绑定机构
扫描成功 请在APP上操作
打开万方数据APP,点击右上角"扫一扫",扫描二维码即可将您登录的个人账号与机构账号绑定,绑定后您可在APP上享有机构权限,如需更换机构账号,可到个人中心解绑。
欢迎的朋友
万方知识发现服务平台
获取范围
  • 1 / 86
  (已选择0条) 清除 结果分析
找到 1714 条结果
[硕士论文] 付忠鹏
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重庆交通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广义上民粹主义,即平民主义。作为一种极其复杂的意识形态,民粹主义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具有积极的或消极的双重作用。本文所讲的民粹主义,特指产生于19世纪的俄国民粹主义,其基本特点是主张东方落后的农业国不经过资本主义历史阶段,仅仅依靠革命领袖、革命政党与群众运动的结合直接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本文研究东方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的民粹主义问题,目的是要认清俄国民粹空想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则区别,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
  本文主要内容分为以下六个部分:第一章阐述了东方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的民粹主义问题研究的背景和依据、国内外研究现状与发展动态、文章的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以及创新之处与不足;第二章讲述民粹主义的历史根源,梳理和分析民粹主义的表现以及影响;第三章应用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对俄国民粹主义进行了阐述和分析,并着重介绍了恩格斯对俄国民粹主义所进行的批判;第四章分析讨论列宁与民粹主义的关系问题;第五章分析讨论毛泽东与民粹主义的关系问题;第六章分析讨论改革开放新时期中的民粹主义问题。
  文章创新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将中国和俄国这两个落后的东方大国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从一个理论上的“该不该”问题转化为一个具体历史场景中的“不得不”问题,从而揭示了俄国和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列宁、毛泽东与民粹主义的关系问题的准确把握。
  第二,运用马克思的“实践反思法”,站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高度,对苏俄和中国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的民粹主义问题进行历史反思和现实把握,一方面对当今中国否定改革开放、否定市场经济的极“左”派民粹主义思潮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批判,另一方面对当今中国借批判民粹主义空想搞历史虚无主义的极右派思潮进行了充分的揭露。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俄国民粹空想社会主义具有原则区别,在新时代,对来自“左”和右两个方面对改革开放的干扰,都要有清醒的认识,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科学认识东方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的民粹主义问题,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硕士论文] 吕倩
马克思主义哲学 内蒙古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同为关注人类命运和时代困境的哲学家,阿伦特和哈贝马斯丰富的政治哲学思想吸引着学者们的视线,二人的公共领域思想颇受关注。阿伦特走进公共领域来厘清人的积极生活之境况;哈贝马斯考察公共领域来阐发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和前途。但在具体问题的阐释上,二人可谓是同中见异,异中有同。阿伦特和哈贝马斯均对公共领域有所界定,且都是从私人领域进入展开论述的。同时二人区分了二者的界限,阿伦特尤其指出人类应摆脱私人领域走向公共领域,在其中平等对话和行动,其间人们因差异使政治活动富有意义;而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本就是由私人领域集合而成的,人们是在一定保护下借以公共舆论开展讨论,形成意见,进而达成共识是人们理性交往的目标,亦是公共领域的目标。阿伦特和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思想均可以析得完整路径。首先二人同样认为公共领域有其存在前提,只是阿伦特看中的是人的复数性;而哈贝马斯看重的是公众的公共理性。其次,二人都看到了公共领域重要的批判意蕴,阿伦特本人并没有使用批判一词,她是从公共领域的显现功能与开创性展开阐释的;哈贝马斯在阐释了批判意蕴的同时,也将话语民主视为公共领域的重要意蕴之一。然后我们可以看到阿伦特和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思想的论述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即政治解放与自由,并且二人同样的是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论证的。最后阿伦特和哈贝马斯同样的关注到公共领域的衰落,我们将它归结为崩溃的缘由,在阿伦特那里,已不仅仅是人的异化,而是世界的异化;在哈贝马斯那里,批判已经无处可寻,它被消费和操纵取而代之。至此,他们的公共领域思想并未结束,阿伦特将视线移至对世界的爱以期重建公共领域;哈贝马斯则将公共领域的重建之路的重点放到交往理论和生活世界理论之中。在深入比较二人的公共领域思想之中,可以见得阿伦特和哈贝马斯关心现实处境和人类命运的拳拳之情丝毫不减,同时必然能够触动我们思考其理论的价值和对我国公共领域建设的指导意义。
[硕士论文] 徐晶
马克思主义哲学 扬州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自从人类社会诞生以来,人们似乎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正义的追求与探索,并且一直将其作为解决社会各类现实问题的价值观依据。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正义的内涵和实现形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1971年罗尔斯《正义论》的发表,西方政治哲学又一次掀起了对正义的探索热潮,在这一热潮中,罗尔斯的《正义论》也面临着学界的诸多质疑,比如他所提出的契约论证明方式以及正义原则是否真正具有普遍意义等。当然,罗尔斯本人在考察美国民主社会之后也意识到在《正义论》中所提到的“公平正义”原则确实不一定被所有人认同,《正义论》中的正义思想作为一种完备性的道德学说,依赖的是康德式的“观念的人”,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约束力,这种正义思想不可能被所有现实的人接受,从而不能确保其稳定性。因此,出于现实性和稳定性的考虑,罗尔斯正义思想从80年代后期发生了转变,由一种完备性的道德学说演变为政治的正义观念。
  本文主要从罗尔斯的主要生平、《正义论》的产生背景、《正义论》的主旨内容、罗尔斯正义思想演变以及罗尔斯正义思想评析等四个方面对罗尔斯正义思想及其演变进行探索和论述。首先,笔者梳理了罗尔斯的主要生平与《正义论》的产生背景,家庭教育及童年成长、学校教育及军旅生活、社会危机局面的交织下,罗尔斯批判汲取了西方伦理学、功利主义、传统社会契约说中政治哲学中的正义思想,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正义理论体系。其次,聚焦《正义论》中罗尔斯正义思想的集中表达,阐述“原初状态”下的正义、政治层面的公平与正义以及正义即公平的相对稳定性;再次,辨析罗尔斯的正义思想演变过程中受到的质疑和不满,把握《作为公平的正义》中罗尔斯正义思想的终极取向,梳理罗尔斯正义思想演变脉络及其理论质点;最后评析罗尔斯正义思想,一方面从马克思政治哲学视域来看,罗尔斯观照现实社会中人的生存状态,但是其正义思想及其演变并没有真正地摆脱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抽象性,可以说罗尔斯的正义思想及其演变更像是一次对立宪民主社会的内部辩护;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罗尔斯正义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依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比如走出正义何以可能的现实困境,提升青年大学生群体的正义观认知,认清未来正义思想发展的多元化等。
[硕士论文] 史馨月
世界史 苏州科技学院;苏州科技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当今世界,全球化成为不可阻挡的必然趋势,给世界带来新发展的同时也造成诸多弊端。基于全球化弊端出现了反全球化思想,但反全球化始终是少数人的思想主张,反全球化者并非想要逆全球化,而是反全球化的弊端。娜欧米·克莱恩就是反全球化份子中颇有媒体影响力的一位。
  娜欧米·克莱恩是当代著名的作家、媒体人、社会活动家、电影制片人和反全球化人士,以其对全球化的批判闻名于世。克莱恩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成长,既享受了全球化的益处,也观察到了全球化的种种弊端。克莱恩认识到当今全球化的本质,近年来凭借多本反全球化著作名声大噪。
  基于克莱恩本人大量著作文章的研究,大致上将克莱恩的反全球化思想归纳为三大部分,分别是:对品牌化的批判、对灾难资本主义的批判以及环境保护。这三大部分是有机的整体。品牌化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获得超额利润的常规方式,对品牌化的批判实质上就是对既定全球化利润分配机制的批判,揭露发达国家在经济上是如何利用全球化主导权剥削其他国家的。而灾难资本主义则是资本家利用社会短暂休克侵吞国家资产的非常规方式,政府也乘机联合资本家出卖公共财产并削减人民福利,全球化的经济发展成果不但没有被全体人民共享,人民反而被资本家进一步剥削财富。通过对品牌化和灾难资本主义的批判,克莱恩对当今不合理全球政治经济秩序提出质疑。而环境保护既是人类生存的必要,也将成为重塑合理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契机。发展中国家抓住绿色产业的时机,有望打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优势,进一步实现平等。
  诚然全球化是历史的必然趋势,然而全球化的弊端同样是不可忽视的。克莱恩以及其他反全球化人士的思想观念只是少部分人的小众观点,然而仍是值得研究思考的。批判性地研究克莱恩的反全球化思想,一分为二地看待克莱恩提出的反全球化相关主张,辩证地吸收其思想的合理部分,为探索更公平合理的全球政治经济新秩序提供借鉴。
[硕士论文] 李淑琴
马克思主义理论 黑龙江科技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列宁执政党建设思想是解决俄共(布)在执政条件下加强自身建设以推动俄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重要理论;习近平执政党建设思想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进行强基固本以实现“四个伟大”新征程的重要理论。列宁与习近平执政党建设思想,分别代表了共产党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执政党建设发展的两大理论成果。对列宁、习近平执政党建设思想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更加深刻地领会列宁、习近平执政党建设思想的理论精髓和完整的把握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体系。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为切入点,以列宁与习近平对执政党建设所进行的思考与实践为主脉,并贯穿于研究始终,并从二者形成条件、理论建构、基本内容进行比较探析。通过研究可以发现,列宁与习近平执政党建设思想既一脉相承,又随实践发展而与时俱进。具体而言,本文在大量阅读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系统性整理,总结当前学术界研究已取得的成果,发现对列宁与习近平执政党建设思想进行系统性比较研究尚存在空白,进而明确对列宁与习近平执政党建设思想比较研究的价值;并从时代背景、理论来源的角度分析列宁与习近平执政党建设思想的形成条件,明确列宁与习近平执政党建设思想各自包含的主要内容都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范畴内;在列宁与习近平执政党建设思想比较中,发现二者理论来源、执政挑战、实践目的、实践主线四个方面是一脉相承的,并找到习近平在借鉴列宁执政党建设思想基础上所做出的新发展;最后,在两人关于执政党建设思想的比较中探索党建规律,为新时代进行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工程提供理论借鉴。
  从一定意义上讲,列宁对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进行了开创性探索,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巩固执政地位的“灵丹妙药”。而习近平执政党建设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思想发展史上矗立起的又一座理论高峰。因此,对列宁与习近平执政党建设思想进行探索式地比较研究不仅是理论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新时代开辟从严治党新境界的现实需要,同时有助于增强党领导一切的工作能力,巩固执政地位,实现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
[硕士论文] 朱晓玮
中国哲学 山东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黄宗羲作为明末清初那个特殊的“天崩地解”时代的“三大思想家”之一,在目睹了那个特殊时代下社会各方面包括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发生的种种变化以及自身作为党人和抗清义士的政治实践活动所积淀的经验和教训之后,对明亡的原因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探索,并以此为目的写成了《明夷待访录》这部蕴含其极具创造性和远见性的政治思想巨作。本文以《明夷待访录》为基础,在研究了其政治思想的形成时间及建构方法之后,从形下角度对黄宗羲的政治思想进行三方面的解读。首先,从“人性论”以及《明夷待访录》全书的角度对其提出的“自私自利”说进行了诠释,认为这一观点仅仅是对人类社会产生初期的社会现状的描述,以及对满足个体“自利自足”的欲望的肯定,因为每个人都只关注自身利益,对群体的公利却无人关注,导致了无人为群体兴公利,除公害,正是这种弊端才使得君主出现,君主在牺牲自身利益的同时付出千百倍的辛劳为群体的公利服务由此而进一步引出黄宗羲政治思想的另一组成部分——君主论。黄氏的君主论突破了传统儒家政治思想中的君权天授理论,创造性的提出了其君主论的三个方面即:以“职责”立君论,君主“禅让”传位论和“君国分离”理论。君主的职责就在于为群体兴公利,除公害,保障群体共同的利益以及让每一个个体得以自利自足,只有切实履行职责,才能坐君主之位。同时在君位的传承上,黄宗羲深知已延续千年的世袭制难以打破,因此创造性的提出了一套混合继承方式,在君位继承上依然是“世袭”,但在宰相的传承上却采用“禅让”制,既保证了政权的稳定性又使得宰相可以传贤,对君主进行制衡,使君主可以尽责履职。最后,黄宗羲在“天下为主,君为客”这一论断中提出了“君国分离”说,其将“君”与“国”加以区分,“君”不仅不是“国”的主体,相反,却是为“国”的公共利益服务的客体,“国”是固定不变的,“君”却是流动可变的,流动变化的目的便是更好的为“国”之公利进行服务。黄宗羲政治思想的另一大组成部分就是“法”思想,其“法”主要从立法的目的、立法的尺度以及“法”的地位三个方面进行阐释,提出了“为公立法”说、“宽疏立法”说和“法”为“本”,“人”为“末”的治法优先理论。黄宗羲的“法”思想与其自私自利说以及君主论是一脉相承的,黄宗羲强调立法的目的就是在于保障群体的公利而非君主的一己私利,反对严刑峻法,突破了千百年来以荀子为代表的“治人”优先的理论,将“法”放在了治国理政,保障群体公利的突出地位。在对黄宗羲的政治思想的三大主要方面进行解读之后,又对其为实现自身的政治思想而建构的一套政治制度进行了研究。其制度建构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以“制”约“权”,以“制”保“民”,“民”为“制”本,“士”为“制”基。具体来说,黄宗羲建构了新型“宰相”制度制约君主的权力,避免君权的滥用,建构新型“学校”制度,赋予学校参与政策决断的权力,以制约君主和各级官吏的行政权力,同时也对其进行监督,避免行政权力的滥用或者渎职的行为。建构新型“方镇”制度,给予地方一定的自治权以制约中央集权。在保障民众的权利,使民众得以自利自足方面,黄宗羲则从革新税收制度、建立新“井田”制、建立“兵民一体”的兵役制度入手,减轻民众的税赋负担,使民众得以更好的自利自足。最后,应该看到,黄宗羲所建构的这些制度显然是以秉着以“民”为“本”的原则,而制度的核心却是“士”,“士”是其政治制度得以施行、实现的关键所在,而“士”与“民”之间则可以通过学校的教育实现流通,使“民”皆有机会成“士”。尽管黄宗羲的政治思想及其制度建构还只是停留在设想的层面,但对今天依然具有非常深远的现实意义,依然有可以值得学习借鉴的地方。
[硕士论文] 季昀
政治学理论 黑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由于美国经济与政治关系动荡不安,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且自由主义正义观指导下的社会,出现自治的缺失及对共同体的腐蚀等缺陷,致使当前西方社会处于一种贫瘠的生活窘境。因而,社群主义站在挽救当前社会危机的立场,重新对正义进行考量,其中,桑德尔社群主义正义观独树一帜。桑德尔社群主义正义观立足于当前社会的实际状况,通过借鉴亚里士多德德性观、黑格尔集体主义观及泰勒“语言共同体观”等理论,提出桑德尔社群主义正义观的理论前提、优先性原则、构建规范等内容,不仅对自由主义正义观进行了的理论批判,而且对于解决西方当前社会的窘境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任何一种理论都并非完美无瑕,桑德尔社群主义正义观也具有个体差异的蔑视、极权主义的导向及乌托邦色彩的缺陷。
[博士论文] 桂运奇
中国近现代史 华中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现代政治学科在北京大学的建立与初步发展经历了一个知识变动和制度规训的复杂过程。清末,为挽救时局,传统经世致用思想复兴并与“中体西用”论结合,京师大学堂等新式教育机构随之出现,成为接纳、研究、传播西政和西学的机关。由于当局对政治学概念的理解尚停留在传统经世济民之理念上,视“经济”学为政治学,于是京师大学堂时期的政治学教育具有浓厚的旧学色彩,经学、义理、掌故等传统学问成为政治学的重要组成科目。然而,在晚清社会内外交困的复杂情境下,传统“经济”学所关注的如何做官、理政知识显然不足以经世致用,士人群体逐渐将注意力转移至欧美关于“富强之术”的法政诸学上。此时经日本输入中国的西方政治学主要是德国的国家学,以“国家”、“宪法”为研究基础,包含众多法学类、政策类科目,亦被称之为“广义政治学”。如此,从各阶段京师大学堂政治学课程规划来看,经史、义理等旧学与法学、理财学等新学并立,且新学在比例上占据绝对优势,显示出一种从“经济”学到广义政治学的转换趋向。在此过程中,政治学课程教科书编纂、课时安排、师资选择等由官方通过颁布大学堂章程形成学制,受到制度规训,中外政治学说随之初步实现了学科化尝试。
  进入民国,蔡元培为将北京大学建设成一所现代学术研究和教育机构,对不重学术、追求功利应用的北大法科进行了一系列学术化制度改革,如“废门改系”、“学术分校”等,同时在人事上大力延揽学理功底深厚的英美派留学生进入北京大学法科任职,周鲠生、张慰慈、陶孟和等英美派政治学人因之掌控了法科政治学系的行政学术职位,周鲠生本人更是连任政治学系主任。凡此种种皆推动了北京大学政治学科研究风气与教学制度的转变,对促进本学科学术化进程起到了重要作用。1927年6月,张作霖控制了北京政府,任刘哲为教育总长,将包括北大在内原北京国立九校合并为京师大学校,北京大学暂时进入动乱时期。1930年12月,蒋梦麟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决心重整北大,努力推动学校的学术化进程。他从“变制”入手革新北大,取用“院长制”,进一步优化蔡元培时代的“废门改系分组”制度,以利于推动包括政治学科在内的北大各学科学术化进程。同时,在人事上,他与各方斡旋,竭力为政治学系聘请了众多有学识的英美派教授,政治学系教员至此除个别师资外,已全部有留美经历,英美派教师已经在本系占据绝对优势地位。
  随着英美派学人逐渐主导政治学系,1920年代后,本系课程开始改变国家学学科模式,随即转入英美课程体系。自清末直至民初,受德日学科体系影响,北京大学政治学系注重法律类、政策类课程,凡是与国家治理、社会管理相关课目基本被包含在政治学课程体系内,范围十分广泛,故称之为广义政治学。此时,在英美派学人的主导下,本系废除了课程中与政治学不相干的法律、政策类课目,开始重视政治学主体课程并加强与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等诸社会科学的联系,开始初步形成自己的专属研究范围,成为一门脱离法学的独立社会科学,是为狭义政治学,至此现代政治学科在北京大学得以建立。进入1930年代后,政治学系课程进一步形成了自己独占的领域与范围,即政治思想、政治制度、国际关系,现代政治学科在北京大学得到初步发展。与此同时,在英美派学人的领导下,本系课程的学术化力度进一步加强,实现了从基本知识灌注到兼重学术研究之转变,强调在一二年级对学生进行“基本学问”的讲授,帮助他们打下一个广阔的学术基础,同时在三四年级引导学生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分组专攻,深化学术研究能力。而在课程设置与教材选取方面则力求实现本土化转变,加大设置与中国政治情形相关的课程,并努力使用由本系教师利用本国材料编著的书籍充当教本,至抗战前北大政治学科已是一个有着自己专属研究范围且注重学术化与本土化的现代学科。
  现代政治学科在北京大学的建立与初步发展,除知识之转变外,尚离不开学会、学术期刊、学术交流、学术知识创造等现代学术建置及其背后的一套学术制度的形塑与规训。政治研究会和北大政治学会是北京大学政治学系师生先后成立的两个政治学学术团体。二者虽名称不同,但宗旨和组织结构则十分相似可谓一脉相承,都是要有组织地对政治学展开学术研究。为给会员师生提供一个发表学术成果的园地,并方便师生了解政治学前沿动态,二者先后办有《政治评论》、《政治周报》、《政治学论丛》三份学术刊物。学会的创办对引导和培养本系学生学术旨趣显然是起到了不少作用,而学术刊物的编纂和发行,又为本系师生提供了学术实践机会。学术交流是一个将国外学者“请进来”与本国学人“走出去”的双向交流过程。北京大学政治学系利用自身的学术交流制度,除积极聘请国外知名政治学者来校演讲外,也会努力帮助本校学人前往国外从事政治学学术研究与进修,它是北京大学政治学系提升本系学科学术水准的一个重要途径。学术知识创造及其背后所探讨的领域、方法,是现代政治学科产生的一个重要形塑条件,北京大学政治学者的研究大体上可分为政治原理与政治思想、政治制度、国际法与国际关系三大领域。通过分析学会、学术期刊等现代学术建置,有助于认识北大政治学系在中国现代政治学科产生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与地位。
  北大政治学系师生致力于政治学学科教学、研究同时,也关心国家体制、政府外交、政府行政等现实政治问题。如,集权与分权——关于建国方略的讨论,他们先后围绕“联省自治”、“民主与独裁”等问题与学界、政界人士展开论战,提出自己的观点与见解;在政府外交政策方面,他们围绕中苏、中日外交关系展开分析和争论,为政府的外交政策进言献策;政制改革方面,他们针对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中央行政、地方行政、党治方面所面临的种种问题,积极响应政府的各类行政问题研讨,系统、深入地研究行政问题,并以研究成果为政府献言献策。然而,由于科研条件简陋加之文人论政的种种弊端,北大政治学者的行政研究活动及其议论和建言却很难对实际政制改革产生成效。通过对北京大学政治学系师生由致知而致用进而对实际政治广泛参与的过程进行探究,这对于了解中国现代政治学学科独立意识,以及现代政治学对于政治及政论的影响情况无疑大有裨益。
[硕士论文] 欧阳梓薇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华中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生态环境问题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就已经引起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普遍关注和重视。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和拓展,日趋严重的环境污染、物种灭绝、资源短缺、人口膨胀等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安全。因此,生态环境问题仍然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为了解决这一难题,生态社会主义学者们试图把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在一起,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当代生态环境危机,从而为克服人类生存困境寻找一条既能消除生态危机,又能实现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在当代生态社会主义学者中,萨拉·萨卡可以说是较为独特的一位,他既批判了资本主义造成的生态危机,又批判了苏联社会主义的生态危机,从增长的极限范式出发,坚定地认为只有重构社会主义才能最终克服生态危机问题。本文通过研读萨拉·萨卡的代表作《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试图全面分析其生态社会主义思想。
  全文共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考察了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形成的历史背景,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环境思想、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生态环境危机理论,以及哈丁“公地的悲剧”的观点是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形成的思想理论基础;对西方资本主义造成的生态危机分析、亲身参与绿色环保运动和苏联社会主义失败原因的探讨则是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形成的现实基础。
  第二部分阐述了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作为当代具有一定影响的生态社会主义学者,萨拉·萨卡的独到之处不仅在于详细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对资本主义制度弊端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同时考察了社会主义的生态危机问题。通过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考察,他认为由于苏联一味地追求经济发展导致增长极限、资源的浪费和枯竭、土地的破坏和环境污染。生态危机是苏联失败的根源,而社会道德沦丧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在此基础上,萨拉·萨卡提出了未来生态社会主义的构想。
  第三部分分析了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的合理性和局限性。虽然,萨拉·萨卡对苏联失败原因的解读存在很大的片面性,未来生态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道德建设构想不切实际,难以实现,也未能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分析当前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但是,萨拉·萨卡对资本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生态危机的分析,尤其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有助于当前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丰富和发展了生态社会主义的内容。对未来生态社会主义构想的合理成分,为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
[硕士论文] 王薇
中国近代史 华中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萨孟武既受过中国传统教育的熏陶,又接受过新式教育。留日期间就读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政治学专业,受森口繁治、门格尔、考茨基思想的直接影响,紧随西方政治思潮,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宪政国家建构理想。他认为在经济落后的中国,必须先发展经济,进行产业革命,然后才有可能发展宪政。其宪政建设的最终目标虽然是共产主义,但他不赞同共产党的阶级斗争与暴力革命,而是主张在宪政实现之后,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和平地过渡到共产主义,实现真正的自由平等。在他看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及五权宪法建国构想正与其思想相合。另外,从“力”上来考量,当时也只有国民党能够完成这些任务。因此,无论从理论上还是现实方面看,萨孟武都倾向于国民党,这就不难理解其在20世纪三十年代与自由派知识分子争论中为国民党“辩护”的言论了。然而,看似其为国民党政权辩护的背后,是他对宪政理想的追求,却又因为未能跳出时代的局限,而成为了党派知识分子。
[硕士论文] 常峰
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华中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在20世纪30年代初活跃在世界上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中,费边社会主义是有着重要影响的一支。从费边社会主义产生的社会背景以及它的话语体系看,很多方面与科学社会主义相违背,明显具有资产阶级的特性;但从其重民主、轻暴力等原则来看,费边社会主义又具有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特性。它的最主要特征是主张改良,反对革命,注重宣传教育,企图用社会主义思想渗透各阶级、各阶层和各个党派,利用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实现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渐进式转变。可见,费边社会主义对传统资本主义制度也是不满意的,它不完全是资本主义的代言人,它反映了英国社会那些要求消除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不道德的现象,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中间阶层,特别是一些知识分子的要求。
  费边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比较复杂,其中确实有马克思主义的因素。但在理论上与马克思主义存在极大的分野,即费边社会主义诠释的主要是一种渐进温和式的社会变革,而马克思主义论证的是特定时间背景下,采取阶级斗争的方式去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必要性。费边社会主义是一种发展的理论,费边社在初期反对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主张社会改良,没有把工人阶级看作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在实践中采取依附于资产阶级政党的“渗透”策略。但后来,费边社改变了对工人阶级的态度,放弃了“渗透”自由党的策略,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也表现出了比较进步的态度。虽然费边社会主义曾一度风靡全球,但是费边社会主义仅仅是“英国特色社会主义”,它只是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特殊阶段的产物,其历史局限性决定了它的历史命运。
[博士论文] 肖建东
中国近现代史 华中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近代中国宪政道路的选择及其演变,历经了从预备仿行立宪、君主立宪到共和宪政的全面展开等重要历史阶段,这个过程波澜曲折,最终归于失败,留下了及其深刻的经验与教训。本文从近代中国宪政道路的选择及其演变的角度对汤化龙一生的宪政思想与宪政实践进行系统考察,总结其丰富的宪政经验,尤其是借鉴他失败的深刻教训,为当代中国依宪治国、依法治国服务,其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都非常深远。
  在汤化龙早年时期,正值清末新政和预备仿行立宪时期,家庭、旧学、仕途与国家危难、维新思潮的综合作用促使他留学日本,深受日本君主立宪的影响,撰写了《议会论》,系统阐述了君主立宪思想,成为坚定的君主立宪派骨干。
  汤化龙在清末预备立宪运动中回国,他利用担任湖北咨议局议长的身份,在湖北乃至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君主立宪运动,并在保路运动和国会请愿运动中冲锋陷阵,非常激进,却在绝望中收场。
  在清末国会请愿运动中绝望的汤化龙恰逢武昌首义爆发,毅然转向共和革命,积极参与组织武昌首义和推动辛亥革命向全国发展,在制定军政府条例与共同制定《鄂州约法》中成就斐然,为民国初年的共和宪政做了非常重要的铺垫。
  在民国初年,汤化龙全力投身于全新的共和宪政事业,醉心于政党政治与议会政治,先后担任共和建设讨论会会长与民主党、进步党、研究系的党魁,同时还先后担任北京临时参议院的副议长和民初第一届国会两次常会的众议院议长,全面创建了“国家重心力”理论与“调和论”宪政思想,在创建共和宪政与运行共和宪政方面努力奋斗。
  在保卫共和宪政方面,汤化龙始终冲在前面,他领导进步党参与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并取得胜利,还率领研究系骨干帮助段祺瑞粉碎了张勋复辟,两次参与再造共和宪政。依据“国家重心力”理论,他把创建共和宪政的希望先后寄托在袁世凯和段祺瑞身上,但袁世凯不走共和宪政正轨,段祺瑞政府却抛弃了汤化龙,而他的“调和论”理论与实践也遭到了南北各方势力的反对,最终陷于“四面楚歌”的地步,最后被国民党人暗杀。
  本文的结论:在近代中国宪政道路的选择及其演变中,汤化龙适应各时期宪政的需要,先后依据君主立宪思想、“国家重心力”与“调和论”的共和宪政思想,积极促进各时期的宪政建设,是政党政治与议会政治的激进派与骨干力量,其积极进取的精神与积累的各种宪政经验都可为后人做借鉴。他始终热衷于西式宪政的形式,对中国的国情虽有一定的认识和关注,但这种关注严重不够,导致西式宪政因不合乎国情而不断流产,他本人也为社会多方面所不容而陷入“四面楚歌”境地,最终惨遭暗杀,教训极其深刻。
[硕士论文] 赵义申
法学理论 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地方性知识”这一概念自从被提出之后就备受关注,格尔茨率先提出的“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的论断在法学界反响不小。推崇与质疑者皆有之。但关于格尔茨的“地方性知识”这一概念的系统研究却是少之又少。格尔茨主张任何行为都要在一定的情境下去系统地考虑和理解。其实,理解一位学者的思想也应该这样。因此在精读了格尔茨的大部分作品之后,努力对“地方性知识”这一概念做了一个较为系统的阐述。通过对“地方性知识”原有内涵的阐述,我们发现国内目前的有关研究以及使用存在一定问题。但是简单地从格尔茨的一篇文章中,并不能很好地理解格尔茨“地方性知识”的原意。我们需要进一步地寻找理解地方性知识的方法——文化解释理论。通过赖尔的“深描说”,我们一点点地进入格尔茨所面临的世界,理解他所从事的文化解释工作,从而理解他的思想。“深描”的文化解释理论,有一个前设——不同地方的文化是不同的。这样一个前设是否成立呢?通过简要对比中西方哲学史上几位哲学家的哲学思想,得出了中西方思维模式的不同。中国长久以来的思想中,事实与规范并不分离,这与西方的规范与事实相分离的思想迥然不同。格尔茨“地方性知识”的概念对于法学界来说,更多的是一种反思性的东西。在强调本民族的思想、行为方式等地方性知识的同时,要尊重并理解他民族,加强彼此之间的交流与对话,才更符合格尔茨的愿景。
[硕士论文] 左莹萱
政治学理论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詹姆斯·麦迪逊,是18世纪美国著名的政治思想家,也是美国的“宪法之父”,他强调美国是共和制国家,而不是民主制国家。在共和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麦迪逊的分权制衡思想对于丰富共和主义思想传统的内涵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分权制衡思想也是他自己的共和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作为开国先贤和宪法之父,麦迪逊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建国难题:美利坚合众国必将是一个大型共和国,但历史上的大型共和国都面临着党争问题的严重困扰,无法成为自由国家而只能逐渐落入专制统治之手,更无法长期维持国家的稳定。麦迪逊通过他的分权制衡思想,创造性地解决了上述建国难题,从而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不为党争问题所困、自由而稳定的大型共和国奠定了理论基础。本文将从建国难题的三个方面入手论述麦迪逊的分权制衡思想,试图澄清党争难题、自由难题和稳定难题的性质以及麦迪逊的一体化解决之道。
  自古以来,党争就被认为是共和国的顽疾,美国以共和立国,自然也不能先天对党争这一共和病产生免疫。麦迪逊同样反对党争,但他对党争的根源,是否可以根除,共和国的规模对于解决党争问题的不同影响等方面有着独到的观点,并且利用分权制衡的制度设计解决了党争这一共和病。
  传统观念认为,共和国都只能是小国,大型国家只能由专制君主来统治,但麦迪逊却破除了这一思想禁锢,他的分权制衡思想以一种内涵更加丰富的自由观为基础,从而使麦迪逊有可能论证出来:大型共和国一样可以是自由的。
  在历史上,大共和国通常缺乏稳定,采用共和制且保持稳定的国家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地域狭小,而欧洲的一些通过革命建立起来的大型民族国家往往会选择君主制来维持政府稳定。麦迪逊创造性的运用了分权制衡的思想解决了如何在一个大型的共和国中保持稳定的问题。
[硕士论文] 王万鹏
政治学理论 山东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马基雅维利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争议最大的思想家之一。对于他的学说,诸多学派和著名思想家都持有有不同甚至针锋相对的理解。数百年来,关于马基雅维利思想的争论和探索从未停止过。直至今日其思想依然具有研究价值。
  公民德性思想是马基雅维利思想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人们素来较多关注《君主论》中关于君主德性的阐述,却常常忽略公民德性在马基雅维利思想中所占的重要地位。马基雅维利在其多部著作中都对公民德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其公民德性思想发源于古希腊与古罗马的公民思想,在表面上呈现出与古典时代公民德性思想,尤其是古代罗马公民德性思想的高度相似性。但在依据文献对马基雅维利的公民德性思想进行深入分析的过程中,不难发现其思想虽然继承了古典传统,但更多是建立在文艺复兴的社会背景之上,依托于当时意大利动乱的政治形势、繁荣的人文主义文化和发达的商业贸易而产生的,而并非对古典思想简单的再复制。
  针对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和佛罗伦萨因政治上内外交困而引发的公民德性危机,马基雅维利力图有选择的借助于古典思想的丰富资源,并融合文艺复兴时期的新社会因素,探索缺乏正当性政体所需要的公民德性,试图构建了自己极具时代性和前瞻性的思想体系。他认为公民德性优于君主德性,其公民德性思想以消极人性观为基础,以强调勇敢的军人德性、随机应变的能力、审慎和爱国主义为核心内容,独创性十足。马基雅维利的公民德性思想具有以消极人性观为基础、追求“实效真理”和讲求“审慎”原则的特征。
  马基雅维利在其公民德性思想中,突出人对命运进行抗争的主题,区分了基督教伦理和异教徒伦理,并尖锐指出二者之间的不可调和性,追求德性的世俗化。因而其思想具有强烈得现代性特征。在打破传统一元论观念、解放人在传统政治生活中的枷锁和促进英美近代政治发展的问题上,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发挥了重要的现代性意义,对于近代以来的西方政治发展的走向具有深远影响。
[硕士论文] 房振州
哲学 黑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权利问题一直是政治哲学研究中最关心的问题,它不仅赋予了个人的自由度,也给国家职能划定了界限,凡是属于个人权利范围内,任何个人和团体、组织都不可以侵犯,所有坚持此看法当属当代著名的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他在著作中提出建立一个“minimal state(最小国家)”来保护个人权利免受其他个人和组织的侵犯。诺齐克的国家理论是一种在新古典自由主义思想背景下的国家观,在理论渊源,主要是对洛克自然状态学说、自我所有权理论、财产权证明理论的继承与发挥,对于康德的道德哲学也有继承,把康德“个人始终是目的,而不应该被当作手段”的道德原则作为个人权利至上的理论基石。诺齐克以个人权利、道德边界约束、资格理论(持有正义理论)为核心概念,推导并论证了最小国家的产生与可能性,他认为为了保护个人权利不受侵犯,人类社会必须从原始的、无政府的自然状态下走出来,将自己维护正义和惩罚犯罪的权利让渡出来以便组成政府。但是他同时也坚持有人们让渡权利而组成的政府,其权限必须仅仅止于维护社会基本秩序等较有限的功能,因为在诺齐克看来最小国家的政府权限已经会侵犯到个人权利,而超出这个功能限制只会给个人权利带来更大的侵犯。这样的一个最小国家虽然功能最少,却可以包容不同的价值体系和个人理想,因而也是可欲的。诺齐克的最小国家理论是富有特色的理论创造,但是也包含了许多不足之处,诺齐克的“最小国家”理论想要构建一个功能有限的政府来防止政府权力滥用侵犯个人权利的理论旨趣与中国的正在进行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建设服务型政府有一些共同之处,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硕士论文] 陈若敏
政治学;政治学理论 东南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自生自发社会秩序在哈耶克的整个自由理论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同时也是理解哈耶克社会政治哲学的关键内容。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秩序是通过追求各自目标的个人行为的结合,从看似混乱的各种秩序中产生的,它指的是一种事态,且处于其中的多种要素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从而人们可以通过对它的把握来对未来做出部分正确的预期。
  自生自发秩序没有特定的目的且是抽象的,自由、竞争和规则为自生自发秩序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就自生自发秩序与法律的关系而言,法律分为实质意义上的法律与立法意义上的法律,它实质上对应着两种秩序,即内部秩序和外部秩序,所以立法与法治之法其实是两种秩序的对应,内部秩序就是实质意义上的法律,而外部秩序就是立法意义上的法律。
  今天的市场经济秩序实际上是一种自生自发的秩序,市场经济秩序充分体现了自生自发秩序的自由、高效率和对权利的保护等优势。自生自发秩序在今天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一个国家是通过立法来进行纠正的,在经济上,面对经济危机时是通过宏观调控进行纠正的;在福利供给方面,政府采取积极的措施和方案。哈耶的自生自发秩序对于国家的治理,无论是法律、经济,还是国家的宏观调控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硕士论文] 李文浩
政治学;政治学理论 东南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启蒙运动以来,自由成为公民的天赋自然权利,而对自由权利的划分导致了不同的自由权项出现,行为自由就是其一。19世纪末期新自由主义兴起,其代表人物哈耶克对行为自由的阐释与他的三个基础理论相联系:“知识分工”认为人类处于一种“必然无知”的状态,此种状态成为行为自由的理据;“有限理性”则批判理性的滥用,并认为其侵害了行为自由;在“自生自发秩序”中,自发形成的正义规则规范人的行为,自发的市场秩序对行为自由起到保障作用。
  哈耶克的行为自由思想是对苏格兰传统秩序观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英国自由传统的捍卫,他的思想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些局限,如对英国传统保守自由主义的坚持以及对理性的过度贬低等。但不可否认,哈耶克行为自由思想亦有着现实意义,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启发,即在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新形势下,应当将市场、政府与法治有机地统一起来,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有益的贡献。
[硕士论文] 郭海涛
中国古代史 青海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君臣观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这个论题前人多有论述,但较少有人对《左传》君臣观进行讨论。《左传》虽然记载的是春秋时期的政治活动,但其编纂年代在战国早中期,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其中含有的人物对话、人物品评、“君子曰”等内容,恰恰融入了战国早中期时人的思想观念。本文正是对这部分内容作出探讨,拟观察此时期《左传》所反映的君臣观念。
  首先,论述《左传》君臣关系。春秋时期的君臣关系通过西周分封制的延续、盟誓以及出奔贵族的再任用三种方式确立,由周王、诸侯、卿大夫之间的君臣关系和他们与家臣之间的君臣关系构成。另外,《左传》记载了编纂者对君臣关系的几点认识。
  其次,分析君臣之道。君臣之道包括为君之道和为臣之道两部分内容:为君之道主要表现在重民、为政以德及尚贤等方面,为臣之道主要表现为在其位谋其职、卑让及举贤等方面,另外忠信是君臣共有的德目。
  最后,探讨《左传》君臣观对汉代士大夫政治观念的影响。《左传》君臣观真正对国家意识形态及现实政治产生作用是在汉代,其作为一种思想资源进入汉代士大夫的知识世界,对汉代士大夫的政治观念产生影响。
[硕士论文] 娜珂娅
马克思主义理论 内蒙古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李维汉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开展民族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在民族工作中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和我国具体民族问题相结合,为解决民族问题、实现各民族平等团结、发展与繁荣作出了很大贡献。李维汉的民族思想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我们党民族理论的形成、民族政策的制定和民族工作的顺利进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民族问题始终是我们党和国家十分关心和重视的问题,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一步加快民族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今天,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强调了民族工作的重要性。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局部地区民族矛盾和冲突的不断涌现,重新研究并借鉴李维汉对协调民族关系、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对于今天民族工作的开展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研究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对李维汉民族思想的理论来源进行研究,认为其思想主要受到两方面影响,一方面主要受到心怀天下、博学笃行、以身作则、自省自克在内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民族平等团结、民族融合和宗教理论等思想的影响,这对李维汉日后投身革命、从事民族工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第二部分:对李维汉民族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主要从民族区域自治、宗教、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以及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和繁荣五个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第三部分:本文立足现实,结合当前国际国内民族工作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认为李维汉的民族思想对当前解决我国国内民族问题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已选择0条) 清除
公   告

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在天猫、京东开具唯一官方授权的直营店铺:

1、天猫--万方数据教育专营店

2、京东--万方数据官方旗舰店

敬请广大用户关注、支持!查看详情

手机版

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 扫码关注微信公众号

万方选题

学术圈
实名学术社交
订阅
收藏
快速查看收藏过的文献
客服
服务
回到
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