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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系统分析与管理 大连理工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考察了哈萨克斯坦的油气资源及其多方向外交政策关系。研究如何通过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关系被用于多方向外交政策。目的在于揭示投资决策一般规律和看到政治和外国治因素影响了能源的发展。这是通过研究决定,对其资源的哈萨克斯坦的投资和发展公司通过销售和出口路线的权利。在光的作用的分析数据,探讨了在多方政策,能源政策作为一个可能的工具。基于论文的书面记录和访谈与在哈萨克斯坦油气工业和对外政策。
  本文认为哈萨克斯坦已开发出了其油气资源,并按照其多矢量外交政策进行了出口。美国、俄罗斯和中国是哈萨克斯坦外交政策中最重要的载体和合作伙伴,这在哈萨克斯坦的能源发展中也有其反映。从2000年哈萨克斯坦已经完全依赖于俄罗斯的石油出口朝着更加多样化和相互依存的能源关系。然而,通过俄罗斯过境仍然是哈萨克斯坦的主要出口路线。对于哈萨克斯坦,经济和政治方面的考虑,对能源发展的决策起到了作用。政治上的考虑似乎对投资和发展决策有重要的影响,似乎阻碍了某些出口路线的发展。有人认为,能源已被用来作为一种工具,哈萨克斯坦在关系到它的多矢量政策。此外,还有一些支持认为,能源可以作为哈萨克斯坦的外交政策的驱动程序的作用。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贵州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作为语言的基本和内在属性之一,模糊性是语言交流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和不可或缺的部分。近年来,模糊语一直是学者们研究的热点话题。从模糊理论的语义探讨到模糊理论在各种文体和领域中的语用研究都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果。外交语言是国家间进行沟通和交流的一种方式,是外交家们捍卫自己国家利益的工具,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模糊语恰恰是外交官为了在外交环境中达到某种特定的目的所采用的一种方式。其中模糊语在外交语言环境中的应用也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学者们的研究热情。然而之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模糊语在外交语言中使用的整体分析,即单独以中文或英文外交文本为语料来分析模糊语在外交语境中的使用。但是,随着全球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与国际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密切,因此有必要对中英模糊语进行比较研究。
  本文选取了不同话题和类型的中美外交官的演讲各六篇,要采取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语料进行分析,以合作原则、礼貌原则以及面子理论为理论框架,探讨外交环境中两种语言的模糊语使用的异同。试图回答以下问题:1.中英外交语言中模糊语的实现形式有哪些?存在的异同有哪些?2.在合作原则、礼貌原则及面子理论的视角下中英外交语言中模糊语使用的深层原因有哪些?3.模糊语在中英外交语言中起到的作用是什么?
  本文研究发现:1.中英外交语言中模糊语实现形式主要体现在词汇、句法和语篇层面。经过分析比较,中英外交语言中都大量存在词汇层面的模糊语的运用,并且使用频率都大大高于句法层面和语篇层面的使用,而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中国外交官更喜欢在语篇层面上使用模糊语。2.从合作原则、礼貌原则及面子理论角度来看中英外交语言中模糊语使用的深层原因有:外交官的职业特性及外交语言的特殊性;中美之间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及所实行的外交政策的不同。3.模糊语在中英外交语言中起到的作用主要是:表现礼貌、自我保护、营造和谐氛围以及灵活变通。
  本文共包括五个章节。第一章引言,简要介绍研究背景,研究问题,研究方法及数据收集,研究意义及论文框架。第二章文献回顾,介绍从不同角度对模糊语的研究情况。第三章理论框架,主要介绍合作原则、礼貌原则及面子理论。第四章为论文的主体部分,首先从词汇、句法及语篇层面分析中英外交语言中模糊语的实现形式,其次从合作原则、礼貌原则及面子理论角度分析中英外交模糊语的具体运用,最后通过对比分析总结出外交语言中模糊语使用异同的原因及其达到的语用功能。第五章总结了本文的研究发现、不足及研究前景。
  本文进一步证明了合作原则、礼貌原则及面子理论的解释力,揭示了中英外交语言中模糊语的使用差异,使读者更好地了解中英外交语言的模糊性,进而能够对外交语言进行深透的分析和理解。希望本文所做的比较研究,能够给其他研究者一些启发,在相关领域做出进一步的探索。
世界史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美国对挪威政策研究是美国对外政策研究中的一部分,1945—1949年美国对挪威的政策是美国冷战战略在北欧地区的重要体现。研究这一时间段美国对挪威政策的演变有助于更为深入的了解北欧地区冷战格局的形成。
  本文所研究的范围是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建立这一时间段美挪之间关系的发展,旨在对这一时期美国对挪威的政策进行梳理。全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对二战中的挪威进行了简要说明,随着二战进程的不断发展,挪威逐渐进入美国军政部门的视线,成为美国对北欧地区的政策重点。第二部分主要讨论了美国对挪威政策开始转变的原因以及在战后争夺中苏联对挪威北部的控制,美英对此极度关注使挪威逐渐显露出向西方阵营靠拢的意愿,并最终促成了马歇尔计划中对挪威经济上进行援助的决策,这是美国对挪威政策转变中卓有成效的第一步。第三部分对美国挪威政策转变的历程进行了梳理,马歇尔计划的成功加深了挪威对美国的“好感”,美国对挪威的政策最终也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28/1号文件定型。同时美国为了遏制苏联势力的进一步扩张,建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挪威最终选择加入,以及在挪威进行军事基地的建立。这可以认为是美国对挪威政策转变及最后成功的标志。
  二战后美国对挪威政策是战后美国对北欧地区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美挪之间关系的变化与发展也可以被认为是北欧地区对外政策的缩影。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挪威对于美国的战略意义都是不同的,二战的史实也再一次证明了挪威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重要意义和战略地位。美国在二战后以世界霸主自居,与苏联的对抗已是不可避免,而挪威地理位置的独特性也注定了其会在美国遏制苏联在欧洲势力扩张的过程中起到一定作用。战后的挪威如何选择也就成为美苏共同关注的问题。对外不断扩张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美国对挪威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挪威一直被作为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甚至是北欧的具有一定代表性的问题进行考虑,这其中是由地缘政治因素和美国的势力范围的扩张等深层次的问题所决定的。
新闻与传播 南京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现代媒体和学者对第一夫人关注和研究的增长,第一夫人的研究价值也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注意,“夫人外交”这一不常出现在国内外交领域的词汇顿时热议不减。对于在传播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公共外交已经成为国家的发展战略,并在各国广泛展开,第一夫人公共外交是国家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夫人公共外交以人为本,以本民族文化为底蕴,向世界人民展示了自信从容的大国领导人风范,吸引了全球媒体以及世界公众的关注,在提升国家软实力,塑造国家形象等方面展现了独特的价值。
  詹姆斯·凯瑞提出的传播的仪式观为传播学的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视角。他将传播的研究从传递的角度扩展为仪式的角度,为我们研究第一夫人外交仪式提供了理论依据。本文主要选取美国和中国两个大国的第一夫人公共外交仪式为研究对象展开分析,旨在以传播仪式观为视角,通过内容分析法、案例分析法、对比研究法的研究方法,梳理相关概念和理论,力图借此论文表达第一夫人出席的外交活动、文化活动、慈善活动、以及带第一夫人的服饰等,这些带有仪式性的行为背后传播的文化价值和本国的外交政策,从而认识到第一夫人公共外交的作用并给予重视。
世界史 华中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1958年,戴高乐重新执政并建立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这成为战后法国对外政策的重大转折点。戴高乐开始改变法兰西第四共和国依赖美国的大西洋主义政策,追求法国的“独立”与“伟大”,并在大西洋联盟内部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作为西方世界的两个重要大国,美法两国双边关系的发展也影响着大西洋联盟的团结与稳定。
  本文主要考察美国政府如何应对戴高乐的挑战以及维持大西洋联盟的稳定。戴高乐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发起对美国霸主地位的挑战:建设由法国领导并脱离美国控制的“欧洲人的欧洲”,反对“多边核力量”计划,坚持发展独立核力量以及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戴高乐的行动冲击了美国在大西洋联盟内的领导地位并损害了大西洋联盟的团结,美国政府则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措施来应对法国的挑战并维护大西洋联盟的稳定。艾森豪威尔政府拒绝戴高乐要求分享大西洋联盟领导权的要求。肯尼迪政府希望将统一的欧洲纳入美国主导的大西洋共同体,还主张发展“多边核力量”以实现对大西洋联盟内核力量的管理与控制。约翰逊政府采取克制、温和的态度应对1966年的北约危机,维持了大西洋联盟的团结并借此机会改组北约。
  本文的结论是美国较为成功地应对了戴高乐的挑战,美法两国之间的争斗也被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究其原因,最根本的是两国实力差距悬殊,法国追求的目标超出了其所拥有的物质力量。第二,美国通过寻求与其他盟国的多边合作应对戴高乐的挑战,削弱其不利影响。第三,法国的对美挑战政策是留有余地的,既反对其霸权,又维持与其同盟关系。同时美国应对大西洋联盟内部矛盾与分歧的方式与同时期苏联的应对方式形成了鲜明对比,并导致不同的结果,这对我们今后正确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关系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Public Administration 上海交通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This manuscript explores and explains the drivers of EU foreign policy (EUFP) vis-à-vi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In order to do so I will look into three different cases in different policy areas,making a qualitative assessment of how well the various hypotheses flowing from my three candidate theories neorealism,institutionalism and the bureaucratic politics model (BPM) fit the EU’s China policy. It specifically tests them across three case studies in three distinct stages of the policy cycle,being issue identification,decision-making and policy implementation. Cutting the dependent variable into policy stages allows us to see if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s truly are powerful,as just taking a snapshot of a policy does not really tell us the whole story. In addition,the selection of three cases being China’s rise in Africa,where I look at the EU's reaction and its drivers,the EU anti-dumping measures against Chinese solar panels imports,and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EU vis-à-vis China at the U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UNCHR),allows for cross-case comparison as they cover a wide field of EU foreign policy topics. The main questions that will be addressed are which theoretical model,when and in which cases is the most suitable one to explain what occurs in the respective stages of the EU’s foreign policy-making when it comes to the who,when,how and why-questions. With respect to theory,this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when it comes to a richer understanding of EU foreign policy-making vis-à-vis China,we must pay attention to institutionalism as an explanatory model. The main reason why institutionalism works in every stage is that when it comes to EU foreign policy-making,by nature it is about competences,policy and decision-making procedures as well as relevant involved actors that vary across the different policy areas. Furthermore,it demonstrates that BPM is only applicable to a limited degree. Neorealism works (to some degree) in illuminating EU foreign policy,particularly in the policy fields that are not that highly institutionalized and communitarized. As to policy insights,cohesion –both vertical and horizontal-continues to be an issue of concern for the EU.
国际关系 华中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大国向来都是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大国间的权势演变、互动往来、博弈冲突对整个国际体系结构的演变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在华尔兹所“塑造”的国际体系结构中,大国才是最具影响力的基本单元,是国际体系结构的核心行为体;而小国在国际体系结构中则多处于边缘地位,只能从属于并被动反映国际体系结构的各种变化。在华尔兹的体系结构理论中,这种体系结构特征与行为体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呈现出双向性互动的特征,这是因为大国实力超群,国际体系结构在影响大国行为体行为的同时,大国的行为及其相互间的互动亦能反作用于国际体系结构。与之相反,小国由于自身实力欠缺,其在国际体系结构中多处于弱势地位,只能被动地接受和反映体系结构变动带来的各种影响。因此,不同于华尔兹体系结构理论中结构层次与单元层次之间的因果关系之双向性,小国这类特殊的行为体与国际体系结构之间的因果关系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单一性,即体系结构影响小国的对外政策,而小国的对外行为一般难以对体系结构产生反作用。在国际体系结构的单向影响,以及地缘政治等变量的作用下,小国的对外政策一般主要包括结盟、中立、挑起战争和冲突,以及加入或创建国际组织等四种政策选择。
  通过对东南亚地区小国的对外政策进行案例分析,笔者提出三个假设并进行验证分析,最终发现国际体系结构与小国对外政策之间存在以下三种关系,即当国际体系呈现为两极结构主导时,小国倾向于与对外结盟,亦或是创建或加入国际组织;无论是两极结构,还是多极结构,只要获得其中一极的支持和援助,那么小国就会对外主动挑起冲突和战争;无论在两极结构,还是在多级结构里,小国选择中立政策,国际体系结构和地缘政治因素都是关键变量。最后,笔者认为,小国是不容忽视的和重要的,对小国的研究是不容缺失的。小国在中国的外交战略布局中应当占有一席之地。
国际关系 华中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致力于探讨亚太地区现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俄罗斯处理这一地区问题的政策。俄罗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将被重点关注。
  本文分为五个章节。第一部分描述了这一地区的整体政治趋势以及“三大巨头“怎样参与这一进程。通过对现状的分析,笔者向我们展示了影响亚太地区政治稳定的因素,并列出了几种该地区发展的前景。第二部分讨论了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在亚太地区一体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他们在这些国家三角关系中的地位。通过分析了莫斯科,北京和华盛顿关于俄罗斯东部地区的相关政策,作者试图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上述这些关系会导致冲突还是合作?第三部分分析了乌克兰危机以及它对亚太地区政治局面的影响;俄罗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是怎样成为当代国际政治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形成这个局势的原因是什么?三角关系中最本质的是什么?乌克兰危机后他们的关系是如何演变的?第四部分研究了亚太地区的两大主要政治力量(美国和中国)间的互动以及同俄罗斯的关系,并提出了解决该地区主要冲突和问题的办法。最后一部分-第五部分-我们思考了国际区域组织的活动和经济一体化的各种问题,并解答了最重要的问题:在现代局面下三大巨头间关系的特点以及他们对未来国际政治可能会产生的影响?在双边关系中未来是否有第三者的一席之地?
世界史 华中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华盛顿和莫斯科都清楚地认识到,冷战在非洲争夺的焦点已经从这块大陆的北部和中部转移到了南部。作为葡萄牙帝国残余殖民地之一的安哥拉,从20世纪60年代早期爆发了反殖民斗争,并在葡萄牙殖民帝国崩溃后,于1975年爆发了内战。安哥拉内战的爆发吸引了正处于冷战时期的美苏两国的注意,双方为了加强在第三世界的争夺也积极介入安哥拉内战,之后南非、古巴等国也加入进来。最终,安哥拉内战的影响超出了一国的范围,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
  安哥拉内战从1975年开始,到2002年结束,这场持续27年、多国参与、跨越冷战的战争,对世界局势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美国对安哥拉内战保持着高度的关注度,并根据不同时期国际形势的变化,适时地调整对安哥拉的政策,这其中就包括冷战中后期到冷战结束初期的政策变化。与此同时,美国在这一时期的对安哥拉政策,也可以呈现出美国对第三世界外交政策变化的过程。
  本文主要是对美国在安哥拉内战时期的不同政策进行梳理,并在这些梳理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和探讨美国对安哥拉政策调整的原因及其政策带来的影响,从而揭示这一期间美国在第三世界利益的变迁。从安哥拉内战爆发前的60年代到冷战结束后的2002年,美国对安哥拉的外交政策经历多次变化,而这些变化的背后都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美国政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衡量自身利益的标准也存在差异,而美国是如何权衡和实现自身利益,则是美国外交政策制定的出发点。本文将尝试通过对美国的安哥拉政策的分析,以揭示美国对世界热点问题,特别是第三世界热点问题政策制定的某些规律。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贵州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闪避是在人际交往过程中经常用到的策略,因为每个人都有不想被他人知道的事情。在新闻发布会上闪避尤其运用得很多。正如尼克松(1950)在《外交》一书中提到的外交语言最普遍的含义,即能够使外交官措辞犀利而又不失谨慎和文雅的“外交辞令”。因此,当政府官员被问到一些敏感或是尖锐的问题时,他们都倾向于用一些技巧来回避这些问题,因为他们的回答代表了该国的立场以及核心利益。
  闪避是普遍的,是无处不在的。许多学者已经从不同的角度对闪避策略进行分析。本文的目的是对中国政府官员和美国政府官员的闪避回答进行试验性的对比研究。明确的说来,此研究是为了达到以下目的:(1)对新闻发布会中中美政府官员的闪避回答分类;(2)分析新闻发布会中闪避策略的语用功能;(3)分析中美外交部发言人在采用闪避策略上的异同以及探索中美外交部发言人倾向于使用不同闪避策略的原因。为了达到这些研究目的,根据顺应理论的理论框架提出了以下研究问题:
  1)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通常采用什么类型的闪避策略?
  2)在新闻发布会上,闪避策略有什么语用功能?
  3)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和美国外交部发言人采用闪避语用策略上有什么异同?是什么因素影响了中美发言人在选择闪避策略上的异同?
  为了达到以上研究目的以及回答以上研究问题,基于 Bull和 Mayer的功能方法(functional approach),Galasinski的语义方法(semantic approach)以及Clayman的社会方法(sociological approach),本文把闪避策略分为十一种,分别为:阐明政治观点,推迟回答,以无能为由拒绝,像别人寻求答案,不愿回答,表明之前有人回答过,忽视问题,攻击问题,攻击提问者,模糊化回答以及对问题提问。Verschuren的顺应论为此文的理论框架。当分析闪避策略时,本文考虑到了闪避策略对社会世界,对心理世界以及对物质世界的顺应。
  作者在研究过程中采用了以下六个步骤:
  1)作者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官网(www.fmprc.gov.cn)以及美国国务院官网(www.state.gov)随机抽选了2014年到2015年的160个对话文本。其中有80篇美国新闻发布会上的对话和80篇中国新闻发布会上的对话;
  2)将所有中文材料翻译为英文;
  3)通过分析材料得出在美国新闻发布会上的80篇对话中,有51篇使用了闪避策略;而在中国新闻发布会上的80篇对话中有54篇使用了闪避策略。因此,本文主要致力于研究基于顺应论基础上中美新闻发布会的闪避策略。
  4)依据Bull和Mayer的功能方法(2003),Galasinski的语义方法以及Clayman的社会学方法并且根据研究的数据得出适合本文使用的方法分类。新闻发布会的闪避被分为十一个类别,分别是:表明政治立场,推迟回答,无能为由拒绝回答,问别人答案,不愿回答,之前回答过,忽略问题,攻击问题,攻击记者,模糊回答以及质问问题。
  5)本文基于顺应论分析闪避策略并且对比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新闻发言人使用闪避策略的异同。本文试图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的研究方法来研究这一问题。
  6)本文根据数量以及质量的分析方法得出了相同以及差异闪避策略的社会以及文化寓意。
  经过认真的分析以及调查,最后得出以下结论:
  1)根据Bull和Mayer的功能方法(functional approach),Galasinski的语义方法(semantic approach)以及Clayman的社会方法(sociological approach),本文将闪避策略分为十一种。
  2)闪避策略有三个语用功能:隐瞒信息,避免冲突以及传递正面的形象。
  3)中国和美国外交部发言人都倾向于使用以无能为由拒绝的闪避策略,因为这是不破坏和谐的最简单最好的方式。然而,中美在闪避策略的选择上有所不同。中国政府官员倾向于使用表明政治立场的闪避策略并且通常将这一闪避策略和其他十种闪避策略综合使用。而美国政府官员比中国政府官员更经常直接表示不愿回答。美国政府官员有时也会攻击提问者而中国政府官员不会这么做。这些差异是由于两国的宗教起源,思考模式以及修辞哲学方面的不同所造成的。
外交学 华中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自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欧洲趋向于逐渐融合成一个没有界限的整体。而今天,家门口的战争引发的大量难民们涌入又使各国界限重新清晰起来。在这个自二战后欧洲大陆面临的最大移民浪潮中,无数绝望家庭逃离带刺的铁丝网营地,儿童溺死在欧洲沙滩上,这些接连出现的场景令人痛心无比。有人认为恐怕这些躲避冲突和贫穷的中东和非洲难民流是永无止境的,而这次危机暴露了28个欧盟国面对这一问题的极大冲突。同时,当领导人们不断争论在难民接受问题上如何平衡道德与法律义务的同时,这场危机也引发了人们对申根区国家境内流动自由这一欧盟承诺的怀疑,而这个承诺正是当局者不断鼓吹的政绩之一。
  自2011年到今天的2016年,涌入欧洲的难民人数大幅增加,这使欧洲政治承受极大压力。一方面,横跨地中海而来的非洲难民的数量以稳定速率持续增长,另一方面,逃避内战和近东地区区域冲突的无家可归人口也是非常之多,特别是来自叙利亚的难民数量。在接受并安置不断涌入的难民时,欧洲各地市政都感受到了巨大压力。难民的激增对接受地的行政管理和实践操作带来巨大挑战,而对民众关注的回应要求和可预见的当地环境承载能力又使这一挑战不断升级。重要的是,政府需要在不断的实践中形成有效的公共策略,即将难民进行有效的划分。
  本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欧盟成员国层面的难民接受问题。笔者通过系统和比较的研究方法对这次难民潮产生的原因、欧盟国家不同反应和难民潮对相关国家产生直接与间接影响进行论述论证,最后针对难民问题现状和未来提出自己的几种解决方案。
国际关系 华中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当今世界正处于复杂的过渡之中,其中,美国世界霸权地位日渐式微,而新兴力量中国成功崛起。在国际关系中,这通常被称为权力转移,对于解决冲突和全球战争问题的具有积极作用。虽然,中国明确声明无意称霸世界,并将继续谋求和平发展道路,然而中国惊人的发展速度与迅速崛起之势令美国产生威胁感。这一问题倘若未能得到正确处理,将导致严重的全球性后果。由于目前世界尚处于权力过渡的早期阶段,避免悲剧的发生为时不晚,因此,为规避全球性的争霸战争,探寻权力实现和平转移的方法尤为重要。
  本文旨在通过比较研究法分析权力转移,以探索更加清晰的权力和平转移方式,弥补国际关系学研究的不足(英国学者卡尔称之为“国际关系的核心困境”,即“和平转移难题”)。为实现此目的,本文将重点研究自19世纪未以来,尤其是1866年至1945年间,英国与美国之间的权力转移,分析潜在的可能性原因与转移过程。历史上,两个国家首次和平式的权力转移,即衰落的霸主(英国)与崛起的大国(美国)之间并未发生战争,这种独特的历史事件极具分析研究价值。1891年至1914年间,英国与德国之间战争式的权力转移,遭遇失败并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终止,这种战争式权力转移将作为一个对比,与美国和英国之间的权力和平转移进行比较分析。本研究将运用过程追踪、假设检验以及穆尔的两者间差别分析等比较分析工具,探索影响美国和英国之间的权力和平转移与英国和德国之间的战争式权力转移的主要因素。
  权力转移的概念可能会使美国感受到中国的威胁,但本研究仍将在假设这种转移是现实存在的条件下进行分析。换言之,从经济、政治、军事、社会和软实力的方面出发,假设中国比美国发展得更好。继而,通过上文所论及的两种历史转移作为指导,研究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嬗变,从而提出防止美国与中国陷入霸权争战的策略,同时探讨实现权力和平转移的可能性。
国际关系 暨南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围绕2015年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协议核心条款的设计,各国展开激烈的争论与博弈。在减排责任分配条款上,发达国家主张各国减排应该一致,发展中国家则坚持《气候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确立的“两分法”:发达国家承担有约束力的量化减排指标,发展中国家开展自主减缓行动。伞形国家既有考虑减排的成本,又不愿发展中大国因获得更多排放而发展相对快速,欧盟除了有遏制发展中大国发展的意图之外,生态安全也是其重要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出发点主要是优先发展国内经济与消除贫困。经过各方博弈,“减排责任如何分配”条款由严格区分责任变成区别责任逐渐被稀释,新协议极有可能继续采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表述,但其内涵较以往将发生较大变化。
  在减排模式条款上,欧美的立场背向而行:欧盟主张“自上而下”强制减排模式,美国则坚持“自下而上”自主减排模式。欧盟试图以此继续引领全球气候治理,美国希望重新获得主导减排协议规制的意图愈发明显,利益冲突严重。经过双方博弈,新协议将采用兼具“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特征的“自主国家贡献”折中方案。
  在气候技术转让条款上,发达国家不愿转让气候技术,发展中国家对气候技术极为迫切,双方冲突极为明显:发达国家考虑低碳技术所蕴含的商业利益,发展中国家更渴望提升自身的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实质是经济利益与环境效益之争,双方为此展开博弈,最终使技术机制的创建与完善成为新协议关于技术转让条款的折中形态。
  中国主张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除了承担有区别减排责任之外,在减排模式上也要求有区别,并且敦促发达国家尽快落实其技术转让承诺。中国的主要考量包括:气候变化的消极影响、减排对经济的正反影响及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推动协议达成、落实减排目标和提升气候关系是中国后续的主要对策。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沈阳师范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目前,模糊语已经吸引了许多语言学家的注意。它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模糊语是什么?顾名思义,它是一种模糊的语言,除了精确这一特征外,它也是自然语言中的一种本质特征。它的特征主要体现在精确性,礼貌性,不确实性和变异性。尽管人们不愿意承认,他们也会发现模糊语一直跟随着他们。
  在外交场合中,政治家们有时无法直截了当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这时,外交模糊语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它可以给听者留有一些空间,让听者自己做出判断。外交模糊语其实是表层模糊,但深层明确。政治家们为了避免双方冲突,而使用的一种语言策略。外交模糊语的主要存在形式在词汇,句法和语篇层面上。它独特的特征为:婉转曲折的说法,暗示,模糊,折衷说和无谓的重复。
  在先前对外交模糊语的研究中,主要是从语用学的角度来分析,尤其是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他们主要研究的是暗含意义与交际功能,并没有研究意义的产生机制。本文将从概念整合理论----一个全新的角度,对外交模糊语意义产生的机制进行研究。通过概念整合理论的整合过程和整合网络模型,能够清楚地看到意义产生机制。
  本文主要研究的是基于概念整合理论对外交模糊语的认知研究,语料的主要来源为外交语言的模糊现象。温家宝总理在担任总理期间(2003-2012),总计召开十次这样的记者招待会,每次记者招待会至少长达两个半小时,累计回答问题149个。本文的语料来源于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问的文本资料。根据概念整合网络模型的特点,对这些例子进行了有效的分类。
  通过研究这些文本,作者总结出概念整合理论有强大的解释力来阐述外交模糊语,更详细阐释了意义产生的过程,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外交模糊语也可以从概念整合理论进行论述而不仅仅局限于违反原则,暗含意义等语用学方面。
世界史 内蒙古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蒙古国是我国的重要邻国之一,而且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对于中俄两国都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蒙古国的每次外交选择,对我国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本文研究时限为1945年蒙古国得到国民政府的承认至1965年双重冷战的初期阶段,并且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叙述1945年苏美英三国首脑雅尔塔会议以及蒙古国的真正独立;第二部分阐述冷战初期(1946-1960年)蒙古国与苏联和中国的外交事宜;第三部分主要叙述双重冷战开始(1960年)后,在中苏交恶的大环境下,蒙古国的外交策略选择以及具体表现。中蒙双方从1960年开始处于对峙状态,特别是1962年签订的中蒙边界条约十分重要。
  蒙古国于1921年宣布独立,而在1945年获得国际地位,因与苏联有着特殊的关系,其外交策略时常受到苏联的左右。新中国成立后,蒙古国在中苏关系友好时积极与中国交好;中苏关系交恶时,蒙古国难以保持独立的外交策略,而与中国对峙。本文写作参考了大量的中蒙双方的外交著作、文献资料。
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东北农业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列宁的国际关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列宁根据其革命实践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其理论指导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并帮助苏维埃俄国在建立之初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与孤立,鼓舞了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解放运动。列宁在其著作和文章中虽然没有用显性的语言来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系统的论述,但作为新生的苏维埃俄国处理国际事务的基本理论,为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外交关系提供了范式,对社会主义国家营造平稳的国际环境、制定外交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时至今日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指导价值。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国际关系的基础理论,列宁国际关系理论在国际关系领域成为解决民族问题、看待阶级问题、与不同制度国家的国际交往问题提供了科学向度。列宁的国际关系理论内容丰富,涉及到国际事务的方方面面,并从不同向度对它们进行解释,本文研究的核心内容包括:时代理论,世界革命理论,和平共处理论以及民族殖民地理论等四部分,本文分别从理论内容、政策实践等角度对各个理论进行了分析。
  列宁的时代理论主要包括列宁根据生产力变更的方式来划分时代,做出了世界正处于帝国主义时代的论断,并判断时代的主题是战争与革命,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即将到来。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时代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制止战争的唯一方法就是革命,但由于世界革命理论存在的局限性,在新形势下不得不将战略重心转向和平共处。和平共处理论指导了新生的苏维埃俄国与不同制度国家间的国际交往,并逐渐发展成为世界各国发展外交关系的基本准则之一。列宁的民族殖民地理论的核心内容就是民族自决权,列宁将世界民族分为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民族自决权的主体就是一切被压迫民族,其目的就是要实现民族平等与民族解放。各个理论间紧密联系,其中,时代理论是列宁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石,世界革命理论贯穿着列宁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始终,是列宁国际关系理论的主线,和平共处理论是列宁根据实际革命形势对世界革命理论做出的一种补充与战略调整,民族殖民地理论指导下的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为世界革命理论的实践提供了现实的基础。
  列宁国际关系理论作为经过实践检验的、历久弥新的价值观念、理论体系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列宁的国际关系理论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揭示了世界经济政治的发展趋势,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多元发展,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指导了苏中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为俄罗斯国际战略的制定提供了理论支撑并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列宁国际关系理论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处理国际事务的基本理论,一直贯穿在我国处理国际事务、制定外交战略的外交实践的始终,并对我国在新形势下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平崛起、重新屹立于民族之林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史 湘潭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近代中国令人倍感悲愤和痛苦,也令人发奋和清醒,国家形态、政治及法律和教育各个方面都在这个时期发生了重大变化。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列强的侵入,中国从“天朝”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而被纳入帝国主义国际法约束范围,实现从“朝贡体系”到“条约体系”的近代中国外交的转型。而中国也开始逐渐接触一些西方近现代国际法的思想,译著了部分国际法著作,并越来越认识到国际法和外交的作用。与此同时,中国也逐步向西方学习,从而加深对世界的认识和国际问题的研究。近代教育也不断变革,晚清即废科举,立新式学堂和新学制,并十分重视留学教育。周鲠生先生就是被保送到日本早稻田大学,先后留学东瀛和西欧十余载,并开始潜心于国际法、政治外交和史学的研究以及教育工作。
  作为我国当代著名的国际法专家、外交家和教育家,周鲠生经历了民国和共和国两个时代,对中国国际法学、高等教育和外交工作等各个方面都多有贡献,并以在中国国际法领域的学术成就闻名。他的《国际法》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国际法体系,且国际法后生“桃李尽在公门”,因此其被尊称为“中国国际法之父”。他对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国际政治外交历史变迁深有研究,并对其趋势都有理性的预测分析,并运用到现实的外交实践当中,更是提出了四种不同的外交形式和外交民主化的国民外交以及独立自主的外交,并论证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将其提升为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这使得新中国的外交建设出现了新的局面。而且作为一代名师校长,他对高等教育和公民的素质教育更是有其远见卓识,为中国教育的发展奉献了其二十余载的心力。
  然则,周鲠生的学术发展经历了不同的时代,其各个方面丰富的内容也不尽然全然雷同不变,所以探究周鲠生学术思想的时代及个人经历至为重要,以此可以清晰看出其学术思想历史的发展,也可据此分期分科地分析其学术思想概况。同时,周鲠生结合其学术研究展开了一系列的实践,并以实践检验反馈于理论,这无疑是最科学的学术研究方法。当然,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周鲠生的学术思想难免会存在一些问题,但仍应意识到的一点是其学术思想是国际法乃至政治外交和教育领域学术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其对目前处于不断发展的中国和整个世界的学术以及现实都有着一定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传播学 湖南师范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在大众传媒语境下,国际政治中的服饰符号主要以视觉形式呈现在受众面前,担负着塑造政治家个人形象与国家形象的双重任务,成为国际政治传播的重要元素,承载着丰富的政治信息,具有独特的符号意义与文化传播效应。
  国际政治中的服饰符号是由“能指”与“所指”构成的二元系统,其“所指”意义的层层衍生同时建构政治家个人形象及国家形象。款式、色彩、材料、图案、配饰等元素构成国际政治中服饰符号的“能指”,在国际政治场合及政治传播实践中形成一种视觉效应。国际政治中服饰符号的“所指”具有表意功能,其所指代的意义是政治家整体造型效果的主要构成,在政治家个人形象建构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国际政治中的服饰符号通过定位政治家身份地位、表现政治家性格特征、凸显政治家个人品味、传达政治家执政理念等方面对政治家个人形象进行建构。国际政治中的服饰符号所携带的文化、政治等信息是公众对一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状况的认知与评价的重要依据,是建构国家形象的重要因素。国际政治中的服饰符号通过彰显民族文化特色、传达国家外交理念、表征历史文化交融、暗示国家政治背景等方面对国家形象进行建构。
  国际政治中的服饰符号还具有鲜明的文化传播效应。服饰是各国历史与文化发展的积淀,表现了不同国家的文化传统。首先,在理想与信仰方面,凸显政治家的个人理想,促生文化符号;弘扬传统文化,唤醒民族情结。其次,在时尚与消费方面,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塑造出时尚的政治明星,开创时尚潮流;大众媒介为政治明星青睐的服饰品牌加入符号价值,进而刺激消费市场,带动本土品牌。
国际政治 山东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尽管新能源革命、节能减排技术以及气候变化国际治理均取得长足进步,传统油气能源作为主要国家经济发展动力的传统战略意义没有被动摇,这是由于在国际政治体系中能源产品早已远远超出国际贸易对其商品属性的单一定位,成为了汇集战略、经济、安全和政治特性于一身的战略资源,同时也成为国际问题研究学界剖析地区和平和国际关系的有效切入点。随着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强力引擎的新兴大国先后步入通缩,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能源需求下降,美国页岩气开发前景愈发明朗乐观,OPEC宣布为保护市场份额不减产等因素多重影响下,国际油价自2014年6月起跌势明显,诸多产油大国经济陷入寒冬;与此同时,联系2013年年底爆发的乌克兰危机,乌东部局势的持续紧张使得欧美联合发起多轮对俄经济制裁,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之间越演越烈的政治博弈使得战略互信较低的欧盟与俄罗斯能源关系再次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
  本学术论文就试图探究盟与俄罗斯能源关系中保证双方长期稳定、互利共赢的有效合作机制缺失的原因。在安全困境、地区实力竞争、国际政治体系认识相异的复杂前提下,欧洲大陆东西双方的能源诉求和经济需求有相当程度的相互依赖性,可是,这对合作关系远非一帆风顺,极易受到国际事务其它领域中各自对抗立场的牵绊。因此,作者梳理了欧俄各自的能源政策发展、具体内容、目标、利益攸关方和内在关联,尤其是侧重欧盟能源政策,因为它的供给安全、市场化改革以及环保减排三大战略目标对欧洲能源外交政策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欧盟机构与成员国的优先政策倾向无法轻易兼容,各方利益盘根错节增加了分析的维度和难度。为厘清作用欧盟-俄罗斯能源互动格局的内生与外在力量,本文试图构建起符合欧俄能源关系复杂性的分析框架,通过总结有关“能源安全”的现有研究成果,以欧盟2006年能源绿皮书对“能源安全”的解读版本为基础,将其扩展成为了一个综合性概念。内容上,“能源安全”包含传统意义的内外部来源供给稳定性、合理的市场定价和市场化改革潜力、最大程度减弱化石燃料对环境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负面影响。理论上,一方面可以借用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和体制主义(Institutionalism)分析欧盟成员国对国家利益的利已考虑造成东西欧对俄立场的对立,特别是两次扩盟之后,欧盟内部能源利益诉求分化更加严重,削弱了欧盟机构“三驾马车”(尤其是欧委会)凝聚共识、出台欧盟共同能源外交的决策力,妨碍欧盟与俄罗斯能源谈判时形成“统一声音”,俄方有效利用了成员国间的利益分歧,实现在欧洲大陆的经济和地缘战略双重目标;另一方面,观念(perceptions)、文化(ideas)、政治理念(ideology)和身份认同(identities)等建构式概念的适用性在该理论框架中得以体现,植根于东西方政治观念的根本差异使得我们不能低估能源关系从属于传统地缘战略竞争的事实,长期以来俄罗斯一直被指责滥用供需关系的强势市场地位,实行激进的能源外交政策,然而欧盟积极推动的进口渠道多元化战略很难用单纯的商业动机解释,这来源于其内部多样的政治理念分野,自由市场主义的主导地位日益被地缘政治利益和气候安全关切挑战,从而导致欧盟能源政策优先目标的重新排布,激化了成员国行政独立性和超国家机构体制化介入的矛盾,结果是欧盟能源政策的多重目标不可调和。
  本文案例分析重点是欧盟—俄罗斯的能源关系演进,以期揭示制约双方天然气合作稳固发展的瓶颈与背后动因。作者认为俄罗斯为实现地区战略利益、绑定欧洲对俄天然气进口依赖,确实利用能源优势维护强硬外交立场,然而,这项“能源武器”被欧盟过度政治化了。一方面是因为双方对于国际能源贸易治理观点相左,在其它地区冲突和国际问题上坚持的政治理念针锋相对,导致战略互信低、殃及能源合作,另一方面欧盟内部凝聚力被两类“分歧”拖累:欧盟一体化进程迟缓以及能源问题的高度敏感性致使统一的欧盟外部能源政策难产,欧盟机构的激进改革方案遭到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强势成员国的抵制,立法权威缺失使得机构职能发挥受阻;再者,扩盟后欧洲各国的能源政策重点分化更加严重,有的提倡用自由市场力量应对供给不足、气候变化和国家垄断问题,有的认为欧盟对俄统一声音是确保供给安全的最佳手段,有的坚持本国与俄双边能源关系优先的原则,有的倡导环境政策和能源安全并重有利于欧盟政策协调性提升,这些多样的利益诉求和政治意愿背后是不同政策参与者所秉持的政治价值体系的交锋与互动。文章的另一目标是考察将能源政治问题纳入到重构的“能源安全”分析框架中的有效性,探讨能源关系与国际交往其他层面(如政治、军事、经贸)的相互渗透。
  
国际关系 河南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2012年9月10日,日本野田内阁突然宣布将钓鱼岛正式收归“国有”,日本政府此一单方面的动作,让沉寂多时的钓鱼岛主权争议突然成为中日美三边政治角力的焦点。就历史的观点而言,钓鱼岛列屿群岛主权属于中国是无庸置疑的,却因为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和重要的战略位置,引发日本欲强行吞并钓鱼岛的野心,也造成钓鱼岛列屿主权争议逐渐升温。而1972年美国将钓鱼岛行政权移交日本的行为,更是为中日钓鱼岛争端埋下深深隐患。
  近年来,由于东北亚国际体系的结构、区域安全环境的变化,不同国家围绕钓鱼岛争端,结合本国国家利益进行了一系列政策主张和战略调整,通过这些手段营造安全环境的同时,更多的目的是维护和增进本国的利益。通过分析中美日三国围绕钓鱼岛争端的不同战略动机,可以预测未来中日关系将是一种长期曲折发展的态势,短期内在钓鱼岛海域并不会爆发战争,而经济正是维持各方和平的纽带。对中国而言,既要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同时应避免使中美日三国发展为对抗性三角关系,持续增强国家实力,坚持和平发展,谋求合作共赢,才是解决这个问题较为理性和有效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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