献尚未被人们发掘与了解。马君武博士的法学思想与法制实践活动,以改造“中国的旧时国民性”为核心,具体内容则表现在平等主义思想、民主宪政思想、程序正义思想、比较法学思想等方面。其思想进步程度已涵盖现代法学理论的大部分方面。更值得关注的是,马君武博士的法学思想在其教育办学实践中多有体现,对中国近代的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英语笔译 西南政法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美国证据法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历程,积累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和实务经验,对我国证据法的制定和完善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因此,笔者选择《联邦证据法精要》第一节和第二节作为本次翻译项目的研究对象。该书由美国证据法界的著名学者Michael H. Graham教授编写,以短小的篇幅,简明的方式,逐条介绍了美国证据法的内容,是一本学习和研究美国证据法的入门书。
  《联邦证据法精要》第一节和第二节的翻译难点主要是法律词汇的多义性和句法结构的复杂性。在处理法律词汇多义性时,笔者认为根据语境确定意义后,才能使词汇的翻译准确无误;在处理复杂的句法结构时,采用了变序法、拆分法、转换法三种翻译技巧。
法学理论 西南政法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以马基雅维利的《李维史论》为研究对象,以马基雅维利在《李维史论》中提供的共和之道为线索展开论述。在研究方法上以文本分析为根本方法,旨在通过深入而细致的文本解读揭示出隐藏在“共和之道”这条明线之下的暗线——对历史经验之合法性的证成。在阅读《李维史论》的过程中,我们发现马基雅维利在总结大量行之有效的历史经验的同时,还在努力将这些历史经验变成普遍而恒定的历史规律。因为经验是过去的,未必适用于当今,而马基雅维利写作《李维史论》的目的就是想通过对李维《罗马史》前十卷的评论来指导他所处的时代,因此只有将历史经验变成历史规律才能达到他写作《李维史论》的目的。否则,《李维史论》只能是一部历史经验的合集,而不会有什么思想史上的价值。因此,本文除了阐明《李维史论》中写在明处的“共和之道”,还分析了写在暗处的历史规律的证成之路。
  本文包括四部分,前三部分对应《李维史论》的三卷,分别对这三卷中的重点篇章进行了深入解读。最后一部分是结语,对全文进行了总结。
  本文第一部分对应《李维史论》第一卷,在内容上围绕如何建国(共和国)而展开。在这一卷,马基雅维利给出了建立共和(自由体制)的理想路径和不能成功建立共和情况下的现实抉择。马基雅维利论述的重点是如何在民风腐败的国家建立共和,他提供了在腐败国家建国的两种路径:好人独裁和暴君从良。此外,我在这一部分还重点解读了第二十六章,不仅因为该章在内容上与建国问题息息相关,还因为施特劳斯对本章的解读难以令人信服。
  第二部分对应《李维史论》第二卷,在内容上围绕国家如何实现有效扩张而展开。本部分重点解读了该卷的前言、第三章、第五章、第二十九章、第三十章。马基雅维利在本卷认为古罗马扩张靠的是德行而不是运气。本部分重点阐明了罗马德行的实质——把握自然法的能力,并分析了自然法与命运、德行之间的关系。此外,本部分还阐明了人类社会的自然法基础,揭示了隐藏在历史经验之下的自然法基础,由此历史经验也升华成了历史规律。
  第三部分对应《李维史论》第三卷,在内容上围绕如何使国家维持长久而展开。本部分重点解读了该卷第一章、第九章、第十二章、第三十一章、第三十六章。马基雅维利认为要保全一个国家使之维持长久必须使之经常回复到初始状态,他在该卷重点介绍了“贤人引导”这种回到初始状态的路径。这条路径其实就是效仿古罗马杰出公民的德行。本部分重点分析了这些德行背后的实践原则,这些原则的核心便是把握好德行与命运、自然法、必然之间的关系。
  结语部分对全文作了总结,并简要分析了马基雅维利在《李维史论》中倒向自然法的原因。
法学理论 西南政法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起,在法制视域下,我国口号表达的演变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1949年至1956年、1957年至1977年、1978年至1999年。特定时期的重要口号展现了党和国家在各个历史阶段的法制观念、意识和思想以及大众观念和文化内涵。建国以来,历史上有记载的口号便有上百个,许多口号因其简洁明了、易于传诵和动员群众,而被广为利用,其中,有些口号在特殊时期不仅起着鼓舞人心,凝聚力量的作用,而且是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的象征。回顾和反思我国法制建设的各个时期口号的演变过程,会发现每一个阶段具有代表性的口号都是当时政治历史文化条件的产物,而法制建设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的重要一环,在其视阈下的口号演变总是与当时的历史条件密切相关。为此,本文拟选取建国以后五十年的历史重要发展为线索,透过法制建设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来分析口号表达的变化的时代内涵,揭示我国法制建设的曲折进程。本文除引论和结论外,正文共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先论述了口号的内涵及口号的理论基础,阐述什么是口号,什么是中国式口号以及口号不仅作为一种文化,还作为一种动员手段在中国50年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同时期党和政府提出的大量的口号,客观上起到了下达与实施各项政策的作用,动员了不同社会群体投入到社会实践中。并且有效地促进了政党组织的构建及政权的巩固发展。
  第二部分指出在1949至1956年,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初期,针对新中国面临的“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主要问题,新中国领导人首先提出“废除伪法统,建设社会主义法制”的口号,这一部分探讨了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的历史必然性和废除《六法全书》的问题。并且阐述了建国后至1957年以前,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向社会主义“过渡”进行法律上的准备,新中国积极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取得的一些法制成果:制订和颁布了《婚姻法》、《土地改革法》、《工会法》、《宪法》。在这一时期,最响亮的口号莫过于“坚决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中:“依靠贫农、斗争富农、团结中农。”“三反五反运动”运动中:“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这些具有时代意义的响亮口号,他们都反映了中国在法制尚未健全条件下口号在治理国家过程中起到的作用。
  第三部分指出,1957-1976年,社会主义法制的倒退时期,反右斗争扩大化以后,国家简单将社会矛盾划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社会主义法制观逐渐异化,革命话语扩大化。“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被提出,全国上下将阶级斗争视为首要任务。十年文革是对法制的最大破坏,法律虚无主义盛行,出现许多具有代表性的反法制口号:“砸烂公检法”、“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部分由探讨这一时期出现的各种反法制口号入手,探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及法律虚无主义的理论渊源,及其给中国法制建设所带来的影响。
  第四部分论述1978至1999年是社会主义法制重新起航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发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各项法规建设逐步建立。法制十六字方针“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也作为口号在中国提出。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新时期,社会经济迅速发展,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口号,1999年“依法治国”入宪,中国法治进程才驶入正轨。
  结语部分进行总结,我国各个法制建设时期的口号及其传播的进程,呈现出的恰好是法制建设在曲折中前进,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同时也体现了执政党传达出来的观念与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过程,口号的演变与传播和法制建设的关系与经济发展、社会管理程度等因素密不可分。口号不仅反映了各个时期我们的法制建设的重点和特色,也对法制建设的进程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自1949年社会主义国家的建构,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展开的经济为中心的现代化法制,再到1999年“依法治国”写入宪法,法制建设中口号的各个时期的表达经历了由“法制”与“人治”之争,再到“法制”过渡到“法治”的话语演变逻辑,新时期口号体现的是兼容并包的理念、多元化价值观的特点,并在历史和实践中走向成熟的法制建设话语体系。与此同时,“法治”建设下的市场经济促使人民的自主意识、权利意识、自由意识、平等意识、民主意识的萌发,人民的法治意识也在不断的改变和提高,并日益参与到新时期的法治国家建设之中。
法学理论 江西理工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治理”理论的引入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提出,为民间治理提供了正当性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导向。“民间治理”指的是民间社会作为主体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一种社会治理方式,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政府加快转变职能,加之市场失灵,民间治理既是当前社会转型发展的必然诉求,也是发挥社会作用、实现国家和社会合作共治的现实有效途径。在法治中国建设的语境下,法治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因而,民间治理的法治化是法治实践发展的必然趋势。
  法治文化是法治运行的文化根基,不仅体现为显性的外化的规则制度、组织载体及行为方式,更包括隐性的内在的价值原则和精神理念等。作为民间治理的法治基础,一方面与民间治理存在内在逻辑上的耦合,另一方面又能够为民间治理提供重要的法治功能。另外,当前民间治理面临诸多困境的法治成因之根本也在于法治文化的缺失,具体体现在现代法治价值的缺乏、法治规则体系不健全、法治组织发展失衡且代表性不足、行为方式上的非理性化和违法化等。
  因此,构建民间治理的法治文化就是民间治理法治化的必然要求。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重建多元兼容的法治价值观;第二,建立健全民间治理法制体系;第三,整合民间规范,发挥其法治功能;第四,传承和改造传统法律文化;第五,培育公民意识,促进民间社会组织的形成与发展。
法律(非法学) 内蒙古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周易》为五经之一,位列儒家经典之首。为占卜之书,语言简练,内涵至深至广。西周时期,由于人们思想认识水平有限,生活中常以占卜指引自身行为,因此《周易》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西周时期社会的记载之书。《周易》中涉及西周时期法律制度的内容很多。
  本文由三部分组成。前两部分从《周易》的经文入手,以法律视角出发解读古经,以发现其中包含的西周时期法律制度。从法律思想、民事法律制度、刑事法律制度、司法制度、盟誓制度等多个方面探讨《周易》中关于法律的内容。这两部分主要采用归纳法,将筮辞中涉及法律制度的条文进行分类、归纳、总结。同时与其它同期的资料,如《尚书·吕刑》相互印证。通过本部分的研究,可以看出这时的奴隶制法律制度已经比较发达。
  第三部分,以功能主义的观点分析上述制度。功能主义是马林诺夫斯创立的,也是其对初民社会制度和习俗等进行探索的主要方法。他首先将社会的全部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分析,再将各部分带入整体中,分析每部分所具有的不同功能,这给了人们理解初民社会的新视角。本部分以此视角分析《周易》中的西周法制,以评价西周法律制度。
法学 湘潭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中国传统调解文化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调解文化在中国绵延几千年,属于中国独特的纠纷解决机制,为古代中国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社会关系的融洽做出了杰出贡献。中国古代一直以调解为解决纠纷的主要方式,在司法活动中适用调解一直为统治者所大力提倡。即使历经几千年的朝代更替,司法调解依然充满旺盛的生命力。
  从鸦片战争以来,西方法律文化开始渗透进中国,中国的法律文化开始向西方靠拢。然而,我们根本无需移植西方法律文化,因为空有法律移植而无法律认同的制度是没有生命力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法治进程的加快,民众已经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了传统司法调解文化的重要性,尤其在当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目标的指导下,传统司法调解在维护社会稳定和民众的和睦共处方面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传统司法调解的当代转型的必要性在于要适应当代社会纠纷的复杂与多元,以及文化本身生存与发展需要。传统司法调解的当代转型的可行性在于国家对传统司法调解保护力度的增强,当代社会大调解格局的实现,以及民众对于本土文化制度认同感的提高。
  我们正处于司法调解的当代转型过程之中,与传统司法调解相比,当代的司法调解在理念、制度、机构设置上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和创新。在理念上,赋予了和谐新的内涵,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同时注重以人为本,明确规定平等与自愿原则,注重对平等、公平、法治、自愿理念的保护。在制度上,改变传统社会民事案件和轻微刑事案件要先调解才能进行审判或者禁止诉讼的规定,规定调解的原则,当事人可以自愿选择纠纷解决方式。在机构的设置上,由传统社会地方司法官行政权和司法权不分离转变为审判权由法院依法行使。司法调解的实践活动亦取得了不小的进步,特别是近几年取得了一些新的进步,完善了检察院对于司法调解的监督权,片面追求调解率的现象也有了初步好转。
  同时,当代司法调解的转型过程中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在今后的转型中应当更加注重以人为本,缓解人际关系,解决社会纠纷,适应时代的需要。
法学 湘潭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伴随着“985”、“211”类行政性教育计划的建设,据此在招考招聘过程中设置“院校门槛”的情形早已屡见不鲜。以湖南省2014年选调生招考为例,其毫不考虑与选调生有关的职业能力等因素有无相关性,而仅凭院校这一身份条件对非“985”、“211”高校毕业生进行了限制。湖南选调生的这一招考事件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人们也随之对“院校门槛”设置的正当性产生了质疑。
  德沃金资源平等论曾一度被视为有关分配正义最有价值的工作的基础理论。该理论的分配模型包括“荒岛拍卖”式初次分配与“虚拟保险”式再次分配两部分。运用德沃金资源平等论的分配模型可以清晰地展示因“院校门槛”设置而造成的不平等。首先,理论上,我国构建了相关制度使得围绕与“院校门槛”设置有关的初次分配初具雏形,但这些制度不够系统完备;实践中,从获得职位机会、面临的职位竞争激烈度、录取笔试成绩以及不存在“院校门槛”时录取结果等方面看,2015年湖南省选调生招考因设置“院校门槛”而造成了初次分配不平等。其次,我国围绕“院校门槛”设置采取了众多再次分配措施,然而在高校格局、升学、工作技能获取方面,再分配矫正力度不够;在各省考生进入“985”、“211”高校的机会方面,再分配矫正过度;在选取高校进入“985”、“211”高校行列时,再分配矫正缺失。
  德沃金意识到其构建的分配模型过于理想化后,向现实妥协,提出了“可为之辩护的平等”。通过这一启示,可以构建起“院校门槛”设置的可行性愿景图,可以找寻到促使“院校门槛”设置达到尽可能平等的措施。可行性愿景图主要从遵循道德平等、消减自然天赋和社会环境的不平等、对自己的选择负责等三方面构建。而要实现“院校门槛”设置尽可能平等,就应该在建立政策动态调整机制、促成高校外部竞争机制、合理配置高校教育资源、严禁盲目设置“院校门槛”、加强自身建设以博得成功人生等方面努力。
  综上,通过文献调查和资料分析法、对比研究法、调查方法、统计方法、数据图标分析法以及个案分析法等研究方法的运用,从德沃金的资源平等论的视角对“院校门槛”设置这一事实进行较为详细客观的分析后,不仅可以追本溯源至“985”、“211”类行政性教育计划的不完备,还较为系统地展现了围绕“院校门槛”设置而产生的不平等现象以及找寻到了使之回归大致平等的途径,为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依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闽南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在习近平的从政履历中,我们发现,法治始终是其执政思想中的核心要义。习近平法治思想孕育于改革开放后中国法治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无论是在地方还是到中央,随着中国法治建设不断深入,其对法治的认识也在不断丰富和发展,形成了鲜明的法治思想。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并基于战略与全局高度针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行深入诠释,创造性的提出了多个新理念,集中展现了鲜明的执政特点。习近平总书记的法治思想是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分析和研究习近平法治思想,系统梳理其法治思想发展脉络和理论逻辑,总结概括其法治思想的主要内容,阐释其法治思想对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新时期中国法治建设新思想、新理念,科学把握法治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其他方面之间的内在联系,稳步推进依法治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支持。
法学 湘潭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聊斋志异》是一部优秀的文言短篇小说集,作品中体现的蒲松龄的法律思想,一直引起研究者的注意。但是历来学者对其法律思想的研究不够细致、全面,从而导致研究结果的片面化和局限性。本人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针对这一问题,继续对其探究。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对蒲松龄及《聊斋志异》作简单的介绍,探讨蒲松龄的生活经历,并评析《聊斋志异》在文学小说史上的重要地位;第二部分,从3个方面探讨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成书的原因。清代初年战火不断,统治者无暇顾及吏治问题,造成社会动荡,人民苦不堪言。蒲松龄作为一个下层文人,对于人民的苦难感同身受,引发了他对社会的不满,对清明吏治的呼唤。同时,作为一名渴望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实现政治抱负却又屡屡不得志的落魄书生,只好寄心于写作,抒发心中的愤懑;第三部分,重点探讨蒲松龄的法律思想。从执法、立法、司法以及法外执法4个部分详细阐述蒲松龄的法律思想,分析现象产生的原因,并寻求解决措施;第四部分,从反腐的角度分析蒲松龄法律思想的现代意义,提炼出对当代反腐的建议。
法学 湘潭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明末清初著名文人李渔于清康熙年间先后汇编出版了案牍公文《资治新书》初集、二集。全书分为四部,其中《判语部》收录当时官员审案断狱的判词788篇,是本书最重要的部分。
  李渔一生经历复杂曲折。作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位奇才,其在法律领域亦有独特的见解,主要体现在司法理念和执法理念两个方面。《资治新书》特殊的成书背景和题材令其问世之后引起较大反响,《判语部》作为谳词汇编具有广泛的概括和包容性,是研究明清法律实践运行的很好素材。
  以《判语部》为素材分析判词的语体和说理特征,从程序方面了解明清法律在实践中的面貌。进而探究《判语部》所录判词蕴含的法学理论价值,主要包括犯罪学理论、刑罚学理论以及泛刑法化的法学理论三个方面的价值,着重研究明清法律关于犯罪主观方面、排除犯罪事由、因果关系的认定、刑罚的目的、功能等问题。
  有所侧重地探讨之后,对作为古代社会规范的法律、道德和政治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考察,可以发现:明清法律维护道德纲常伦理,其在价值评判体系中的地位低于道德,这一点从司法官不依法裁判、判词所见否定性道德评价和“反坐”规定执行不严格均可看出。明清法律是统治阶级用来进行政治统治的工具,地方司法官审判权受到限制和当时存在严密的司法监督体系即为明证。可以说,明清法律具有明显的“人治”色彩。
  对传统法制和思想的探析并不一定可以直接指导我们现今的司法工作,但传统法律文化对法治建设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尊重历史,正视文化冲突,吸取和借鉴传统法制文明,则对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都不无裨益。
宪法与行政法 天津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民主问题是一个热门问题也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在当今很多人看来,民主是一种普世价值,也是一个国家繁荣富强的先决条件。但若放眼古今中外,不难发现,在历史长河中出现的数量众多的民主国家中,真正繁荣富强的国家所占的比例是非常少的;一些国家在简单照搬民主制后,整个国家非但没有走上富强的道路,反而使全社会陷入了长期的动荡之中。同一种制度的种子植根于不同国家的土壤却长出了苦涩与甘甜两种完全不同的果实,只可能是土壤成分的不同所影响的。在这为数众多的影响因素中,本文以为法治因素乃是影响“果实”酸甜的最重要因素。有鉴于此,本文选取了大量的历史材料,通过历史实证分析的方法对古今中外各个历史阶段主要民主国家的风土民情及其民主与法治状况进行了对比与分析,并最终得出了法治是民主基础的结论。本文认为,民主也许是一种好制度,但在法治程度不健全的国度,过度民主化只会导致社会秩序的瓦解与崩溃。民主制度的建设要考虑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程度,尤其要与其法治程度相匹配。公民权利的范围拓展只能由民众通过提案或诉讼的方式依靠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进行解决,绝对不能以“人权”为借口去尝试突破代议制的底线,更不能以民意为大旗试图去主导立法或者是司法判决。决定一个国家民主程度的并不是民主制度本身,而是那个国家的法治程度。法治才是一个国家繁荣富强的根本与基石。
法律(法学) 湘潭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朱元璋作为一个从底层草根一步一步艰难登上至高无上的地位——皇帝宝座的人,其低微的身世、艰难的经历及历代政权更迭所留下的经验教训,使得他对官吏腐败给其统治形成的严重威胁和给社会所带来的巨大危害之认识特别的清晰和深刻,对官吏贪腐的嫉恶如仇及对政权的极度珍惜,由此导致他形成了一系列有别于前人的治腐思想和治腐措施,这就是力图通过严厉的法律制度和严格的监督管理达到对腐败有效惩治,从而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
  从古至今,反腐本身一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及思想来源。而朱元璋也因种种原因,包括个人的从特殊经历,从成就帝王的曲折历程和另类心理和性格剖析的养成的分析,以及朱元璋反腐的时代背景包括社会经济恶化、民生凋敝困苦和政治生活腐朽,内部倾轧严重。而朱元璋的思想来源于儒家的“德主刑辅”和法家的“重刑”思想。
  在亲眼目睹了元朝因为贪官污吏而带来的国家衰亡,百姓民不聊生的苦境,朱元璋其无论是出于自己的内心意愿还是对于朝代延续角度,都需要借助于合理的反腐措施以及实践手段去提升和实现社会的稳定发展,更好地让现有明朝可以在战后获得“喘息机会”,避免大量的农民起义。因此,朱元璋对反腐的重视程度甚过历代历任皇帝,而且采取了礼刑并用和重典治国相结合的思想,严惩贪官污吏并付诸实践,又通过一系列的法律、执法以及监督等多项措施去落实这一政策,得以更好地肃清整个官场贪污腐败现象,力求有效缓解社会矛盾,振兴经济发展,为明朝的长治久安奠定基础。具体而言,其反腐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巩固统治必须惩腐,惩治贪腐必须用重典。朱元璋反腐的实践突出体现在:严密制度、法外设法,严刑峻法、大义灭亲。
  从朱元璋反腐思想,尤其是别具一格的反腐实践所产生的实际效果来看,明显地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缓和社会的矛盾,恢复了经济的发展,重挫贪官污吏的腐败气焰。但由于过于严格的惩罚,也造成依赖人治、弊端甚多等负面效果。朱元璋惩治腐败的成败得失对于我们今天的反腐倡廉不无启发借鉴作用。不过,即便如此,我们看到了其勇于尝试以及强力反腐的决心:通过法律的颁布、严格的执法以及监督机制的构建等力争反腐斗争的顺利进行。历史的经验表明:民主和法治才是反腐败的根本出路;法网要疏密适当,惩治力度须宽严相济才能取得反腐败的良好效果;营造良好的守法氛围是法治建设的重要一环。
法学理论 上海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选取我国著名法学家吴经熊的自然法思想为研究对象,从沟通和超越东西方的角度对其法律思想演变进行分析,概括出吴氏自然法思想的主要面貌和总体特征,最终尝试对其自然法思想的理论贡献予以评述。
  本文首先基于吴氏的人生经历和思想变化,分别从超越西方法理学和超越中国法传统两个方面,分阶段地展现吴氏法律哲学思想的演变过程。在对吴氏思想演变过程的展现中,我们可以看到,吴氏在经由对西方法理学的反思以及对中国文化传统的传承中走向一种融合东西方的自然法思想。继而,本文对这一自然法思想进行总结,并认为其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可归结于:超越恒常与变化、沟通此岸与彼岸以及直觉的方法。实际上,这三个方面也是吴氏本人的精神气质特征,其思想努力的方向以及其自然法思想有所贡献之处。在文章的最后部分,本文尝试对吴氏自然法思想的理论贡献进行评价,初步认识到吴氏的贡献在于,致力于消除人们对于自然法存在的误解,为自然法正名;并且从对自然法的基础地位、自然法的意义以及自然法与信仰之间的关系的探讨中为自然法进行辩护;尤为重要的是,他尝试提出一个超越东西方的自然法理论并为之努力,在这一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东西方文化的精神共通之处,可以看到东西方文化之间互相映证、互相促进从而互相发扬之处。这一超越东西方的自然法因其植根于“人性”基础的思考以及对普遍价值的追求,因而乃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自然法,因而才是真正的自然法。由此看来,吴氏是一位自然法理论坚决的拥护者和倡导者,在当代众多复兴自然法的声音中,我们必须认真聆听吴氏伟大的智慧。他不仅对中国法学和中华民族具有非凡的价值,而且对整个世界也具备深远的意义。
法学理论 上海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法律的文义解释方法是解释法律的重要方法之一。文义解释方法因遵循按照条文字面的通常含义解释的规则,能够确定文本的字面含义,保证法律的安定性,所以研究文义解释方法对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正是从文义解释的基础出发,首先对文义解释的基本内容进行了介绍,包括文义解释概念的界定、分类、功能,接着阐释了文义解释的优先性问题,包括文义解释方法优先适用的条件以及限制,最后通过案例引出分析文义解释方法的不足,在这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正如魏德士说道:本世纪法学和法学者的历史标明:“纯粹的法律技术对法律和社会是危险的。只有那些对法的基础和作用方式以及对可能引起法适用的原因和适用方法后果有所了解并对其思考的人,才能在法律职业的领域内尽到职责的要求。”1本文的创新点在于不仅对文义解释方法作了详尽的介绍与分析,还利用实际案例对文义解释方法在实际中运用的优点和不足进行阐释,针对问题借鉴法学大家们的观点、见解,结合自己的思考,提出不断完善文义法律的方法,力求全面系统、公正客观的解读文义解释的法律解释方法。
  总之,笔者通过对国内外专家学者在这方面的观点学说的比较研究,运用文献分析研究方法、比较分析研究方法、规范性分析研究方法、案例分析研究方法等,对文义解释方法进行探索,试图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向前推进一点点,尝试为我国今后文义解释方法研究提供理论借鉴,以理论指导实践,进而从立法和实践上完善法律文义解释方面的规定,以期对于文义解释的理论认识、法律解释的制度构建提供一些新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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