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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比较研究是宗教学的主要进路之一。犹太-儒学比较研究是最近二十年来兴起的研究方向,本文选取“先知”与“圣人”这两个重要角色作为个案,在古代犹太教和儒家经典的范围内,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展开分析。
  比较研究首先以厘清比较对象的内涵为基础。人们对于“先知”的理解往往集中于“预先知晓”或“预告”等功能,其实这是始自希腊语翻译的一种误解。同时,汉语语境中对“先知”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基督教,难免也受到其意识形态的影响。从犹太教的经典(圣经和《塔木德》)出发,重新理解“先知”的4个不同名号以及犹太传统的“先知”界定,揭示出先知主要作为上帝“代言人”的角色;“圣人”长期以来被视为儒家最高级别的理想人格,这种理解导致“圣人”成为一个虚体的概念,失去了其本有的鲜活角色意义。通过从字形演变、传世经典和出土资料等方面对“圣”进行溯源考察和重新思考,厘清“圣”经历了一个从出众的“听”“说”等感官能力到超绝的“智慧”理性能力,最终演变为一种儒家美德的过程。儒家“圣人”即被视为具备了这些能力和美德的杰出人物。聚焦于智慧、美德等维度来理解“圣人”,导致对其所本有的感官能力、宗教意义有所忽视。从宗教性的角度来重新认识“圣人”,有助于更加深刻地把握古代儒学的文化品格。比较分析“先知”与“圣人”的源流与解释传统可知,“先知”与“圣人”作为重要的人物角色,同时具有历史真实和经典意义的双重维度,而古代犹太教和儒家经典更为注重从信仰的角度突出他们的重要性。
  比较研究可以有多元化的进路,从三个方面进行先知与圣人之间的“互鉴式”解读。首先,不同文明之间相向进行的经典翻译是反映双方相互认知和理解程度的重要载体,考察“互译”过程中出现的意义流失,可以为比较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希伯来“先知”和儒家“圣人”都可以通过经典翻译来发现对方的理解:儒家经典中的“先知”概念是中文《圣经》(K,斗)/Prophet译名所借助的本土文化资源,而英文、希伯来文则使用《圣经》中的Sage/(口jπ)来对译“圣人”。翻泽即理解,然而结合这些角色概念在各白传统中的定位来看,这种“互译”都没有准确传达出概念的本义,从而构成了产生误解的根源。其次,对摩西和孔子进行“互鉴式解读”,是继概念厘定和译名辨正之后所进行的具体人物角色对比。“最伟大的先知”摩西和“集大成者”孔子,作为犹太传统中“先知”和儒家“圣人”的典范代表,二者的身份和地位具有相似性。然而,二者在各自传统中却有着不同的历史序列定位,孔子是儒家圣人传统的“终结者”,而摩西被奉为先知传统的“启动者”。最后,在“互鉴式解读”的过程中,不回避那些标识了犹太传统中“先知”和儒家传统“圣人”的文化独特性,例如与先知相关的“预言”概念、真假先知判断等问题,以及儒家“圣人”作为最高的人格典范意义,在对方传统中都无法找到对应的比较点。笔者认为,这种“不可比性”彰显了“先知”与“圣人”的文化特性,同样是比较研究的必要组成部分。
  无论从历史还是经典来看,“先知”与“圣人”都不仅仅是理性的伦理倡导者,他们同时也承续了各自传统中的宗教(性)因素。一方面,先知与圣人都担负着沟通超验的终极存在与世俗生活之间“中保”的角色和职责。先知的“中保”意义主要体现为先知是上帝的“传言人”,将上帝的话语传达给以色列人;同时他又是神人之间的“调解者”,站在民众的立场上,从民众的利益出发,代表民众与上帝商讨,为民请命;圣人的“中保”意义则体现在圣人被视为与“天”沟通的唯一渠道,“圣人”是“天道”的知晓者和传达者,传达“天道”以实现对民众的教化。其不同在于,先知只能原样传达上帝的话语,而圣人在悟晓“天道”时融合了自身的学识和人生经验,因而存在更多自由发挥的空间。另一方面,先知与圣人都与各自传统中的宗教角色之间有着密切关联。先知与祭司并非始终决然对立,在犹太传统看来,先知的伦理主张和部分先知同时具有的祭司身份,反映出来二者之间存在的和谐关系;早期儒家经典中可见大量“圣人”作为神秘宗教角色的叙事,研究还揭示出“圣人”与“巫”之间存在承继脉络,“巫”乃“圣人”之原型,古代儒学的宗教性因素不容忽视。揭示先知、圣人的宗教渊源及其与宗教传统之间的继承性关系,是对理性主义“文明突破论”主张的有力回应。
  任何宗教都需要外在规范,以表达其内在价值理念。希伯来先知与儒家圣人作为各自传统中“价值”的主要传达和阐述者,他们面对这种内-外之间的张力关系,作出了各自的回应。犹太教的外在规范主要表现为律法以及其中包含的宗教礼仪,一般认为先知与这些外在规范之间是对立互斥的关系,表现出鲜明的贬低律法-礼仪的倾向。研究表明,犹太传统始终主张先知与律法的一致性,古代犹太教经典传达出“先知是律法的忠实传承者和解释者”这一观念。笔者认为,先知的伦理批判并非指向律法-礼仪本身,而是倡导一种适宜的信仰表达形式;流放归来的先知更加积极地支持律法-礼仪,以获取凝聚人心的积极作用。儒学的外在规范主要表现为礼乐文化形式,礼乐制度来自于“圣人”对天地运作秩序的观察与效仿,“圣人”被视为儒家礼乐的创制者;孔子虽然应仍时代处境实现了对礼乐文化的转化,但是他并未彻底拒绝和摒弃礼乐,“述而不作”同样成就了孔子的“圣人”地位。先知之于律法,纵然无法与儒家“圣人”的制作之功相媲美,但是他们与孔子继承并转化礼乐的主张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先知与圣人的这种主张表明,追求实现内在价值与外在规范之间的统一,而非“非此即彼”的武断立场,才是继承和发展传统的有益路径。
  政治是宗教在世俗领域的延伸,这在古代世界尤为显著。“先知”与“圣人”都被视为古代犹太教和早期中国政治叙事的重要参与者。先知(撒母耳)见证了古代以色列君权的建立,曾先后膏立最早的两位君王,表明君权来自神授及其合法性。先知参与建立的政权新模式是一种“有限君主制”,君王的权力受到先知的严格监督,君王只能在信仰上帝的基础之上进行统治,否则将会遭到来自先知的批判。先知的政治参与始终围绕着宗教信仰而展开,崇信上帝是先知政治参与的起点、依赖与旨归。儒家“圣人”在思考政权来源时追溯至“天”,周公致力于论证政权更迭是因为亡国统治者失德,导致“天命转移”,惟有德者才能获得“天”的青睐与护佑;“德”而非对“天”、“天命”的信仰成为了更为根本的决定力量。“圣人”与政权之间关系中的“圣王”、“德治”以及谏诤等概念,均与“敬德”有关。因此,从超验信仰的角度来追问政权来源及其合法性,“先知”与“圣人”表现出极大相似性,二者都是旨在为人间世俗政治秩序寻找一个超验的价值源头,所不同的是,先知始终贯彻“信仰优先”,而儒家圣人在政治参与过程中阐发出“道德至上”的新准则,由此为儒学铺就了一种人文底色。
  本文在犹太-儒学比较研究的视域下,通过溯源“先知”和“圣人”的本义,从犹太传统出发重新认识和思考“先知”,从宗教角度重新思考“圣人”的功能和意义,并通过经典互译、“互鉴式”解读等多元方式,思考并推进比较研究的方法论建设。在此基础上,进而系统地展示了传统经典中“先知”与“圣人”在宗教渊源、价值表达、政治参与等共同议题中相同而又别具特色的应对方式,尤其注重从宗教学的视角重新思考二者对于传统和人类文明的意义,以期在此基础上推进两种传统之间的相互认知与彼此理解,为文明对话提供理论基础。
宗教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在谈及当代的中国农村基督徒时,难免脱离不了如下的标签,一人多信、皈而不依、功利主义、旅行式信仰等等。这些标签固有其深刻之处,但如果只局限于此,也是不全面的。文章基于对山东省的一个沿海村庄——北头村的田野调查发现,为了能在讲求实用主义、强调家庭传统、民俗宗教多元存在的乡土社会中扎下根基,基督教只能、也必须是一种被糅合、建构过的地方性的信仰表达。既有对经典性信仰资源的扬弃,也有对村落原有文化系统的借用与改造。在此基础上,神圣信仰和世俗生活,就成为了当地基督徒生活中两条若即若离的主线,看似相悖,却能共生。
  文章在“信仰与生活”的线索之下,主要探究了两个问题,分别是“宗教何以可能”和“基督教与民俗宗教的相遇”。
  就行文逻辑来看,文章的第一章(绪论)主要就与研究相关的一些基本问题做了简单的说明,比如问题的来源、文献综述、研究方法和研究立场、文章结构等。第二章则是对北头村以及基督教在当地的发展概况的简单介绍,从而让读者对村落背景和研究对象都有一个整体的印象,也能从由宽渐窄的时空视野中感知基督教的“洋性”与“本色化”之间的关系。第三、四、五章,主要围绕“宗教何以可能”的问题展开分析。北头村的基督徒人数只占全村人口的2%,他们大多是自致型基督徒,宗教信仰更多的是借由个人性的敬拜、祈祷、聚会等宗教活动表现出来。在这样的信仰背景之下,归信契机就成为了分析“宗教何以可能”问题的一个合理而且有效的分析起点。通过在第三章中对“因病信教”现象的深描,基督信仰的世俗基调——对家庭生活存续和发展的追求——逐渐显现出来。所以,第四章就对信仰的这一世俗基调展开进一步分析,通过展现信徒的世俗生活,从而发现了他们以核心家庭为中心的生活逻辑。第五章,家庭观成为了这一章的关键词。通过分析奥古斯丁与马丁·路德的婚姻家庭观,以及当下农村教会生活中的家庭观,文章展现了“文本中的信仰”和“被实践的信仰”之间的距离和联系。这既是基督教伦理与儒家伦理之间的契合和转化,更体现了基督信仰与世俗性生活逻辑的融合。
  文章的第六章,主要解答“宗教相遇”的问题。北头村是一个宗教多元的农村社区,除了基督教信仰之外,还存在着祖先崇拜和海神崇拜等民俗宗教。两种形式的宗教相遇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的图景,而应该置于宗教生态系统的动态结构性框架之中进行考量。于是,这一章首先对“文明冲突论”和“宗教生态论”分别评析,并将宗教生态定义为一个宗教与宗教之间、宗教与社会之间动态地关系塑造过程。然后,对当下两种民俗宗教各自信仰特性的分析,就成为了建构北头村宗教生态系统的起点。这不仅展现了二者各自的特性,同时也揭示了它们与基督教之间的多重关系。随着宗教生态系统由点及面地铺开,文章接下的问题,就是分析基督教会在面对信仰张力时,所采取的具体的进入路径。
  具体来说,先看第一个问题,“宗教何以可能”。用最简短的语句形容这一问题的答案,“基督信仰是家庭神圣性的体现”。信徒归信的契机——“因病信教”——是分析这一问题的切入点。在北头村,疾病,尤其是大病,往往是导致信徒归信基督教最为主要的客观原因。他们大多是在对教义不甚理解的情况下做出归信的抉择的。从朴素的宗教情感到基督信仰之间,信徒大致经历了四个循序渐进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因大病而导致的家庭危机;第二个阶段,寻求“替代性治疗”;第三个阶段,灵验驱动;第四个阶段,神的拣选。而对归信机制的深描不仅展现了信仰典型的实用主义特征——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核心在于祈求和灵验,更是揭示了隐藏其中的信仰与家庭的关系——对家庭秩序和家庭伦理的追求弥漫于基督教的信仰生活之中。除了对因病信教的分析,文章还展现了在具体场域之中,信徒在处理教会生活与家庭生活的时间、身份、风俗等矛盾时,所采取的化解方式。可以发现,村民的基督信仰并非西方宗教意义上的个人性皈依,信徒在向基督祷告的同时,更是要扮演好自己在家庭中父母、子女的角色。
  在西方的家庭理论中,核心家庭用以指代,成员结构只涵盖“夫—妻—子”三角关系的家庭。从这一点来看,如今北头村绝大多数的家庭都属于核心家庭。它们产生于家户析分的过程。分家,代表着新建家庭拥有了经济、生活的自主权,也逐渐从家族制度和老人权威之中解放出来。但是,除了家庭结构的三角关系,北头村的核心家庭还表现出来,“核心家庭”这一概念本身没有蕴含的两个特征。第一,从家庭功能的实现来看,这些核心家庭具有“网络家庭”的意义,需要亲属网络提供一定的情感支持和资源帮助。第二,从家庭意义来看,家庭既是每个家庭成员获得个体利益和快乐的单位,而利益优选满足的顺序表现为先子女、后父母。
  第五章,文章又回到教义伦理的范畴之中,通过展现奥古斯丁、马丁·路德的婚姻家庭观,以及当今北头村教会中宣讲和信徒理解的家庭观,从而展现了在东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之下,乡土处境中的基督教信仰如何实现了与儒家伦理的契合和转换。
  借由当地教会中的两篇讲道文,文章发现了基督伦理向儒家伦理的转移和置换的趋势。相比起两位神学家将婚姻视为家庭建立的基础的观点,讲道文却将家庭生活视为婚姻的目的。而且,虽然讲道文的主旨观点仍然体现了马丁·路德的天职观的风格,但是它更展现了韦伯笔下“秩序的理性主义”的倾向,表现为对尘世道德伦理的强调和重视。教义伦理逐渐走下神坛,它对基督徒的要求显然认同农村普遍的道德伦理规范。与非基督徒相比,基督徒只是要做的更好,而不是与他们不同。
  通过对两类民俗宗教的剖析,揭示了北头村的宗教生态系统的三个特点:第一,民俗宗教塑造了宗教生态的根基,其信仰的内涵已经超越了神圣和世俗的划分,融于乡土社会和文化之中,因而基督教的扎根不可避免地要与其产生关系;第二,民俗宗教仍保留有一定的宗教性,比如其对神灵的敬畏心理和献祭仪式,这与信奉唯一上帝的基督教具有教义上的冲突;第三,民俗宗教在形式和表达方面的局限性,比如祖先崇拜宗教性的降低,海神祭祀中对女性的限制等,为基督教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在这样的结构性关系中,基督教会和基督徒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进入路径,也随之取得了不同的成效。在传教的最初阶段,教会夸大了它与乡土社会的原生宗教生态系统之间的对立关系,并忽略了它对这一系统的依赖。于是坚守宗教独特性和异质论的“绝对宗教主义”路径,导致了基督教与民俗宗教,甚至与整个乡土社会的冲突。以丧礼上的冲突为代表,导致了基督教在乡土社会中的边缘化。后来,教会逐渐开启了“文化相对主义”的进入方式,通过对葬礼的仪式、海洋禁忌和女性禁忌三类民俗规范的重新解读,从而实现了基督教与民俗宗教相对和平的共处状态。
  如果从上述的两个问题中跳脱出来,会发现文章借助洋洋洒洒的二十多万字,其实是从两个层面揭示了信徒在具体的乡土社会中落实自己信仰的过程。第一,是信仰与生活之间的关系。用最直白的语句来形容,“信仰,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第二,是基督教的普世性与地方性的关系。在处理信仰的正统性和生存的合法性之间的张力的过程中,一个地方性教会正逐渐形成。被实践的基督教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西方教会传统的传统教义还有待商榷。但是更为关键的是,它在讲求实用主义、强调家庭传统、民俗宗教多元存在的乡土社会中,成功地吸引了一批信徒。一方面他们建立了明确的基督徒的身份认同,另一方面他们又灵活地调整信仰与生活、信徒与非信徒之间的关系。从这个视角来看北头村的基督教,它已经脱离了“西方基督教”所支控的表达形式,而是通过浓重的“地方性”色彩展现了“世界性”宗教的文化多元性。
  在最后的结论和讨论部分,文章对两个问题展开进一步讨论。第一是结合田野资料分别与世俗化理论、宗教市场理论和宗教生态论展开对话。在理清了世俗化理论的出发点和结论之后,文章从对宗教发展趋势的探讨、对理性与非理性的区分以及对宗教神异性与世俗性的分析三个层面对理论进行了完善和丰富。宗教市场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国内学术界乐于探讨的话题,是因为它解构了国内既有的宗教观念,并对中国的宗教现象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在理论与实践对话的过程中,文章又发现了诸多有待于修改和完善的命题,比如对竞争和排他性的宗教关系的强调、对理性选择过于宽泛的定义,以及对宗教活动的自愿性与非自愿性的忽视。最后,近几年来因为契合了中国宗教多元化的特点,宗教生态论也展现出较高的应用价值。而不同群体在面对“宗教生态是否均衡”这一问题时,往往会作出的不同回应。之所以会产生观点的分歧,除了他们的结论可能来自于不同的实证资料之外,还有两个原因,分别为身份的局限性以及对均衡的定义不同。作为秉持价值中立立场的研究学者,应该从全局的角度分析宗教现象。而且除了对既定的宗教生态进行客观评价之外,研究者们还可以对某一具体境遇中的宗教生态系统展开全面的剖析。
  第二,作为对基督教地方性问题的延续,文章进一步探讨了基督教中国化的可能性。坚守基督教的核心本质是教会发展的“生命问题”,而基督教的中国化则是其“生存问题”。在坚持以《使徒信经》和《尼西亚信经》为基本教义的基础之上,基督教并不是一种单一形式的存在。佛教在中国化进程中,所采取的译经、神异、格义、禅修等方法,对基督教中国化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只有以积极、建设性的态度引导“自治、自传、自养”的基督教走中国化之路,才能促使其更好地融合“中正”与“和谐”的基本文化哲学的要求,做出更有意义的文化和社会贡献。
设计学 山东建筑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目前,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在不断高速发展着,人们的精神追求越来越高,人们不断的寻找着精神支柱和前进动力,文化的发展越来越受重视。佛教信仰的僧徒逐渐增加,尤其是生活在社会背景下,压力较大的年轻一代。因此,与之相应的佛教建筑在不断的被重修、兴建、翻新。公众意识中,为了经济效益,将宗教建筑及其公共空间,单纯的定为商业用途、公共用途、相关旅游观光活动用途的行为频繁发生。这背后,隐藏的就是传统文化的断裂。另外,当前国内的佛教寺院出现了“千寺一律”的现象,盲目的在追求复古、过度追求繁华,景观塑造单一,忽略了佛教建筑的功能等诸多问题。面对这样的存在问题,本文从基于保护的前提下,如何让传统建筑中的佛教建筑适应当前的时代特征,进而求其发展性,作为研究出发点,构造既具有基本的宗教空间功能,又符合当代社会的时代特征的寺院建筑环境。中国传统文化建筑的研究,要以传统文化的内涵为基础。佛教文化具有深厚的底蕴,研究其载体,寺院建筑具有特殊的意义。
  本文首先梳理了佛教建筑的历史沿革和发展进程,对佛教建筑的历史脉络有个深入了解,并以此为基础,综合多样的研究方法,例如文献搜集、实地调查、案例借鉴等方法。深入剖析佛教建筑环境的文化内涵、佛教建筑的艺术特色、独特风格、多样的建筑形式、历史文化价值等内容,从而根据佛教建筑的特征及应该遵循的设计原则,提出佛教建筑环境保护与发展的方法与策略。最后,基于保护性和发展性的原则,提出邹平醴泉寺目前待解决的问题,即寺院建筑及周边环境凸显破败、杂乱;寺院内部环境,空间使用率低,空间杂乱无序;庭院景观单一粗糙;建筑未延续宗教场所功能等问题。提出更有效的寺院建筑环境设计方案,实现对佛教文化的传承,对佛教建筑的保护更新。
世界史 四川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医院骑士团是欧洲最古老的天主教军事修道骑士会(简称“军事修会”)之一,其成员也被称为“圣约翰骑士”,是历史上著名的“三大骑士团”之一。在十字军被伊斯兰教势力逐出巴勒斯坦地区之后,医院骑士团先后转战于东地中海地区的塞浦路斯和罗德岛,但骑士团在这些地方都没能成功立足,直到16世纪获得神圣罗马帝国的赐封才来到马耳他岛安身。身处马耳他岛的医院骑士团是这一时期西方世界在东地中海地区边界上对抗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重要力量,在骑士团控制马耳他岛的数百年时间里,他们将天主教的信仰以及各种西方制度带到了这个原本文明发展滞后的小岛,马耳他经过骑士团的苦心经营经济社会状况得到改善。参与马耳他建设的同时,骑士团面临的最大危机便是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围堵。作为奥斯曼——哈布斯堡战争的重要参与者之一,骑士团在马耳他岛的存亡关系着整个西方世界的安危。坚守马耳他岛的医院骑士团在西方盟友的配合下最终取得了对土耳其人的军事胜利,作为西方世界在东地中海屏障的医院骑士团在马耳他岛经过苦心经营立下了脚跟,西欧也为此能在一个安定的环境中继续进行近代的社会转型运动。
  如今医院骑士团在马耳他的统治已成为历史,只剩下骑士团为马耳他打造的新都瓦莱塔作为人类文化遗产供后人凭吊。但由医院骑士团演变而来的“马耳他骑士团”褪去了军事功能而专注于医疗慈善事业,古老的骑士团其救死扶伤、平等博爱的人文关怀以及高贵、坚毅的骑士精神继续在文化领域给予今人以启示。
科学技术哲学 内蒙古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佛教基本原典《杂阿含经》是早期佛教的一部经典著作。在作品中,通过对佛陀讲经说法的过程和内容的记述,为我们展示出世界中万事万物的可变性和无常性及人与周围环境间的关系图景,贯穿其中的万物无常观及缘起因果观等观点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哲学思想。《杂阿含经》生态思想主要由万物无常的生命观、缘起因果的整体观、“正观”的价值观等三方面有机构成。首先,人类对于世间万物的观点和态度决定了我们的行为,人类永无休止的物质欲求和贪得无厌的价值取向是自然资源危机和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其次,缘起因果的整体观告诉我们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密不可分,因此人类在破坏自然环境获取利益的同时也是在为人类自己自掘坟墓。最后,由于万物无常及因果缘起的存在,我们应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即“正观”,以此来正确处理人类同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通过对于万物无常、缘起因果、“正观”的研讨,使人们明白,人类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进行的一切掠夺和破坏活动,终会一切成空、万物皆空,人类自以为占有的一切资源和资产都将化为乌有。不仅如此,在人类大肆破坏生态环境的过程中,其实也是在破坏人类自身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家园。自觉树立“正观”的价值观,对于更好地处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解决当今严峻生态危机问题可能会产生良好的推动作用。
专门史 苏州科技学院;苏州科技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南朝是中国历史上分裂割据、战乱频发的时期,也是文化繁荣、佛教兴盛的时期。南朝社会动荡、人心思安,亟需精神寄托,有利于宗教的传播;这一时期各路高僧踊跃传播佛教教义、促进佛教发展;南朝士人在推动佛教发展的过程中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或与名僧云游,或参与经论、译经,或参加法会,或著书立说弘扬佛学佛理,或通过带有佛教色彩的诗文、书画等文学艺术作品抒发对佛教的尊崇,有力地推动了佛教的中国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发展。
  本文对南朝士人阶层在佛教传播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进行广泛且深入的研究,探寻他们在促进南朝佛教繁荣发展、佛教中国化和丰富中国传统文化等方面起到的历史作用,以南朝士人阶层作为一个完整的研究对象,力图在前人对南朝佛教和佛教中国化的研究基础上,做更进一步的研究,以期理清南朝时期士人阶层在佛教传播与发展中的作用。
中国哲学 西北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作为晚明时期最具代表性的高僧之一,憨山德清(公元1546年-1623年)深受心学与佛教的双重熏陶。面对晚明黑暗的时政和佛教的凋敝,憨山德清挺身而出,用自己深厚的佛学素养和心学体认,为晚明佛教的发展开拓出一条新的思路。他重新诠释了佛教心性哲学的含义并提出了新的理解,尤其是在佛性论上,憨山德清指出了儒家成圣和佛教成佛二者的共通性。在三教关系问题上,他吸收并发展前辈学者的思想,认为三教的共同功能就是教化人心,促进了当时三教的融合发展。本文亦通过阳明心学在晚明时期对憨山德清的影响,来揭示憨山德清思想理路,即用佛教思想去圆融儒道。通过憨山德清与晚明儒者的密切交往,去把握他在佛教理论中表现出的儒家气息;进而通过对三教关系的讨论,来揭示阳明心学对晚明佛教的深刻影响,从而理清晚明佛教自身的演变发展。藉次深入思考的是晚明时期产生的社会现实问题以及晚明思想家的应对策略是否相呼应的问题。对于憨山德清的生平,则主要着眼于憨山思想在形成过程中所受阳明心学的影响。文章重点阐述憨山德清心性哲学和三教关系中所体现的心学视野,进而对其佛学思想的独特性影响进行全面的把握。深入晚明佛教在心学影响下发展所带来的现实意义。
中国古代史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渤海人是7-10世纪生活在渤海国境内的各族民众的总称。渤海人信仰佛教是受到其统治者直接影响的。渤海国建国前,其统治者就与佛教信仰有一定的接触。渤海国建国后,特别是在接受唐王朝册封成为了唐王朝的藩属国后,渤海国的历代统治者为寻求自身的发展,全面向唐学习。渤海人的佛教信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传入,并得以迅速发展的。
  本文以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为基础,从渤海人的佛教信仰入手,全面分析渤海国境内发现与发掘的佛教遗迹、渤海人佛教信仰的历史背景以及渤海人的礼佛活动。通过对渤海人佛教信仰的研究揭示出,渤海人的佛教信仰,是统治者进行有效统治重要手段,有强烈的政治目的。佛教信仰在渤海民众中的大力宣扬,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基础。同时,佛教信仰的发展,间接促使相应佛教寺庙的建造、佛造像制作、相关绘画、书法等艺术的发展。渤海人的佛教信仰,还成为了与日本间交流的重要桥梁,促进了渤海国与日本关系的友好发展,同时后渤海时期也深受着渤海人佛教信仰的影响。
翻译 电子科技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环境下,中国文化典籍英译文本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和交流架起了一座桥梁。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国际学术界出现了一股如火如荼的道教研究热潮,部分道教经籍被翻译成英文。美国汉学家和道教学者孔丽维(Livia Kohn)创作了大量关于神秘主义、神话、道德和身体修炼的书籍,还编辑了很多概括介绍道教的综合书籍。其研究成果《宇宙与教团:道教的伦理维度》涵盖了她对道教社团组织管理模式的研究,书后附有她翻译的11篇道教戒律文本。
  本文拟从德国功能学派翻译理论“目的论”的角度探析孔丽维在《宇宙与教团:道教的伦理维度》中11篇道教戒律英译时所使用的翻译策略和技巧。笔者认为,作为一个严谨的道教学者,孔丽维深知中外文化之差异,在翻译道教戒律文本时,极其注意避免因文化差异而出现的误译,这对指导中国学者做好道教海外传播有较大的借鉴意义。文章分为四部分,第一章简要阐述了本论文的研究背景,介绍了孔丽维的学术背景和其创作的道教书籍。第二章系统介绍了翻译目的论的四个发展阶段和汉斯·弗米尔(Hans J. Vermeer)的目的论三大法则。第三章结合法律文本特点分析了道教戒律的语言特征,并从目的论三大法则的视角通过实例论证了道教戒律英译文本中译者所采用的主要的翻译策略和技巧。第四章是本文的结论部分。
  本文在目的论三大原则的指导下系统分析孔丽维的道教戒律英译文本,旨在帮助中国读者了解西方道教研究的不同视角,也希望人们更加关注中国文化典籍译介效果的重要性,对中国文化更好地走向国外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古代文学 重庆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首先,无论是毛本还是嘉靖壬午本《三国演义》中都存在数量可观的占星术;其次,占星术出现在小说中,与小说在结构、情节发展、人物塑造、突出主题等方面有着特殊的关系;再次,由《三国演义》与史籍的关系,占星术与史籍的关系,可以看出,占星术出现在小说中不仅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而且占星术的实践也借由文学作品与市民阶层发生关联;最后,透过对《三国演义》中占星术的研究,可以看出占星术在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作用,对于统治阶层、士大夫阶层和市民阶层所具有的不同含义。
  全文分为七个部分,绪论、五个章节和结束语。第一部分绪论,在此部分中笔者对选题的缘由、研究的理论依据和研究现状做出充分的说明。
  第二部分,《三国演义》中的占星术及其分类。在本章中笔者明确占星术的内涵,根据占星术的内涵,梳理列表明晰《三国演义》中的占星术,并根据占星术所指向主观对象的不同,对《三国演义》中的占星术进行了分类。
  第三部分,《三国演义》及相关文献中的占星术内容比较。笔者的研究以毛本《三国演义》为底本,对比嘉靖壬午本和毛本《三国演义》间占星术的异同,《三国演义》中占星术取材《三国志》及裴注、《后汉书》的实与虚,以及分析对《三国演义》成书有直接影响的《三国志平话》、三国戏等文献中的占星术。对比的目的在于通过分析占星术的选取和流变,把握作者在小说创作过程中的主观意图。
  第四部分,《三国演义》中出现占星术的原因分析。占星术被纳入史籍,又走向社会,是对小说创作产生深刻影响的文化背景。首先,先秦时期占星思想发展的状况,为占星术的系统化理论化奠定了基础,并且使得占星术能够载入史册;其次,受汉代思潮的影响,占星术普遍系统化理论化的存在于《淮南子》、前四史中,《三国演义》在其成书的过程中,直接继承引用或者化用了《三国志》、《后汉书》的占星术;再次,元明之际,作为西学东渐的第一阶段,此时多民族、种族的融合,使得多种文化得以更加开放交流,占星术得以更广泛的为人们所熟知,作为小说创作的读者或观众,对戏曲小说创作也产生影响,成为占星术出现在小说中的另一个原因。
  第五部分,《三国演义》中占星术内容的叙事功能探讨。占星术出现在小说中不仅有其文化原因,而且在小说中也并不是孤立的存在,是作者在特殊位置的精心安排,暗合小说的结构,导叙述线之开端,于各叙述线节点处,推动小说的情节发展,塑造人物形象,突出小说的天命观主题思想。
  第六部分,《三国演义》与占星术研究的拓展和启示。通过《三国演义》中占星术的分析研究,可以看出在传统文化中,占星术对于不同的阶层所蕴含的意义不同,在大传统文化中,占星术对于统治者而言,是其“天命所归”的直接体现;对于士大夫阶层而言,占星术的学习、观测,则是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必然途径。在小传统文化中,占星术对于市民大众的作用,则表现得更加切实,希望通过占星术能够趋吉避凶、祛灾免病、家业兴旺。
  第七部分,结束语。总结全文,概括论点,明晰占星术《三国演义》的关系以及占星术在传统文化中的内涵及其重要地位。
马克思主义理论 太原理工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基督教是世界上传播最广、信徒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宗教。近几年来在中国发展迅速,特别是在乡村地区。随着基督教在农村的扎根,农民的思想价值取向已经发生了变化。国内外对基督教的研究很多,但是近年来基督教在我国尤其是乡村地区的迅猛发展,而对基督教的传播、运作及其发展现状、社会功能和社会影响的跟踪调查则不是很及时和深入,尤其是如何有效规范引导基督教有序运行,还需要进一步深入调查和研究。
  文章以山西原平的乡村为个案采用问卷调查、访谈等方法,分析原平乡村基督教发展的现状、传播特点,了解基督教在原平的演变及发展历程,在传播现状中,分析了组织结构、扩张状况以及村民加入基督教的四方面的原因。对原平乡村基督教产生的积极功能给予肯定,消极功能则主要从对传统民俗的冲击、对社会稳定的潜在危害、排斥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相矛盾等方面进行阐述。同时分析基督教在乡村地区发展存在的问题,主要从法律层面、科技助推、国际政治等因素进行剖析。这是本论文研究的重要依据。
  本文从规范山西省乡村地区基督教的文化生态状况入手,从未来角度和更高层次为山西乡村基督教文化发展和改善基督教的社会功能寻找发展新思路和新方法,目的是想引领山西省乡村地区基督教健康和谐发展。本文主要是从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乡村基督教扩张中的主导地位,加强基层组织和政府在乡村基督教扩张中的领导力度,激发乡村基督教积极功能发挥的强度,加强对群众的文化教育和法规引导力度等四方面进行。
中国哲学 山西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葛洪是道教发展历程中的关键人物,他助推了道教从民间宗教向神仙道教的转变,可以说,葛洪是魏晋以来的神仙道教最杰出的代表。他所作的《抱朴子内篇》,拥有很高的宗教哲学价值,首次完成了对神仙信仰体系的理论构建,并提出了具体的修仙方法,推动了道教的进一步发展。可以说葛洪的道教思想是道教从汉代至南北朝时期的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阶段,研究葛洪的思想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发掘神仙道教思想的发展历程。
  葛洪的道教思想围绕神仙信仰、修炼仙道、最终得道成仙的进程进行展开。葛洪整个仙道思想所表达的终极目的就是实现“羽化成仙”,但这个结果并不是可以突然实现的,而是要经历异常艰苦的修炼过程。葛洪坚信“从人到仙”的跨越式转变一定可以实现,这种打破生命的局限,战胜现实的苦难,改变自己的命运的强烈的乐生主义精神可见一斑。并且要最终得以长生成仙,绝不仅仅只停留在理论上的证明。理论是基石,用理论指导行动,积极的投身于修炼,落实到具体才是修仙成功更重要的法门。因此,葛洪对前期道教的各类方术、修炼方法进行了归纳整理,投身于收集各种求仙方术,总结并提炼出了一套独有的,以还丹金液为主体的修仙方法。“修德”与“修身”并重,严格进行修炼,做到了以信仰指导行动,以行动成就信仰。展示了一种对待生命本身的尊重与热情,和自强不息的生活态度。
  在葛洪的修仙之路上,既有“受命所值”的修仙宿命,即世人有仙命是因为禀承了神仙之气,在胞胎之中就已注定。又有“我命在我”的命运超越,认为人可以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这个“宿命”与“超越”的悖论式命题构成了葛洪仙道思想的整体风貌。
中国哲学 广西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末那识”是唯识学八识思想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在“阿赖耶识”和前六识之间,是支点更是承上启下的枢纽,是解开整个八识思想脉络的开关和钥匙。唯识学八识思想中,“末那识”是最后才被提出和完善的。它自身的内涵和思想理论体系从隐到显,经过很长时间才得以逐渐完善,但时下对“末那识”意蕴的研究总是被分割得零碎或从未真正系统化概括。“末那识”自身内涵极其丰富,和唯识学方方面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理清它发展脉络的同时,对它的内涵进行全面深入的阐述和概括是很有必要的。在此基础上,挖掘它与唯识学其他理论的关系;与哲学学科相关的问题以及与生命学、心理学、心灵学和现象学等其他学科的关联,并由此得出一些在指导实践方面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认识。从“末那识”的内涵引申开来,行文过程中具体结合它与前六识、“阿赖耶识”、“转识成智”、修习实证的方法以及现代之哲学本体论、世界观乃至其他学科之间的相关性,来研讨“末那识”语境之与世界万物的关系以及它自身内涵的意蕴及其现代意义,是此研究的意旨所在。最后再将“末那识”之思想理论与具体学科在现实上的结合,来看“末那识”内涵之研究意义。对“末那识”思想系统的完善及其意蕴的研究,在唯识学思想中乃致在整个佛教哲学中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汉语言文字学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佛教发源于印度地区,并随着历史的发展变迁逐渐向世界各地进行传播。总体来看,佛教经历了较长时期的发展,对世界上众多国家和地区都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在佛教传入一些国家和地区并进行传播发展的过程中,会对当地的历史、文化、文学、语言、风俗等多方面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越南地处中南半岛诸国的最东边,自古以来受中国文化和思想影响很大。公元2世纪左右,佛教开始从中国传人越南,并逐渐在越南生根、发展。在传入越南之后,佛教同样对其语言、文化以及宗教信仰等方面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越南佛教属于汉传佛教支系,与中国佛教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属于直接的法脉传承。其中,在越南、中国两国语言文化不断接触与交流过程中,产生了越南佛教词语。越南佛教词语属于汉越词语的一个系统,指的是那些来源于古印度佛教的词语,这些词语均被《现代汉语词典》收录。《现代汉语词典》明确指出这些词语属于佛教用语,并有相应的梵文批注。但这些词语大多维持了“源”的发展状态,未发生任何改变,也未在通用语中出现新的用法和意义。因此,这些佛教词语仅在佛教领域中运用得较为普遍,并未真正融入现代汉语中。还有一些词语,虽然受到了汉化的影响,但主要运用于佛教领域,这些词语也属于佛教词语。
  越南佛教词语是在本国语言与中国语言进行接触的过程中产生的,因此,既具有汉越词的特点,也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语音、词汇以及语法系统,这为越南佛教词语的具体研究活动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以及研究经验。以往的学者对汉越词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各种常规汉越词,关于佛教领域内汉越词语的研究非常少,汉源佛教词语虽作为汉越词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相关的研究只零星地出现在一些汉越词研究或越南语外来词研究中。为此,在本篇论文中,作者选择以越南佛教词语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和研究。研究过程中,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展开,首先对以往学者在汉语佛教词汇与越南语佛教词语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回顾总结,以了解佛教在越南的发展历程及其产生的相关影响进行回顾总结;其次从词源、特点以及语义等方面,对现代越南佛教词语进行研究;最后从文化的角度,对越南佛教词语的文化内涵进行阐释。
  本研究涉及的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现代越南佛教词语的来源。对现代越南佛教词语的来源进行研究,分析其语料来源与选词标准。并对佛教专业术语和现代越南语中的佛教词语进行研究,分析越南语中佛教词语的地位以及现代越南语中佛教词语收录缺失问题。进而分析佛教词语在现代越南语的地位,掌握其相应特点了解其特殊的语言文化价值;第二、现代越南佛教词语的特点。对现代越南佛教词语的特点进行研究,包括佛教词语的越化和越南语佛教词语的自身特殊性等。通过研究发现,现代越南佛教词语具有鲜明的特点,组词能力强、书面语形式与口语形式并存,且具有多音节化、词义俗化、含义丰富的特征;第三、现代越南佛教词语的语义。从语义角度,对现代越南佛教词语进行研究。通过研究梵、汉、越佛教词语意义关系和词义发展变化情况,越南语熟语中的佛教词语。进而梳理不同佛教词语在意义方面的特点和相互关系,掌握其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和特点等;第四、现代越南佛教词语的文化阐释。从文化角度,对越南佛教词语进行分析,其中涉及到不同的文化领域,包括越南佛教节日和佛教建筑以及礼佛文化、佛教称呼常用语等。
  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发现,佛教在越南经历了较长时期的发展,并对越南的文化和风俗等方面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在佛教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佛教词语来源十分复杂,涉及到多个方面并且形成自己独特的特点,如:具有多音节、书面语形式与口语形式并存、组词能力强、词义俗化、含义丰富等等。现代越南佛教词语在语义方面与汉佛教存在密切的关系,意义基本相同,但也存在着一些不同之处。如:在长期的发展变化中,出现义项增减以及意义范围、感情色彩改变等情况。在越南人民的日常生活常使用语言中,也存在大量的佛教词语。这些词语富含丰富的佛教内容,结构多样化,还具有通俗性和口语性等特征。在向梵语佛教进行词语借用方面,梵语佛教词语、越南语佛教词与现代汉语佛教词语存在着一定的区别,这些不同最终促成借用结果的不同。总体来看,越南语佛教词语与汉语中相应的词语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而受到不同语言文化的影响,相同的佛教词语可能会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会产生不同的发展趋势,并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中国古典文献学 上海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佛教的发源地是古印度,它与中国的传统思想存在着文化背景和社会意识上的差异,所以佛教流布于中国之后,一直游离于中国的主流文化之外,和中国的儒家、道家文化显得格格不入,但这种情况到了唐代有了较大的改观。魏晋时期老庄学说盛行,在其顶峰时期需要一种外来思想进行补充发展,使之产生新的活力,于是以六家七宗为代表的般若学开始走向思想舞台,这促进了佛学的普及与发展。佛教不断地吸收中国本土文化的精髓,特别是唐代禅宗的创立,标志着中国化的佛教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是它有别于印度的佛教理论,甚至超越了普通宗教的意义,它成为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沉淀表现在人们的生存状态、命运观念、理想追求、审美意识、价值趋向等各个方面,特别是对唐代社会的政治、思想、文化、经济等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也是佛教在中国日益繁荣的重要表现。
  唐代是佛教在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传播时期,这种传播不是文化和意识上的征服,而是两种不同文化的冲撞和融合,最后基本实现了走向同一的时代特色。佛教作为外来文化的一种,其传播速度之快和广度之大与唐代统治者的有效利用是分不开的。浓郁的佛教文化氛围笼罩了整个唐代的中国,这也是当时社会文化心理的一种正常体现。
  佛教普度众生、因果报应等思想深入人心,直接影响到唐代妇女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也成为佛教中国化的主要成因。在传统的封建社会中,女性大多应该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规规矩矩相夫教子,但是佛教倡导男女平等、解救众生脱离苦海、普渡众生等思想,宣扬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等,把女性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因此得到了中国女性的接受和追捧,特别是善恶有报、人生解脱、转世轮回等思想对女性的影响较为深刻。因此她们同中国儒、道文化影响下的女性存在差异。
  绪论部分主要对研究的背景和研究现状进行了论证,进而分析其研究意义,厘清研究思路和方法。
  第一章主要论述佛教在唐代的传播及世俗化。在唐一代,佛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不断地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迎合百姓大众的心理需要,以符合劳动人民的需要为出发点,因而更有利于封建统治者巩固自身的切身利益,促进中国经济和政治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唐代是佛教的鼎盛时期,通过阐述佛教繁荣发展的表现、世俗化释义,表现分析佛教凭借其强劲的渗透力,与民间信仰相结合,使其影响更为深远。上自帝王公卿,下至黎民百姓,都对佛教产生了兴趣,乐听佛经,诵经写经,广植福田,使宗教信仰膨胀发展。
  第二章阐述唐代女性对佛教的信仰。在分析儒家、道家思想影响下女性观的基础上,对唐代女性信奉佛教的原因进行了归纳和总结。佛教为了吸纳广大的中国信众,将比较难懂的佛经通过变文、俗讲、通俗小说、灵验小故事等流传于民间。佛教凸显修身养性,佛教扶世助化、劝善化俗,有利于人们修身养性。佛教讲求众生平等,佛法认为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无二的,这也间接反映了妇女地位的提高。
  第三章论述佛教世俗化对唐代女性的多样化影响。本章节从佛教思想对女性命运观的影响、佛教观念对女性生活的影响、佛教审美对唐代女性的影响三个方面进行分析论述。随着佛教的传入,因果报应、业报轮回等思想融合进了唐代女性的命运观念。女性的生活方式、婚姻生活、孝亲观念也受到佛教的影响,女性的服饰、妆容等审美也在佛教的影响下有了改变。
  第四章阐述佛教思想对唐传奇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影响,唐代宗教发展比较完善,这也对当时的文学创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作品中的女性摆脱了弱者的形象,成功塑造了趋向恋爱自由的女性形象,畅享婚姻爱情的女性形象,复仇者式的女性形象,技艺高超的女侠客形象,突出体现了“人”的社会意识不断增强。
建筑学 太原理工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佛教建筑作为中国主要的宗教传播载体,具有悠久的历史,在历朝历代皇权更替中,始终贯穿于各个社会历史形态,作为历史发展的见证,是不同时期社会意识形态的缩影。历代僧人向往清净悠远的修身场所,又因在儒家、道家的影响下,中国佛教寺庙相当大一部分建在山林之中,远离世俗喧嚣,使佛教建筑与自然环境的联系更加紧密。然而随着城市经济的不断发展,文物古迹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周边环境因为环境与多种经济形态的相互作用产生了各种与佛寺不协调的因素,而依托于山林的佛寺对于周边环境的依赖性高于其它类型佛寺。自然环境是山林佛寺的母体,是佛寺唯一的依靠,佛寺周边环境不协调因素导致日渐繁华的周边环境代替了原本清幽的自然环境,宗教本身的人文环境被割裂,山林佛寺周边生态环境受到威胁,寺院的完整性缺失,佛寺的生存和发展受到限制。如果山林佛寺与其周边环境的整体协调性越低,支持或供养周边的景观要素片断能力就越差,所以要妥善的处理周边环境与佛寺的关系,使周边各要素与佛寺和谐统一,提高佛寺与周边环境的景观要素协调性。从另一方面讲,佛寺与周边整体协调性提高,也就相当于扩大了景观范围,延伸了佛教的人文空间,在维持佛寺周边良好生态的基础上发展佛寺,因此周边环境作为山林佛寺的外部环境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青莲寺作为山西地区典型山林佛寺,寺院规模宏大,寺内建筑规整有序,自北齐年间创建以来,兴衰迭起,留下了许多经卷、彩塑、碑刻等历史语言,作为研究佛教发展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物。但寺院周边环境作为寺院的外部园林没有被足够重视,周边环境整体协调性差,周边村落保护不足。本文从青莲寺的历史背景、科学价值出发以青莲寺周边环境作为研究对象,从周边环境与佛寺的协调性保护入手,分析导造成佛寺周边环境不协调的原因,采用实地调查和历史研究的方法,通过调查分析、发现解决问题、反思问题的过程,结合景观生态学、遗产保护理论等研究方法,对青莲寺周边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人工环境进行深入研究。本文共分为六章:
  第一章绪论主要论述本文研究课题的背景、目的及意义。在明确课题的基础上提出课题的研究方法、内容和基本框架。
  第二章从青莲寺内部入手,以寺庙历史环境为依托,研究其本身的价值在不同时期对于寺院环境的影响,研究青莲寺对于中国佛教发展的影响及文物本体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为青莲寺周边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的研究奠定基础。
  第三章通过对山林佛寺定义进行阐述引出山林佛寺周边环境的概念,在山林佛寺周边环境概念的基础上用点线面的形式以青莲寺为基准点逐步扩大范围,从气候、山水、宗教、民俗文化等方面入手研究青莲寺周边环境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人工环境,为提出青莲寺周边环境问题奠定基础。
  第四章在以上章节的基础上对青莲寺周边环境现状问题进行阐述,在景观生态学理论指导下,对青莲寺周边环境现状进行分析,结合佛寺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提出佛寺与周边环境之间存在的问题,提出维持周边环境与佛寺协调的解决办法,维持山林佛寺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第五章以青莲寺周边环境作为延伸,反思山林佛寺周边环境与佛寺的关系,在总结山林佛寺周边环境特殊性及认识山林体系对于佛寺保护的积极作用的基础上,提出使山林佛寺与周边环境协调统一的整治原则和整治措施,加强对于山林佛寺周边的关注度及保护发展力度,使佛寺在稳定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中延续发展,使周围环境与佛寺协调统一。
  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归纳总结,并且对文物古迹周边环境与佛寺的未来发展提出展望。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 广西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历年来对广西富川刘仙娘信仰文化的研究成果往往集中于某一方面的研究,对刘仙娘信仰文化的整体性研究成果较少。为了弥补这一缺失与遗憾,笔者欲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入田野调查,力图对刘仙娘信仰文化进行较为全面而深刻的分析研究,以期对刘仙娘信仰文化有一个全面、客观的评价。
  绪论部分介绍了刘仙娘信仰源流,梳理了目前学者对刘仙娘信仰文化的研究概况,以及笔者的研究主旨、思路、框架和方法。论文的核心内容分四方面。首先介绍了刘仙娘信仰文化依托的文化生态系统,考察分析得知刘仙娘信仰的形成离不开富川多灾多难的自然环境与巫道盛行的人文环境影响。其次探析了刘仙娘信仰文化的传播,重点从田野调查实录进行分析归纳,刘仙娘信仰的传播的内在推动力是其满足了民众生产生活的需要,后因修龟石水库大量信众被分散到各个村落,这个外因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信仰的传播;同时,笔者从口头传播与行为传播两个方面论述了刘仙娘信仰传播的主要路径。再次是对刘仙娘信仰祭祀活动的实录分析,从祭祀的庙宇、祭祀礼仪、大型的刘仙娘出游节祭祀活动三个方面的内容进行类析。第四部分解析刘仙娘信仰文化的内涵以及其特点与功能是论文最核心的部分。结语部分再次强调刘仙娘信仰生命力得以延续的重要基础与根本保障,同时提出看待刘仙娘信仰要客观公正,既要看到它消极的一面,也要正视其存在的合理性,这样有助于消除不利于社会发展的因素,弘扬信仰中积极向上的内容,增强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
宗教学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共存的大国,除汉族外还有55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丰富多彩且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宗教作为少数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对民族的凝聚与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探讨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对于积极引导少数民族宗教信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理解和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信仰、增进民族团结、促进民族宗教文化交流具有积极意义。在研究中发现,湘西苗族宗教信仰呈现出多元和睦相处的特点:一方面承袭着本土的原始宗教信仰,另一方面也融入了汉族的儒、释、道、三大信仰,甚至掺杂了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等外来宗教的信仰因子。
  本文题目为《湘西苗族多元宗教信仰研究》,试图从以下三个章节揭示湘西多元宗教信仰的特点,分析其形成的多方面原因,探讨这种独特的宗教信仰对湘西苗族族群构成的多方面影响。
  第一章为湘西苗族多元宗教信仰的体现。从三个方面揭示出湘西苗族信仰中的“多元化”特征,把这种多元化信仰所产生的文化、风俗、心理等具体实例作出列举,并加以综合阐述。
  第二章为湘西苗族多元宗教信仰的原因探析。阐述了形成此种宗教信仰的历史、地域、人文背景等原因。本章在大量数据、实例分析的基础上,论证了湘西苗族多元宗教信仰的由来和历史发展脉络。
  第三章为湘西多元宗教信仰的影响分析。研究少数民族宗教信仰,归根到底是为了了解宗教信仰对自身民族和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带来的影响。本章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结合实例进行了探讨和分析。笔者认为,湘西苗族宗教信仰的未来发展应该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在保留本民族自身特色的基础上,剔除那些与新时期不相适应的陈旧思想,使得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能够与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
马克思主义哲学 山西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古希腊思想是西方文明发展的源头,对马克思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的理论渊源作用。神话思考问题的方式,是人类在长期的生产劳动和组织社会的过程中沉淀下来的文化,是人类面对生存困境寻求解放的一种方式。
  神话用隐喻手法记录了人类历史,将历史事件用神话故事的形式表现出来,透过神话故事我们可以窥探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神话中的角色已经对外部世界进行了初步地加工和处理,他们发明创造生产工具,组织维持社会秩序,同时孕育了自由观、平等观和审美观,理性思维已经得到萌芽和发展。但由于当时生产力低下,人们认识水平较低,很多现象无法解释,所以他们将决定社会发展和自身命运的力量停留在彼岸世界。
  翻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几乎每一卷都引用了希腊神话典故。马克思理性思维对神话隐喻既有吸收又有超越,神话重点呈现了救赎思维、英雄思维,内在地体现了人类的追求,即求得自己的解放和自由,过一种消除灾难的愉悦的生活。马克思对神话隐喻进行了批判,他认为生产不再是一种准自然的过程,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本文的重点是分析马克思如何既能对神话思维进行批判的吸收,又能坚守其思想中的理性思维,并走向现实,在物质的生活关系中寻求人类解放的答案。
  神话理解现实是不科学的,我们应该在唯物史观视域下,辩证地看待神话隐喻,神话是一定的物质生产力条件下诞生的与其相适应的文化形态,具有历史性,神话中的角色是社会关系的人格化。神话在长期的历史阶段是人们面对现实困境求得解放的一种寄托和象征,马克思认为人是“现实的个人”,人的解放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
  本文分析神话隐喻对马克思理性思维的作用与意义,不是建立一种新的宗教需求,而是要从中汲取有益因素,在唯物史观视域下看待神话隐喻,从人的解放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理性思维对神话隐喻进行批判地吸收和超越,分析马克思对引导正确的文化方向、全面理解文化价值,对人最终的解放所产生的作用和意义。
翻译 电子科技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作为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本土宗教,道教在西方世界的研究日益增多。然而,道教术语的翻译工作困难重重,需要解决诸多翻译问题。因此,汉英双语道教术语库的建设将会带来诸多益处,也将会为后续的词典编纂工作提供极大的便利。
  本文是对《道教汉英双语百科》编纂任务的前期准备工作的项目报告,描述并总结了汉英双语道教术语库建立的原则与过程。
  本项目中,术语处理的指导理论为术语学理论,包括交际术语学理论及术语定名原则。其中,交际术语学理论用来定义并区别出本项目中中文道教术语的范畴,而术语定名原则用来制定英文道教术语提取的基本原则。如此,中英文道教术语的处理遵循了以下程序:术语提取、术语匹配、术语校对、建立道教汉英双语术语库。
  为了了解源文本的特点,本报告对汉语道教术语的结构特征和语义特征进行了分析。对结构特征的分析是从汉语术语的语法功能结构视角进行的;汉语道教术语的语义特征主要划分为单义性、一词多义和多词同义。同时,为了给后续编纂任务提供借鉴,本报告对术语库提取出的英文道教术语进行了分析,归纳出所选英文材料采用的几种基本翻译方法分别为音译、音译加注、直译、直译加注、音译加直译、意译、借译。这些翻译方法的得与失在本报告中也做了简要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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