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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理论 浙江理工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要摆在全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上,作为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重要议事日程。意识形态成为一个国家和民族长期而稳定的指导思想,要经过一系列从思想到实践的积淀和历练,意识形态的最终确定,并取得全社会的认同,不仅要依靠社会制度的合理化操作,还要处理好它与众多思潮的理性关系。进入网络时代以来,各种社会思潮利用网络风起云涌,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革,使得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与交锋愈演愈烈,为了保护本国意识形态的安全各国纷纷提出“网络主权”这一创新型主权概念,以期能达成国际共识,成为维护网络意识形态的“保护盾”。但由于网络主权提出时间短,理论和实践研究尚不成熟,它在为意识形态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会使意识形态的发展面临严峻挑战。面对当前社会的新形势、新特征与新挑战,网络主权需要站在时代和战略发展的高度,科学分析对意识形态造成的影响,采取有效措施主动应对,以巩固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确保网络时代意识形态的安全性。
  通过对意识形态和网络主权相关概念的界定,阐释了意识形态的功能以及网络主权的提出背景,为论文厘定了时代背景,并根据两者的相关内涵梳理了意识形态和网络主权的关系,为论文的展开奠定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在分析网络主权对意识形态的影响后,总结出网络主权为意识形态的传播、意识形态内容的安全性、宣传的可信度等方面提供了机遇,但也给意识形态内容的发展、传统的意识形态传播模式以及政府维护意识形态的成本和难度带来了挑战,思考应如何在抓住机遇的同时迎接挑战,化挑战为前进的动力;在网络主权对意识形态影响的基础上,从立法、风险防范机制、政务电子化改革、网络技术水平和全球化治理方面入手,探索完善网络主权维护意识形态的途径,以期网络主权发挥维护意识形态的作用。
法律经济学 浙江理工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当下我国刑事案件数量激增和司法资源有限的矛盾日益凸显,从近两年“刑事速裁”和“认罪认罚从宽”等分流程序的试点亦可见一斑。刑事诉讼效率亟待提高的现状,令人将目光再次聚焦于辩诉交易制度。辩诉交易制度起源于美国,逐步发展至意大利、德国等,虽在交易主体、交易内容、适用范围等方面各有不同,但都在提高诉讼效率上起到效果。辩诉交易制度自产生起就一直备受争议,损害刑事公正、罔顾被害人利益等质疑声不断,而对于我国是否应该构建辩诉交易制度、如何构建等问题国内法学界同样众说纷纭,至今未有定论。
  基于此,本文在法学分析方法之外,运用法经济学中的博弈论分析工具来探讨辩诉交易制度,重点运用其中的囚徒困境博弈和讨价还价博弈。我国构建辩诉交易制度的前提在于该制度的合理性。文中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分析辩诉交易的合理性。宏观方面分析辩诉交易对公正的影响,刑事公正主要是实现“勿枉勿纵”、“罪刑相当”,通过模拟“控辩双方提出不容讨价还价的出价”博弈,得出刑事诉讼中无辜者的策略选择是退出交易进入审判,而有罪者的策略是进行交易,如此便可实现有罪者和无辜者的分离,既不会让无辜者获罪,又不会让有罪者逃脱惩罚,虽在刑罚上有所减轻,但仍符合相对正义;微观方面从控辩双方博弈、被害人与被告人博弈展开,论证了辩诉交易能使控辩双方走出传统起诉模式下的囚徒困境,实现帕累托最优,并说明了被害人存在同意辩诉交易的合作激励。
  辩诉交易过程中控辩博弈要实现帕累托最优,受到博弈主体、谈判筹码、谈判信息和利益激励等博弈条件的影响,将这些条件比照我国刑事诉讼实践,归纳出我国要构建辩诉交易制度会面临被告人主体地位过低、律师辩护有效性欠缺、控方自由裁量权限制、证据开示不充分、辩方合作激励不足这些主要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我国辩诉交易制度的构建一方面要建立配套制度,强化律师辩护、完善证据开示和建立检察控制制度。另一方面在具体设计中,交易主体要纳入被害人,增设被害人同意前置程序;交易内容限定为量刑交易,交易幅度为1/3;适用范围确定为适用于证据基本充分,同时满足可能判处的刑罚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案件;具体程序中审查环节除了对被告人自愿明知的审查,重点增加法官对被告人无罪情况的审查。
法律经济学 浙江理工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的计算体现了专利权人和标准实施者,私人权益和公共利益的冲突与平衡。目前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的计算以FRAND原则为指导,通过“公平、合理、无歧视”三个方面来评判许可费是否过高或过低,并确定合理的许可费数额,但FRAND原则的模糊性以及专利本身的复杂性、市场的变化性造成如何计算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成为一个难题。本文以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的计算为主要研究内容,结合国内外相关标准化组织关于FRAND原则的规定以及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的司法、执法实践经验,以经济学模型为工具介绍并分析了关于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率的计算模型,揭示了现有法律实践中的计算方法的合理性,再从立法、司法和执法三个维度为我国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的计算提出建议。
  文章首先介绍了标准和专利的基本概念。标准的共同性,反复性和普遍适用性决定了其具有公益属性,但专利权作为一种独占性权利天生带有私益性和垄断性。技术和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专利和标准的融合不可避免,但标准必要专利的出现也带来了对技术的垄断和对竞争的破坏,如何在推广标准和保护创新间取得平衡,合理的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变得尤为重要。
  在必要性的分析之后,文章结合案例的法律实证分析和经济学模型的理论研究,对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的计算的实践情况进行了总结。在案例的法律实证分析中,文章选取了以我国和美国为代表的关于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的典型案例。微软诉摩托罗拉案,Innovatio诉LLC案和CSIRO诉Cisco案这三个美国案例都采用了假设性协商法,修正Georgia——Pacific因素,具体通过比较法或者TopDown计算办法确定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华为案和高通案中关于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的计算过程相对比较简单,但也提出了许可费计算的考量因素和确定办法。在经济学模型的理论研究中,分析展示了符合FRAND原则的合理许可费范围,以整体市场价值法作为计费基础可能带来专利劫持,造成许可费堆积,而以最小可售单元为计费基础更具有合理性,该原则也越来越多地用于实践当中。有效成分定价规则法在司法实践中得以有效适用,它通过模拟各类似技术相互竞争的状况可以得出许可费率,但该模拟需要大量的数据来重构事前竞争状态,在操作上具有挑战性。Shapley值法基于合作博弈中的利益分配,根据边际贡献计算最大化效用,但和有效成分定价规则法一样,该办法也存在“还原”的困难。Lemley-Shapiro仲裁机制法运用简单的经济学原理,通过许可双方的“讨价还价”,由第三方从双方的报价中选择一个更符合FRAND原则的许可费。
  我国最近实施的《关于禁止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专利法修改草案》中都写入了FRAND原则,但对于FRAND原则的具体内涵未做解释与说明,国家标准化委员会、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国家标准涉及专利的管理规定(暂行)》关于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的规定也过于笼统。因此,建议在立法上应当进一步明确FRAND原则的内涵、引入Georgian-Pacific等因素作为考量因素,完善专利权人的披露制度为司法确认提供参考的许可费,引入Lemley-Shapiro仲裁机制以避免或减少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的诉讼纠纷。在关于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的司法确认中,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在个案原则下根据不同的案件情况适用不同的计算办法。在执法中,反垄断执法机构以尊重许可双方的自由谈判为原则,通过惩罚性赔偿倒逼专利权人改变定价机制,促使许可费合理化。
知识产权法学 浙江工商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近些年来,我国电子商务发展迅猛,呈现出蒸蒸日上的繁荣之势。但在电子商务经济繁荣发展的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法律风险。现阶段,我国电子商务交易平台上知识产权侵权现象较为严重,侵犯他人专利权的现象尤为突出。我国电子商务交易平台专利侵权呈现出:重复性、规模性、恶意性侵权,涉及商品种类繁多、数量大等特点,存在着侵权判定复杂、侵权主体难锁定、平台责任风险大等问题。电子商务交易平台主要有纯自营型的电子商务交易平台、混合型电子商务交易平台和第三方电子商务交易平台三大类。目前争议较大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认定第三方电子商务交易平台经营者在侵害专利权纠纷中的责任。关于第三方电子商务交易平台经营者的法律地位,理论界和实务界并未达成一致意见,对于其法律地位的认定主要存在法律概念适用不统一、法律关系界定具有模糊性、权利义务边界不明确等问题。因而有必要在立法上统一规范电子商务交易平台提供商的术语,用“第三方电子商务交易平台经营者”作为电子商务交易平台提供商的法律定位,在此基础上赋予其独立的法律地位,明确其权利义务,细化其承担责任的标准和界限。以司法实践中的典型案例为素材,结合国内外立法现状,在比较分析、借鉴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处理相关问题的规则。
  第三方电子商务交易平台经营者未直接实施侵犯专利权的行为,要求其承担间接侵权责任的关键在于对其“过错”的认定,在未来立法时可以考虑建立以“注意义务之违反”为核心的主观过错判断标准。综合考虑互联网的特点、第三方电子商务交易平台经营者的角色定位及能力大小、专利权的特性、技术手段的可能性、运营成本、产业发展等因素,认为第三方电子商务交易平台经营者不负有事前的主动审查商品信息和监控侵权交易的义务,但负有事前的风险防范义务和事后制止侵权的义务,在其未尽合理注意义务的情况下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第三方电子商务交易平台经营者对平台内经营者实施的侵犯专利权的行为不具有监控的能力和权利,也未从平台内经营者销售的侵权产品中获得直接经济利益,因而不承担替代侵权责任。网络版权领域的“通知—删除”规则在电子商务领域的侵害专利权纠纷中具有不适性,应当在利益平衡精神指导下,进一步完善“通知—删除”规则及其配套机制,可以考虑在“通知—删除”规则中引入辩论机制,构建“通知—转通知—反通知—删除”的侵权投诉处理机制,同时明确侵权通知和反通知的内容及效力。规定瑕疵侵权通知处理程序,权利人恶意投诉给平台内经营者造成损失的由权利人承担责任,平台经营者承担侵权责任后享有追偿权。引入责任担保制度,以防止权利人滥用投诉权。当下,应当建立与产业发展相适应的平台责任制度,以促进电子商务行业有序、健康的发展,进而推动国家信息化建设。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浙江工商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行政规范性文件因其制定主体繁多、无统一的制定程序、缺少有效的监督机制等原因,导致其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现象屡见不鲜。备案审查制度在保障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定质量方面,发挥着其他制度所无法替代的独特功能。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法律制度,但在实际运行中仍存在诸多问题。概而言之,这些问题突出地表现在四个方面,即“制而不备”、“备而不审”、“审而不清”和“审后不纠”。本文以现实中的突出问题为切入口,结合行政法的相关理论,分析了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中现存的问题、成因以及解决上述问题的制度路径。
  本文除了引言和结语外,共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的制度价值。本部分立足于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实施状况,通过行政内部监督与人大外部监督的横向比较,阐明了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所具有的独特价值。
  第二部分,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范围的厘定。本部分围绕“制而不备”这个问题,分析了制定机关不愿将行政规范性文件报送备案的主要原因和次要原因,并提出若干有效的解决措施。
  第三部分,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程序的启动。本部分围绕“备而不审”这个问题,对备案审查程序难以启动的原因展开讨论,着重探讨了分散审查与集中审查相结合的审查模式、专家参与审查机制和依申请审查机制。
  第四部分,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标准的明晰。本部分围绕“审而不清”这个问题,依次分析了合法性审查与合理性审查中的争议之处,着重探讨了制定必要性审查和可执行性审查。
  第五部分,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处理结果的效力。本部分围绕“审后不纠”这个问题,先是列举了备案审查处理结果的主要类型,接着对“审后不纠”的成因展开讨论,提出了“优先适用较轻处理方式”原则,最后建议创设处理结果的异议和复核制度。
马克思主义法学 浙江理工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行政垄断是我国普遍存在的现象,一直是《反垄断法》规制的难点和重点。《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决定》的出台,为推动依法规制行政垄断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在这种背景下分析现行法律规制行政垄断的现状,借鉴世界规制行政垄断的有益经验,并最终提出规制行政垄断科学有效的法律体系,显得尤为重要。
  依法治国是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经济文化生活、社会事务。行政垄断是“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按不同标准可以分为具体行政垄断和抽象行政垄断以及地方垄断和行业垄断。依法治国可以约束行政权力的滥用,规制行政垄断需要依法治国理念的指导。
  我国规制行政垄断的法律体系是以宪法为统帅、《反垄断法》、行政诉讼法等为主干、《公平竞争审查意见》等规范性文件为重要组成部分:《宪法》规定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规制行政垄断的最高法律依据,但是我国地方垄断和抽象行政垄断都难以通过《宪法》来破除。对行政垄断进行系统规定的是《反垄断法》,但是两层多机构的执法体系和法律责任的缺失导致通过行政执法规制行政垄断的效果十分有限,而且对于大量存在的行业垄断立法采取的是搁置争议的态度。除了行政执法,规制行政垄断的司法诉讼也是规制行政垄断的一个重要途径。司法诉讼以行政诉讼为主,但行政诉讼会受到政府干预。通过对条款的解读,还可针对行政垄断提起民事诉讼。
  我国现行法律体系规制行政垄断的效果有限,可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澳大利亚和美国通过宪法条款来禁止地方保护,欧盟通过限制国家援助来保证成员国间公平竞争;为了防止政府制定限制竞争的法律,澳大利亚和欧盟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立法公平竞争审查,清理限制竞争的法律和文件。关于行政垄断行政执法方面,俄罗斯对行政垄断全面而详细的规定以及独立权威的执法机构的设置,对我国反垄断法的修改具有参考价值;澳大利亚通过第三方使用制度来打破行业垄断。对于行政垄断司法,美国的双层司法体制,对于独立审理地方保护案件具有与积极的作用;而且私人诉讼的三倍赔偿制度具有很强的威慑效果。
  依法治国是一个动态过程,我国首先可参照美国、澳大利亚等禁止地方保护的宪法条款,将竞争政策纳入宪法条款,同时提高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法律地位制约抽象行政垄断。其次,推动《反垄断法》的修改,完善行政垄断的法律范围,并设立一个具有统一执法权限的权威执法机构,同时在《反垄断法》中引入第三方使用制度破除行业垄断。最后,完善规制行政垄断的司法路径也十分重要。通过跨行政区域法院的设置来促进司法独立,发挥规制行政垄断的作用。同时设置行政垄断损害惩罚性赔偿制度,落实违法主体的法律责任,使利益受损者得到赔偿。
诉讼法学 浙江工商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自2014年我国刑事速裁程序试点以来,“实验性立法”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因缺乏一个良好的速裁模式作指导,也出现了诸多问题。域外刑事速裁程序有职权主义速裁模式和协商主义速裁模式,两种模式各具特色,为我国速裁模式探索提供了借鉴。我国各速裁试点城市分布广泛,地区情况各不相同,呈现出各自为政的景象,这制约了速裁程序效果的发挥。立足于我国的刑事司法体制,借鉴域外速裁模式的先进成果,总结试点实践的经验,我国应选择以量刑协商为核心的协商审查模式,在量刑协商、法庭审理、适用条件、程序简化等内容上重点建设,在相关配套机制等方面进行完善,给予刑事速裁程序更加成熟、更加高效的模式保障。
  第一部分刑事速裁模式概述。本部分通过分析提出刑事速裁程序的历程、我国建立刑事速裁程序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刑事速裁模式的概念和内涵,阐述探索我国刑事速裁模式的意义。
  第二部分域外刑事速裁模式的考察与启示。本部分研究了域外刑事速裁程序的内容,在比较的基础上分析出域外刑事速裁可以划分为职权主义速裁模式和协商主义速裁模式,并提出域外速裁模式对我国的启示。
  第三部分我国刑事速裁试点实践及模式评析。本部分立足于我国刑事速裁试点地区的试点实践,在分析比较了北京、郑州、广州、上海、杭州、济南、天津、南京等特色显著试点城市的实践之后,概括出试点的四种主要模式,即集中办公模式、速裁专办模式、认罪协商模式和直接出庭模式,并对我国的试点实践模式进行分析、总结。
  第四部分我国刑事速裁模式的选择。本部分以我国试点地区的速裁模式实践为基础,提出以模式定位、模式底线、逻辑进路的速裁模式三要素为根据,立足于我国现行的刑事司法制度,我国应选择以量刑协商为核心的协商审查模式,并重点介绍协商审查模式的基本内容,阐述协商审查模式的配套制度。
社会工作 南京理工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未成年人是民族的希望和国家的未来,青少年犯罪问题日益受到关注与重视,而社会调查制度作为少年司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对于提升未成年人司法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还是提升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工作的效果都具有重要意义。2012年我国新刑事诉讼法修改,正式确立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但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并未真正落实,仍存在主体不明、流程不清、结果科学性不强等问题。
  因此,笔者通过文献梳理、比较分析、实证分析的研究方法,利用在P区检察院两年的实务工作,充分发掘P区检察院原有社会调查工作模式中存在的诸多不足,并结合社会工作专业理论与实务经验,引入社会工作资源,设计出具有较高实践意义的司法社工介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实务模式,通过典型案例的完整实操过程展现这一制度的操作方式和流程,为我国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工作提供相对成熟的、具有实操性的具体实务经验。
社会工作 南京理工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社会发展和司法制度改革,未成年人的司法矫正工作不再只是司法机关的任务,司法社会工作的介入为矫正工作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
  本文是关于未成年人参加司法矫正意愿改变的社会工作介入研究。笔者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对未成年人司法矫正服务中案主的自愿性影响因素、表现及改变过程进行探索,希望在理论上能够构建社会工作中非自愿服务对象的改变模式;在实务中,能为一线社会工作者提供使非自愿案主向自愿参加服务转变的策略。
  本文选取的研究对象是4名接受司法矫正服务的未成年非自愿服务对象,通过对他们进行深度访谈和个案研究,利用短期焦点解决治疗方法,将问题聚焦于他们在接受服务的各个阶段,从非自愿转变为自愿的过程。
  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1、案主参与司法矫正的意愿存在推力和拉力的“较量”,影响了其参与司法矫正的动机强弱。通过推力转化、拉力构建,形成司法矫正中的合力,可以使服务对象完成从非自愿到自愿的转变;2、焦点解决短期治疗方法作用于服务对象的过程中,应始终坚持正向眼光看待案主、坚持问题解决导向;3、服务对象由非自愿到自愿转变的“四部曲”为接受专业角色、察觉并接受自身问题、发现专业协助的必要性、主动寻求协助。
马克思主义法学 浙江理工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2014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为《决定》)确立了“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司法体制改革方针,从而为新形势新常态下进一步推动刑事诉讼审判方式与整体制度构造的改革完善奠定了强有力的基调。以审判为中心是对于审判中心主义这一现代法治表征的刑事诉讼总体构造的近似中国化表述,与传统的、以侦查为中心、流水作业式的诉讼基础构造有着本质的区别。长期以来,刑诉法理论界与一些实务工作界的有识之士一直在呼吁在我国探索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新诉讼构造与制度机制。如今,《决定》业已吹响改革的号角,且近期有关国家机关也出台了相应的具体改革指导意见。但是从以侦查为中心向以审判为中心的转变,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它涉及到制度理念与规范条文上的重新建构、修改,完善,故以何作为主线和切入点切实着手推动乃至最终完成这一艰巨的改革过程,就成为本文所要阐述与解释的课题。
  直接言词审理原则作为审判中心主义的一大重要组成部分,其功能与作用直接体现在促进庭审的实质化这一以审判为中心改革所要着重实现的目的上。故本文以“审判中心主义改革视野下的直接言词审理原则问题研究”为题,就是以此逻辑脉络探讨论述如何才能真正的实现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格局,以及如何将“制度上的法”切实有效的落实成为“实践中的法”这一司法体制改革进程中历久弥新的问题。本论文遵循:根据选题背景引出问题,到分析问题相关的理论概念(包括实证分析等)再到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设想,这样一条脉络与研究路径,层层深入地论证、解答了什么是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如何切实有效的实现以审判为中心改革目的两大核心问题。
  本文第五章节提出了一套具体的、可操作性强的改革实施方案:包括改革完善审前程序、适度阻断侦审联结的涉及刑事诉讼各阶段办案机关工作关系的调整、审判组织及法官承办案件工作制度的改进、使法庭审判持续集中进行的改革措施、进一步完善充实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与配套措施、进一步切实保障诉讼代理人、辩护律师的程序参与权利,以及健全新型审判权运行机制、保障权责一致、权责统一等其他有利于庭审实质化的配套措施,其中又可细分为若干具有较强可参照性的制度规范条款设计方案。然而,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毕竟是诸要素合成的系统论工程,将其彻底地贯彻落实仍然任重道远。
情报学 南京理工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专利法律状态信息具有时序特征,能够体现专利的生命周期和特定时间内权利归属等特征,在专利分析中具有独特价值。其清洗工作要求保证法律状态个体的正确性和状态之间时序关系的合理性。但是,现有数据清洗研究集中于对单个数据的清洗,很少涉及到时序关系数据的清洗。因此,构建并实现能够对时序关系进行清洗的专利法律状态信息清洗框架势在必行。
  多维鲁棒数据质量分析模型能够方便有效的完成对时序关系数据的清洗。该方法首先进行时序数据库建模,即抽象出时序数据中的状态集及状态转移关系,并形式化表示,然后通过模型检测的方式将时序数据清洗任务转换为模型检测任务,从而识别出时序数据中所隐藏的时序逻辑问题。该方法实现了数据问题的自动化发现,提高了时序数据清洗的效率,降低了清洗成本。
  为了完成法律状态个体以及状态之间时序关系的清洗工作,本文利用多维鲁棒数据质量分析模型对法律状态信息数据库建模,并对其进行模型检测,实现法律状态信息时序关系的清洗,并以此为核心构建并实现法律状态信息清洗框架。通过对实际数据的清洗验证了框架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发现了专利法律状态信息在时序关系方面的常见错误模式,并对这些错误进行了分析。本文将多维鲁棒数据质量分析模型应用到专利法律状态信息时序关系的清洗中,为时序数据清洗提供了新思路,同时本文构建的数据清洗框架,为同类型数据清洗工作提供了实证参考。
刑法学 浙江工商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近年来,毒品犯罪甚嚣尘上,并衍生出暴力性犯罪、诈骗型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类犯罪等,已经严重威胁着社会的和谐与发展。而在毒品犯罪中,运输毒品犯罪所占比重一直居高不下,并逐年递增,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然而,在立法上,运输毒品行为仅以一个选择性罪名简单概括地规定在《刑法》第347条中,罪名简单,而且与危害性明显更为严重的走私、贩卖、制造毒品行为适用统一的定罪量刑标准,因违反罪刑均衡原则,备受质疑。在司法适用上,因立法的简单规定和司法解释的庞杂、混乱,各地标准不一,导致司法者在具体的运输毒品犯罪案件中无从下手,使得运输毒品犯罪的适用更加扑朔迷离。理论上,因运输毒品行为本身的复杂性、多发性,对运输毒品罪的研究存在较多争议,学者们众说纷纭、各执己见。因此,有必要对运输毒品行为进行专门的研究,以达到惩治犯罪,维护社会和谐之目的。
  本文试图以司法实践中的典型案例作为切入点,对已有的理论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总结,通过比较研究法,实证分析法,文献研究法等方法对运输毒品罪的相关疑难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论证,围绕以下几个部分展开讨论。
  第一部分分析域内外关于运输毒品罪的立法概况。通过比较研究方法,具体分析域内外有关运输毒品罪的定罪量刑情节的具体规范,分析各自的异同点。
  第二部分阐述理论界有关运输毒品罪的概念,并分析各自的利弊,提出运输毒品罪的概念。然后,探讨运输毒品罪在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的疑难问题:主要分析运输毒品行为的类型,理清它与非法持有、转移、走私毒品行为之间的关系;主要论述间接故意是否构成运输毒品罪、主观明知的心理要素、发生认识错误时如何定性问题。
  第三部分探讨运输毒品罪的犯罪形态问题,包括运输毒品罪的共犯形态问题和运输毒品罪既遂与未遂的区分问题。
  第四部分阐述我国运输毒品罪存在的立法问题,并在借鉴域外的立法经验基础上,提出完善建议。主要包括运输毒品罪的刑罚设置、罪状表述等方面。
国际法学 浙江工商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法律秩序的稳定性与适应实践发展的变革性之间始终伴随着每一种法律制度的演进历程。海洋法公约确立的海洋秩序为国家确立自身的海洋边界和权利提供了稳定的框架,但在确立海洋边界和权利之后,各国发现,公海在某种形式上正处于国家权力真空的状态。在恰此时,公海环境和生物多样性面临着严重危机,经国内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海洋保护区适用于公海可以有效解决公海的环境困局,公海保护区应运而生。公海保护区在保护公海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正义诉求下,满足了国家向公海扩张国家权力的愿望,受到广大沿海国、特别是海洋大国的欢迎。
  公海保护区不仅是在公海选定的特定海域,也是保护公海环境和海洋生物多样性的有效工具,更是系统性的法律机制构成,故公海保护区相关法律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是公海保护区顺利发展的国际法保障。鉴于此,对公海保护区的法律机制展开国际法研究就很有必要。就公海保护区的法律机制而言,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建立机制、管理机制和执行机制。
  公海保护区的建立机制是公海保护区法律机制的基础。目前的国际实践显示,公海保护区主要通过国家单独或合作建立公海保护区、国际组织通过决议建立公海保护区和国家提案经国际组织批准建立公海保护区等方式建立。公海保护区能够使国家在公海享有某种程度的国家管辖权,间接增进了沿海国的国家利益,故需要在建立环节规范国家的权力冲动,为此需要国家之间在合作中实现权力均衡,其实现方式就是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的良好互动。
  公海保护区的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国家借助公海保护区制度增进国家利益是通过对公海保护区的管理来实现的。在实践中,公海保护区或由建立者管理,或由建立者与外部参与者协同管理,或由建立者与利益相关者综合管理。无论建立者是国家,还是国际组织,国家都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对公海保护区的管理施加影响。鉴于此,公海保护区的管理采用综合管理的机制就很有必要,不仅能够充分调动国际社会的民间力量,还能缓和各国竞相追逐管理权力带来的冲突。
  公海保护区的执行机制是公海保护区法律机制的保障。为了确保公海保护区不至成为“纸上公园”,需要充分发挥和改进传统的船旗国执行的方式,完善成员国对成员国的执行机制,确立成员国对非成员国的执行机制。唯有如此,公海保护区才能向更广阔的公海水域推进。
  公海保护区法律机制的发展将给中国带来极大的挑战,包括利益、能力、法律等方面。针对公海保护区的实践与理论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中国应当密切关注,加强研究;完善国内实践的同时积极参与国际实践,并切实重视公海保护区可能对现行海洋法秩序带来的变革,以抓住机遇,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
国际法学 浙江工商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整体性原则是条约解释的基本原则。根据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的规定,它是指这样一种要求,即在解释条约时应基于条约的系统整体性对条约条款的含义予以澄清和说明。正确认识和把握这一原则,对于条约的解释和适用,促进国际法体系的有序化,均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本文采用法理研究、文本解读和案例分析的方法对条约解释的整体性原则进行系统研究。除引言和结语外,本文由以下三部分构成:
  第一部分分析条约解释整体性原则的概念和功能。首先梳理条约解释古典时期以来的学说流派,从其理论体系中发掘整体性原则的学说渊源;然后说明条约解释整体性原则的含义;最后阐释条约解释整体性原则的功能。
  第二部分阐释条约解释整体性原则的基础,内容包括条约解释整体性原则的法理证成和条约解释整体性原则的法律证成。在法理证成中,通过阐述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论、德沃金的法律整体论和卢曼的法律系统理论,论证了条约解释整体性原则的法理基础。在法律证成中,通过分析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的规定,说明了条约解释整体性原则的法律基础。
  第三部分论述条约解释整体性原则的适用。根据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的规定,本文分别从上下文、条约目的与宗旨、与条约缔结有关之任何协定或文书、嗣后实践和有关国际法规则等方面,探讨了条约解释整体性原则的具体适用。
经济法学 天津工业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政府为了满足丰富的公共服务需求,试图探索通过契约方式向各类社会服务机构购买公共服务,建立多元化的供给渠道,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这种方式即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模式。这一模式在西方国家得到广泛推行,对于提高公共服务质量、节约行政成本有着很好的效果。
  我国近年来也在探索中逐步发展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模式,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要大力推广政府购买服务,2013年《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的指导意见》促进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模式朝着制度化方向发展。实践中各地政府积极探讨并推广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模式,并制定了相应的规章制度。2015年《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明确将购买公共服务纳入政府采购范围内,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立法的完善提供了依据。但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具体规定甚少,远远不能满足实践需要。许多地方政府出台的政策性文件也杂乱分散,效力较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在现实中存在较多法律困境暴露了这一制度运行中的弊端。如基本问题界定不清、购买方式不明确、购买合同不规范、监督评估程序不完善等。因此,我国亟需从法律的角度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内容进行详细明确,完善制度保障。
  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为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制度的全面推进提供有效法律保障,具体分五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章详细阐述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基本理论,介绍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概念内涵与法律关系,为后文的进一步研究做好理论铺垫;第二章以选取京津沪渝四直辖市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之实践为切入点,总结各地的实践经验之共性;第三章从法律困境和实践困境两方面分析我国当前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之困境,明确购买公共服务的问题所在;第四章对域外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制度作了系统介绍,对可借鉴的内容作了具体分析和客观评价;第五章针对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存在的法律问题,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先从确立原则这一基础层面着手,到从制订实质性规则、规范程序性规则以及完善相关配套制度进行具体层面的明确。实质性规则包括加快专门立法、明确购买范围、加强合同管理;程序性规则包括:确立公开透明的购买程序、建立完整的市场退出机制、规范信息公开程序;完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配套制度包括:促进社会组织的发展、完善监管制度、健全纠纷解决机制等层面提出可供参考的路径建议。
经济法学 天津工业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是指向未上市企业通过私募的形式进行股权投资,但是其会参与到被投资企业的日常管理中,但是并不能够控制企业,再等待合适的时机退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投资者将会按照出资比例划分投资收益,并且要承担投资所带来的风险。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退出是指私募股权投资者在投资于目标企业一段时间后,一般是三到五年,被投资企业发展到相对成熟的阶段后,私募股权投资者将所投入的资本由股权转化为资本的一种退出机制。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想要获高回报,一定要能够根据市场变化做出符合市场要求的合理的决定,必须要制定具有灵活性的退出方案,能够在合适时机选择适当的方式退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退出方式主要有首次公开募股(IPO);兼并与收购;股权回购和股份转让以及清算五种方式。在所有上述方式中IPO成为了最为理想的一种退出方式,如果能够通过此种方式退出的话,私募股权投资的机构将会得到比通过其他任何一种方式获得的利益都要高,并且能够促使被投资企业持续的发展下去。
  本文研究的主要是在探讨我国私募股权投资IPO退出机制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完善建议,以期对我国IPO退出机制的发展有所裨益。文章主要分为四个部分予以具体论述:第一章详细阐述私募股权基金及其退出机制的基本理论,了解私募股权投资基金IPO退出的内涵、特点、退出途径及优劣分析,为后文做好理论铺垫;第二章以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退出机制所存的现状为切入点,厘清其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第三章对美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IPO退出制度的内容进行介绍,归纳总结对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IPO退出机制的借鉴意义;第四章从法律制度、退出标准及中介机构的事前监督方面提出完善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IPO退出机制的建议。
经济法学 天津工业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地下空间作为一种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它被人类的利用和开发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而呈现出不同的历史面貌和形态,直到近现代社会才逐渐形成一种学科与现代土地建设发生紧密的联系。工业革命促使了世界各国和地区对地下空间领域进行深入探索、研究并大规模进行开发利用,从而引起了相关土地的法律法规政策的制定和修改。发达国家关于地下空间相关的法律及配套政策已经相当完善。目前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建设的高速发展时期,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模巨大,而与之相关的法律和政策却滞后于经济建设的需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地下空间权立法体例,完善地下空间权立法及相关制度是我国现阶段地下空间发展进程需求所决定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为我国地下空间权制度的推进提供有效的立法保障措施。文章主要分为六个部分予以具体论述: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介绍地下空间权问题的提出、研究综述、选题的意义、研究的方法和框架等内容。第二部分为地下空间权制度的基本理论,包括地下空间权的概念和特征、地下空间权的法律关系、地下空间权的性质认定。第三部分为域外地下空间权制度立法与启示,通过对英、美、德、日及我国台湾地区地下空间权立法的比较与分析,总结出其他国家和地区地下空间权立法经验,得出对我国的启示。第四部分为地下空间权制度立法存在的问题分析,从地下空间权立法体系不健全和具体制度不完善层面梳理阐述地下空间权的立法存在的问题。第五部分为完善我国地下空间权制度立法的建议。首先,明确地下空间权立法的指导原则;其次,确立地下空间权的独立地位;最后,从地下空间权的法律关系、制度构建、权利救济等几个方面对完善地下空间权制度立法提出建议。第六部分为结语。总结前文阐述的关键问题,得出地下空间权立法的必要性结论,迸一步概括指出笔者对完善我国地下空间权立法的建议。
经济法学 天津工业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经营者承诺制度作为反垄断执法的一项非强制性执法制度,具体是指反垄断执法机构在调查涉嫌垄断案件过程中,被调查的经营者向反垄断执法机构作出停止涉嫌垄断的行为并在一定期限内消除不利影响的承诺,反垄断执法机构接受承诺并中止调查,如果被调查的经营者如实履行承诺,反垄断调查终止且被调查的经营者免于处罚,反之,反垄断执法机构立即对其恢复调查的制度。
  经营者承诺制度首创于美国,相比传统的反垄断法执法方式,在节约执法成本、提高执法效率方面有着巨大的优势。2008年我国《反垄断法》第45条正式将该制度以法条形式引入我国,该条虽然规定了经营者承诺制度的内容,但对于该制度规定的过于笼统,导致该制度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差。
  相比反垄断法其他制度,经营者承诺制度的特别之处在于,经营者承诺制度的启动方式具有多样性,经营者承诺制度是双方共同行为,经营者承诺制度具有非强制性。当前我国经营者承诺制度的相关规定构建起经营者承诺制度的基本框架,但对于该制度在反垄断执法中的实际操作缺少具体的规定和限制,具体的不足体现为适用范围和适用条件不明且启动方式单一、缺少公共利益和利害关系人利益保护机制、承诺监督方式单一且缺少严厉的惩罚机制。建议在经营者承诺制度的程序启动阶段,限定经营者承诺制度的适用范围和适用条件、扩大启动主体;在经营者承诺制度的协商运行阶段,设立公告和听证程序、建立利害关系人保障制度;在经营者承诺制度的履行监督阶段,建立经营者违诺的惩罚机制、规制执法机关违诺行为、完善承诺监督机制。
经济法学 天津工业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任何竞争都发生在一定范围的市场中。判断企业的行为是否阻碍了竞争,首先要明确市场范围,这些市场就构成了相关市场。一直以来,相关市场都是反垄断法领域研究的重点课题。在大多数反垄断案件中,界定相关市场都是最基础的工作,是评估企业市场力、计算市场份额的前提,尤其是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经营者集中审查中,科学、准确地界定相关市场范围,对企业的意义更为重大。
  近年来,互联网行业呈现高速发展的势态,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同时,这种跨越式的发展也导致了竞争的加剧,互联网行业反垄断案不断涌现。在互联网反垄断中,相关市场的界定仍是竞争分析的起点。然而,互联网行业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网络外部性、双边市场等很多独特的特征,而且互联网市场与传统市场之间存在很多差异性,导致了在界定互联网行业相关市场时,传统的界定方法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局限性。本文首先以传统相关市场界定的理论为基础,阐述了相关市场界定的一般方法;继而结合互联网行业的特征,分析传统方法在界定互联网行业相关市场时的局限性;最后通过借鉴美、欧等国家的经验,提出一系列完善互联网行业相关市场界定的建议。
  本文分为以下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探讨相关市场的基本理论,包括相关市场的概念、构成以及相关市场界定的三种基本方法,并分析相关市场界定在反垄断中作用,为互联网行业相关市场界定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二部分,阐述互联网行业的特征,对比分析互联网市场与传统市场的差异性,结合当前的司法实践指出传统方法在界定互联网行业相关市场时存在的问题。
  第三部分,介绍美国、欧盟界定互联网行业相关市场的司法判例,分析这些国家界定产品市场和地域市场的方法和思路,通过对这些案例的分析从中总结出对我国互联网行业相关市场界定有益的经验和启示。
  第四部分,结合前文所述,在总结问题和借鉴经验的基础上,从立法与司法两个层面提出完善互联网行业相关市场界定的建议。
经济法学 天津工业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中央对手方清算制度是一个备受关注的新课题。期货市场中央对手方清算制度是中央对手方介入到期货买卖双方中间进行期货清算的一种期货市场结算制度。我国的期货法律体系中没有规定中央对手方清算制度,所以这项制度在我国的期货市场还没有得到适用。期货法被规划为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任务,中央对手方清算制度被明确地写入了《期货法》草案,期货市场中央对手方清算制度的构建与完善将成为我国期货立法工作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在期货市场上,中央对手方清算制度维护着期货市场有序、效率和安全的运行,构建与完善中央对手方清算制度将促进我国期货市场的发展。
  在我国期货法立法的背景下,本文通过法解释学的方法分析与中央对手方清算制度相关的法律法规以使该制度融入我国的法律体系,并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结合我国期货市场的发展经验和国外期货市场运用中央对手方清算制度的有益做法,分析我国期货市场构建中央对手方清算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对我国该项制度的构建提出了较为客观全面的分析,包括完善中央对手方清算制度的相关法律法规,充实中央对手方清算制度的内容,设立中央对手方的交易所控股模式,完善中央对手方清算制度的流动性支持机制等问题。同时,解决这些方面存在的问题也有利于纾解中央对手方清算制度自身固有的风险,本文对该制度所做的探析对期货市场中央对手方制度的研究和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期货市场中央对手方清算制度概述,包括:中央对手方清算制度的产生与发展;中央对手方清算制度的概念及特征;中央对手方清算制度的法理基础;中央对手方清算的基本法律关系;中央对手方清算制度的功能。第二部分主要论述了国外期货市场中央对手方清算制度的借鉴与启示,从国外期货市场中央对手方清算制度的实践现状入手,主要论述了国外期货市场中央对手方的组织形式和净额结算,得出国外期货市场中央对手方清算制度存在的问题,得出国外期货市场适用中央对手方清算制度的启示。第三部分重点论述了我国期货市场引入中央对手方清算制度的现实必要性,首先从我国期货市场结算的立法现状与运行实践入手,分析我国期货市场清算制度存在的问题从而得出我国期货市场引入中央对手方清算制度的现实必要性。第四部分重点探讨了构建我国期货市场中央对手方清算制度的建议,首先要完善中央对手方清算制度的相关法律法规;其次是充实中央对手方清算制度的内容,主要是完善中央对手方清算的会员准入制度和确立中央对手方结算优先原则;再次是建设中央对手方交易所控股模式;最后是完善中央对手方流动性支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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