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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心理学 扬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情绪智力作为智力领域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正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研究对情绪智力量表(IPIP-EIS)进行修订,并对该量表的心理测量学指标进行检验。研究者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抽取了江苏省内6所本科院校的在校大学生,常模样本1121人。原量表经过三次修订,最终形成了适合江苏省大学生被试的情绪智力量表(IPIP-EIS)。
  结果如下:
  1.量表。正式量表包含7个维度,积极表达、消极表达及情绪性决策维度分别包含8个项目,反应性快乐和同理心关注维度分别包含9个项目,注意情绪和反应性抑郁维度分别包含10个项目,量表共62个项目,采用5点计分,删除了原量表的6个项目。
  2.信度。情绪智力量表(IPIP-EIS)各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818~0.884之间;间隔二周后的重测信度在0.751~0.851之间。
  3.效度。通过内容效度、结构效度、效标关联效度对量表的效度进行分析。
  (1)内容效度:量表的项目源自Barchard博士学位论文,被收录在国际人格项目库(IPIP)中,心理学教师也对项目给予较好的评价,因此问卷内容效度较好。
  (2)结构效度:
  ①探索性因素分析KMO值为0.83,七个维度共解释了总变异的49.51%,各项目负荷都在相应维度上,负荷均超过0.40,且大于非目标维度上的因素负荷。
  ②因素间相关系数。七个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在0.146-0.592之间。
  ③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各维度GFI值在0.95-0.97之间,NFI值在0.92-0.96之间,CFI值在0.93-0.98之间,IFI值在0.93-0.98之间,RMSEA值在0.05-0.09之间,从数据分析结果来看,理论模型和原始数据的拟合是可以接受的。
  (3)效标效度:情绪智力量表(IPIP-EIS)的7个维度和EIS总分均有一定程度相关,相关系数在0.189-0.564之间。情绪智力量表(IPIP-EIS)各维度与中国大五人格问卷(简版)的严谨性、神经质、宜人性、开放性及外向性也有一定程度的相关,相关系数在-0.429-0.468之间。情绪智力量表(IPIP-EIS)各维度与正性负性情绪量表的相关在-0.305-0.679之间。
  (4)制定了江苏省本科大学生的性别常模和城乡常模。
  结论:
  情绪智力量表(IPIP-EIS)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可以作为测量江苏省大学生情绪智力的有效工具。
应用心理学 扬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知觉序列学习,即对刺激所含的序列规则的学习。在知觉序列学习的研究中,研究者不仅关注其本身的结构、组成等相关因素,为了与实际生活更贴近,也会对知觉序列学习有影响的其他相关因素感兴趣,例如认知风格、情绪等方面。因此本研究将详细、系统地探究情绪启动的诸多因素对知觉序列学习的影响,通过实验研究的方法更加客观、细致、详实的进行研究,想要将这些因素的影响关系完整、客观的展现在大家的眼前。本研究将情绪面孔图片作为启动刺激,以知觉序列反应时任务为基础,来探讨情绪类型、被试对情绪的意识水平以及性别对知觉序列学习的影响。
  本研究有3个实验,实验一为2(积极情绪、消极情绪)×2(H高概率、L低概率)两因素混合实验设计,考察阈上不同类型情绪启动对知觉序列学习的影响。结果发现:阈上的情绪启动中,积极情绪启动后的知觉序列反应显著快于消极情绪启动后的知觉序列反应,高概率和低概率的知觉序列学习也有明显差异,且情绪类型与学习量间无交互作用。实验二为2(积极情绪、消极情绪)×2(H高概率、L低概率)两因素混合实验设计,考察阈下不同类型情绪启动对知觉序列学习的影响。结果发现:阈下的情绪启动中,积极情绪启动后的知觉序列反应时与消极情绪启动后的知觉序列反应时差异边缘显著,高概率和低概率的知觉序列学习有明显差异,且情绪类型与学习量间无交互作用。实验三为2(积极情绪、消极情绪)×2(有意识、无意识)×2(男、女)×2(H高概率、L低概率)四因素混合实验设计,考察不同情绪类型、意识水平、性别对知觉序列学习的影响情况。结果发现:不同情绪类型主效应显著,情绪意识水平和性别对知觉序列学习主效应不显著,学习量主效应显著;情绪类型和意识水平对知觉序列学习的交互效应显著,情绪意识水平和性别对知觉序列学习的交互效应显著,其余交互效应均不显著。
  本研究结论为,阈上不同类型的情绪启动效应差异显著,知觉序列学习可以发生;阈下不同类型的情绪启动效应差异边缘显著,知觉序列学习可以发生;情绪启动对知觉序列学习的影响主要是情绪类型在起作用,同时在情绪启动下知觉序列学习是可以发生;在情绪启动中,情绪类型和情绪意识水平、情绪意识水平和性别这两组因素会分别相互影响、共同作用知觉序列学习。
管理心理学 上海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当个体在想象或者回忆一件事件时,头脑中会出现相应的画面感,想象或回忆所产生的画面存在两个视角:第一视角和第三视角,不同的人对同一个事件产生的画面是存在差异的。前人的研究从加工方式,归因等各方面解释两种视角对行为所产生的影响,本文将从解释水平理论的角度,探讨想象视角和心理距离对行为意图的影响。
  本文假设想象视角和心理距离对个体行为意图产生交互作用。具体来说:在近心理距离下,第三视角的行为意图高于第一视角的行为意图;在远心理距离下,第一视角的行为意图高于第三视角的行为意图。研究从不同的角度操纵心理距离(空间距离,时间距离)和想象视角(第一视角,第三视角),通过两个实验对假设进行验证。
  实验1考察想象视角和空间距离对行为意图的影响,结果验证假设:视角和空间距离存在交互效应。在近空间距离下,第三视角的行为意图高于第一视角的行为意图;在远空间距离下,第一视角的行为意图高于第三视角的行为意图。实验2重复验证了想象视角和心理距离的交互效应。
  本研究从不同的心理距离下揭示了不同的想象视角对行为意图的影响,为想象视角对消费,学习等方面的影响提供依据,也进一步揭示了想象视角和行为意图之间的关系。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四川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自1981年被发现伊始,艾滋病就成为遭受偏见最为严重的疾病。在各个国家,社会对艾滋群体的偏见都被公认为是艾滋病防治工作的主要障碍。作为即将步入社会的性活跃人群和未来社会建设的中坚力量,大学生对艾滋人群的态度直接影响到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开展。
  艾滋群体偏见作为一种态度,具有外显和内隐两种形式,其中,外显偏见是个体能够觉察到的,而内隐偏见是无意识的、自动激活的。
  传统偏见干预策略,如教育、意识性抑制等手段,经证明,都没能取得良好的干预效果。近年来,观点采择作为一种新型的干预手段,被大量运用到偏见干预的研究中来,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如果把观点采择用于对艾滋群体偏见的干预,是否也会达到理想效果呢?若观点采择能有效降低大学生对艾滋群体的偏见水平,其背后又是何种心理机制起作用呢?带着这些疑问,进行了如下研究。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考察观点采择对艾滋偏见的影响效果及其作用机制。目前,关于观点采择影响偏见的作用机制的理论主要有两种:共情—利他假设和自我—他人融合假设。
  研究一主要探讨了观点采择对大学生的外显艾滋偏见的干预效果。结果显示,观点采择可以有效降低被试对艾滋群体的外显偏见。对前测中被试在各维度的得分进行分析,发现被试在社会距离维度对艾滋群体的偏见最高,强制性处理意见维度的偏见次之,道德判断与责备维度的偏见水平最低。实验干预后,将观点采择组的各维度得分进行前后测比较,发现各维度的得分都显著降低。
  研究二主要探讨了观点采择对大学生的内隐艾滋偏见的干预效果。结果显示,观点采择不能有效降低内隐艾滋偏见。但通过对前测的D值,以及不相容任务和相容任务的反应时之差的分析证明,在内隐层面,大学生对艾滋群体确实存在显著的偏见。
  研究一验证了观点采择对大学生的外显艾滋偏见的干预效果,研究三主要探讨的是其背后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共情反应在观点采择降低外显艾滋偏见的过程中起了中介作用,验证了共情—利他假设,而外显自尊却没有起到调节作用,没能验证自我—他人融合假设。
  综上,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观点采择能够有效降低大学生被试对艾滋群体的外显偏见。在这一过程中,共情反应起到了中介作用,但外显自尊没起到调节作用;
  大学生被试对艾滋群体有显著的内隐偏见;观点采择不能有效降低大学生被试对艾滋群体的内隐偏见。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四川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以1050名山东、江苏两地在校之大学生作为本次研究的对象,采用《寻求专业帮助的自我污名量表》、《所知觉到的贬值-歧视量表》、《Rosenberg自尊量表》、《马洛-克罗恩社会期望量表》以及《社交网站自我呈现策略量表》进行调查,共获得有效问卷940份,采用spss18.0对数据进行处理,探讨心理疾病污名、自尊以及社交网站中自我呈现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论如下:
  (1)大学生心理疾病自我污名总体水平略低,心理疾病公众污名总体水平中等;在社交网站中,真实自我呈现略高于积极自我呈现;自尊总体处于较高的水平。
  (2)大学生心理疾病公众污名在性别以及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自尊在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社交网站中积极自我呈现在家庭来源上差异显著,社交网站中真实自我呈现在家庭来源、年级两方面上差异显著。
  (3)大学生心理疾病自我污名、自尊、社交网站真实自我呈现两两相关,心理疾病自我污名能显著预测自尊,自尊、自我污名能显著预测真实自我呈现;心理疾病公众污名、自尊、社交网站中自我呈现(积极和真实)两两相关,心理疾病公众污名显著预测自尊,自尊、公众污名显著预测积极自我呈现以及真实自我呈现。
  (4)自尊在心理疾病污名与社交网站中自我呈现间起了部分中介作用。自尊在心理疾病自我污名和社交网站中真实自我呈现之间起部分中介的作用;自尊在心理疾病公众污名与社交网站中真实自我呈现、积极自我呈现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5)不同自尊组与整体自尊组在心理疾病污名对社交网站中自我呈现预测上有所不同。大学生低自尊组中,心理疾病自我污名能显著预测社交网站中积极自我呈现,心理疾病公众污名以及自我污名均显著预测真实自我呈现;防御型高自尊组中,心理疾病公众污名以及心理疾病自我污名均显著预测社交网站中真实自我呈现;真诚高自尊组中,心理疾病自我污名显著预测社交网站中积极自我呈现。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四川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跨文化研究表明,个体主义文化背景下,个体在羞耻感应对中倾向于防御,而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个体在羞耻感应对中倾向于修复。本文认为这一差异受到不同自我建构的影响。Markus和Kitayama的自我建构理论认为:文化塑造自我建构,自我建构影响认知、行为及情感,文化、自我建构及认知行为情感三者之间形成一种动态的交互影响的环形系统。本文以这一理论为基础,在同一文化背景下,通过研究一和研究二探讨自我建构与羞耻感应对策略选择之间的联系。
  研究一在自我建构启动条件下,先探讨自我建构对道德羞耻感、能力羞耻感的影响,结果发现:(1)能力羞耻情境中,被试在独立自我启动之下羞耻感受相对更高;(2)道德羞耻情境中,被试在依存自我启动之下羞耻感受相对更高。
  研究二在自我建构启动条件下,依次唤起道德羞耻感、能力羞耻感,再呈现羞耻感应对策略供被试表达其选择倾向性,结果发现:
  (1)依存自我启动下与独立自我启动下相比,个体羞耻应对模式里“寻求支持”这一修复型策略的所占据的地位更高,同时“否认”这一防御型策略所占据的地位更低。
  (2)独立自我启动之下,个体在能力羞耻情境中,相比于道德羞耻情境中,其羞耻应对模式里防御型策略所占据的地位更低。
  (3)依存自我启动之下,个体在道德羞耻情境中,相比于能力羞耻情境中,其羞耻应对模式里防御型策略所占据的地位更低。
  (4)独立自我启动之下或者在依存自我启动之下,个体在高羞耻情境中相比于低羞耻情境中,其羞耻应对模式里防御型策略所占据的地位都更高。
  结论:
  (1)依存自我相比于独立自我,在道德羞耻体验方面有认知加工优势,而独立自我相比于依存自我,在能力羞耻体验方面有认知加工优势。
  (2)个体在依存自我启动之下相比于在独立自我启动之下,更侧重于选择修复型策略,同时倾向于弱化防御型策略。
  (3)独立自我启动之下,个体在能力羞耻情境中相比道德羞耻情境中更倾向于弱化防御型策略。
  (4)依存自我启动之下,个体在道德羞耻情境中相比能力羞耻情境中更倾向于弱化防御型策略。
  (5)无论在独立自我还是依存自我启动之下,个体在高羞耻情境中相比低羞耻情境中都更侧重于选择防御型策略。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四川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人际情绪调节是良好社交的先决条件,影响着互动双方的情绪状态及其关系的质量。动机在确定情绪调节的方向和结果上起重要作用。为了实现目标,个体常常上调或下调情绪反应强度或持续时间来满足特定的动机,也有改变他人情绪状态的动机。人际情绪调节动机包括享乐动机和工具性动机。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多选择享乐动机来调节情绪;在对抗活动中,则多选择工具性动机。先前研究虽然探讨了情绪调节动机,但对人际情绪调节动机的研究较少,尤其是工具性动机。
  人际情绪调节具有一定的情境性,在不同情境下,人们调节他人情绪的动机可能会有差异。人们是否增加某种情绪调节动机取决于感知到这种情绪在成功对抗中的有效性。当人们认为生气可以促进目标实现时,就易于产生调节生气情绪的动机。互动双方的熟悉度是影响人际情绪调节动机的因素之一。在人际互动中,人们与朋友的熟悉度更高,情感交流更多,更易选择享乐动机,与陌生人互动时可能会更多选择工具性动机。此外,金钱奖励对动机的产生有直接的促进作用,个体的表现随奖励金额的增加而提高。金钱奖励也可能是影响人际情绪调节动机的一个重要因素。
  本研究通过三个实验来探讨人际情绪调节动机。实验1通过玩一个攻击性游戏,探测人们是否会在工具性动机的驱使下增加合作伙伴(而非竞争对手)的不愉快情绪(生气),以及感知到生气情绪的有效性是否起调节作用。实验2将合作伙伴和竞争对手换成熟悉的朋友,考察人际情绪调节的工具性动机是否仍然存在。实验3考虑了金钱奖励这一因素,将被试随机分配到高低奖励组,探究不同奖励金额是否会影响实验1的结论。
  实验结果显示:(1)在人际情绪调节中,被试试图增加合作伙伴(而非竞争对手)的生气情绪以实现获利的目标。这一结果不受熟悉度的影响,即使合作伙伴是较熟悉的朋友,结果亦是如此。(2)奖励金额影响人际情绪调节的工具性动机。高奖励金额组的被试为了获利,试图增加合作伙伴(而非竞争对手)的生气情绪体验。低奖励金额组在合作和竞争两种情境下的表现无差异。(3)感知到生气的有效性调节情境和对生气情绪偏爱程度之间的关系,被试认为生气情绪越有效,就越想诱导合作伙伴(而非竞争对手)产生生气情绪体验。本研究验证了人际情绪调节的工具性动机,对于拓展人际情绪调节的研究视角、了解人际情绪调节动机的机制和指导临床应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四川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情绪感染是指在情绪输出者提供情绪信息的环境下,情绪接收者(受感染者)的情绪体验与输出者趋于一致的过程,往往在个体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情绪正被他人影响的过程中悄然而生。已有研究表明,个体性别、人际关系、情绪信息和情境环境等因素都会对情绪感染产生影响。性别图式是个体在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经过不断学习、内化关于两性概念(男性/女性)而形成的认知图式。它在个体对有关于性别信息的捕捉、选择与加工过程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已有研究表明性别图式化个体比非图式化个体更大程度自动地进行性别图式加工,且更倾向于根据性别来捕捉、选择与加工那些与自我不相关的信息。而根据情绪感染的社会比较机制,个体能够通过捕捉他人与自身相似或相异的信息来激活同化效应或对比效应,从而影响情绪信息的动态加工与行为反应。个体在无法依据自身的内在体验线索确认情绪反应的模糊情境下,往往倾向于依照他人的情绪线索来作出相应的反应,即产生社会比较。在日常生活中的情绪感染情境下,个体往往处于模糊的情绪境况且难以觉察自身情绪变化的来源与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性别图式化个体是否会凭借其已有的性别图式来影响对他人负性情绪的觉察与加工,在相同条件下,非图式化个体与图式化个体是否在负性情绪感染程度存在差异,已有的模仿-反馈、社会比较机制能否完美解释情绪感染的发生、发展过程。这些问题目前还未有相关研究对此进行探究,也是本研究所探讨的问题。本研究设计了两个实验:实验一在随机取样和后续的量表筛选之后,选取了80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实验通过静态情绪面孔刺激呈现(阈上/阈下)研究不同性别图式对负性情绪感染的影响,为2(呈现条件:阈上/阈下)×2(性别图式化程度:图式化/非图式化)双因素混合实验设计;实验二结合方便取样和随机取样,再经过后续的量表筛选,选取了80名作为A组被试,80名大学生作为B组被试,通过动态变化、真实互动的情绪传递情境,研究性别图式和性别一致性对情绪感染的影响,为2(性别一致性:一致/不一致)×2(性别图式化程度:图式化/非图式化)双因素混合实验设计。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不管是呈现负性情绪面孔图片,还是呈现正性情绪视频,抑或是与情绪效价水平有显著差异的个体进行会谈,被试都产生了显著的情绪感染效应。
  (2)被试的负性情绪感染效应在不同呈现条件下差异显著。被试在负性情绪面孔刺激阈上呈现时的负性情绪感染效应显著高于阈下呈现条件下呈现负性情绪面孔刺激时产生的负性情绪感染效应。
  (3)被试的性别图式对负性情绪感染效应影响不显著。
  (4)音乐能够有效舒缓消极情绪,提升情绪效价水平。
  (5)被试在性别一致条件下的负性情绪感染程度显著高于性别不一致条件下。
  (6)在性别一致条件下,性别图式化被试的情绪感染程度显著高于非图式化被试;在性别不一致条件下,性别图式化被试显著低于非图式化被试。
  (7)性别图式化被试在性别一致条件下,情绪感染程度显著高于性别不一致条件下;性别非图式化被试在性别一致条件下,情绪感染程度高于性别不一致条件下,但差异不显著。
发展与教育心理 四川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日常生活中,对于不同情绪刺激的体验通常与刺激的原本时间有所差异。近几十年大量的研究也去探讨情绪与时间知觉的关系,而基于愉悦度和唤醒度的维度情绪观与基于特定躯体状态和行动体验的具身情绪观,在探讨情绪对时间知觉的影响效应中发现了不一致的结论。在探讨具身情绪对时间知觉影响的研究中,过去多采用不同情绪的面部表情图片、情绪词汇作为情绪刺激的材料,已有的研究表明不同效价图片也能唤起情绪的具身化,那么使用不同效价图片作为情绪刺激对时间知觉的影响又是如何。同时,具身情绪对时序判断影响的研究数量很少,具身情绪下面部肌肉的控制和是否能自主反馈状态对不同效价材料的时序判断影响也值得探讨。
  实验一采用正性、负性、中性的图片作为实验材料。将90名被试随机分成3组,其中一组被试在实验过程中保持牙齿咬筷,即保持微笑的面部肌肉状态;一组被试在实验过程中保持嘴巴咬筷,即抑制微笑的面部肌肉状态;最后一组被试不接受任何实验处理。所有的被试完成以1700ms、2300ms、2900ms作为呈现时间的时距估计复制任务。结果发现,与微笑面部肌肉状态相比,被试在自然和抑制微笑状态下主观时间估计表现出过度扭曲,2900ms呈现时间下被试表现出显著高估。实验二采用正性、负性图片匹配的方式呈现材料,即存在正性-负性、负性-正性、正性-正性、负性-负性四种类型,将123名新的被试随机分成3组,实验操作同实验一。结果发现,在不同效价图片上被试表现出对正性材料的注意偏向;时间间隔较大即50ms时,时序估计正确率越高;在微笑面部肌肉状态下,存在对正性材料的优先登记或者说对正性材料的注意唤醒;在自然和抑制微笑状态下,同样存在对正性材料的优先登记还产生了对负性材料的注意唤醒。具身情绪对时距知觉和时序视觉的影响有所差异,但总的来说具身情绪对时间知觉产生影响。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四川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近年来,心理学家们针对风险决策的相关内容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而这也一直是心理学领域的研究焦点之一。框架效应的提出,丰富了风险决策研究领域的理论和内容,框架效应和风险决策的关系研究更是成为决策领域的研究重点。框架效应指的是因为改变了问题或任务情境的表述方式,导致决策者在进行决策行为时因之出现了不同的选择偏好。研究者们一般将框架效应分为内部和外部两种效应,即决策任务本身的特征和决策者的个体特征。归因作为个体的一种特殊的认知活动,既是个体人格差异的表现形式之一,同时也会影响到个体的信息加工方式和行为动机,从而对个体的决策行为产生影响。因此,本文进一步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引入归因风格这个因素作为其中一个自变量,同时探讨归因风格和框架这两个因素是否会对大学生的风险决策偏好产生影响,以及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本研究主要使用的是实验法以及测验法这两种研究方法对此问题进行分析,采用2(积极归因风格,消极归因风格)×2(正框架,负框架)的双因素实验设计进行研究。实验中的自变量有两个,即归因风格和框架。因变量是个体在对风险决策材料进行回答时,通过对两个方案的赞成程度而计算得到的风险决策总分。个体的风险决策总分越高,表示该个体越倾向于冒险,更有可能做出偏冒险的决策;总分越低,该个体越倾向于保守,更有可能做出偏保守的决策。
  研究结果发现:(1)归因风格对风险偏好的主效应显著,框架效应对风险偏好的主效应也显著,但是二者的交互作用却并不具有显著性;(2)框架对大学生风险偏好的主效应显著。正框架下的个体在风险决策时更倾向于风险规避,负框架下的个体在风险决策时更倾向于风险寻求,负框架下的个体比正框架下的个体更倾向于做出冒险的决策;(3)归因风格对大学生风险偏好的主效应显著。积极归因风格的个体在风险决策时更倾向于风险寻求,消极归因风格的个体在风险决策时更倾向于风险规避,积极归因风格的个体比消极归因风格的个体更倾向于做出冒险的决策;(4)大学生群体在进行风险决策时总体上偏向于风险寻求。
  总而言之,本文主要探讨了归因风格和框架对风险偏好的影响,对人们做出相对让自己满意的决策提供了参考。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扩大被试的研究范围,针对任务情境的不同加以区别分析,并将研究置于现实的自然的决策情境中,以增强实验的生态效度。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四川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具身认知与风险决策已成为近来心理学和神经影像学研究的一大热点,以往的研究大多集中于身体的视、听和动作通道的探究,本研究则着眼于关注度较低的触觉具身,来探究其与风险决策倾向之间的关系。我们采用仿真气球冒险任务(BART)作为探测个体风险决策倾向的方法,通过三个组间实验设计来研究柔软的触感体验与风险决策倾向、安全感之间的关系。
  实验一通过2×2被试间实验设计来研究不同触感体验对个体风险决策倾向的影响。结果发现,与硬的触感体验相比,获得软的触感体验的被试有更高的风险寻求倾向,捏软球的被试在爆破气球数和所得金额上面与捏硬球的被试存在显著差异。这一影响并不存在性别差异。
  实验二也通过2×2被试间实验设计来研究不同的安全感启动条件下个体对于软硬体验的偏好差异。结果表明,与不安全感启动条件相比,安全感启动条件下的被试对软属性物体的偏好更高,与安全感启动条件相比,不安全感启动条件下的被试对长绒防滑垫和软球的偏好更高,并且更多地选择软糖。性别差异也不显著。
  实验三则通过2×2的被试间实验设计来研究软的触感体验与真实的安全感是否对个体的风险决策倾向存在相似的影响。结果发现,软的触感体验与安仝感产生了相似的效果,在不安全感的启动条件下捏软球的被试和在安全感启动条件下捏硬球的被试的风险决策倾向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总之,实验结果基本支持假设,柔软的触感体验和安全感的确存在一定的相互关系,柔软的触感使得个体出现更多风险寻求,这与由它所引起的安全感体验是相关的。后续的研究应试从脑机制方向入手来探讨软属性触感与安全感体验是否存在相似的脑区。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四川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研究通过对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文献分析收集得到了抑郁症内隐污名的初选词,并对所得的词汇进行词汇类型评定、熟悉度评估、了解度评估和效价分析,最终得到可以用于进一步对抑郁症内隐污名进行评估的认知评价、情绪反应和行为反应词各12个词。使用e-prime软件编制内隐关系评估程序(IRAP)实验程序,对40名大学生进行实验,得到30份有效数据,对所得数据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对所得三组IRAP实验中一致任务与不一致任务中平均反应时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被试在三个IRAP实验上的反应时均存在显著的差异,被试在不一致任务中反应时要显著长于一致任务的平均反应时,对抑郁症内隐污名的IRAP效应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在认知评价、情绪反应、行为反应和总体上D值均>0,即被试在这四个方面都存在IRAP效应。即证明了被试对抑郁症患者存在内隐污名。
  本研究使用三个内隐关系评估程序对抑郁症的内隐污名进行了测量,结果显示被试的IRAP效应值D-irap在认知评价、情绪反应和行为反应的均值上都大于0,在一致任务和不一致任务上反应时存在显著差异,且被试在消极词上的D值显著大于在积极词上的D值。对三个IRAP实验所得的D值进行相关分析,认知评价、情绪反应和行为反应之间以及与总体之间的相关都显著,这说明了认知评价IRAP、情绪反应IRAP和行为反应IRAP实验紧密相关。
  本研究将抑郁症外显污名测量结果进行标准化处理计算出对应的Z分数与IRAP所获得的D值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抑郁症的外显污名与内隐污名没有显著的相关性。这一结果与前人对心理疾病的外显与内隐污名的关系一致,即抑郁症的外显态度是中立的,与抑郁症的内隐污名没有显著相关,是相互分离的。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四川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特殊背景下的产物,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他们的身份逐渐发生变化,从流动人口向本地人与城市居民转变。城市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从“打工者”向“城市建设者”转变。而大学生是我国未来社会发展与建设的主力军,他们的思想水平关系到国家未来的发展。本研究将其作为研究对象,对其是否存在新生代农民工偏见进行探讨,有利于及时发现偏见的存在并予以纠正,为将来两大群体的和谐相处奠定基础。自尊是个体对自身的看法及评价,会影响到个体对事物的认知方式及行为表现。此外,个体对同一个群体可能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一种是可以被个体察觉到的,一种是处于个体潜意识层面,被自动激活的,因此在对新生代农民工偏见的研究中加入自尊水平这一因素,并从内隐与外显的角度,对大学自尊与偏见的关系进行探讨,为探明偏见的发生发展机制及偏见的消除提供相应的理论依据。本研究随机抽取山西师范大学113名大学生作为被试,其有效被试105名,让其完成与自尊和偏见相关的问卷与内隐联想测验,对回收的数据运用SPSS19.0进行分析,相关的统计方法包括:描述统计、单样本T检验、独立样本T检验、相关分析等。主要研究结果如下:
  (1)大学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外显偏见水平显著,即大学生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评价较为消极。
  (2)大学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内隐偏见水平显著,且内隐偏见与外显偏见两者间相互独立。
  (3)男生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外显评价比女生积极,而内隐偏见差异不显著。
  (4)来自农村的大学生与来自城市的大学生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外显偏见没有差异,内隐偏见存在差异,生源地城市的大学生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评价较为消极。
  (5)高水平外显自尊的大学生和低水平外显自尊的大学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内隐偏见差异不显著,其外显偏见之间的差异也不显著。
  (6)大学生内隐自尊水平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内隐偏见的影响显著,也就是说,高内隐自尊者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看法比较消极。而其对外显偏见的影响不显著。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四川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移动社交网络(Mobile Social Networks,MSN)的出现使社交网络从PC端向移动终端快速推进,出现了大量针对移动终端的新应用和新服务,主要由这些应用平台搭建起来的移动社交网络也呈现出了多样化趋势,并受到移动互联网用户的喜爱。其中,学生群体为大量移动互联网用户的主体,且20~29岁年龄段占最大比例(30.4%)。根据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八阶段理论,在校大学生正处于第六阶段,尤其对亲密关系、归属与安全感、自我价值、被认同和尊重等方面的需求比较关注,且充满了好奇心与探知欲,当现实不能满足他们的这些需求时,内容多样、便携易用的移动社交网络服务便成了其“心灵港湾”,特别是当今在大学生群体中认知度较高的婚恋交友类和视频直播类移动社交网络,能满足其更加多元化、多层面的需求。
  如今,诸多婚恋交友类和视频直播类应用软件受到大学生的追捧,在满足大学生多方面需要的同时又存在诸多潜在威胁。部分大学生自身安全意识、自我管理意识等缺乏以及社会监督管理的缺失,致使某些网络虚假信息、色情淫秽影像、反社会道德内容等的传播对大学生的身心造成诸多不良影响。那么,大学生对上述现象持何种态度。双重态度模型提出主体对某个相同的态度客体可同时存在两种态度,一种是可被主体意识到、可直接报告的外显态度;另一种是不须要意识参与、自动激活的内隐态度。已有研究表明,内隐态度也会对个体的行为(倾向)产生一定的影响,即大学生对婚恋交友类和视频直播类移动社交网络的内隐态度将影响其使用行为,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对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心理体验等方面产生影响。
  因此,本文使用单类内隐联想测验(SC-IAT)测量大学生对婚恋交友类和视频直播类移动社交网络的内隐态度,通过半结构化访谈探索影响大学生对婚恋交友类和视频直播类移动社交网络态度的主要因素,并结合技术接受模型、心流体验理论、使用与满足理论对研究结果进行讨论分析。研究发现:
  1.大学生对婚恋交友类移动社交网络持积极的内隐态度,且在性别、年级、居住地、学科、是否是独生子女、使用智能手机的时间上都不存在显著差异。
  2.不同性别大学生对视频直播类移动社交网络的内隐态度差异显著,表现为男生对其持积极的内隐态度,女生对其持消极的内隐态度。
  3.不同专业大学生对视频直播类移动社交网络的内隐态度差异显著,表现为文科/艺体大学生对其持显著消极的内隐态度,而理科/工科大学生对其的内隐态度的内隐效应不显著。
  4.影响大学生对婚恋交友类和视频直播类移动社交网络的态度的主要因素是认知因素,主要有:大学生对婚恋交友类和视频直播类移动社交网络的使用、给个人和社会带来的影响、现存问题与潜在威胁的看法等。
应用心理 天津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奖励和惩罚一直是家长和教师常用的手段,也一直是心理学家高度关注的问题。已有研究证实,奖励和惩罚能促进人认知绩效,如增强注意、提高工作记忆、促进认知控制等。双重认知理论是研究认知控制研究的新视角。该理论的核心假设是认知控制包括主动性控制和反应性控制两种策略。主动性控制模式可以概括为一种目标相关的信息的早期选择保持在一个积极的持续方式,在认知的事件发生之前,以最佳的注意偏向,以目标为驱动的方式感知和行动(即未雨绸缪)。与此相反,在反应性控制中,注意力被用作一个“后期校正”的机制,仅在事件发生后根据需要才使用(即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因此,主动控制依赖于预期和预防之前发生的干扰,而反应性控制依赖于事发后的检测和分辨有无干扰。已有研究还发现,奖励和惩罚能改变个体的认知控制策略,使个体偏向主动性控制。然而,这些研究大多关注奖励对成人认知控制策略的影响,很少有研究者关注奖励和惩罚对青少年认知控制策略的影响。
  本研究通过两个实验考察了奖励和惩罚对青少年认知控制策略的影响。
  实验一,以44名高一年级和高二年级的学生为被试,采用奖励版AX-CPT任务,实验设计是2(奖励条件:基线、奖励)×2(奖励线索:有奖励、无奖励)×4(字母序列: AX、AY、BX、BY)。结果发现,在奖励条件下,被试完成AX-CPT时的的AY的错误率增大且BX的错误率减小,说明奖励使青少年更偏向于主动性控制。
  实验二,以33名高二年级的学生为被试,采用惩罚版AX-CPT任务,以2(惩罚条件:基线、惩罚)×2(惩罚线索:有惩罚、无惩罚)×4(字母序列:AX、AY、BX、BY)的实验设计,结果发现,在惩罚条件下,被试完成AX-CPT时的的AY的错误率增大且BX的错误率减小,说明惩罚也使青少年更偏向于主动性控制。
  实验结果表明,在奖励和惩罚条件下,青少年和成人一样,提高其动机水平,进而促进了认知绩效,使其偏向主动性控制。
  本研究的结果促进了人们对金钱奖惩是如何影响青少年认知控制的认识,为奖赏影响认知控制策略提供了新的实验证据,可以帮助教育工作者利用奖赏信息来指导青少年的行为,发展出最有利于完成当前认知任务的认知控制策略。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广西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以及医疗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人们对自身的健康问题越来越重视,对医疗质量的要求也随之提高,从而使医疗决策在人们的生活中所占的比例也越来越大。人们在做决策的时候会受情绪的影响,情绪与决策的关系也是众多学科领域的研究热点。以往关于情绪对医疗风险决策的相关研究中,研究者多采取的是有意识的情绪,较少有研究者从无意识情绪的角度来探讨无意识情绪对个体的医疗风险决策的影响。因此,本研究将以在校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采取无意识情绪启动范式以及医疗情景决策任务来探究无意识情绪对个体医疗风险决策的影响。
  本研究主要包括三个实验。实验一为预实验。由于目前关于无意识情绪启动刺激的呈现时间还没有一致的结论,因而我们先采用无意识情绪启动范式,探讨无意识情绪启动刺激的呈现时间,来更好的诱发被试的无意识情绪;实验二,采取医疗情景决策任务,在被试被诱发无意识情绪后完成决策任务,从而探讨无意识情绪对自我正负框架下个体的医疗风险决策的影响;实验三,同样采用医疗情景决策任务,在被试被诱发无意识情绪后完成决策任务,从而探讨无意识情绪对他人正负框架下个体的医疗风险决策的影响。
  通过以上三个研究,主要得到以下结论:
  (1)采用情绪面孔图片作为启动刺激材料时,当启动刺激呈现时间为16ms时可以诱发被试的无意识情绪。
  (2)在为自己进行医疗风险决策时,自我框架类型的主效应显著,并且自我框架类型与启动刺激类型的交互作用显著。无意识高兴情绪下,个体在自我正性框架下更偏好于风险回避,在自我负性框架下更偏好于风险寻求;无意识愤怒情绪下,个体的风险偏好不明显。
  (3)在为他人进行医疗风险决策时,他人框架类型的主效应显著。个体在他人正性框架下更偏好于风险回避,在他人负性框架下更偏好于风险寻求。
教育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天津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时时刻刻都要面对着大量丰富的空间信息,一方面我们进行着有意识外显地学习、记忆;另一方面我们大脑里存在一种无意义的记忆形式参与和影响着我们的学习、记忆加工。Chun和Jiang(1998)将目标物体与特定的整体背景同时多次呈现给被试时,发现被试会形成内隐记忆从而加速自己的搜索行为,即背景线索效应。
  我们很多时候需要组织空间信息、表征空间方位、给予物体具体定位。常会用到空间参照框架去表征空间方位。空间参照框架分为自我中心参照和环境中心参照。自我中心参照是以观察者本身为参照物,基于自身与物体之间的相对关系来表征空间中的物体方位。环境中心参照是以地球经纬线为参照物,基于环境与物体之间的相对关系来表征空间中的物体方位。个体在进行环境中心参照表征过程中,利用的环境信息分为两种:(1)环境特征信息;(2)物体间的信息,如物体间朝向一致性。
  在个体学习空间环境信息时,是以自我中心参照表征还是以环境中心参照表征,目前还存有争论。本研究设计4项实验来探讨这一问题。
  实验1探究个体在学习空间信息时,能否内隐地采用环境中心参照表征。实验中采用背景线索效应范式,通过旋转屏幕这一操作来分离环境中心参照和自我中心参照框架。以15名大学生为被试,以字母L和T组成的搜索场景为实验材料。实验设计是2(场景:重复,新异)×7(时间阶段:1-7)两因素被试内设计。自变量为实验场景和时间阶段,因变量为被试的搜索反应时间。结果发现:学习阶段,被试表现出了背景线索效应。测试阶段,背景线索效应得到了保持。表明个体能够内隐地采用环境中心参照表征空间信息。
  实验2探究个体在学习空间信息时,是否内隐地利用了环境信息-屏幕边框进行空间表征。实验采用背景线索效应范式,在测试阶段,使用黑色圆环遮挡可提供环境特征信息的屏幕边框。以15名大学生为被试,实验材料和实验设计与实验1相同。结果发现:学习阶段,被试表现出了背景线索效应。测试阶段,背景线索效应得到了保持。表明个体没有内隐地利用环境特征-屏幕边框进行空间表征。
  实验3探究个体在学习空间信息时,是否内隐地利用了环境信息-物体间的统一朝向进行空间表征。实验中采用背景线索效应范式,操纵了场景中干扰字母L的朝向,使它们分别随机旋转45°、90°、135°、180°、225°、270°。同时在测试阶段继续用黑色圆环对屏幕进行遮挡。以16名大学生为被试。结果发现:学习阶段,被试表现出了背景线索效应。测试阶段,背景线索效应消失。表明个体利用了统一的物体朝向进行空间表征。
  实验4探究个体在学习空间信息时,是否具备内隐地利用环境信息-屏幕边框进行空间表征的能力。实验中采用背景线索效应范式,操纵了场景中干扰字母L的朝向,仅仅保留场景与屏幕边框的联系。以16名大学生为被试。结果发现:学习阶段,被试表现出了背景线索效应。测试阶段,背景线索效应消失。表明个体并不具备利用屏幕边框信息进行表征的能力。
  在本研究条件下,得到以下结论:
  1.背景线索效应学习并不只是基于快照式的自我中心参照表征的,也可以利用环境中心参照进行表征。
  2.在学习空间信息过程中,被试可以内隐地利用环境信息作为参照。
  3.在旋转屏幕条件下,被试没有且并不能利用物体与屏幕边框的相对关系来进行空间表征。
  4.在旋转屏幕条件下,被试能够内隐地借助物体间统一朝向性来表征空间信息。
应用心理 天津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现代人的生活节奏日益加快,人们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信息沟通次数越来越多,越来越顺畅,导致信息量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着,在每天面对浩如烟海的信息资料中,快速的寻找到自己所需要的那一部分信息,对现代人来说非常的重要。近百年来,研究者对读者阅读过程的研究始终保持着高热度,但对于快速阅读的研究较少,国内关于快速阅读的研究大部分也仅仅在中小学生快速阅读训练上,对快速阅读的心理机制的研究少之又少。本文利用眼动分析法进行研究,通过副中央凹预视实验来考察快速阅读者和慢速阅读者的预视效益。
  首先采用区分预实验来筛选出快速阅读者和慢速阅读者,筛选的方式为纸笔阅读速度测验(使用e-prime2.0呈现),纸笔阅读速度测验采用自编150个常识性实验句子,读者一眼就能判断句子的正误(与常识相同的如:“一个星期有七天”;明显与常识相悖的如:“体重仪可以测量人的身高”),让被试在三分钟的时间内判断这些句子,依据被试在规定时间内判断的句子数量排序,取前10%的被试作为快速阅读者,取后10%的被试作为慢速阅读者。两者之间阅读句子数量的差异显著(p<0.00)。
  副中央凹预视效益实验采用2阅读速度(快速阅读者和慢速阅读者)×2预视条件(一致预视和假词预视)×2中央凹负荷(高频词和低频词)的混合实验设计,其中不同阅读速度的读者是组间设计,不同预视条件和不同中央凹负荷是组内设计。使用EyeLink1000来记录被试的眼动轨迹,通过变化中央凹词频(高、低)来操纵中央凹负荷(低、高),同时操纵了副中央凹预视条件(一致和假词),采用边界范式,利用中央凹负荷来考察快速阅读者和慢速阅读者的副中央凹预视效益。
  综合以上实验结果,得出以下结论:
  (1)慢速阅读者的副中央凹预视效益大于快速阅读者,说明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信息的加工是平行加工,所以慢速阅读有更充分的时间加工副中央凹的预视信息。
  (2)本研究支持了SWIFT平行加工理论。
应用心理学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目的:
  (1)验证与发现汉语阅读障碍儿童语音加工时的脑功能缺陷区。
  (2)编制出一套具有应用价值和筛选作用的神经心理测验。
  方法:
  本研究用了文献法、实验法和测量法编制了神经心理测验。文献法,主要用于项目库的建立,从声母、韵母和声调三个维度编制出120题的初测试卷。实验法,主要是通过ERP脑电实验,以阅读正常组和阅读障碍组各15名儿童作为被试;一是搜集行为学数据以达到删选题目的目的,二是分析脑电数据找到阅读障碍儿童脑功能缺陷区域。测量法,主要是运用项目反应理论分析测验的各项测量学指标,共在7所小学发放问卷1100份,收回有效问卷1042份,男生586人,女生456人,有效率94.7%。
  结果:
  (1)项目初筛:在正常儿童与阅读障碍儿童的正确率和反应时上都有显著差异的项目共有60个,并且在这60个项目上正常儿童的正确率都要高于阅读障碍儿童,反应时也要快于阅读障碍儿童。
  (2)项目分析:本测验的题目的平均难度为-1.614,总体难度水平偏低,符合统计学要求和阅读障碍筛查要求;平均区分度为0.724,区分度良好。
  (3)测验信效度:信息函数最大信息量为18,对应能力值-1;克隆巴赫α系数为0.783,分半信度为0.727;验证性因素分析各项指标均达到测量学要求,说明测验结构效度较好;以4-6年级多重成就测验为效标测得效标效度为0.875;测验的划界分为34,检出率为3.4%。
  (4)阅读障碍儿童语音加工与脑区关系:正常儿童与阅读障碍儿童在P200、N140和VPP三条波的激活上存在显著差异。同时,其激活的脑区也存在不同;研究发现,汉字语音阅读有障碍的儿童,声母识别障碍与颞项区和颞枕区有关,韵母识别障碍与额区和颞枕区有关,声调识别障碍与前额和颞枕区有关。
  结论:
  (1)测验由声母、韵母和声调三个分测验组成,共有项目数60个,每个分测验各有20题;所有项目质量较好,难度偏易,区分度良好,均符合测验编制要求。
  (2)测验信效度较高,系数均达到测验编制标准;IRT分析结果表明,测验的各项测量学指标均很好,达到了测验编制标准。
  (3)汉语阅读障碍儿童与正常阅读儿童存在脑功能区域的激活差异。声母差异区域在颞顶区和颞枕区,韵母差异区域在额区和颞枕区,声调差异区域在前额与颞枕区。
应用心理 天津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共情(empathy)是指在面对他人情绪场景时,能够自发地感受到他人情绪,并对他人的情绪状态产生认知评估及相应行为反应的过程。已有大量研究发现,医疗从业者相比于普通个体,在医疗场景下对疼痛的共情程度较低。但对该现象的解释仍存在争议。有多项研究证实,专业知识会影响到个体的关注的线索,而关注的线索会影响个体的共情能力。因此我们认为,可能是医疗训练影响到被试在医学环境中的关注的线索,从而影响到医学专业人员在医疗场景下的共情表现程度。本研究试图通过两项实验,进一步明确医学从业者对疼痛共情程度发生减弱的原因。在本研究中,通过IRI-C量表评价个体在一般情景下的共情能力,使用实验任务中的评分衡量医疗场景下的共情表现,同时使用fNIRS记录被试在发生共情时的脑功能变化。
  实验1旨在验证医学从业者与普通群体在疼痛共情上的差异。研究请19名普通大学生被试与16名针灸专业学生观看医疗场景图片,请被试对看到的图片进行疼痛等级评定并使用fNIRS监测脑血氧变化,实验后使用量表评估一般共情能力。结果发现,(1)医学被试与非医学被试在共情量表上的得分无显著差异,(2)在对图片中人物的疼痛程度进行评分时,医学专业被试与非医学专业被试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医学专业学生评分更低,(3)使用fNIRS监测被试的脑血氧变化,医学专业被试相比非医学专业被试,在背外侧前额叶区域的激活程度存在显著差异,表明这两类被试在情绪控制功能上的显著差异。为了确认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我们设计了实验2,旨在通过控制变量的方法,确定共情相关脑机制变化的影响因素。在实验2中,请16名非医学专业院校被试完成数图中针数、寻找骨性标志、判断疼痛程度三种任务,控制非医学被试观看针灸图片的线索,并对他们的脑活动进行监测。实验前,先对被试进行短时间的医学专业知识(骨性标志)培训。结果发现,在被试进行数针任务与寻找骨性标志任务时,脑激活模式与医学专业被试的差异,相比评价疼痛任务中的差异更小。研究证明了当被试的关注的线索发生改变时,其引起的脑激活模式会发生明显的改变,而与医学专业知识的相关的关注的线索改变,会使被试的脑激活模式更趋近与医学专业被试。
  上述两项实验共同可以证明以下结论:(1)医学专业人员在医疗情景下更不容易感受患者的疼痛感。(2)医学专业人员在医疗场景中的共情表现降低,与他们观察患者时所关注的线索有关。(3)医学专业人员在医疗场景中共情表现的降低,还可能是长期医疗训练与从业经验所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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