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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扬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相互交融,全球化思想与反资本主义全球化思想相互交杂,反资本主义全球化思想主要指反对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及其弊端,并提出未来全球化的可行方案和路径选择。以此为整体框架,三位学者的反资本主义全球化思想分别体现为:
  斯克莱尔认为,跨国公司作为全球活动的经济载体,通过作为全球活动政治主体跨国资本阶层的利益操作,从而扩散全球活动的文化导体即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最终在世界范围内加剧阶级两极分化和生态的不可持续,但跨国实践只是全球化的一种形式,另一种可行的全球化即社会主义全球化蕴藏着无限潜能。
  罗德里克认为,由于自由贸易的过度开放而缺乏管制,金融市场的过度自由而不受限制,深度全球化与民主制度的水火不容,使得金融全球化成为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失败品。他认为未来的全球化不应该局限于单一的某种全球化,应该是多元的全球化,各国决定自己的未来。
  中谷岩认为,美国式的金融资本主义的全球化,造成了投机活动驱使资本全球流动,加剧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追求利益的企业拒绝承担环境成本,加重地球环境恶化;全球市场的肆虐,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利己主义的价值观使社会不断冷漠,失去安全感和幸福感等后果,同时提出了多极化世界的发展趋势下,日本社会的诸多价值观和特长能够为当今的全球化作出应有的贡献,并指出中国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未来世界经济。
  三位发达国家学者的反资本主义全球化思想既有优势也有缺陷,总体来看,其优势在于以整体性和全球性为基础点,以人类共同利益为出发点,以中国贡献为分析点,以全球未来希冀为目的点,有助于解决全球化问题。同时,也存在过度忽视传统文化作用,偏颇指责自由市场风险,主观评价部分历史实情,消极分析全球治理未来等问题。
  同时,三位学者的反资本主义全球化思想虽然横跨不同理论基础,不同学术视角,不同地域视阈,但是其长处和缺陷都为全球化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材料。全球化的时代主题应当一如既往地坚持和平与发展,各国应当全球治理中努力坚持积极参与者和贡献者的立场。与此同时,应积极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将平等、开放、合作落实到中国外交;积极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共享推广到全球人民;积极贡献“中国智慧”,将中国方案表达到世界舞台;积极研究全球治理,将全球化美好希冀行动至世界各地。
公共管理 内蒙古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自1992年沿边开发开放政策实施以来,国家相继出台了扩大沿边地区对外开放、兴边富民、支持民族地区发展等一系列有利于沿边地区对外开放的倾斜政策,把加快对外开放作为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2013年“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得到了沿线各国的积极响应,展示了中国发展区域共赢合作的新理念和新模式,对外开放空间和领域不断拓展。2016年中俄蒙经济走廊建设得到三国高度关注,中国与俄蒙战略互信不断增强,中俄、中蒙务实合作层次和水平持续提升。
  呼伦贝尔市位于中俄蒙开放合作前沿,是我国目前唯一的中俄蒙三国交界地区。自1998年被国家批准为改革开放试验区后,依托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及国家赋予的政策优势,积极主动与国际市场竞争合作,采取“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的发展思路,在沿边开发开放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经济基础尚显薄弱,产业结构较为单一和体制机制不够灵活等。因此,充分认识政府在对外开放应对能力中存在的问题是呼伦贝尔市提升对外开放水平面临的重要课题,也是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所在。
  本文根据“一带一路”建设背景,选取对外开放“政府应对能力”作为研究对象,主要通过采用文献分析、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等方式进行研究,分析阐述了呼伦贝尔市对外开放基本现状、政府应对对外开放能力存在不足及原因,并结合政府职能、政府治理理论,从推进贸易畅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资金流通和民心相通等五个方面提出了对方开放应对能力的提升路径和具体措施,也希望借此可以提炼总结出供其他沿边地区借鉴参考的有益启示。
世界史 四川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依据对20世纪初的英国外交档案的分析,讨论英国对华东地区外交政策的转变。通过当时的历史事件,如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五卅运动和抵制英货运动;以及当时的历史人物,如英国驻华外交官的私密信函和事件参与者回忆录的整理归纳,探讨英国在经历一战后因衰落的国力和国内反战意识的影响,并且同时受到日、美等国对其在远东地区的威胁,为了保住英国在华最重要利益,而不得不改变其对华政策的真实原因。
  本文以20世纪初英国对华东外交政策为对象,以英国对山东和上海地区的外交政策为实例。对比研究了英国在巴黎和会上对日本侵略行径的纵容态度,和华盛顿会议上英国与日本维系着特殊的关系,实行既防范遏制它,又亲近维护它的外交政策。以及,对于20世纪初发生在中国的反帝运动,英国最初采取了暴力压制的强硬政策。而后英国着眼长远利益,决定采取让步的策略,以缓和与中国人民的矛盾,发表了标志英国对华政策发生变化的“圣诞节备忘录”。以此论证英国在20世纪初这一时期对华东政策的转变。
  通过分析英国在一战前后对华政策的变化,能够窥视到英国国力从世界首屈一指的地位到迅速衰落的轨迹,为研究世界格局重新调整提供了实例。对英国的对华外交政策由强硬到妥协的转变的深入考察可以看出,弱小的国家难以开展自主外交,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的大小决定它在世界上的地位。也可观察到,一个成功的外交政策的实施和执行,能够影响着国家的命运。可以使我们深度认识一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外交政策的复杂性与多变性,改变过去将西方外交政策看成一成不变的形而上学观念,从而为当今中国制定灵活多变的外交政策提供历史借鉴。
专门史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对1930年代末中国知识界对捷克事件的反应进行了研究。193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对一系列国际问题产生了重大关注,这些关注都因特殊的时代背景而起。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弱小国家,中国人现代意义上的国际观念和外交意识开始兴起。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此时抗击日本侵略是中华民族挽救危亡的共同呼声和唯一选择,抗日救亡运动成为鲜明的时代主题。在民族生死存亡关头,国人的国际意识和外交观念变得愈发强烈。此时,一个欧洲的小国----捷克开始走入国人的视野。1938年的下半年,中国抗日战场面临严重挫折,武汉、广州相继失陷,日军的残暴促使国人更加呼吁英美等大国维持国际公理与正义,制裁侵略。而无独有偶,捷克也正在面临德国的侵略,新的世界战争危机近在眼前,知识界希望英法等大国可以保护像捷克一样的弱小国家。于是,捷克就成为了国人眼中弱小国家的象征,同时知识界在对捷克的描述中充满了想象,一个几近完美的、富于民族精神的捷克形象诞生了。“五月危机”是捷克问题发展的第一阶段,在英法的干预下,“五月危机”以德国的失败而告一段落,这更加激发了知识分子的思考。首先捷克的胜利者形象进一步升华;其次,在争取外援打击日本的外交战略中,知识分子以捷克为先例,希望国民政府实行立场鲜明的外交策略。但是捷克最终被英法的“现实外交”所牺牲,国家惨遭灭亡命运,助长了抗战悲观论调的蔓延。捷克的悲惨遭遇和慕尼黑协定大大刺激了知识分子敏感的神经,众多知识分子对捷克问题撰文论述,一方面批判大国“现实主义”外交的罪恶,一方面通过论证“中国不是捷克”,指出中国的光明前途,并同时总结了捷克失败的教训,认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抗战胜利的根本保证。
国际政治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对外军事援助是国家实现安全利益的重要途径。而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军事援助国,军事援助是其维护国家安全、更好实现对外战略目标的重要工具。
  文章的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奥巴马时期美国军援非洲的概况。从军援非洲的现状和现状和特点两方面进行展开。援助现状方面从军援非洲力度、军援目标和区域以及军援非洲的主要机构这四个角度来阐述。同时分析了奥巴马政府军援非洲政策呈现出的几个特点。如强调“巧实力”、重视非洲国家内部安全的治理、加大对非洲司令部的投入以及打击非洲恐怖主义。第二部重点分析了奥巴马政府对非进行军事援助的原因。从理论渊源和现实考虑两个角度展开。理论渊源部分从自由主义、现实主义以及均势理论切入。自由主义者认为军事援助在对外援助中仅占据次要地位。军事援助是援助国传播民主价值观的重要工具。不同于自由主义者的观点,现实主义者认为军事援助在对外援助中占据着主要地位,是援助国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均势理论下的军事援助侧重于通过军事援助来制衡威胁、实现利益的均衡,从而更好地确保援助国的安全和优势地位。随着非洲国际地位的提高、非洲恐怖主义活动的泛滥以及大国在非洲地区事务的日益活跃,非洲的国际地位重现上升趋势。尤其是出于担心非洲的“失败国家”和“无人管理地带”成为滋生恐怖主义温床的考虑,美国调整了对非的军事援助政策。第三部分是对奥巴马政府军援非洲进行的一个评价。从对非洲国家和地区以及美国的影响来进行分析。对非洲国家来说,美国的军事援助有利有弊。一方面,美国军援非洲有利于打击非洲恐怖主义,增强非洲国家的反恐能力,从而稳定非洲国家的政治局面;另一方面,美国对非军事援助是为了实现本国的对外战略目标,而较少考虑非洲国家的需求。此外,不恰当的军事援助可能会加剧非洲国家对美国的依赖,甚至导致非洲地区的冲突加剧。对美国而言,军援非洲有利于其对外战略和经济利益的实现,扩大美国的势力范围和国际影响力。第四部分探讨了奥巴马时期美国对非军事援助对中国的影响。从对中国在非的战略利益、中非关系的影响以及对中国军事援助的启示三个角度展开。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广西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习近平外交思想是时代发展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近五年的外交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外交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所作出的一次重要理论创新。本研究着眼于分析习近平外交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梳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主要观点和内容体系,进而探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哲学意蕴,旨在树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科学形象,使其理论的整体性、系统性和科学性得以展现。
  研究的第一部分深入分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认为这是中国根据当下的内外需要所作出的外交理论调整。自2008年以来,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因自身实力的削弱而做出重大战略调整,即推出并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并进而引发新一轮全球治理主导权争夺战,重建世界秩序成为时代发展的新需要;而与此同时,中国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全面升级需统筹内外两个市场,需要继续推进全球一体化进程,而大国发展也要有大国担当。上述这些情况的客观上都要求中国对自身的外交理论和外交政策做出调整。
  研究的第二部分全面梳理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主要观点和内容体系,认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目标所指和灵魂所在,其基本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基于“世界梦”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观,二是基于“义利观”、“合作共赢”、“一带一路”等观点和战略部署的国际合作观,三是基于“共同安全”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安全观,四是基于“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海洋强国”和“新型大国关系”的大国观。上述内容彼此关联,既有理论观点,又有战略部署,最终的目标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外交思想有其丰富的哲学意蕴,研究的第三部分对此做了深入探讨,试图揭示习近平外交思想背后的思想理论来源和方法论来源,认为实事求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根本前提,贯穿于其理论的始终;唯物辩证法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根本方法,包括国家间要坚持正确的“义利观”、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布局中国外交等;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则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研究的最后部分就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论效应和实践效应做了简要概括,认为习近平外交思想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开创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新境界,为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提供了基于“中国智慧”的“中国方案”,也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理论和政策保障。
法学(海商法学) 大连海事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海盗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其历史可追溯至人类利用海洋从事运输之初。这一罪行最初受国际习惯法调整,其后被正式规定于《1958年日内瓦公约》及《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非洲海盗,尤其是索马里与几内亚湾的海盗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在2005年呈现爆发态势,并延续至今。非洲海盗的产生根源尽管有其特殊原因,但与海盗本身的产生原因也有诸多类同。本文即意在探寻非洲海盗的成因、其对海运贸易和运输的影响,并提出国际视角、非洲地区法律视角下的治理措施。
  国际社会以及非洲部分国家均采取了打击非洲海盗的相应措施。但是,在每一次针对海盗的行动下,均存在着行动本身的法律基础以及到底打击的是什么的问题。海盗作为一种有组织的反人类罪行,应当受到打击和清除。但海盗作为有组织的犯罪行为,对其进行打击需要考虑到其与陆地犯罪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不能仅仅将其视为海上劫匪。非法海盗生意所获得的赎金已经得到认可,并被用于改善人们的经济状况。同时,针对非洲海域,尤其是索马里海域和几内亚湾海域的海盗行为尤为猖獗,国际社会及非洲部分国家在上述区海盗打击行为也更为突出和集中。
  本论文包括七章。第一章重点论述了非洲海盗,尤其是索马里和几内亚湾海盗产生的背景及其所导致的问题和论述了研究的目标,文献综述以及研究方法。第二章首先从国际法、国内法及国际海事局等多个视角探讨了海盗的内涵,以及对有关沿海水域海盗行为的争论,同时还讨论了非洲海域海盗的本质、有关海盗规制的法律体系及其优劣。第三章着重介绍非洲海盗,尤其是几内亚湾和索马里湾海盗问题的产生原因,揭示这两个区域海盗行为的差异,并探讨其形成的深层次原因。第四章首先探讨非洲海盗对国际公法的影响,尤其是对海盗行为的内涵、一国法院管辖、海盗打击和人权实现方面;其次较为深入地论述非洲海盗对海商法的影响,尤其是对承运人责任、运费、租船合同(特别是ITL条款、绕航、合同受阻、安全港口和停租问题);以及非洲海盗对海上保险、共同海损分摊、海难救助、船舶优先权等的影响;同时还涉及到了私人武装保安护航问题。第五章分析了国际社会为打击索马里与几内亚湾海盗所采取的措施,并分析了上述措施的有效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在非洲海域部署海上打击力量的国家所面临的挑战,以及西非和中非国家经济发展因素与采取打击海盗措施之间的关系、影响等。论文第六章研究了有关各国针对海盗行为刑事规制上的不同,各国刑事法律在此方面所存在的不足和模糊性以及对海盗提起公诉的国家所面临的司法困境等。最后,第七章提出了有效打击和控制非洲海盗的一些建议,以图消减非洲海盗对国际公法、国际海商法、各国国内法的影响,并力图使上述有关法律成为控制非洲海盗的更有效方式。
中共党史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政党外交是政党政治在国际政治领域中的重要表现形式,为各国政党宣介自己所秉持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提供了一条渠道,也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开拓、塑造、维护国家外交的重要方式之一,也是不同国家政党合作应对人类所面临共同问题的一种方式。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以执政党的身份开展政党外交新时代的到来。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战略目标,已由争取民族独立、加快革命进程,转变为保护领土主权完整,创造和平有利的国际环境。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党际关系基本理论为指导,在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国际环境、国内形势、国家利益、意识形态和党的建设等因素制定灵活的政党外交政策,进行了波澜壮阔的政党外交实践。这些政党外交政策主要体现:“一边倒”政策下的政党外交、中苏关系嬗变下的政党外交以及“三个世界”理论指导下的政党外交。基于这段时期政党外交实践活动的梳理,这段时期政党外交的特点:政党外交的目标是以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界限不明确、政党外交以政治对话为主。在这些政党外交政策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存在不足之处。因此,笔者认为有值得的经验教训指引今天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政党平等、独立自主、政党外交应该做好政府外交的得力帮手、审时度势确定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政策。
  本文旨在对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这段时期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政策进行系统梳理,归纳其基本特点,总结经验教训,试图为当今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提供启示。全文分为导言、主体四章和结语。导论是在说明选题缘由、界定政党外交内涵以及辨析相关概念、研究大量文献的基础上,提出论文思路以及交代论文研究的目的和价值所在,这是前提部分。在论文正文部分,重点梳理“一边倒”战略下的政党外交、中苏关系嬗变下的政党外交以及“三个世界”理论指导下的政党外交的实践活动,这是重点部分。在此基础上,文章的第四章对于这段时期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政策进行评析,提炼其基本特点,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这是点睛部分。
马克思主义哲学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生态殖民主义指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或其内部利益集团通过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文化的、社会的、科技的综合手段,利用不平等、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对生态规律的掌握,抢占生态制高点,迷惑殖民对象,筑起生态壁垒,巩固生态既得利益,同时又将自身的生态危机代价转嫁给被殖民对象,并以牺牲他人生态资源为代价,攫取最大殖民利益的思想和行为的总称。
  本文从界定生态殖民主义范畴入手,分析了这个范畴的内涵所处的历史、现实场域和理论场域,对这一范畴的历史演变做了全面的梳理,并阐述了生态殖民主义在社会历史的各个领域的表现类型。生态殖民主义并没有消除旧殖民主义对被殖民者残暴掠夺的本性,依然给被殖民对象带来传统的人道主义问题或灾难,但也加强了其文化和意识形态功能,手段更加间接、合法、隐秘。生态殖民主义之所以能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并嵌入到现代生活当中,是因为生态殖民主义与旧殖民主义在殖民理念和方式上进行了调整,使其具有旧殖民主义无法具有的优越性,如生态殖民主义与现代生活的共融共通性,生态殖民主义的生态学术欺诈性、生态殖民主义的主客体模糊性、生态殖民主义的唯利是图本性、生态殖民主义的合法性和殖民间接性、生态殖民主义文化的“普世价值”性、生态殖民主义事件的宏大性,这些特征使得人们不但看不清生态殖民主义事实存在,更找不到生态殖民主义后果的责任人,因而为生态殖民主义的推行提供了极大便利。根本上说,生态殖民主义首先是资本主义制度异化的结果,其次是资本主义科技文化异化的结果,是这种异化在全球化时代的集中爆发。对这一切的进一步追朔发现,生态殖民主义本质与旧殖民主义完全一致,即资本主义全球生态剥夺性和全面侵蚀性。鉴于生态殖民主义的内涵和表现具有历史与现实相互交织的复杂特征,简单地用一种意识形态去批判是轻松的,但也是不严谨的。对于生态殖民主义的理解和判断,只有在恰当的理论视角的前提下才是可能的。生态殖民主义理论是一种从当代各种殖民主义批判理论和生态批判理论上转型而来的一种理论形态,这种理论始终保持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以及对殖民主义的批判精神。文中阐述了这种理论转型的根据,即生态尺度理论,指出生态尺度理论存在一个复杂横向构成,它包括生态政治尺度、生态经济尺度、生态军事尺度、生态文化尺度、生态法律尺度、生态科技尺度等,同时生态尺度也存在纵向分层次,即宏观和中观、微观尺度,两者构成一个生态尺度体系。各种类型的生态尺度都有其适用范围和层次,有它自身独立的价值性,但由于属于微观尺度层面,也有其局限性。本文主张生态殖民主义理论应有效吸收微观尺度的评价理论,但又要超越微观层面,提升到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政治哲学的宏观层面,即将生态殖民主义放到生态哲学、全球化、阶级斗争、社会历史规律等宏大叙事层面,才能正确认识和对待生态殖民主义。最后探讨了生态殖民主义的解决方案。东西方生态理论学界为消除生态殖民主义在理论上提出了许多构想,但这些构想的理论视角和尺度要么偏于微观层面,不是根本问题的解决办法,要么偏于抽象层面,使理论陷于空想。要消除生态殖民主义,应该从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史观出发,立足中国传统文化,意识到并深入研究生态殖民主义的阶级性和生态剥夺性。应认识到生态殖民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具有不可调和性,应发挥传统文化的生态自足性功能,利用“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机遇期,开展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球战略,以社会主义的全球化对抗并取代资本主义的殖民主义全球化,最终消除生态殖民主义。
工商管理 北京化工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中乌建交几十年来,双方的关系始终朝着友好稳定的方向前进着,密切的高层互访,不断增强的政治互信。由于能源的战略性,使得世界能源市场的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由于中亚地处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区,这也为其地域层面上的地理位置、政治地位的重要性,奠定了基础。而地处中亚中部的乌兹别克斯坦,作为一资源大国,拥有极其丰富的石油以及天然气资源,随着以石油、天然气为首的能源产品的供应量的逐年上涨,在国际范围内,该国必将在油气资源供应国中占据主导地位,其丰富的油气储量将给该国同中国在油气领域的合作提供了有效保障。但近些年来,由于自身落后的勘探开发技术及其他方面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面影响到了与中国油气合作开发的进程。因而,本文的探究选用了乌兹别克斯坦的天燃气、石油资源为剖析对象,简述了该国同中国的合作以及油气资源状况,对其中所面临的障碍加以研究,并结合实情,就其解决方案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针对乌中两国油气开发合作,本文在分析研究其历程、开发单位、政策、管理设施建设的基础上面对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油气开发合作模式进行探讨。首先介绍了双方合作的有利条件,然后对双方合作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行了分析。最后介绍了双方油气开发合作的模式分析。主要分析了产量分成模式、代理制模式下的共同开发模式、超国家管理模式下的共同开发模式、联合开发模式下合作建造油气管线模式,并对不同模式进行了优缺点评价分析。
  本文最后对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油气开发合作完善策略。主要从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国际间合作,积极吸引中国投资建立信息沟通体制,建立区域国际能源合作机制,以国内、国外的资源、市场为载体,从多层面、多角度、多方位推进中乌油气开发合作,构建国家能源安全网等这些方面进行了探讨。
国际政治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每一次科学技术的变革都标志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亦不乏国际格局变迁与国家实力消长背后的安全忧虑。自互联网开始普及以来,与互联网以及国际网络安全的相关议题迅速升温,并逐步从相对边缘的区域层次渗入到世界舞台的核心领域。由于世界对互联网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网络的脆弱性也越来越大,网络监听、网络攻击甚至网络战正日益成为影响国际关系变迁的新因素,且近年来层出不穷的跨国网络安全问题也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恐慌。毫无疑问,在全球安全合作领域中,国际社会对于网络安全方面的合作已然达成共识,但国际网络安全合作尚属于新的课题,其存在的问题值得关注,应对问题的策略值得商议。
  论文从网络信息时代世界处于复杂且相互依赖状况的背景出发,围绕国际网络安全合作存在的问题与对策两条主线展开论述。国际网络安全合作是互联网时代国际合作的新领域,从现有的国际网络安全合作发展状况来看,国际网络安全合作主要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包括合作理念的差异性使国际网络安全合作的基础不稳固、利益争夺的矛盾性使国际网络安全合作的积极性不高、国家能力的不对称性使国际网络安全合作机制的缺失与失灵以及美国等发达国家推行的“网络霸权主义”构成了国际网络安全合作的重大威胁。对此,论文从主权国家、国际机制的视角重点论述了应对国际网络安全合作具体问题的策略。网络弱国应当坚决捍卫网络主权,网络强国则应承担更大的责任推进国际网络安全合作的顺利开展;由联合国出台国际网络安全合作公约,国际社会采取协调国际网络安全合作的行动,联合抵制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网络霸权行径;中国作为网络空间的后起之秀,要在国际网络安全合作中担当好“引领者”的角色。
国际政治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海权是指一个国家对海洋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在21世纪的大国海洋政治博弈中发挥着战略性功能。在后冷战时期,随着东亚战略地位的不断上升,东亚海权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各国纷纷调整自身的海权战略。在此背景下,美国持续强化东亚海权战略的扩张性调整,加剧了东亚海洋政治的复杂性、敏感性和脆弱性。
  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调整呈现出新取向:一是具有主动性,依据外部环境变化主动调整;二是具有扩张性,不断增加东亚的战略投入;三是具有引领性,竭力保持技术竞争优势;四是具有灵活性,对新兴大国采取既制衡又合作的复合型策略;五是具有不确定性,美国国内利益集团对东亚海权战略的博弈日益复杂难测。美国的战略调整反映了其对东亚海权的依赖度上升,同时对东亚海权战略生态的结构失衡出现了战略焦虑。
  笔者主要运用战略行为归因分析方法,解释了后冷战时期美国东亚海权战略扩张性调整的动力来源问题。本文认为,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扩张性调整是其国内外三维动力相互交织、综合作用的结果,国际权力结构、国家身份需求以及外部不确定性为自变量,以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为因变量,建立了战略行为归因分析的新框架,并提出了三个研究假设:其一,霸权国的战略调整是一种基于权力竞争压力驱动的权力护持行为;其二,霸权国的战略调整是一种基于身份需求增长驱动的利益圈地行为;其三,霸权国的战略调整是一种基于不确定性张力驱动的风险投资行为。
  第一个假设强调霸权国的对外战略行为是国际权力变迁的结果。国际权力的结构变化是影响霸权国对外战略的直接动力,霸权国对国际权力结构变动高度敏感,国际权力变化越大,霸权国的战略压力也就越大,其调整自身战略行为的动力也就越强大。在新科技革命、全球化和市场化浪潮的共同作用下,国际权力结构出现变动,全球权力中心从大西洋向太平洋方向转移,东亚成为世界权力增长最快的地区。中国和平崛起使东亚形成了经济与安全中心相脱离的双中心治理结构,中美两国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竞争日趋加剧,对东亚经济整合与安全结构具有形塑作用。在海洋政治复杂性和碎片化的影响下,东亚各国致力于加快海军现代化进程,西太平洋海权战略生态系统发生结构性变化,区域海权关系出现重构。在权力转移时期,权力结构的变迁对美国东亚的海洋霸权构成了巨大的压力,成为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的外驱动力。
  第二个假设强调霸权国的身份对其战略行为具有塑造性。身份属性影响着国家战略利益的边界划定,霸权身份需求是影响霸权国战略的内在动力,对霸权国战略行为发挥激励功能。当国家产生身份依赖时,霸权国的身份需求越强烈,战略调整的内在动力也就越强大。美国是全球海洋主导国,这种角色身份是其自身地理、历史、理论、经济以及军事等多种条件因素长期共同塑造的。冷战后美国的身份需求集中在权力需求、荣誉和威望需求、经济需求、安全需求以及意识形态需求等五个方面,并保持不断增长。身份需求的增长推动了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扩张性调整,其战略意图是在军事上确保制海权优势,控制东亚的海洋战略通道;经济上加速与东亚经济体互动,利用东亚经济增长,为美国经济发展提供动力;政治上强化与东亚盟国、伙伴国的联系,构建以美国为核心的支点网络,制衡新兴大国崛起,垄断海洋主导国地位,确保美国在东亚的海洋利益安全,其本质是继续利用有效海权,维护其全球海洋主导国的海洋霸权,实现自身身份需求的最大化。
  第三个假设强调外部不确定性对霸权国战略行为的影响。不确定性是影响霸权国战略行为的干扰性因素,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是风险,可以产生巨大的安全张力,不确定性因素越多,霸权国面临的安全张力也就越大,其战略行为调整的动力也就越强大;另一方面它也具有战略投资价值,可以产生风险投资回报,高风险高收益,因而外部不确定性对战略调整发挥一种调控功能。东亚海域长期存在不确定性,具体表现在各国海军力量竞赛、海洋资源分配、海洋领土争端、海洋划界分歧以及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等,是美国调整其东亚海权战略的干预力量。从风险角度上讲,不确定性因素极易成为东亚海洋冲突的潜在诱因,美国将面临被盟国绑架卷入东亚海洋冲突的可能。从投资价值来看,不确定性也是美国的一种战略杠杆,是美国要挟部分东亚国家的工具。美国利用东亚广泛存在的海洋不确定性,达到强化其在西太平洋的前沿存在,进而撬动东亚海权战略生态格局的战略目的。不确定性越多,美国获得合法性存在的理由也就越多;当不确定性减少时,美国会主观故意放大不确定性,借机炒作东亚海洋矛盾,以搅乱东亚海洋秩序,可以达到“火中取栗”,增加风险投资回报的目的。
  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扩张性调整既反映了美国借助海权维护海洋主导国家地位的战略意图,同时也反映出美国对新兴大国的海权崛起感到战略焦虑。对此,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调整存在着双重意涵,一方面强调以实力制衡,另一方面也保持接触与合作。为继续保持东亚海权的竞争优势,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的矛头指向新兴大国,同时不断优化海权资源配置,提升海权能力水平,强化外交策略支持,持续深度介入东亚海洋争端,意图干预东亚海洋政治,扮演东亚的离岸平衡手角色,目的是维持全球海洋主导国身份,追求美国在东亚海洋事务的话语权,保障自身的东亚海洋利益。
  中国崛起是21世纪世界政治的最重大变化,但也对自身带来了双重压力,其一是维护自身海外利益的压力增大,其二是维护海洋安全秩序的国际责任压力也在增大。面对美国的东亚海权的战略调整,作为负责任的全球新兴大国,中国应该努力保持战略定力,灵活运用战略智慧,坚守和平发展理念,坚持奋发有为原则,积极发展强大海权,加快推进海洋强国战略实施,加速海军现代化建设,坚定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构建更加平衡的新型大国海权关系,重构东亚海洋秩序,为东亚国家提供优质的国际公共产品。
中国史 四川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卫三畏是19世纪美国来华传教士之一。自1833年来华之后,他在中国生活了40余年,不仅仅是传教士、汉学家,也是一名外交官员。他的在华生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1833-1854)主要负责美国公理宗海外传道部在广州布道站的印刷与出版工作。在这期间,卫三畏参与了中美《望厦条约》(1844)与日美《神奈川条约》(1854)的翻译和谈判,积累了一定的外交经验,为之后的外交生涯奠定了基础。后一阶段(1855-1876),卫三畏担任美国驻华公使馆的翻译兼秘书,直接参与中美之间的外交事务,成为影响这一时期中美外交关系的关键人物之一。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他两次(1858、1859)随美国特命全权驻华委员赴天津、北京,并参与中美《天津条约》的谈判和签订。尽管没有得到驻华委员列威廉的支持,但在他的坚持要求之下,清政府最终同意在中美《天津条约》中加入宗教“宽容条款”。这一条款不仅使外国传教士,也使中国信徒脱离清政府的管辖,归于外国宗教团体的保护之下,从而使教会成为外国保护的‘国中之国’,对19世纪后半叶中外关系影响甚大。
  此后,美国援引最惠国待遇条款,紧随英法在北京设立了驻华公使团。卫三畏在1862-1876年间一直担任美国驻华使团的秘书兼翻译,亲自督建了驻华公使的在京住宅和秘书处,长期负责使团的翻译和秘书工作,并多次代理公使职务,累计时间超过4年,对于美国驻华使团的维持和运转都起着重要作用。
  在代理公使期间,卫三畏处理的最具代表性的事件便是白齐文一案。为了中美之间的友好关系,卫三畏主张将白齐文交予清政府审判。美国驻上海总领事西华以及大多数外国人却认为根据领事裁判权的规定,清政府无权审判白齐文,必须交由美国领事审判。不过在白齐文遇难以及卫三畏本人遭到舆论批评后,他的态度又有了较大的转变。卫三畏身兼传教士、汉学家、外交官等多重身份,这使得他对此案持持有复杂的态度。
  卫三畏的外交经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19世纪美国的在华传教士与外交官之间的密切关系。虽然他如此持久而又密切参与了这一时期的中美事务,但美国非职业的驻华外事机构和制度既给了卫三畏进入外交领域的机遇,也限制了他上升的可能,使他得以传教士的身份进入外交领域,却只能以翻译兼秘书的身份结束二十余年的外交生涯。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河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习近平主席十八大以来治国理念的重要来源之一。习近平多次强调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历史影响和重要意义,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要以其文化兴盛作为支撑的。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也就不会有中国梦的实现。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全球化思维也逐渐地成为衡量当今世界各国政策成熟与否的一个重要参数。随着文化外交在国际竞争与合作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开展对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外交的研究成为一个亟待拓展的新的学术课题。中华民族正处在实现全面复兴的紧要时刻,如何通过开展文化外交来反制西方国家的无端攻击,以及如何充分利用文化外交来建构一个诚实、守信和负责的大国形象,以服务于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需要,已经成为我们应高度关注的问题。因此,开展在全球化背景下对中国文化外交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拟从全球化的背景出发,从全球化思维和中国具体的实际情况与实践入手,探讨习近平主席的中国文化外交思想,分析习近平主席十八大以来的文化外交实践,力求对中国的文化外交加以理论研究和实践探讨,用以阐述习近平文化外交的思想。
  本文前言对选题研究的意义、学术研究现状以及学术研究方法做了简要的说明,而后分五大部分展开论述。
  第一部分为文化外交理论基础,主要分析了文化外交的含义及其作用。了解和认识文化外交是论述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文化外交的前提。这一部分首先阐明了文化这一概念,在此基础上论述了文化外交的含义及其形式。其次,论述了文化外交其具有政治外交、经济外交和军事外交等外交手段所不具有的独特价值。这一部分主要是理论性的论述分析。
  第二部分为习近平文化外交背景及其内涵研究,主要探讨了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加强文化外交的必要性和有利条件。一方面,我国政治上面临着来自文化冲突和文化霸权的巨大压力,新世纪要塑造和平的国际形象,实现和平发展和维护祖国的统一,这些都要求我国必须积极加强文化外交;另一方面,中国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以及不断增强的国家力量,为我国开展文化外交提供了有力的条件。同时在这一部分对习近平主席文化外交的内涵、主要理念、主要原则和重点都做了阐述。
  第三、四部分为习近平文化外交的实践分析和理性思辨,结合习近平主席的文化外交实践阐述中国文化外交的成就,并对中国文化外交存在的不足进行了反思。一方面,文化外交促进了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维护了我国的国家统一与安全,为对外关系的开展营造了良好的氛围,也有利地驳斥了“中国威胁论”等反华宣传,塑造了我国的良好形象,而且催生了习近平时期文化外交新思维;另一方面,我国文化外交对软权力资源的挖掘和创新尚且不够,在具体的运作方式上也存在着一些缺陷,需要进一步去完善我国的文化外交。习近平主席要求我们对外传播中华民族文化,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保持对中国自身文化的自信,这样才能讲好中国故事,进而提升我国的国际话语权,使我国更加深层次参与国际事务。
  第五部分为结论,为了进一步开展和加强文化外交,习近平主席从外交的角度建立和塑造我国的民族文化,扩大我国文化外交的软权力资源;进一步加大了文化外交力度,增强我国文化软权力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不断开拓对外文化交流的新领域、新渠道和新形式,积极倡导多层次的文化外交;指出要注重借鉴和创新,加强我国文化外交理论的研究;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从而有力地引导国际舆论朝向我们的导向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维护世界的和平。
国际政治 河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乌克兰与俄罗斯有着300多年历史渊源,两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联系紧密。1991年苏联解体后,乌克兰同俄罗斯由原先的加盟共和国演变为两个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这就使得深埋在历史长河中的各种问题凸显出来。此外,乌克兰地处欧洲腹地,拥有独特的地缘价值,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而且敏感,成为俄罗斯、欧盟、美国竞相争夺的重要国家。地缘政治的内外因素,使乌俄关系呈现出复杂而又特殊的特点。因此,乌俄关系的发展关系着世界格局,特别是欧洲地缘政治格局的未来走向。
  冷战结束后,乌克兰左右摇摆的对外政策,不仅没有使其成为一个“地区性大国”,相反,与俄罗斯、西方国家的矛盾不断,其社会、经济状况和人民生活水平更是大不如独立之前。2004年底在西方国家的推动下乌克兰成功发动了“橙色革命”,使得亲西方的尤先科得以上台执政,俄罗斯的战略空间进一步受到挤压,原本的战略要地顷刻间成为西方国家遏制俄罗斯的前沿阵地,乌俄关系急剧恶化。2010年亚努科维奇当选乌克兰总统,奉行平衡外交,乌俄关系走向缓和。2013年11月,亚努科维奇考虑到乌克兰的经济状况以及来自俄罗斯的压力,决定暂停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引发乌克兰危机。由于乌克兰地理位置的重要性,随后俄罗斯、欧盟、美国展开地缘政治角逐。
  本文运用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等相关理论和分析方法,探讨乌俄关系的发展历程,并从地缘政治的视角深入分析“橙色革命”后影响乌俄关系的地缘政治因素,从而对两国关系发展的未来走势进行客观、理性的分析与预测。
  本文主要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论述了地缘政治理论,并且全面介绍了乌俄所处的地缘政治形势。本章分为三节,第一节,从国内外研究的现状出发,针对地缘政治的基本概念进行介绍,并且就地缘政治理论演变过程中存在的规律进行概括总结;第二节,就乌克兰所处的地理位置进行分析,并强调由于乌克兰不可替代的地缘政治地位,夹在多方政治力量之间,地缘政治环境纷繁复杂;第三节,通过对俄罗斯地缘政治形势的全方位介绍,突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地缘战略价值,并再次重申乌克兰问题是其当前面临的最为棘手且重要的问题。
  第二部分,“橙色革命”后,通过对乌俄关系发展历程的回顾,总结乌俄关系呈现出时而紧张时而缓和的特点。本章分为三节,第一节,通过尤先科执政期间,奉行全面亲西方的外交战略,导致双方在政治、经济和人文领域争端不断,进一步阐述这一时期乌俄关系总体上处于对抗状态;第二节,2010年亚努科维奇当选为总统,调整了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政策,在政治、经济、人文领域淡化争议,寻求合作,乌俄关系渐趋缓和,开始走向正常化;第三节,2013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克里米亚“脱乌入俄”、乌东部问题此起彼伏,致使乌俄关系再度重新恶化,跌至历史最低点,未来发展趋势扑朔迷离。
  第三部分,以地缘政治为视角分析乌俄关系。本章分为两节,第一节,通过分析俄美欧三方势力在乌克兰各自寻求的利益,进一步阐述影响乌俄关系的外部地缘政治因素;第二节,从乌克兰东西部在政治、经济、历史文化三个方面存在的差异来分析对乌俄关系产生影响的内部因素。
  第四部分,主要分析地缘政治视角下乌俄关系的未来走向。本章分为两节,第一节,从波罗申科执政后的外交取向、乌克兰以渐进方式加入欧盟两个方面,分析乌俄关系趋向缓和的可能性;第二节,通过分析乌克兰国家分裂、乌克兰加入北约来阐释乌俄关系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性。
世界史 黑龙江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了20世纪上半叶俄罗斯(苏联)、美国、加拿大的北极开发政策,第一部分介绍北极地区的自然状况与北极地区经济开发背景,叙述北极地区的地理环境概况以及人类早期的北极科考探险活动,同时简要概括俄罗斯(苏联)、美国、加拿大北极地区经济开发背景。第二部分分析俄罗斯(苏联)、美国、加拿大20世纪上半叶北极开发政策以及经济开发活动。详细阐述俄罗斯北极地区经济开发政策与实施,概括加拿大、美国早期北极政策与开发活动,包括美国与加拿大西北航道争端。第三部分对比分析20世纪上半叶俄罗斯(苏联)、美国、加拿大北极政策和经济开发活动,总结以上三国北极政策与经济开发活动对20世纪下半叶国际社会北极开发合作影响。
世界史 黑龙江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岸信介内阁时期是日本谋求自主外交、实现对等日美关系的重要时期。
  鉴于1951年9月8日签订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片面性给日本带来的不利影响,鸠山内阁时期日本曾尝试向美国提出修订“日美安保条约”的要求。然而,美国却以时机不成熟为由拒绝了日方的提议。
  鸠山内阁谋求修订“日美安保条约”失败以后,接掌日本政权的岸信介内阁为成功修约在内政、外交方面继续做了精心准备,并从1958年10月开始,围绕条约期限、条约适用范围、事前协商制度、日本对美国的防卫义务、美国对日本的防卫责任、新条约与《联合国宪章》关系、吉田-艾奇逊交换公文的有效期限问题等与美方进行了25轮正式修约会谈。这场谈判既暴露了日美双方各自的战略意图和打算,呈现出了双方的矛盾和冲突,也揭示了在国际冷战体制下日美双方的共同利益和相互需求,完成修约是日美双方相互妥协与让步的结果。1960年1月19日,日美两国在华盛顿重新签订《日美相互合作与安全保障条约》,即“新日美安保条约”。
  日美修订安保条约的谈判,总的来说是一场双赢性质的谈判。从谈判的整个过程来看,美国掌控修约谈判的主动权,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其在日本乃至在远东地区的战略利益。对日本而言,通过修订日美安保条约,成功提升了日本在日美同盟乃至日美关系中的地位,限制了美国在日本的诸多特权,提高了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
  岸信介内阁成功地修订“日美安保条约”,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日美在战略关系上的对等,使日美两国步入相互合作、相互依存的时代。
国际政治 黑龙江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东亚各国为了增强东亚地区的竞争力和应对危机的能力,在97年金融危机的推动下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区域合作。在政治方面,以“10+3”领导人会议和东亚峰会为平台,东亚国家在多个层次和领域开展政治对话与交流;在经济方面,形成以东盟经济共同体为基础,以东盟与中日韩三个“10+1”自贸区为支柱,以东亚自贸区建设为愿景的经济合作架构;在安全方面,区域各国以东盟地区论坛为平台,就地区安全问题展开沟通与协商。
  本研究主要内容包括:⑴美国作为在东亚具有重要利益的域外大国,美国的政策深刻影响着东亚区域发展进程。为了维护美国在东亚的利益,美国政府根据国内外形势与东亚区域合作发展状况,对不同发展阶段的东亚区域合作采取了不同的政策。乔治·布什政府时期,冷战刚刚结束,美国为了巩固全球霸主地位,对可能挑战美国东亚主导权的东亚区域合作倡议采取了扼杀政策。克林顿政府时期,以亚洲金融危机为节点,在危机爆发前美国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在危机后美国为自保对东亚国家开展的合作采取了默许的态度。沃克·布什政府时期,美国的战略重心在中东地区,对东亚区域合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所以持“忽视”的态度。⑵奥巴马政府时期,意识到东亚对于带动美国经济发展,维护美国全球霸权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对东亚区域合作的挑战性和局限性有着清醒认识,所以奥巴马政府调整了美国的政策。美国希望通过参与东亚地区合作,保持美国的地区影响力;通过主导TPP谈判,重塑东亚区域合作态势;通过加强双边同盟,巩固美国的主导地位。奥巴马政府通过调整美国的政策,取得一定收益,主要表现在:在政治方面,美国实现了对东亚合作机制的参与和主导;在经济方面,美国希望通过推动TPP谈判,达到带动美国经济发展,掌握世界贸易规则制定权,重塑东亚经济合作态势的目的;在安全方面,巩固了东亚同盟体系,扩展了新的伙伴关系,制约了中国的地区影响。但奥巴马政府的政策并非完美无缺,在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不足。奥巴马政府的政策,在政治上引起东盟对美国的不满,东盟采取措施对美国在区域合作中的作用进行限制;在经济上由于TPP遭到国内反对,导致美国特朗普政府最终选择退出TPP,奥巴马希望通过TPP获得的经济收益也化为泡影;在安全上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冲突加剧,美国维护地区的安全成本增加。对奥巴马政府东亚区域合作进行全面分析和评估,不仅可以全面客观了解奥巴马政府对东亚区域合作的政策,同时也可以更好地把握东亚区域合作的发展方向。
  
国际政治 河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并在19世纪时其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头号强国。但在20世纪英国接连遭遇了两次世界大战,使其元气大伤。尤其是二战后,英国实力已被严重削弱,战争耗费了国民财富的1/4,折合为73亿英镑。[1]不仅如此,战争结束后,英国的财政状况不容乐观,工业地位也迅速下降。同时国内民用生产萎缩,山口不及1931年水平的1/3。这种情况导致40年代严重的支付危机,使国外债务问题更加恶化。[2]在英国工业结构方面,因为煤炭、造船、纺织等所占比例较大,既增加了英国工业调整的难度,又制约了经济的整体发展。[3]因而从有形实力上讲英国已降为一个中等强国。但英国也是二战中唯一一个没有遭受法西斯直接入侵的西欧国家,而且还是以盟国三巨头之一的身份参加了对战后世界秩序设定的国家,这些也增强了英国的大国意识和国家荣誉感。英国为维持其世界大国的形象,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其对欧政策的变化就反映出英国此种心态,并且英国这种对欧纠结的政策也对欧盟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在2016年6月英国公投脱欧成功,对欧盟的日后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本论文主要以英国对欧洲大陆的这种矛盾心理和反复无常的对欧政策研究对象,分析其对欧盟产生离心性的原因、表现以及其脱欧对欧盟的影响。
  本论文包括引言、正文和结论三大部分。
  引言:主要介绍了该论文的研究价值、现实意义以及梳理了涉及到该论文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和本论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以及该论文的研究的重点、难点、创新点。
  正文内容一共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英国申请加入欧共体的背景、历程及其成为欧盟“半心半意”成员的表现方面。英国在战后初期在外交领域奉行丘吉尔提出的“三环外交”为原则。在此理念中,英国一直把美国放在其外交领域的重心位置,并与美国保持着特殊的关系。但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尤其英国与美国之间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矛盾和欧共体所展现巨大经济利益后,英国不得已把目光转向欧洲。但英国在1973年加入欧共体后却不能和欧共体“一心一意”,其和欧共体的矛盾重重,使欧盟感到英国是一个不可靠的伙伴。
  第二部分则主要阐述了英国与欧盟之所以产生离心性的原因。英国之所以对欧盟产生离心性,可以说是纷繁错乱,有英国自身方面的原因,也有一些不可忽视的外在因素,欧盟自身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总而言之英国内在的传统因素,客观的地理环境因素等错综复杂的因素使英国与欧盟的关系始终处于离心离德的状态。
  第三部分则论述了英欧的这种离心性最终导致英国脱离欧盟而给欧盟带来的影响,其中着重分析了英国退欧可能会对欧盟的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影响。因为英国是欧盟极其重要的成员国之一,经济方面它与德国同为翘楚,军事方面它与法国并驾齐驱,政治方面它又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而且也是全球霸主美国的头号盟友。因而在2016年6月英国公投脱欧的结果对欧盟未来的发展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结论:本论文通过对英国与欧盟离心性产生的原因分析,阐述了英国与欧盟“同床异梦”的关系,也有力的证明了英国在欧盟面临经济危机、欧债危机和难民危机的情况下于2016年成功公投脱欧的合理性,同时也预测了失去英国的欧盟在未来的发展中可能预见的难题和挑战。
人口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世界难民问题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与学术界亟待解决的重要难题。从2015年4月起爆发的欧洲难民危机到现在已经持续了接近两年时间。规模浩大、来势汹涌的百万难民潮从中东、北非、西巴尔干半岛等地区背井离乡艰难跋涉,集中涌向欧洲,冲击着欧洲脆弱的边境线,在此期间频频发生难民的人道主义灾难令这场危机受到全世界的广泛关注。
  欧洲正经历自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难民危机,欧盟及其成员国的执政能力与道义良心在此次危机中受到了严峻考验。本文通过文献研究与比较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此次难民危机的发展进程、难民结构以及多重影响进行了整理和分析。首先,基于危机管理理论的视角梳理了难民危机发展的历史与进程,将此次难民危机分为潜伏期,爆发期与持续期。其次,从人口社会学的视角出发,描述此次危机的难民规模、难民性别与年龄结构、难民来源国与难民宗教结构。第三,总结难民危机在政治、经济与人口、宗教与文化以及非传统安全四个维度下,短期与长期、积极与消极并存的多重影响。
  难民问题是长期的、复杂的、跨国界的难题,如何有效地缓解危机带来的影响并从根源上解决此次危机是欧洲社会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本文着重探讨了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家解决难民危机的政策与机制。欧盟从“治标”与“治本”两个层面出发,一方面积极协商出台多项政策、指令,尝试推行解决危机的共同行动;另一方面欧盟积极寻求与难民输出国、难民过境国之间的合作,从根源上消解难民危机。但囿于欧盟自身制度的缺陷与运行机制的问题导致许多欧盟层面提出的政策与措施根本无法得以落实。危机爆发以来欧洲各国基于自身的立场与利益实行不同的难民政策,德国在此次难民危机中居于主导地位,难民政策呈现从开放到逐渐收紧的趋势;英法两大欧盟国在危机中态度消极,声音不大;以维谢格拉德集团代表的新欧洲从始至终对接受难民保持着强硬态度,凸显了新旧欧洲的差异与分裂。基于此,本文认为要解决此次难民危机需要欧盟以及成员国在以下四个基本途径做出更大努力:一是完善欧盟与成员国的协调机制,二是促进与难民过境国的合作共赢,三是集中力量解决难民危机的根源所在,四是联合国际社会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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