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乌撒土司为中心，探讨历史时期中央王朝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地方势力的关系。中央王朝于元明清时期在西南边疆地区大规模推行土司制度，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土司的管理政策与当地发展的进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亦由此成为历代中央王朝高度重视且必须直面正视的现实政治问题，也是关系到王朝兴衰存亡的重大问题。从元代初创土司制度起，明代和清代基本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沿袭了这一地方治理模式。土司制度在当时已经成为王朝行政体系中重要的一部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中央王朝稳固西南边疆地区的统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乌撒土司是元明清时期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占据一方的大土司，在西南地区有很大的势力影响。乌撒土司地处云贵川三省的交界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先后隶属云南行省、四川行省和贵州行省。乌撒故地，远古时期为古滇国区域，战国时期为古夜郎国中心区域，蜀汉时属于朱提郡管辖，唐代后属羁縻州宝州，宋代设羁縻州乌撒部，元朝置乌撒路、乌撒乌蒙宣慰司、乌撒土知府、乌撒军民府，正式被朝廷封为土司，明代设置乌撒卫，加强对乌撒地区的管理和控制，清代康熙年间进行改土归流，置威宁府、威宁州。本文期望通过对乌撒土司与中央王朝政治、经济、文化及其相关问题的进一步探讨，加深中央王朝对乌撒土司在不同时期关系发展的认识。并从乌撒土司地区民族关系的处理和民族之间的交融影响等方面，考察乌撒土司作为镇守一方的大土司，在处理民族和安抚一方之间关系的实际作用及历史本相。深化对中央王朝在土司发展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与历史影响做出解读和认知。
　　全文除绪论与结语外，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简单阐述了乌撒土司从起源、发展到影响一地的土司的形成过程，以及乌撒土司所在地的考古发掘情况，说明乌撒土司的历史渊源。第二部分，阐述了在元王朝统治之下，乌撒宣慰司的设置过程和元朝的民族政策及治理方式，总结了元王朝与乌撒土司的经济往来和当时的元王朝与乌撒土司的关系特点。第三部分，从明代经略西南和乌撒隶属关系的变更，分析明代乌撒土司得以高速发展的原因，结合其关系特点，分析当时的赋税与朝贡对于乌撒的影响。第四部分，重点介绍乌撒土司改土归流的情况，通过分析当时民族关系的特点，来分析清代改土归流成功的原因。第五部分，考察乌撒地区当地与周边土司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情况，来说明乌撒土司作为一方大土司，对当地民族关系的处理合理性。

摘要：县长出巡是国民政府治理地方所采取的方式之一。研究县长出巡具有一定的价值。通过利用县长出巡日记、报告等原始档案材料进行实证研究，探讨抗战时期成都平原地区县长出巡活动，增加学界对县长出巡的认识。相关的章程、方法规范县长的出巡活动，使县长出巡有章可依。县长职责、上级巡视督查、政府的奖惩促使县长进行出巡活动。在四川作为民族复兴基地的背景下，抗战时期成都平原地区县长出巡涉及治安、教育、征兵、征粮、地方建设等内容。抗战时期成都平原地区县长出巡为抗战做出了积极贡献。抗战时期成都平原地区县长出巡有其积极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由于其出巡方式并未真正根植于人民群众，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特征明显，脱离群众现象比较突出，影响了出巡效果。抗战时期成都平原地区县长出巡的成效不可高估。

摘要：南京国民政府前期(1927-1937)，国内政局相对稳定，经济发展较为快速。随着国家机器的不断强化，政府对民间慈善事业加强了监督与管理，故而这一时期国内的慈善事业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因潮汕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带来的频繁水旱灾害和持续兵灾匪患，成为潮汕百姓挥之不去的噩梦。潮汕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慈善文化的延存，成为潮汕地区慈善救济事业的重要助推力。潮汕慈善事业在时代大背景下由此走上了法制化、规范化、快速化的发展之路。
　　慈善机构是慈善救济的主要载体之一。其中善堂在潮汕慈善救济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以善堂为载体的潮汕慈善救济，不单以施医赠药、施粥施衣、掩埋尸骨等日常救济为主，还修桥筑路，兴办义学，逐渐具有近代慈善公益的特点。同时海外潮侨亦是慈善救济的重要力量。自清末以来奔走南洋的广大海外潮人经过数十载艰苦奋斗，有些已发家致富，却仍不忘桑梓，积极支持家乡的经济建设。广大潮人受中国传统慈善文化和宋大峰祖师精神的感染，养成了乐善好施的习惯，广大善堂的建立则是最好的见证。
　　自然灾害除本身巨大的破坏性之外，还是滋生传染病、瘟疫的温床。因此，自然灾害的救济至关重要。在水旱灾害的救济中，除消极的赈济外，还采取积极的灾前预防措施，如修建义仓，治理韩江等。此外，救济难民与失业归国华侨也是这一时期潮汕地区慈善救济的主要内容。在艰辛的救济过程中，政府、善堂、个人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重视慈善教育是近代慈善救济的典型特征。广大潮人深知教育的重要性，积极捐资助学。而教会的教育内容虽然主要以宗教教育为主，与世俗性的近代中国社会存有多方面的矛盾冲突，但在客观上促进了潮汕地区教育的发展。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潮汕地区的慈善救济事业呈现出法制化、官民协作与广泛化的特点。潮汕慈善救济延存了饥贫羸弱者的身家性命，有利于潮汕社会秩序的稳定，更是推动了潮汕社会的文明进步，播扬了人道善心的社会风气。

摘要：政治格局的变化是各方实力消长的结果。1944-1949年的中国政治格局演变与民主联合政府主张的推行密切相关。
　　抗战胜利前后，由于中共和民主党派力量的壮大，国内政治格局呈现三足鼎立的局面，民众渴望战后建立和平民主的国家，中共顺应民意提出了民主联合政府主张，力图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多党派联合的政府。中共首先加强民主联合政府主张的宣传，力争民主党派和美苏支持，并在军事上抢占中心城市以扩大势力控制范围，为谈判增加政治筹码;其次在重庆谈判中，中共主动改提参加政府，以退为进，迂回推进民主联合政府主张，并在政治协商会议上全力推行此主张，力争改组政府，打破国民党一党专制;最后在民主联合政府遭受重创之时，中共抗议国民党破坏政治协商会议成果，重启民主联合政府主张，筹建以自己为主导的民主联合政府。民主联合政府主张是民心所向，中共也因此主张争取了民心，力量逐渐壮大。国民党最初禁止宣传民主联合政府主张，与中共争夺第三方面力量，并拉拢美苏以打压中共;国民党欲借民主之名延续一党独大的局面，百般阻挠中共推行民主联合政府主张，不顾民意反对，强行召开缺少中共和大部分民主党派的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并改组政府，国民党本想借机争取民心，却适得其反;国民党最终发动内战，借军事打击消灭中共推行民主联合政府主张的有生力量，并遣散民主党派，此举更加丧失民心，在中共的反击之下力量不断减弱。民主党派在国共之间扮演了重要角色，是国共共同拉拢的政治对象;其对民主联合政府主张有一个犹豫徘徊到公开支持的过程，在与国民党的斗争中与中共结下政治盟友关系，民主党派的被迫遣散使其认清了国民党独裁的本质，全面转向支持中共，与中共共同筹建新的民主联合政府，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在新的政治格局中，中共成为主导力量，而民主党派也不可或缺，形成了中共执政、民主党派参政，双方友好合作的新局面。
　　概而言之，各党派对反映民意和时代潮流的民主联合政府主张的不同态度和做法直接影响人民对各党派的支持与否，民心向背导致国共两党力量此消彼长，最后推动了中国政治格局的演变。

摘要：本文对1930年代末中国知识界对捷克事件的反应进行了研究。193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对一系列国际问题产生了重大关注，这些关注都因特殊的时代背景而起。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弱小国家，中国人现代意义上的国际观念和外交意识开始兴起。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此时抗击日本侵略是中华民族挽救危亡的共同呼声和唯一选择，抗日救亡运动成为鲜明的时代主题。在民族生死存亡关头，国人的国际意识和外交观念变得愈发强烈。此时，一个欧洲的小国----捷克开始走入国人的视野。1938年的下半年，中国抗日战场面临严重挫折，武汉、广州相继失陷，日军的残暴促使国人更加呼吁英美等大国维持国际公理与正义，制裁侵略。而无独有偶，捷克也正在面临德国的侵略，新的世界战争危机近在眼前，知识界希望英法等大国可以保护像捷克一样的弱小国家。于是，捷克就成为了国人眼中弱小国家的象征，同时知识界在对捷克的描述中充满了想象，一个几近完美的、富于民族精神的捷克形象诞生了。“五月危机”是捷克问题发展的第一阶段，在英法的干预下，“五月危机”以德国的失败而告一段落，这更加激发了知识分子的思考。首先捷克的胜利者形象进一步升华;其次，在争取外援打击日本的外交战略中，知识分子以捷克为先例，希望国民政府实行立场鲜明的外交策略。但是捷克最终被英法的“现实外交”所牺牲，国家惨遭灭亡命运，助长了抗战悲观论调的蔓延。捷克的悲惨遭遇和慕尼黑协定大大刺激了知识分子敏感的神经，众多知识分子对捷克问题撰文论述，一方面批判大国“现实主义”外交的罪恶，一方面通过论证“中国不是捷克”，指出中国的光明前途，并同时总结了捷克失败的教训，认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抗战胜利的根本保证。

摘要：民国时期广西村民自治制度与当代的村民自治制度有所区别。当代的村民自治制度是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在《宪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的规制下进行的，有明确的自治组织、完整的自治体系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自治制度。而在民国时期，由于历史、文化、经济等的差异，当时的村民自治则较为侧重于村内的自我发展。相比于当代的，则是受到中央控权更小、法律约束更少。民国时期广西村民自治制度基本内容，与同时期其他省市的自治内容相比，也较为完整。包括发展了村民自治组织和村民自治机构，并且进行了村民民主选举，创制了村民自治乡规民约，完善了村民纠纷解决方式。从这一系列的村民自治内容，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民国时期广西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更多的是我们可以借鉴的经验和教训。广西村民自治制度并没有取得很好成果，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村民的民主权利、村民自治没有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并且在该制度施行的过程中，缺乏相应的监督体系和程序。笔者认为，从法史的角度看待当代的法律制度，能够掌握更全面的内容;从法制本土化的角度分析当代法律制度，能更清晰、深入的探究。从这些角度对当代村民自治制度进行梳理和分析，找出合理解决当前村民纠纷多发的途径，真正发挥村民自治制度发展民主的作用。
　　本文共分为三章:第一章主要从理论层面分析民国时期村民自治制度的内涵和内容，为下文的评价和借鉴作铺垫。第二章对民国时期村民自治制度作了正反面的综合评价。从法律特征分析、与外省村民自治比较、案例解析等方面总结其精华和糟粕。第三章论及民国时期村民自治制度对当代村民自治制度的借鉴意义。本文对当代村民自治制度的困境现象集中于村民纠纷解决上，因此从村民纠纷的成因、影响因素等方面分析现存问题，并也就如何妥善解决村民纠纷提出了若干建议。

摘要：北宋后期新旧两党之争，始于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的王安石变法，由是否变法而产生的政见之争发展到了哲宗元祜(1086-1094)、绍圣(1094-1098)时期，则衍化成为你死我活的朋党之争，至徽宗崇宁(1102-1106)时期，又恶化成“元祜党禁”的极端方式。
　　熙宁初年，张商英被章惇引荐进入变法集团，历仕宋神宗、宋哲宗、宋徽宗三朝而深陷党争不可自拔。从熙宁四年(1071)十一月荣升朝廷官员，到徽宗大观四年(1110)六月荣登相位，期间仕途坎坷，为政四十多年，在朝当官时间不过五年，其余时候则四处颠沛、放于外任。他既直言敢谏、忠鲠不屈，也热衷名利、勇于好斗;既不可避免地遭到旧党攻击/也不时与同为新党的人士发生龃龉，而这一切都与北宋文人政治所孕育出的士入党争有极大关系。故本文依托党争背景研究张商英的政治活动，达到以个人了解党争，从党争探视个人的双重目的。

摘要：赠官制度源于西周时期的追尊制度，至西汉出现真正意义的赠官制度，历经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的长时间发展，赠官制度在唐代已呈现制度化的发展趋势。继唐代而起的五代时期，其制度建设对唐制多有沿袭，但基于五代政权更迭频繁、战乱不断的政治背景，加之五代官制中品级变化、使职的发展、枢密使和内诸司使地位上升以及军事方面禁军制度的完善等情况，五代赠官过程中赠官内容的多样化、高品级、文官化、中央官化，赠官模式的简单化，经常性集体赠官均体现了唐代赠官制度的相应原则，并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而五代赠官还呈现出重武轻文、大规模追赠前朝大臣的时代特点。五代赠官制度实现了局部制度化，五代父祖赠官内容、宗室成员赠官内容已有明文规定。宋代完成赠官制度的制度化，是基于唐、五代赠官制度不断完善的结果。

摘要：宋代动物灾害频发，给宋人的生产生活带来极大的影响。动物灾害属于生物灾害或自然灾害的一种，即使是在当今也时有发生。本文以宋人对动物灾害的认知为中心，分析探讨其致灾观、防灾救灾的意识和举措，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总体评价。
　　首先，概述宋代动物灾害的具体情况、时空分布等，从农业、畜牧业、人身安全、交通出行等多方面探究动物灾害对当时社会所造成的影响;其次，从宋人的主观认识和客观环境两方面分析宋代动物灾害的成因，再分别从政府和民间的角度探讨宋人对动物灾害的防灾救灾措施;最后，从积极性和局限性两方面对宋人应对动物灾害的措施进行评价，以期有助于对宋代社会的认识和了解。
　　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文化的发展，宋人对动物灾害的认识有所深化。面对动物灾害，宋政府多次颁布相关的法令，派遣官员救灾，采取了经济手段等多种救助方式;地方官员也大多能够积极应对动物灾害，这些防灾救灾措施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囿于时代的限制，宋人面对动物灾害不可避免地采取诸如祈禳一类的方式，在救灾过程中难以收到实效，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疏导和安定民心的作用。

摘要：本文拟以《皇明祖训》为中心，探讨明太祖的齐家治国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皇权政治与家国一体的政治体制与时代背景下，国家最高统治者的帝王家事之治理与王朝国运之兴衰往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亦由此成为历代王朝及帝王们高度重视且必须直面正视的现实政治问题，也是关系到王朝兴衰存亡的重大问题。从西周初年周公恐周室子侄“治有所淫佚”而作《康诰》《酒诰》《梓材》《多士》《毋逸》《立政》等王室训诫起，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帝王特别开国之君，皆很重视编撰帝王家训，以之教育子女，训诫后宫。中国的家训传统因而延续至今至少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帝王家训并由此成为中国家训文化传统中的重要部分，并且在当时皇权政治的历史条件下，具有垂训天下、仪范世人的榜样作用。
　　《皇明祖训》是明太祖主持编撰的一部重要家训，是中国古代帝王家训典藏中的重要作品之一。明太祖（公元1328年-1398年）早年家境贫困，出身微贱。他因生计所迫，做过放牛娃，做过乞丐，当过和尚，饱尝人事炎凉，多历世间坎坷。参加元末农民大起义后，屡立战功，逐步翦灭群雄，最终登上皇帝宝座，成为明朝的开国之君。明朝建国后，明太祖鉴于前朝覆亡之历史教训，强调“治天下者，正家为先”，高度重视家庭教育。对诸皇子“常切谕之”。出于担心朱明皇子皇孙不谙世故而无法守成明朝江山及对朱明王朝皇祚永续的期望，明太祖于勤劳国事、励精图治的同时，还主持编撰了《皇明祖训》并亲自撰序，作为俾使朱明皇室子孙“知所持守”的帝王家训。明太祖深受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影响，认为“齐家、治国，其理无二，使一家之间长幼、内外各尽其分，事事循理，则一家治矣，一家既治，达之一国，以至天下，亦举而措之耳”，因此他所主持编撰的《皇明祖训》，既包括了修身、齐家的思想内容，也蕴含着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思想内容。本文期望通过对《皇明祖训》及其相关问题的进一步探讨，加深对明太祖齐家治国思想的认识，并从朱明皇室子孙对《皇明祖训》的遵循与违逆等方面，考察《皇明祖训》在明代皇室生活中垂训子孙、仪范后世之实际作用及历史本相，从而在帝王家训的层面，深化对中国家训文化在明代社会乃至中国古代社会教化中重要作用与历史影响的解读和认知。
　　全文除绪论与结语外，分为四章。第一章，简单追溯明以前中国古代的家训文化与帝王家训的历史沿革，结合明太祖的个人经历与元末明初的时代背景，说明《皇明祖训》产生的历史渊源和时代条件。第二章，从《皇明祖训》分析明太祖的齐家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勤俭朴实:修身之道;二是恭孝严谨:家庭治理;三是重视子弟教育。第三章，从《皇明祖训》分析明太祖的治国训诫，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禁立丞相;二是慎用酷刑;三是约束皇亲国戚。第四章，考察明太祖之后世皇子皇孙对《皇明祖训》的遵循与背离等状况，目的在于通过《皇明祖训》与社会变迁、现实生活之间的矛盾，说明《皇明祖训》的局限性。即:明太祖要求后世子孙不得自作聪明，擅自更改祖训，“乱我已成之法”，但是随着明中叶后的时代变迁与形势变化，朱明皇室子孙根本不可能循规蹈矩，严格按照《皇明祖训》的规范约束其言行举止，那“一字不可改易”的固定僵化之《皇明祖训》规范与发展变化的明代时空环境之间的矛盾冲突亦必然不可避免，并由此使得《皇明祖训》在明代各历史阶段所发挥的实际效用不同。

摘要：诨名是名字之外的一种补充名，是由他人施加的，根据被命名者自身的特点命名的，且带有命名者主观情感的一种在非正式场合使用的称谓。宋代是诨名迅速发展的时期，本文结合诨名盛行的时代背景，就其反映的社会面相、文化内涵、特点及影响进行探讨。
　　首先，对宋人诨名的盛行原因、分类和所涉人群进行概述。诨名在宋代蔚然成风，它的盛行依赖于政治环境的相对宽松、社会经济文化的发达和外部环境的刺激。宋人诨名的内容和形式十分丰富，种类繁多，涉及社会的各个阶层，上至王公将相，下到平民百姓都可以是诨号的命名者和担当者，且各个阶层的诨名都各具特点。
　　其次，勾勒和呈现宋人诨名所反映的社会面相。诨名是一面多棱镜，折射出宋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在政治上，诨名是表达社情民意的窗口，反映了民众对官员的素质要求和对时政的品评议论，同时，诨名也作为权利斗争的手段而存在;在经济上，宋代经济的繁荣和市民阶层的崛起催生出一大批职业化诨名，它不仅反映出宋代经济发展的特点，更是宋人重商思想的直接体现;在文化上，诨名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透视出宋代文化多元化、平民化的发展趋势，同时也折射出宋代的社会风尚。
　　再次，解读宋人诨名的文化内涵。从人物类诨名、动物类诨名、植物类诨名、器物类诨名四个方面对宋人诨名的文化内涵进行剖析，对宋人诨名的隐喻义和象征义进行解读，探究宋人的审美情趣、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念等。
　　最后，概括分析宋人诨名的特点和影响。在社会变革的时代背景下，宋人诨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一是诨号的阶层范围扩大，下层人物的诨名大量出现;二是诨名语言的口语话、通俗化;三是宋人诨名体现雅俗共赏的审美情趣;四是诨名中包含宋人的民族意识。数量繁多的诨名对当时和后世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摘要：富阳谢氏家族是北宋时期一个相对典型的中层士人家族，在政治和学术方面均有一定成就。五代时期，该家族已是吴越地区有一定影响力的地方士人家族。入宋以来，经过两代人的努力，家族地位达到最盛。但未及四代，家族逐渐走向衰落，第五代时则销声匿迹，其兴衰历程贯穿了整个北宋王朝的始终。
　　本文先理清了谢氏家族的源流，进而讨论谢氏家族各代代表性人物的事迹，并仔细分析了他们的婚姻关系以及交游圈，展现出了谢氏家族的人际关系网络。同时，细致剖析了影响谢氏家族兴衰的因素，并总结了其家族具有的特点。

摘要：随着城池的建立，城隍信仰逐渐发展起来，唐宋时期，城隍神开始有了赐封。明清时期，由于城隍神受官方提倡和重视，使其背负与承载了新的意义，呈现出新的特点。
　　正文总共分为四章:
　　第一章首先介绍了城隍的含义和发展轨迹。城隍，即城墙与护城河，城隍神是古代城市的守护神。城隍神在发展的过程中，由自然神演变为人格神。及至明清，经过统治者的推崇，由民间神成为一种具有官方性质的神，使城隍信仰背负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和教化功能。
　　第二章主要介绍了明清城隍神封号和城隍庙赐额的一般情况。明清统治者通过对城隍赐封匾额、敕加封号，确立了城隍信仰的合法地位，借此强化神权政治。
　　第三章介绍了对城隍封号赐额的原因。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鉴察司民，维护统治秩序;二是借助吉祥封号，祈福消灾。总言之，是为了天下苍生的安宁和江山社稷的稳定而赐封。
　　第四章介绍了封号与赐额的影响。明清统治者对城隍的封号赐额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隍信仰的发展，起到了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同时它的影响也涉及到地方经济、社会文化方面。

摘要：传统王朝下，官僚制度是国家进行日常统治的重要工具。为保障官僚制度的高效，国家设立了一整套复杂的行政机制。储才制度作为其中一项，目的在于考察与选拔贤能才俊，进而促进官僚队伍的新陈代谢，在整个官僚体制中占有重要意义。历代官僚制度以宋最为复杂，而储才制度在史料中又较为零碎，因此对宋代储才制度的认识一直较为模糊。
　　以往宋代官制研究，存在着重高官轻基层、重北宋轻南宋的问题。因此，本文以南宋中央基层文官储才制度为对象，借助史料爬梳南宋中央储才制度的机构沿革、设置，储才官员的选任、升迁等方面，着重分析储才制度变迁后的政治意图及其影响。全文共分五部分展开:
　　第一章讨论南宋储才制度的渊源，主要侧重馆阁储才制度。北宋承袭前制，以馆阁等秘书机构为储才场所，注重考察官员的文学才能。仁宗朝后，磨勘原则引入馆阁制度，使原本作为差遣的馆职开始具有贴职性质。元丰改制拆分了馆阁的职事与品位功能，其储才意义开始退却。其后哲宗、徽宗虽屡次改革馆阁制度，但成效不大，馆阁官无可避免的走向衰落。
　　第二章讨论南宋储才制度发展的背景。北宋末期，随循资原则的渗透，与馆职选拔标准的过时，馆阁逐渐走向边缘化。南宋政权新立，馆阁制度无法满足政府吸引人才的要求，为笼络士人，稳固政权，宋廷以基层文官为核心，重新构建了六院四辖，六部监门、架阁等新的中央储才场所。
　　第三章讨论六院四辖的储才功能。六院四辖是中央九寺五监下的事务部门，其中多数为理财机构。基于部门性质，院辖官的选任强调官员的基层经历，重视官员的政务能力。院辖官在迁转上，以郎官、知州等中央、地方中坚官员为主，并逐渐形成了六院四辖—察官—卿监—侍从的升迁模式，以期进一步提升官员的行政水平。南宋后期，院辖官的地位逐渐下降，尤其是四辖官，受任期与士风影响，逐渐沦为六院的储备官，储才功能大大减弱。
　　第四章讨论六部监门、架阁的储才功能。六部监门与六部架阁库是南宋新设立的，直属尚书省的职事部门。监门与架阁在储才上互为补充，各司其职。选任方面，监门官以京朝官为主，架阁官则取自幕职选人，监门高于架阁，体现了两者储才对象上的等级性。职能方面，架阁官以文档管理工作为主，职闲事轻;监门官则掌六部出入管理之责，事务繁杂，往往疲于奔波。因此在迁转上，架阁官很快后来居上，高官屡出。监门与架阁的区别反映了南宋储才制度文—吏参用的双轨并行机制。
　　第五章讨论储才制度的衰落。南宋后期，储才体系遭到破坏，储才官调任频繁，迁转放缓，地位远不如前。储才制度的失败原因有二。一方面，堂除作为储才职位的差除手段，受权相擅政影响，越来越成为了宰辅滥授私恩的手段，丧失了破格拔才，增重职选的本意。另一方面，官阙矛盾激化下，循资原则不断侵蚀储才制度，致使其实际职事功能渐趋丧失，官员无以施展才干，最终表现为储才职务的品位化。

摘要：州县，是我国封建制度下各级行政单位中最小，也是最稳定的基本单位，是中央关乎民生的行政政策的具体执行者，也是与民众联系最为密切的行政单位。而灾荒严重威胁着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也阻碍着地方政府治理地方、发展地方，因此地方政府对灾荒的救助与治理很是重视。直隶地区灾荒的成因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由战乱等引起的人文灾荒，一种是由水旱等灾害所引起的自然灾荒，本文主要指由自然灾害所引起的灾荒。
　　本文以清代直隶州县行政救荒为出发点，分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述。首先主要论述了清代直隶州县灾荒救助的行政运作模式，通过直隶各州县灾荒救助运作的程序以及主要行政人员(如办赈、查赈人员)的构成，从整体上分析直隶州县官员灾荒救助运作过程，为下文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其次主要论述清代直隶各州县官员在灾害发生后对民众进行的生活方面的救助措施，通过政府采取的平抑物价、发放米粮、物资，帮助灾民建立住所等措施，保障了民众生命安全，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再次主要论述了清代直隶州县官员为摆脱灾荒困境、恢复地方发展活力对民众进行的生产救助措施，主要包括预防和治理自然灾害、保护劳动力、保护生产工具、鼓励生产等措施，为地方生产的恢复与发展提供物质和政策保障，增加经济发展活力。最后通过对清代直隶州县官员采取的除了生活、生产方面之外的其他救助措施的论述，如为稳定地方秩序，如为避免人员的二次损害采取的医疗救助措施，为保障灾时物资、社会稳定等修复和重建公共设施，有助于家园的重建与社会的长治久安。
　　本文试图从这四个方面出发，从整体上把握清代直隶州县进行灾荒救助的行政运作特点以及行政运作过程中的利与弊，分析清代直隶地方政府灾荒救助行政运作的经验与教训，为今日地方政府应对灾荒或行政运作模式，提供一定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摘要：中国民间宗教，是一个极其广泛的概念，它源流自汉末，历经数朝发展，终于在明清时期，中国民间宗教发展达到了顶峰。这一时期的民间宗教创立地点和创教者的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京东地区，京东地区指的是清代北京以东，山海关以西，长城以南，渤海以北的广大区域。这一时期的民间宗教的种类门别、势力范围，群众基础均远超历朝历代，民间宗教活动愈演愈烈，已经到了不可遏止的状况:“白莲教、无为教、罗教蔓引株连，流传愈广，踪迹诡秘，北直隶、山东、河南颇众，值此凶年，实为隐忧。”①明清之际民间宗教的罗教、黄天教、弘阳教在河北壮大，对王森创立闻香教有着直接或者间接影响，而闻香教与其他宗教不同之处在于它更加强烈的政治色彩和家庭神圣意味，传播方式隐秘，教义明忠实奸，在京畿地区传承数百年，数十代，可以说是一奇迹。
　　其后只因嘉庆年间两大民间宗教案件的处理，极其偶然的机会，当局严厉追查一本“邪经”的来源，让清茶门教和滦州石佛口王家的活动再次引起清庭重视，嘉庆皇帝下令彻查此案，南北地方督抚大员通力合作，南北呼应，雷厉风行，审犯案人员，最终将此案定性。嘉庆皇帝将困扰他多年民间宗教、民间起事问题源头直指清茶门教，认为其实为“各项邪教之宗”，王氏家族是“祸首恶根”。清茶门教犯案性质由一般民间宗教犯案事件转成谋逆大案，王家主要传教之人凌迟处死，对已经去世的主犯也不放过，全部“刨坟戮尸，即在本地方枭示”。至此，清茶门教才告以结束。
　　任何民间宗教的产生、发展、兴盛都有其存在的社会土壤，民间宗教毕竟不同于大众化宗教，它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秘密性和乡土性。民间宗教涉及的社会群体总体呈现出文化水平底层化，经济水平贫困化，社会地位底层化，年龄岁数大龄化，地域分布聚集化，宗教信仰多元化，家族传承稳定化等特点。所以从整个社会条件来研究民间宗教的兴衰过程，从其乡土性出发，探究民间宗教教徒群体的特点，为当今政府处理民间邪教案件提供一定参考借鉴。

摘要：本文对《盐政志》进行了研究。《盐政志》是朱廷立奉旨清理两淮盐政而作，全书共十卷，汇集先秦至明嘉靖年间上下数千年的盐政史料。书中内容分为七个部分，分别为出产、建立、制度、制诏、疏议、盐官和禁令。每个部分又各分子目，共有三百九十四条子目。《盐政志》博考古今盐政制度，内容十分丰富，对研究明嘉靖以前古今盐政制度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盐政志》是朱廷立主持编纂的，另外还有八人辅助编修，这些编纂群体学识渊博，同时拥有较强的写史和编史能力。因此在他们的辅助下，最终使《盐政志》成为博考古今盐政制度的史书。在编纂过程中，《盐政志》参考引用众多文献，这些包括官修史书、私人文集、方志等种类繁多的文献。同时《盐政志》在编纂过程中将内容分列纲目，在每卷叙前详明编纂意图，以详明立意，最终使其成为拥有独特编纂特点的盐政史书。书中开篇记载盐之出产，通过对盐政官制和署治的记载来反映其变迁历史，又以各朝代盐政制度、诏令、奏议、评论、盐官、禁约等史料记载为参考，来解决本朝盐政弊病，以达到蠲弊兴政的目的。为了达到此目的，书中特地把疏议卷作为编纂重心，革弊兴政要集众之善言，疏议卷集各代盐政之善言，其内容记载方式以“利其国不遗其民，本乎情不忘乎法”为基础来言乎盐政。虽然《盐政志》记载内容范围远至先秦近至明嘉靖年间，但是其记载内容重点分别为唐、宋、元、明四代，其中以明代的史料最为详尽，这样的记载方式，体现了其记载内容详近略远的特点。《盐政志》对研究古代盐政有着重要的价值。通过与《明会典》和《明史》等史书的对比，它的价值主要集中在对古代盐政典章制度、明代盐商和盐官、明代灶户政策、明代盐课发展变化等史料的记载和保存上。对于盐政典章制度的记载主要反映在对明代开中制度的记载，书中详细记载了商人纳米粮和纳马中盐的史实。商人通过开中换取食盐的专卖特权，然而在实施过程中却出现了各种弊病，官商勾结以及权豪势要违法经营最终导致盐法阻坏，官课亏损。同时也损害到灶户煎盐的积极性，导致灶户困苦逃移，不能正常煎办盐课，影响政府财政收入。开中制度遭到破坏，商人消极开中，导致盐法阻坏，军队边储告乏。《盐政志》通过对这些史料的记载，为后世学者研究这些方面的内容提供了史料参考，同时也补足了其它史书记载的不足。

摘要：明清徽州，出现了一批数量可观的地域性才媛，她们被视为是徽州知识女性的早期代表。其间留下许多耐人寻味的绣馀吟唱之作，这些诗歌从不同方面真实、细腻地描绘了徽州才媛的社交生活。
　　众所周知，徽州宗族礼法向来严苛，尤其对女性的日常行为约束和管制极为严格。可是，徽州才媛是区别于其他阶层的女性，她们拥有独立的思想和精神，在长期压抑、凄苦的闺居生活下，恰逢社会风气转变，在她们的内心深处，无形之中便产生了非常强烈的社交需求，迫切希望走出闺阁，参与社会生活;然而，明清徽州多样化的社会风俗、丰富的旅游资源、昌盛的文风以及兵燹灾难等因素，却给徽州才媛走出闺阁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从此，她们便以多元化的社交方式广泛、频繁地参与社会生活，既扩大了自己的交际圈，也拓展了固有的生存空间，从某种程度上，这更是弥补了日常生活的“空洞”。当然，徽州才媛走出深闺庭院，还扩宽了自己的视野，加深了对人生的理解。她们时刻关注时政和局势的变化，对民生多艰问题尤为关切，对历史事件以及人物也有自己独到的评判和见解，她们价值观中所体现的公益慈善、重视家教、经商和反封建等意识弥足珍贵，这些社交态度和女性意识的日常流露，更加彰显了徽州才媛的人文情怀和道德践履。
　　文章以徽州才媛为研究对象，立足社交角度，从社交需求、社交方式、社交空间和社交影响因素等四个主要方面入手，试图勾勒出明清徽州才媛社交生活的真实图景，此研究有利于加深对明清知识女性生存实态的进一步了解和认识。

摘要：本文对改革、礼制为中心的先秦卫国政治兴衰进行了研究。西周初年，卫分封在殷商故地。分封之初的卫国，疆域较大，在商代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在康叔的治理之下，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整体来看，这一时期的卫国在被分封的诸侯国家之中，实力是比较强大的，同时受到周公的重视，被称为“诸侯之长”。由于卫被分封在殷商故地，所以卫国在西周时期发展的基础是商代社会的发展，使卫国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康叔谨遵周公在《康诰》、《酒诰》、《梓材》中的训诫，励精图治，在土地制度、殉葬制度、婚姻制度等方面实行的一系列改革，使卫国初期得到了治理和发展。进入春秋时期，卫国逐渐衰落。虽然期间也有短暂的中兴局面，但总体上卫国是在走下坡路。卫国在春秋时期的衰败，和这一时期卫国的国君大都昏庸有着必然的联系。比如卫宣公的淫乱，卫懿公好鹤失国等，由于国君的昏庸无能，导致卫国的统治者逐渐失去民心，诸子之争、工匠暴动等都使卫国昔日的强盛局面不复存在。卫国国君的昏庸，和礼制联系起来，从更深的角度来探讨，卫国国君的行为严重违礼，由此也可以看出卫国礼制的不成熟，笔者认为，这也是导致卫国这一时期社会地位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到了战国时期，卫国的实力更加弱小，甚至成为他国的附庸，任人宰割。这一时期的卫国社会地位更加衰落，直至灭亡。总体来讲，主要从改革和礼制这两大方面来看卫国由强到弱的过程，即先秦卫国政治兴衰的过程。

摘要：历史上，徽州地区是一个典型的宗族社会，到了清代，宗族趋于组织化。宗族组织在一般民众的日常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尤其在族内救济和宗族保障方面，可以说，徽州宗族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其保障内容体现在宗族成员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以传统儒家伦理道德为导向，宗族统治者倡导族内互助，并且会以族规家法的形式刊刻于族谱上，进而保障各项救济举措的落实，同时设置义田、义仓、学田等专门的济贫田作为物质来源，族内成员也会自发的进行互助。宗族保障乃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也是保障地方社会稳定的重要一环。
　　全文分为绪论和正文两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述选题缘起以及对于宗族保障这一课题进行学术史回顾和梳理。正文部分分为三章，内容如下:第一章主要论述了清代徽州一般民众的生活环境，该章又分为三部分，首先论述了徽州的自然环境，主要是从徽州地区的山川地形和气候灾害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和阐述的。第二部分论述了徽州地区脆弱的生存环境，主要表现在徽州地区人均耕地不足造成了缺粮的常态，还有徽州民众贫困的状态和崇俭的风俗习惯。第三部分则阐述了徽州宗族社会的大背景，徽州宗族趋于组织化以及家法族规的日益完善等。
　　第二部分是文章的主体部分，主要论述了徽州宗族保障的具体内容，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论述宗族保障的物质来源，第二部分介绍宗族保障的对象主要有哪些，第三部分重点论述了宗族保障的具体措施，主要是教育保障、养老保障、就业保障以及其他类型的保障，在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宗族统治者所制定此类保障举措外，另外还有宗族内部成员自发的互助保障，宗族成员通过订立议墨合同的形式实现互助，这是对宗族无偿救济的一种补充，也是清代徽州宗族成员常见的互助保障形式。
　　第三部分主要是对徽州宗族保障进行评价，共分为两部分。首先对徽州宗族保障的特征进行总结归纳，清代徽州宗族保障具有文化动因的引导性、保障对象的有限性、保障范围的不均衡性以及传统保障思想的局限性等特征;同时对宗族保障的可实施性以及意义、作用进行相关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