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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 南京理工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Kyrgyzstan is a multiethnic country populated with people of various religious confessionsthat coexist on one land.Most of the people in Kyrgyzstan are the representatives oftraditionally Muslim ethnic groups, such as the Kyrgyz's, Uzbeks, Tatars, Tajiks, Kazakhs.
  Due to the outflow of Russian and the influx of refugees, high birth rates in Muslim ethnicgroups, the percentage of Muslim population is growing.In the states of the Central Asia, as ithas historically developed, Islam holds sufficiently extensive part of everyday life.Islam is inCentral Asian countries of the CIS so systematic that we can identify it as a factor.This factoris present in almost all spheres of human activity, especially in politics.So, against thebackground of the Central Asian CIS states, we can talk about the politicization of Islam.Theresearch objective is to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of Islam in Kyrgyzstan, movement indefining the essence of "Islamic Fundamentalism", and "Islamism".The objective of thiswork is also to define the role of the Islamic factor in the Central Asian republics of the CIS.
  As the tasks of the research is put the allocation of basic socio-economic and other factors ofthe birth of movement with Islamic slogans, strengthening its role in the social life of thepeople and to provide an analysis of the political process as a whole and the forecast of thefurther development of Islamic extremism.
  
专门史 青海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回族是山东少数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分布具有“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从山东回族的历史来源入手研究山东回族聚居区的产生、发展和变迁,对回汉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具有促进意义。
  本文首先在宏观上论述元明时期进入山东的回回穆斯林,元代以军屯中的穆斯林落籍山东发展成最初的回回聚居区,明代主要以来自江苏、山西、河北等地的移民中存在回族而在山东自发形成聚族而居的回族聚居区。其次在微观上以济南回族聚居区的发展为例,着重论述了历山顶、西关等几个重要回族聚居区的历史变迁。最后总括历史环境下的民族政策、以水运为主的交通环境、市镇经济发展水平和一定程度上伊斯兰教各派别对穆斯林的影响是山东回族聚居区产生变化的主要原因。伊斯兰教思想与儒释道文化的对话交流和回族重视商业发展的经营理念维系了当地社会的和谐稳定,在手工业和商业领域对当地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纵观山东回族聚居区的发展变迁,我们发现聚居区的规模经历了从小到大,分布从零星到相对集中的过程,聚居区间的联系不断加强,回汉聚居区间的交流日益密切,是山东多元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专门史 青海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青海省是我国回族的主要聚居区之一,青海省各地区分布着80多万的回族人口。青海回族主要集中分布在西宁地区、海东的化隆民和、海北州的门源,黄南州的尖扎,海南州的贵德。这些地区的回族的先民因各种因素,从唐宋时期开始进入到青海地区。最早借助于丝绸之路的南道,这些回族先民乘着商路发展的便利条件进入西宁地区。蒙元时期在政府数次西征,蒙元帝国的建立的影响下,大量的中亚穆斯林因商业往来、传教而进入西宁地区,成为西宁地区回族先民。明清时期,回族或以军事移民的身份,或因商业贸易、或因避祸逃难等迁移到西宁。
  而海东、海北、黄南的回族多因避难逃荒、政府招民屯垦、经商、其他民族皈信伊斯兰教等方式成为当地回族。各个地区在不同时期迁入的回族组成了青海众多回族人口。
人文地理学 贵州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近年来,以民族村寨为载体,民族文化为特色的民族旅游逐渐成为旅游热点,为民族地区带来了可观的经济联动效益。民族村寨是一个完整的社会系统,系统内的各个部分是相互联动和影响的,在看到民族旅游为民族村寨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应看到因旅游带来的各种社会现象变化,主要表现在社会系统内部的社会结构和外部社会功能,如民族文化结构、政治结构和社区关系结构等也会因旅游的发展而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对民族村寨的旅游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探求民族村寨在旅游介入下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理清民族村寨社会结构及其功能的时空演变规律及影响机制,对于实现民族村寨社会结构均衡发展、功能协调运行、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创新性地从社会结构及其功能视角研究民族村寨社会的时空变迁,并从以下几个内容展开研究:第一,通过理论研究和实地调研,结合西江的旅游发展实际,设计并检验适用于西江社会结构及其功能的问卷量表;第二,在“时空置换”的思想下,对西江村寨群落进行时空判定,为后续研究时空变迁做基础;第三,通过ROST文本挖掘软件探寻构成西江自然村寨社会结构及功能的要素成分,进而构建理论基础,为研究框架做依据;第四,实证研究旅游介入下西江社会结构及其功能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下的演变规律,从而构建旅游影响下民族村寨社会结构及其功能的时空演变模型;最后,针对研究结果,提出西江社会结构及其功能协调运行、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人文地理学 贵州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社会的进步,我国很多地区借助其独特的民族文化资源陆续开展民族旅游活动,并取得经济和社会的显著发展。当旅游业被视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时,其也带来相对复杂的社会现象,对旅游地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都会带来积极和消极的影响,民族地区传统的社会结构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发生变迁。因而,思考在民族旅游驱动下,如何引导目的地社会结构及功能朝着正方向变迁,实现民族地区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和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不仅可以丰富理论研究,更重要的是对于民族地区的旅游开发工作可以起到较好的借鉴作用。
  本文以贵州省黔东南州黎平肇兴侗寨作为典型研究案例,在空间上将肇兴侗寨划分了核心区、过渡区和边缘区。采用田野调查获得不同区域的一手数据,利用李克特量表进行标准化,之后构建民族村寨社会结构的评价指标体系。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等,分析旅游驱动下民族村寨社会结构及其功能在空间以及时间维度的变化规律,从而构建旅游驱动下肇兴侗寨社会结构及其功能时空演变模型。
  最后针对研究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提出肇兴民族旅游驱动下社会结构调控政策并对本研究中出现的局限性进行相关论述。
民族学·民族学 兰州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间的关系对国家和民族都至关重要。和谐的民族关系,不仅有利于民族间的团结,更有助于促进社会稳定与国家繁荣。而族际通婚既是衡量不同民族之间关系的标尺,又是影响民族文化发展与传承、民族繁衍与壮大的重要因素之一。因为族际通婚反映的不仅是个体与个体间的关系,更是婚姻双方对对方民族的态度与评价。族际通婚双方通过日常生活中的交往,加深对对方民族的了解,成为不同民族之间关系不断融洽的促成要素。因此,作为深层次反映民族关系状况的重要领域,族际通婚也就成为许多学者调查与研究的关注点。
  根据2014年人口统计显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人口约2298万,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60%左右。1新疆是以维吾尔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地区,由47个民族组成,其中包括13个世居民族。新疆的族际通婚研究已初具规模,相关研究称已形成“西北民族通婚—新疆圈”。2而关于兵团城市族际通婚的社区实证研究却并不多见,相关的参考文献也相对较少。笔者结合石河子市历史发展进程,选取石河子市努尔巴克村为田野点。通过专程走访相关部门获取通婚数据,并且进行量化分析。笔者结合民族学与社会学的相关理论,通过分析该村族际通婚的现状,以通婚家庭为切入点,选取不同年龄、职业、性别的研究对象,利用调查问卷与访谈,归纳总结族际通婚的现状,进而分析族际通婚的成因与影响。
  笔者以现有的族际通婚研究成果为基础,本论文着重突出如下特点:一是以汉人居多的兵团城市─石河子为研究背景,对少数民族聚居的努尔巴克村进行重点调查,从而为更全面准确地反映少数民族通婚现状有一定的实践价值;二是运用民族学与社会学结合的理论与方法;三是结合宗教、经济、文化、年龄、族别等因素,侧重于分析影响石河子市族际通婚的要素;四是利用民族学典型研究方法─访谈法,剖析田野点社区的通婚现状,实现“以小见大,以点带面”。本文旨在增进各个民族的了解与团结,促进各民族间的交流与共同发展,为制定合理的民族政策,促进社会安定团结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民族学·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 兰州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河州回族牡丹文化既是回汉共享的传统文化,也是伊斯兰艺术中国化、地方化的表现。牡丹文化在河州回族的繁荣兴盛是回汉两个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结果的缩影,体现了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流、整合。河州回族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对牡丹世俗性定义的同时,也通过自身对牡丹文本的再创造,使之得以表达自身所理解的世界。
  论文立足于河州回汉长期交流互动的场域环境中,以田野调查为实践基础,用艺术人类学和象征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去研究这一民族文化。论文将河州回族的牡丹文化分为两大板块进行系统论述,即牡丹文化的视觉艺术方面和文学艺术方面。论文分为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导言,介绍文章选题缘由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理论设想和研究方法。
  第二部分从河州与回族、河州与牡丹、河州回族与牡丹的三个视角对田野点概况进行论述。
  第三个部分是从砖雕艺术、木雕艺术和书法绘画艺术三个方面,阐述河州回族牡丹文化的视觉艺术方面。
  第四个方面是通过对花儿文本的解读,分析文学艺术中的河州回族牡丹文化。
  第五个方面是总结河州回族牡丹文化的民族特征,进而强调河州牡丹文化的回汉共享,最后论证河州回族的牡丹文化是相互嵌入在文化领域中的体现。
  结语简要回顾了河州回族牡丹文化的多种表现形式,阐释它是伊斯兰艺术中国化、地方化和回汉在小传统层面互动的结果。
社会学 湖南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1795年的湘西苗疆爆发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乾嘉苗民起义”。在至今的这两百多年的现代国家变迁的进程中,湘西苗族的身份认同变迁规律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但以往学者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很多都是通过民俗等文化表征的发展变迁来考察,还有部分学者通过单纯的文本研究来探索。这些研究很多都缺乏深入社区或村落中对苗族人民实际生活的访问与观察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实证资料。另外族群认同变迁本身从时间上来看,它的研究范围是纵向的,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所以本身也有很浓的历史学意义。本文通过对乾嘉苗民起义大本营坪云村的田野研究并查阅大量的历史文献,试图从社会变迁与话语体系变迁的角度来探索近两百年来湘西苗族的族群身份认同的变迁历程。
  具体来说本文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缘起、研究意义、学术回顾、研究内容以及田野点概况。第二部分为正文部分,共分为四章。第二章介绍了湘西苗族早期强烈的本族群认同意识,论述乾嘉苗民起义之后至民国时期的苗疆教育体系与新精英阶层的兴起,以及分析汉族文化的深入对湘西苗族的身份认同影响。第三章主要介绍了在田野研究的过程中发现“苗子”到“农民”主体身份的转变,并在此基础上论述新中国成立时期构筑起的农民阶级身份及意义。第四章探讨文革前后一段时期,国家话语的强势再介入巩固了“阶级”身份的意识,同时民间故事的重构印证了这一意识。第五章探讨了现今苗民从行为模式透露出的还不完善的公民身份意识;从反叛的“苗族血性”中再次发现苗民的复杂的身份建构;另外坪云苗人对祖先不同的表述反映了其特殊的族源认同。第三部分为结语部分,概述了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叙述了湘西苗族族群身份认同的复杂现状与历史过程。
民族学 新疆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民族学(文化人类学)注重研究现代化进程的乡村社会,通过利用文献资料、学科理论和方法,以南疆喀什地区叶城县柯克亚乡阿克美其特村为例,对其在1949年前后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发生的变迁进行调查和研究,并试图提出一种研究乡村社会变迁的新思路和新认识,从民族学的文化研究描述本村塔吉克的人口、家庭、婚姻、经济、物质生活、宗教、人生礼仪与节庆以及教育的变迁,以便发现和解释其内在意义。
  1949年前,阿富汗的瓦罕地区迁入的塔吉克人用元宝购买维吾尔人居住的阿克美其特村以后,开始分散各大草原从事农牧生活。从此以后,两个民族农牧和物质生活的交换正式拉开帷幕。随着接触和交往的频繁,塔吉克人为了维持生存和适应社会环境,接受维吾尔族人的语言和农业技术。
  1949年到1958年,国家政权在地方社会实行以后,本村塔吉克人的公民身份得到确认和村里设立最初的管理机关,从而村民摆脱了地方地主的欺负和压迫,生活得到保障。
  1958年到1981年,按照上级的安排,年轻人搬迁普萨大队与参加人民公社化运动,并且经历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这23年过程中,村民和维吾尔族人各方面的往来更加密切。由于生产活动和日常生活的需要,村民普遍使用维吾尔语,穿戴维吾尔人的服饰以及维吾尔人杂居生活。
  1981年到现在,按照政府的批准,村民重新回到家乡。为了改造生活环境,利用改革开放的号召和政府提供的资助,着手重建家园、畅通马路和水路等。随着现代性媒体和交通工具的普及,村民的思想意识开阔和交往范围不断扩大,这样村民单一的文化互动转变和进入多族群文化生存的环境,因此单靠维吾尔人生活的文化模式被现代社会的多元文化模式取代,倾向单一方向的文化涵化减缓和始终存在的文化维系进一步增强。
民族学 兰州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对新疆乌孜别克族的文化适应进行了研究。新疆乌孜别克族是中国西北跨国民族和中国人口较少民族之一,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乌孜别克族人口只有14502人,大多数人口与新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民族散杂居在新疆南北的不同市镇。在历史上,他们曾以“布哈拉人”、“安集延人”和“浩罕人”的身份流动在中亚-中国的贸易网络中,形成了建立其上的移民网络和金融网络,并通过“以商居边、以商融边”的发展脉络最终成为中国新疆的一个群体。在近500年的跨国贸易和移民实践中,乌孜别克族在客观外力的压力下,不断适应着新疆地方性文化和汉文化为主流文化的中国多元文化,并通过各种行为调适进行着社会融入,在漫长的文化适应过程中,逐渐完成了乌孜别克族的“中国化:如果说抗日战争时期至三区革命时期是乌孜别克族的族群意识和中国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形成时期,那么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乌孜别克族族群意识全面解构时期,也是乌孜别克族对中国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的重塑阶段。在整个过程中,乌孜别克族主动采取了文化“整合”的适应策略,即一边积极主动地与主流社会成员建立并保持良好的社会关系,同时也为保持自己原来的文化身份和特征做出一定的努力。通过文化整合,其最初的群体文化被解构,语言文字、生计方式、服饰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仪轨、家族封号等也逐渐趋同于新疆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文化的边界变得模糊的同时族群意识也逐渐趋于淡漠。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面对中国汉文化为主流的社会文化和西方话语时,在统一的教育体系和市场经济环境中,乌孜别克族边缘化特征开始受到本民族精英的关注,一部分人通过主动修改民族称谓的方式去模糊化处理在社会资源占有和市场竞争中出现的劣势,也有一部分人借助西方话语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和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可能带来的机遇,重新强调族群边界和文化差异,并通过延续乌孜别克族社团组织的社会功能与主流社会进行互动。总之,乌孜别克族的文化适应是在政权变迀和部分客观外力作用下,进行的压力下求适应,适应中求整合,整合中求认同的过程,且始终伴随着坚持和突破,逾越与维持。
世界史 苏州科技学院;苏州科技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凯尔特人是铁器时代生活在不列颠的古代民族,建立了不列颠最早的铁器文明。公元前l世纪到5世纪初,罗马帝国入侵并征服了不列颠,在不列颠东南部建立行省。东南部的不列颠凯尔特人在罗马的统治下接受了罗马文化,并逐渐和威尔士、苏格兰地区的凯尔特人区别开来。罗马征服和罗马化给不列颠凯尔特人带来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不列颠凯尔特人不但接受了罗马的物质文明,也接受了一部分罗马的宗教观念,行省凯尔特人和原生凯尔特人地区的隔离初步建立。5世纪罗马撤离后,不列颠陷入内乱,苏格兰人向南侵扰,东南部的不列颠凯尔特人为了反抗苏格兰人请来撒克逊雇佣兵,却被随之大批迁来的撤克逊人屠戮,压缩了生存空间。这一时期在凯尔特地区建立了凯尔特基督教会,对不列颠凯尔特人文化有重要的影响作用。5世纪以后在不列颠逐步形成了凯尔特人区域和盎格鲁-撒克逊人区域的对照,与罗马时期行省和凯尔特边区的地图大致吻合又有所不同,这些凯尔特地区与当代英国的民族构成地图一脉相承。在不列颠凯尔特人发展变迁的过程中,罗马征服和撒克逊入侵两次外族入侵对凯尔特文化产生了全面而深远的影响,凯尔特人在被征服、被侵略时对外族文化的吸纳丰富了凯尔特文化的内涵。
民族学·中国少数民族史 兰州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更加频繁和深入。多元的文化也常常在同一时空相遇、碰撞。回族因其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格局及经商传统,与汉族广为接触。但在民族交往的过程中,回汉文化上的差异性使其始终保持着清晰的界限。
  本文在梳理和分析鲁山县回汉民族关系的历史与现状的基础上,认为现阶段回汉之间“和谐相处”的背后仍隐藏着巨大的隐患,“猪”常常成为引发回汉矛盾的导火索。对“猪”的不同态度,反映的是回汉两个民族间文化差异的客观存在。文化差异并不一定引发冲突,但由于民族交往不足而导致的对异民族文化的误解与偏见常常会成为引发民族间矛盾与冲突的关键性因素。在散杂居地区,回族处在汉族的包围之中,回族文化处于边缘地位,受到主流文化的忽视与挤压,只能在其内部艰难生存,这使回汉之间始终存在着深刻的文化隔阂,不利于彼此间的相互理解与友好相处。
  为此,本文借鉴族际接触理论和文化互动理论,提出要重视采用文化的手段来调适民族矛盾与冲突,加强回汉之间的深入接触,特别是文化领域的沟通,以期减少彼此之间的误解和偏见,增进理解与尊重,包容多元性与差异性,建立多元文化差异共存的和谐社会,真正实现不同民族之间的友好相处。笔者又具体提出从引导社会树立多元共存理念、加强民族接触与文化交流、着力发展教育等三个方面进行。
民族学 新疆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民族学是研究民族共同体的一门学科,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研究它的产生、发展和消亡过程。每一个民族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创造了千姿百态的特色文化,然而随着历史的进程、社会的发展,一个民族文化与其他一个或多个民族文化接触交流而导致文化变异或涵化。很多时候民族地区或小型部落苏木社会的生活与社会变迁都与所处的地理环境、社会风貌、发展趋势有关系。
  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和现代化的日趋变化下,苏木社会的生计方式、生活习俗都遇到了令人担忧的问题。因此对博尔斯苏木人社会生活进行田野调查研究,对于反思苏木社会面对文化变迁时如何适应、保护并传承有重要意义。并以此来揭示现今苏木社会由于生计方式、生活习俗的变化而出现的种种问题。
  本文采用文献查阅、口述史记录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对博尔斯苏木人历史文化、生计方式、婚姻家庭、岁时节日、宗教信仰等多层面进行了调查和分析。全文分五章进行描述和解析。
  第一章介绍了本研究的选题缘由、研究目的、意义与应用价值;此外对有关土尔扈特部博尔斯苏木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归纳并介绍了研究理论与方法。
  第二章简要介绍了和布克赛尔博尔斯苏木人居住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与人口分布状况;随后在文献资料梳理与访谈调查的基础上对和布克赛尔土尔扈特部与博尔斯苏木历史进行详细的归纳整理,分析出了博尔斯苏木的历史踪迹。
  第三章以博尔斯苏木人的生计方式入手,呈现博尔斯苏木人是如何利用草场放牧、四季转场、牲畜的分类及由此出现的结构变化,除此之外解析他们使用与其他氏族不同的印记来从别家分辨开来的奥秘。他们是祖祖辈辈生活在草原上的牧人,自有独到的生计生产方式,介绍他们是如何利用五畜产品来满足每日的生活需求以及畜产品对牧民的重要性。
  第四章通过描述博尔斯苏木人的婚姻家庭来勾画出他们社会生活现状。随着现代化与文化多元化,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悄然发生着变化,如对婚姻的自由度、选择何种婚姻形式来完成婚礼仪式以及为何选择不同的婚礼形式等的描述与分析。
  第五章从博尔斯苏木人的岁时节日、宗教信仰、禁忌等方面来描述他们在进行各种社交活动时如何相互强化感情、强化信仰以及以用禁忌来约束自己,力图展现博尔斯苏木人的社会生活状况。
民族学 西南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民族史学注重对民族关系的研究,而民族文化关系又是民族关系的重要内容。塔城历史悠久,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在中国西南史上名声煊赫,纳西族和藏族文化早就在此发生交流。当代塔城纳西族既是有名的“东巴文化之乡”,同时也是丽江藏族的主要聚居区之一,有远近闻名的达来寺和塔城白塔,藏传佛教活动丰富,藏文化盛行。塔城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以纳西族和藏族为主体的纳、藏、汉、傈僳、白等多个民族以“大杂居,小聚居”的方式生活在这里。多民族及多元文化的存在使得塔城纳西族和藏族的文化关系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研究塔城纳西族和藏族的文化关系具有一定的意义与价值。
  本论文通过分析田野调查资料,结合史料,梳理了塔城的历史、塔城纳西族与藏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历史以及当代塔城的民族与分布现状。在此基础上,着重从宗教、婚姻家庭和语言三个方面来展现当代塔城纳西族和藏族的文化关系和特点。从历史、地理和现实的角度对形成当代塔城纳西族和藏族文化关系的原因加以分析,并结合塔城地区的现状,提出塔城纳藏文化关系中所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最后通过对当代塔城纳藏民族的政治和经济关系研究,全面展现当代塔城地区纳西族和藏族的民族关系。
  研究结论表明:当代塔城纳西族和藏族文化存在着和谐共生的关系,且具有双向性、开放性和多元性的特点。由于纳西族和藏族相近的族源关系,战争与随之而来的民族迁徙和纳西族木氏土司兼容并包的文化政策等历史原因,当代塔城地区纳藏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特殊地理环境关系,以及在长时间的族际通婚下所形成的多元民族家庭文化氛围的影响,现代语境下纳西族和藏族文化转型的需要等现实原因,是形成当代塔城纳西族和藏族文化和谐共生关系的主要原因。当代纳西族和藏族和谐共生的文化关系,对藏族和纳西族之间的民族团结,纳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以及通过开发塔城地区特色旅游民族文化从而提高塔城地区纳西族和藏族的生活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拟分五个章节对当代塔城纳西族和藏族的文化关系状况开展研究论述,第一章,介绍了论文田野点塔城乡概况和主要的民族及其分布特点,第二章,回顾了纳西族和藏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交往历史,并对发生在塔城地区的纳藏民族交往历史进行简单描述,由此构筑当代塔城纳西族与藏族关系形成的历史背景;第三、四章中,分别从宗教、婚姻家庭和语言的角度展现当代塔城的纳藏文化关系;第五章,对当代纳藏文化关系进行总结分析,归纳其特点,从历史、地理与现实的角度分析其形成的原因,提出纳藏和谐共生的文化关系所具有的潜在价值与意义。
民族学 内蒙古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正蓝旗“唐古特”是20世纪20年代迁居到内蒙古正蓝旗的土族人。他们来到正蓝旗的约90年里与正蓝旗的蒙古族共同居住在一起。他们在语言、生活习俗、生产方式等诸多方面都已与在青海时期发生改变,融入到当地蒙古人当中。他们如今在正蓝旗的身份已经相同于蒙古族。与此同时,他们还保留着一些土族文化成分,记忆着自我的土族身份,并在服饰、饮食、祭祀等方面依然保留着原有的与蒙古族有差异的传统土族文化。这些“唐古特”在经历迁居、生活的变迁后他们的文化以及民族认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或怎样保留着原有的文化及认同,是很值得研究的。本文通过访问及问卷调查,对正蓝旗“唐古特”从不同方面进行研究,探讨了正蓝旗“唐古特”的文化与民族认同状况。
  本文由序论、正文、结论三部分组成。
  序论:论述本文的选题原因及意义、相关研究状况和研究方法。
  第一章:对正蓝旗“唐古特”分布的地理位置、人口做了论述,从他们迁居到正蓝旗的过程、刚迁居到正蓝旗的生产生活状况以及他们现在的生产生活状况等方面入手做了详细地论述。
  第二章:整体论述了正蓝旗“唐古特”的文化与现状。分别从婚姻、日常交往、居住环境及居住距离等方面探讨了正蓝旗“唐古特”与当地人蒙古人的关系。又从服饰、饮食、宗教与祭祀等方面论述了他们保留原有传统土族文化的状况。
  第三章:从正蓝旗“唐古特”的自我认同和正蓝旗的其他民族对于他们的他者认同两方面探讨了正蓝旗“土族人”的认同情况。论述了正蓝旗“唐古特”从迁居到现在与青海故乡联系的状况。
  结论:总结出了本文的结论。正蓝旗“唐古特”迁居到正蓝旗与当地蒙古人共同居住的近九十年里其文化与民族认同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文化上发生了变迁,逐渐融入到了当地蒙古人的文化中。民族认同逐步地趋向蒙古族与土族的双重认同。
中国少数民族史 西南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近年来,凉山彝族社会正在经历一场急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与文化变迁,可谓是处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形成了新型的家支组织模式:家支协会。家支协会应该说是现代化的产物,它在沿袭和传承“家支”合理文化的基础上,实现了从以传统家支“德古”为中心转变为以家支协会“会长”为轴心,以“尔普”为维系情感的经济纽带转变为以“会费”为强化互助的责任义务等方面的转变。从某种程度上说,当前凉山彝族社会发展所面临的许多问题,都与凉山彝族传统文化的现代变迁与调适有密切的关系,而其中的一个焦点,无疑就是家支的发展与转型问题。家支是彝族社会中以父系血缘为纽带的社会集团组织,一直以来对凉山彝族人们的生产生活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就城镇化过程中家支协会产生的原因、发展现状、特点及其影响,与传统家支进行对比研究。
  论文除了绪论和结论,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凉山彝族家支,主要就民主改革前的彝族家支制度和改革开放以来凉山彝族家支恢复活动及其社会影响方面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简要梳理和回顾。第二部分为家支协会的出现及发展现状,主要就家支协会的出现、发展现状及其规章制度做一简要简绍。第三部分为家支协会的主要活动及影响,主要从可以更好地与传统家支区别的家谱编纂、会费管理及会议及聚会三种家支活动方式进行了描述,进而分析其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第四部分对家支协会和家支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进行了对比分析和阐释。最后,得出结论。笔者认为,家支协会是城镇家支对家支的延续和再造。随着现代化、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和社会的不断发展,家支协会将会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内凉山彝族家支发展的一种发展方向。
  本文通过对凉山彝族传统家支与当代家支协会之间进行对比的基础上,对活跃在当下凉山城镇中的家支协会的发展现状、组织结构和运作模式以及其社会职能进行了研究。纵观家支协会的产生及其运作模式等方面,笔者认为,它是城镇家支在与主流文化不断碰撞的过程中,借鉴了现代社会科层制的管理模式,不断调适现代化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它继承了传统家支的组织文化结构,而且对其进行了实质性的延续和再造。因此,对家支问题的关注和研究也应该从农村家支转向城镇家支或者说是家支协会为主,传统家支为辅的角度进行,才是符合当今乃至今后一段时期凉山彝族家支实际的正确研究方向。
民族学 新疆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本论文的研究对象是西迁新疆博州的察哈尔蒙古正白旗人。察哈部是蒙古族历史上著名的部落之一,清代,他们为充实边防,加强西部边防的安全,从张家口、热河一带迁徙至新疆驻防。文化能塑造一个族群的个性,察哈尔蒙古人在西迁的过程中塑造了热爱祖国、守卫边疆、勤劳朴实的西迁精神,成为祖祖辈辈延续和传颂的瑰宝。察哈尔蒙古族祖辈们的光荣历史永存记忆中,不断的唤起人们对西迁的记忆。纪念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不仅能彰显察哈尔蒙古族西迁戍边爱国主义精神,而且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本研究通过记述西迁新疆的察哈尔蒙古正白旗这个群体西迁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记忆来诠释察哈尔蒙古的西迁及其之后的社会生活状态及其文化自觉、记忆的“自我建构”。这种基于文化自觉立足当下的族群传统文化符号特征的重构方面分析,不仅了解察哈尔蒙古内部的族群认同,而且为察哈尔蒙古自我认同的历史现状提供较为合理的解释。
  论文分绪论、正文、结论三大部分,其中正文部分由6章构成,绪论部分介绍文章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相关研究综述。第2章主要介绍察哈尔蒙古族西迁新疆博州的概况,第3章主要叙述察哈蒙古的历史记忆;第4章主要介绍察哈尔蒙古的风俗习惯和族群认同;第5章介绍西迁250年纪念活动和族群认同;第6章主要介绍集体记忆的察哈尔蒙古正白旗人的茶会。
民族学 新疆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牧民定居是改善游牧的少数民族人民生活状况的关键举措。从游牧到定居必然会引起牧区社会组织形式、生产方式、文化教育方式发生相应的变化。牧民必须适应定居生活才能跟上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彻底解决牧区贫困问题,国家在牧区实施了牧民定居政策。将提高牧民生活与生态环境结合起来,解决牧民贫困问题。牧民定居工程涉及到人口的迁移、居住地的更换、从事行业的变动、生计方式的转换。因此,牧民定居是对游牧民族来说不仅是一个急剧的社会转型,还是一场民族文化的根本转型,定居牧民需要经历长时间的适应过程。定居后,牧民拥有了自己的耕地,定居点也有了一定的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的建设,牧民的生活环境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牧民们慢慢开始改变他们自身的生活、生产、生计方式。
  本文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梳理,运用民族学与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以文化变迁理论、社会变迁理论为指导,以巴州和硕县乃仁克尔乡乌勒泽特村为调研点,采取入户调研、深入访谈的方法,调查并研究乃仁克尔乡乌勒泽特村牧民定居的社会背景、目前的生活现状、牧民定居的实施过程以及牧民迁入定居点后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以及适应性情况等深层次问题。提出了完善牧民定居模式的一些思考,希冀让“牧民定居”政策能够真正为“民”,能够为游牧民族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改善和发展带来切实有效的作用。
人类学 沈阳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锡伯族原是我国北方的少数民族,生活在偏远的大兴安岭地区,以渔猎为生,由于他们善于打仗,清政府得知后便将他们迁至盛京等地委以重任。锡伯人迁至盛京后自己筹集银两修建了一座家庙,用以供奉神明,锡伯人有个大事小事都来此地祭拜,香火十分鼎盛,这里可谓是他们的精神家园。但至解放前夕家庙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几乎消失殆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贯彻落实,在政府、锡伯族人以及广大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使得家庙得以修复。
  笔者在研究中发现,家庙的发展并非尽如人意:一方面,修复后家庙的面积仅占原貌的二分之一;另一方面,由于没有相应的领导组织,难以在家庙内形成有规模的活动来增进族人之间的感情,缺少宣传力度,在家庙中除了西迁节这天能将散居的锡伯族人聚集到家庙中,再很难找到这样的机会了,其他时间来家庙的锡伯族人都是个人的,人数不多,但在清朝时期家庙的香火是很旺盛的,锡伯先辈们的西迁壮举,也为后人留下珍贵的学习榜样,2006年锡伯家庙被评为国家级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锡伯家庙被授予国家级的团结进步教育基地,可见家庙的文化内涵是得到国家及社会认可的。
  现在人们都能够过上吃穿不愁的日子,缺少的恰恰是精神上的慰藉,就如同刚入盛京的锡伯人一样,需要一个集体活动的场所。现在每年的农历四月十八锡伯人都会在家庙中举行隆重的祭祖仪式,这已经形成规模。在锡伯族人眼中,祭祖仪式是神圣的,体现的是本民族的文化特质;在国家看来重要的是其内容符合国家的标准,不仅表现在宗教仪式上,还体现在家庙内的各种展厅的设置上,这些都充分表露出国家标准化的痕迹。笔者试图从建国后的家庙入手进行研究,以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来探讨家庙的变迁,并探讨在家庙的演变过程中各方力量都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本文主要包括四章,第一章是对论文大体思路进行梳理以及文献的整理;第二章描述家庙建立之初的建筑格局及其内部的宗教信仰以及现在的建筑格局和经营管理方式;第三章阐述家庙刚建起至今的演变过程,即从喇嘛庙到家庙再到展览馆的转变以及家庙内的宗教活动的变化;第四章试图对家庙的变化进行理论分析,从国家层面和锡伯族人这两方面入手分析他们对家庙的转变都有哪些影响。
人文地理学 贵州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生育是人类实现生命延续的唯一手段,是人类发展历程中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人类的生育活动自古有之,由此也衍生出了一系列与之相关的生育观念、生育行为以及制度规范和风俗习惯,这一系列与生育相关的文化体系构成了生育文化体系。
  本文以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平塘县卡蒲毛南族乡为实地调查研究点,通过文献收集、田野调查、个体访谈等方法记录黔南州毛南族传统生育文化的内容,分析当地村民在生育观念、生育行为以及生育制度上的认知,利用SPSS软件了解并分析了毛南族生育文化在老一代与年轻一代之间的不同,结合贵州省毛南族人口结构和发展现状归纳出贵州省毛南族生育文化的弊端并给出其向新型生育文化转变的建议。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贵州省毛南族的人口结构及发展现状研究。通过查阅相关文献、统计年鉴、出版书籍等资料结合实地考察了解贵州毛南族的人口结构和发展现状。
  (2)卡蒲毛南族乡生育文化研究。通过实地调研、发放问卷、深度访谈、数据分析了解卡蒲乡生育文化在生育观念、生育行为、生育制度、生育风气四个层次上的现状。通过分析得出卡蒲乡毛南族处于传统生育文化向新型生育文化过渡的阶段,以40岁为年龄段区分节点划分老年组和年轻组,发现传统生育观念对老年组的影响非常大,而年轻组在生育观念、生育行为上都趋向于向新型生育文化转变。
  (3)贵州省毛南族生育文化的弊端及建议。结合贵州省毛南族人口结构和发展现状,得出毛南族生育文化的弊端,并给出合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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