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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 河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星占学在古代社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星占学发展到汉代,已经进入了一个相对成熟稳定的阶段,天人感应思想的盛行和星占理论的成熟使其在政治上处于重要的地位,在政治决策、政治斗争等重大事件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星官、分野理论的完善为星占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天人感应思想的盛行又为星占学的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两者共同作用,加大了星占学对政治的影响作用。
  本文以史籍中所载两汉时期的星象记录和受其影响的政治事件为研究对象。分析日食、五星等星象的星占涵义、星占方法及其在政治上的特殊寓意,以及它们在政治运作中的作用,主旨是考察星占学对汉代政治的影响。
  论文的重点是探讨日食、五星、彗星、流星和月食这几类星象事例在政治上的作用。汉代对日食现象最为重视,日食的记录和占辞情况尤为详细,并且形成了日食诏书的惯例,具有制约君主权力、影响君主德行的作用;借由日食的发生,朝廷往往实施救助政策以应对灾变,臣下可以劝谏君主,还可以打击政敌、批评专权,借此进行政治斗争。五星的各种星象变化被统治者视为具有影响其统治和军事行动的寓意,五星会聚被赋予朝代兴起、顺应天命的政治意义,荧惑守心的出现多与君主性命相关。彗星“除旧布新”的意义对改朝换代、改元等起到了催化作用,促使统治者采取应答灾害警示的赈灾措施,具有积极作用。从星占学的角度了解汉代政治文化特点,剖析星占学对政治的影响和作用,无疑可以丰富汉代史的研究。
专门史 华中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中国风水是一门古老的处理人与环境的文化,其诞生是先秦时期天文、地理、人事之立体层面下诸多内容与概念逐步融合而成的结果。楚文化是我国先秦时期南方地域文化的代表,目前学界对楚文化内部风水内容的探讨还十分薄弱。本文首先疏理了天文观象活动和早期风水之间的关联性,发现楚人漫长的天文学传统之下潜藏了历史悠久的相地活动;其后在对“绝地天通”内容的探讨中,考证了楚人农业用火和巫术传统对楚地早期风水观念建立的启迪意义,展现了楚文化中“火气同源”的风水发展过程;楚人独特的宇宙观、灵魂观以及强烈的祖先崇拜导致楚人阴宅风水方面有较多实践,本文最后一部分通过“楚式镇墓兽”的解读展现“气”之观念在楚文化墓葬风水中的地位,认为楚地思想体系中存在着较丰富的“气”之原始观念,这些观念形态逐步与生命崇拜、灵魂飞升等内容交融结合,而有可能进入到主导魂魄永生的风水体系中。楚文化视域下的原始风水活动和朴素的早期风水观念是风水起源过程中的重要环节,这个过程可能是独立的,并代表南方风水文化与北方风水文化融合。
中国史 曲阜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巫觋作为人与鬼神之间进行交流的媒介,在很早的时候便已经产生了,在我国古代的社会中,巫觋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越古老的时期,巫觋的地位往往就越高。从先秦时期开始,巫觋经历了一个地位不断衰落的过程。至汉末三国时期,在社会的激烈动荡之中,巫觋的地位进一步降低,其职能逐步分化。同时,由于道教的兴起与统治者的打击,巫觋在社会上的发展受到了多方面的限制。
  本文主要分四部分对汉末三国时期的巫觋进行了综合研究,具体为:
  第一,主要对巫觋的产生以及从先秦到两汉的巫觋发展状况进行梳理。殷商时期巫觋是与政治领袖合二为一的;进入西周以后巫觋成为最高统治者的辅佐者;春秋战国时期,尽管巫觋还担任着一些重要的官职,但是巫觋的权威性和重要性开始受到质疑。进入秦汉时期,巫觋走上了朝野两分的不同发展路径,一部分巫觋担任官职成为官巫,另一部分巫觋成为职业化的民间阶层。巫觋的地位从整体上来说大大降低了。
  第二,主要分析了巫觋在汉末三国时期的基本特征。这一时期,巫觋经历了一个民间化的过程,其地位进一步降低,其群体也成为一个民间的阶层。巫术仪式中咒语与舞步逐渐规范化,同时由于道教的影响也逐渐简化。
  第三,主要对巫觋在汉末三国时期的职能进行了探讨。这一时期,巫觋的职能主要有:祭祀求雨、医疗逐疫、解除丧葬、预言占卜、祝诅厌胜等五个方面,巫觋以祭祀巫术作为其基本职能,主要凭借其降神、视神的能力来与神沟通,医疗巫术在这一时期出现大的发展,预言巫术受到人们的重视。
  第四,探讨了巫觋在汉末三国时期的发展空间,分别从统治者对巫觋的态度,巫觋对于民众的控制、道教对于巫觋的拒斥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中国古代文学 青岛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立足于广泛的古典文献资料之上,采用二重证据研究法对先秦时期的巫医文化进行深入研究。从先秦时期零散的文献记载和现代考古发掘等珍贵资料入手,细致分析巫医的文化内涵,梳理先秦时期巫医由同源而分离的历史演变轨迹,考证先秦巫医的基本术法与文化活动。在研究过程中,深度还原先秦时期的时代背景,以文学的视角来系统分析并探讨先秦时期的巫医及巫医文化现象。
  第一章从字源上对“巫”字进行考据,考察巫师和巫术在中国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原始宗教与落后的生产力催生了沟通天人、洞达鬼神巫师群体,他们在当时承担祭祀、占卜、记史、医疗等职责,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此外,巫文化也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二章以文献资料为依据,对巫与医的关系进行考辨,大体勾勒出巫医发展流变的过程。巫医在西周之前本是同源,在西周时期,专职医官设立,巫与医走向分流。此后,医通过构建系统科学的医疗体系而获得发展,而巫医因“鬼神崇拜”观念的没落而日渐衰微。文学典籍中还有一群栩栩如生的“巫医”形象,通过他们职能的变迁,我们也能从中窥探医、巫关系的发展变化。
  第三章探究了先秦巫医对病理的认知及其治疗之术。先秦巫医对致病因素的认知带有浓厚的原始宗教色彩,通常将疾病的诱因归结为鬼神作祟、天帝降疾、气候战争等因素,而诊疗手段则有迷信方法与科学方法的区别,这些术法源远流长,对古代中国尤其是先秦时期的医学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科学技术哲学 重庆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论文首先考察了堪舆学说及其实践。堪舆学说是研究建筑选址、方位、布局以及居住者及其后人命运相互关系的学说。堪舆学说历经数千年发展兴盛,出现了种类繁多的流派,对建筑设计、城市规划和社会文化等都产生了正面和负面的影响。近代以来中国对堪舆学说的态度以否定为主,但今日堪舆学说的价值重新得到了海内外学术界的重视与肯定。“科学知识社会学”、“地方性知识”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分别从知识的社会属性、知识的情境特征以及知识的实践本质三个方面证明了堪舆学说与现代科学知识具有平等性,证明了堪舆学说具有现实合理性。
  当代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迫切性毋庸置疑,论文阐述了堪舆学说的生态性特征,认为堪舆学说包含有丰富而深刻的生态思想,堪舆学说的自然观是天人一体的有机整体思想;堪舆学说的实践观点主张避免过分干涉自然生态、向自然学习、对人居环境创新等善待自然的实践原则;堪舆学说的美学观点主张在景观中融括自然或人居的生态要素,主张“诗意栖居”的和谐化的生存境界。在堪舆实践的社会影响方面,堪舆实践是古代乡土社会秩序整合的媒介,但“风水师”的社会角色导致了堪舆学说的封闭化与神秘化。因此,堪舆学说及其实践在正反两个方面都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与此同时,传统堪舆学说应进行现代转型。
  论文认为,堪舆学说对于解决当代社会的生态危机和建设生态文明都具有重要的启示,生态文明建设应重视生态思想建设,树立天人一体的生态自然观,进行生态精神文明建设和发展生态美学;生态文明建设应促进生态技术实践,重视科学技术实践的地位,掌握和利用自组织规律,遵循适度、创新、法治以及效法自然等原则;生态文明建设应加快生态社会构建,重视社会沟通与交流,建立社会合作共治秩序。论文最后指出,生态理性是价值理性、工具理性与交往理性的有机结合,是一种综合性的理性形态,它必将超越传统理性,成为人类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核心规范。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 四川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研究中国文化,一般比较重视上层文化的研究,如科学、政治、文学、艺术等,而处于文化底层的巫术却常被忽视。要想从整体上了解传统文化,就避免不了对巫术的研究。在笔者从小生活的川东北地区,巫风十分浓厚。为什么在科学技术如此发达的时代,人们仍需要巫术?如果说旧社会巫术之风盛行的原因是经济落后、文化水平低下、科技不发达,那在现代社会这些条件都已满足的情况下巫术为何没有消失?
  长期以来,人们对民间男性巫术的调查和研究较多,对女性巫术的关注较少。本文以四川东北部为调查区域,以神婆巫术为调查对象,结合田野调查和影音、文献等资料,整理了川东北地区神婆巫术的形式,并分析了在现代社会神婆巫术的功能。调查发现川东北地区的神婆巫术包括:烧蛋、下阴、问神、算命、化水、招魂、治煞等。巫术在现代社会主要有四点功能:心理安抚、情感宣泄、社会教化、参考和娱乐功能。最后是关于川东北地区神婆巫术的思考,涉及到巫术与科学的关系、巫术与信仰的关系、神婆与病人的互动。
  本文通过实际的田野调查,以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作为研究材料,虽然只走访了川东北地区的部分区域,调查所得资料有限,相关研究也有颇多不足,但希望可以为后人的研究提供参考。
人类学 上海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以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梅窖镇三僚村为田野调查点,并且充分利用当地族谱、布告、田野调查报告等文献资料,通过曾廖两姓宗族成员自身当下的生活实践和其历史上关于风水故事的记载及当下的解释来探索风水竞争问题。
  三僚村以“风水文化第一村”著称,村内曾廖两姓宗族皆因各自祖先(曾文辿、廖瑀)为赣南形势派风水祖师杨筠松的弟子而世代传承风水术。两姓村民各自在家祠和神庙两种功能合一的曾氏杨公祠和廖氏杨公祠内的祭拜、求签、开光、观看杨公戏等活动不断加强他们对于风水文化的信仰,也在日常生活中支撑两姓风水师间争夺风水正统之名的信念。文中展示当今流传的三僚历史上风水竞争的故事参与对象的三种类型:宗族之间、宗支之间和兄弟之间,这些案例强调使用者深信竞争中风水师、风水术本身的作用,淡化祖先的作用和影响,拓展了人类学风水研究的视角;在两姓风水师共同回避之下,三僚曾廖之间的竞争故事流传极少,显示了他们共筑和谐的三僚风水文化的努力,也展现当今三僚风水竞争已由物理破坏、大型的暴力冲突转向平和弱化的过程。然而,只要三僚风水师仍在通过各种方式与时俱进地传播关乎他们的生计更关乎他们的信仰的风水术,谙合汉人“实用理性”的风水文化就必然得到传承,风水的竞争也必定继续下去。
中国古代史 河北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巫术是形成于人类社会早期的一种文化形态,对于早期社会文化的发展、公共事务的管理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并最终催生了国家。契丹民族的发展历程也随处可见巫术的身影,“三可汗传说”反映了契丹早期不稳定的“巫王合一”体制,民族共同体发育程度尚低;隋代和唐初契丹逐步形成统一政治共同体,形成大贺氏联盟。遥辇氏时期契丹国家机器进一步完善,制礼成为诸位可汗以巫术加强王权的手段,这也预示着契丹帝国时代的到来。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以武力统一各部,以战争开疆拓土,期间巫术为太祖争取内外人心,塑造卡里斯马形象以创制契丹帝国新传统出力甚多。太宗朝呈现帝后二元政治格局,太宗和述律太后都对巫术加以利用和控制,这种情况不仅体现在契丹内政方面,而且在与中原的和战中都有巫术的参与。辽世宗自立为帝,并通过横渡之约取得述律后谅解成功掌权,其中以筹为信物的做法是基于巫术中的灵物崇拜。穆宗昏庸保守,也因此加大了对巫术的尊崇力度,期望以巫术稳定其动荡的统治。景宗、圣宗两朝经历了辽宋间由和到战、再由战到和的大转折,巫术的作用发挥地淋漓尽致,战争时为辽军鼓舞士气、祈福消灾,澶渊之盟后又以其神圣仪式展现和平诚意。在兴宗、道宗两朝,巫术尽管在公开政治场合已经日趋消沉,但在宫廷斗争等许多重大政治事件中仍可以发现巫术参与其中的影子。天祚帝时期巫术走向了它命运的归宿,其衰微表现地最为典型。
  总体来说,巫术是与文明程度较低的社会状况相适应的,随着文明水平不断提高,巫术越来越难以满足契丹民族的诸多需求。加之契丹受到的外来文化影响越来越大,儒学、佛教都对巫术的衰微起到了推动作用,巫术自身的缺陷又导致它无法有效应对挑战,最终只能褪去其信仰价值,成为纯粹的形式,有些巫术甚至以消亡为结局。尽管如此,契丹巫术仍有其重要价值。巫术既是契丹民族社会文化的最初成果,也是其后续发展的基础和出发点,深刻地影响了契丹历史。
历史学·世界史 兰州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17世纪的英格兰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及科学革命的影响下,正朝着工业化稳步前行。英格兰巫术检举以及猎巫运动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进入高潮。曾一度被中上阶层视为迷信思想的巫术没有发生在“黑暗的”中世纪,而是发生在科学与理性萌芽时期的近代早期,这一现象背后有着复杂的原因。
  首先,这一时期的社会环境为巫术问题的发生创造了有利条件。17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经济萌芽以及内战爆发所引起的社会各方面的变革,传统的社会环境例如邻里关系开始发生转变;当然,这一时期的社会环境中依然存在一些传统因素的延续,例如社会不合规矩行为的管控、对个人声誉的重视,以及普通民众依然保持着文盲与半文盲的状态等现象,使巫术在这一时期具有广泛而活跃的生命力。
  其次,英格兰相对谨慎的司法体系影响了巫术诉讼的规模。16与17世纪英格兰共颁布了三条巫术法令。1542年亨利八世颁布的巫术法令将巫术规定为世俗性犯罪,不再与宗教异端相关。自此,直至詹姆士一世时期,英格兰巫术法令始终继承着这一原则。但詹姆士一世在法令中添加了与“恶魔崇拜”理念,且大大加强了惩罚力度,为英格兰于17世纪中期发生的猎巫运动提供了主要的法律依据。有巫术法令的存在即有巫术诉讼。17世纪初期英格兰巫术诉讼保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至中期,巫术诉讼规模由于猎巫运动的兴起而有所上升,但并未超过欧洲大陆的巫术检举水平,至1660年以后,巫术诉讼案件逐渐消失。
  这一诉讼规模在某种程度上更是受到当时社会巫术观的影响。中上阶层对待巫术的态度相较普通民众,较为复杂与多样。统治阶层出于社会秩序以及国家利益的综合考虑,将巫术定为世俗性罪行,避免巫术引发更大规模的教派之争;部分中上阶层出于对上帝以及科学的维护而排斥巫术。但是,普通民众仅仅将巫术看作引起恶业产生的手段。这种现实与复杂的巫术观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英格兰巫术诉讼的发展与水平。
哲学·科学技术哲学 河南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长期以来,风水文化作为我国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受到人们截然不同的对待。有人视风水为彻彻底底的迷信思想,是毫不犹豫且必须摈弃的封建糟粕和社会毒瘤,表现出对风水文化的蔑视和不屑;也有人视风水为科学真理,是应当坚持且必须弘扬的思想精华,表现出对风水的顶礼和膜拜。笔者认为,传统风水文化作为特色的民间文化能在我国传承千年且延续至今,肯定有其蕴含的合理性因素和存在性价值。尤其是在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日益凸显的今天,传统风水文化中的某些“经世致用”思想更是引起了人们的思索。为此,笔者希望从生态文明的视角研究我国传统的风水文化,合理剖析风水文化中的生态思想,加深对传统风水文化中生态思想的合理性分析,揭示传统风水文化中的生态实践,从生态学视角分析传统风水文化中的局限性,为人们应该如何利用风水文化中的生态思想合理改造和利用自然,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提出自己的见解。
  本文除绪论和结语共分为四个部分的内容:首先简要介绍传统风水文化的含义、起源和发展历程及现状,使人们对传统风水有大致的了解和认识;其次重点阐述传统风水文化中的生态思想,对传统风水文化蕴含的生态思想进行分析,介绍传统风水文化理念在城市、村落和住宅选址布局中的应用;再次论述传统风水文化的现代价值,人们在备受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困扰后,发现风水文化中诸多生态思想对于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实现天人合一和社会的可持续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最后指出,尽管风水文化中蕴含丰富的并可供借鉴的生态思想,但其仍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如风水文化中的自发性、猜测性、神秘性等,人们应该科学地、全面地、辨证地、理性地对待我国传统风水文化。
  传统风水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发展的产物,是勤劳智慧的先辈们留给后人的宝贵文化遗产。尽管其中不乏封建迷信和巫术,但其精华和精髓亦闪闪发光,无法被人轻易抹去和随意否认。我国在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指出:要坚持绿色富国、推动形成绿色的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学会有度有序地利用自然,努力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所以,在生态文明建设日益兴起的当下,从传统风水文化中汲取丰富的生态思想和理念运用到建设美丽中国、绿色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过程中,不啻为一种有益的尝试和探索。
中国古代史 宁夏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纳甲筮法是传统易占术中流传范围最广、使用时间最长的一种。占卜作为中国古代长期存在,且被大众普遍接受的一种文化现象,对其研究的深入,有助于了解当时的社会现象,洞悉当时的民众心态。本文综合汉代以来传世的纳甲筮法文献与出土文献中与纳甲筮法相关的材料,对纳甲筮法的源流进行考辨。文中主要从文献体例、理论使用和占卜事项三个方面,对不同时期的纳甲筮法文本进行解析,并试图揭示其形成的历史背景与时代特色。
  汉代京氏易创立的纳甲理论体系,为纳甲筮法在思想和理论层面奠定了基础。经过汉魏六朝隋唐时期的过渡,纳甲筮法初见端倪。唐末宋初的《火珠林》问世,标志着纳甲筮法的正式确立。通过宋、元时期的发展,纳甲筮法的理论逐步完善,内容日益丰富,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明中期出现的《断易天机》,表明纳甲筮法的理论内容与文本体例已经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也标志着纳甲筮法已臻至成熟。清代的纳甲筮法文献数量多、理论性强、内容更为详细,但在方法的创新上则陷入了停滞。纳甲筮法的源流,是中国古代占卜术发展全过程的一个缩影。
  从纳甲筮法文献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占卜文献在研究当时社会现实、民众心理与文化传播等方面均有参考价值。由于黑水城文献是反映夏、元时期西北地区实际情况的第一手材料,加之这一时期的传世史料相对匮乏,使得黑水城占卜文献对探索这一时期西北地区的社会生活、术数文化的流传路径,乃至于对弥补中国中古时期术数史研究的缺环、还原民间占卜术使用的原貌,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科学技术哲学 上海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星占学与天文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是古代世界的普遍想象,去除其神秘的属性之外,还需要精密的观测和计算,因此星占学也堪称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精密科学。《四卷书》(Tetrabiblos)是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Ptolemy)所著的一部星占学著作,写作时间大约在公元139-161年,因为全书共有四卷,故名《四卷书》。他本人将这部著作视为《至大论》(Almagest)的姊妹篇,其中,卷Ⅰ可对应《至大论》中的数理天文学知识,讲述日、月、五大行星以及恒星的运行;卷Ⅱ确立了星占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和规则,并且讨论了星占学在国家、民族中的应用;卷Ⅲ和卷Ⅳ则是对个人未来的预测,运用到了星盘和算命天宫图。
  本文的写作目的在于:一、在英文原文及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对《四卷书》进行详细的梳理与分析;二、试图探究《四卷书》与《至大论》之间的关系;三、对西方天文学和星占学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一些证据;四、对古代的星占学与天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行进一步的实证分析和研究。
  围绕以上目标,本文在对《四卷书》的背景和结构进行描述的前提下做了以下工作:
  一、对《四卷书》的英文文献进行翻译,并对其内容进行梳理;
  二、将《四卷书》与《至大论》中的日月食、五大行星运行规则及数理天文学进行比较,进而探讨《至大论》与《四卷书》之间的关系;
  三、围绕唐末《都利聿斯经》和清代《天步真原》两书,初步勾勒《四卷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
  四、结论以《四卷书》为例探讨了星占学在古希腊背景下的“科学性”和“哲学性”,借以进一步揭示古代的星占学与天文学之间的关系。
软件工程 青岛理工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周易》是我国最古老、最有权威、最著名的一部经典著作,是中华民族聪明智慧的结晶。它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之首,其中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范围非常广泛。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它经历种种坎坷和考验,却依然默默地为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作出巨大贡献。在科学技术未被人们掌握的古代,人们用周易来预测未来和自然,决策国家大事,它可以上测天,下测地,中测人事。因此,周易对我国古代的文化、哲学、科技的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并且影响着当今自然科学的发展。
  《周易》是运用八卦来预测自然界、社会和人本身的各种信息。其中64卦、384爻千变万化,形成数目繁多的变化模式,用以模似天地生人的复杂多变的自然和社会的变化。针对这种变化的多样性,周易形成了很多种预测的方法,其中周易掷骰子预测算法,是周易预测最基本的方法之一,而天干地支时间预测算法,是最经典、最常用的一种预测方法。通过对这两种算法的研究,可以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周易预测的思想理念。
  本文介绍了周易的基本概念,研究了周易八卦与莱布尼茨二进制之间的关系,给出了周易二进制的表现形式。在研究周易预测算法基础上,根据骰子预测和天干地支预测算法中周易卦象变化的思想,提出了ZYChange算法。在此基础上,根据该算法中的卦象、爻、五行在预测中的作用,研究并实现了便于计算机实现的基于ZYChange的预测优化算法,论文给出了算法实现的基本步骤,并将其应用于最短路径求解问题的优化过程中,最后通过仿真实验,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验证了该算法的有效性。
  目前针对周易,很多学者做了大量研究工作,也取得了很多成果。但把周易中的预测思想进行拓展,形成易于计算机实现的周易预测优化算法的相关研究还较为鲜见。本文把周易思想和已有的经典算法结合一起进行研究,提出的ZYChange算法在研究周易预测算法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提出了一种新的思路。
日语语言文学 浙江工商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从结构上梳理了日本奈良至平安中期疫病观念和疫神信仰的形成及发展过程,对平安御灵会的思想来源和性质问题提出了独特的观点。本文由引言、正文第一至第四章和结论组成。
  引言部分回顾了御灵会与御灵信仰的研究史,并指出目前研究存在的不足,明确了命题范围和研究方法。
  第一章通过分析奈良时代关于疫病的记录,发现描述疫病原因的用词从“疫气”变成了“疫厉”,同时针对疫病的祭祀行为从自然信仰中分离,认为这两点均反映了当时疫病观念发生了变化。
  第二章根据平安贞观五年(863)御灵会及其祭祀对象的五个怨灵的受祭祀记录,分析了怨灵作祟观念与疫病观念结合的过程。结合傩仪改称及方相氏角色变化的问题,得出了奈良至平安前期的疫病观念发展过程符合灾厄观发展三阶段理论的结论,并且平安前期正处于灾厄观发展理论中的第二阶段。
  第三章通过分析贞观五年后御灵会的记录,把这一时期的御灵会按祭祀对象划分为两类型。认为其中一类型出现了灾厄观发展三阶段理论中指出的,在第三阶段才会出现的疫神观念。并强调了这两类御灵会都与平安贞观五年御灵会无明确的继承关系。
  第四章首先指出了奈良宝龟年间举行的疫神祭祀与前面分析得出的平安前期正处于第二阶段的结论有矛盾。为解决该矛盾,接下来论证了疫神观念与古代日本的作祟神无明确继承关系,然后通过分析汉神信仰的相关记录及《春记》中的唐神记录,得出了汉神信仰带来了疫神观念的结论。又结合天平七年(735)由来自大陆和半岛的使者传入疫病的事件与同年道飨祭举办的关系,认为外来的疫病观念和疫神信仰随疫病传到日本,是奈良时代疫病观念变化和宝龟年间疫神祭祀出现的原因。最后论证了中国疫病观念和疫神信仰的发展早于日本,在汉代已经完成第三阶段的发展。
  结论部分总结得出,因为早在奈良时代中国的疫神观念已经传入,所以日本的疫病观念和疫神信仰在发展过程中基本跳过了祭祀疫鬼的阶段,使得属于这一阶段的平安贞观五年御灵会只进行了一次。
中国近现代史 苏州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对近代江南堪舆业进行专门研究,试图探寻近代江南堪舆师群体技术的区域特色及其在建筑堪舆业、风水农业及堪舆探矿业等产业发展中的历史情景。近代江南堪舆师构成复杂多样,既有民间地师又有官府阴阳官,既有学校教育培养出来的学者型设计规划师,又有师徒传承的传统乡村地理师。他们广泛参与到建筑营造、殡葬、农业、矿业、图书出版、教育培训等行业,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行业职业群体,其技术实践的发展,不仅同江南地区近代化进程相伴随,而且折射出近代江南现代化发展中的科学与迷信、传统与现代、发展与保护等一系列社会矛盾问题。特别是随着西学大量涌入,一方面西化派知识人视堪舆学为妖孽迷信,另一方面江南堪舆师们公开风水秘诀、创办新式堪舆培训学校、编制新式堪舆教材、推行堪舆普及教育,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堪舆研究,使近代江南新式堪舆培训机构及专业教育蓬勃兴起,使传统风水堪舆业出现近代转型。在建筑营造业中,堪舆师地位远高于普通工匠而处于决策支配地位,在建筑选址、规划、布局、设计、施工等重要问题上享有决策权。堪舆师在建筑堪舆产业中,暨充当买方角色又充当卖方角色,通过阴阳宅修造、镇宅、魇镇等程序,将自身堪舆知识转化为技术商品,从而赚取丰厚报酬。在近代风水农业及工矿业中,堪舆技术不仅在农业气象预测和农田水利开发中广泛应用,而且在探矿采矿中也发挥作用,当然也在近代江南洋务运动中沦为保守派和反对派阻碍经济改革的工具。不仅如此,堪舆书籍的编印和销售流通,由江南到全国再到海外,庞大的江南堪舆师群体著有大量的堪舆书籍,与该地域发达的刻书业相结合之后,形成了日益广大的堪舆书市场,同样也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应。由此可见,近代江南堪舆业及其技术经济的发展,是近代社会经济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课题,本文研究企图于上述论题发凡起例,并力图填补有关研究的空白。
古典文献 山东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谶纬天学以古代天文历法知识为依托,以探求天人关系为目的和归宿,以术数、星占为基本工具,研究宇宙、天体、天象的形成、运行以及变化规律,在此基础上探讨天与人、天与万物、天与社会之关系,从而提出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祥瑞灾异为核心的政治理论。天文历法知识是其“体”,天学理论是其“道”,星占术数是其“术”。三者从逻辑上、内容上构成了谶纬天学的相对完整性。
  天文历法知识是谶纬天学的载体,它内容丰富、全面,从恒星、五纬、日月、彗星、流星等天体到历法的诸要素,都有涉及,在谶纬天学中占有重要比重,在天文学史上也有一定的意义。但由于天文历法只是谶纬天学的载体,而并非其最终归宿,因而其内容主要是在当时社会上最为普遍、最为通行的天文历法知识,甚至不一定与朝廷所采用的天文历法体系保持一致。
  谶纬围绕对天的思考而提出的一系列天学理论是其核心,它包括宇宙论、天体论、天象论以及探讨天人关系的“天论”。借助于这些理论,谶纬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从天地的形成、结构,天体、天象的形成到它们的变化与人事的关系,谶纬都有与众不同但却颇具说服力的理论。而这些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和归宿——天人相感。通过对于宇宙、天体、天象的研究,谶纬不厌其烦地论证了其天人感应思想的正确性,同时也为如何使用天人感应理论提供了范例,从而使得谶纬最终成为国家信仰,实现了儒家自董仲舒以来的神道设教的长期努力。
  星占术数是谶纬天学理论付诸实施的工具,它以政治、军事、重要自然灾害为占验对象,以阴阳五行说为基础和基本框架,也吸收了一些上古占辞和传说以及当时普遍流行的星占学说,形成了结构完整、内容庞大、颇具特色的星占理论。其中最具特色、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是其关于分野的理论以及两大妖星系统,二者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谶纬星占学的特色与成就。
  谶纬天学内容驳杂,通过对其进行层层剥离与分析,发现谶纬天学是独具特色的。它的特色首先体现在“体”、“道”、“术”三部分内容的有机结合,三者从逻辑和内容上共同构成了谶纬天学的完整性,也形成了谶纬天学与众不同的结构方式;而三者各自的特色也一同组成了谶纬天学的特色。这些特色又决定了谶纬天学的价值与不足。就其价值来说:从科学史的角度看,谶纬天学虽少有发明,但其所保存的上古的天文历法资料,弥补了《天官书》到《晋书·天文志》之间两汉天文学史料的空缺,为现代天文学者以及科学史学者的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研究对象;它对于天体与天象的观测细致入微,因而在客观上必然也促进了天文观测活动的发展。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说,谶纬天学虽从研究天人关系的目的出发,但的确提出了诸如“地动说”、日月食理论和太阳黑子理论等宝贵的学说,展现了谶纬造作者们对于宇宙、天体、天象的深入思考,很大程度上启发了后世对于宇宙、天地万物的思考与研究。从术数学的角度看,谶纬天学在星占理论的建构方面,提出了许多系统完整的学说,对于古代星占学的发展和星占理论的完善都作出了宝贵贡献。因而谶纬天学是颇具宝贵意义与独特价值的,是我国古代一种卓越的思想体系,也是我国古代文化宝库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然而,谶纬天学也有其有限的一面,其局限性主要体现在其主观、非科学的一面,其混乱的形成过程所带来的文字驳杂、重复甚至一些细节上的自相矛盾,以及在天文历法知识上的保守性,这些使得谶纬天学最终难以成为一个绝对严谨、密契的理论学说,给后人留下了许多诟病的把柄。
  谶纬天学的内容如此庞大,其形成固非一朝一夕之事。从对其文字的分析可以看出,谶纬天学与较早或同时期的许多文献都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资料有来自甘氏、石氏以及《天官书》等所载先秦至汉初的天文历法知识,有来自《管子》、老庄、《淮南子》、《周髀算经》等早期的天学理论思想,也有来自京房等相近时期的方士化的儒生们的星占理论。从其文化背景进行分析,则谶纬的渊源远可溯至东夷文化及其所衍生出的殷商文化与齐文化,它们丰富的原始崇拜观念和由此带来的阴阳五行、神仙灾异以及天文观念,对于谶纬天学都有着显著的影响;通过对出土文献器物的分析,楚巫卜文化也是其重要思想来源之一。由此可以说,以谶纬天学为中心的谶纬之学远承上古文明,近取诸子百家,是诸子在两汉时期的新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说,言谶纬为两汉思想文化的结晶,并不为过。
  谶纬天学以其包罗万象的内容、自洽的结构和理论,在社会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政治上来说,东汉的帝王们以谶纬天学中的天命理论立国、论证其政治权利的合法性,也通过谶纬天学中的灾异理论更改执政观念和法则;从学术上说,古代许多天文历法之学以谶纬天学中的天文历法数据和理论为依据;从宗教上来说,谶纬成为东汉的国家信仰以后,谶纬天学的影响更加深刻,从其崇拜体系和思想到其核心的阴阳五行理论都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道教的兴起从神仙体系的建立到炼丹、修行、符咒之术都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谶纬天学。
历史文献学 河北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俄藏黑水城出土文书内容丰富多样,虽佛经文书占绝大多数,但其中有大量的社会文书,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占卜、法律、社会文化等文书。占卜文书虽数量较少,但其价值不容忽视。由于占卜类文书神秘难懂,加上受西夏文字释读的限制,学界对其研究还有待加强。
  本文对黑水城出土西夏文文书ИHB.No.5722进行了录文、注释、校勘、翻译,并对该文书进行了文献学考述,认为文书ИHB.No.5722为西夏时期一位三十七属虎官员的占卜记录,其成文年代为西夏应天元年(1206年)。本文还对西夏使用星命学进行占卜的推算过程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文书中的三幅图应为推卜图。此外,本文还考察了西夏占卜的多样性、兼容性、杂糅性等特点,并进一步发掘西夏占卜文化产生的历史背景。
城乡规划学 华中科技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风水学说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古代关于怎样选择良好人居环境的前科学。基于风水学说的山水格局表明了先人追求理想居住环境的追求;在这一学说的影响下,中国古代城镇大多依山傍水,有着极好的生活环境。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快速进程,一些城市问题日益严峻,人们生活环境日趋下降,城市风貌大同小异,严重制约了中国城市的建设与发展。论文以风水学说为基础,将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和现代城市规划的设计方法有机融合,以实现人与自然、发展与保护的和谐共存。
  基于以上认识。论文在第一、二章首先对风水学说和山水格局的概念做了界定;然后,深入解读国内外风水学说及山水格局的研究,同时初步解释了风水学说的起源和发展,以及和其他学科之间的共同之处,合理论证中国风水学说的科学性和实用性;第三章主要分析基于风水学说的山水格局理论,从山水格局的意象、保护与改善、指引三个层面深入进行理论研究;第四章以宁波慈城古县城为实际案例,分析古县城的基本状况和历史沿革,同时以前文理论为依据,深入解读古县城的宏观、中观、微观山水格局意象,并针对其不足,提出相应的保护要求和改善方法;第五章在前述研究、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城市规划、景观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知识,对古县城的空间发展、绿地系统、湖河水系、防洪排涝、公共设施等方面作出具体指引;第六章主要概括论文的创新点以及不足之处,同时对论文做相关结语和展望。
  论文认为,在城镇发展中,生态环境营造与城镇建设同等重要,二者互相依托,不可分离。作为我国古代传统的人居环境观,风水学说中的诸多理论对于现代城镇生态环境营造,甚至是城镇建设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我们应该加强传统风水学说与现代相关学科的交叉研究,使风水学说中的诸多观念能运用到现代城镇发展中来,以期探索城镇可持续建设的理想模式,并对我国的城市规划建设作出有力指导。
中国史 上海师范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上海自近代以来,每以其高度发达的社会经济和绚烂多姿的都市意象为人称道。但在繁华昌明的社会表征下,这一地区同时还大量存在各类巫师活动,散布于城市和乡野各个角落,构成了民众信仰生活的一部分。本文根据方志、报刊、档案等文献材料,结合笔者田野考察,对近代以来上海地区巫师活动展开研究。
  第一章先对“巫师”、“巫师活动”进行界定,探讨有关巫师活动的若干基本问题,分析上海巫师活动的区域分布和时代特征。第二章对上海地区各种巫师活动进行分类,逐一进行细致考察,分析医疗、问卜类和献祭类巫师活动的基本特征和历史变迁。第三章探究有关巫师活动的支撑力量和制约力量。在结论部分,回答“近代以来上海地区巫师活动为何会长期存在?”这一问题。
  由于研究对象特殊,本文谨致力于事实呈现,在细致考察近代以来上海地区巫师活动的基础上分析巫师活动若干基本特征,不在世界观、本体论等方面作过多解释和理论阐发。
社会学 赣南师范学院 2015(学位年度)
摘要:国内外有关包公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历代不同类型的文本和口头叙述为载体,所展现的包公形象演化过程。他们试图追溯和还原这种形塑的过程和方式,并尝试着解构和阐释包公形象所蕴含的文化符号和精神价值,以此摸索出包公形象所根植的传统文化脉络,以及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来满足当下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包拯文化构成的基础是传统的儒家人格理想,主要是由为官清廉、民本至上、刚直行政作风等精神内涵构成,人们对包公人格理想的需求,便构成了包公现象的核心。包公信仰作为一种具有独特内涵的社会心理和文化符号的存在,是包公文化所承载的廉明精神的衍化,是国人渴求社会公正秩序的心理投射。包公形象渐渐深入人心,成为青天的代名词,形成了较为特定的社会认知形象和承载了独特价值内涵的文化符号。这些学者无论是站在民间信仰角度还是文学、社会心理学的角度,都不约而同地肯定了历代文学创作对包公的神化起着巨大的作用这一观点,因此包公信仰的内涵特征以及形象设定,与历代创作包公文学作品有着极大的关系。区域之中包公信仰的生成和演化,是包公文学研究但是学界少有沿着民俗学和人类学的路径,剖析其包公文化背后的传统文化理论和思想观念体系,来解读包公信仰的本质。由于调查区域包公信仰生态的独特性——既有供奉于庙宇之中的静态偶像神又有作为“包公神的凡间代表”的“萨满”存在,它们共同构建了“包公庙—附体包公神—信众”的信仰生态。从“偶像神—附体神”、“偶像神—信众”、“附体神—信众”三个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方面进行研究,可更系统、更全面地探寻当地包公信仰的形态及功能,较充分反映出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相比于静态的文本,活态的包公信仰更能动态地、清晰地描绘出包公形象在民众心理的存在状态,可观看当下乡村民众的生活图景和转型社会的群体心理。不同于其他包公信仰研究,本文选择湘东地区一个信奉包公信仰的典型村落,综合运用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学科理论和方法,在田野访谈基础上微观分析包公信仰在当地落根、生长、中落、转型发展的整个历程,以此窥探包公这一文化现象进入社区生活世界、深入地方群众心理世界的过程,另通过对包公庙会的考察分析包公信仰在地方社会所发挥的功能。
  本文首先对该地区包公信仰的历史源流和当下存续的进行论述,把握包公信仰在当地社区产生和发展的整个脉络,分析包公信仰与地方社区的社会组织、经济结构、观念体系之间关系,以此表明:“信仰是一种存在“供给—需求”关系,满足民众精神和物质需要的民俗生活”。其次较详细分析了神灵附体现象,批驳国内“萨满”研究学者“把南方汉族地区一些神灵附体现象纳入北方‘萨满’研究范式的一种观点”,以及部分学者对南方汉族地区的神灵附体研究时有意或无意套用北方“萨满”范式的路径依赖现象。对于上述观点和现象的形成原因分析,首先通过学术史回顾分析发现:中国萨满研究起缘于欧洲学界对萨满的猎奇和关注,国外学者对亚洲北部包括我国东北地区萨满的持续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和调查经验,形成了较为固定的研究范式,巨大的先发优势实质上就掌握了学术的话语权,国内学者不得不出于和国际萨满研究接轨的需要运用这些理论范式进行研究。其次从理论上的进行分析来看,有关萨满的核心理论特征——癫狂状态和过阴追阳的能力,虽然贴合了“萨满”的本质属性,但是由于对萨满的其他特性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因此在理论上产生了争议的空间。对这一现象的反驳,笔者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从文献资料上,在历史源流、仪式结构和仪式过程、巫师在各自族群所占有的地位和产生的影响、生存的社会空间和国家政策、形态复杂程度、生存的自然空间这几个方面证明北方萨满和南方汉族地区神媒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二是从对包公弟子的实地考察中分析,通过对包公弟子在个体特征、仪式过程、社会关系、信众群体、价值观念等各方面进行详细论述并分析归纳出其特征和功能,并着重论述包公弟子与当地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第一是包公弟子自有其历史传承,第二是包公弟子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孕育这种信仰方式的乡土社会,包公弟子的种种仪式还有包含其中的观念符号丝毫脱离不了本土文化体系和价值观念体系,第三就是包公弟子和底层社会紧密勾连,深深嵌入当地乡民生活空间之中,随着地方社会的改变而进行自我调适甚至是变革,第四就是包公所具有的观念和价值体系对应的是中国民间信仰的一部分,其文化成分和价值导向都具有典型的汉族乡村特质,第五就是包公弟子发挥功能有所不同,包公弟子这种信仰形态是包公信仰的衍化,根据“祭祀圈”原理,包公信仰的群体主要是以农耕文明为主形成的社会团体。最终得出结论:虽然两者都具有表现相同的两种本质特征,但并不能就说明两种萨满研究就可调和成统一的中国萨满研究范式,因为除了上述两种特征外,两者形成的自然和社会条件的不同、乡民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不同、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的不同、生存发展路径和作用因素的不同、表现的形象和发挥职能的不同,种种差异证明南方萨满研究不能完全应用北方萨满研究模式来研究。
  最后通过“神媒”与“信众”通灵的各种类型事例,借用“风险社会”理论简略阐述民间信仰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关系,主要目的在于通过本文研究解答“转型社会中传统的民间信仰在新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下如何主动积极调节自身来获得其生存发展空间,以及民间信仰能否或如何在现代化乡村的生活发挥其功能?”当下民间信仰的热点话题。与传统民间信仰不同的是,因为当地存在的类似包公庙的偶像神存在形态,民众的具体信仰需求和心理变化的过程较少用现场观察来具体深入地分析,而通过包公弟子这样活态的附体神的存在,研究包公弟子与信众的现场互动交流内容获知当下乡村的社会环境及其影响下的信众内心需求,从H镇包公信众与包公弟子互动交流中,分析当地个人和群体的生活世界的构建,窥探民间信仰体系在个人精神世界中建立、冲突、演变的动态过程。这对转型社会下民间信仰的形态和功能,以及下层民众的信仰动机和行为有较直接的了解,这种活态的民间信仰形态是一种了解以包公信仰为代表的民间信仰的生存和发展的窗口。
  悠久岁月在广袤中华大地孕育了形态各异的民间信仰生态,它们面对新的社会环境中既有保留又有革新,在维持自身存续的同时又解答了农村地区群众的现代生活困惑。相对于共和国历史上针对民间信仰采取的压制甚至刈除行为,当代政府对民间信仰活动采取的有限开放态度,使得民间信仰获得了较好的生存发展空间。当下的民间信仰生存状态更多表现出面对现代多元性冲击无力抵抗的弱势,现代社会功利性诉求加剧了民间信仰神圣性的褪色。民间信仰熬过了建国后政治排斥又步入了当下经济追求的漠视,民间信仰如何求得生存和发展的问题,贯穿于中国追求现代化进程之中。根植于传统的价值观、知识体系、礼仪体系土壤上,生繁出的民间信仰或整体或部分地渐渐简化、残缺甚至淡出,但是从“包公大神”这种民间信仰生态可以看出,当下民间信仰存续和变迁是生活个体面对现代社会需求和冲击下,对传统民间信仰慰藉作用的呼唤,对传统民间信仰的重新生产。而民间信仰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与之应对的知识体系、仪式过程的种种适应性改变,是回应乡村民众抵御这种多元化风险的诉求,这种诉求正是民间信仰生存的基础和发展的动力。在社会转型时期,民间信仰的需求动机转变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是传统乡村社会体系的灾难意识向现代社会体系的风险意识转变过程。民间信仰根植的传统文化体系种种适应性改变,正是回应乡村民众抵御这种多元化风险的诉求,这种诉求正是民间信仰生存的基础和发展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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