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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公共政策的科学与否事关人民福祸、社会兴衰和国家进退,因此研究公共政策制定具有重要意义。我国有关政策制定科学化的命题虽然由来已久,但其落实一直不够理想。“锁定”或“固化”的公共政策决策常常掉入经验决策的陷阱,如“亚运公共交通惠民方案”的制定;传统上依赖调研、座谈、关门决策等环节的决策模式面临重大冲击,如“闯黄灯政策”的制定;回应性政策决策的效率与有效性不断受到挑战,如“单独二孩政策”的制定。
  政策主体、价值和工具是构成政策系统的三个因素,回答了为什么、什么人和怎么样展开公共政策活动。探究政策科学化偏离的原因,主要归结为决策者常常依靠主观经验和粗糙统计决策,造成政策合理性受损;政策论证信息和论证过程的封闭,导致政策合意性缺位;机械回应政策试验的评估模式和静态收集政策效果信息,引发政策的科学性缺失。
  大数据意味着一切事物可量化、一切数据可连接、一切政策可测试。作为全新变量,大数据为打破公共政策决策内卷化藩篱提供现实契机,“循数决策”的理念、多元共治、动态决策和前瞻决策显现为未来趋势。要规避经验决策,实现公共政策科学性,必须倚重数据循证,提高政策合理性;要规避关门决策,实现公共政策科学性,必须构建公众数据平台,确保公共政策合意化;要超越回应决策,实现公共政策科学性,必须运用政策彩排,实现公共政策前瞻化。
政治学理论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发展是全人类所面对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全世界200多个国家中只有30多个成为发达国家。基于世界各国发展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政党领导发展的得失都是其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它决定其他因素能否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对于政党领导发展的成败得失,尤其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基于此,围绕提升我党领导发展能力和水平提供国外经验上的借鉴,本文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为中心问题,以十三五规划的五大发展理念为纲领,研究中国共产党在提高领导发展能力和水平的历史经验,总结国外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上具体代表性的国家在相同问题上的经验,并最后以领导发展能力的三大方面作为落脚点,分别总结中外经验的启示。具体而言:
  第一部分:主要是引言,详细介绍本选题背景和研究的理论及现实意义、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以及国内外研究综述。
  第二部分:包括第一至第五章。这部分以五大发展理念作为分析纲领,分别从国外政党领导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开放发展、绿色发展以及共享发展这五个方面总结国外政党在政策创议、价值观引导以及政治动员等策略上的经验。基于政党在创新发展的政策创议、价值观引导、政治动员策略,分别从“引导科学合理的创新政策建构;创新政策体系的不断完善;完善创新教育政策,促进创新平台建设及政党的创新价值认同宣传;政党的创新精神建构;创新理论引导的发展及重点关注科学技术领域;加大科学研究投入力度;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等方面总结经验。”基于政党在协调发展的政策创议、价值观引导、以及政治动员策略,分别从“混合经济模式下的社会协调发展政策;城市化的适度推进政策;经济政策的适时调整;基于社会利益整合的民族、宗教政策及开放执政理念下的协调;巧妙性与艺术性的利益协调方法;基于共同价值观上的利益协调理念及注重政党间的合作;劳资双方利益的协调等方面总结经验。”
  基于政党在开放发展的政策创议、价值观引导以及政治动员策略,分别从“务实性与灵活性的多边外交政策;积极主动的外交策略;合作化下的外交政策制定及贸易保护主义影响下的对外开放教训;自由贸易主义策略引导下的对外开放经验;基于开放发展的特定价值观引导及领导金融体制方而的改革;公共外交方而的建树以及引导投资型经济发展等方面总结经验。”
  基于政党在绿色发展的政策创议、价值观引导以及政治动员策略,分别从“各政党关于环境问题的政策制定;政党关于红绿联盟策略的制定;助力生态文明建设的科技战略及政党党纲对生态价值的突显;基于‘生态优先’价值的绿色发展建构及发展绿色循环经济;政党组织带动全民环保节约;加强国际绿色生态合作,促进人类社会健康和谐发展等方面总结经验。”
  基于政党在共享发展的政策创议、价值观引导及政治动员策略,分别从“完善的社会保障政策分析;社会保障政策的变革;为民所需的民生政策及社会公平价值取向下的宣传策略;发挥主流媒体对公平正义理念的导向作用;党纲对福利国家理念的宣传及教育、培训政策的完善与发展;政党对失业问题的关注;关注住房保障等方面总结经验。”
  最后一部分:以提高党在发展问题上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及组织领导能力和水平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分别详述国外政党在提升制定战略谋划方面、科学决策方面、社会动员方面、统筹协调方面、凝聚共识方面以及应变创新方面等各项能力上的经验启示。
公共管理 大连海事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我国具有悠久、灿烂的航海历史和文化传统,是世界航海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但是郑和七下西洋达到历史高度之后,我国一度淡出世界航海的舞台,并逐渐形成了以农业为主的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文化体系。这种内向型的“黄土文化”在很长历史时期主导我国文化领域,至今仍潜意识的影响着国民思维。航海文化建设的任务就是要唤醒国民潜在的“蓝色基因”,政府作为航海文化建设的主要力量必须承担其应有的责任义务。研究当下航海文化建设中的政府职能问题就是为了建设先进的航海文化体系,更好地为我国“一带一路”战略、海洋强国战略、海运强国战略服务。
  本研究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介绍了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对相关研究进行了文献综述,确立了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二章界定核心概念,确立论文指导理论基础;第三章分析了政府在航海文化建设中承担的角色,文章认为政府在航海文化建设中是航海文化体系构建的推动者、航海文化宣传的引领者、航海文化建设运行制度的构建者、航海文化建设相关政策的制定者和航海文化建设实践活动的引导者,并来阐明了航海文化建设的现状;第四章从政府在航海文化建设中扮演的角色出发,结合我国航海文化建设现状,发现了政府部门在航海文化建设中存在的职能缺位、越位或行使不力等情况,并分析了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第五章为本文的结论部分,主要是为优化我国航海文化建设中的政府职能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
公共管理 华北电力大学;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依据戴维·伊斯顿的定义,公共政策实质上是对全社会价值进行的权威性分配。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过程已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共识,能够促进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程序正义。传统的政策参与分析模型没有关注到不同政策情境下公民参与模式的差异,本研究基于西奥多·洛伊的政策类型理论和萨巴蒂尔“倡导联盟框架”中关于政策信念体系结构的论述,提出“认知——期望”分析框架。旨在探讨不同政策情境下公民政策参与的模式划分,将四种公民参与模式(高效型参与、低效型参与、分散化参与、形式化参与)嵌入到四种政策情境(分配型政策情境、构成型政策情境、规制型政策情境、再分配型政策情境)中。
  逻辑推演需要实证的检验,按照四种政策情境,选取了四个公民参与典型案例,总结得出公民参与案例中的不足之处和可取之处,并回应理论分析的结果,对理论分析结果进行修正。在逻辑推演和案例分析的基础上,最终得出如下结论:需要关注公民政策参与的理论建构,需要关注公民认知和公民期望对政策参与的影响。政策建议有四条:解决构成型政策情境中“公民参与无力”问题,解决规制型政策情境中“试错空间”不足问题,平衡分配型政策情境中的决策成本和外部成本因素,解决再分配型政策情境中“只听不证”问题。
中外政治制度 华中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韧性是一个政权适应国内外形势变化,应对各种风险、危机和挑战,从而得以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和表现,也是一个政权的适应性、持续性和生命力的体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拨乱反正、苏东剧变、国际金融危机和特大自然灾害等一系列重大考验,展现出了强大的韧性。当代中国治理体系的韧性从何而来,构成了中国政治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它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还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韧性作为一个国家属性,并不是固定不变、一劳永逸的,它有着维持和巩固的需求。特别是当前我国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及治理体系也动荡不安,新的挑战层出不穷,党和政府必须不断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增强制度的韧性。为此,有必要总结当代中国治理体系稳定发展的成功经验,探讨并阐明其制度韧性的基础及其条件,分析当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不足和缺陷,扬长补短,不断完善,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一步巩固和提高国家治理体系的韧性。
  海内外学者对当代中国治理韧性进行了诸多思考,成果众多。不过,迄今海外学者大都立足于现代化理论和民主转型理论,始终无法摆脱将当代中国政治定性为威权主义的思维桎梏。不少人认定当代中国所表现出的韧性是来源于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政治策略,而不是由于其深层的制度安排。与此不同,本论文试图从制度主义和结构主义的角度,从当代中国治理体系的内在制度结构分析国家治理体系的韧性,着力回答如下问题:当代中国治理体系从宏观来看,具有哪些重要特质?这些结构性特质又是怎样影响和回应了韧性所面对的主要挑战?这种回应在多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中国治理体系是否存在着不足之处,如果存在应该如何改进这些不足。由此,也为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国的治理体制提供理论与政策的支持。
  论文首先考察了当代中国治理体系中的央地关系结构及其对韧性的影响。指出当前我国中央与地方的民主集中制有助于保持中央对地方的调控及国家的统一性。尤其是有助于抑制政治和政策的地方化以及地方性冲突与风险。对一些社会政治冲突和群体性事件的认知框架、组织方式、议题设置以及策略手段有深刻影响,使社会政治冲突和行动趋向于碎片化和地方化;同时也有效地防止了抗争行为蜕变为有政治诉求的、对治理体系构成威胁的集体行动。另一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地方化和碎片化的抗争行为作为一种诉求表达,客观上帮助了中央政府了解和监督地方政府的作为,纠正了地方政府的一些滥权渎职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强了中央政府的政治控制对及治理体系的弹性和韧性。
  其次,本论文分析了当代中国治理体系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结构对韧性的效应。指出党和政府通过对社会的嵌入式治理,形成了一个党和政府领导,社会组织、公民和企业多方参与的政社协同治理格局。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吸纳了社会组织和新兴社会阶层等民间社会力量,一方面既发挥了他们在善治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弱化了社会组织作为抗争政治的社会动员结构的功能、满足了新兴社会阶层的获得政治认可和参与政治生活的需求;还使中央政府获得了“嵌入式自主性”,能够有效地推行其战略目标且不被潜在的利益集团、企业或外国势力所俘获。这些效应都有益于增强治理体系的韧性。
  最后,中国共产党是当代中国治理体系的领导力量,其执政能力和凝聚程度对于治理体系的韧性而言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执政能力的提高离不开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学习机制培养出了高素质的治国精英,并引导他们不断地更新其治理知识和技术,从而更好地应对变动不居的国内外形势和新的挑战。也就是说,强大的学习能力使中国共产党面对客观环境的变迁有着弹性和适应能力。本文考察了党的意识形态变迁以及对互联网技术的吸纳利用,来展现中国共产党的适应能力。实际上,中国共产党的学习制度不仅提高了党的执政能力、适应能力,还凝聚了政治精英间的共识与团结,而这种共识是治理体系韧性的一个重要来源。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当代中国治理体系的基本制度结构能够较好地应对社会政治冲风险和挑战,对地方分裂、社会冲突以及政治分化有很强的调控能力,能够有效保持中央对地方、国家对社会以及党对政权的领导,保持政权的统一性、适应性、创新力及其生命力。由此也显示当代中国治理体系的制度韧性。当然,现行治理体系仍存在一些不足,这最突出地表现在:部分地方政府仍未树立治理理念,在发展思路上依然片面追求辖区经济增长,忽视政府其他公共职能;面对社会冲突,仍然采用“摆平术”来消极应对民众的诉求,而不是及时解决群众的困难,使社会冲突得不到有效缓解;对于社会组织过于防范与警惕,抑制了社会组织的培养发育,挫伤了公民等社会力量的参与积极性;少数干部放松了学习要求和道德纪律,甚至利用权力去寻租。上述问题的积压与恶化会威胁到我国治理体系的韧性,因此必须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和解决。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安徽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对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的思想溯源与现实建构进行了探讨。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指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它具有鲜明的层次结构,内具终极价值目标、核心价值观以及基本价值观三大层次。终极价值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核心价值观是党的十八大所概括的“24”个字;基本价值观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具体领域的价值观。而话语权是当前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可以从权利以及权力两个角度来对之加以理解。对于意识形态以及价值观而言,所谓的话语权更强调的是一种“权力”。话语权是由话语主体、话语内容、话语方式、话语传播以及话语效果等诸多要素构成。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可以理解为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的话语主体依据一定的原则,对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的话语内容、话语方式、话语传播以及话语效果等方面加强体系建构,通过使话语得到有效传播,从而使主流价值观实现对国内社会舆论的进一步引领,并提高国际影响的一种权力。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话语权正在逐渐显现。但是在意识形态、价值观领域,国际社会长期由西方主导的话语霸权格局并没有实质改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始终利用所掌控的话语霸权,向外输出它们所谓的“普世价值观”,尤其是向中国的输出,对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构成巨大的威胁。为了能够维护、巩固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必须要努力提升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的话语权。
  由于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反映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因此,要想对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必须要对之进行溯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尽管没有明确提出主流价值观话语权的概念,但是他们的著作、文献以及相关的论述中内蕴着主流价值观话语权的相关思想,能够给予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建设以很大启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统治阶级以及相关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应当是主流价值观话语权建设的主要主体。主流价值观话语权建设必须要重视传播问题,同时也要注重提升说服力。列宁、斯大林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主流价值观话语权的思想。列宁认为“灌输”是实现主流价值观话语权的有效手段,对于主流价值观话语的传播来说,必须要注重通俗化的表达方式。此外,列宁还认为不断夯实物质基础是实现与提升主流价值观话语权的有力保障,并强调注重多样化载体的运用是实现与提升主流价值观话语权的重要途径。列宁去世之后,斯大林成为了列宁的接班人,对于如何巩固和提升主流价值观话语权,他也有丰富的思想。他认为必须要高度重视党政干部话语主体的素质与能力提升问题;要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创新、加强对青年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加快经济建设,积极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主流价值观话语权的基本思想,使主流价值观话语权思想得到进一步丰富。重视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作斗争、努力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高度重视大众传媒在传播主流价值观话语中的作用构成了毛泽东主流价值观话语权思想的基本内核;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坚持将“共同富裕”作为主流价值观话语权的重要话语主题、坚决反对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加强对主流价值观话语的有效宣传构成了邓小平主流价值观话语权的基本点;坚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巩固和扩大舆论阵地、使民众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与信念构成了江泽民主流价值观话语权的基本思想;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及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构成了胡锦涛主流价值观话语权的主要内容。认为主流价值观话语权的提升与“中国梦”的实现密不可分、重视新兴媒体这一传播平台、通过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来提升主流价值观话语权构成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关于主流价值观话语权的基本思想。可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主流价值观话语权有十分丰富的思想,有利于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的建构。而要想有效建构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我们也必须要理性分析当前主流价值观话语权建构所面临的挑战。主流价值观话语权建构所面临的挑战是较为严峻的,既有国际上的挑战,也有国内的挑战,还有自身所面临的困境。当前国际价值观领域呈现西方话语霸权格局、国际共运低潮期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遭到质疑以及西方凭借网络主控优势强力传播、渗透西式价值观是主流价值观话语权建构所面临的国际挑战;社会转型期社会利益分化、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发展以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还未能实现根本性的现代转化是主流价值观话语权建构所面临的国内挑战;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的话语主体未能充分养成、话语内容创新不足、话语言说方式亟待优化、话语传播亟待强化等是主流价值观话语权建构所面临的自身困境。建构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的意义是极为重大的,既有利于提升我国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也有利于增强对价值观领域西方话语霸权的有效回击力、使民众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然而建构并不是杂乱无章的,必须要基于一定的原则。“坚持理论”与“立足实践”相结合、“传承弘扬”与“创新重塑”相结合、“吸收借鉴”与“批判超越”相结合是建构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必须要重视的原则。
  对于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的建构而言,在明确了具体的原则之后,必须要有可行的建构路径。由于话语权是由诸多要素构成,因此,要想提高主流价值观话语权建构的有效性,必须要从要素入手来加以建构。其一,要注重话语主体的养成。话语主体养成的基础是主体价值观自信的养成;话语主体养成的关键是加强主体间良性互动,实现由价值观自信到价值观自觉的提升。其二,要加强话语内容盼创新。既要力求创造更多新概念、新范畴与新表述,构建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体系;也要对话语内容进行合理阐释,巩固话语内容创新成果。其三,要优化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的话语方式。要从传统政治宣传式的言说方式转为注重政治、大众和学理相统一的言说方式;要从宏大叙事的言说方式转为也注重具体且感知的言说方式;要从权威式的言说方式转变为也注重平等对话交流的言说方式;要加强话语国际表达力建设,促进中国话语与世界话语相对接。其四,要强化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的话语传播。要加强新兴媒体的传播与运用,新兴与传统媒体有机融合;要积极运用国际会议、相关的文化机构与组织以及对外援助计划等方式来推动话语传播。其五,要重视对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效果的评价与反馈。既要选择适宜的评价主体,将权威评价活动与民众评价活动相结合,也要建立客观的评价标准,科学评估话语效果。此外,还要建立相关的反馈体系并优化信息反馈平台。
政治学理论 黑龙江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由于网络与政治文化的不断融合,使得网络政治文化出现了“碎片化”的客观存在状态。“碎片化”是指我国的政治文化朝着不系统、不完整、零散甚至混乱的发向发展。但其并不是完全消极的存在。我们只有理性认识和评价网络政治文化“碎片化”,才能促进我国政治文化的繁荣发展,促进我国政治的发展。因此,本文通过对现实网络政治生活中主观与客观的分析和思考,提出了研究的发展方向。
  本文阐述了网络政治文化“碎片化”的内涵以及网络政治文化“碎片化”的四种表现形式;概括了网络政治文化“碎片化”产生的原因,最主要原因是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利益结构的调整;概述了网络政治文化“碎片化”的双重影响,最后总结了理性应对的对策。网络政治文化的“碎片化”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应该以理性的态度对待。
  
传媒经济学 广西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马克思主义政治传播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要构成部分。作为科学社会主义政治传播理论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政治传播的持论与认知,深邃而精辟,恢宏且具象,极大地彰显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思辨特质与价值判断维度,为推进近代政治交往及人类思想发展历程作出了伟大贡献。一般而言,政治沟通是政府机构或人员通过大众传播媒介面向公众开展的一种有组织、有计划、有一定规模的政治信息交流活动,目的在于搭建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沟通桥梁,确保政府各项工作有效运转。从总体来看,我国政治传播在价值观构建、政治形象塑造、社会整合与控制等方面确实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全方位地发挥了其功能。然而,受媒介生态从“政府宣传”到“政治传播”的转轨制约,作为政府公共关系建设的重要载体,我国现行政治交往还面临着传播机制滞后、公众信任危机与职业人才队伍匮乏等发展困境,且这些难题及其弊端在网络化时代暴露得更加明显和剧烈,严重影响了我国政治社会化和现代化进程。鉴于此,本文在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政治传播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现实境况,借用互联网时代的媒介技术成果,试就如何推动政治沟通走出桎梏进行深入研究并提出破题之策,并使公众对社会主义政治传播思想的精神气质和内在特征产生全面、客观、理性的觉解与判断,以增进识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集美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飞速发展,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但是影响我国城乡居民健康平等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公共政策对改善城乡居民健康不平等的状况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公共政策是以维护公共利益、合理调整和分配公共资源作为其最基本的目标。造成城乡居民健康不平等的根源是城乡居民的公共利益没有得到公平有效维护,没有完善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从公共政策角度来研究我国城乡居民健康平等问题,以马克思主义平等观、马克思主义政策理论构建实现城乡居民健康平等的公共政策研究的前提和基础,根据相关数据研究分析我国现阶段的国民经济发展状况,以教育、收入分配、区域发展、医疗保障、生活方式和环境角度来研究造成城乡居民健康不平等的公共政策存在的问题。研究我国城乡居民健康状况分布情况采用的指标为人均期望寿命、人口死亡率、新生儿死亡率、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及孕产妇死亡率这六种总体健康水平指标,以及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具体原因致病死亡率的数据、卫生费用支出相关数据,辅以我国近年来城乡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居民人均收入、部分省份居民受教育程度抽样调查数据来进行相关的实证研究。最后提出了构筑均衡平等的教育政策、重构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完善全面平等的医疗政策和构建和谐友好的环境政策等实现城乡居民健康平等的公共政策建议。
思想政治教育 江苏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意识形态一词自诞生以来,一直受到诸多学者的关注,是学术界研究的话题之一,进而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研究也越来越广泛。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掌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在我国话语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网络新兴技术的兴起、世界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在面临机遇时又受到严峻的挑战,其控制力、吸引力、影响力、认同度受到削弱,话语权危机逐渐显现。如何抓住机遇、克服挑战、化解危机,有效建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已然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探索有效的路径,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是解决该问题的关键。
  本课题在借鉴前人优秀成果的基础上,系统分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面临危机的原因并提出具体的路径。首先,阐述本课题选题的目的和意义、分析国内外研究现状、阐明本课题的主要内容、难点、创新之处及研究方法。其次,梳理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等相关概念,分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在中国的历史演进,在此基础上,说明掌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重要意义。再次,论述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危机表现及产生危机的原因。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社会整合危机、政治合法性危机、社会道德危机是其主要表现,并从西方社会思潮、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身建设等方面分析产生危机的因素。最后,论述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路径选择。切实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与时俱进;必须加强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增强话语权的物质基础,丰富文化资源;必须利用新媒体创新宣传方式,建立与完善网络平台;必须将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两者相结合,以此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队伍建设。
马克思主义理论 西安科技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科技的飞速发展,将各种信息终端设备变成人的外置器官,以网络和通信为技术基础的自媒体传播平台,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改变和革新着社会的方方面面。自媒体拥有前所未有的广泛性和时效性,传播主体与受众之间没有了特定的界限,公众日益强烈的话语权意识与自我表达需求得以实现。公民政治表达渠道多样化,权利意识增强,使政治伦理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态势,存在于现实社会之中的政治伦理问题在自媒体背景下显现并且加剧。
  本文通过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以及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研究方法,综合哲学、社会学、政治学、传播学、心理学等学科有关政治伦理的研究成果进行跨学科交叉研究,将政治伦理与自媒体传播相结合。本文共分为四部分对自媒体语境下我国的政治伦理问题进行研究。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本论文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研究目标以及创新点。第二部分主要阐述自媒体与政治伦理的关系。首先对自媒体的概念进行阐释,总结出自媒体不同于传统媒体的特点,继而对政治伦理的内涵及其中西方历史发展脉络进行阐述,基于以上内容分析总结出自媒体对政治伦理的影响。第三部分通过自由、民主、信任和理性四个方面,分析我国在自媒体境遇下政府与民众、社会与个体之间所产生的政治伦理问题:言论自由界限模糊,公众言论自由不可干预和政府的网络管制之间的出现悖论;自媒体背景下新的文化层出不穷,民众受到各种思想的冲击,在“娱乐至死”成为潮流的网络环境下,社会民主意识无法达成共识;传统媒体自上而下的传播模式常常因意见表达不畅引发各种各样的矛盾,自媒体产生以来,民与民、官与民之间互动交流机会逐渐增多,但这种交流却显现出更为明显的信任危机;在网络环境匿名性的庇护下,网络言论更趋于感性而非理性,导致网络整体呈现情绪化,网民易被感染和利用,人云亦云的过激言论成为促成网络暴力的主要因素。同时通过对以上问题的分析研究,从自媒体参与主体、网络话语权以及社会价值观三个角度,剖析我国自媒体政治伦理问题形成的主要原因。第四部分针对上述问题及其原因,以政府为主导力量,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观为指导的人文关怀为最终归宿,初步探索出自媒体时代下符合我国国情的政治伦理引导路径。
行政管理 山西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先行先试”是我国的一种有效且常见的公共政策创新模式,从小岗村的包干到户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立,“先行先试”在我国改革发展过程中被广泛运用,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有着丰富的实践。研究公共政策“先行先试”这种公共政策创新模式有利于总结实践经验,进而形成理论框架,并进一步指导实践,有着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
  研究“先行先试”这种公共政策创新模式,首先要厘清“先行先试”的概念,分析理论依据,梳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这样才能有充足的理论和事实依据。“先行先试”模式有其独特的运行机理,其构成要素有先行主体、跟进主体和上级政策主体,这三者在“先行先试”过程中各司其职、缺一不可。其运作流程有政策发明与测试、政策转移和政策再创新以及政策反馈控制,这使得“先行先试”成为一个科学有效的系统。“先行先试”还具有“两上两下”的运行向度,包括自下而上的申报,自上而下的授权,自下而上的试验以及自上而下的推广,这使得政策试验和学习更加合理合法,有章可循。“先行先试”的运行和发展可能出现一些问题,如政策试验可能导致地区发展的不平衡,由于各种原因而造成的政策创新的低效率,跟进主体盲目学习扩散等现象。这就需要上级政府、先行主体和跟进主体多方发力,共同采取措施来应对和解决问题,上级政府要加强顶层设计,引入有效的政策创新绩效考察机制,并制定时间表,给予“先行先试”法律层面的保障,与此同时,先行主体和跟进者也应当因地制宜进行政策创新和学习,不断完善“先行先试”创新模式,使政策创新过程更加有效地进行。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江苏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进一步明确了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的方向和要求,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思想。
  国家治理体系本质上是一个国家特定时期国家和社会关系的体现,国家治理体系调整也是国家和社会关系重塑的过程。现阶段,我国社会自主性空间不断扩大,民众参与国家治理的意识不断增强,这对国家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及国家治理思想为指导,从国情世情出发,从建构政府和社会分治体系与合作体系两方面系统推进,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方向,引导国家和社会关系良性发展,规范政府权力边界,推动社会健康发展,完善社会自治机制,拓展民主参与渠道。
  实现国家与社会的有序共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基于国家和社会关系视角,本文的研究主要分四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通过梳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论述及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思想,探讨其核心要义和当代价值,并以此为基础,重点研究习近平总书记等新一届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其次,从建国,改革开放和本世纪初三个时间节点分析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变化的历史过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探寻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重点研究当前国家和社会关系现状,在社会自主意识日趋增强的条件下,我国国家治理所面临的困境和现代化出路。再次,从国家与社会分治的视角来探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通过梳理政府、社会在国家治理中的不同作用,确定政府权力的边界,从政府放权、社会组织成长和基层民主自治机制完善等方面探讨政府和社会之间“分开治理”的基本思路和具体对策。最后,从国家与社会合治的视角来探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通过公共权力运行的民主化,提升公众参与公共权力运行的有序性和有效性,探讨政府和社会之间“合作治理”的具体途径。
马克思主义理论 西安科技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习近平的依法治国思想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法治思想的基础上,结合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总结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法治,有效促进了依法治国基本治国方略的实现。对习近平依法治国思想进行深入理解和分析,可以实现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治国理政方式的研究和探索,对我们更好地巩固宪法的核心地位,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实践和落实,对促进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全面小康的建成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主要通过文献研究法,从习近平同志的讲话、政治局学习资料、中央文件中提炼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内容和特点,并由此得出时代价值。本文第一部分主要说明了写作的背景、意义、创新点和研究方法,从而得出这一主题研究的可行性。第二部分阐释了习近平依法治国思想由中国传统的法律思想、马克思列宁的法治思想及我党四代领导集体的法治思想产生,对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法治文化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第三部分,为本论文的核心部分,研究了主要内容和特点。在“中国梦”的背景下,坚持党的领导,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相互依托,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第四部分探究其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意义。它把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了指导思想,从而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促进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发展,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保障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
公共管理 电子科技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目前我国正在全面迈向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的邻避问题日益凸显,给社会稳定造成了很大压力,因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邻避设施政策涉及到公众,尤其是其周边社区居民的各种切身利益,如果在这种公共政策过程中缺乏公众参与,那么很容易导致不利于社会秩序稳定的邻避冲突的发生,从而影响社会和谐。因此,公众参与是化解邻避问题的重要途径。但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邻避情境中公共政策过程的公众参与仍属于表面参与,存在公众参与意愿不足和公众参与有效性不高的问题,使得公众参与化解邻避问题的作用多具有局限性。面对这一困境,政府亟需加深对邻避情境中影响公众参与意愿和有效性因素的理解,探寻提高公众参与意愿和公众参与有效性的有效方法。
  本文通过阅读大量文献,结合计划行为理论、政策过程理论、人因系统理论和公众参与有效决策模型分别构建了邻避情境中,公共政策过程时间维度下的公众参与意愿影响因素模型和公众参与有效性影响因素模型。然后分析了各阶段公众参与意愿差异,影响因素对公众参与意愿和公众参与有效性的影响情况,最后依据数据分析的结论分别提出在政策过程中提高公众参与意愿和公众参与有效性的对策建议。本文得出的结论具体如下:1.邻避情境中,政策制定期和实施期相比,公众的参与意愿存在显著差异,但是政策的实施期和评估期相比,公众参与意愿不存在显著差异,政策实施期和评估期的参与意愿比制定期的略高。2.邻避情境中,在政策制定期,行为态度对公众参与有意愿存在显著正影响;主观规范对公众参与意愿不存在显著正影响;知觉行为控制对公众参与意愿存不存在正向显著影响。3.邻避情境中,在政策实施期,行为态度对公众参与有意愿存在显著正影响;主观规范对公众参与意愿不存在显著正影响;知觉行为控制对公众参与意愿存不存在正向显著影响。4.邻避情境中,在政策评估期,行为态度对公众参与有意愿存在显著正影响;主观规范对公众参与意愿不存在显著正影响;知觉行为控制对公众参与意愿存不存在正向显著影响。5.邻避情境中,在政策制定期,参与能力对公众参与有效性存在显著正影响;参与环境在政策制定期对公众参与有效性存在显著正影响;参与过程在政策制定期对公众参与有效性存在正向显著影响。6.邻避情境中,在政策实施期,参与能力对公众参与有效性存在显著正影响;参与环境对公众参与有效性存在显著正影响;参与过程对公众参与有效性不存在正向显著影响。7.邻避情境中,在政策评估期,参与能力对公众参与有效性存在显著正影响;参与环境对公众参与有效性存在显著正影响;参与过程对公众参与有效性不存在正向显著影响。
  依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几点相关建议:加强公众参与文化建设;制定和完善公众参与的法律法规;政府领导应当积极改善自身形象,提升在公众中的“榜样”作用;完善相关信息发布体系,加强信息发布平台建设,强化信息公开;政府加强文化教育建设,细化法律法规对公众参与各方面的规定,引进NGO来加强对政府在关于公众参与权益方面的监督等等。
新闻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本论文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首先介绍了研究的实践背景,即新媒体崛起对传统话语权力格局的颠覆,研究的理论背景为新媒体规制下的政治传播;第二部分是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总结回顾了国内、国外典型的新媒体政治传播研究;第三部分呈现了研究设计和研究样本的选择,并展示了使用NVivo8.0软件定性的分析方法和编码与信度效度检验;本文的理论意义在于权力距离文化维度视角下分析新媒体规制下的政治传播;本文的创新之处是针对新媒体变革中政治传播的分析和政治宣传话语的讨论:新媒体赋权后的中国大陆的政治生态里,中国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市场经济发展程度、国民受教育程度和信息传播方向五个方面要素均发生改变;新媒体赋权后,权力距离正在结构性变革发展中和公众公民意识的自觉、公众议题参与意识和能力进步中逐步缩小;第五部分为实证分析的话语阐释,分别从图文信息的内容维度和形式维度分析,发现内容安排、篇章布局、整体风格存在的问题,并讨论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新媒体政治娱乐化的关系;同期采集到的“上海发布”图文信息后判明的引导话语做统计分析发现样本微信公众号存在舆论引导行为,对政务微信公众号图文信息“灌水”评论行为提出建议;最后结合上文的理论阐述和实证分析讨论了新媒体时代的政府-网民沟通模式,本文的实践意义在于呼吁开明的政治改革拓展和宽松的新媒体政策、对网络水军的有效打击和普及的媒介素养教育尤其是青少年公民的教育等诸多方面因素的推动;作为新媒体时代的中国公民,不仅要提高新媒体信息的辨别和解读能力,还需要提高参与意识、责任意识和沟通能力,批判性地接收来自各界的信息,理性认识官方话语,在有效互动中表达多元的利益诉求。
行政管理 山东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公共政策是在对公共利益进行选择、综合、分配和落实的过程中所制定的,因此公共性是逻辑起点。公共伦理涉及政府组织部门之间、政府与公民、政府与非政府组织间多对关系的互动,是公共管理者处理公共事务所应遵循的价值规范,因此,公共利益是其核心。对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共伦理问题进行探讨是一种价值分析与研究,本文从公共伦理角度出发,试图找到公共政策制定过程所遵循的一般性公共伦理诉求,并用实例加以论证,继而针对公共政策制定中存在的公共伦理问题进行原因分析,并结合公共政策制定中的一般性公共伦理诉求提出具体的解决对策,以实现公共政策与公共伦理二者的有机结合、深度融合。
  随着民主化进程的加快,公民对公共政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之社会环境变化日益加速,公共问题的种类、复杂程度不断增加,面对这种环境,政策制定主体在制定公共政策过程中更要以公共伦理诉求为根本,提高公共政策制定的质量与效率。政策制定主体不仅要提出用以应对、解决问题的对策,而且要提出让公民满意、心里认可的好政策。当前,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如何呈现出公共伦理诉求,以提高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合理性与公信力成为根本需要。
  反观现状,公共伦理缺失这一问题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同程度的存在着,这一方面导致政策资源的浪费,增加政策的机会成本,导致政府工作的低效率、公共政策的失灵;另一方面,易造成政府公信力下降,官民互不信任的消极治理环境。而所有这些后果都直接与当前所提倡的和谐社会、法治社会的基本诉求相违背。因此,对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共伦理问题分析是解决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的客观需要,更是实现官民良性互动、提升政府公信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
  本文第一章介绍了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共伦理问题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分析了公共政策、公共伦理问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介绍了文章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论文创新点、以及论文不足之处等。第二章主要介绍公共政策制定、公共伦理的基本概念与相关理论,明确界定了公共政策制定、政策制定主体、公共伦理等概念,并引入公共政策制定过程模型来阐述当前我国公共政策的具体制定流程。第三章首先阐述公共伦理之为公共政策合法性与合理性前提的理论基础,进而提出了公共政策制定所遵循的公共伦理诉求,即公正性诉求、可持续发展诉求、公共利益诉求,并用具体案例加以佐证。第四章主要是分析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共伦理问题,并以杭州市中泰乡九峰村垃圾焚烧发电厂事件为案例,从公共政策制定的具体过程即问题界定、目标确定、方案规划、方案抉择与合法化出发,并结合政策制定所遵循的公共伦理诉求,对公共政策制定中存在的公共伦理问题进行剖析。第五章主要对公共政策制定中存在的公共伦理问题进行原因分析,从政策环境、政策主体、政策制度三个层面进行阐述。第六章针对公共政策制定中存在的公共伦理问题,从塑造良好政策环境、提升政策主体公共伦理素养以及加强公共政策制定的机制建设方面进行阐释,力图实现公共政策制定与公共伦理规范二者的深度融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山东财经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确立,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方式的重大转变,同时也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形态上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次转型。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制度保障,也为新时期协同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了重要的法治保障。
  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方略的理论与实践,首先要对“人治”、“法治”等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对“法治”的特点进行分析。相比于“人治”,“法治”具有政治权威弱化,法律权威强化,约束机制硬化,权利竞争优化的优势。改革开放以来依法治国方略演进的轨迹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孕育阶段。这一阶段依法治国的方略虽然未被提出,但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十六字方针”已将依法治国的基本精神清晰地阐述出来;第二阶段是形成与发展阶段。党的十五大上提出了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方略,随后将其写入宪法中,确立了它的指导地位,并且我党经过长期的艰辛探索于2010年初步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第三阶段是全面推进阶段,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概念,并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当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面临着一些重要的挑战。其中主要是我国的立法有待进一步健全;执法有待进一步提高;法律监督有待进一步完善;法治观念有待进一步培养等。面对以上挑战,应着力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应对:第一,坚持科学立法和民主立法相结合,提高我国的立法质量;第二,全面深化我们国家的行政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法治政府;第三,公正司法,推进司法体制的改革;第四,加大法律监督实施力度,维护法律的权威,特别要提高我们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意识。第五,增强人民的法律意识,树立正确的法治观念,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新闻学 江西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社论在媒体中所占的地位至关重要,而在当下“碎片化”时代,如何把社论更好的呈现在移动客户端上,这是业界和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
  本文选取出身传统媒体而又摈弃纸质传播媒介的澎湃社论为研究对象,以2014年9月1日到2015年8月31日全年350篇社论为研究样本,经过内容分析,笔者发现澎湃社论选题区域立足全国、面向世界,本地评论较少;澎湃社论的标题简短并全部为单标题;澎湃社论与传统社论相比篇幅简短,语言风格通俗易懂、情感真挚、语言生动活泼、简短精炼;结构形式上,开头、主体、结尾衔接较好,一气呵成。然后再与《人民日报》社论进行比较,在选题上,澎湃社论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等多方面,题材丰富;在社论倾向上,澎湃社论倾向于理性分析,在批评的同时提供建设性意见;在语言风格上,澎湃社论采用“平视角”话语,一改传统党媒的“高高在上”,句子通俗易懂、简洁精炼,较口语化;在论证方式上,澎湃社论多为“历时性”的论证,纵向地看待事件的进展。然后,笔者总结出澎湃社论不同于传统社论原因在于:澎湃社论具有场景性和社交化平台的特征。最后笔者在研究基础上为澎湃社论提出建议:澎湃社论应该朝移动场景性的个性化推送方向发展,同时应大量扩充社论的背景材料和补充信息,构建多角度结构化的平台。
政治学 贵州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国家认同是一种重要的国民意识,是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社会资本是影响公民国家认同的重要因素。其中,信任,不论是社会信任还是政治信任对国家认同的构建都提供了一个合理合法的前提条件,而制度、规范也是国家认同产生和维持的保障性因素,公民参与网络更是国家认同产生的生成条件。这三者作为社会资本的重要因素直接影响着国家认同的产生和发展。本文将把社会资本作为一个影响国家认同的因素去阐释其对国家认同的影响。并通过构建现代社会资本来构建公民的国家认同感。
  本研究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陈述社会资本的理论概述和国家认同的理论概述。并指出社会资本对国家认同是有影响的。第二部分,指出作为社会资本核心部分的信任是构建国家认同的前提条件;公民参与网络----国家认同的生成机制;非正式制度规范是国家认同的重要保障。第三部分,构建现代社会资本,促进国家认同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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