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乌撒土司为中心，探讨历史时期中央王朝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地方势力的关系。中央王朝于元明清时期在西南边疆地区大规模推行土司制度，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土司的管理政策与当地发展的进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亦由此成为历代中央王朝高度重视且必须直面正视的现实政治问题，也是关系到王朝兴衰存亡的重大问题。从元代初创土司制度起，明代和清代基本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沿袭了这一地方治理模式。土司制度在当时已经成为王朝行政体系中重要的一部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中央王朝稳固西南边疆地区的统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乌撒土司是元明清时期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占据一方的大土司，在西南地区有很大的势力影响。乌撒土司地处云贵川三省的交界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先后隶属云南行省、四川行省和贵州行省。乌撒故地，远古时期为古滇国区域，战国时期为古夜郎国中心区域，蜀汉时属于朱提郡管辖，唐代后属羁縻州宝州，宋代设羁縻州乌撒部，元朝置乌撒路、乌撒乌蒙宣慰司、乌撒土知府、乌撒军民府，正式被朝廷封为土司，明代设置乌撒卫，加强对乌撒地区的管理和控制，清代康熙年间进行改土归流，置威宁府、威宁州。本文期望通过对乌撒土司与中央王朝政治、经济、文化及其相关问题的进一步探讨，加深中央王朝对乌撒土司在不同时期关系发展的认识。并从乌撒土司地区民族关系的处理和民族之间的交融影响等方面，考察乌撒土司作为镇守一方的大土司，在处理民族和安抚一方之间关系的实际作用及历史本相。深化对中央王朝在土司发展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与历史影响做出解读和认知。
　　全文除绪论与结语外，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简单阐述了乌撒土司从起源、发展到影响一地的土司的形成过程，以及乌撒土司所在地的考古发掘情况，说明乌撒土司的历史渊源。第二部分，阐述了在元王朝统治之下，乌撒宣慰司的设置过程和元朝的民族政策及治理方式，总结了元王朝与乌撒土司的经济往来和当时的元王朝与乌撒土司的关系特点。第三部分，从明代经略西南和乌撒隶属关系的变更，分析明代乌撒土司得以高速发展的原因，结合其关系特点，分析当时的赋税与朝贡对于乌撒的影响。第四部分，重点介绍乌撒土司改土归流的情况，通过分析当时民族关系的特点，来分析清代改土归流成功的原因。第五部分，考察乌撒地区当地与周边土司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情况，来说明乌撒土司作为一方大土司，对当地民族关系的处理合理性。

摘要：县长出巡是国民政府治理地方所采取的方式之一。研究县长出巡具有一定的价值。通过利用县长出巡日记、报告等原始档案材料进行实证研究，探讨抗战时期成都平原地区县长出巡活动，增加学界对县长出巡的认识。相关的章程、方法规范县长的出巡活动，使县长出巡有章可依。县长职责、上级巡视督查、政府的奖惩促使县长进行出巡活动。在四川作为民族复兴基地的背景下，抗战时期成都平原地区县长出巡涉及治安、教育、征兵、征粮、地方建设等内容。抗战时期成都平原地区县长出巡为抗战做出了积极贡献。抗战时期成都平原地区县长出巡有其积极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由于其出巡方式并未真正根植于人民群众，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特征明显，脱离群众现象比较突出，影响了出巡效果。抗战时期成都平原地区县长出巡的成效不可高估。

摘要：北宋的监察体系主要是指统治者为加强中央集权、维护自身统治而设立的监察机构及其相关制度的总称。监察体系的反腐机制是朝廷制衡权力的主要力量，也是反腐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北宋监察体系反腐机制的不断强化既是历史上前代监察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又是统治者在新的社会环境下适应时代要求而调整政策、制度的一种表现，其特殊性与重要性可见一斑。
　　北宋官场腐败的现象十分严重，蔚然成风，甚至危及北宋王朝的存续，引起廷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朝廷为此建立起严密而完备的反腐体制。统治者命大臣制定详细的法律条文来严惩腐败官员，在礼部的主持下举行科举考试选任官吏，由吏部的审官院与考课院负责，审核官吏劳绩以作升迁标准。北宋的反腐机构主要由监察机构、考课机构、审计机构等重要机构组成，其中监察机构负责按劾百官。在整套的反腐败体制中，监察体系首当其冲地处于发现和处理腐败问题的第一线，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北宋监察体系的组织结构分为中央与地方两个部分，中央监察机构是御史台、谏院，地方监察机构是路级的监司、州（府、军、监）级的通判，此外还设立了走马承受、纠察在京刑狱司等特定的监察机构。反腐职能是北宋监察体系十分重要的职能之一，其具体内容包括监督反腐政策的制定、监督其它反腐机构、奏劾腐败官员、纠察贪污违法行为、审理腐败案件、引导廉政官风。监察体系反腐的运作方式主要表现在对腐败官员的纠劾奏举、对腐败案件审理的监督上。
　　神宗朝推行的熙丰变法促使其监察体系的反腐职能进一步加强，监察体系对政府行政、司法等诸事均有权监督。从神宗朝的角度出发对监察体系反腐活动进行研究，中央监察机构与地方监察机构在司上书弹劾腐败官员、监督重大腐败案件的审理工作，地方监察机构还出巡辖区，巡按治下各州、县，调查民情，参与并监督腐败案件的审理。监察体系沟通中央与地方，本身又执掌监察重权，在其反腐机制运行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与其它反腐机构产生接触，监察机构按察其它反腐机构的同时，也受其它反腐机构的监督。同时监察官员的选拔、考课受其他反腐机构的影响。然而监察官员位卑权重，其它阶位更高的官员却必须受监察官员监督，容易引发纠纷，使得彼此间的关系进一步复杂化。因此监察机构与其他反腐机构互不统属，彼此是合作与冲突并存的关系。
　　北宋监察体系的反腐机制既有取得一定的效果，也有一些弊端。监察体系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官场腐败之风的蔓延，促使官场风气有所好转，但由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反腐体制内部的矛盾以及监察体系本身制度的局限性，使得监察体系反腐的实际成效大打折扣。

摘要：元代海洋活动颇为活跃，主要表现在南北漕粮海运的开通、海盐业的发展及海外贸易的繁盛，彰显了蒙古人经营海洋的雄心。积极海洋经济政策为元政府带来巨大收益的同时，在其执行过程中，弊端丛生，导致社会矛盾不断加剧，海运船户因负担过重而破产，海商群体与政府离心，沿海私盐盗贩愈加猖獗，最终导致元末海上动乱的爆发。东南沿海地区作为漕粮海运的起运地、海盐的主要产地及对外贸易的港口所在，也是深受元代海洋政策弊端危害最严重的地区，海寇势力不仅扰乱了东南沿海地区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更截断漕粮海运，加速了元政权的灭亡。
　　元末东南沿海的海寇崛起反映了政府的应对失措，元政府因族群隔离政策未能建立有效的海防军事体系，在与海寇的海上交锋中屡屡落败，在剿捕不断失利的形势下，政府为维系漕粮海运，被迫招安以方国珍为代表的海寇势力，最终使其割据浙东，漕粮海运亦断续无常。方国珍在为元廷提供海运、谋求政治利益的同时，积极进行海外贸易和海盐的生产以壮大自身财力，元政府亦通过以盐易货的形式维持大都政权的物资供应。面对海寇出身的方国珍，东南沿海士人态度复杂，或追随元廷围剿，不惜身死陨灭，或迁徙他处，不为所用，然亦有不少士人选择为其出谋划策、安定地方。方国珍为元廷招安后，东南士人隐逸之风盛行。
　　元代海洋政策的弊端催生出东南沿海强劲的海寇势力，截断漕粮海运，留下“帝国亡于海”的历史教训，促使明初君臣实行海禁，力求从根本上消除海寇势力对明王朝的威胁。海禁政策的施行固然有助于解决东南沿海的海寇问题，但就长远而言，海禁阻断了唐宋以来中国的海洋事业，严重损害了沿海民众的利益。

摘要：永兴二年秋七月，东海王越开始经营江东。永兴二年十二月，陈敏之乱爆发，陈敏将东海王越的政治势力全部驱逐出江东。为了平掉陈敏之乱，东海王越采纳王旷的建策，派遣琅琊王睿出镇江东。为了抑制琅琊王睿的政治势力在江东政局发展，东海王越又派遣宗室彭城王纮、琅琊王氏之王敦、王导从兄弟、河东裴氏之裴邵等人永嘉南渡，共同来抑制琅琊王睿在江东政局的发展，以达到江东政局的平衡。
　　永兴二年十二月，时逢东海王越正在西迎大驾、和河间王颐争夺天下。东海王越无暇南顾江东政局。光熙元年五月己亥日，八王之乱结束，东海王越作为八王之乱的最终胜利者，必将再次经营江东。永兴二年十二月，陈敏驱逐王旷。王旷被迫离开江东政局，来到中原，乘机游说东海王越派遣琅琊王睿出镇江东。东海王越为了平定陈敏之乱、再次经营江东，只得采纳王旷的建策，派遣华谭作为使者，和江东士族达成政治和解。永嘉元年五月，东海王越先命令琅琊王睿归国;是年六月，东海王越派遣琅琊王睿出镇徐州;是年九月，琅琊王睿抵达建邺。琅琊王睿徙镇江东，和征东将军周馥产生矛盾，最终导致王旷被迫离开江东政局。后来，周馥建策迁都，遭遇琅琊王睿与东海王越派兵夹击，周馥败绩。永兴二年秋七月至永昌元年十一月闰月己丑日，东海王越、王旷、琅琊王睿、周馥、王敦、王导等人的政见不同，共同影响着江东政局的走向。

摘要：舆论一般指社会各阶层民众对于公共事务的意见。言由心生，舆论研究特性鲜明，可以直观地反映民众心理，土改（包括减租减息）中太行区各社会阶层有着不同的认识与应对，显示了多重且生动的面相，舆论可作为研究的切入点与独特视角。
　　先前学界多认为农民对中共土改方针的拥护与支持从政策制定即展现无遗，即中共甫一提出减租减息、进行斗争，农民即迅即响应、赞成，且急盼之至。而事实上，最初乡村舆论恰与此相反，绝大多数农民并不愿起来斗争，且从内心深处觉得不应斗争，甚至从未想过斗争。农民存有浓厚的“命运”思想，相信一切都是命中注定，故而习惯安于现状;农民还有朴素的“良心”观，认为斗争是“坏良心”的，同时亦抛不开与地主的“情面”。其次，农民不敢响应中共，突出表现在害怕地主报复与中共统治区“变天”两方面。然而农民在发动起来后，则很快与地主“撕破脸”，将运动进行的轰轰烈烈，形成一种相当激进的舆论氛围。运动中，斗争果实分配的不合理引起农民的极大不满。分到土地后，农民显然十分喜悦，对中共更加拥护;但同时亦出现其他问题，如不敢生产发家等。
　　作为斗争对象，绝大多数地主当然反对土改，为维护自身利益，其选择破坏土改，舆论上主要是对农民与干部进行恐吓威胁、拉拢收买以及散布谣言等。减租减息时期，地主用“夺地”威胁农民，警告如要减租就收回土地。斗争中，地主利用所掌握的资源与权力威胁农民，让其知难而退，或者向农民宣扬“命运论”，让其认命;另外地主还对农民与干部进行人身安全威胁。其次，地主散布“变天”舆论，诋毁中共及其军队，挑拨群众与中共关系。地主在舆论上阻碍土改的另一方法是散布谣言。对运动本身，地主着重强调其短暂性。运动中，地主曲解中共政策，并善于利用土改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宣传阻碍。拉拢干部与农民是地主重要的自保方法，对干部最常见也最有效的拉拢方式是贿赂与联姻，对农民则主要体现在小恩小惠上。运动中另有一些地主采取装糊涂、拒不承认的办法来应对。地主的舆论起到了一定作用，中共对此进行了坚决回击，牢牢掌握着话语权。需指出的是，除阻碍、破坏外，亦有少数地主表现开明并拥护，主要发生于减租减息时期。
　　基层干部作为土改的具体实施者亦展现出多种面相。斗争初期，一些干部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有的干部认为减租不重要，持应付态度;有的被困难吓倒，工作不积极;有的认为土改是“闲事”，与己无关;有的只顾自己生产，不理群众要求;有的自己翻了身即不再关心斗争;还有的对减租工作很认真，可对于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则充满顾虑。干部不重视土改的终究是少数，相当多数还是积极工作的，而与忽视土改相反，一些干部则是在积极领导斗争后变得自满。有的干部在成功解决一些问题后，认为任务已胜利完成，产生“休息”思想;有的看不起群众;有的骄傲自满、对抗复查，甚至互相攀比功劳。干部最为严重的问题是多占果实，甚至严重腐化、包庇地主，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对此，中共立即开展整党运动，“洗脸擦黑”，整饬干部队伍，基层干部随之展开普遍的检讨与反省。

摘要：本文以清末黑龙江咨议局研究为题，主要研究清末预备立宪过程中咨议局在黑龙江地方的开展。黑龙江咨议局的筹建正值清政府政治深处内忧外患、急于寻找国运良方的时期，在内忧外患的强大压力之下，清政府开始针对全国进行政治改革，并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仿照西方国家代议制度在各省设立咨议局，选举议员、广采舆论。时任黑龙江巡抚的周树模及相关人员在黑龙江新政改革的基础上，结合黑龙江现状，设立黑龙江咨议局筹办处，并开始了黑龙江咨议局议员选举、咨议局成立、运行等工作。
　　对黑龙江咨议局的主体论述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黑龙江咨议局议员选举及咨议局设立，其中咨议局议员选举程序主要包括划分选举区域、调查选民资格、初选及复选，由于地理、历史和民族的原因，选举工作相当复杂并需要根据实际变通办理;第二部分论述咨议局运行时期主要活动，咨议局运行和议案分析主要包括会议开议情况、议员所提议案及实施情况，此外，黑龙江咨议局亦积极响应国会请愿运动，并参与其中，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本省民众的觉醒;第三部分总结咨议局特点并对咨议局做出评价。咨议局在初复选、议员组成和所提议案方面有明显特殊性，初复选选区由于人数过少，存在与其他复选区合并选举的情况;议员受出身和受教育水平的局限，缺乏政治经验;议案多由督抚交议、且侧重于全省之政治、财税等大问题，议员也积极发议、商讨和表决，但在总体上不占优势，整体呈现出保守性。此外，咨议局与督抚的关系呈现出斗争和协作并存的现象;最后探讨黑龙江咨议局的筹建对黑龙江省政治现代化发展的重要作用和影响。它整体上突破了传统的地方封建政治模式，人民的政治参与权由此开始，民主意识由此启蒙，受黑龙江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局限，咨议局带有明显的保守性，但总体上来说，它符合近代地方政治的某些民主精神，对黑龙江省政治现代化进程产生重要影响。

摘要：本文研究的内容是西汉霍光辅政问题，主要是指武帝为何选霍光为首辅大臣、霍光辅政的措施，从排除异己、攘夷狄、安边境等角度去谈，霍光辅政的特点、霍光辅政的影响。以及对霍光辅政的评价。霍光辅政对昭、宣中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研究霍光辅政问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更好地了解西汉的历史。
　　西汉霍光辅政问题研究，首先探讨霍光为什么会被武帝选为辅政大臣，这与当时汉武帝的个人思想有很大的关系，也与当时朝廷中的政治形势有关系，当然也与霍光本人忠谨的品性有关，关于霍光辅政的措施，可以从霍光时所采取的巩固霍氏集团地位的措施入手，如培植亲信、打击政敌与朝中贵族联姻等等。霍光体察民情，合理调整百姓税收，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致力于百姓生活的安定、充实，改变了武帝后期民不聊生、盗贼并起、百废待兴的局面，促使了昭宣盛世的到来，使社会经济再度出现了繁荣。基于霍光辅政的策略上，来探讨霍光辅政中存在利用舆论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特点，可以发现霍光辅政伦理思想渐趋功利化，忠孝伦理都带有功利化的色彩，整个汉代伦理思想都体现了这个特点，对于霍光辅政的影响，除了探讨在朝中、经济以及军事的影响外，也论述了霍光对西汉王位更迭的影响，以及霍光辅政对地方社会治安状况的影响，霍光严惩舍匿之人，以及打击复仇之风，对民间社会的治安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霍氏子弟也出现了扰乱治安的情况。最后将对霍光辅政进行评价，可以看出霍光辅政加强自身地位的同时，也巩固了汉朝的稳定，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为汉朝的历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摘要：南京国民政府前期(1927-1937)，国内政局相对稳定，经济发展较为快速。随着国家机器的不断强化，政府对民间慈善事业加强了监督与管理，故而这一时期国内的慈善事业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因潮汕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带来的频繁水旱灾害和持续兵灾匪患，成为潮汕百姓挥之不去的噩梦。潮汕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慈善文化的延存，成为潮汕地区慈善救济事业的重要助推力。潮汕慈善事业在时代大背景下由此走上了法制化、规范化、快速化的发展之路。
　　慈善机构是慈善救济的主要载体之一。其中善堂在潮汕慈善救济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以善堂为载体的潮汕慈善救济，不单以施医赠药、施粥施衣、掩埋尸骨等日常救济为主，还修桥筑路，兴办义学，逐渐具有近代慈善公益的特点。同时海外潮侨亦是慈善救济的重要力量。自清末以来奔走南洋的广大海外潮人经过数十载艰苦奋斗，有些已发家致富，却仍不忘桑梓，积极支持家乡的经济建设。广大潮人受中国传统慈善文化和宋大峰祖师精神的感染，养成了乐善好施的习惯，广大善堂的建立则是最好的见证。
　　自然灾害除本身巨大的破坏性之外，还是滋生传染病、瘟疫的温床。因此，自然灾害的救济至关重要。在水旱灾害的救济中，除消极的赈济外，还采取积极的灾前预防措施，如修建义仓，治理韩江等。此外，救济难民与失业归国华侨也是这一时期潮汕地区慈善救济的主要内容。在艰辛的救济过程中，政府、善堂、个人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重视慈善教育是近代慈善救济的典型特征。广大潮人深知教育的重要性，积极捐资助学。而教会的教育内容虽然主要以宗教教育为主，与世俗性的近代中国社会存有多方面的矛盾冲突，但在客观上促进了潮汕地区教育的发展。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潮汕地区的慈善救济事业呈现出法制化、官民协作与广泛化的特点。潮汕慈善救济延存了饥贫羸弱者的身家性命，有利于潮汕社会秩序的稳定，更是推动了潮汕社会的文明进步，播扬了人道善心的社会风气。

摘要：本文对1930年代末中国知识界对捷克事件的反应进行了研究。193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对一系列国际问题产生了重大关注，这些关注都因特殊的时代背景而起。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弱小国家，中国人现代意义上的国际观念和外交意识开始兴起。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此时抗击日本侵略是中华民族挽救危亡的共同呼声和唯一选择，抗日救亡运动成为鲜明的时代主题。在民族生死存亡关头，国人的国际意识和外交观念变得愈发强烈。此时，一个欧洲的小国----捷克开始走入国人的视野。1938年的下半年，中国抗日战场面临严重挫折，武汉、广州相继失陷，日军的残暴促使国人更加呼吁英美等大国维持国际公理与正义，制裁侵略。而无独有偶，捷克也正在面临德国的侵略，新的世界战争危机近在眼前，知识界希望英法等大国可以保护像捷克一样的弱小国家。于是，捷克就成为了国人眼中弱小国家的象征，同时知识界在对捷克的描述中充满了想象，一个几近完美的、富于民族精神的捷克形象诞生了。“五月危机”是捷克问题发展的第一阶段，在英法的干预下，“五月危机”以德国的失败而告一段落，这更加激发了知识分子的思考。首先捷克的胜利者形象进一步升华;其次，在争取外援打击日本的外交战略中，知识分子以捷克为先例，希望国民政府实行立场鲜明的外交策略。但是捷克最终被英法的“现实外交”所牺牲，国家惨遭灭亡命运，助长了抗战悲观论调的蔓延。捷克的悲惨遭遇和慕尼黑协定大大刺激了知识分子敏感的神经，众多知识分子对捷克问题撰文论述，一方面批判大国“现实主义”外交的罪恶，一方面通过论证“中国不是捷克”，指出中国的光明前途，并同时总结了捷克失败的教训，认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抗战胜利的根本保证。

摘要：政治格局的变化是各方实力消长的结果。1944-1949年的中国政治格局演变与民主联合政府主张的推行密切相关。
　　抗战胜利前后，由于中共和民主党派力量的壮大，国内政治格局呈现三足鼎立的局面，民众渴望战后建立和平民主的国家，中共顺应民意提出了民主联合政府主张，力图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多党派联合的政府。中共首先加强民主联合政府主张的宣传，力争民主党派和美苏支持，并在军事上抢占中心城市以扩大势力控制范围，为谈判增加政治筹码;其次在重庆谈判中，中共主动改提参加政府，以退为进，迂回推进民主联合政府主张，并在政治协商会议上全力推行此主张，力争改组政府，打破国民党一党专制;最后在民主联合政府遭受重创之时，中共抗议国民党破坏政治协商会议成果，重启民主联合政府主张，筹建以自己为主导的民主联合政府。民主联合政府主张是民心所向，中共也因此主张争取了民心，力量逐渐壮大。国民党最初禁止宣传民主联合政府主张，与中共争夺第三方面力量，并拉拢美苏以打压中共;国民党欲借民主之名延续一党独大的局面，百般阻挠中共推行民主联合政府主张，不顾民意反对，强行召开缺少中共和大部分民主党派的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并改组政府，国民党本想借机争取民心，却适得其反;国民党最终发动内战，借军事打击消灭中共推行民主联合政府主张的有生力量，并遣散民主党派，此举更加丧失民心，在中共的反击之下力量不断减弱。民主党派在国共之间扮演了重要角色，是国共共同拉拢的政治对象;其对民主联合政府主张有一个犹豫徘徊到公开支持的过程，在与国民党的斗争中与中共结下政治盟友关系，民主党派的被迫遣散使其认清了国民党独裁的本质，全面转向支持中共，与中共共同筹建新的民主联合政府，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在新的政治格局中，中共成为主导力量，而民主党派也不可或缺，形成了中共执政、民主党派参政，双方友好合作的新局面。
　　概而言之，各党派对反映民意和时代潮流的民主联合政府主张的不同态度和做法直接影响人民对各党派的支持与否，民心向背导致国共两党力量此消彼长，最后推动了中国政治格局的演变。

摘要：至德二年(757)，剑南道被分为东川和西川两个藩镇，双方在十年时间内经历了“三分两合”的曲折发展历程，东川镇的辖区才基本固定下来。东川镇自立以后，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东川镇的地方官员主要包括节度使、使府僚佐、州刺史三类，他们在地方治理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作为一个顺地藩镇，东川镇地方官员的出身、任免、考课和迁转情况具有自身的特点。在元和前和唐末两个时段，东川镇地方势力的发展特别突出，大量土豪进入地方官僚系统，如鲜于家族和严氏家族。东川镇自身的实力弱小，在唐末的三川乱局中，只能依托于周边强藩，来维持自身的独立。
　　东川镇的地方长官积极地进行地方治理，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整编军队、平定盗寇，维护了辖区内的稳定。第二，通过兴修水利、减轻赋税，促进了经济发展。第三，大力推进文教事业，改造民风民俗。当然，在地方治理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吏治腐败问题，元稹所写的《弹奏剑南东川节度使状》即是对东川镇内的吏治腐败现象的深刻揭露。东西两川本为一体，分立之后，双方的关系变得十分复杂。东西两川之间既有相互依存的一面，也有矛盾对立的一面。

摘要：金朝的皇位争夺问题，可以说由来已久。从金朝建立者太祖完颜阿骨打的皇位传递开始就已经出现，而且这种争夺始终是处于一种比较混乱无序的状态。身为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终金一朝可以说都在向封建王朝学习，但由于金朝是从原始部落联盟直接转向封建帝制，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发展都不成熟，在皇位继承问题上更是如此，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在世宗朝封建化已经完成的基础上，皇位继承的嫡长子制度仍得不到认同，从这里可以看出北方民族政权封建化表面上逐步完成，但仍夹杂着很多民族性。它在建国之前最高权力的承袭是复杂多样的，主要为原始部落联盟的选贤与能、父死子继与兄终弟及，而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核心其实也是围绕能力的大小而定。在金朝国家政权建立后，最高权力的承袭方式发生变化，为了控制统治权再结合女真民族自身的家族性特点，皇权始终是在完颜氏家族内部传递。面对残酷又血腥的政治斗争，金朝中后期的皇位继承在表面上看似平稳，波澜不惊，实则暗流汹涌、斗争不断。本文将对金代中后期女真完颜氏家族的皇位继承和政治斗争仍旧复杂纷乱的现象作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对政治斗争的原因和复杂的脉络进行梳理。在整个金朝完颜氏家族的皇位继承与政治斗争之间建立一个链接，从而呈现出较完整的金代政治的形态，从整体上把握金代政治。

摘要：皇位继承作为皇帝制度的重要部分，影响着西汉的国势兴衰。西汉初年，刘邦就建立预立太子制和嫡长子继承制，但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与此制度不一致的情况，其原因则是势力集团等因素在起作用。因此，通过考证史料，借鉴前人对西汉皇位继承的研究成果，整合众家之说，展开对西汉皇位继承问题的探讨。
　　为了便于研究西汉皇位继承方式、影响因素、特征等，本文将皇位继承方式分为三种类型来研究。首先，分析论述西汉皇位继承方式，发现嫡长子继承制是西汉皇位继承制度的主线，废长立幼、宗藩入继为补充方式，体现出西汉皇位继承方式的灵活性，并且西汉君主在册立太子时，往往举行一系列的活动仪式，来显示预立储君的庄严和神圣。同时其恩赦措施，也体现出西汉统治者“仁政”的治国理念。其次，由于继承方式多样，进一步探究影响西汉皇位继承的因素。皇帝举世独尊，成为影响皇位继承的主要因素，后妃、外戚与朝臣对皇位传承具有重要的作用。除人为因素外，武帝之后作为正统思想的西汉经学，潜移默化地成为皇位继承的思想指南，为其提供理论基础，增强制度实施的合法性。再次，对比后世王朝，西汉皇位继承体现出诸多特征。预立太子和嫡长子继承制在西汉成为定制;册立储君相对较早，并且太子年纪尚幼;“欲废太子而不能”情况普遍，表现为太子地位的相对稳定，进一步补充西汉太子的权力职掌，由此得出结论，西汉太子的权力职责还比较随意，未成定制。最后，储君政治素质的高低，关系着将来治国理政的好坏，从而影响西汉王朝的长存问题。

摘要：辽东“贰臣”是清初“贰臣”中最具特殊性的一个群体，他们数量众多，且在清草创和势力扩张时期即已降清。本文对《清史列传·贰臣传》进行梳理，并根据《清史稿》等文献对其进行补充，从而整理出辽东“贰臣”33人，作为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辽东“贰臣”具有武职化、本土化的特点。大体可以划分为两股势力，即以祖大寿为代表的关宁军和以毛文龙为代表的岛兵。
　　明中后期中央对辽东的统治力减弱，总兵制独立于卫所制，赋税徭役沉重，军屯失额，各军事势族（即地主阶层中有权势的大姓）兴起。明廷和各势族对辽东人民的压迫日深，使得辽东人民和官员在明廷和新兴起的后金势力之间摇摆不定，这也是辽东战况反复的重要因素。辽东武将最初坚守故土，贯颐奋戟，但不过十数年便尽数叛降归清。究其缘由，毛文龙之死导致皮岛争斗不休，后金伺机攻破，岛兵降清。明廷与祖大寿之间互不信任，战争中主将处处掣肘，导致战争失败，关宁军降清。由此可见，辽东“贰臣”群体的形成是被明廷的激烈党争和上下不能一心所累。
　　辽东武将本身剽悍的性格易与满洲贵族产生认同感，且他们既晓汉情，又谙满俗的特点能为清增添助力，因此为清初统治者所倚重。辽东“贰臣”在清初的征伐和统治中可谓劳苦功高，清初统治者对其恩宠甚隆，在降清辽人基础上编制汉军旗。但随着统治的逐渐稳定，辽东“贰臣”的地位也逐渐弱化。“三藩之乱”的爆发，突显出地域势族的日益强大和国家统一的政治需求之间的矛盾，此后曾备受恩赏的辽东“贰臣”地位逐渐丧失。清统治稳定后，开始强化节义观念，编撰《贰臣传》，辽东“贰臣”受迁过被列入其中。纵观清朝前期的统治者，他们对辽东降将的态度经历了招揽、既疑且用、贬抑到迁过的变化。本文拟通过对明清战争相关史实的梳理，分析时代背景中辽东“贰臣”群体的形成与地位变化，进而从区域势族地位浮沉的角度拓展明清易代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摘要：国会观意为关于国会问题的观点。本文督抚与立宪派的国会观指国会请愿运动期间督抚与立宪派两群体对于国会问题的观点。它是中国宪政思潮的组成部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清末政局走向。
　　本文共分为四章。
　　第一章主要论述督抚与立宪派国会观形成面临的时代背景与各自国会观的形成过程。
　　第二章主要论述督抚与立宪派国会观的异同。阐述了两者在三权分立、两院制、国会监督权三方面存在共识，但在国会性质与国会地位方面具有显著差异。此外，督抚与立宪派群体内也有不同观点和侧重。
　　第三章主要论述督抚与立宪派国会观的实践过程。两者实践过程分为初期对国会“放下一切，专标一义”的宣传、中期发动国会请愿运动和后期请愿不成与清政府决裂这三阶段。决裂后立宪派选择偏向革命派，督抚则选择背离清政府对辛亥革命保持观望。
　　第四章主要论述对督抚与立宪派国会观的反思。两者的国会观为制定宪法提供了理论依据、启迪了中国民众的政治理念与参政方式以及充当了“民本”到“民权”思想转换的桥梁。但两者国会观也有理论的偏狭和实践的失范这两个局限性，是国会请愿运动失败的原因之一。
　　纵观整个督抚与立宪派的国会观，两者都是以其既得利益为标准选择性利用国会这一政治概念谋求本群体利益的最大化。但国会本身作为较先进的政治制度，两者国会观客观上助推了中国民主政治的演进。

摘要：魏晋是一个战事频仍的年代，武人本应拥有较高的地位。但历史事实却是这一时期的武人往往被轻视，社会地位不高。文士则社会地位相对较高，享有更多为官的资格与机会，文士领兵甚至成为一种具有时代性的历史现象。本文所要研究的魏晋儒将即指文士领兵这一群体。本文采取个案研究与群体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从分裂与统一的角度对魏晋儒将进行研究。魏晋时段的限定也由这一角度决定，上起初平元年（190年）汉末分裂，下至太康元年（280年）西晋统一。第一章是陆逊抗蜀，主要研究孙权选任陆逊为上游统帅的原因，以及夷陵之战与孙吴立国的关系。第二章为司马懿主魏政，侧重研究司马懿夺取曹魏军政大权的条件，高平陵事变与魏晋易代的关系。第三章是羊祜镇襄阳，着重研究晋武帝派遣羊祜镇守襄阳的缘由，羊祜的前期准备与西晋统一的关系。第四章则是魏晋儒将的群体性，“大一统”的政治理想，籍贯分布的相对集中，出身士族都是这一群体所具有的共同特性。前三章分别选择陆逊、司马懿和羊祜作为魏晋儒将的代表，看似独立实则相互联系，三人皆为推进魏晋时期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关键人物。孙吴没有陆逊在夷陵之战中的胜利就无法立国，司马氏没有司马懿主掌曹魏军政就无法实现魏晋易代，而西晋没有羊祜在襄阳的长期经营更是无法统一全国。从汉末的群雄割据到三国鼎立，再到西晋灭吴，以陆逊、司马懿和羊祜为代表的儒将进中国一步一步推向统一。可以说，魏晋时期的统一是由这一时代的儒将共同完成。

摘要：民国时期广西村民自治制度与当代的村民自治制度有所区别。当代的村民自治制度是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在《宪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的规制下进行的，有明确的自治组织、完整的自治体系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自治制度。而在民国时期，由于历史、文化、经济等的差异，当时的村民自治则较为侧重于村内的自我发展。相比于当代的，则是受到中央控权更小、法律约束更少。民国时期广西村民自治制度基本内容，与同时期其他省市的自治内容相比，也较为完整。包括发展了村民自治组织和村民自治机构，并且进行了村民民主选举，创制了村民自治乡规民约，完善了村民纠纷解决方式。从这一系列的村民自治内容，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民国时期广西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更多的是我们可以借鉴的经验和教训。广西村民自治制度并没有取得很好成果，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村民的民主权利、村民自治没有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并且在该制度施行的过程中，缺乏相应的监督体系和程序。笔者认为，从法史的角度看待当代的法律制度，能够掌握更全面的内容;从法制本土化的角度分析当代法律制度，能更清晰、深入的探究。从这些角度对当代村民自治制度进行梳理和分析，找出合理解决当前村民纠纷多发的途径，真正发挥村民自治制度发展民主的作用。
　　本文共分为三章:第一章主要从理论层面分析民国时期村民自治制度的内涵和内容，为下文的评价和借鉴作铺垫。第二章对民国时期村民自治制度作了正反面的综合评价。从法律特征分析、与外省村民自治比较、案例解析等方面总结其精华和糟粕。第三章论及民国时期村民自治制度对当代村民自治制度的借鉴意义。本文对当代村民自治制度的困境现象集中于村民纠纷解决上，因此从村民纠纷的成因、影响因素等方面分析现存问题，并也就如何妥善解决村民纠纷提出了若干建议。

摘要：明朝前期的黑龙江地区居住着女真、蒙古等多个语族相同，习俗相异的民族。明朝统治者为了完成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在黑龙江地区实施了如下的治理措施。首先，明朝通过招抚女真各部，使得黑龙江地区的卫所不断增加，并在此基础上设立了一个军政合一的地方行政机构——奴几干都司。奴几干都司的设立，是明朝对黑龙江地区行使国家政权的有力证明。奴儿干都司各卫所官吏一般由各族首领担任，并允许各地区保留原来的民族习性和传统。这种因俗而治的政策，促进了黑龙江地区各部族的归附。其次，明朝为了加强对黑龙江地区的统辖与管理，除了派军队驻守外，还先后九次派亦失哈巡视该地区。亦失哈多次在随行的钦差大臣、奴儿干都司及其下属官员和辽东地区官员的陪同下，宣抚和巡视黑龙江地区。亦失哈在巡视的过程中，向当地人民发放了大量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并派人修建了永宁寺和永宁寺碑。通过亦失哈东巡，加强了明朝对黑龙江地区的统治，保证了边疆地区的安全，基本达到了巡视的预期效果。再次，明朝为了加强与黑龙江地区的联系，修建了重要的“海西东水陆城站”。“海西东水陆城站”分水路和陆路两条驿道，是明朝通往黑龙江地区的主要交通道，也是各卫所的主要朝贡道。
　　明朝前期在黑龙江地区实施的一系列治理措施，是明朝对边疆地区采取羁縻政策的体现。这一系列治理措施的实施，加强了明朝对黑龙江地区的管理和联系，推动了明朝与黑龙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有利于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促进了黑龙江地区的发展。但由于这些治理措施没有延续性，甚至过于松散，最终导致了明朝的灭亡，为后来建州女真的崛起创造了条件。

摘要：近代中国面对自身衰弱与列强侵压的双重困境。自“康乾盛世”之后，封建社会的各种痼疾开始发作，中国走向衰弱的阶段。随着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势力的入侵更使中国逐步滑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也使得近代中国的困境更加复杂。随之而来的，中国的国家形象与国民形象逐渐负面化。同时，中国国民性中的麻木、保守和奴性也受到批判。中国的危机日益加重，尤其是甲午战败的结果和《马关条约》的签订给中国知识界带来强烈刺激，中国知识界猛醒过来，开始纷纷探索重塑国家形象的道路。
　　1900年，梁启超发表《少年中国说》，塑造了一个“少年中国”的理想。梁启超这一思想的产生有两方面渊源，一是“少年意大利”的启发和日本“少年”思潮的影响，二是龚自珍“少年”情怀的感染。在《少年中国说》中，梁启超呼唤用“少年”精神进行国民性改造，塑造了“少年中国”这一崭新的国家形象。此外，革命派继续沿着“少年中国”理想的足迹并为此前赴后继，英勇牺牲。因此，《泰晤士报》把他们称为中国的“少年中国”派，他们自己也以“少年中国”派自居。自此，“少年中国”也成为革命派的符号。
　　五四时期，“少年中国”理想在中国知识界迎来高峰。“少年”群体，包括“少年”社团、期刊杂志，纷纷出现并积极追求各自的“少年中国”理想。其中，五四时期人数最多的社团——少年中国学会进行了许多追求“少年中国”理想的实践活动。这一时期，中国知识界对于“少年中国”理想的追求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出现组织化、实践化、青年化的特征，同时伴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
　　从清末到五四，“少年中国”理想在中国形成一股风潮，具有复杂面相和丰富内涵。梁启超的“少年中国”理想产生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开启了中国知识界的民族情怀。同时，知识界在追求“少年中国”理想的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特征。此外，“少年中国”理想催生了中国知识界的观念转型，引领了“重少崇新”的时代风貌，促成了“老少易位”的权势转移，昭示了“中西易势”的思想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