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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南京国民政府前期(1927-1937),国内政局相对稳定,经济发展较为快速。随着国家机器的不断强化,政府对民间慈善事业加强了监督与管理,故而这一时期国内的慈善事业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因潮汕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带来的频繁水旱灾害和持续兵灾匪患,成为潮汕百姓挥之不去的噩梦。潮汕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慈善文化的延存,成为潮汕地区慈善救济事业的重要助推力。潮汕慈善事业在时代大背景下由此走上了法制化、规范化、快速化的发展之路。
  慈善机构是慈善救济的主要载体之一。其中善堂在潮汕慈善救济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以善堂为载体的潮汕慈善救济,不单以施医赠药、施粥施衣、掩埋尸骨等日常救济为主,还修桥筑路,兴办义学,逐渐具有近代慈善公益的特点。同时海外潮侨亦是慈善救济的重要力量。自清末以来奔走南洋的广大海外潮人经过数十载艰苦奋斗,有些已发家致富,却仍不忘桑梓,积极支持家乡的经济建设。广大潮人受中国传统慈善文化和宋大峰祖师精神的感染,养成了乐善好施的习惯,广大善堂的建立则是最好的见证。
  自然灾害除本身巨大的破坏性之外,还是滋生传染病、瘟疫的温床。因此,自然灾害的救济至关重要。在水旱灾害的救济中,除消极的赈济外,还采取积极的灾前预防措施,如修建义仓,治理韩江等。此外,救济难民与失业归国华侨也是这一时期潮汕地区慈善救济的主要内容。在艰辛的救济过程中,政府、善堂、个人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重视慈善教育是近代慈善救济的典型特征。广大潮人深知教育的重要性,积极捐资助学。而教会的教育内容虽然主要以宗教教育为主,与世俗性的近代中国社会存有多方面的矛盾冲突,但在客观上促进了潮汕地区教育的发展。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潮汕地区的慈善救济事业呈现出法制化、官民协作与广泛化的特点。潮汕慈善救济延存了饥贫羸弱者的身家性命,有利于潮汕社会秩序的稳定,更是推动了潮汕社会的文明进步,播扬了人道善心的社会风气。
政治学理论 河北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五四运动是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的一场爱国主义运动,是以青年学生为主,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中下阶层共同参与的,通过示威游行、请愿、罢工、暴力对抗政府等多种形式进行的爱国主义运动。五四运动是近代史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运动。随着五四运动学术研究的深入,学者从单一的研究五四运动深入到五四时期的研究,关于五四时期的界定有很多种说法,本文认为五四时期以1915年新文化运动开始,1921年共产党成立为结束更为合理,同时有利于本文对五四时期的政治文化做出分析总结。
  五四时期是中华民族觉醒的重要时期,是推翻封建专制社会、打倒西方帝国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的重要历史阶段,具有承前启后的开创性历史意义。特殊的历史时期滋养了丰富多彩的政治文化。本文立意于对五四时期中国政治文化的特点及对中国现代政治文化建设的启示进行分析,以期裨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政治文化建设和发展。
  全文从五四时期政治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五四时期政治文化的特点、五四时期政治文化的影响三个方面,对五四时期中国政治文化进行阐述分析。
  第一,五四时期政治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这一部分从根本原因、政治基础、国际因素、社会条件四方面对其形成进行分析,主要通过历史史料的发掘,总结其形成的原因。在此基础上,简要概述其发展的历史脉络,清晰分析这一时期的政治文化的发展状况。
  第二,对五四时期政治文化的特点分析。这一部分是全文的重点,主要从先进性、复杂性、局限性三个方面分析。五四时期是中国历史发展中具有承前启后的转折性意义的历史时期,推动着中国社会快速健康发展,其政治文化必然具有先进性。五四时期核心理念是救亡图存,救国家于危难之中,救人民于危难之中,因此爱国思想是五四时期政治文化的重要体现,也影响着国家未来主权的独立和发展;民主政治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的政治形式,是五四时期各个积极团体追求的政治目标;五四时期国家处于体制颠覆和国家危亡的历史时期,五四时期完成了政治体制的转变,推翻了没落的封建政治体制,也抵御西方政治的侵略,实现国内民主政治的形成和发展;五四时期最为显著的政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同样也决定着国家未来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的发展。五四时期政治文化也具有明显的复杂性:封建政治文化和民主政治文化抗衡;人治政治文化与法治政治文化并存;臣民政治文化向公民政治文化过渡。这种种政治文化形式的交融与碰撞,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五四政治文化。最后,五四时期的政治文化存在着历史局限性,封建专制政治文化的残存,使中国民众一定程度上处于封建愚昧的状态;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西方优秀政治文化的抵制,民众在心理上拒斥西方先进政治文化;西方政治文化对我国传统优秀政治文化具有一定的冲击,使中国优秀传统政治文化受到破坏,导致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政治文化的衰落。
  第三,五四时期政治文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影响。本章主要就五四时期优秀的政治文化而言。“以史为鉴”,分析一段历史时期的政治文化,就是要给当代政治文化建设提供一些启示和帮助。五四时期作为中国历史发展中特殊的一段时期,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五四时期政治文化特点分析,将会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政治文化建设提供重要的启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
  本文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研读五四时期的历史史料和国内外相关研究资料,具体运用了文献解读法、归纳分析法、对比分析法的研究方法。本文的创新点主要是对五四时期的政治文化特点进行分析,同时对这一时期的政治文化的作用进行反思和总结,找寻其现实价值,以期裨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建设。
中国史 山东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陶孟和为近代中国第一代社会学家,是推动民国时期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的关键人物。陶孟和崇尚科学精神,提倡科学的研究,对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建设有开拓之功。他明确阐述了社会科学的科学性质,并对社会科学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独到见解:研究不可囿于分科,一定要有广博的视野;规范名词和单位的用法;尽力降低个人主观因素对研究的影响,提高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作为一名社会学家,他提倡社会实地调查并付诸实际,开展了一系列重要的社会经济调查,开创民国知识界现代社会调查的先河。陶孟和率先对中国的教育社会学进行初步探索,开辟了社会学研究的新领域,并从社会学角度观察民国教育现状,分析民国时期的大学教育、平民教育以及工人教育等问题,为民国时期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思路。他以敏锐的眼光,广泛探讨民国时期社会诸问题,如人口问题、种族问题及劳动问题,这些问题的探讨,既反映了现代知识分子对国家命运的关怀,又促进了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
  陶孟和不仅学术成就显著,而且还具备出色的学术组织、管理能力。他先后主持民国时期北平社会调查所和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学术组织工作,主编《社会科学杂志》和《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等专业学术刊物。北平社会调查所和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等科研院所为陶孟和提供了发展学术事业的园地。在他的努力争取下,北平社会调查所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机构,开展了大量的学术调查工作。从1935年起,陶孟和开始主持中研院社会科学所的研究事宜,规划了所内的科学研究计划,开启战时社会经济研究的方向。其主持工作期间,社会科学研究所产生了一批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学术著作,使得社科所成为中央研究院的一座科研重镇。
  陶孟和立足于社会学所开展的一系列社会科学研究和学术规划工作,为中国近代社会科学发展注入新鲜的力量,他所开展的社会经济调查研究,促进了民国社会科学的系统化、本土化和科学化。他拥有深厚的学术素养,具有多学科的广阔视野和长远的学术眼光,推崇科学尤其重视社会科学研究。其学术活动是中国第一代专业知识分子进行社会科学研究本土化尝试的成功实践,透过陶孟和的这些社会科学研究和学术组织工作,可以从中寻得今天社会科学建设的重要经验。
马克思主义理论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当代中国的现代化,根植于它的历史。因此,只有全面把握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现代化理论与实践,才能深刻理解当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本文立足于中外现代化理论与实践,以对国内外现状的分析为基础,运用跨学科研究法、概念切入法、比较研究法、文献研究法,对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探索进行了研究。
  西方列强的入侵,使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时也将中国裹挟入现代化的大潮。中国的志士仁人围绕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与“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进行了不屈不挠的现代化探索,但中国的现代化探索屡遭失败,历史将领导探索中国现代化的重任赋予了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构建了新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对新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发展和完善,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现代化探索成果的集中体现。
  新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这是一个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也不同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模式。革命是实现新民主主义现代化的方式和手段,新民主主义革命既是一场政治革命,也是一场社会革命。政治革命为社会革命指明方向,社会革命为政治革命提供物质支撑。新民主主义现代化的终极前途是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转型。新民主主义经济现代化的内容,是以没收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建立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来奠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工业化基础;以具有中国特色的保护民族工商业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以土地改革摧毁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使农民不仅获得土地,而且获得政治解放,来造成将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可能性。新民主主义政治现代化的目标就是通过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一个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保证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现代化,集中体现在土地改革上,土地改革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一次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革。以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来推动实现人的现代化,促进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出来的人民大众以科学知识为基础,突破传统观念束缚,形成现代人格,以推动其他方面现代化事业的健康、持续发展。中国共产党以新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为指导,从器物、制度和心性三个层面在解放区进行了新民主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推动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而且为建国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新民主主义现代化建设积累经验。
  新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具有创新性、自觉性、过渡性三个特点。新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及其指导下对新民主主义现代化的认识与实践,是对马克思主义现代化思想的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现代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民主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行动指南,为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现代化探索提供了有益借鉴,并对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带来启示,即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走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古代史 青海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在“学而优则仕”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士子自跻身于宦途之日起便可从君主那里获得一系列的政治礼遇和经济利益。明代是中国古代官僚制度发展较为成熟的时期,官员也享受各种政治和经济待遇,并呈现出历史特殊性。本文在前辈研究的基础上主要梳理了明代官员在居官期间、致仕及卒后所享有的一系列的政治及经济待遇,并分析总结了明代官员待遇的特点、形成原因及影响。
  第一章介绍了明代官员居官期间的待遇,分为正常在职官员待遇和丁忧官员待遇。正常在职官员主要享有爵位、乘车、休沐、章服、住房、俸禄、赋役优免、赏赐及饮食待遇。丁忧官员的待遇主要包括夺情起复、服阕复任、俸禄和赏赐。
  第二章介绍了明代官员致仕及卒后待遇。在致仕官员待遇方面,归纳了明代官员致仕的条件及类型,将致仕官员享有的待遇分为加官晋级、参与朝政、荫补子孙、俸禄、赏赐、月米拨夫、驰驿获赠和减免徭役。官员卒后主要享有天子临丧、辍朝、丧葬仪、赐谥、赙赠及坟茔待遇。
  第三章主要分析了明代官员待遇的特点、形成原因及影响。通过对第一、二章的梳理,认为总体上明代官员的政治待遇高于经济待遇,这主要是因为在政治待遇上可以通过设置虚职等办法进行安抚,但在经济待遇上却很难再提高。此外,明初文官待遇低于武官待遇,到了明代中后期则截然不同,这是由明初“重武轻文”的历史格局造成的,而到了明代中后期则形成了文官统治朝政的局面。并得出官员待遇的优厚与否主要依据官员本身品级高低的结论。明代官员待遇的这种特点对明代士林和政治生态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余论主要以明代官员俸禄为出发点,分析了其对清代养廉银制度形成的影响等问题,并对当今我国公务员待遇问题的一些有益启示。
中国史 宁波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家族是由血缘和婚姻等亲缘关系连接而成的亲属集团,是中国社会基本的结构单位。宋代之前,一些累世为官的大家族把持着中国的政治,它们也被称为门阀家族。而随着宋代科举改革,大量寒士通过科举走上仕途,从而使中世以来的门阀制度受到巨大冲击,旧的门阀家族被新兴家族所替代。
  科举是宋代新兴大家族形成的决定因素,也是维持家族久盛不衰的重要因素,那些家族以各种方式保持自身在科举中的优势,以维持家族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这就形成了宋代科举与家族的互动关系。本文以宋代明州地区史、楼、袁、汪、高五个家族为例,考察了宋代科举与家族的关系。
  本文共分为六个部分。引言部分主要就选题缘由、研究现状进行阐述,说明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目标。
  第一章论述宋代科举社会的时代背景与明州地区科举社会概况。
  第二章介绍史氏等五个地方望族的发展源流,着重考察这些家族的科举情况。
  第三章分析科举与家族兴起和衰落的关系。
  第四章阐析科举对宋代家族的意义以及宋代科举对后世的重要影响。
  结论部分是对全文的总结,认为:科举是影响家族兴衰最主要的因素,良好的教育环境和经济环境使得宋代明州地区产生了大批新兴的世家大族,这些世家大族又通过各种方式保持在教育、经济和科举上的优势,从而不断维持自身的地位。科举不仅促使新的世家大族形成,而且强化了中国社会的宗族意识。宋代后期,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在科举中的唯一地位开始确立。这些伦理道德规范从科举中走出来,影响着近世社会的方方面面。明清两朝也逐渐将这些伦理道德规范纳入自己的权力体系中,构建起一个全新的科举社会。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江苏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中国传统社会是指先秦到清朝前期(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古代社会。以法治官是中国传统社会廉政法制建设的基本经验。手中握有权力的各级官吏有机会进行权钱交易、以权谋私,一旦整个官僚阶层贪贿成风,政以贿成,就会激化社会矛盾,影响统治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所以,历代有所作为的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反贪立法的制定和法律的良好实施,惩贪饬吏,整顿朝纲,以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论文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论述:一,中国传统社会的反贪立法,即系统论述了中国古代社会各主要朝代惩治贪污贿赂的立法概况、主要内容等。二,中国传统社会反贪法律的实施,当反贪立法制定之后,如何贯彻实施就成为关键。中国历代统治者重视法律的实施,为此实行一系列与之配套的制度和政策,以强化实施效果。三,保障廉政法律实施的制度设计——考课制度。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文明史中,对政府官员实行有效的考核管理是保障国家机器正常高效运转的关键,考课制度既属于廉政法制建设的范畴,也是廉政法制有效实施的制度保障,至今仍发挥着旺盛的生命力。四,保障廉政法律实施的制度设计——御史监察制度,在保障惩贪肃贿法律贯彻实施的各种制度设计中,无疑以御史监察制度最为引人注目。作为最高统治者治理国家的工具,御史监察制度充分发挥了“彰善瘅恶,激浊扬清”的职能,这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封建官吏贪赃枉法、索贿受贿、权钱交易等违法犯罪行为,对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中国传统廉政法制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反贪立法构成廉政法制建设的基石;对官员的考核制以督促其尽忠守法,廉洁奉公,勤政为民,奖优罚劣为核心内容,成为廉政法制实施的重要保障;而御史监察以惩贪肃贿,弹劾打击阴谋推翻现政权、投敌叛国、朋党、违礼等行为,构成廉政法制的最后一道防线,三者有机结合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为我国当下廉政法制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源。
思想政治教育 江苏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文学能够激发阅读者产生强烈的情感体验和对生活的理性反思,具有强大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自觉、有组织、全面地运用文学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党的一大创举,并在延安时期形成了独特的实践和理论经验。从历史中总结经验,充分认识延安时期文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这对改善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局面,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感染力和实效性,提高人们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水平,甚至对整个社会的和谐有序发展,都将会起到积极有效的作用。
  延安时期,陕甘宁的环境相对比较稳定;延安经济落后,文化基础相当薄弱,人们的文化生活急待丰富;大量的文化人奔赴延安,文学工作者齐聚延安,这为党运用文学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党抓住了这一时机,开展了一系列的通过文学渠道传播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活动,实现了凝聚人心积极抗日、大力宣传新民主主义理论、增强人们对党的认同的任务。
  延安时期,党十分重视文学工作者的队伍建设,采取了许多措施吸引、团结文学工作者,加强对文学工作者的思想改造,端正了他们的阶级立场,转变了他们的态度;出台了一系列关于文学的纲领性文件,为党运用文学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指明了方向;领导创办了多种期刊、杂志、报纸,建立了大量出版机构,构筑了坚实的思想政治教育阵地;积极鼓励文学工作者创作、翻译革命文学作品,传播先进的思想内容。党的这些实践活动取得了显著效果,人们的思想水平和政治觉悟有了较大的提高。
  新时期,党应当继续发挥文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坚持文以载道的思想政治教育观念;加强队伍建设,提高思想政治教育者的文学素养,重视文学创作队伍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采取多种方式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如鼓励创作同大众生活紧密结合的文学作品,组织文学评论、研讨会等活动,把文学作品的鉴赏同教育实践相结合,积极发挥网络文学的思想政治教育作用,借助学校教育系统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坚持继续探索运用文学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为党的工作提供理论指导。
中国近现代史 四川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1944年,随着国民党政府在正面战场的豫湘桂战役中的失利,引发了严重的政治危机。结束训政体制,成立容纳各党各派的民主联合政府成为民众的呼声,国统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民主宪政运动。为应对时局,除继续高压压制各方政治诉求外,国民政府对地方民意机构也做出一定的调整,各省正式参议会相继筹备与召开。四川省正式参议会成立于1945年12月,直至1949年12月宣告终结,时间长达四年。本文以四川省正式参议会为研究对象,从参议会成立的背景、机构设置、自身职权、议员群体、府会关系等方面展开论述,回溯四川省省级代议政治的实际运作状况与效果,并给予相对客观公正的评价。
  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介绍了选题缘起、研究综述、研究资料与方法。第二章阐述了四川省正式参议会成立的背景、筹备过程、机构设置。第三章探讨了四川省参议会的职权问题,分析了四川省参议会参议员的选举、构成以及变动,以便从多个角度分析参议员群体。第四章论述了四川省参议会参议员提案概览与大会议决案的施行情况,着重分析了四川省参议会决议案的效力问题。第五章介绍了四川省参议会运行中的几个问题,包括了正副议长之争,第五次大会期间的选举纠纷,党方与政方围绕谷款的争夺,四川省参议会与四川省政府的关系。余论是对四川省参议会的总体评价。
  本文认为,相较抗战期间设立的四川省临时参议会,四川省正式参议会的职权有一定的扩大,国民党政权对四川省参议会的控制更加严密。四川省参议会是国民党一党专制下的产物,虽然扮演着咨议机构的角色,但并不具备西方代议制机构的独立性。
中国史 内蒙古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19世纪中叶,清政府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边疆危机愈发严重,其边疆政策也不得不做出调整,以适应其变化。本文主要围绕清末山西巡抚这一边省督抚群体,在晚清的风云变幻中探求清末新的治蒙思想与举措的生成与演进试图发现其在边疆治理上的共同性与差异性。本文选取光绪年间几位有代表性的山西巡抚——张之洞、刚毅、胡聘之、岑春煊,阐述他们的治蒙思想、举措,以及清末历任山西巡抚相互之间对蒙政策的继承与发展关系。同时分析了晚清山西巡抚的治蒙思想与举措的现实意义与深远影响。
  山西省与蒙地紧密相连,而清朝又在蒙古察哈尔、土默特部的地面设立隶属山西省的“口外七厅”,因此清代历任山西巡抚关注晋边蒙地也就必然的了。清末山西巡抚们对口外蒙地的关注则更加积极,自光绪初年到清末“新政”开始之20余年内,山西巡抚中不断有人提出开垦“晋边蒙地”,最终在清末“新政”之初,“毕其功于一役”,以“官垦”之方式敲开了开垦蒙地之大门,突如其来的“垦殖浪潮”深刻影响了蒙旗社会各个方面。本文旨在系统梳理山西巡抚这一群体的治边思想与举措的基础上,力图客观评价晚清大背景下的边省与藩部、汉人与蒙古人之间政治、经济互动关系,并分析和总结“传统”的改变,对蒙古人、对游牧社会所带来的深远影响。
  全文由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组成。绪论部分大致介绍了本文的选题依据、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基本史料和创新之处。正文部分共分四章,第一章概述清代西北边疆的概念、清末西北地区的局势,清末内忧外患以及边疆政策的调适。第二章先简单介绍张之洞生平事迹与早期讨论“崇约”时的“防俄”思想,主要从政治、经济、国防、教育四个方面论述张之洞的治边思想与举措,山西地方与蒙旗方面围绕“编定民籍”的争论,并分析张之洞治边思想的特点。第三章阐述刚毅、胡聘之的治边主张。第四章论述岑春煊出任山西巡抚期间奏请放垦蒙地的举措及主张内蒙古分置行省的论说,并分析岑春煊治边举措与思想。结语部分对全文的内容做了总结与归纳。
马克思主义理论 西南科技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近代中国的演变发展是传统天朝体制崩溃、国家走向近代的过程。“国家”概念的形成、用“国家”概念去描述和分析人类历史上的“国家”这种政治现象,是西方国家中世纪末期以后的事情,但被人们用“国家”概念指称的政治现象在人类历史的早期就出现了。其实国家不过是人类为组织和管理社会生活而创造出来的一种政治形式,是人类社会超越了氏族和部落发展阶段后形成的政治架构,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以暴力为基础的公共权力。“民族国家”的相关问题一直颇有争议,大多数的学者倾向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建立经历了从晚清以来的一个历史过程,事实上早在近代以前就已经开始用其他的各种表达方式对“国家”观念进行了研究。
  古代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观念,占据主流意识的一直是传统的“天下观”。清朝末年的中国开始由传统王朝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变,鸦片战争的爆发导致中国的生存环境发生突变,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力量开始进入中国,传统“天下观”开始动摇;甲午中日战争的爆发,冲击了我国的“万国观”,传统国家观念在西方势力的冲击下发生了转型;辛亥革命结束了传统的王朝国家,开启了近代以来建设中国民族国家的进程。研究近代中国民族国家观念在近代以前的源流及在近代的萌芽酝酿、初步形成、转型和最终确立的演变过程,对我们更加清晰且全面深入地了解近代中国的政治思想和社会的发展状况,将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的和谐社会主义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史 内蒙古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以20世纪20-30年代的几部同名著作《蒙古问题》为研究对象,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分析比较几部著作的写作背景、主要内容和编撰特点,力图剖析蒙汉学者在当时对于解决蒙古问题的立场和看法。在国家民族危机的时代背景下,学者们著书表达救亡图存、知识救国的志向,以此引起国人对蒙古问题的关注重视,为解决“蒙古问题”提供思路和政策建议。从民族立场来看,汉族学者更多地论述“蒙古问题”的来龙去脉,剖析蒙古问题发生的实质,特别是希望揭露日俄的侵略野心,唤起国人抵御外辱的意识;蒙古学者则更多地向蒙古民族传输近代关于民族、国家的理念和对蒙古民族的认同感,探寻蒙古民族的出路,特别是希望引起汉族学者对其思想的认同。
  对近代蒙古问题的探究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蒙古问题的进一步认识。从历史的角度、人文关怀的角度,去厘清与还原五位学者及其著作思想,抛开文化偏见,从而为我们今天建设和改革蒙古地区提供借鉴,为当代民族团结和民族发展寻求更多历史经验。
中国史(历史地理) 暨南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明清时期是我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高潮时期,湖北亦迎来古代农业商品经济最发达的时期,除传统鄂东、鄂北农业区域继续发展之外,江汉平原腹地、鄂西北山地、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亦随着人口的涌入而得到充分开发,并带动了整个区域商品经济的活跃,在湖北境内形成了以汉口为核心、以沙市、樊城、宜昌为支撑的湖北商业市镇体系。人口的增加、市镇的增多增加了地方治理的难度,加上湖北地区所具备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如何加强不同地区的基层管理是湖北地方治理的重要任务。
  随着明中期后府州县佐贰官员分防地方制度的确立和实施,佐贰官分防地方重要市镇和关隘亦在湖北大规模推行,并在清中期达到最大规模。明清湖北地方政府按照不同区域的自然、人文地理特征,分别予以各地区府州佐贰官员不同的职权,以达到地方安定的目的。通过广泛设置分防府州佐贰官员,在有效调动基层资源的同时,亦填补了原有府州县基层行政制度的不足,体现了灵活的地方基层政治统治特点。
美术学 浙江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对有宋一代的判断,有发轫于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有刘子健等学者提出的两宋变革说,都是在整体观察下的判断,本文是基于这类整体判断的个案研究,试图利用理论视野还原历史的复杂性、以丰富事实加深对艺术史和历史的感知。过去学界对靖康前后风云变幻二十年的研究,历来多关注它政治、军事,而较为忽视靖康之变对艺术、文化和思想状况的影响。
  翟汝文恰好生活在两宋之际的乱世,政治生涯横跨徽、钦、高三朝,他逃过了金兵对开封的洗劫,却没有逃开不安政局对文人的倾轧。北宋末期隆礼作乐,翟汝文参与了《政和五礼新仪》编订和新成礼器制作,最后未入功臣之列;在南宋东逃西窜的初期,他坚持礼法尊卑,暂居参知政事,但很快被排挤。带着不满,翟汝文开始了辞官归隐的生活,崇道信佛、画像塑雕、注史编礼、教化乡人,似乎就是刘子健所说南宋及以后“道德保守主义”的代表。
  终宋一代,复古一直是宋代士人的理想追求,“三代”在宋人眼中拥有特别的含义。当通过“考古发掘”古器、碑铭来考证三代礼仪文字的金石之学兴起后,“三代”概念被加强,“三代”似乎成为一个切实可触摸的存在。除了文人学者,帝王开始利用古器宣示统治的强盛,宋徽宗成立议礼局、礼制局,改革礼乐制度、制作新成礼器,试图从礼仪上接续三代正统。出入徽宗宫廷的道士魏汉津、林灵素等,也利用古器营造出来的三代想象,附会道教中的相关概念,迎合宋徽宗“成一代盛典”的帝王意志。在这一系列的活动中,翟汝文是实际的执行者,他不仅直接造成了徽宗朝礼仪活动的面貌,也被这些活动影响。
  本文以翟汝文的人生为脉络,分别叙述他在北宋礼制改革、南宋礼制重建中的角色,以及为官以外的精神生活,包括信仰、艺术和对家族的培养。通过对翟汝文人生的回顾,笔者发现:1、因为宋徽宗个人的好尚,北宋末年道教与儒家思想在宫廷中结合,又通过影响官员、文人而投射到民间。2、士大夫会随着政治变动、宦海沉浮而趋向保守,他的后代又会根据后世舆论来塑造、调整其个人形象。
专门史 杭州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1912年中华民国的成立,各种慈善救济事业也得到了政府的关注。抗日战争时期,浙江省作为背靠大海又邻近长江的膏腴之地,正是抗日战争时期东南战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形势错综复杂,战火蔓延频仍,处于前线和后方交接区域,数以百万计的手无寸铁平民的家园被毁于一旦,在战争中失去亲人的百姓更是嚎啕大哭,大量的难民流离失所,一大批衣衫褴褛的儿童流浪街头,孤苦无依。1938年国民政府成立振济委员会,它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难民救济与安置的最高机构,各省市县均设有分支机构。依靠政府的推动,浙省难童才有了归宿。
  难童主要来源于战区,分布范围广,类型复杂,管理难度大。那么,如何救济难童?如何培养其健全的人格和强韧的体魄?如何培育其成为一名合格的国民?这些都是当时国民政府和社会有识之士所必须面临的紧迫难题。而国民政府作为救济教养难童的主体,结合当时的条件和环境,竭尽所能地颁布和实施救济儿童政策。如浙江第一儿童保育院采取的特殊教育模式:基教班与职教班并存,同时践行“保教合一”的教育方针,使得难童的文化生产水平得到很大提高。而从制度设计上看,难童救济教养机构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现代化的管理模式。
  总之,在烽火中生存下来的幸运儿童,无不是遭受了严重的劫难,但对他们而言又是幸运的。对于抗战时期浙江省难童的救济教养工作,我们着眼于当时正处于抗战这样一个大背景,本着尊重历史,敬畏历史的态度去分析,对其贡献不会过分夸大,对其不足也无需遮掩。抗战时期浙江的难童救济教养工作,不仅为我国延续了民族命脉,而且还培养了大量的建国人才,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史 宁波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家谱是我国民间史料的重要来源,学者对家谱的研究多以其发展概况或特定地区的谱学状况及特定人物的谱学思想作为研究重点。除了张海瀛《明代谱学概说》一书,很少有人关注明代家谱的具体发展面貌。本文试图对明代家谱作整体性研究,以大量的明代家谱原始资料作为基础,综合性考察明代家谱的发展状况。这里所说的原始家谱资料是指《明代谱牒序跋辑略》、《中国家谱资料选编》、《中国珍稀家谱丛刊—明代家谱》。
  本论文主体共分为五章,其主要内容有:
  第一章家谱释义与起源。当今学者以血缘世系的出现作为中国家谱产生的标志,因此有家谱的远古起源说、殷商起源说等。而明代学者认为只有蕴含宗法之遗意,承担宗法布纲纪、兴教化的家族世系书籍才能称之为家谱,故真正意义上的家谱诞生于宗法制废除之后的秦汉时期。
  第二章明代修谱的宗旨及其意义。明代家谱具有尊祖睦族、助于世教、垂训后世等多项功能,至明朝中后期,凭借族权强大的后盾支撑,家谱的上述功能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践行。然这种效果局限在少数的官宦文人家族,平民百姓之家族谱起到的实际效果微乎其微。
  第三章明代谱学的创新。明人在世系图、内容、立意上对宋代欧、苏谱法多有创新,并且修谱注重采用史法,较于前人,明人不仅是对国史编撰体裁、直书原则的效仿,而更重视寓于国史之中的伦理纲常与春秋大义。
  第四章明代家谱的弊病。明代家谱有托古假借与隐恶扬善两大弊病,这也是历代家谱的通病。世人多能意识到托古之弊但却未能除弊,根源在于水木本源的思想,然于现实情形下,追祖往往引发冒祖之弊。而家谱隐恶扬善与国史秉笔直书是事亲之道与事君之道的差异。
  第五章明版家谱研究——以23部明代家谱为例。今人编辑的《中国珍稀家谱丛刊——明代家谱》中23部明版家谱还有很多信息不全之处,笔者对编者、年代、版本等家谱信息进行考证。重点阐述明代家谱体例与内容上对宋元家谱的超越,表现对欧苏谱法的灵活运用以及对宗族祠堂的重视。
中国古代史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渤海国是唐五代时期在东北地区的粟末靺鞨人建立的地方民族政权,方圆五千里,编户十余万,在其全境设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百余县。渤海国根据唐朝时期的政权模式来进行对国家的管理,先后设立了五京,即中京显德府、上京龙泉府、东京龙原府、南京南海府和西京鸭渌府,它们在渤海国政治、经济、军事、对外往来和社会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渤海国以五京为中心,营建为数众多的大、小城镇,从而形成比较完善的城市体系,并在一定的时期内创造了自己特有的物质文明,当时被称为“海东盛国”。在渤海国的城市体系中,五京地区作为最为发达的地区,能够集中的反映出渤海国当时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发展盛况。
  本文首先对渤海国五京地区的发展做出了总结和梳理,讨论了渤海国五京建置的渊源和时间,介绍了五京的地域范围和生态环境,五京的职能与影响,以及五京地区的生业活动,从而进一步探究五京地区社会文化的基础。其次,本文从这五个地区的宗教以及人们的生活习俗,文学与艺术方面系统地考察与分析了五京地区社会文化的发展,从而得出结论:五京地区社会文化的特点是开放兼容,多元一体的,并且这一特点的成因既有盛唐时期中原文化的传入和影响,也有渤海人兼容并蓄的开放心态和吸收先进文化的自觉意识。
  对五京地区的社会文化的探究,揭示了渤海国城市中人们生活的状况,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状况,乃至对外关系等诸多方面的实况。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渤海国五京地区的社会文化生活是渤海国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渤海人的社会文化是多元一体,兼容并包,是不断与中原文化的接轨过程,趋同过程。由此可见,渤海国五京地区社会文化态势展示了渤海国的兴衰和社会文化发展历程。
中国史 河南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交代即新旧官员接替时所做的各项交接任务,是清代强化地方基层政治运作的重要政治制度。交代制度至早在秦汉时期便已出现,经过历朝历代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到清代时,已经渐趋臻备、成熟。相对于前朝而言,清代对于交代制度的规定可谓细致且严密。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均在所颁布的各项条例、章程中对州县交代的期限、内容、处分做出了详细的规定。清政府规定,州县交代限期两月,此为正限,地处偏远、钱谷繁重地区根据具体情形,分别给予一定的额外期限,即展限。嘉庆年间,清政府根据州县交代中的实际状况,对州县交代又给予了二参期限,同样为两月。在正、展、二参期限中,州县官需要将任内各项事务造具交代册籍交予新任官,待新任官核查完毕,方可造具接收清楚册结,随同监盘官印结,一并申送所管的道府加结,之后交予藩司核查,并详报督抚查看,最后转报吏部,以备查验。州县官交代的内容颇多,主要包括钱粮、仓谷、刑名、驿站、学宫文庙、上谕折奏条例几个方面。除此之外,不同地区的州县也有一些特殊的交代内容,如南方省份州县有救生船交代、北方黄河沿岸州县有堡房交代。
  清代初期,吏治尚且清明,各地州县交代制度执行良好,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吏治的逐渐松弛,清代交代制度出现了许多问题,各地州县交代延迟、交代积压情况严重。州县官为了隐瞒自己任内的钱粮亏空,在与接任官交代之时采用各种方法来掩盖,如以物抵押、捏称民欠、私立议单或议票、以银抵仓粮、流摊、勒掯等等。嘉庆之后,清政府在清查钱粮亏空问题时逐渐意识到严格州县交代的重要性,部分省份的督抚也开始逐步清厘本省的州县交代延迟、积压问题。但实际的清查情况并不理想,各省的州县交代案件陷入了旧案未清、新案复积、屡亏屡清的恶性循环。针对此种情形,道光帝即位后,严饬各省份严查交代,并在道光二十八年规定各省份半年汇奏一次各属州县交代情况。可惜的是,此规定在咸丰年间由于连续的战争、动乱成为一纸空文。咸丰后期,军务渐渐平息之后,各省督抚纷纷在省城设立交代局,委派专门人员清查历年来所积压的交代案件。自此之后,设局清查交代这一做法在清代后期成为了各省清厘积压案件的普遍做法。迨至同治时,在各地督抚的努力下,部分省份的州县官员交代问题逐渐好转,其中尤以山东省成绩显著。直至同治末年,山东省不仅无交代积压,而且由于严查交代,司库存银也有所增加。与前朝地方督抚主动要求清厘本省交代案件所不同,光绪年间,户部积极主动的在各省推行交代清厘,并且颁布了各项规定以严格交代,这主要是因为光绪初年国家财政紧张,户部希望通过严查交代来筹措银两,并防止地方官员侵吞钱粮,影响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
  清代后期,虽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积极采取措施以严格交代制度,但其得到的效果却甚微。这主要是因为清政府实行中央集中的财政制度、官员的低俸制度导致了地方行政经费的不足,这使得官员不得不东挪西补,以应付平时开支。一些奸猾官吏又趁此搜刮民脂民膏,贪污国家钱粮。所以无论清政府采取何种措施,做出何种严厉处罚与规定,其制度设置的弊端使得最终的结果都是徒劳的,而清代交代制度的逐渐败坏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清朝吏治的腐败愈演愈烈。
中国史 河南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宋代留守分为两种类型,即京城和行宫留守,设置于东京、西京、南京、北京、建康府和临安府,具有完整的组织机构,包括官署、分司机构以及僚佐系统。宋代留守的官署为留守司,东京留守司的分司机构为留守司三司;东京留守的僚佐包括东京副留守、东京留守推官、东京留守判官、留守司统制官和东京留守司效士;西京留守司的分司机构为西京留守司御史台、西京嵩山崇福宫;西京留守的僚佐包括通判西京留守司事、西京留守判官;南京留守司的分司机构为南京留守司御史台;南京留守的僚佐包括南京留守推官、南京留守判官;北京留守司的分司机构为北京留守司御史台;北京留守的僚佐包括北京留守推官、北京留守判官;临安府行宫留守司和建康府行宫留守司没有分司机构。临安府行宫留守的僚佐包括临安府行宫同留守、临安府行宫留守司统制官、主管书写机宜文字官、干办官、准备差遣、差使、使臣、留司台官;建康府行宫留守司的官员为建康府行宫留守,没有僚佐。
  宋代留守官员中留守长官的选任方式包括特旨除授、堂除、权摄除官和其他选任方式;留守僚佐的选任方式为吏部差注、奏辟除授和荐举除授。北宋四京和建康府行宫留守官员的任职资格主要以三省官员、六部官员、地方官和殿阁学士为主;临安府行宫留守官员的任职资格为副宰相、殿阁学士和六部官员。宋代东京留守官员的任命背景主要有帝王离京、南宋初建和失地新复等;西京、南京、北京留守官员和建康府行宫留守官员的任职情况多为调任、自请、代职等;而临安府行宫留守官员的任职情况只有帝王离京一种。
  宋代东京留守的考课情况与其他三京及行宫留守有所不同。北宋前期东京留守的考课由吏部负责,北宋后期由枢密院负责;其他三京留守和行宫留守的考课与知府和安抚使相同,北宋前期由转运司、吏部和中书门下负责,元丰改制后则由宰相府直接考察,哲宗即位后留守便不在需要考课的官员范围之内。宋代留守僚佐的考课经历了由吏部南曹、审官院到吏部流内铨的转变。宋代四京和行宫留守官员的迁转去向以三省官员、六部官员、殿阁学士为主。宋代对不法留守官员惩治的原因包括谋反谋叛、不称职、违反礼制、滥用权力、贪污等,惩治方式有降官、落职、责授及安置等。
  宋代东京留守具有管理祭祀事务、参与官员的选任和管理、管理军事事务、管理司法事务以及交涉边界事务等职能;西京留守具有管理祭祀事务、参与官员的选任和管理、维护治安、管理经济事务等职能;南京留守和北京留守具有参与官员的选任和管理、迎送官员、管理军事事务、水利事务等职能。
  宋代留守制度具有四个特征:一是留守官员设置的差异性较大;二是留守官员以文官为主且任职资格较高;三是从北宋到南宋,东京留守官员的职能有所扩大;四是留守制度与宋代政局的变迁紧密相关。宋代留守制度在维持国家秩序稳定、维护国防安全、推动吏治清明这些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监管不力,留守制度在运行过程中存在着某些弊端,人为因素造成了对军事、行政效率以及政权稳定方面的负面影响。宋代留守制度在留守的设置、职能等方面对金朝、明朝、清朝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国史 内蒙古民族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在我国古代社会救济中,元代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它一方面继承了两宋及辽金的社会救济,另一方面,又结合时代特点和国家的具体情况,制定了一系列新的社会救济措施及制度。研究元代社会救济制度,要重点探索元代救济制度设立的背景、救济对象、救济举措,最后,分析元代救济的特点、作用和影响。具体分节如下:
  第一部分,元代社会救济制度实施的社会背景。通过对元代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及救济设施的简要分析,介绍了元代实施社会救济的背景。
  第二部分,元代社会救济的实施对象及措施。论文选取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进行论述:第一,救济对象的划分,灾害群体主要分为两大类即灾民和流民;弱势群体包括老人、鳏寡孤独、妇女婴孩;特殊群体以儒士、军人、站户为代表。第二,救济类型和救济方式,依据史料来看,元代的救济方式和措施是多样的,包括减免赋税、实物赈济、安置收养、刑律优免等,同时还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以保障救济制度的落实。
  第三部分,通过分析元代救济对象、救济措施,总结出元代社会救济的特点,具体为救济次数频繁、救济内容广泛但救济力度不大、救济体系相对完善、救济成效不高,并探讨了元代社会救济的作用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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