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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华中农业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戴季陶早期经历了从君主立宪思想到民主共和思想,最后接受并传播马克思主义,但是孙中山去世之后又彻底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由于戴季陶在国民党中身份地位的特殊性及其阶级立场等原因,使得戴季陶在接受、背弃、反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过程中既具独特性、又具代表性,因此,对戴季陶这一“转型”进行研究,可以为“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者是国民党,而这些国民党最后都背弃马克思主义、甚至反对马克思主义?”这一历史追问找到线索。同时,“戴季陶主义”的出笼,标志着戴季陶彻底走上了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又一次面临具有浓厚政治意味和敌视意味的理论挑衅,而共产党人对戴季陶主义的反击不但捍卫了马克思主义,而且从反方向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并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进程中始终与传统的消极东西、各种思潮的保守东西保持足够的距离。研究戴季陶与马克思主义的合分关系,不仅有助于梳理戴季陶的思想历程,从个体层面透析一个人在选择一种思想时所经受的复杂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也可以梳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碰撞、冲突以及碰撞、冲突背后的历史背景,揭示马克思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出场路径和演进脉络,从而对在思想多样化、受众个体化时代背景下有效发挥马克思主义的引导、统合作用以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历史借鉴。
  第一部分导论部分。主要论述本选题的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同时对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进行分析介绍,并且分析了本文的创新以及不足之处。
  第二部分戴季陶接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历程及特点。戴季陶在辛亥革命前已经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但他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意义。辛亥革命之后他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阐释、建构三民主义,但他摆脱不了新旧思想并存这一状况。五四时期他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但他的宣传却是有选择性的。
  第三部分戴季陶对马克思主义疏离表现及原因分析。中共成立前夕戴季陶开始疏离马克思主义,他退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队伍并重新回到三民主义的宣传实践中。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戴季陶开始消极抵制马克思主义,他不仅请辞党内职务还对中共的发展表现出惧怕。孙中山逝世之后,戴季陶开始公开攻击马克思主义,并衍生出具有强烈反动意味的“戴季陶主义”。
  第四部分共产党人对戴季陶的批判及效应。“戴季陶主义”出笼之后,共产党人对戴季陶的唯心主义“道统说”、阶级调和论、对中共的污蔑、对国共合作的反对等观点及言论进行批判。通过批判一方面从反方向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另一方面加速了国民党和共产党、戴季陶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彻底分裂。
  第五部分戴季陶与马克思主义合分的历史启示。通过梳理戴季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转折过程,并分析转折的原因,得出在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首先必须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必须把多种文化有机的融合一起,并且必须要正确处理不同党派之间的关系,还必须正确对待与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
公共管理 大连海事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决策是公共管理中高度综合和复杂的一个环节,决策的质量效率问题关乎国家的兴衰与民众的祸福。我国公共管理起步较晚,发展缓慢,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现实对公共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尤其是决策。我国现阶段的公共管理决策理论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也没有一个成熟理论进行支撑,无法满足民众日益丰富的需求,探索科学合理的决策理论迫在眉睫。西蒙有限理性决策思想对传统完全理性决策思想进行了批判,对于完善发展决策理论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着重分析西蒙有限理性决策思想产生背景、主要内容,并且对其时代意义和局限性进行了客观评价,为提高现代政府决策质量效率、完善公共管理决策理论体系提供理论支撑。
  本文主要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阐述了论文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第二部分介绍了西蒙有限理性决策思想产生背景具体包括形成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渊源,系统地阐述了当时社会现状对该思想的影响,以及诸多思想对于西蒙有限理性决策思想形成奠定的基础。第三部分重点阐述了西蒙有限理性决策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西蒙对于有限理性决策概念的界定、完全理性的质疑、有限理性的证明以及有限理性决策模型的设计。第四部分西蒙有限理性决策思想的评析,从其理论价值、现实意义及其局限性三个方面,客观辩证地分析了西蒙有限理性决策思想。
政治学理论 广西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1805-1859年),是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政治思想家,以研究美国的民主和法国的大革命而闻名于世,被誉为“民主的集大成者”。作为民主思想的集大成者,托克维尔不仅看到了民主的正当性,也看到了民主的盲目性,并给出了“以自由规范民主”的办法。他的民主思想不仅对当时世界各国的民主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对当今各国的政治发展或民主的转型仍有诸多可借鉴价值。因此,笔者认为很有必要对托克维尔的民主思想进行一次比较全面的梳理与分析。
  本研究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托克维尔的生平和学术地位。第二部分,简述托克维尔民主思想的形成背景及理论渊源。主要指出,托克维尔民主思想的形成,首先与其家庭有关,特别是深受其曾外祖父马尔泽尔布思想的深刻影响;其次,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关,特别是法国大革命后的政治动荡与美国民主制度的稳定确立,对其民主思想的形成有极重要的影响;再次,与许多思想家有关,帕斯卡尔的理性批判思想、孟德斯鸠的限权思想以及卢梭的平等思想,是托克维尔民主思想形成的主要理论渊源。第三部分,概述托克维尔民主思想的主要内容。主要指出,托克维尔的民主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首先,民主具有必然性,贵族社会必然衰落,民主潮流势不可挡,即民主的必然性;其次,民主具有丰富的内涵,民主的第一要旨是身份平等,民主的核心原则是人民主权,民主的实现方式是多数人统治,同时民主也是一种社会状况;其三,民主具有盲目本能,即可能带来多数暴政和集体个人主义;最后,寻求对民主盲目本能的超越,即制度层面上建立分权制衡的宪政体制,社会层面上以自由规范民主。第四部分,对托克维尔的民主思想进行评价。首先,指出托克维尔的民主思想有一定的历史贡献,突出表现在:确立了身份平等在民主社会中的首要地位;系统论述了“多数暴政”思想,拓展西方民主理论的重要内涵;提出“以自由规范民主”社会机制,促进了各国的民主化进程。其次,指出托克维尔的民主思想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包括民主定义的全面性,民主价值的双面性,自由对民主盲目本能的规制性。再次,指出托克维尔的民主思想,也具有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其民主概念的模糊性和民主态度的矛盾性。最后,探究托克维尔民主思想的当代价值。研究托克维尔的民主思想有助于我们理解民主的必然性,坚定民主发展的信心;重视身份平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警惕多数暴政和“集体个人主义”,保护基本人权,加强公共意识培养;关注“以自由规范民主”,推进社会民主建设。
伦理学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王道思想自萌生伊始,便迅速进入学者的视野。王道本身涉及面极广,更内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旨归和价值追求。严格来讲,这一思想直到战国时期才初具体系,经过孟子的发挥,为此后历代封建统治者规范了理想的政治蓝图。孟子充满政治伦理内涵的王道思想,打通了政治与伦理的关隘,给政治以伦理的基石,并在此基础上论证了他丰富的政治理想、政治价值、政治规范和政治行为等,对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思想的建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了中国历代统治者治国的主要方针。时至今日,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孟子的政治思想依然为我国当代政治伦理的发展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参考。
  本文将研究的视野聚焦于政治伦理的角度,分析孟子王道思想,研究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历史渊源、哲学基础、主要内容、影响及其现代价值。本文系统地阐释了以下四方面内容:第一,结合战国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时代背景,研究孟子王道思想产生的渊源;第二,从孟子“人性善”的心性基础和以人为本的民本内涵出发,研究孟子王道思想的哲学基础;第三,分别从孟子王道政治思想的政治理想、价值理念、行为准则和具体措施四个方面研究王道思想的主要内容;第四,客观地分析孟子王道思想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方面的影响,剖析其局限与不足,发掘孟子王道思想对我国现代政治伦理建设的价值。通过本文主体四个部分的阐释,以期更好地从政治伦理的视角解读孟子王道思想及其对现代政治伦理和政治伦理文化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理论 北京化工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新文化运动作为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的关键历史节点,前承近代前70余年思想文化演变的轨迹,后启新民主主义文化生发的方向,对其后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各种学术思想充分涌流,不仅表现为中西文化的激荡、新旧思想的交锋,更是一场关于社会改造方案的论争。
  论文通过梳理近代前70多年知识群体对中西新旧文化的态度和选择,分析这些选择归于失败的根由以及先驱们的思想心路进程,理出新文化运动文化论争所沿袭的主线,重点论述新文化运动期间的思想文化大论争,经过对中西文化的比较和反省,实现了思想上对传统文化和西方近代文化模式的“双重突破”,最终选择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为中国文化和社会“向何处去”指明了出路,对后来的文化选择及文化前进方向提供了诸多有益启示。
  回顾百年前新文化运动先驱的历史选择,有助于我们自觉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坚定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实践深相结合,建设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文明。
中国史 河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学界一般将士风限定在士人的行为和思潮领域,本文将观念引入到士风的研究领域。观念具有普遍性,并且能够潜在支配着行为风气和思维风气。忠君观念是影响士人价值取向和精神风貌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通过追述西汉忠君观念与两汉之际士风,考察士人的忠君观念及忠君行为,探察东汉前期忠君观念与士风的特点。
  学者通常用谨固自守、保身怀方、去就之节等词语,来说东汉前期的士风。其实,东汉前期有些士人谨慎事君,仍以谏诤的方式,对君臣关系、君主德行提出建议;部分士人在皇权威压下,以敬顺、迎合方式事君,彰显其忠心;也有士人不计生死,采用直言进谏的方式表现出忠君。东汉前期士风呈现出三大特点:谨慎敢言之风、自我约束之风、刚毅之风。东汉前期的刚毅之风是东汉中后期婞直之风源头所在。同东汉中后期士人忠君爱国、流血牺牲的精神相比,东汉前期士人忠君观念中带有理性精神以及以道正君的治世情怀,因此用谨固自守等类词语来概括东汉前期的士风并不准确。
  两汉之际士人的忠君观念与行为表现出充满矛盾的色彩,士风也呈现不事二姓和追求功名利禄的矛盾色彩。从两汉之际和东汉前期士人忠君观念强弱与士风的变化趋势来看,忠君观念与士风之间的互动,呈现亦步亦趋的特点,忠君观念越薄弱,士风中的自保色彩越强烈,忠君观念越浓厚,士风中刚直色彩越强盛。本文将观念引入士风研究,企望开辟士风研究的新视角,以便深化士风的研究。
政治学理论 河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殷鉴思想是指西周初期的统治者在全面反思总结三代兴亡的历史,深入的探究殷亡周兴的原因的基础上,结合周初的政治社会现实提出的政治思想主张。殷鉴思想的提出是为了避免重蹈夏商灭亡的覆辙,实现周王朝的长治久安。殷鉴思想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历史理性与政治理性结合的思想根源,对中国传统政治有着深远的影响。殷鉴思想是西周初期的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稳固,对商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的总结并提醒西周的统治者引以为鉴的思想,对中国传统的政治治理提供了思想基础,增强了政治治理的理性化。
  殷鉴思想形成于西周初期。殷商王朝逐渐走向没落,与此同时,西周逐渐兴起,并通过牧野之战,推翻了商的统治。西周建立初期,兴起了“三监之乱”,周公进行东征,平定叛乱。成王继位初期,政治统治面临内忧外患,在这种背景下,统治者对于西周的政治统治有着深深的担忧,以周公为代表的统治者对夏商周三代的王朝兴亡进行了政治总结,对王朝更迭的历史事实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借鉴。
  殷鉴思想对于殷商时期“帝”至上的思想有了实质性的突破,通过思考殷周兴败的史实,武王产生了天命不常的思想,这是殷鉴思想中天命观的初步发展。周公着重于对殷商亡国进行了思考,分析了殷商灭亡的原因,并指出西周以后的统治者应该对此引以为鉴,形成了系统的殷鉴思想。殷鉴思想的形成,是中国政治思想中历史理性与政治理性的结合的源头。
  西周初期的统治者,在殷鉴思想的主要内容中,首先分析了三代天命转移的原因,认为是夏商的统治者失去了得以天命的德,所以才受到了上天降下的惩罚失去了天命,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德配天的天命观。周公认为,获得天命的依据在于君主是否具有良好的政治德行,这样就形成了以德配天的政治路线,把德融入政治统治,认为德是政治统治的基础,是政治权力来源合法性的依据。
  其次,殷鉴思想对夏商周三代兴亡的规律进行了探析,并对夏商末期王朝走向灭亡的原因进行了总结:夏殷无德,天降罚命,乱法度,失民心等,并对商周兴起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在三代兴亡的规律的探析下,周公总结并提出了以敬德保民为核心的德性政治观,包括了重农保民,明德慎罚等主要内容。
  最后,周公对夏商周三代国家治理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为政以德的施政方略。从以德配天出发,形成了敬德保民的政治路线,将敬德,慎罚,保民紧密的结合。在总结国家治理经验的过程中,周公还认为要想统治长久,统治者必须能够任人唯贤,具有良好的个人品德,戒酒、勤政,并对百姓进行道德教化,这样才能避免重蹈夏商的覆辙。
  殷鉴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周公之后的成王、康王统治期间,形成了“成康之治”的盛世。在春秋时期,孔子和孟子对殷鉴思想中的德性政治观进行了发展。殷鉴思想对中国传统政治范式也有着深远的影响。中国传统政治范式中,史鉴思想一直是统治者吸取前朝经验教训更好的进行统治的有效方法,这种传统源于殷鉴思想,德治和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范式中的核心内容,道德教化也是统治者维护统治极为有效的方法,受殷鉴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政治范式中,一直存在着刑德并重教化为先的传统,而且极为重视敬德保民的传统。这些政治思想和政治措施的形成与发展深受殷鉴思想的影响。
  殷鉴思想作为历史理性与政治理性结合的思想根源,对西周时期的政治统治及中国传统政治治理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值得认真的总结研究。
中国史 河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天人三策》比较集中地体现了董仲舒的政治思想。董仲舒是西汉的思想家,其思想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汉初学术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从陆贾、贾谊和叔孙通三位学者的学术主张中看出:陆贾提出了“忠君”、“孝父”,“兴辟雍庠序而教诲之”,强调“礼乐教化”的重要性。贾谊认为“礼”是约束一切的神圣法则,声称君主只有以“仁”、“义”、“礼”、“信”、“公”和“法”为执政标准,国家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叔孙通主张“时变”而不泥古。董仲舒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上述思想的影响。
  在《天人三策》中,董仲舒依托孔子的权威,利用《论语》在当时的广泛影响,充分阐述了自己的政治思想。《天人三策》涉及孔子的引文多达18条,几乎是言必及孔子。这18条中有17条引自《论语》,涵盖了孔子有关德政、礼乐教化、先德后刑、仁政和民本的政治主张。董仲舒的政治思想不仅继承了孔子的德政思想,还对德政理论进行了重要创新,将阴阳、德刑思想联结为一整体。董仲舒运用教化理论,明确君主与臣民的尊卑之别,使臣民安于君主的统治。董仲舒将德刑与阴阳联系起来,既明确了德在理论上的主要地位,又确立了刑在理论上的重要地位。
  董仲舒的政治思想对汉代的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董仲舒的刑罚思想中有“春秋决狱”的主张。因《春秋经》文大义不像法令那样明确具体,所以“春秋决狱”使得断案没有统一的标准。他的教化思想促进了汉代“立太学”、“罢黜百家”等措施的施行。“罢黜百家”的主张表面上似为尊儒,而儒学之内容已逐渐蜕变为涵百家之学。
中国史 安徽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阎锡山早年深受传统儒家文化的熏陶,奠定了他较为扎实的国学功底,同时也奠定了阎锡山此后一生思想体系的基础。留学日本,阎锡山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开始接触并受到“三民主义”思想理论的影响;在日本的亲身经历使阎锡山认为日本的强大在于推行“军国主义”,从而使得军国主义开始影响阎锡山的思想及各项政策;不断加深的民族危机也促使阎锡山开始思考国家与民族的命运问题;在长期研究与学习过程中,其他思想在国内的传播也对阎锡山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早年的经历及所受的教育对他后来的政治选择与对事物的看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近代以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危机不断加深。如何实现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是每一个具有民族意识的中国人努力探索与奋斗的目标,而民族复兴的实质便是选择以什么样的方式、走什么样的道路来实现富强。纵观阎锡山的一生,对他产生深远影响的主要就是“军国主义”、“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三种思潮。一战期间,“军国主义”曾一度被阎锡山认作是实现中国走向强大的最佳选择。阎锡山最为推崇的是“军国主义”之军国民教育在社会中形成的高度爱国、统一的精神氛围,他认为这是实现富国强兵的有力方式,但是随着国内外形势的转变,军国主义被证明不适合中国。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来实现中国的复兴,而阎锡山对于共产主义学说及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是反对的,因此他不遗余力的批判共产主义;早年参加革命,深受“三民主义”思潮的影响,在国民大革命之后宣布奉行“三民主义”,阎锡山对于“三民主义”是持肯定态度的,他对“三民主义”也有着自己的解释。
  阎锡山在选择道路上,他更想另辟蹊径,创立并发展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与主义。阎锡山深受传统文化教育影响,所以阎锡山的民族复兴思想是一个复杂的思想体系,其思想主张有独创性,但也存在着局限。阎锡山在论述自己的思想的时候也会对中共的“共产主义”以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进行比较与批判,以此宣扬自己的主义,阎锡山的民族复兴思想是以“公道主义”作为指导,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它与“三民主义”、“共产主义”相比存在者许多缺陷,他的理论也与他的自身活动产生矛盾之处。
政治学理论 内蒙古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自从人类社会产生了公共权力以来,腐败现象就随之产生,而且一直难以根除。腐败是社会生活中的毒瘤,它侵犯了公共利益,污染了政治生态,民众对此深恶痛绝。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加大了反腐倡廉力度,提出了要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和从政环境的思想,其基本要求就是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为此,中央一方面加强党纪党规及法制建设,力求从制度上防止腐败的产生;另一方面,坚定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加强官德建设,力求打牢执政为民的思想根基,增强各级官员的政治免疫力和战斗力。在反腐倡廉的进程中,中央领导同志提出要注重中国历史文化资源的汲取。作为代代相传并蕴含着丰富的儒学内涵的清官思想,一直以来作为古代为官者的执政信条,曾在历史时期发挥过不可磨灭的作用。在反腐倡廉的今日,我们有必要对这种传统思想进行有效的梳理,提取出适合于我国廉政文化建设的有益资源并加以借鉴。
  本论文正文部分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对儒家清官思想形成的社会历史文化原因进行分析,阐述了清官思想产生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及文化渊源;第二部分对儒家清官思想包括的主要内容进行整理概括,并且在此基础上归纳了这一思想所具有的特色;第三部分是在前两部分的基础上分析儒家清官思想在历史上所起到的作用,并对这一思想的局限性进行剖析;第四部分是在第三部分的基础上将儒家清官思想放置于当代社会进行分析,阐明这一思想在当代所展现的的启示,力求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使其为中国特色的政治文明建设及反腐倡廉工程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
外国哲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论文旨在探究公共理性理论的效用及其证明等问题,通过检视美国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所提出的公共理性理论,在引入其他相关理论(如商谈理论)的基础上与之对话并对其进行改进,尝试提出一种新的公共理性效用证明策略,在保持罗尔斯公共理性理论基本内核不变前提下,使其能够更为紧密地与社会现实相对接,并在公民政治实践中发挥更为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公共理性是目前中外学术界讨论比较热烈的一个问题。尽管学术界在何谓公共理性问题上众说纷纭,至今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定义,但学者们普遍认为,公共理性实际上是适用于公共论辩和决策当中的一套理性商谈法则,它关系到参与论辩的主体如何确定论辩的出发点,如何提出并论证那些能够为彼此在理性上都能够接受的理由,并在此基础上达成共识。作为政治哲学当中的一个关键概念,公共理性在西方思想史当中有着悠久的历史,霍布斯、洛克和康德都曾对这一概念做出过阐述和论证,但公共理性能够成为当下学术讨论的热点话题要归功于约翰·罗尔斯。为了使其在《正义论》一书当中所提出的正义理论能够适合于多元民主社会的现状,在《政治自由主义》一书当中,罗尔斯修改了其“作为公平的正义”理论的背景和目标,因为,罗尔斯认识到,多元化是现代民主社会当中所存在的一个基本事实,公民由于彼此间持有不同的“完备性学说”,因此难以就政治问题达成共识,而又因为公民作为一个集体是政治权力的最终享有者,他们彼此之间都是自由和平等的,因此谁也不能运用权力强制他者接受自己的“完备性学说”,否则,政治权力行使的合法性要求将难以满足。于是,罗尔斯认为当公民在进行政治论辩和决策时不能从“完备性学说”的观点出发,而是要运用公共理性。公共理性以公民所共享的政治正义观为内容,政治正义观念隐含在民主社会的公共政治文化当中,是民主社会长期实践积累的产物,生长于该社会中的人们在经过理性的反思之后都会对其表示接受和认同,因为政治正义观念不仅不会与公民各自所持有的“完备性学说”相冲突,反而会得到后者的支持。因此,罗尔斯认为公民在进行公共论辩和决策时应当以建立在“重叠共识”基础之上的政治正义观念作为其提出各种理由的根据,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达成理性的共识,公权力的行使也应该受到这种公共理性的约束,如此一来民主社会也就获得了持久的稳定性。
  公共理性本质上是一种理性公共使用的规范,如同其他规范一样,公共理性也需要被给予证明。就目前而言,与公共理性的应用相比,其证明问题或多或少地被学术界所忽视了。根据马克思·韦伯的理论,我们可以从目的理性和价值理性两个方面对这一概念进行考察,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两种公共理性的证明与应用模式:其一,依照“目的理性式”,公共理性被认为能够为我们提供对于某种争议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其二,依照“价值理性式”,公共理性被认为有助于更好地实现或保护某些对我们而言极为珍贵的价值。总体而言,罗尔斯,如同卢梭与康德一样,倾向于第二种模式,即公共理性的应用并不仅仅为了解决具体的纠纷,而是因为此乃民主社会当中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在参与政治活动时所肩负的一种道德义务。就具体的证明方式而言,在《政治自由主义》一书当中罗尔斯为公共理性给出了两种具体的证明,一种是来自“原初状态”的证明,即作为“原初协议”的一部分,公共理性被视为是公共探究的指导方针和标准,连同正义原则一起获得“原初状态”中参与缔约的各方公民代表的一并认可;相比“原初状态”的证明而言,另一种证明方式,即“融贯主义”的证明,则更为根本。通过建构良序民主社会的理念、政治正义观念的理念以及自由而平等的公民理念并使之与公共理性的理念相互说明,互相支撑,由此确立公共理性在公共证明当中的合法地位。在证明的基础上,罗尔斯又提供了三条公共理性在应用当中的基本法则,分别是相互性法则、排他性法则与限制性法则。
  罗尔斯的理论一经提出便在学术界引发了激烈而持久的讨论,批判者们从不同角度指出罗尔斯理论当中所存在的问题:就公共理性的证明而言,一方面,由于罗尔斯对多元主义对于现代民主社会的影响没有一个充分的认识,因此他理想中的良序民主社会连同其中的政治领域是一个忽视并试图掩盖或者回避公民合理差异的“大同社会”,另一方面,罗尔斯也没有意识到公民间就政治正义观念达成“重叠共识”其实是难以实现的,这是因为虽然罗尔斯认为每个公民具有“理性的”和“合理的”两种道德能力,但是这不意味着公民能够将“完备性学说”与政治正义观念进行区分,这也进而导致了所有奠基于这种区分之上的证明方案的破产;而在公共理性的应用当中,由于割裂了政治正义观念与完备性学说之间的联系,这样一来,罗尔斯所谓的“重叠共识”存在着认知维度方面的缺失,因此难以起到证明的作用;并且,假如要求公民仅能从与他人共同分享的政治正义观念出发去提出理由,那么一方面会使许多重要的价值无法进入公共辩谈领域从而受到贬损;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在多元主义社会中增进公民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尊重。虽然受到了诸多批判,但是罗尔斯的证明还是有其优点的:比如说罗尔斯认为我们之所以要采用公共理性不是因为其能够给我们带来某种现实的利益,而是由于公共理性是在多元环境下彼此之间作为自由和平等的公民所应接受的公共证明方式;而在应用中,由于罗尔斯的公共理性更强调理由所依据的实质性内容,因此相较于纯粹的程序主义设置方式而言更具现实的可操作性。
  由此可见,罗尔斯的公共理性理论在整体上还存在着进一步改进的余地,这其中的关键是要在打破完备性学说与政治正义观念二元区分的前提下保证公民在进行论辩时仍然可以找到支持他们各自理由的依据,在此基础上允许他们将各自的完备性学说带入讨论当中、承认彼此间差异并且追求实现共识。因此,对这种公共理性的证明需要我们重新阐发罗尔斯所提出的几个基本理念。
  首先,罗尔斯虽然反对将良序民主社会视为一种伦理共同体,但是我们却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政治共同体。在这一共同体当中,尽管彼此之间存在着诸多差异,但作为共同体的成员,每一个公民都享有一种公民身份;其次,公民的这种身份应该被视为一种权利与义务的复合体,由此出发我们可以理解公民与政治共同体的关系以及公民彼此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在公民与政治共同体的关系当中,每个公民自由且平等的地位受到来自共同体的保障,但公民也要遵守使共同体的得以维系下去的那些条件,因此公民与政治共同体之间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另一方面,虽然政治共同体保障公民的权利,但是其具体的实现则需要在与其他公民的合作当中完成,即一项权利的实现需要由他人履行一定的义务予以配合,因此公民与公民之间可以被界定为一种相互合作的关系。最后,如果我们认为公民彼此之间都是自由且平等的,那么一方就不能强迫他人满足自己实现权利的诉求,而是必须能够将这种诉求其转化成为对方自愿履行的义务,这就需要公民给予对方一个他/她能够凭借理性而自愿接受的理由。按照相互性要求,这种理由就必须是建立在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公共法则的基础上。就公共法则而言,它不同于罗尔斯所主张的政治正义观念,它并不优先于公民所持有的完备性学说,也不需要每个公民事先就其内容达成某种“重叠共识”,公共法则毋宁说是一些公民在相互提出权利诉求时都可以援引的规范资源,公民以此为依据可以对他人提出权利的诉求。用公共法则取代政治正义观念并没有否认如下事实,即每个公民虽然在理性上可以认可并且接受公共法则作为他们彼此之间提出权利诉求的依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于公共法则的理解和运用都会是一样的,因此公共理性就不应该是阻止公民的完备性学说进入公共论辩的障碍,反而应当成为沟通他们彼此间对于公共法则理解的桥梁。并且这种公共理性本质上是一种合作型而非竞争型的公共理性,这体现在:首先,对公共法则的解释是由不同主体在对话和交流的基础上共同完成的,因此其结论是具备主体间性的;其次,当双方之间的差异实在无法通过对话予以弥合时,与竞争型的公共理性相比,一种合作型的公共理性当更强调妥协的重要性,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使争议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问题的合理方案。
行政管理 黑龙江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目前随着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步伐的加快,在行政领域,贪污腐败等行政伦理失范现象依然存在,迫切需要建立一种新的伦理制度。在借鉴西方行政伦理思想的同时,也要深入挖掘我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行政伦理思想,魏源是作为先进知识分子,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处在一个历史急剧转型的时代,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为魏源行政伦理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使得魏源的行政伦理思想独具特色。魏源以有容乃大的开放精神和强烈的民族自信,主张改良,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战略思想,并以经世致用的原则倡导变革晚清学风的变革。
  本文首先分析魏源行政伦理思想生成的背景,然后对其行政品德的养成、行政伦理规范、行政伦理的理想诉求以及行政伦理制度建设四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和评价,最后揭示了魏源行政伦理思想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以期为我国行政伦理的建设提供借鉴。
  
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认为,在目前世界各国将国家治理作为政治发展的目标之一和步入政治现代化的标准的情势下,在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研究古巴劳尔·卡斯特罗主政以来的治国思想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不仅有利于加深对国家治理内涵和本质的理解,把握国家治理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而且有助于我们借鉴其经验教训,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本文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研究劳尔·卡斯特罗的治国思想:一是劳尔·卡斯特罗治国思想形成的背景及过程,主要包括苏东剧变与治国思想的酝酿、民生改革与治国思想的形成、模式更新与治国思想的发展等内容。本文认为,劳尔治国思想在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特点和侧重点,经历着从保卫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性向解决人民吃饭问题的民生性以及模式更新的全面性的转换。二是劳尔·卡斯特罗治国思想的内容体系,主要包括劳尔治国的目标及价值导向、治国的突破口和着力点、治国的方式方法等方面的思想主张和理论观点,涉及到党的领导与党的建设、国家权力机关重组与政府改革、干部制度改革与人才战略、政治生态环境的重塑以及外部环境改善等内容。三是劳尔·卡斯特罗治国思想的评价及启示,内容主要包括劳尔治国思想的实践成效、现实困境及其治国思想对中国的启示。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比较系统地梳理和分析了劳尔执政以来的治国思想的基本点,为这一领域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一种思路和学术资料,不足之处在于第一手资料比较缺乏,理论提升不够,这也是今后需要进一步深化的地方。
马克思主义哲学 黑龙江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莫泽斯·赫斯,是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人物,他率先钻研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并将这三种思想相互融合,来论证自己关于“社会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的观点,这对马克思异化观的经济学转向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形成都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作为同时期的犹太籍德国人,赫斯与马克思对人类自由解放之路都有着不懈追求,这一理论贯穿了二者的思想体系,二者思想发展都经历了精神解放、政治解放、经济解放和人类社会解放的过程。赫斯最先将视角转向了人的异化活动与经济领域,并将哲学与经济学联结,共同作为人类社会解放的论证要素;马克思受到赫斯的异化观的影响,思考出劳动异化的理论,在探索扬弃异化的过程中转入了经济学领域,进而建立了政治经济学的科学论证,创立了唯物史观,并最终归于科学社会主义。
  本文分别梳理了赫斯和马克思的人类解放思想的发展线索和逻辑顺序,分析二者在一些核心理论上的传承关系和区别,认为二者理论终点的分歧在于,马克思在人类社会解放这一关键点上,用历史生成逻辑来说明共产主义,把人类解放思想确立在了唯物史观和实践辩证法中,而赫斯的批判偏向道德规范领域,是一种人本主义逻辑,在探索人的本质过程中,对人类历史冲突的根源有着不同的见解,最终与马克思分道扬镳,走回了精神生活领域。
思想政治教育 河北经贸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清代名臣曾国藩,乃晚清鸿儒、理学大师,是清代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去世之时获得清廷国葬的最高优待,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很深。以伦理道德为视角,曾国藩道德教育思想独具一格,成效显著,其言行中蕴含着博大的人生智慧。
  本研究主要内容包括:⑴曾国藩成长于危机四伏的封建社会晚期,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政府面临对内阶级矛盾加深,对外民族危机加深的危险局面。在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下,曾国藩道德教育思想的产生具体可从理论渊源和实践渊源加以阐述。在理论渊源方面,其道德教育思想主要来源于儒家内圣外王思想、墨家勤俭思想、道家静虚思想、湖湘地域人民倔强坚韧性格特质及经世致用理学思想等。在实践来源方面,主要来源于曾氏家族勤俭孝悌的世传家风、良师益友的提携帮助及曾国藩自身不懈追求和丰富经历等。⑵通过梳理曾国藩的生平事迹与研读家书、日记、诗文、奏牍,曾国藩道德教育思想可总结为修身、齐家、为官三个方面。曾国藩在修身方面,以八德、四端、三治来自勉和育人。在齐家方面,他治家有方,崇尚孝悌仁爱、勤俭谦逊、治学修身、睦邻慎交,使得曾氏家族贤才辈出,世代福泽绵延。在为官方面,他清正廉洁、忠于职守、慎重用人、经世致用,并在晚清剧变的政治环境中功成身退。⑶曾国藩道德教育思想对促进当下个人修身、治家、为官均具有重要启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在个人修身方面,应加强个人道德修养、提高个人反思能力和自制力、培养持之以恒的品质;在治家方面,应形成良好的家风家教、培养进德明理之人、养成豁达的财富观;在为官方面,应提高拒腐防变能力、坚守勤政务实的工作作风、坚持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曾国藩的道德教育思想对提升个人思想道德品质、促进家庭和谐友爱、提高行政人员服务水平、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均具有重大意义。
社会学 安徽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管仲作为春秋时期的法家代表人物,是我国春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经济学家、军事家,管仲的思想涉及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主要包括法治思想、富民思想、礼义思想、民本思想等众多的思想。管仲生活在春秋时期社会大动荡和大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当时又处于百家争鸣的思想文化激烈交流和碰撞的时期,作为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经济学家、军事家,对当时社会治理的思考有着很高的深度和广度。管仲在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的思想都体现出了管仲对于社会治理体制思想的独到的思考和见解,其中法治思想、富民思想、礼义思想、民本思想等众多的思想都对当今社会治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有着非同寻常的指导和借鉴意义。管仲关于社会治理的思想对于今天社会治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仍有着重要的借鉴和指导作用,管仲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思想,对于今天社会矛盾的化解和社会问题的解决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对于构建和谐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环境有着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本文尝试通过对管仲在各方面的思想进行梳理,研究管仲社会治理思想。一方面,采用文献研究法对“管仲的社会治理思想”这一研究对象进行深入的研究。研究管仲的社会治理思想,探索和了解管仲的社会治理思想的内容,梳理和分析管仲的社会治理思想的特点和不足,阐释管仲的社会治理思想产生的个人原因和时代背景,对管仲的社会治理思想有一个综合客观的分析和评价。另一方面,采用历史比较法对管仲的社会治理思想和现代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和创新的时代要求进行比较分析。通过研究管仲的社会治理思想与当今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和创新的时代背景和要求是否相适应,来探索和发掘管仲的社会治理思想中对当今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和创新有益的部分。通过探究管仲社会治理思想中的核心和精髓内容,为现代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提供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精髓部分的理论指导和借鉴,深化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融合,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制,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
世界史 浙江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Frangois Pierre Guillaume Guizot)是19世纪上半叶法国政治舞台上极为活跃的政治家。在30余年的政治生涯中,基佐经历了由复辟王朝时期的“反对派”到七月王朝时期的“当权派”的角色转变。复辟王朝时期,作为信条派的“领衔主演”,基佐不仅带领该派与极端保王派展开了一系列斗争,确保了作为大革命后法国代议制政府之基础的立宪原则付诸实施,而且还为法国大革命后的社会重建设计了一套宏伟蓝图。其中“新的统治方式”、“理性主权”、“代议制政府”及“公开性”等政治主张不仅对当时的法国而言颇具创新色彩,而且即便在当下看来也让人耳目一新;而其推崇的妥协的“中庸”之道亦为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后的法国带来了那个时代少有的社会稳定。七月王朝时期,一路平步青云且最终登上首相宝座的基佐认为金融贵族统治下的君主立宪政体已颇为完善,余下要做的事情就是在这一政体规定的秩序之中“稳步”地谋求社会的发展,“秩序”因此被基佐奉为是高于一切的目标。诚然,基佐的内政外交曾在其执政的前半期获得一定的成功,然而,一味地强调“秩序”,到一定的时候必然导致出现一个停滞的社会。由于基佐在阻止社会改革的道路上越滑越远,终使自己在1848年革命中成为众矢之的,被迫挂冠而去。
  基佐的最终失败使其在法国政治史上屡遭诟病。但本文认为,鉴于当时法国异常复杂的社会状况与政治局势,以及基佐扮演的政治角色的复杂性,对这位近一个半世纪前的重要政治家的功过是非至今仍不能“盖棺论定”。为此,笔者试图对基佐眼中的民主、信奉的自由、追求的“理性主权”,及其关于代议制政府和公开性原则的构思分别予以探讨,以期客观看待基佐政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与固有局限。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肯定基佐在维护社会稳定、推动政治革新、促进宪政建设等方面为19世纪法国社会所作的贡献,思考其言行对于当代世界的警示与启迪,进而反思基佐政治思想乃至19世纪法国自由主义的独特价值。
政治学理论 湖南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李维汉协商民主思想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及建设过程中逐步总结形成的。李维汉在革命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党派间合作经验,从新中国成立前夕直至1962年,一直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长,为中共领导的政治协商制度、多党合作制度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李维汉协商民主思想是他多年来工作的经验总结,对当前政治体制改革、协商民主制度的丰富等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本文共分为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绪论。简单介绍了本文的选题原因和意义,并罗列、分析了当前学术界对协商民主思想,尤其是李维汉思想研究的相关论文和著作,以进一步拓宽研究思路,突出本文研究的主题。
  第二部分对相关概念进行了简单的梳理,主要包括民主协商、政治协商和协商政治以及协商民主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
  第三部分总结了李维汉协商民主思想的理论渊源。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思想理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协商思想、孙中山的协商民主思想和毛泽东的协商民主思想。
  第四部分叙述了李维汉协商民主思想的发展历程。主要分为三节,第一节叙述了李维汉协商民主思想的萌芽,当时李维汉在湖南地区共产党组织中担任主要领导职务,联合工农,积极与国民党、及社会各界团体合作支持北伐,共同组建了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联合政府,积累了协商民主的初步经验。第二节论述了李维汉协商民主思想的形成。李维汉经历了大革命失败后至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过程,得到了正反两方面的教育,认识到毛泽东同志对党的正确领导,摆脱了“左”和右的错误思想的影响,积极投身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去,通过革命实践逐步掌握了协商民主工作的基本原则,主要包括“求同存异”、“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以及“既团结又斗争”等原则,最终总结出一套处理党派间合作关系的方法,并成功应用到“三三制”政权建设中去,为日后的协商民主工作积累了经验。第三节阐述了建国后伴随着政治协商制度和多党合作制度的全面实行,李维汉协商民主思想得到全面应用并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他一方面带领统战部坚决执行“共同纲领”的要求,正确处理政权内部的多党合作关系,帮助各民主党派进行党建工作,积极推动民主党派人士参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巩固国家政权作出重要的贡献;另一方面,认真帮助民主党派人士提高政治觉悟,与中国共产党一道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努力,同时兼顾他们的切身利益。李维汉等统战干部的协商民主工作实践和经验,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多党合作方针出台提供了现实依据和思想基础,从而形成了自己的协商民主思想。
  第五部分总结了李维汉协商民主思想的主要内容。共分为四节,第一节总结了李维汉协商民主思想的主要原则,主要包括:坚持党的领导、注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和既团结又斗争三个方面。第二节阐述了李维汉协商民主在党际协商方面的主要内容,包括: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合作共事三个方面。第三节叙述了李维汉协商民主思想在党内协商民主上的体现,主要包括: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第四节总结了李维汉协商民主在基层协商民主方面的体现,主要包括:宗教事务中的协商民主思想和民族区域自治中的协商民主思想。
  最后一部分主要分析李维汉协商民主思想的历史价值及对当代的启示。李维汉协商民主思想对丰富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调动社会各阶层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增强民族凝聚力和维护政治稳定等都有重要意义。对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协商民主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也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扬州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社会有机体思想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朴素的整体社会观。近代以来一些哲学家、社会学家将这一思想理论化、系统化,并将人类社会与生物有机体进行类比,从而提出了“社会有机体”思想,但仍存在历史唯心主义和机械主义的缺陷,不能正确说明社会有机体的内涵和本质。马克思在对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有机体理论的缺陷进行批判的基础上,从人类社会的整体性生成角度真正揭示了社会有机体的科学内涵和本质。继马克思后,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结合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新阶段新特点对这一理论作出了新的阐释,布哈林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位。布哈林沿着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的分析路径,在从事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结合俄国实际和时代特征,对社会有机体产生和存在的前提、基础、内涵、结构、发展规律等方面进行深入阐述,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有机体理论的宝库。因此,深入而系统地探讨布哈林的社会有机体理论,将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和认识布哈林在传播、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方面的重要贡献,进而揭示这一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同时也将大大拓宽布哈林思想研究的领域。
  布哈林社会有机体理论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朴素的社会有机体思想、中世纪的神学社会有机体思想、德国古典哲学中的社会有机体思想和近代社会学家的社会有机体思想,主要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有机体理论,同时,也受到与其同时代的普列汉诺夫、列宁等思想家的社会有机体理论的影响。
  布哈林社会有机体理论的形成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历史环境和其人生际遇、性格特征有密切的关系。布哈林社会有机体理论的形成轨迹有较为明显的历史分期,经历了萌芽阶段(1911-1917)、探索阶段(1918-1920)、形成阶段(1921-1924)和成熟阶段(1925-1937)的发展过程。
  布哈林从社会有机体产生和存在的基础、社会有机体的内涵、构成要素和类型、社会有机体的结构以及社会有机体的发展规律等四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他认为,自然界是社会有机体的“培养基”,劳动联系是社会有机体存在的基础;社会有机体是一个相互作用着的现实的集合体或体系,是由物、人、观念三种基本要素组成,并分为不同的类型;社会有机体可分为社会的技术装备和社会的经济结构与上层建筑及其结构两个层次,它们相互作用、相互依存;革命和改革是推动社会有机体发展的直接动力,社会有机体的发展就是社会平衡状态不断被打破,又在新的基础上恢复、再破坏、再恢复如此循环往复的过程,平衡是社会有机体发展的保证。
  布哈林社会有机体理论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和现实意义。一方面,布哈林社会有机体理论不仅在布哈林自身的思想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有机体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布哈林社会有机体理论对当前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具有启示意义。
政治学理论 内蒙古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中国现代人文思想史上,徐复观算是一位相当独特的人物。其毕生的学思历程都在展现一项通关性的终极关怀:“中国文化往何处去”?尽管他的名字通常与“现代新儒家”这一称号连在一起,其思想活动主要以20世纪后半叶的台湾、香港地区为舞台。然而他始终关怀着中华民族的命运,其精神指针始终定位于民主自由与中国文化传统的连接上。在漫长的探索与思考过程中,他把自己的时代经验、生命历程、道德人品、思想著述融于一体而自成一家之言,为海峡两岸的中国人留下了一笔值得珍贵的思想遗产。本文即是在诸多学者的研究基础上,探讨徐复观先生的儒家民主自由思想。首先从描述徐复观的人生历程入手,分析其精神成长的轨迹,从而为把握其整体的思想溯源及下文对其思想阐释与分析提供理解的前提。其次是对儒家自由民主思想的一个概述,疏理其是如何将儒家传统文化与现代民主、自由融汇贯通的,以及他的局限性和历史意义。以此来解读徐复观,探求他的文化生命,展现他的精神世界,让读者能感触到一个活生生的徐复观,感触到他的那颗跳动不已的爱国心,这也是笔者所企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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