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为政以德，是中国传统文化及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官德是一种政治美德，作为为官者的一种思想品德在官员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官德既是选任官员的重要标准，也是官员管理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官德管理不仅能够有效的保证所选任的官员具备良好的道德修养，而且对营造和谐有序的政风、民风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唐代的文官管理，无论是官德思想内容的确立，亦或是涉及官德思想的制度设计，还是在文官管理过程中官德思想的运用，都充分体现出唐代文官官德管理趋于成熟。本文从特定的唐代历史背景出发，对唐代所述的“同体志忠”、“公平公正”、“慎密恪勤”、“廉洁匡谏”等官德思想进行梳理和提炼，总结唐代官德思想如何对文官管理制度建设进行规范，研究唐代官德思想在文官管理制度实践过程中的运用，分析唐代文官官德管理在历史进程中存在的积极性与局限性。目的是想通过史实研究提炼出唐代文官官德管理的价值所在，从而为中国当代公务员道德管理进行启示。

摘要：清朝前期，满洲政权的稳定、盛京驻防八旗体制的形成及盛京经济的恢复奠定了盛京旗仓大规模发展的基础。康熙二十年(1681)以后，鉴于备战沙俄和支给盛京兵丁俸饷，清廷在获得稳定的仓粮来源渠道之后，命盛京工部左右司核盖，至乾隆末年共建413间，分布于盛京十四驻防城内外，各城旗仓贮米20万石。城守尉、协领等从盛京皇庄、盛京户部官庄、盛京礼部官庄中的田庄及瓜菜园、兵丁份地、旗余地、随缺地、站丁地、部分民人征租余地、查出的银米兼征加赋地中额征的钱粮，仓官依据存七粜三的方针在巡察盛京御史会同盛京五部侍郎的稽查下按照仓粮支出和纳入的方法出陈易新。与此同时，仓弊已经出现，主要有三方面，积欠仓粮和任意秤量、仓粮出粜减价过多、仓外郎缺乏流动性。通过对清前期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地旗仓共有的因素比较得知盛京旗仓支付能力较强一些;清朝前期，盛京旗仓在盛京旗人生活中的地位除在特定的时间界点上有所上升外一直呈现下降的趋势。此外，它对清前期盛京驻防体制正常的运转、维持盛京旗人基层社会秩序的稳定、牢固盛京底层旗人的统治方面发挥了作用。

摘要：清康熙朝处在清军入主中原和王朝更迭的关键时期，满洲作为少数民族，在统治政权时必然会吸收、借鉴汉族王朝的先进文明，由此形成了满汉文化相互交融的、比较特殊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背景。在此环境中形成的清康熙朝后妃群体，作为清代重要的女性代表，在清代女性史上具有较多的独特性。清康熙朝后妃的来源和构成，反映了清前期满汉文化交融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内涵。清康熙朝也是清代后妃制度发展和完善的重要时期，后妃的选纳和名位制度都较清入关之前更为丰富且完备。康熙朝后妃享有尊崇的政治和社会地位，但这改变不了其作为封建社会皇权附庸的身份。清康熙朝后妃对康熙帝乃至当时清代的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而，通过对清康熙朝后妃群体作专门性的研究，缕析康熙朝后妃生活的时代背景，展现康熙朝后妃的宫廷生活，总结清康熙朝后妃表现的特点，探索清代后妃制度，可助于追根溯源，理解清代后妃制度发展的全史，及其在社会、政治等方面产生的深远影响，并能推进清史和妇女史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摘要：在明代，我国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可谓是达到了鼎盛。建国之初，朱元璋设置都察院取代御史台执掌监察事务。在后续的不断调整中，都察院的职能逐步明确。明代都察院的主要职能是其监察职能，具体的监察职能包括财政监察职能、廉政监察职能、司法监察职能这三方面。明代都察院的监察职能在当时的确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有力地巩固了封建统治和维护了皇权的统一。然而，任何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制度本身也一样。为此，我们要辩证的看待明代都察院的监察职能，一方面借鉴其积极的一面来完善我国目前的监察制度，另一方面认识到它消极的一面并吸取教训，积极探索更适合我国国情的监察体制。
　　本论文共有三大章。第一章首先对明代都察院的建立过程、组织结构、职权，以及官员的设置做了详细的介绍。然后由监察、监察职能、行政监察职能的定义引出明代都察院的三大监察职能，即财政监察职能、廉政监察职能、司法监察职能，并细致分析每个职能具体所负责的监督活动，为文章内容的进一步引申做铺垫。第二章是对明代都察院监察职能的理性反思，主要从监察职能运行中的七大运行机制分析和监察职能的实效分析两方面进行论述。运行机制的分析包括监察官选拔和考核制度、监察法规、垂宜独立的机构与监察权、增强监察官员权威、监察机构之间和人员之间互监互纠的制度、巡回监察制度、及监察回避制等。都察院监察职能的实效分析包括监察职能发挥的积极作用与明后期监察职能发挥失效的原因，为下文全面阐述对我国监察体制的启示做准备。第三章先对我国监察体制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并指出现行监察体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随后探讨性的阐述了明代都察院监察职能对我国监察体制的启示，具体包括三点:一是建立专业化导向的国家监察队伍，二是基层纪检监察机关要落实监督工作与责任追究机制，三是从人大、法律、党、司法机关、政务公开、监察委员会自身、及公民为主的社会监督等方面加强对国家监察委员会的监督与制约。

摘要：进士科自隋朝创设，经过唐的发展，在唐中后期已是备受推崇，成为士林华选，进士出身更是被称为第一出身。进士科地位的提升自然和授予官职的品级及仕途前景有着莫大的关系。唐朝初期，不存在选人和官阙的关系，自然是及第即可授予官职，随着时间的推移，时至唐后期，尊贵如进士及第，竟也避免不了等待铨选的境地，所以这也是本文所要讨论的进士释褐问题，本文从影响进士释褐的科举与铨选制度的演进、藩镇辟署制度的变化以及与之相关联的朋党等问题为线索，试图刻画出进士释褐的相对清晰的全景图。
　　本文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介绍影响唐后期进士释褐相关制度和社会发展脉络的层面，主要从科举制度的变迁、进士科的发展状况、国家选官制度的更迭作出详细的说明。第二部分主要是讨论对唐后期对进士释褐影响最大的藩镇辟署这一层面，从中央辟署制度、藩镇辟署态度、进士释褐藩镇的仕途前景以及进士释褐藩镇的个人心态状况和社会评价方面经行讨论。第三部分是介绍进士释褐相关的朋党问题，因为朋党的对立影响到了进士释褐成功与否、仕途前景以及整个官僚结构的变动。
　　本文认为，进士释褐问题涉及到了中央选官制度、藩镇辟署制度、朋党等官僚结构的变动等多方面的问题，进士释褐问题的呈现形式也透露出一个王朝兴衰的端倪，在不可逆的大时代背景下进士对自己如何定义，终将是一个无法避免的问题。

摘要：经筵，指古代皇帝为讲论经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经筵作为一种制度，在宋代开始形成，后经历代沿袭，至清代发展日臻完善。经筵制度在康熙朝发展到了鼎盛，其主体——康熙朝经筵直讲官群体担任了教育康熙皇帝儒家经典的重要职责。他们皆由皇帝从内阁、六部、翰林院及詹事府等的官员中，慎选德才兼备，学问优长的满汉名士担任。他们与康熙皇帝接触甚多，在经筵进讲之际，多与康熙皇帝讲论儒学经典、立国之本、治国理念;在经筵之外，也多向康熙皇帝提供时政咨询，上至道德伦常，下至民间疾苦，多有触及。他们的地位更是特殊，与皇帝既是师生，又是君臣。康熙朝经筵前期，经筵制度充分发挥了帝王教育的功能，经筵直讲官群体与康熙皇帝的关系较为亲密，经筵活动对康熙皇帝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康熙朝经筵后期，随着康熙皇帝年纪的增长和知识的积累，经筵制度失去了其帝王教育的实际功能，经筵讲官也已基本完成了教育皇帝的职责，经筵只剩下一种礼仪形式的外壳，经筵直讲官与康熙皇帝的关系不复以往密切。然而与清朝其他时期不同，康熙朝经筵讲官这一群体发挥了清代其他时期经筵讲官所不具备的实际作用，并在康熙朝的政治、经济以及清前期的学术文化等方面所产生重要影响。

摘要：北宋环庆路位于西北诸帅司路之中间地带，地理环境和战略位置都颇为特殊，在北宋经略西北边防过程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因而作为该地区的最高军事统兵官帅臣，其人选也自然尤为关键。北宋一朝，环庆路帅臣共81人，他们的选用受到与皇帝亲疏关系、出身、能力和任职经历以及党争等因素影响。环庆路帅臣任期除太祖朝外都很短暂，这源于当时地方统兵体制、宋夏战和关系以及后期党争。另外就离职原因和去向来看，其政治前途并不是很好。环庆路帅臣群体类型亦较复杂，但总体可归纳为沉勇有谋而好书，不知书而勇猛有方略，儒而知兵有谋略，怯懦而不智，吏能卓著、勤政为民，有才而无廉誉、贪墨冒进、附会权势、嫉贤妒能，谨直自持而不作为等八个方面。当然，他们在前后时期文武主群体的归属也有很大差异和变化，它相应地促成了“以文驭武”政策在西北边防中的建立和延续。最后，环庆路帅臣自身权利在不同时期也会受到皇权不同程度的干预，两者之间总体呈现一条开口向下的不规则抛物线态势发展。

摘要：明代岁贡制度是明代地方官学向中央国子监按年推举优秀生员时依据的一套流程和规范。洪武十六年(1383)，朱元璋颁布岁贡制度，要求天下府州县学岁贡生员，其意在于聚天下英才，使野无遗贤。但是，由于岁贡制度的不完善和西南地区的社会政治状况、文化教育水平诸条件的限制，使岁贡制度在西南地区实施困难。在此历史背景下，明代在西南地区布置了颇有特征的岁贡制度，对岁贡制度的较多方面作出调整，使之能适应西南地区环境，最终使岁贡制度在西南地区逐步推广、发展起来。明代在西南地区实施的岁贡制度，具有规则“灵活性”、发展“趋同性”和内容“适应性”的特点，与通行的岁贡制度多有不同。明代岁贡制度在西南地区的实施，对西南地区的社会教化、人才选拔、地方治理，以及明代岁贡、科举制度的完善等诸多方面都有重要意义。

摘要：清康雍时期，御医队伍具有多元化的特点，既有汉族医官，也有满族大夫，蒙古大夫、喇嘛大夫、西洋大夫等，他们不仅肩负着为皇帝、后妃等皇室成员诊病的职责，还需履行各种社会职责，其医疗水平也代表着当时最先进的医疗水平。本文通过对清康雍时期御医群体生存的社会背景、清康雍前的御医情况、康雍时期御医来源、医治对象及待遇、著名医官及其医迹进行分析，进而论述清康雍时期御医群体的特征和影响，即康雍时期御医群体民族成分多样，御医群体所开展的是以皇权为中心的医疗活动，其丰富了宫廷医学的学术研究，增强了上层社会的医疗意识，提高了社会的医疗技术水平。

摘要：有清一代，我国君主专制发展到顶峰，清朝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具有别开生面的特点，最为后人所认同的是其对皇子教育制度的施行与完善。清入关后皇子教育制度逐渐完善，在皇子教育人员设置中，有一群体名为哈哈珠子，在满文中用“haha juse”表示，原指皇子的伴读人员，最迟在康熙十二年(1673)其性质发生转变，成为专门指代皇子伴读及侍卫的特定称谓。哈哈珠子在清代的发展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康熙时期的迅速发展、雍正时期到清末的逐渐衰落。哈哈珠子自身身份的转变，与清代皇权政治走向密切相关。康熙时期由于康熙皇帝对哈哈珠子的格外重用，哈哈珠子沾染部分权力，势力快速发展，拥有较高地位。“哈哈珠子”作为皇子伴读人员，其利益与皇子利益相捆绑，皇子在争夺储位的过程中，哈哈珠子往往会成为皇子身后的一支重要隐形支持力量。康熙末期，频频出现哈哈珠子参与到皇子争夺储位之争中。雍正时期，皇权高度集中，我国君主专制发展到顶峰。雍正帝对于哈哈珠子背后所含有的特权和隐患，开始有意识的打压制约其发展，乾隆帝继位后继续削弱哈哈珠子在政治上的特权影响。经雍乾两朝的制约发展，“哈哈珠子”这一群体走势越来越弱、逐渐没落，再不复有往日风光，至清末时已经成为清朝底层的服侍、打扫人员。本文中笔者试图在哈哈珠子的来源、职责、地位、影响等方面入手研究，探索哈哈珠子在其身份演变过程中，与皇子、皇帝的关系，以及皇权为了自身的利益不断对其制约致使其衰败的过程。

摘要：有清一代，是中国古代最后一个封建君主专制王朝。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文化的繁荣，而戏剧、小说等多种文化形式又成为了文化沟通与传播的媒介，可以说清代内廷演戏是清宫社会生活的缩影，也是清代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一种反映形式。升平署是清代专门负责内廷演戏的机构，在其自道光七年(1827)建立至清宣统帝离开紫禁城百年的历史中，完整地记录了清代内廷演戏的方方面面。升平署在清代帝后的旨意下，在制度、部门和人员方面进行调整，引进的民籍演员将民间的声腔、剧目带入宫廷，促进了宫廷文化与民间文化的融合。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京剧艺术得以发展。本文通过对升平署机构、人员、曲目等研究，着力勾勒清宫内廷演戏的发展历程，探究升平署所反映的清代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现象和问题，探索清代帝后对戏曲的态度，感受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和艺术魅力。

摘要：北宋初年，鉴于新朝建立的客观政治环境，也是出于对巩固统治、稳定地方等种种原因的考虑，宋朝在中央和地方任用了大批原十国等割据政权的伪命官，而这些处于不同处境的伪官们也因各自不同的理由入朝为官，这些官员们通过不同的途径重新进入仕途，但是其入宋后的仕途升迁和境遇也因此而不同。作为两朝臣子的伪命官们，无论是因才识而受到赏识重用，还是因身份尴尬而受到猜忌冷遇，伪命官们都由此产生的不同程度的矛盾心理。这些伪命官们对宋朝的发展产生的深远影响，从一开始宋朝利用这些官员来稳定地方统治，到后来的具体任用却也实实在在地改变了宋朝的用人格局。宋朝令人心向往之的文治，追其源头，也烙印了来自割据政权官员们的深刻印记。

摘要：枢密使是唐代中期以后出现的一个重要职官，是唐代使职和宦官走上政治舞台的产物。宋代枢密使专掌军政，其长贰与中书门下的宰相和参知政事共称“宰执”，在宋代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王显在太宗、真宗两朝出任枢密使，是宋初重要的政治人物。王显出身小吏非士人也并无杰出军事才能，却能够两任枢密使，这主要得益于他是太宗亲随这一身份特征，而在太宗一朝基本由这类人执掌枢府。太祖朝也未能避免任用亲随典领枢密院，但在真宗朝却发生了变化，文官开始掌枢密院，这是枢密院再次沿着外朝化方向演进的开始。伴随枢密院逐渐外朝化，枢密使选用也走向正规化。王显这类武资官正是由太祖朝真正的武将到真宗朝大量文官充任的一个过渡。同时，王显等枢密使职权变化和迁转情况也反映出北宋初期皇帝对军权的控制以及与枢密使的亲疏关系。

摘要：纵观中华上下五千年，每一个朝代无不为惩贪治腐花费了大量精力，从各方方面来遏制贪腐整治贪腐，其中惩贪治腐最严厉，惩贪治污程度最深的莫过于明朝初期的惩治贪腐。在吸取前朝灭亡的教训和政治经济形势所迫以及自身思想等诸多原因之下，朱元璋在明朝初期提出了“重典治国”、“重典治贪”的政策，并采取了以下一系列措施。第一，重典治贪的法律措施;第二，重典治贪的监督措施;第三，重典治贪的教化措施。不过由于一系列措施的局限性，惩贪治腐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但是值得肯定的是，明朝初期的惩贪治污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肃清了吏治，缓和社会矛盾，为明朝后期发展铺平了前进的道路。同样，研究明朝初期的一系列“重典治贪”的政策，对我国的反贪反腐工作的进行有一定的帮助与借鉴意义。

摘要：启心郎设置于后金天聪五年（1631年），是皇太极专为监督诸贝勒而设的言官。随着皇权（汗权）的不断强大，启心郎的地位不断提升，逐渐成为国家重要的文官，在加强皇权、参与国家事务、进行出使活动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为清朝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清入关后，由于启心郎与皇权联系的逐渐减弱和启心郎自身权力的不断弱化，致使启心郎发挥的作用日渐弱小，最终被裁撤。虽然启心郎只存在了四十二年的时间，但它作为皇权的代表深刻地影响了清初政局，呈现出鲜明的民族和时代特征。

摘要：都水监是唐代水政管理的事务机构，与水部共同构成唐代中央水政枢纽。传统农业社会离不开农田灌溉及水利的开发，更不能忽视漕运在交通及物资运输上的作用，是以都水监在水政体系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其形成于周，发展于秦汉，经过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形成独立且更加严密的组织机构，拥有自己的下属部门及成熟的规章“水部式”，“水部式”条例之详尽上至渠堰设置下到人员折番，对地方都水官员进行了严格的规定，体现唐代水政管理已趋向成熟。都水监官员的特殊性更加凸显与其他部门之不同，严谨的考核方式使得水政体系可以更好的运转。随着唐代水政体系的发展，原有的官僚体系不能支撑庞大的水政管理系统，是以水政管理权的下放、渠堰使等使职的出现是必然的，符合唐后期使职差遣兴盛的背景，虽然都水监在水政管理当中地位下降，但这并不能掩盖其在水政管理中的作用，并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摘要：在清朝二百多年的历史中，和硕肃亲王世系一直活跃其中。从第一代肃亲王豪格至最后一位肃亲王善耆，肃亲王世系先后共有十人袭爵，这十位肃亲王在清代各历史时期的政治权力和政治地位都有所不同，根据他们对政治的参与程度可以划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清入关前至康熙朝后期，这一阶段的肃亲王与皇帝的血缘关系较为密切，加上清初的政权还不稳定，所以他们在政治上有极高的参与度。第二阶段是康熙朝后期至宣统时期，这一阶段，又可以划分成两个时期，第一时期便是康熙后期至道光时期，清廷的统治已经稳定，而皇帝的直系子嗣众多，取代血缘上已经疏远的肃亲王处理核心政治。第二时期便是道光至宣统时期，清廷的统治走向衰弱，皇帝的子嗣也大量减少，被挤出核心政治外的肃亲王世系凭借着突出的个人政治能力重新回归，处理掌握清廷命脉的政事。通过对和硕肃亲王世系参政的梳理，可以看到清代政治的走向，了解宗室与皇权之间的一个关系变化。

摘要：有清一代，庄亲王先后有八代十一位袭爵，从硕塞直至载功，历代庄亲王都参与到清代政治生活中。根据他们参与政治的程度，可以将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顺治至康熙时期，参与政治的方式以军功为主;第二阶段是雍正至宣统时期，以第三代庄亲王允禄、第五代庄亲王绵课为代表，参与政治的方式主要表现在政事处理方面。而影响庄亲王参与政治的程度的主要因素是他们与皇权的关系。第三代庄亲王允禄能够长久居于清朝统治核心，是因为他与雍正帝、乾隆帝的关系密切。而第二代庄亲王博果铎因与康熙帝关系紧张，被取消了参与议政王大会的权利。第八代庄亲王载勋因与掌权的慈禧太后存在矛盾和冲突，被赐自尽并削爵。可以说，庄亲王与皇权保持高度一致时，他们即可在清代政治中获取高位，反之，则会受到皇权的惩处。与其他世袭罔替亲王不同，庄亲王世系的沿袭还能体现出皇权对庄亲王世系继承的高度干预。最具代表性的即是雍正元年(1722)，雍正帝在博果铎尚有亲族在世的情况下，强行将庄亲王交由其第十六弟允禄承袭。

摘要：入内内侍省是宋代颇为重要的内侍机构，下辖众多内廷机关。宋初未有入内内侍省，置内中高品班院，到了淳化五年，将其改为入内内班院，入内黄门班院，又改内侍省入内内侍班院，直至景德三年，真宗才下诏将入内内侍班院在内的几个内侍机构并为新的入内内侍省。入内内侍省作为一内廷机构，无论在空间位置上还是在实际权力运行中，都是离皇权最为亲近的存在，也正是由于这一特殊性，使其自然而然成为了皇权的工具。入内内侍省在其演化的过程中，随着皇权的强弱，本身机构设置多有兴衰。同时，在皇权实际斗争中，入内内侍省的职官与职能也逐渐由内朝走向外朝。

摘要：雍正帝励精图治，重视吏治。雍正初年，山西吏治败坏的问题，同雍正帝革除积弊的决心相抵触。为扭转山西吏治败坏的形势，雍正推行了一系列整饬吏治措施。面对隐瞒灾情官员，及时惩处;面对苏克济等重大贪腐案件，严惩不贷;面对山西纷繁复杂的钱粮亏空问题，选派得力官员着力请查处理;面对山西重耗问题，力排众议，推行耗羡归公;为保持官员长久廉洁奉公，重视官员选任并加强对官吏的监督。雍正朝整饬山西吏治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鼓励官员革除积弊，也有助于减轻民众负担，缓解社会矛盾。但也不能忽视其存在的局限，封建王朝整饬吏治的目的是维护其封建统治，其对吏治的整饬是不彻底的，吏治问题带有反复性，官员表现出的谄媚性更是体现了其统治的封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