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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李文智
古代文学 重庆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首先,无论是毛本还是嘉靖壬午本《三国演义》中都存在数量可观的占星术;其次,占星术出现在小说中,与小说在结构、情节发展、人物塑造、突出主题等方面有着特殊的关系;再次,由《三国演义》与史籍的关系,占星术与史籍的关系,可以看出,占星术出现在小说中不仅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而且占星术的实践也借由文学作品与市民阶层发生关联;最后,透过对《三国演义》中占星术的研究,可以看出占星术在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作用,对于统治阶层、士大夫阶层和市民阶层所具有的不同含义。
  全文分为七个部分,绪论、五个章节和结束语。第一部分绪论,在此部分中笔者对选题的缘由、研究的理论依据和研究现状做出充分的说明。
  第二部分,《三国演义》中的占星术及其分类。在本章中笔者明确占星术的内涵,根据占星术的内涵,梳理列表明晰《三国演义》中的占星术,并根据占星术所指向主观对象的不同,对《三国演义》中的占星术进行了分类。
  第三部分,《三国演义》及相关文献中的占星术内容比较。笔者的研究以毛本《三国演义》为底本,对比嘉靖壬午本和毛本《三国演义》间占星术的异同,《三国演义》中占星术取材《三国志》及裴注、《后汉书》的实与虚,以及分析对《三国演义》成书有直接影响的《三国志平话》、三国戏等文献中的占星术。对比的目的在于通过分析占星术的选取和流变,把握作者在小说创作过程中的主观意图。
  第四部分,《三国演义》中出现占星术的原因分析。占星术被纳入史籍,又走向社会,是对小说创作产生深刻影响的文化背景。首先,先秦时期占星思想发展的状况,为占星术的系统化理论化奠定了基础,并且使得占星术能够载入史册;其次,受汉代思潮的影响,占星术普遍系统化理论化的存在于《淮南子》、前四史中,《三国演义》在其成书的过程中,直接继承引用或者化用了《三国志》、《后汉书》的占星术;再次,元明之际,作为西学东渐的第一阶段,此时多民族、种族的融合,使得多种文化得以更加开放交流,占星术得以更广泛的为人们所熟知,作为小说创作的读者或观众,对戏曲小说创作也产生影响,成为占星术出现在小说中的另一个原因。
  第五部分,《三国演义》中占星术内容的叙事功能探讨。占星术出现在小说中不仅有其文化原因,而且在小说中也并不是孤立的存在,是作者在特殊位置的精心安排,暗合小说的结构,导叙述线之开端,于各叙述线节点处,推动小说的情节发展,塑造人物形象,突出小说的天命观主题思想。
  第六部分,《三国演义》与占星术研究的拓展和启示。通过《三国演义》中占星术的分析研究,可以看出在传统文化中,占星术对于不同的阶层所蕴含的意义不同,在大传统文化中,占星术对于统治者而言,是其“天命所归”的直接体现;对于士大夫阶层而言,占星术的学习、观测,则是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必然途径。在小传统文化中,占星术对于市民大众的作用,则表现得更加切实,希望通过占星术能够趋吉避凶、祛灾免病、家业兴旺。
  第七部分,结束语。总结全文,概括论点,明晰占星术《三国演义》的关系以及占星术在传统文化中的内涵及其重要地位。
[硕士论文] 林业腾
中国史 河北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预言,有言在先,有征在后,是中国古代非常重要的一种文化现象,尤其是在兴亡之时。春秋到两汉,不管是梦占预言还是相术预言,抑或是礼仪预言和其他预言,都有明显的贵贱观念渗透。春秋之世,梦象多涉及鬼神生死,相术则多为兽相,梦象与兽相都有浓厚的家族兴亡概念,对于违礼现象的预言批判如繁星之多,其目的在于借此维护礼乐秩序。
  战国之世为一大变,梦象和相术仍有零星记载,但礼仪预言已随着礼乐秩序的彻底崩溃而绝迹于史书。梦象与相术在此时已出现明显的贵贱观念渗透。秦汉之世,又是一变,贵贱观念成为预言观念的主题。梦占中的体现是梦象中象征帝后之位的龙日月等符号以及与三公之位有关的文字符号频繁出现。相术中的体现在于兽相的消逝和命相的等级分明。礼仪则褪去预言的神秘,直接从命运与道德的审判变成世俗裁决,由“不敬”变成“大不敬”。而这一切,都与皇权观念、等级观念的不断强化有关。两汉之后,预言观念结构逐渐成型,并影响至今。
  预言观念的流行,源于大众的归因思维,也源于史官记录的文本解释。春江水暖鸭先知,部分触觉敏锐的人拥有先见不足为奇,预见问题并不代表着能处理问题,所以,没有必要对此过于神化。
[硕士论文] 赵洁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天津商业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中国会道门由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民间秘密教门演变而来。“会道门”一词,是由民间“会门”、“道门”的称谓合并而来。山西省的会道门名目繁多、组织繁杂、由来已久,具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根基。据记载,黄天道最早传入山西境内,时间可以追溯到明代正德年间。山西会道门组织的传入时间、途径较为复杂,境内各地在不同历史时期均有会道门组织以不同的途径传入。各会道门组织通过派道首到各地“开荒”布道、回乡返乡办道等手段,采取“亲渡亲,友渡友”、亲友相串、邻里互传等方式,从河北、河南、内蒙古、北京、天津等地扩散传播至境内各地并在境内各地逐渐蔓延发展。明清时期会道门组织以反对统治者为目标秘密活动,民国时期其政治性逐渐凸显,至抗日战争时期寻求日伪、日军的支持,进行备案,获得合法地位,公开发展道务。新中国成立初期境内会道门组织敌视中国共产党,破坏性彻底,反动会道门甚至公开与人民政权为敌。
  本研究主要内容包括:⑴山西省的会道门组织经过长期的发展,组织繁杂、分布广泛、名目繁多。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境内活跃着约150种组织名称的会道门组织,道徒约120余万人,约占全省总人口的12.5%,组织遍布山西绝大多数地区和县。在这些组织中,以一贯道人数最多,活动最猖狂,影响也最大。新中国成立初,山西各会道门组织活动极其猖獗,在全省各地大肆进行破坏活动。他们与国民党残余反动势力、特务、土匪恶霸、反动地主富农勾结,散布谣言,蛊惑群众,残害人命,破坏生产,组织暴乱,企图颠覆新生人民政权,严重威胁了全省社会治安的稳定,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⑵根据中共中央、政务院、中央华北人民政府颁布的《取缔会道门布告》、《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指示》的精神,省委、省政府在山西境内开展了取缔会道门运动的斗争,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山西取缔会道门运动是分阶段进行的,经过准备、“打头”、“挖根”3个阶段,有准备、有节奏、有步骤地对会道门组织进行彻底摧毁,消灭了其赖以生存的社会条件。山西取缔会道门运动意义重大,摧毁了会道门组织,解决了境内会道门问题,维护了社会治安的稳定;巩固了山西土地改革的成果,保障了山西境内抗美援朝运动的顺利开展,密切了省委、省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联系,提高了党和政府的威信;考验了全省公检法的工作作风、组织思想、业务水平,锻炼了一支纯洁而有力量的执法队伍。⑶山西取缔会道门运动取得了圆满胜利,成绩甚大。全省取缔会道门斗争的胜利是全党动员、准备充分、政策明确、步骤稳定、动作一致、宣传及时的结果。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初,部分党员干部麻痹大意、骄傲轻敌,省委、省政府政策上宽大无边犯了右倾错误,没有发动人民群众行动孤立无援,运动蓬勃进行时又有错捕错杀,取得初步胜利后骄傲松懈,致使会道门复辟活动屡有发生。总结取缔运动的成功经验和反思工作上的不足教训,对今天打击邪教、消除民众迷信思想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硕士论文] 賀璐璐
中國古典文獻學 西南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堪舆术亡佚已久,传世文献中只有少许佚文存于通书中。马王堆帛书的全面公布、北大汉简(伍)的公布对研究堪舆术的发展演变有着重要的价值。简帛所见堪舆文献主要集中在睡虎地秦简《日书·玄戈》篇、马王堆帛书《堪舆》章、北大汉简《揕舆》篇。目前学界针对堪舆术的专门研究较少,本文在汲取学界成果的基础上,对简帛材料中的堪舆文献进行整理、研究。
  本文由绪论、正文、结语构成。绪论第一节主要是对堪舆进行概述,介绍了堪舆的历史、源流、文献所反映的流传区域,以及相关的文献;第二节利用出土简帛材料和传世风水着作探讨了二者的继承关系,并利用《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以及其他史志目录对堪舆书目的记载情况进行了梳理,探讨了堪舆成为风水别称的原因和大致时期,第三、四节介绍了堪舆的研究现状、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材料。第二、三章为主要部分。第二章主要利用简帛整理的注释及学界的研究成果对简帛材料中的堪舆文献进行集释,在集释的过程中尝试提出自己的见解。第一节主要是对马王堆帛书《阴阳五行》甲种堪舆章、北大汉简《揕舆》篇进行集释;第二节主要是对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玄戈》篇、马王堆帛书《昭榣》章进行集释;第三节主要是对简帛中散见的堪舆文献进行集释。第三章主要是对堪舆文献中一些具体的问题进行研究。第一节主要是对北大汉简《揕舆》篇“大罗图”的题名问题进行讨论,结合简帛文献中图文的位置关系以及传世文献中对式盘的传统称法,认为“大罗图”应该改题为“式图”。第二节主要是对堪舆中的一些神煞进行研究,如小岁、阴建、招摇、招摇合日,对学界存在争议的招摇、毄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对学界尚未解决的招摇合日进行了探讨。第三节主要对堪舆术所反映的古代信仰和思想进行研究,主要涉及对天象的崇拜、对“数”的崇拜以及式盘的厌胜功用,最后讨论了堪舆所反映信仰形成的原因,认为主要原因是对天人感应思想的信奉、天文知识的进步以及春秋战国社会的变革和占卜者地位的下降。结语中,简要对各章节进行了总结。
[硕士论文] 刘晓伟
中国哲学 南昌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林至从学于朱熹,他继承了朱子的易学思想并对其有所发展,代表作有《易裨传》。
  《易裨传》主体部分由三篇构成,分别是法象篇、极数篇、观变篇。这三篇内容根源于《易大传》中提到的“生生之谓易”和“气数之自然”这两个方面的思想,表明林至对《易大传》的推崇。此外林至把汉唐以来的卦变反对图、六十四卦相生图、世应文、互体、纳甲、卦变、动爻、卦气等学说归为《外篇》。《易裨传》主体部分基本上继承了朱子关于求卦玩占的思想,但是在对待河洛图书之学的态度上和朱子有所不同。《外篇》是一篇文献选编之作,这些文献基本上出自朱震的《汉上易传》。在这一点上和朱子的象数易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朱子主张的象数易主要集中在宋代的图书之学和邵雍的先天之学,对汉代象易学提及的较少同时对朱震的易学颇有微辞。林至认为汉唐以来的象数易学尽管有些内容不合符易大传的主旨,但是也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外篇》提到的内容为明清象数易学的发展保存了重要文献。林至继承了朱子有关先天之学以及占卜求卦的思想,而对朱子很少提及的汉代象数易学予以补充,这是对朱子象数易学的发展和完善。
[硕士论文] 张骞
中国史 河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星占学在古代社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星占学发展到汉代,已经进入了一个相对成熟稳定的阶段,天人感应思想的盛行和星占理论的成熟使其在政治上处于重要的地位,在政治决策、政治斗争等重大事件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星官、分野理论的完善为星占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天人感应思想的盛行又为星占学的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两者共同作用,加大了星占学对政治的影响作用。
  本文以史籍中所载两汉时期的星象记录和受其影响的政治事件为研究对象。分析日食、五星等星象的星占涵义、星占方法及其在政治上的特殊寓意,以及它们在政治运作中的作用,主旨是考察星占学对汉代政治的影响。
  论文的重点是探讨日食、五星、彗星、流星和月食这几类星象事例在政治上的作用。汉代对日食现象最为重视,日食的记录和占辞情况尤为详细,并且形成了日食诏书的惯例,具有制约君主权力、影响君主德行的作用;借由日食的发生,朝廷往往实施救助政策以应对灾变,臣下可以劝谏君主,还可以打击政敌、批评专权,借此进行政治斗争。五星的各种星象变化被统治者视为具有影响其统治和军事行动的寓意,五星会聚被赋予朝代兴起、顺应天命的政治意义,荧惑守心的出现多与君主性命相关。彗星“除旧布新”的意义对改朝换代、改元等起到了催化作用,促使统治者采取应答灾害警示的赈灾措施,具有积极作用。从星占学的角度了解汉代政治文化特点,剖析星占学对政治的影响和作用,无疑可以丰富汉代史的研究。
[硕士论文] 关晓武
专门史 华中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中国风水是一门古老的处理人与环境的文化,其诞生是先秦时期天文、地理、人事之立体层面下诸多内容与概念逐步融合而成的结果。楚文化是我国先秦时期南方地域文化的代表,目前学界对楚文化内部风水内容的探讨还十分薄弱。本文首先疏理了天文观象活动和早期风水之间的关联性,发现楚人漫长的天文学传统之下潜藏了历史悠久的相地活动;其后在对“绝地天通”内容的探讨中,考证了楚人农业用火和巫术传统对楚地早期风水观念建立的启迪意义,展现了楚文化中“火气同源”的风水发展过程;楚人独特的宇宙观、灵魂观以及强烈的祖先崇拜导致楚人阴宅风水方面有较多实践,本文最后一部分通过“楚式镇墓兽”的解读展现“气”之观念在楚文化墓葬风水中的地位,认为楚地思想体系中存在着较丰富的“气”之原始观念,这些观念形态逐步与生命崇拜、灵魂飞升等内容交融结合,而有可能进入到主导魂魄永生的风水体系中。楚文化视域下的原始风水活动和朴素的早期风水观念是风水起源过程中的重要环节,这个过程可能是独立的,并代表南方风水文化与北方风水文化融合。
[硕士论文] 王棟
漢語言文字學 西南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连动结构是语言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语法现象。它符合语言发展简洁、精炼的原则,自产生以来就具有极强的生命力。不仅在古汉语中大量存在,现代汉语中更是得到了广泛的应运。而关于甲骨卜辞连动结构的研究却比较薄弱,除了一些甲骨文语法学专着进行了粗线条的描写或举例性的说明之外,只有少数文章浅略探讨了连动结构的一些特征,都未能对甲骨卜辞中的连动结构进行全面系统地分析与研究。
  本文以卜辞中的连动结构为对象,应用现代汉语语义学的知识对其进行分类和归纳,描写连动结构的基本样貌及其内部的语义关系。并结合甲骨卜辞分类断代的研究成果,分析其在组类及系属分布方面的特点和规律,说明甲骨卜辞连动结构具有的部分特点。
  内容共分为4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综述前贤关于连动结构的研究概况,指明本文“连动结构”的内涵以及确定研究动词的原则,并对选题缘由、研究方法作了必要的说明。第二章是对连动结构的语义分类。第三章是从动词项之间、其它成分之间两方面对连动结构中包含的语义关系进行分析。第四章是从卜辞组类及系属方面说明连动结构的分布情况和特征。
[硕士论文] 欧佩芝
中国古代文学 重庆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乾隆、同治与民国《巴县志》中,记载了丰富的民俗事象与信仰内容,通过梳理和分析,不仅可以呈现巴县民间信仰的具体形态,也能为进一步探究巴蜀民间文化及信仰内涵提供基础性的文献材料。
  本文在巴蜀地区巫傩传统背景下,以《巴县志》中的疆域、建置、风土或礼俗等卷文为基础,将其中内含民间信仰的内容分成古礼、节庆与地方神灵崇拜三个部分。第一是古礼中的信仰,此部分重点阐释冠礼中的簪花礼,婚礼中的奠雁礼和反马礼,育俗中的祈子和保育,以及葬礼中的事魂帛和事题主;考其流变更演,突出其包含的巴县地方特色。第二是节庆中的信仰,此部分从巴县岁时民俗中选取七个较为典型的节日加以探讨,分别为立春、元旦出方、上元请紫姑、浴佛节嫁毛虫、七夕乞巧、十月朔牛王节以及小年祀灶;考其民俗形态,分析其中的神灵崇拜现象。第三是地方神崇拜,此部分以巴县境内较为盛名的五种神灵崇拜为探究对象,即巴蔓子信仰、川主信仰、坛神信仰、五猖信仰以及土地神信仰,分析这五种民间信仰在巴县的信仰形态,并适当扩展到整个巴蜀地区以观察其信仰的发展与流变。每一部分内容的研究,注重材料的广度、可靠、真实与权威性,且旨在为更好诠释巴县民间信仰的特征而服务,对于学界已经全面探讨或仍然聚讼无果的学术问题,如不涉及核心内容,便不作过多阐述与追究。
  通过本文的研究发现,巴县民间信仰具有五大主要特征:一则部分信仰之间在一定程度上高度关联,这种关联的产生与文化心理的传承、信仰主体的认知以及民俗事象本身特点有关,也正是信仰之间这种关联的方式使得巴县民间信仰呈现出整体性的特征。二则巴县民间信仰的非制度化,也即民间信仰保留了大量原始性特征。三则巴县民间信仰受佛、道影响广泛而深刻。四则巴县民间信仰与境内及周边少数民族信仰息息相关。五则巴县正祀、淫祀众多,可谓平分秋色。以上五个特征共同表征了巴县民间信仰的开放性与局限性。
[硕士论文] 孔德超
中國古典文獻學 西南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一个世纪以来,陆续从地下出土了数量丰富的简帛材料,为我们研究古代社会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出土的珍贵材料中,有很多关于驱鬼术的内容。驱鬼术即驱鬼巫术,是一种以驱鬼为形式,以除咎、治病等为主要内容的巫术活动,其内容主要集中在出土简帛的《日书》和医书中。今即对出土简帛所见驱鬼术内容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以期对上古民俗史和思想史的研究有所裨益。
  第一章:绪论。简要介绍本文的选题意义、研究材料、研究方法及体例。
  第二章:“鬼”的定义及出土简帛所见驱鬼术概述。主要内容是对“鬼”的内涵进行讨论和界定,以及对出土简帛所见驱鬼术进行整体上的概述。
  第三章:出土简帛所见驱鬼灵物。主要从植物类、武器类、污秽类和矿物类四类灵物对出土简帛所见驱鬼灵物进行分类和集中讨论。整理和研究的内容包括灵物在出土简帛中的使用情况,灵物被用於驱鬼之背后原因等。
  第四章:出土简帛所见驱鬼动作、语言、数字、时间、方位。主要是对出土简帛中的驱鬼动作、语言、数字、时间、方位等的使用情况进行了定量统计以及定性分析,深入地探讨动作、语言、数字、时间和方位背后的文化内涵。
  第五章:出土简帛所见驱鬼类型。主要从专业巫术的分类角度对出土简帛驱鬼术中所体现出的反抗巫术类和模拟巫术类进行分类讨论和原理分析。
  第六章:出土简帛与道经中的驱鬼术。主要从出土简帛与道经所见驱鬼术之对比、出土简帛与道经所见驱鬼术对后世的影响两个方面对出土简帛和道经中的驱鬼术进行了讨论和分析。
[硕士论文] 王子禹
中国史 曲阜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巫觋作为人与鬼神之间进行交流的媒介,在很早的时候便已经产生了,在我国古代的社会中,巫觋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越古老的时期,巫觋的地位往往就越高。从先秦时期开始,巫觋经历了一个地位不断衰落的过程。至汉末三国时期,在社会的激烈动荡之中,巫觋的地位进一步降低,其职能逐步分化。同时,由于道教的兴起与统治者的打击,巫觋在社会上的发展受到了多方面的限制。
  本文主要分四部分对汉末三国时期的巫觋进行了综合研究,具体为:
  第一,主要对巫觋的产生以及从先秦到两汉的巫觋发展状况进行梳理。殷商时期巫觋是与政治领袖合二为一的;进入西周以后巫觋成为最高统治者的辅佐者;春秋战国时期,尽管巫觋还担任着一些重要的官职,但是巫觋的权威性和重要性开始受到质疑。进入秦汉时期,巫觋走上了朝野两分的不同发展路径,一部分巫觋担任官职成为官巫,另一部分巫觋成为职业化的民间阶层。巫觋的地位从整体上来说大大降低了。
  第二,主要分析了巫觋在汉末三国时期的基本特征。这一时期,巫觋经历了一个民间化的过程,其地位进一步降低,其群体也成为一个民间的阶层。巫术仪式中咒语与舞步逐渐规范化,同时由于道教的影响也逐渐简化。
  第三,主要对巫觋在汉末三国时期的职能进行了探讨。这一时期,巫觋的职能主要有:祭祀求雨、医疗逐疫、解除丧葬、预言占卜、祝诅厌胜等五个方面,巫觋以祭祀巫术作为其基本职能,主要凭借其降神、视神的能力来与神沟通,医疗巫术在这一时期出现大的发展,预言巫术受到人们的重视。
  第四,探讨了巫觋在汉末三国时期的发展空间,分别从统治者对巫觋的态度,巫觋对于民众的控制、道教对于巫觋的拒斥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硕士论文] 王蕾
中国古代文学 青岛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立足于广泛的古典文献资料之上,采用二重证据研究法对先秦时期的巫医文化进行深入研究。从先秦时期零散的文献记载和现代考古发掘等珍贵资料入手,细致分析巫医的文化内涵,梳理先秦时期巫医由同源而分离的历史演变轨迹,考证先秦巫医的基本术法与文化活动。在研究过程中,深度还原先秦时期的时代背景,以文学的视角来系统分析并探讨先秦时期的巫医及巫医文化现象。
  第一章从字源上对“巫”字进行考据,考察巫师和巫术在中国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原始宗教与落后的生产力催生了沟通天人、洞达鬼神巫师群体,他们在当时承担祭祀、占卜、记史、医疗等职责,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此外,巫文化也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二章以文献资料为依据,对巫与医的关系进行考辨,大体勾勒出巫医发展流变的过程。巫医在西周之前本是同源,在西周时期,专职医官设立,巫与医走向分流。此后,医通过构建系统科学的医疗体系而获得发展,而巫医因“鬼神崇拜”观念的没落而日渐衰微。文学典籍中还有一群栩栩如生的“巫医”形象,通过他们职能的变迁,我们也能从中窥探医、巫关系的发展变化。
  第三章探究了先秦巫医对病理的认知及其治疗之术。先秦巫医对致病因素的认知带有浓厚的原始宗教色彩,通常将疾病的诱因归结为鬼神作祟、天帝降疾、气候战争等因素,而诊疗手段则有迷信方法与科学方法的区别,这些术法源远流长,对古代中国尤其是先秦时期的医学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博士论文] 余格格
中国古典文献学 浙江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宋代是中国风水理论的成熟阶段,上承汉唐以来的风水理论体系,下启明清之际的风水建构方法,又有自身独特的发展脉络。而“风水”之名逐渐取代“堪舆”成爲指称相地术的新名词,不仅受到了当时兴起的择地方法的影响,还与民间风水观念的变化有一定的关联。
  本文在现存宋代风水文献的基础上,对有宋一代的风水着作、风水理念及风水活动进行全面的研究。主要的研究内容包括:一、考辨作者、断定成书年代及流传情况。辑宋代风水典籍进行梳理,分类述之,以期对当时的风水着作以及文献流传有全面的了解。由於宋代风水典籍多存在书目繁杂、着者不明的情况,需要在梳理文献的同时考辨作者,对风水着作存真去僞,断定成书年代并且厘清流传情况。二、依据风水文献所涉及的阳宅、阴宅营造方式和吉凶宜忌来阐释此时期的风水推演模式及其准则背後的理据。宋代之时,除了唐代以来流行的五姓法、三元法、阴阳宅法等,另有形势之说以及运用罗盘的三合派等兴起,流派众多而被後人分成形势、理气两大体系。就此需要对风水术的推演模式进行爬梳,挖掘其背後的深层意义及内涵。三、考察宋代风水活动以及由此反映的风水信仰。通过史传、方志、笔记小说、出土墓志等对风水事件的记载,明晰宋代风水活动的具体操作,如皇宫陵寝、寺院塔庙、民居墓地等建筑空间的营建布局,以期对宋代风水术的实践运用以及流传范围有一个全局的概观。此外,风水术的传播往往无法背离其生长的环境,故而通过观察风水术与两宋道学、科举制度及社会文化观念等各种因素的相互影响,考察宋人的风水观念以及世俗心理。
[硕士论文] 王爽
科学技术哲学 重庆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论文首先考察了堪舆学说及其实践。堪舆学说是研究建筑选址、方位、布局以及居住者及其后人命运相互关系的学说。堪舆学说历经数千年发展兴盛,出现了种类繁多的流派,对建筑设计、城市规划和社会文化等都产生了正面和负面的影响。近代以来中国对堪舆学说的态度以否定为主,但今日堪舆学说的价值重新得到了海内外学术界的重视与肯定。“科学知识社会学”、“地方性知识”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分别从知识的社会属性、知识的情境特征以及知识的实践本质三个方面证明了堪舆学说与现代科学知识具有平等性,证明了堪舆学说具有现实合理性。
  当代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迫切性毋庸置疑,论文阐述了堪舆学说的生态性特征,认为堪舆学说包含有丰富而深刻的生态思想,堪舆学说的自然观是天人一体的有机整体思想;堪舆学说的实践观点主张避免过分干涉自然生态、向自然学习、对人居环境创新等善待自然的实践原则;堪舆学说的美学观点主张在景观中融括自然或人居的生态要素,主张“诗意栖居”的和谐化的生存境界。在堪舆实践的社会影响方面,堪舆实践是古代乡土社会秩序整合的媒介,但“风水师”的社会角色导致了堪舆学说的封闭化与神秘化。因此,堪舆学说及其实践在正反两个方面都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与此同时,传统堪舆学说应进行现代转型。
  论文认为,堪舆学说对于解决当代社会的生态危机和建设生态文明都具有重要的启示,生态文明建设应重视生态思想建设,树立天人一体的生态自然观,进行生态精神文明建设和发展生态美学;生态文明建设应促进生态技术实践,重视科学技术实践的地位,掌握和利用自组织规律,遵循适度、创新、法治以及效法自然等原则;生态文明建设应加快生态社会构建,重视社会沟通与交流,建立社会合作共治秩序。论文最后指出,生态理性是价值理性、工具理性与交往理性的有机结合,是一种综合性的理性形态,它必将超越传统理性,成为人类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核心规范。
[硕士论文] 邱凡珂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 四川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研究中国文化,一般比较重视上层文化的研究,如科学、政治、文学、艺术等,而处于文化底层的巫术却常被忽视。要想从整体上了解传统文化,就避免不了对巫术的研究。在笔者从小生活的川东北地区,巫风十分浓厚。为什么在科学技术如此发达的时代,人们仍需要巫术?如果说旧社会巫术之风盛行的原因是经济落后、文化水平低下、科技不发达,那在现代社会这些条件都已满足的情况下巫术为何没有消失?
  长期以来,人们对民间男性巫术的调查和研究较多,对女性巫术的关注较少。本文以四川东北部为调查区域,以神婆巫术为调查对象,结合田野调查和影音、文献等资料,整理了川东北地区神婆巫术的形式,并分析了在现代社会神婆巫术的功能。调查发现川东北地区的神婆巫术包括:烧蛋、下阴、问神、算命、化水、招魂、治煞等。巫术在现代社会主要有四点功能:心理安抚、情感宣泄、社会教化、参考和娱乐功能。最后是关于川东北地区神婆巫术的思考,涉及到巫术与科学的关系、巫术与信仰的关系、神婆与病人的互动。
  本文通过实际的田野调查,以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作为研究材料,虽然只走访了川东北地区的部分区域,调查所得资料有限,相关研究也有颇多不足,但希望可以为后人的研究提供参考。
[硕士论文] 范晓君
人类学 上海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以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梅窖镇三僚村为田野调查点,并且充分利用当地族谱、布告、田野调查报告等文献资料,通过曾廖两姓宗族成员自身当下的生活实践和其历史上关于风水故事的记载及当下的解释来探索风水竞争问题。
  三僚村以“风水文化第一村”著称,村内曾廖两姓宗族皆因各自祖先(曾文辿、廖瑀)为赣南形势派风水祖师杨筠松的弟子而世代传承风水术。两姓村民各自在家祠和神庙两种功能合一的曾氏杨公祠和廖氏杨公祠内的祭拜、求签、开光、观看杨公戏等活动不断加强他们对于风水文化的信仰,也在日常生活中支撑两姓风水师间争夺风水正统之名的信念。文中展示当今流传的三僚历史上风水竞争的故事参与对象的三种类型:宗族之间、宗支之间和兄弟之间,这些案例强调使用者深信竞争中风水师、风水术本身的作用,淡化祖先的作用和影响,拓展了人类学风水研究的视角;在两姓风水师共同回避之下,三僚曾廖之间的竞争故事流传极少,显示了他们共筑和谐的三僚风水文化的努力,也展现当今三僚风水竞争已由物理破坏、大型的暴力冲突转向平和弱化的过程。然而,只要三僚风水师仍在通过各种方式与时俱进地传播关乎他们的生计更关乎他们的信仰的风水术,谙合汉人“实用理性”的风水文化就必然得到传承,风水的竞争也必定继续下去。
[硕士论文] 马驰原
中国古代史 河北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巫术是形成于人类社会早期的一种文化形态,对于早期社会文化的发展、公共事务的管理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并最终催生了国家。契丹民族的发展历程也随处可见巫术的身影,“三可汗传说”反映了契丹早期不稳定的“巫王合一”体制,民族共同体发育程度尚低;隋代和唐初契丹逐步形成统一政治共同体,形成大贺氏联盟。遥辇氏时期契丹国家机器进一步完善,制礼成为诸位可汗以巫术加强王权的手段,这也预示着契丹帝国时代的到来。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以武力统一各部,以战争开疆拓土,期间巫术为太祖争取内外人心,塑造卡里斯马形象以创制契丹帝国新传统出力甚多。太宗朝呈现帝后二元政治格局,太宗和述律太后都对巫术加以利用和控制,这种情况不仅体现在契丹内政方面,而且在与中原的和战中都有巫术的参与。辽世宗自立为帝,并通过横渡之约取得述律后谅解成功掌权,其中以筹为信物的做法是基于巫术中的灵物崇拜。穆宗昏庸保守,也因此加大了对巫术的尊崇力度,期望以巫术稳定其动荡的统治。景宗、圣宗两朝经历了辽宋间由和到战、再由战到和的大转折,巫术的作用发挥地淋漓尽致,战争时为辽军鼓舞士气、祈福消灾,澶渊之盟后又以其神圣仪式展现和平诚意。在兴宗、道宗两朝,巫术尽管在公开政治场合已经日趋消沉,但在宫廷斗争等许多重大政治事件中仍可以发现巫术参与其中的影子。天祚帝时期巫术走向了它命运的归宿,其衰微表现地最为典型。
  总体来说,巫术是与文明程度较低的社会状况相适应的,随着文明水平不断提高,巫术越来越难以满足契丹民族的诸多需求。加之契丹受到的外来文化影响越来越大,儒学、佛教都对巫术的衰微起到了推动作用,巫术自身的缺陷又导致它无法有效应对挑战,最终只能褪去其信仰价值,成为纯粹的形式,有些巫术甚至以消亡为结局。尽管如此,契丹巫术仍有其重要价值。巫术既是契丹民族社会文化的最初成果,也是其后续发展的基础和出发点,深刻地影响了契丹历史。
[硕士论文] 王丹云
哲学·科学技术哲学 河南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长期以来,风水文化作为我国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受到人们截然不同的对待。有人视风水为彻彻底底的迷信思想,是毫不犹豫且必须摈弃的封建糟粕和社会毒瘤,表现出对风水文化的蔑视和不屑;也有人视风水为科学真理,是应当坚持且必须弘扬的思想精华,表现出对风水的顶礼和膜拜。笔者认为,传统风水文化作为特色的民间文化能在我国传承千年且延续至今,肯定有其蕴含的合理性因素和存在性价值。尤其是在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日益凸显的今天,传统风水文化中的某些“经世致用”思想更是引起了人们的思索。为此,笔者希望从生态文明的视角研究我国传统的风水文化,合理剖析风水文化中的生态思想,加深对传统风水文化中生态思想的合理性分析,揭示传统风水文化中的生态实践,从生态学视角分析传统风水文化中的局限性,为人们应该如何利用风水文化中的生态思想合理改造和利用自然,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提出自己的见解。
  本文除绪论和结语共分为四个部分的内容:首先简要介绍传统风水文化的含义、起源和发展历程及现状,使人们对传统风水有大致的了解和认识;其次重点阐述传统风水文化中的生态思想,对传统风水文化蕴含的生态思想进行分析,介绍传统风水文化理念在城市、村落和住宅选址布局中的应用;再次论述传统风水文化的现代价值,人们在备受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困扰后,发现风水文化中诸多生态思想对于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实现天人合一和社会的可持续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最后指出,尽管风水文化中蕴含丰富的并可供借鉴的生态思想,但其仍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如风水文化中的自发性、猜测性、神秘性等,人们应该科学地、全面地、辨证地、理性地对待我国传统风水文化。
  传统风水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发展的产物,是勤劳智慧的先辈们留给后人的宝贵文化遗产。尽管其中不乏封建迷信和巫术,但其精华和精髓亦闪闪发光,无法被人轻易抹去和随意否认。我国在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指出:要坚持绿色富国、推动形成绿色的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学会有度有序地利用自然,努力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所以,在生态文明建设日益兴起的当下,从传统风水文化中汲取丰富的生态思想和理念运用到建设美丽中国、绿色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过程中,不啻为一种有益的尝试和探索。
[硕士论文] 马雨露
风景园林 天津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葬书》又称《葬经》,由晋代郭璞所著,是留存于世的最早的风水经典,是中国最完整的以阴宅为主的风水文献,“风水”作为一个特定的名词,是在《葬书》中首创的,后人视郭璞为风水史上之鼻祖。《葬书》不到两千字,但字字珠玑,涉及面广泛,全书围绕形势、生气,在弘扬其生气理念的同时,也介绍了一些实用性的葬法,虽然主要论述阴宅风水,但对阳宅建造也具有指导意义,因此,《葬书》对于进一步探索园林造园风水之真谛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文通过对《葬书》文本的全面分析,梳理《葬书》的理论体系,并总结归纳了《葬书》风水理论所蕴含的环境观和造园观内涵,从造园学角度,分析概括出风水理论在园林选址、山水布局、空间布局中的具体应用。从形式论与空间,四象与论砂,论龙与寻龙,论穴与葬法及辨土之法等对《葬书》的风水方法论进行剖析;借以了解中国古代风水与环境选择的思想,为人们展现中国传统阴宅葬法的基本要义,此外,本论文综合对《葬书》中风水理论分析,做出相关问题探讨和思考,分析出《葬书》内容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并指出其在应用中的局限性,为进一步研究阴宅风水提供参考。总结《葬书》风水理论当代价值,为当代环境的建造及环境保护提供借鉴意义。
[硕士论文] 黄茜
风景园林 天津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中原汉民的南迁将古老的风水术带到了闽西地区,使之与当地社会民俗融合成为一种传统的民间信仰流传至今。在当代的闽西社会中,风水活动依然盛行,这与其从业者——风水师的传承与推动是分不开的。然而当前学界对风水师这一关键角色的研究甚少,不利于我们深入了解风水这门博大精深的学问。风水师作为一个极其特殊的职业群体,自古以来就带有神秘色彩,随着“风水热”的兴起,他们亦活跃于闽西社会的各个角落,受到了人们广泛的关注。本文在实地走访调研的基础下,对闽西当代风水师的基本情况、从业范围、从业工具、知识传承等方面进行了客观的描述,揭示出他们在当代社会的真实生存状况,同时,秉承着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原则,对当代闽西风水师的科学观与迷信部分进行了调查,并作了理性的分析,以帮助进一步揭开闽西当代风水师的神秘面纱,构建更为具体的风水师群体形象。
  此外,基于闽西悠久的风水历史,本文还对当代闽西百姓的风水观展开了调查,了解当代闽西百姓对风水的信仰、了解程度以及对当前风水行业的看法,并且从闽西古代的村落风水讲究与当代房地产业的风水活动,进一步探究闽西社会根深蒂固的风水文化及其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引导人们以客观的视角、辩证的思维看待风水、了解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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