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县长出巡是国民政府治理地方所采取的方式之一。研究县长出巡具有一定的价值。通过利用县长出巡日记、报告等原始档案材料进行实证研究，探讨抗战时期成都平原地区县长出巡活动，增加学界对县长出巡的认识。相关的章程、方法规范县长的出巡活动，使县长出巡有章可依。县长职责、上级巡视督查、政府的奖惩促使县长进行出巡活动。在四川作为民族复兴基地的背景下，抗战时期成都平原地区县长出巡涉及治安、教育、征兵、征粮、地方建设等内容。抗战时期成都平原地区县长出巡为抗战做出了积极贡献。抗战时期成都平原地区县长出巡有其积极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由于其出巡方式并未真正根植于人民群众，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特征明显，脱离群众现象比较突出，影响了出巡效果。抗战时期成都平原地区县长出巡的成效不可高估。

摘要：本文以乌撒土司为中心，探讨历史时期中央王朝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地方势力的关系。中央王朝于元明清时期在西南边疆地区大规模推行土司制度，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土司的管理政策与当地发展的进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亦由此成为历代中央王朝高度重视且必须直面正视的现实政治问题，也是关系到王朝兴衰存亡的重大问题。从元代初创土司制度起，明代和清代基本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沿袭了这一地方治理模式。土司制度在当时已经成为王朝行政体系中重要的一部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中央王朝稳固西南边疆地区的统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乌撒土司是元明清时期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占据一方的大土司，在西南地区有很大的势力影响。乌撒土司地处云贵川三省的交界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先后隶属云南行省、四川行省和贵州行省。乌撒故地，远古时期为古滇国区域，战国时期为古夜郎国中心区域，蜀汉时属于朱提郡管辖，唐代后属羁縻州宝州，宋代设羁縻州乌撒部，元朝置乌撒路、乌撒乌蒙宣慰司、乌撒土知府、乌撒军民府，正式被朝廷封为土司，明代设置乌撒卫，加强对乌撒地区的管理和控制，清代康熙年间进行改土归流，置威宁府、威宁州。本文期望通过对乌撒土司与中央王朝政治、经济、文化及其相关问题的进一步探讨，加深中央王朝对乌撒土司在不同时期关系发展的认识。并从乌撒土司地区民族关系的处理和民族之间的交融影响等方面，考察乌撒土司作为镇守一方的大土司，在处理民族和安抚一方之间关系的实际作用及历史本相。深化对中央王朝在土司发展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与历史影响做出解读和认知。
　　全文除绪论与结语外，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简单阐述了乌撒土司从起源、发展到影响一地的土司的形成过程，以及乌撒土司所在地的考古发掘情况，说明乌撒土司的历史渊源。第二部分，阐述了在元王朝统治之下，乌撒宣慰司的设置过程和元朝的民族政策及治理方式，总结了元王朝与乌撒土司的经济往来和当时的元王朝与乌撒土司的关系特点。第三部分，从明代经略西南和乌撒隶属关系的变更，分析明代乌撒土司得以高速发展的原因，结合其关系特点，分析当时的赋税与朝贡对于乌撒的影响。第四部分，重点介绍乌撒土司改土归流的情况，通过分析当时民族关系的特点，来分析清代改土归流成功的原因。第五部分，考察乌撒地区当地与周边土司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情况，来说明乌撒土司作为一方大土司，对当地民族关系的处理合理性。

摘要：北宋的监察体系主要是指统治者为加强中央集权、维护自身统治而设立的监察机构及其相关制度的总称。监察体系的反腐机制是朝廷制衡权力的主要力量，也是反腐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北宋监察体系反腐机制的不断强化既是历史上前代监察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又是统治者在新的社会环境下适应时代要求而调整政策、制度的一种表现，其特殊性与重要性可见一斑。
　　北宋官场腐败的现象十分严重，蔚然成风，甚至危及北宋王朝的存续，引起廷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朝廷为此建立起严密而完备的反腐体制。统治者命大臣制定详细的法律条文来严惩腐败官员，在礼部的主持下举行科举考试选任官吏，由吏部的审官院与考课院负责，审核官吏劳绩以作升迁标准。北宋的反腐机构主要由监察机构、考课机构、审计机构等重要机构组成，其中监察机构负责按劾百官。在整套的反腐败体制中，监察体系首当其冲地处于发现和处理腐败问题的第一线，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北宋监察体系的组织结构分为中央与地方两个部分，中央监察机构是御史台、谏院，地方监察机构是路级的监司、州（府、军、监）级的通判，此外还设立了走马承受、纠察在京刑狱司等特定的监察机构。反腐职能是北宋监察体系十分重要的职能之一，其具体内容包括监督反腐政策的制定、监督其它反腐机构、奏劾腐败官员、纠察贪污违法行为、审理腐败案件、引导廉政官风。监察体系反腐的运作方式主要表现在对腐败官员的纠劾奏举、对腐败案件审理的监督上。
　　神宗朝推行的熙丰变法促使其监察体系的反腐职能进一步加强，监察体系对政府行政、司法等诸事均有权监督。从神宗朝的角度出发对监察体系反腐活动进行研究，中央监察机构与地方监察机构在司上书弹劾腐败官员、监督重大腐败案件的审理工作，地方监察机构还出巡辖区，巡按治下各州、县，调查民情，参与并监督腐败案件的审理。监察体系沟通中央与地方，本身又执掌监察重权，在其反腐机制运行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与其它反腐机构产生接触，监察机构按察其它反腐机构的同时，也受其它反腐机构的监督。同时监察官员的选拔、考课受其他反腐机构的影响。然而监察官员位卑权重，其它阶位更高的官员却必须受监察官员监督，容易引发纠纷，使得彼此间的关系进一步复杂化。因此监察机构与其他反腐机构互不统属，彼此是合作与冲突并存的关系。
　　北宋监察体系的反腐机制既有取得一定的效果，也有一些弊端。监察体系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官场腐败之风的蔓延，促使官场风气有所好转，但由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反腐体制内部的矛盾以及监察体系本身制度的局限性，使得监察体系反腐的实际成效大打折扣。

摘要：元代海洋活动颇为活跃，主要表现在南北漕粮海运的开通、海盐业的发展及海外贸易的繁盛，彰显了蒙古人经营海洋的雄心。积极海洋经济政策为元政府带来巨大收益的同时，在其执行过程中，弊端丛生，导致社会矛盾不断加剧，海运船户因负担过重而破产，海商群体与政府离心，沿海私盐盗贩愈加猖獗，最终导致元末海上动乱的爆发。东南沿海地区作为漕粮海运的起运地、海盐的主要产地及对外贸易的港口所在，也是深受元代海洋政策弊端危害最严重的地区，海寇势力不仅扰乱了东南沿海地区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更截断漕粮海运，加速了元政权的灭亡。
　　元末东南沿海的海寇崛起反映了政府的应对失措，元政府因族群隔离政策未能建立有效的海防军事体系，在与海寇的海上交锋中屡屡落败，在剿捕不断失利的形势下，政府为维系漕粮海运，被迫招安以方国珍为代表的海寇势力，最终使其割据浙东，漕粮海运亦断续无常。方国珍在为元廷提供海运、谋求政治利益的同时，积极进行海外贸易和海盐的生产以壮大自身财力，元政府亦通过以盐易货的形式维持大都政权的物资供应。面对海寇出身的方国珍，东南沿海士人态度复杂，或追随元廷围剿，不惜身死陨灭，或迁徙他处，不为所用，然亦有不少士人选择为其出谋划策、安定地方。方国珍为元廷招安后，东南士人隐逸之风盛行。
　　元代海洋政策的弊端催生出东南沿海强劲的海寇势力，截断漕粮海运，留下“帝国亡于海”的历史教训，促使明初君臣实行海禁，力求从根本上消除海寇势力对明王朝的威胁。海禁政策的施行固然有助于解决东南沿海的海寇问题，但就长远而言，海禁阻断了唐宋以来中国的海洋事业，严重损害了沿海民众的利益。

摘要：政治格局的变化是各方实力消长的结果。1944-1949年的中国政治格局演变与民主联合政府主张的推行密切相关。
　　抗战胜利前后，由于中共和民主党派力量的壮大，国内政治格局呈现三足鼎立的局面，民众渴望战后建立和平民主的国家，中共顺应民意提出了民主联合政府主张，力图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多党派联合的政府。中共首先加强民主联合政府主张的宣传，力争民主党派和美苏支持，并在军事上抢占中心城市以扩大势力控制范围，为谈判增加政治筹码;其次在重庆谈判中，中共主动改提参加政府，以退为进，迂回推进民主联合政府主张，并在政治协商会议上全力推行此主张，力争改组政府，打破国民党一党专制;最后在民主联合政府遭受重创之时，中共抗议国民党破坏政治协商会议成果，重启民主联合政府主张，筹建以自己为主导的民主联合政府。民主联合政府主张是民心所向，中共也因此主张争取了民心，力量逐渐壮大。国民党最初禁止宣传民主联合政府主张，与中共争夺第三方面力量，并拉拢美苏以打压中共;国民党欲借民主之名延续一党独大的局面，百般阻挠中共推行民主联合政府主张，不顾民意反对，强行召开缺少中共和大部分民主党派的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并改组政府，国民党本想借机争取民心，却适得其反;国民党最终发动内战，借军事打击消灭中共推行民主联合政府主张的有生力量，并遣散民主党派，此举更加丧失民心，在中共的反击之下力量不断减弱。民主党派在国共之间扮演了重要角色，是国共共同拉拢的政治对象;其对民主联合政府主张有一个犹豫徘徊到公开支持的过程，在与国民党的斗争中与中共结下政治盟友关系，民主党派的被迫遣散使其认清了国民党独裁的本质，全面转向支持中共，与中共共同筹建新的民主联合政府，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在新的政治格局中，中共成为主导力量，而民主党派也不可或缺，形成了中共执政、民主党派参政，双方友好合作的新局面。
　　概而言之，各党派对反映民意和时代潮流的民主联合政府主张的不同态度和做法直接影响人民对各党派的支持与否，民心向背导致国共两党力量此消彼长，最后推动了中国政治格局的演变。

摘要：南京国民政府前期(1927-1937)，国内政局相对稳定，经济发展较为快速。随着国家机器的不断强化，政府对民间慈善事业加强了监督与管理，故而这一时期国内的慈善事业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因潮汕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带来的频繁水旱灾害和持续兵灾匪患，成为潮汕百姓挥之不去的噩梦。潮汕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慈善文化的延存，成为潮汕地区慈善救济事业的重要助推力。潮汕慈善事业在时代大背景下由此走上了法制化、规范化、快速化的发展之路。
　　慈善机构是慈善救济的主要载体之一。其中善堂在潮汕慈善救济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以善堂为载体的潮汕慈善救济，不单以施医赠药、施粥施衣、掩埋尸骨等日常救济为主，还修桥筑路，兴办义学，逐渐具有近代慈善公益的特点。同时海外潮侨亦是慈善救济的重要力量。自清末以来奔走南洋的广大海外潮人经过数十载艰苦奋斗，有些已发家致富，却仍不忘桑梓，积极支持家乡的经济建设。广大潮人受中国传统慈善文化和宋大峰祖师精神的感染，养成了乐善好施的习惯，广大善堂的建立则是最好的见证。
　　自然灾害除本身巨大的破坏性之外，还是滋生传染病、瘟疫的温床。因此，自然灾害的救济至关重要。在水旱灾害的救济中，除消极的赈济外，还采取积极的灾前预防措施，如修建义仓，治理韩江等。此外，救济难民与失业归国华侨也是这一时期潮汕地区慈善救济的主要内容。在艰辛的救济过程中，政府、善堂、个人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重视慈善教育是近代慈善救济的典型特征。广大潮人深知教育的重要性，积极捐资助学。而教会的教育内容虽然主要以宗教教育为主，与世俗性的近代中国社会存有多方面的矛盾冲突，但在客观上促进了潮汕地区教育的发展。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潮汕地区的慈善救济事业呈现出法制化、官民协作与广泛化的特点。潮汕慈善救济延存了饥贫羸弱者的身家性命，有利于潮汕社会秩序的稳定，更是推动了潮汕社会的文明进步，播扬了人道善心的社会风气。

摘要：本文对1930年代末中国知识界对捷克事件的反应进行了研究。193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对一系列国际问题产生了重大关注，这些关注都因特殊的时代背景而起。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弱小国家，中国人现代意义上的国际观念和外交意识开始兴起。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此时抗击日本侵略是中华民族挽救危亡的共同呼声和唯一选择，抗日救亡运动成为鲜明的时代主题。在民族生死存亡关头，国人的国际意识和外交观念变得愈发强烈。此时，一个欧洲的小国----捷克开始走入国人的视野。1938年的下半年，中国抗日战场面临严重挫折，武汉、广州相继失陷，日军的残暴促使国人更加呼吁英美等大国维持国际公理与正义，制裁侵略。而无独有偶，捷克也正在面临德国的侵略，新的世界战争危机近在眼前，知识界希望英法等大国可以保护像捷克一样的弱小国家。于是，捷克就成为了国人眼中弱小国家的象征，同时知识界在对捷克的描述中充满了想象，一个几近完美的、富于民族精神的捷克形象诞生了。“五月危机”是捷克问题发展的第一阶段，在英法的干预下，“五月危机”以德国的失败而告一段落，这更加激发了知识分子的思考。首先捷克的胜利者形象进一步升华;其次，在争取外援打击日本的外交战略中，知识分子以捷克为先例，希望国民政府实行立场鲜明的外交策略。但是捷克最终被英法的“现实外交”所牺牲，国家惨遭灭亡命运，助长了抗战悲观论调的蔓延。捷克的悲惨遭遇和慕尼黑协定大大刺激了知识分子敏感的神经，众多知识分子对捷克问题撰文论述，一方面批判大国“现实主义”外交的罪恶，一方面通过论证“中国不是捷克”，指出中国的光明前途，并同时总结了捷克失败的教训，认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抗战胜利的根本保证。

摘要：民国时期广西村民自治制度与当代的村民自治制度有所区别。当代的村民自治制度是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在《宪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的规制下进行的，有明确的自治组织、完整的自治体系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自治制度。而在民国时期，由于历史、文化、经济等的差异，当时的村民自治则较为侧重于村内的自我发展。相比于当代的，则是受到中央控权更小、法律约束更少。民国时期广西村民自治制度基本内容，与同时期其他省市的自治内容相比，也较为完整。包括发展了村民自治组织和村民自治机构，并且进行了村民民主选举，创制了村民自治乡规民约，完善了村民纠纷解决方式。从这一系列的村民自治内容，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民国时期广西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更多的是我们可以借鉴的经验和教训。广西村民自治制度并没有取得很好成果，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村民的民主权利、村民自治没有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并且在该制度施行的过程中，缺乏相应的监督体系和程序。笔者认为，从法史的角度看待当代的法律制度，能够掌握更全面的内容;从法制本土化的角度分析当代法律制度，能更清晰、深入的探究。从这些角度对当代村民自治制度进行梳理和分析，找出合理解决当前村民纠纷多发的途径，真正发挥村民自治制度发展民主的作用。
　　本文共分为三章:第一章主要从理论层面分析民国时期村民自治制度的内涵和内容，为下文的评价和借鉴作铺垫。第二章对民国时期村民自治制度作了正反面的综合评价。从法律特征分析、与外省村民自治比较、案例解析等方面总结其精华和糟粕。第三章论及民国时期村民自治制度对当代村民自治制度的借鉴意义。本文对当代村民自治制度的困境现象集中于村民纠纷解决上，因此从村民纠纷的成因、影响因素等方面分析现存问题，并也就如何妥善解决村民纠纷提出了若干建议。

摘要：赠官制度源于西周时期的追尊制度，至西汉出现真正意义的赠官制度，历经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的长时间发展，赠官制度在唐代已呈现制度化的发展趋势。继唐代而起的五代时期，其制度建设对唐制多有沿袭，但基于五代政权更迭频繁、战乱不断的政治背景，加之五代官制中品级变化、使职的发展、枢密使和内诸司使地位上升以及军事方面禁军制度的完善等情况，五代赠官过程中赠官内容的多样化、高品级、文官化、中央官化，赠官模式的简单化，经常性集体赠官均体现了唐代赠官制度的相应原则，并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而五代赠官还呈现出重武轻文、大规模追赠前朝大臣的时代特点。五代赠官制度实现了局部制度化，五代父祖赠官内容、宗室成员赠官内容已有明文规定。宋代完成赠官制度的制度化，是基于唐、五代赠官制度不断完善的结果。

摘要：北宋后期新旧两党之争，始于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的王安石变法，由是否变法而产生的政见之争发展到了哲宗元祜(1086-1094)、绍圣(1094-1098)时期，则衍化成为你死我活的朋党之争，至徽宗崇宁(1102-1106)时期，又恶化成“元祜党禁”的极端方式。
　　熙宁初年，张商英被章惇引荐进入变法集团，历仕宋神宗、宋哲宗、宋徽宗三朝而深陷党争不可自拔。从熙宁四年(1071)十一月荣升朝廷官员，到徽宗大观四年(1110)六月荣登相位，期间仕途坎坷，为政四十多年，在朝当官时间不过五年，其余时候则四处颠沛、放于外任。他既直言敢谏、忠鲠不屈，也热衷名利、勇于好斗;既不可避免地遭到旧党攻击/也不时与同为新党的人士发生龃龉，而这一切都与北宋文人政治所孕育出的士入党争有极大关系。故本文依托党争背景研究张商英的政治活动，达到以个人了解党争，从党争探视个人的双重目的。

摘要：富阳谢氏家族是北宋时期一个相对典型的中层士人家族，在政治和学术方面均有一定成就。五代时期，该家族已是吴越地区有一定影响力的地方士人家族。入宋以来，经过两代人的努力，家族地位达到最盛。但未及四代，家族逐渐走向衰落，第五代时则销声匿迹，其兴衰历程贯穿了整个北宋王朝的始终。
　　本文先理清了谢氏家族的源流，进而讨论谢氏家族各代代表性人物的事迹，并仔细分析了他们的婚姻关系以及交游圈，展现出了谢氏家族的人际关系网络。同时，细致剖析了影响谢氏家族兴衰的因素，并总结了其家族具有的特点。

摘要：宋代动物灾害频发，给宋人的生产生活带来极大的影响。动物灾害属于生物灾害或自然灾害的一种，即使是在当今也时有发生。本文以宋人对动物灾害的认知为中心，分析探讨其致灾观、防灾救灾的意识和举措，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总体评价。
　　首先，概述宋代动物灾害的具体情况、时空分布等，从农业、畜牧业、人身安全、交通出行等多方面探究动物灾害对当时社会所造成的影响;其次，从宋人的主观认识和客观环境两方面分析宋代动物灾害的成因，再分别从政府和民间的角度探讨宋人对动物灾害的防灾救灾措施;最后，从积极性和局限性两方面对宋人应对动物灾害的措施进行评价，以期有助于对宋代社会的认识和了解。
　　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文化的发展，宋人对动物灾害的认识有所深化。面对动物灾害，宋政府多次颁布相关的法令，派遣官员救灾，采取了经济手段等多种救助方式;地方官员也大多能够积极应对动物灾害，这些防灾救灾措施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囿于时代的限制，宋人面对动物灾害不可避免地采取诸如祈禳一类的方式，在救灾过程中难以收到实效，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疏导和安定民心的作用。

摘要：诨名是名字之外的一种补充名，是由他人施加的，根据被命名者自身的特点命名的，且带有命名者主观情感的一种在非正式场合使用的称谓。宋代是诨名迅速发展的时期，本文结合诨名盛行的时代背景，就其反映的社会面相、文化内涵、特点及影响进行探讨。
　　首先，对宋人诨名的盛行原因、分类和所涉人群进行概述。诨名在宋代蔚然成风，它的盛行依赖于政治环境的相对宽松、社会经济文化的发达和外部环境的刺激。宋人诨名的内容和形式十分丰富，种类繁多，涉及社会的各个阶层，上至王公将相，下到平民百姓都可以是诨号的命名者和担当者，且各个阶层的诨名都各具特点。
　　其次，勾勒和呈现宋人诨名所反映的社会面相。诨名是一面多棱镜，折射出宋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在政治上，诨名是表达社情民意的窗口，反映了民众对官员的素质要求和对时政的品评议论，同时，诨名也作为权利斗争的手段而存在;在经济上，宋代经济的繁荣和市民阶层的崛起催生出一大批职业化诨名，它不仅反映出宋代经济发展的特点，更是宋人重商思想的直接体现;在文化上，诨名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透视出宋代文化多元化、平民化的发展趋势，同时也折射出宋代的社会风尚。
　　再次，解读宋人诨名的文化内涵。从人物类诨名、动物类诨名、植物类诨名、器物类诨名四个方面对宋人诨名的文化内涵进行剖析，对宋人诨名的隐喻义和象征义进行解读，探究宋人的审美情趣、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念等。
　　最后，概括分析宋人诨名的特点和影响。在社会变革的时代背景下，宋人诨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一是诨号的阶层范围扩大，下层人物的诨名大量出现;二是诨名语言的口语话、通俗化;三是宋人诨名体现雅俗共赏的审美情趣;四是诨名中包含宋人的民族意识。数量繁多的诨名对当时和后世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摘要：本文拟以《皇明祖训》为中心，探讨明太祖的齐家治国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皇权政治与家国一体的政治体制与时代背景下，国家最高统治者的帝王家事之治理与王朝国运之兴衰往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亦由此成为历代王朝及帝王们高度重视且必须直面正视的现实政治问题，也是关系到王朝兴衰存亡的重大问题。从西周初年周公恐周室子侄“治有所淫佚”而作《康诰》《酒诰》《梓材》《多士》《毋逸》《立政》等王室训诫起，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帝王特别开国之君，皆很重视编撰帝王家训，以之教育子女，训诫后宫。中国的家训传统因而延续至今至少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帝王家训并由此成为中国家训文化传统中的重要部分，并且在当时皇权政治的历史条件下，具有垂训天下、仪范世人的榜样作用。
　　《皇明祖训》是明太祖主持编撰的一部重要家训，是中国古代帝王家训典藏中的重要作品之一。明太祖（公元1328年-1398年）早年家境贫困，出身微贱。他因生计所迫，做过放牛娃，做过乞丐，当过和尚，饱尝人事炎凉，多历世间坎坷。参加元末农民大起义后，屡立战功，逐步翦灭群雄，最终登上皇帝宝座，成为明朝的开国之君。明朝建国后，明太祖鉴于前朝覆亡之历史教训，强调“治天下者，正家为先”，高度重视家庭教育。对诸皇子“常切谕之”。出于担心朱明皇子皇孙不谙世故而无法守成明朝江山及对朱明王朝皇祚永续的期望，明太祖于勤劳国事、励精图治的同时，还主持编撰了《皇明祖训》并亲自撰序，作为俾使朱明皇室子孙“知所持守”的帝王家训。明太祖深受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影响，认为“齐家、治国，其理无二，使一家之间长幼、内外各尽其分，事事循理，则一家治矣，一家既治，达之一国，以至天下，亦举而措之耳”，因此他所主持编撰的《皇明祖训》，既包括了修身、齐家的思想内容，也蕴含着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思想内容。本文期望通过对《皇明祖训》及其相关问题的进一步探讨，加深对明太祖齐家治国思想的认识，并从朱明皇室子孙对《皇明祖训》的遵循与违逆等方面，考察《皇明祖训》在明代皇室生活中垂训子孙、仪范后世之实际作用及历史本相，从而在帝王家训的层面，深化对中国家训文化在明代社会乃至中国古代社会教化中重要作用与历史影响的解读和认知。
　　全文除绪论与结语外，分为四章。第一章，简单追溯明以前中国古代的家训文化与帝王家训的历史沿革，结合明太祖的个人经历与元末明初的时代背景，说明《皇明祖训》产生的历史渊源和时代条件。第二章，从《皇明祖训》分析明太祖的齐家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勤俭朴实:修身之道;二是恭孝严谨:家庭治理;三是重视子弟教育。第三章，从《皇明祖训》分析明太祖的治国训诫，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禁立丞相;二是慎用酷刑;三是约束皇亲国戚。第四章，考察明太祖之后世皇子皇孙对《皇明祖训》的遵循与背离等状况，目的在于通过《皇明祖训》与社会变迁、现实生活之间的矛盾，说明《皇明祖训》的局限性。即:明太祖要求后世子孙不得自作聪明，擅自更改祖训，“乱我已成之法”，但是随着明中叶后的时代变迁与形势变化，朱明皇室子孙根本不可能循规蹈矩，严格按照《皇明祖训》的规范约束其言行举止，那“一字不可改易”的固定僵化之《皇明祖训》规范与发展变化的明代时空环境之间的矛盾冲突亦必然不可避免，并由此使得《皇明祖训》在明代各历史阶段所发挥的实际效用不同。

摘要：抢米风潮作为底层贫民争取生存权的传统手段，历朝历代都在重复上演。在近代社会秩序重构的大背景下，抢米风潮却出现了新的元素和意味。1898年以后，由于经济环境的恶化和水旱灾害的频繁发生，浙江下层群众生活极度恶化。为了生存，他们不断进行抢米活动，故清末浙江形成抢米风潮。本文试图通过研究抢米风潮的社会历史背景、一般行动概况、政府和社会的应对机制以及抢米的社会历史影响四个方面来对清末浙江抢米风潮做一个比较系统的研究。
　　清代以来，浙江限于其自然地理环境和经济结构的原因，米粮自给不足，在相当大程度上仰仗外省供应和官方的粮食调剂。到了清末，由于农业生产下降、仓储体系败坏和赋税沉重，加剧了浙江社会的粮食危机，爆发抢米风潮。本文在分析清末浙江八十余起抢米风潮的时空分布、抢米参与人员的身份特征与抢米指向对象的基础上，对抢米风潮的整体特点进行了归纳总结。面对不断威胁政权统治的抢米风潮，浙江地方官府必须要有所应对。官府的应对包括对即时爆发的抢米事件的处置，以及事后为了一劳永逸而做的预防和调节措施。但财政不足、官员的腐败、既得利益者的不配合，以及社会的失序让官府的应对并没有有效遏制抢米风潮的爆发，反而使其愈演愈烈。
　　在对清末浙江抢米风潮基本情况进行整体探讨后，本文试图以1911年5月的杭州抢米风潮为例，进一步探讨具体抢米事件爆发的背景、行动的逻辑以及官府善后的困难;并结合此案例，进而分析浙江抢米风潮在清末这个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带来的社会效果是加剧浙江社会秩序的不稳定，导致政府抗政治风波能力的削弱，并为浙江辛亥革命和杭州“光复”创造了政治条件。

摘要：随着城池的建立，城隍信仰逐渐发展起来，唐宋时期，城隍神开始有了赐封。明清时期，由于城隍神受官方提倡和重视，使其背负与承载了新的意义，呈现出新的特点。
　　正文总共分为四章:
　　第一章首先介绍了城隍的含义和发展轨迹。城隍，即城墙与护城河，城隍神是古代城市的守护神。城隍神在发展的过程中，由自然神演变为人格神。及至明清，经过统治者的推崇，由民间神成为一种具有官方性质的神，使城隍信仰背负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和教化功能。
　　第二章主要介绍了明清城隍神封号和城隍庙赐额的一般情况。明清统治者通过对城隍赐封匾额、敕加封号，确立了城隍信仰的合法地位，借此强化神权政治。
　　第三章介绍了对城隍封号赐额的原因。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鉴察司民，维护统治秩序;二是借助吉祥封号，祈福消灾。总言之，是为了天下苍生的安宁和江山社稷的稳定而赐封。
　　第四章介绍了封号与赐额的影响。明清统治者对城隍的封号赐额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隍信仰的发展，起到了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同时它的影响也涉及到地方经济、社会文化方面。

摘要：传统王朝下，官僚制度是国家进行日常统治的重要工具。为保障官僚制度的高效，国家设立了一整套复杂的行政机制。储才制度作为其中一项，目的在于考察与选拔贤能才俊，进而促进官僚队伍的新陈代谢，在整个官僚体制中占有重要意义。历代官僚制度以宋最为复杂，而储才制度在史料中又较为零碎，因此对宋代储才制度的认识一直较为模糊。
　　以往宋代官制研究，存在着重高官轻基层、重北宋轻南宋的问题。因此，本文以南宋中央基层文官储才制度为对象，借助史料爬梳南宋中央储才制度的机构沿革、设置，储才官员的选任、升迁等方面，着重分析储才制度变迁后的政治意图及其影响。全文共分五部分展开:
　　第一章讨论南宋储才制度的渊源，主要侧重馆阁储才制度。北宋承袭前制，以馆阁等秘书机构为储才场所，注重考察官员的文学才能。仁宗朝后，磨勘原则引入馆阁制度，使原本作为差遣的馆职开始具有贴职性质。元丰改制拆分了馆阁的职事与品位功能，其储才意义开始退却。其后哲宗、徽宗虽屡次改革馆阁制度，但成效不大，馆阁官无可避免的走向衰落。
　　第二章讨论南宋储才制度发展的背景。北宋末期，随循资原则的渗透，与馆职选拔标准的过时，馆阁逐渐走向边缘化。南宋政权新立，馆阁制度无法满足政府吸引人才的要求，为笼络士人，稳固政权，宋廷以基层文官为核心，重新构建了六院四辖，六部监门、架阁等新的中央储才场所。
　　第三章讨论六院四辖的储才功能。六院四辖是中央九寺五监下的事务部门，其中多数为理财机构。基于部门性质，院辖官的选任强调官员的基层经历，重视官员的政务能力。院辖官在迁转上，以郎官、知州等中央、地方中坚官员为主，并逐渐形成了六院四辖—察官—卿监—侍从的升迁模式，以期进一步提升官员的行政水平。南宋后期，院辖官的地位逐渐下降，尤其是四辖官，受任期与士风影响，逐渐沦为六院的储备官，储才功能大大减弱。
　　第四章讨论六部监门、架阁的储才功能。六部监门与六部架阁库是南宋新设立的，直属尚书省的职事部门。监门与架阁在储才上互为补充，各司其职。选任方面，监门官以京朝官为主，架阁官则取自幕职选人，监门高于架阁，体现了两者储才对象上的等级性。职能方面，架阁官以文档管理工作为主，职闲事轻;监门官则掌六部出入管理之责，事务繁杂，往往疲于奔波。因此在迁转上，架阁官很快后来居上，高官屡出。监门与架阁的区别反映了南宋储才制度文—吏参用的双轨并行机制。
　　第五章讨论储才制度的衰落。南宋后期，储才体系遭到破坏，储才官调任频繁，迁转放缓，地位远不如前。储才制度的失败原因有二。一方面，堂除作为储才职位的差除手段，受权相擅政影响，越来越成为了宰辅滥授私恩的手段，丧失了破格拔才，增重职选的本意。另一方面，官阙矛盾激化下，循资原则不断侵蚀储才制度，致使其实际职事功能渐趋丧失，官员无以施展才干，最终表现为储才职务的品位化。

摘要：州县，是我国封建制度下各级行政单位中最小，也是最稳定的基本单位，是中央关乎民生的行政政策的具体执行者，也是与民众联系最为密切的行政单位。而灾荒严重威胁着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也阻碍着地方政府治理地方、发展地方，因此地方政府对灾荒的救助与治理很是重视。直隶地区灾荒的成因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由战乱等引起的人文灾荒，一种是由水旱等灾害所引起的自然灾荒，本文主要指由自然灾害所引起的灾荒。
　　本文以清代直隶州县行政救荒为出发点，分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述。首先主要论述了清代直隶州县灾荒救助的行政运作模式，通过直隶各州县灾荒救助运作的程序以及主要行政人员(如办赈、查赈人员)的构成，从整体上分析直隶州县官员灾荒救助运作过程，为下文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其次主要论述清代直隶各州县官员在灾害发生后对民众进行的生活方面的救助措施，通过政府采取的平抑物价、发放米粮、物资，帮助灾民建立住所等措施，保障了民众生命安全，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再次主要论述了清代直隶州县官员为摆脱灾荒困境、恢复地方发展活力对民众进行的生产救助措施，主要包括预防和治理自然灾害、保护劳动力、保护生产工具、鼓励生产等措施，为地方生产的恢复与发展提供物质和政策保障，增加经济发展活力。最后通过对清代直隶州县官员采取的除了生活、生产方面之外的其他救助措施的论述，如为稳定地方秩序，如为避免人员的二次损害采取的医疗救助措施，为保障灾时物资、社会稳定等修复和重建公共设施，有助于家园的重建与社会的长治久安。
　　本文试图从这四个方面出发，从整体上把握清代直隶州县进行灾荒救助的行政运作特点以及行政运作过程中的利与弊，分析清代直隶地方政府灾荒救助行政运作的经验与教训，为今日地方政府应对灾荒或行政运作模式，提供一定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摘要：中国民间宗教，是一个极其广泛的概念，它源流自汉末，历经数朝发展，终于在明清时期，中国民间宗教发展达到了顶峰。这一时期的民间宗教创立地点和创教者的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京东地区，京东地区指的是清代北京以东，山海关以西，长城以南，渤海以北的广大区域。这一时期的民间宗教的种类门别、势力范围，群众基础均远超历朝历代，民间宗教活动愈演愈烈，已经到了不可遏止的状况:“白莲教、无为教、罗教蔓引株连，流传愈广，踪迹诡秘，北直隶、山东、河南颇众，值此凶年，实为隐忧。”①明清之际民间宗教的罗教、黄天教、弘阳教在河北壮大，对王森创立闻香教有着直接或者间接影响，而闻香教与其他宗教不同之处在于它更加强烈的政治色彩和家庭神圣意味，传播方式隐秘，教义明忠实奸，在京畿地区传承数百年，数十代，可以说是一奇迹。
　　其后只因嘉庆年间两大民间宗教案件的处理，极其偶然的机会，当局严厉追查一本“邪经”的来源，让清茶门教和滦州石佛口王家的活动再次引起清庭重视，嘉庆皇帝下令彻查此案，南北地方督抚大员通力合作，南北呼应，雷厉风行，审犯案人员，最终将此案定性。嘉庆皇帝将困扰他多年民间宗教、民间起事问题源头直指清茶门教，认为其实为“各项邪教之宗”，王氏家族是“祸首恶根”。清茶门教犯案性质由一般民间宗教犯案事件转成谋逆大案，王家主要传教之人凌迟处死，对已经去世的主犯也不放过，全部“刨坟戮尸，即在本地方枭示”。至此，清茶门教才告以结束。
　　任何民间宗教的产生、发展、兴盛都有其存在的社会土壤，民间宗教毕竟不同于大众化宗教，它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秘密性和乡土性。民间宗教涉及的社会群体总体呈现出文化水平底层化，经济水平贫困化，社会地位底层化，年龄岁数大龄化，地域分布聚集化，宗教信仰多元化，家族传承稳定化等特点。所以从整个社会条件来研究民间宗教的兴衰过程，从其乡土性出发，探究民间宗教教徒群体的特点，为当今政府处理民间邪教案件提供一定参考借鉴。

摘要：浙东沿海利擅渔盐，航海贸迁的生产方式源远流长，逐渐形成了有别于内陆的海洋社会。近代以降，地处中西交流与碰撞前沿的浙东地区，随着沿海贸易的逐步复兴，涌现出了一大批涉海家族。他们来源复杂，经营范围广，资本雄厚，并具有较强的家族与地域观念。为数众多的浙东涉海家族，呈现出不同的类型:买办、地方商人、侨商。他们以极富创新进取的精神，兴办新式产业，推动了沿海地区的近代化历程，在海洋文明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因此，他们的经营活动与社会活动，对浙东、乃至全国产生了深远影响。进一步说，他们不仅展现了传统海洋文化在近代焕发出的活力，而且折射出陆海交汇环境下沿海社会的发展道路。
　　台州黄氏是近代浙东涉海家族的典型代表。通过剖析台州黄氏家族在浙东海洋环境下的生存与发展，我们发现在近代中国社会大变局态势下，浙东涉海家族的普遍因应之道——生计模式呈现出多元发展、与世沉浮的调适性。黄家的经营形态随着浙东海洋环境的变迁而不断衍变:明清鼎革之际，海氛不靖，导致其家族由耕读传家迅速没落;道咸以降，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动乱为黄家重新崛起、跻身官僚阶层提供了机遇;得益于同光年间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黄家再度涉海经商，并逐渐转型为工商业家族;甲午以降，黄氏审时度势，趁着国内“重商主义”、“民族主义”的大潮，进一步壮大家族的工商业版图，成为民初地方社会举足轻重的“台州首富”。黄氏家族经营形态的衍变路径，即由耕读传家到涉海经商再到政商互济，体现了时代特征与有别于内陆地区的涉海性格。
　　纵观黄氏家族经营形态的衍变历程，我们可以体察出近代浙东涉海家族的发展大多具有以下特征:其一，家族以海港为依托，发展沿海的南北航运贸易，并以此扩大市场，盘活家族产业，折射出海陆联动的多元化发展战略;其二，以血缘与地缘为中心的家族内部传承与地方合作，反映出抱团合作的经营策略;其三，部分产业所采用的股份制，体现了经营权与所有权相分离的近代企业经营理念;其四，家族通过积极参与地方事务及经营政商关系，积累社会资本，从而进一步攫取经济利益，体现了政商互济的经营模式;其五，家族组织呈现松散化趋势，个体家庭的独立性日益增强;其六，家族不断通过修谱、修祠、设产等方式，将国家意识形态融于宗族建设之中，并竭力以“商绅”的身份积极参与地方社会的建构，希冀通过整合地方社会取得维护基层社会的合法性，从而弥补基层社会权力的缺失;第七，家族深受农耕文化的影响，阻碍了海洋性格的进一步发展。
　　就浙东涉海家族的兴衰而言，我们能够探察到近代浙东地区的国家、地方社会与家族三者之间已经形成了相互制约的平衡关系。一旦社会结构失衡，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力减弱，就会出现海氛不靖的动荡局面，那时家族势力就会乘势弥补基层权力真空，社会结构再度倾斜，显现出家族势力强而国家基层政权力量弱的趋势。而一旦社会结构相对稳定，国家为了防止家族势力破坏社会平衡，就会抑制家族势力的发展，从而表现为家族力量的蛰伏或相对衰微。从一定意义上说，浙东涉海家族势力的兴衰是社会各种矛盾与各种力量更替的映照。
　　浙东涉海家族工商业的传承、发展与海洋环境的变迁有密切关联，这不仅体现出鲜明的海洋特色，而且展现了近代社会大变革过程中沿海地区逐渐从政治经济边缘地带逐步走向中心的历程，折射出近代中国海陆二元格局渐次演变成型的趋势，海洋对中国沿海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日益凸显，沿海对内陆的影响愈益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