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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扬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相互交融,全球化思想与反资本主义全球化思想相互交杂,反资本主义全球化思想主要指反对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及其弊端,并提出未来全球化的可行方案和路径选择。以此为整体框架,三位学者的反资本主义全球化思想分别体现为:
  斯克莱尔认为,跨国公司作为全球活动的经济载体,通过作为全球活动政治主体跨国资本阶层的利益操作,从而扩散全球活动的文化导体即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最终在世界范围内加剧阶级两极分化和生态的不可持续,但跨国实践只是全球化的一种形式,另一种可行的全球化即社会主义全球化蕴藏着无限潜能。
  罗德里克认为,由于自由贸易的过度开放而缺乏管制,金融市场的过度自由而不受限制,深度全球化与民主制度的水火不容,使得金融全球化成为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失败品。他认为未来的全球化不应该局限于单一的某种全球化,应该是多元的全球化,各国决定自己的未来。
  中谷岩认为,美国式的金融资本主义的全球化,造成了投机活动驱使资本全球流动,加剧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追求利益的企业拒绝承担环境成本,加重地球环境恶化;全球市场的肆虐,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利己主义的价值观使社会不断冷漠,失去安全感和幸福感等后果,同时提出了多极化世界的发展趋势下,日本社会的诸多价值观和特长能够为当今的全球化作出应有的贡献,并指出中国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未来世界经济。
  三位发达国家学者的反资本主义全球化思想既有优势也有缺陷,总体来看,其优势在于以整体性和全球性为基础点,以人类共同利益为出发点,以中国贡献为分析点,以全球未来希冀为目的点,有助于解决全球化问题。同时,也存在过度忽视传统文化作用,偏颇指责自由市场风险,主观评价部分历史实情,消极分析全球治理未来等问题。
  同时,三位学者的反资本主义全球化思想虽然横跨不同理论基础,不同学术视角,不同地域视阈,但是其长处和缺陷都为全球化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材料。全球化的时代主题应当一如既往地坚持和平与发展,各国应当全球治理中努力坚持积极参与者和贡献者的立场。与此同时,应积极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将平等、开放、合作落实到中国外交;积极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共享推广到全球人民;积极贡献“中国智慧”,将中国方案表达到世界舞台;积极研究全球治理,将全球化美好希冀行动至世界各地。
公共管理 内蒙古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自1992年沿边开发开放政策实施以来,国家相继出台了扩大沿边地区对外开放、兴边富民、支持民族地区发展等一系列有利于沿边地区对外开放的倾斜政策,把加快对外开放作为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2013年“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得到了沿线各国的积极响应,展示了中国发展区域共赢合作的新理念和新模式,对外开放空间和领域不断拓展。2016年中俄蒙经济走廊建设得到三国高度关注,中国与俄蒙战略互信不断增强,中俄、中蒙务实合作层次和水平持续提升。
  呼伦贝尔市位于中俄蒙开放合作前沿,是我国目前唯一的中俄蒙三国交界地区。自1998年被国家批准为改革开放试验区后,依托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及国家赋予的政策优势,积极主动与国际市场竞争合作,采取“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的发展思路,在沿边开发开放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经济基础尚显薄弱,产业结构较为单一和体制机制不够灵活等。因此,充分认识政府在对外开放应对能力中存在的问题是呼伦贝尔市提升对外开放水平面临的重要课题,也是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所在。
  本文根据“一带一路”建设背景,选取对外开放“政府应对能力”作为研究对象,主要通过采用文献分析、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等方式进行研究,分析阐述了呼伦贝尔市对外开放基本现状、政府应对对外开放能力存在不足及原因,并结合政府职能、政府治理理论,从推进贸易畅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资金流通和民心相通等五个方面提出了对方开放应对能力的提升路径和具体措施,也希望借此可以提炼总结出供其他沿边地区借鉴参考的有益启示。
国际关系 华中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论文旨在运用相互依存理论将中国参与赞比亚作为一个研究案例,分析解释中国经济外交是否公平的争议性问题。论文将详细介绍相互依存理论以及经济、政治和文化合作机制。最后,从历史和当代角度分析了中国在赞比亚的参与。这篇论文的目的在于明确中国是否在赞比亚扮演了一个新殖民主义力量的角色,并分析实地统计/实证事实是否明确反映了这一点。我的研究结果与上述错误观念相左,因而我会运用实证统计数据并结合研究领域内的相关理论来证明中国确实更倾向于相互依存和相互发展理论。
世界史 四川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依据对20世纪初的英国外交档案的分析,讨论英国对华东地区外交政策的转变。通过当时的历史事件,如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五卅运动和抵制英货运动;以及当时的历史人物,如英国驻华外交官的私密信函和事件参与者回忆录的整理归纳,探讨英国在经历一战后因衰落的国力和国内反战意识的影响,并且同时受到日、美等国对其在远东地区的威胁,为了保住英国在华最重要利益,而不得不改变其对华政策的真实原因。
  本文以20世纪初英国对华东外交政策为对象,以英国对山东和上海地区的外交政策为实例。对比研究了英国在巴黎和会上对日本侵略行径的纵容态度,和华盛顿会议上英国与日本维系着特殊的关系,实行既防范遏制它,又亲近维护它的外交政策。以及,对于20世纪初发生在中国的反帝运动,英国最初采取了暴力压制的强硬政策。而后英国着眼长远利益,决定采取让步的策略,以缓和与中国人民的矛盾,发表了标志英国对华政策发生变化的“圣诞节备忘录”。以此论证英国在20世纪初这一时期对华东政策的转变。
  通过分析英国在一战前后对华政策的变化,能够窥视到英国国力从世界首屈一指的地位到迅速衰落的轨迹,为研究世界格局重新调整提供了实例。对英国的对华外交政策由强硬到妥协的转变的深入考察可以看出,弱小的国家难以开展自主外交,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的大小决定它在世界上的地位。也可观察到,一个成功的外交政策的实施和执行,能够影响着国家的命运。可以使我们深度认识一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外交政策的复杂性与多变性,改变过去将西方外交政策看成一成不变的形而上学观念,从而为当今中国制定灵活多变的外交政策提供历史借鉴。
国际政治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对外军事援助是国家实现安全利益的重要途径。而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军事援助国,军事援助是其维护国家安全、更好实现对外战略目标的重要工具。
  文章的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奥巴马时期美国军援非洲的概况。从军援非洲的现状和现状和特点两方面进行展开。援助现状方面从军援非洲力度、军援目标和区域以及军援非洲的主要机构这四个角度来阐述。同时分析了奥巴马政府军援非洲政策呈现出的几个特点。如强调“巧实力”、重视非洲国家内部安全的治理、加大对非洲司令部的投入以及打击非洲恐怖主义。第二部重点分析了奥巴马政府对非进行军事援助的原因。从理论渊源和现实考虑两个角度展开。理论渊源部分从自由主义、现实主义以及均势理论切入。自由主义者认为军事援助在对外援助中仅占据次要地位。军事援助是援助国传播民主价值观的重要工具。不同于自由主义者的观点,现实主义者认为军事援助在对外援助中占据着主要地位,是援助国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均势理论下的军事援助侧重于通过军事援助来制衡威胁、实现利益的均衡,从而更好地确保援助国的安全和优势地位。随着非洲国际地位的提高、非洲恐怖主义活动的泛滥以及大国在非洲地区事务的日益活跃,非洲的国际地位重现上升趋势。尤其是出于担心非洲的“失败国家”和“无人管理地带”成为滋生恐怖主义温床的考虑,美国调整了对非的军事援助政策。第三部分是对奥巴马政府军援非洲进行的一个评价。从对非洲国家和地区以及美国的影响来进行分析。对非洲国家来说,美国的军事援助有利有弊。一方面,美国军援非洲有利于打击非洲恐怖主义,增强非洲国家的反恐能力,从而稳定非洲国家的政治局面;另一方面,美国对非军事援助是为了实现本国的对外战略目标,而较少考虑非洲国家的需求。此外,不恰当的军事援助可能会加剧非洲国家对美国的依赖,甚至导致非洲地区的冲突加剧。对美国而言,军援非洲有利于其对外战略和经济利益的实现,扩大美国的势力范围和国际影响力。第四部分探讨了奥巴马时期美国对非军事援助对中国的影响。从对中国在非的战略利益、中非关系的影响以及对中国军事援助的启示三个角度展开。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内蒙古民族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经济全球化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贡献,但也使国家间产生贫富分化,发展不平衡在日益加剧。埃及著名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家、全球化问题专家以及依附理论的代表人物——萨米尔·阿明,提出了“中心——外围”体系(中心资本主义国家——外围不发达国家)的不平等发展理论和“脱钩”论为主要内容的依附理论,对世界经济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发展进步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金融危机之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在遭遇重创后开始脆弱的复苏,这与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的强势崛起形成鲜明对比,以金砖国家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展现出勃勃生机,在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全球化体系中扮演着日趋重要的角色。面对国际形势的变化,本属激进学派的阿明依附思想也开始趋于缓和,在传统观点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着。
  本文前四章分别从阿明“中心——外围”体系的发展、“脱钩论”的发展、金融危机前后阿明对世界格局的不同看法、阿明对发展中国家关注重点由非洲移向中国这四条主线展开对比与分析,提出了金融危机前后,阿明的关注视角已由外围国家依附发展到中心资本主义国家的自身危机、对中心国家批判从经济批判发展到意识形态和生态批判、外围国家要发展从自身“脱钩”转向中心国家的“不脱自爆”、“脱钩”路径从实现社会主义到提出世界替代主义的转变,同时在最后一章重点对阿明有关中国发展模式的探讨展开了评析。通过对这些内容的分析得到了对当代中国发展的些许启示:新时期,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要发挥其大国使命,要勇敢地迈向世界市场,顺应大势、主动作为,使经济全球化的正面效应更多释放出来,要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同时,继续坚持对外开放发展战略,加强同“一带一路”战线上的国家合作,共同促成一个和平、稳定、发展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到来,让经济全球化进程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使中国不仅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成为举足轻重的贡献者。
专门史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对1930年代末中国知识界对捷克事件的反应进行了研究。193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对一系列国际问题产生了重大关注,这些关注都因特殊的时代背景而起。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弱小国家,中国人现代意义上的国际观念和外交意识开始兴起。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此时抗击日本侵略是中华民族挽救危亡的共同呼声和唯一选择,抗日救亡运动成为鲜明的时代主题。在民族生死存亡关头,国人的国际意识和外交观念变得愈发强烈。此时,一个欧洲的小国----捷克开始走入国人的视野。1938年的下半年,中国抗日战场面临严重挫折,武汉、广州相继失陷,日军的残暴促使国人更加呼吁英美等大国维持国际公理与正义,制裁侵略。而无独有偶,捷克也正在面临德国的侵略,新的世界战争危机近在眼前,知识界希望英法等大国可以保护像捷克一样的弱小国家。于是,捷克就成为了国人眼中弱小国家的象征,同时知识界在对捷克的描述中充满了想象,一个几近完美的、富于民族精神的捷克形象诞生了。“五月危机”是捷克问题发展的第一阶段,在英法的干预下,“五月危机”以德国的失败而告一段落,这更加激发了知识分子的思考。首先捷克的胜利者形象进一步升华;其次,在争取外援打击日本的外交战略中,知识分子以捷克为先例,希望国民政府实行立场鲜明的外交策略。但是捷克最终被英法的“现实外交”所牺牲,国家惨遭灭亡命运,助长了抗战悲观论调的蔓延。捷克的悲惨遭遇和慕尼黑协定大大刺激了知识分子敏感的神经,众多知识分子对捷克问题撰文论述,一方面批判大国“现实主义”外交的罪恶,一方面通过论证“中国不是捷克”,指出中国的光明前途,并同时总结了捷克失败的教训,认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抗战胜利的根本保证。
中共党史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政党外交是政党政治在国际政治领域中的重要表现形式,为各国政党宣介自己所秉持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提供了一条渠道,也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开拓、塑造、维护国家外交的重要方式之一,也是不同国家政党合作应对人类所面临共同问题的一种方式。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以执政党的身份开展政党外交新时代的到来。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战略目标,已由争取民族独立、加快革命进程,转变为保护领土主权完整,创造和平有利的国际环境。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党际关系基本理论为指导,在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国际环境、国内形势、国家利益、意识形态和党的建设等因素制定灵活的政党外交政策,进行了波澜壮阔的政党外交实践。这些政党外交政策主要体现:“一边倒”政策下的政党外交、中苏关系嬗变下的政党外交以及“三个世界”理论指导下的政党外交。基于这段时期政党外交实践活动的梳理,这段时期政党外交的特点:政党外交的目标是以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界限不明确、政党外交以政治对话为主。在这些政党外交政策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存在不足之处。因此,笔者认为有值得的经验教训指引今天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政党平等、独立自主、政党外交应该做好政府外交的得力帮手、审时度势确定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政策。
  本文旨在对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这段时期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政策进行系统梳理,归纳其基本特点,总结经验教训,试图为当今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提供启示。全文分为导言、主体四章和结语。导论是在说明选题缘由、界定政党外交内涵以及辨析相关概念、研究大量文献的基础上,提出论文思路以及交代论文研究的目的和价值所在,这是前提部分。在论文正文部分,重点梳理“一边倒”战略下的政党外交、中苏关系嬗变下的政党外交以及“三个世界”理论指导下的政党外交的实践活动,这是重点部分。在此基础上,文章的第四章对于这段时期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政策进行评析,提炼其基本特点,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这是点睛部分。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广西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习近平外交思想是时代发展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近五年的外交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外交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所作出的一次重要理论创新。本研究着眼于分析习近平外交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梳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主要观点和内容体系,进而探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哲学意蕴,旨在树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科学形象,使其理论的整体性、系统性和科学性得以展现。
  研究的第一部分深入分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认为这是中国根据当下的内外需要所作出的外交理论调整。自2008年以来,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因自身实力的削弱而做出重大战略调整,即推出并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并进而引发新一轮全球治理主导权争夺战,重建世界秩序成为时代发展的新需要;而与此同时,中国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全面升级需统筹内外两个市场,需要继续推进全球一体化进程,而大国发展也要有大国担当。上述这些情况的客观上都要求中国对自身的外交理论和外交政策做出调整。
  研究的第二部分全面梳理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主要观点和内容体系,认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目标所指和灵魂所在,其基本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基于“世界梦”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观,二是基于“义利观”、“合作共赢”、“一带一路”等观点和战略部署的国际合作观,三是基于“共同安全”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安全观,四是基于“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海洋强国”和“新型大国关系”的大国观。上述内容彼此关联,既有理论观点,又有战略部署,最终的目标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外交思想有其丰富的哲学意蕴,研究的第三部分对此做了深入探讨,试图揭示习近平外交思想背后的思想理论来源和方法论来源,认为实事求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根本前提,贯穿于其理论的始终;唯物辩证法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根本方法,包括国家间要坚持正确的“义利观”、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布局中国外交等;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则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研究的最后部分就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论效应和实践效应做了简要概括,认为习近平外交思想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开创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新境界,为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提供了基于“中国智慧”的“中国方案”,也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理论和政策保障。
法学(海商法学) 大连海事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海盗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其历史可追溯至人类利用海洋从事运输之初。这一罪行最初受国际习惯法调整,其后被正式规定于《1958年日内瓦公约》及《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非洲海盗,尤其是索马里与几内亚湾的海盗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在2005年呈现爆发态势,并延续至今。非洲海盗的产生根源尽管有其特殊原因,但与海盗本身的产生原因也有诸多类同。本文即意在探寻非洲海盗的成因、其对海运贸易和运输的影响,并提出国际视角、非洲地区法律视角下的治理措施。
  国际社会以及非洲部分国家均采取了打击非洲海盗的相应措施。但是,在每一次针对海盗的行动下,均存在着行动本身的法律基础以及到底打击的是什么的问题。海盗作为一种有组织的反人类罪行,应当受到打击和清除。但海盗作为有组织的犯罪行为,对其进行打击需要考虑到其与陆地犯罪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不能仅仅将其视为海上劫匪。非法海盗生意所获得的赎金已经得到认可,并被用于改善人们的经济状况。同时,针对非洲海域,尤其是索马里海域和几内亚湾海域的海盗行为尤为猖獗,国际社会及非洲部分国家在上述区海盗打击行为也更为突出和集中。
  本论文包括七章。第一章重点论述了非洲海盗,尤其是索马里和几内亚湾海盗产生的背景及其所导致的问题和论述了研究的目标,文献综述以及研究方法。第二章首先从国际法、国内法及国际海事局等多个视角探讨了海盗的内涵,以及对有关沿海水域海盗行为的争论,同时还讨论了非洲海域海盗的本质、有关海盗规制的法律体系及其优劣。第三章着重介绍非洲海盗,尤其是几内亚湾和索马里湾海盗问题的产生原因,揭示这两个区域海盗行为的差异,并探讨其形成的深层次原因。第四章首先探讨非洲海盗对国际公法的影响,尤其是对海盗行为的内涵、一国法院管辖、海盗打击和人权实现方面;其次较为深入地论述非洲海盗对海商法的影响,尤其是对承运人责任、运费、租船合同(特别是ITL条款、绕航、合同受阻、安全港口和停租问题);以及非洲海盗对海上保险、共同海损分摊、海难救助、船舶优先权等的影响;同时还涉及到了私人武装保安护航问题。第五章分析了国际社会为打击索马里与几内亚湾海盗所采取的措施,并分析了上述措施的有效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在非洲海域部署海上打击力量的国家所面临的挑战,以及西非和中非国家经济发展因素与采取打击海盗措施之间的关系、影响等。论文第六章研究了有关各国针对海盗行为刑事规制上的不同,各国刑事法律在此方面所存在的不足和模糊性以及对海盗提起公诉的国家所面临的司法困境等。最后,第七章提出了有效打击和控制非洲海盗的一些建议,以图消减非洲海盗对国际公法、国际海商法、各国国内法的影响,并力图使上述有关法律成为控制非洲海盗的更有效方式。
国际关系 华中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的目的是调查上海合作组织、其他区域组织和中亚地区的大国协调安全政策的有效性。研究重点是内部和外部威胁,并分析其在9/11事件发生前后对该地区安全的影响。据估计,中亚地区“三大势力”威胁的作用将得以发挥,在区域舞台上创造新的方法来与之抗衡。本文将对上海合作组织确保安全的潜力和做法进行调查,并揭示上海合作组织、独立国家联合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俄罗斯、中国、美利坚合众国之间的盾。本研究采用历史考察、比较类型、系统分析和科学预测等方法。
工商管理 北京化工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中乌建交几十年来,双方的关系始终朝着友好稳定的方向前进着,密切的高层互访,不断增强的政治互信。由于能源的战略性,使得世界能源市场的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由于中亚地处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区,这也为其地域层面上的地理位置、政治地位的重要性,奠定了基础。而地处中亚中部的乌兹别克斯坦,作为一资源大国,拥有极其丰富的石油以及天然气资源,随着以石油、天然气为首的能源产品的供应量的逐年上涨,在国际范围内,该国必将在油气资源供应国中占据主导地位,其丰富的油气储量将给该国同中国在油气领域的合作提供了有效保障。但近些年来,由于自身落后的勘探开发技术及其他方面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面影响到了与中国油气合作开发的进程。因而,本文的探究选用了乌兹别克斯坦的天燃气、石油资源为剖析对象,简述了该国同中国的合作以及油气资源状况,对其中所面临的障碍加以研究,并结合实情,就其解决方案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针对乌中两国油气开发合作,本文在分析研究其历程、开发单位、政策、管理设施建设的基础上面对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油气开发合作模式进行探讨。首先介绍了双方合作的有利条件,然后对双方合作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行了分析。最后介绍了双方油气开发合作的模式分析。主要分析了产量分成模式、代理制模式下的共同开发模式、超国家管理模式下的共同开发模式、联合开发模式下合作建造油气管线模式,并对不同模式进行了优缺点评价分析。
  本文最后对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油气开发合作完善策略。主要从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国际间合作,积极吸引中国投资建立信息沟通体制,建立区域国际能源合作机制,以国内、国外的资源、市场为载体,从多层面、多角度、多方位推进中乌油气开发合作,构建国家能源安全网等这些方面进行了探讨。
中国近现代史 郑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作为首任驻英副使和首任驻德公使,刘锡鸿在学术界并没有获得和他的上司郭嵩焘一样的关注度。他最有名的事就是诋毁和掣肘郭嵩焘,而且都是因为一些匪夷所思的小事,最终导致两人被同时撤职回国。根据他在英国的日记《英轺私记》和书信奏稿集《刘光禄遗稿》来看,刘锡鸿大体上是一个主张“用夏变夷”的保守官僚——即使在日记中也体现出了一些进步思想。
  还有一个事实是不能忽略的,那就是刘锡鸿思想和行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他虽以“儒侠”自居,但真正主导他行为的却是实际的政治利益。他会想尽办法来谋求晋升,而且为了到达这个目的,不惜牺牲与郭嵩焘长期的友谊。事实上,真正导致刘锡鸿怨忿的是由于清廷不完善的外交制度而产生的误会,而且鲜有证据表明郭嵩焘该为两人的失和负主要责任。可由此便认为刘锡鸿是个小人是不审慎的,导致有如此行为的原因根植于他的性格。根据西奥多·阿多诺的权威主义人格理论,刘锡鸿高度与之吻合。刘锡鸿失败的政治生涯不仅仅是由于个人的性格缺陷,也可以部分归结为专制制度带来的道德崩坏。当今的知识分子同样可以从刘锡鸿身上得到些有价值的反思,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要做一个言行一致的人。
  本文将分为三个部分来探究刘锡鸿的矛盾人格:第一部分介绍刘锡鸿的出身以及早期的政治经历;第二部分列举刘锡鸿矛盾人格的具体体现,其中他与郭嵩焘的交恶过程将是叙述的重点,因为这个过程中有大量颇具代表性的细节;第三部分将试图剖析刘锡鸿矛盾人格的成因,比如他的教育背景、传统文化的影响,并用权威主义人格的理论加以归纳。
国际政治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每一次科学技术的变革都标志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亦不乏国际格局变迁与国家实力消长背后的安全忧虑。自互联网开始普及以来,与互联网以及国际网络安全的相关议题迅速升温,并逐步从相对边缘的区域层次渗入到世界舞台的核心领域。由于世界对互联网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网络的脆弱性也越来越大,网络监听、网络攻击甚至网络战正日益成为影响国际关系变迁的新因素,且近年来层出不穷的跨国网络安全问题也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恐慌。毫无疑问,在全球安全合作领域中,国际社会对于网络安全方面的合作已然达成共识,但国际网络安全合作尚属于新的课题,其存在的问题值得关注,应对问题的策略值得商议。
  论文从网络信息时代世界处于复杂且相互依赖状况的背景出发,围绕国际网络安全合作存在的问题与对策两条主线展开论述。国际网络安全合作是互联网时代国际合作的新领域,从现有的国际网络安全合作发展状况来看,国际网络安全合作主要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包括合作理念的差异性使国际网络安全合作的基础不稳固、利益争夺的矛盾性使国际网络安全合作的积极性不高、国家能力的不对称性使国际网络安全合作机制的缺失与失灵以及美国等发达国家推行的“网络霸权主义”构成了国际网络安全合作的重大威胁。对此,论文从主权国家、国际机制的视角重点论述了应对国际网络安全合作具体问题的策略。网络弱国应当坚决捍卫网络主权,网络强国则应承担更大的责任推进国际网络安全合作的顺利开展;由联合国出台国际网络安全合作公约,国际社会采取协调国际网络安全合作的行动,联合抵制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网络霸权行径;中国作为网络空间的后起之秀,要在国际网络安全合作中担当好“引领者”的角色。
马克思主义哲学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生态殖民主义指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或其内部利益集团通过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文化的、社会的、科技的综合手段,利用不平等、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对生态规律的掌握,抢占生态制高点,迷惑殖民对象,筑起生态壁垒,巩固生态既得利益,同时又将自身的生态危机代价转嫁给被殖民对象,并以牺牲他人生态资源为代价,攫取最大殖民利益的思想和行为的总称。
  本文从界定生态殖民主义范畴入手,分析了这个范畴的内涵所处的历史、现实场域和理论场域,对这一范畴的历史演变做了全面的梳理,并阐述了生态殖民主义在社会历史的各个领域的表现类型。生态殖民主义并没有消除旧殖民主义对被殖民者残暴掠夺的本性,依然给被殖民对象带来传统的人道主义问题或灾难,但也加强了其文化和意识形态功能,手段更加间接、合法、隐秘。生态殖民主义之所以能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并嵌入到现代生活当中,是因为生态殖民主义与旧殖民主义在殖民理念和方式上进行了调整,使其具有旧殖民主义无法具有的优越性,如生态殖民主义与现代生活的共融共通性,生态殖民主义的生态学术欺诈性、生态殖民主义的主客体模糊性、生态殖民主义的唯利是图本性、生态殖民主义的合法性和殖民间接性、生态殖民主义文化的“普世价值”性、生态殖民主义事件的宏大性,这些特征使得人们不但看不清生态殖民主义事实存在,更找不到生态殖民主义后果的责任人,因而为生态殖民主义的推行提供了极大便利。根本上说,生态殖民主义首先是资本主义制度异化的结果,其次是资本主义科技文化异化的结果,是这种异化在全球化时代的集中爆发。对这一切的进一步追朔发现,生态殖民主义本质与旧殖民主义完全一致,即资本主义全球生态剥夺性和全面侵蚀性。鉴于生态殖民主义的内涵和表现具有历史与现实相互交织的复杂特征,简单地用一种意识形态去批判是轻松的,但也是不严谨的。对于生态殖民主义的理解和判断,只有在恰当的理论视角的前提下才是可能的。生态殖民主义理论是一种从当代各种殖民主义批判理论和生态批判理论上转型而来的一种理论形态,这种理论始终保持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以及对殖民主义的批判精神。文中阐述了这种理论转型的根据,即生态尺度理论,指出生态尺度理论存在一个复杂横向构成,它包括生态政治尺度、生态经济尺度、生态军事尺度、生态文化尺度、生态法律尺度、生态科技尺度等,同时生态尺度也存在纵向分层次,即宏观和中观、微观尺度,两者构成一个生态尺度体系。各种类型的生态尺度都有其适用范围和层次,有它自身独立的价值性,但由于属于微观尺度层面,也有其局限性。本文主张生态殖民主义理论应有效吸收微观尺度的评价理论,但又要超越微观层面,提升到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政治哲学的宏观层面,即将生态殖民主义放到生态哲学、全球化、阶级斗争、社会历史规律等宏大叙事层面,才能正确认识和对待生态殖民主义。最后探讨了生态殖民主义的解决方案。东西方生态理论学界为消除生态殖民主义在理论上提出了许多构想,但这些构想的理论视角和尺度要么偏于微观层面,不是根本问题的解决办法,要么偏于抽象层面,使理论陷于空想。要消除生态殖民主义,应该从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史观出发,立足中国传统文化,意识到并深入研究生态殖民主义的阶级性和生态剥夺性。应认识到生态殖民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具有不可调和性,应发挥传统文化的生态自足性功能,利用“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机遇期,开展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球战略,以社会主义的全球化对抗并取代资本主义的殖民主义全球化,最终消除生态殖民主义。
国际政治 浙江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东非联邦计划最早由英国人在殖民时期提出和推进,旨在巩固英国在东非的殖民统治,保障白人利益最大化,但先后两次遭遇挫折,被迫搁置;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泛非主义思想和民众独立运动影响下,新独立的东非国家领导人开始尝试建立具有东非属性,代表东非人自身利益的联邦,一度签订联邦宣言,但很快再次陷入困境,举步维艰,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东非联邦的设想最终未果。本研究旨在梳理1898年至1967年间东非联邦计划的发展历程,总结该时期推进东非联邦计划所面临的困难,着重分析导致20世纪60年代东非联邦计划失败的关键原因,进而对当下东非共同体重建东非联邦的可行性作出分析,根据历史经验总结与分析,提出尝试性建议。
  本文的第一部分主要探讨英国政府主导下的东非联邦推进历程,对英国政府推进东非联邦的原因作出分析,对英国推进东非合作的历程进行梳理,剖析东非各领地对于东非联邦计划的态度。英国为最大化保障自身在东非的殖民利益,欲将东非打造为英国白人控制下的东非帝国。一战后,英国曾先后多次派出调查委员会前往东非考察组建东非联邦事宜,但均遭到东非领地的反对,委员会报告认为组建东非联邦时机尚未成熟。二战后,英国组建东非高级委员会,强化东非领地合作,再次重提东非联邦计划,但遭到东非尤其是布干达王国的强烈反抗,一度引发卡巴卡危机,被迫搁置联邦计划。本文的第二部分主要探讨东非人主导的东非联邦推进过程。在民族独立运动高涨时期,东非领地即将获得独立,以尼雷尔为首的一批东非领导人重提东非联邦计划,主张去英国化,建立东非人自己的联邦,通过次区域一体化实现泛非统一,建立非洲合众国。东非领导人借助东非和中部非洲泛非自由运动组织和东非共同事务组织两大平台,共同市场和货币联盟两大合作基础积极倡导东非联邦计划,随后签署了《东非联邦宣言》,成立工作组筹备东非联邦宪法。本文的第三部分主要探讨联邦宣言签署后,联邦计划推进过程所遇到的困难与挫折。联邦宣言签署未久,乌干达对联邦的态度由勉强支持转为保守甚至反对。乌干达认为加入联邦会进一步加剧自身在东非共同市场中的不利地位,加之以布干达卡巴卡的影响,乌干达对联邦的热情不再,乌干达在联邦宪法筹备过程中对涉及权力的一些根本问题不肯作出让步,导致工作组一度停滞,联邦宪法草案无果。坦桑尼亚退出货币联盟后,东非货币联盟随之宣告解体,组建东非联邦的重要基础不再,东非联邦无望,随后《东非合作条约》签署,东非共同体宣告成立,同时宣告了东非联邦计划的失败。然后重点探讨东非联邦计划失败的原因。东非共同市场存在的长期经济收益分配不公导致东非领导人在后期对联邦持以谨慎态度,而政治发展道路尤其是意识形态的分歧使得三国领导人在达成共同协议上越发困难。围绕联邦宪法内容产生的分歧与争议实质上也是对权力分配的争议,包括对各成员国领导人的权力分配争议,以及中央政府与成员国政府间权力配置的争议,归根到底是东非领导人和官员对权力的眷恋。而地区一体化所固有的主权问题,国际利益与区域一体化目标的冲突也是联邦计划失败的重要原因,独立后的新生国家以国家主义为指导,专注于国家建设与保障本国利益为先,区域一体化的任务相对处于次级地位。本文的第五部分主要是对早前东非联邦计划的经验进行总结,为东非共同体重建东非联邦提供启示。区域一体化过程中,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力是避不开的核心问题,无论是早期的东非联邦计划还是现在通过经济一体化实现东非联邦,都需要在利益与权力分配上达成协议,联邦才有可能实现。
国际政治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海权是指一个国家对海洋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在21世纪的大国海洋政治博弈中发挥着战略性功能。在后冷战时期,随着东亚战略地位的不断上升,东亚海权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各国纷纷调整自身的海权战略。在此背景下,美国持续强化东亚海权战略的扩张性调整,加剧了东亚海洋政治的复杂性、敏感性和脆弱性。
  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调整呈现出新取向:一是具有主动性,依据外部环境变化主动调整;二是具有扩张性,不断增加东亚的战略投入;三是具有引领性,竭力保持技术竞争优势;四是具有灵活性,对新兴大国采取既制衡又合作的复合型策略;五是具有不确定性,美国国内利益集团对东亚海权战略的博弈日益复杂难测。美国的战略调整反映了其对东亚海权的依赖度上升,同时对东亚海权战略生态的结构失衡出现了战略焦虑。
  笔者主要运用战略行为归因分析方法,解释了后冷战时期美国东亚海权战略扩张性调整的动力来源问题。本文认为,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扩张性调整是其国内外三维动力相互交织、综合作用的结果,国际权力结构、国家身份需求以及外部不确定性为自变量,以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为因变量,建立了战略行为归因分析的新框架,并提出了三个研究假设:其一,霸权国的战略调整是一种基于权力竞争压力驱动的权力护持行为;其二,霸权国的战略调整是一种基于身份需求增长驱动的利益圈地行为;其三,霸权国的战略调整是一种基于不确定性张力驱动的风险投资行为。
  第一个假设强调霸权国的对外战略行为是国际权力变迁的结果。国际权力的结构变化是影响霸权国对外战略的直接动力,霸权国对国际权力结构变动高度敏感,国际权力变化越大,霸权国的战略压力也就越大,其调整自身战略行为的动力也就越强大。在新科技革命、全球化和市场化浪潮的共同作用下,国际权力结构出现变动,全球权力中心从大西洋向太平洋方向转移,东亚成为世界权力增长最快的地区。中国和平崛起使东亚形成了经济与安全中心相脱离的双中心治理结构,中美两国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竞争日趋加剧,对东亚经济整合与安全结构具有形塑作用。在海洋政治复杂性和碎片化的影响下,东亚各国致力于加快海军现代化进程,西太平洋海权战略生态系统发生结构性变化,区域海权关系出现重构。在权力转移时期,权力结构的变迁对美国东亚的海洋霸权构成了巨大的压力,成为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的外驱动力。
  第二个假设强调霸权国的身份对其战略行为具有塑造性。身份属性影响着国家战略利益的边界划定,霸权身份需求是影响霸权国战略的内在动力,对霸权国战略行为发挥激励功能。当国家产生身份依赖时,霸权国的身份需求越强烈,战略调整的内在动力也就越强大。美国是全球海洋主导国,这种角色身份是其自身地理、历史、理论、经济以及军事等多种条件因素长期共同塑造的。冷战后美国的身份需求集中在权力需求、荣誉和威望需求、经济需求、安全需求以及意识形态需求等五个方面,并保持不断增长。身份需求的增长推动了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扩张性调整,其战略意图是在军事上确保制海权优势,控制东亚的海洋战略通道;经济上加速与东亚经济体互动,利用东亚经济增长,为美国经济发展提供动力;政治上强化与东亚盟国、伙伴国的联系,构建以美国为核心的支点网络,制衡新兴大国崛起,垄断海洋主导国地位,确保美国在东亚的海洋利益安全,其本质是继续利用有效海权,维护其全球海洋主导国的海洋霸权,实现自身身份需求的最大化。
  第三个假设强调外部不确定性对霸权国战略行为的影响。不确定性是影响霸权国战略行为的干扰性因素,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是风险,可以产生巨大的安全张力,不确定性因素越多,霸权国面临的安全张力也就越大,其战略行为调整的动力也就越强大;另一方面它也具有战略投资价值,可以产生风险投资回报,高风险高收益,因而外部不确定性对战略调整发挥一种调控功能。东亚海域长期存在不确定性,具体表现在各国海军力量竞赛、海洋资源分配、海洋领土争端、海洋划界分歧以及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等,是美国调整其东亚海权战略的干预力量。从风险角度上讲,不确定性因素极易成为东亚海洋冲突的潜在诱因,美国将面临被盟国绑架卷入东亚海洋冲突的可能。从投资价值来看,不确定性也是美国的一种战略杠杆,是美国要挟部分东亚国家的工具。美国利用东亚广泛存在的海洋不确定性,达到强化其在西太平洋的前沿存在,进而撬动东亚海权战略生态格局的战略目的。不确定性越多,美国获得合法性存在的理由也就越多;当不确定性减少时,美国会主观故意放大不确定性,借机炒作东亚海洋矛盾,以搅乱东亚海洋秩序,可以达到“火中取栗”,增加风险投资回报的目的。
  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扩张性调整既反映了美国借助海权维护海洋主导国家地位的战略意图,同时也反映出美国对新兴大国的海权崛起感到战略焦虑。对此,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调整存在着双重意涵,一方面强调以实力制衡,另一方面也保持接触与合作。为继续保持东亚海权的竞争优势,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的矛头指向新兴大国,同时不断优化海权资源配置,提升海权能力水平,强化外交策略支持,持续深度介入东亚海洋争端,意图干预东亚海洋政治,扮演东亚的离岸平衡手角色,目的是维持全球海洋主导国身份,追求美国在东亚海洋事务的话语权,保障自身的东亚海洋利益。
  中国崛起是21世纪世界政治的最重大变化,但也对自身带来了双重压力,其一是维护自身海外利益的压力增大,其二是维护海洋安全秩序的国际责任压力也在增大。面对美国的东亚海权的战略调整,作为负责任的全球新兴大国,中国应该努力保持战略定力,灵活运用战略智慧,坚守和平发展理念,坚持奋发有为原则,积极发展强大海权,加快推进海洋强国战略实施,加速海军现代化建设,坚定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构建更加平衡的新型大国海权关系,重构东亚海洋秩序,为东亚国家提供优质的国际公共产品。
中国史 四川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卫三畏是19世纪美国来华传教士之一。自1833年来华之后,他在中国生活了40余年,不仅仅是传教士、汉学家,也是一名外交官员。他的在华生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1833-1854)主要负责美国公理宗海外传道部在广州布道站的印刷与出版工作。在这期间,卫三畏参与了中美《望厦条约》(1844)与日美《神奈川条约》(1854)的翻译和谈判,积累了一定的外交经验,为之后的外交生涯奠定了基础。后一阶段(1855-1876),卫三畏担任美国驻华公使馆的翻译兼秘书,直接参与中美之间的外交事务,成为影响这一时期中美外交关系的关键人物之一。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他两次(1858、1859)随美国特命全权驻华委员赴天津、北京,并参与中美《天津条约》的谈判和签订。尽管没有得到驻华委员列威廉的支持,但在他的坚持要求之下,清政府最终同意在中美《天津条约》中加入宗教“宽容条款”。这一条款不仅使外国传教士,也使中国信徒脱离清政府的管辖,归于外国宗教团体的保护之下,从而使教会成为外国保护的‘国中之国’,对19世纪后半叶中外关系影响甚大。
  此后,美国援引最惠国待遇条款,紧随英法在北京设立了驻华公使团。卫三畏在1862-1876年间一直担任美国驻华使团的秘书兼翻译,亲自督建了驻华公使的在京住宅和秘书处,长期负责使团的翻译和秘书工作,并多次代理公使职务,累计时间超过4年,对于美国驻华使团的维持和运转都起着重要作用。
  在代理公使期间,卫三畏处理的最具代表性的事件便是白齐文一案。为了中美之间的友好关系,卫三畏主张将白齐文交予清政府审判。美国驻上海总领事西华以及大多数外国人却认为根据领事裁判权的规定,清政府无权审判白齐文,必须交由美国领事审判。不过在白齐文遇难以及卫三畏本人遭到舆论批评后,他的态度又有了较大的转变。卫三畏身兼传教士、汉学家、外交官等多重身份,这使得他对此案持持有复杂的态度。
  卫三畏的外交经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19世纪美国的在华传教士与外交官之间的密切关系。虽然他如此持久而又密切参与了这一时期的中美事务,但美国非职业的驻华外事机构和制度既给了卫三畏进入外交领域的机遇,也限制了他上升的可能,使他得以传教士的身份进入外交领域,却只能以翻译兼秘书的身份结束二十余年的外交生涯。
世界史 浙江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斯坦利·亨培克(Stanley K.Hornbeck),美国职业外交家,著名的中国通。作为美国远东政策的顾问和专家,亨培克对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对华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亨培克在中国生活近五年,密切关注中国的状况,并以此来影响美国对华政策。
  美国在1929年到1933年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确立的国际秩序也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决策者和执行者,亨培克的态度受到了其在中国的生活经历、美国的国内局势和中国形势的影响。因此在美国对华政策中,亨培克始终坚守他所认为的美国的国家利益,而且他对自己的政策建议深信不疑。这一时期,关于美国的远东政策,只有总统罗斯福和国务卿赫尔比亨培克施加了更多的影响。但不论是罗斯福还是赫尔对远东事务都没有深入了解,因此亨培克的认知和建议在对华政策形成中起了重要作用,他的政策建议多次得到总统和国务卿的认可。本文以斯坦利·亨培克为切入点,通过论述他担任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时的对华思想与实践,研究他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从亨培克的思想和行为透视30-40年代上半期美国对华政策乃至美国远东政策的方向。
  满洲危机爆发后,亨培克作为远东司司长,他的态度犹豫不定。亨培克分析了事变的原因,从提出的解决方案中可以看出,亨培克始终坚守门户开放政策,不主张美国进行单边行动,但也反对美国参与国联讨论危机以及与其他大国的联合行动。随后亨培克倡导无所作为的政策,并且重新定义了史汀生的不承认政策。之后他重提经济制裁,建议美国筹备海军,并希望美国改善与苏联的关系。正是由于美国这种无所作为的态度,助长了日本无所顾忌的侵略心态。
  《塘沽协定》签订之后,中日处于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这段时期亨培克逐渐脱离了他坚守的门户开放政策。虽然亨培克相信,从长远利益考虑,一个强大而独立的中国将能更好地为美国的利益服务,但是他仍然反对美国从政治上或经济上给予中国援助。因为他担心这种做法可能招致日本的敌对,从而导致美日之间的战争。所以,亨培克不再坚持理想化的门户开放政策,并提倡对日实行睦邻友好的政策。亨培克给美国政府决策者提供的建议是:一方面抛弃无所作为的政策,另一方面,对日本侵略中国问题采取消极态度。亨培克相信,一个国家可以表现出一种“不赞成的默许”,同时也应当准备好“大棒”,并希望从长远来看中日关系会有所改善。
  七七事变后,面对中国的求援,美国政府也只是给予道义上的援助。为了避免美国承担与日本发生冲突的风险,亨培克采取了观望的态度,建议从道义上呼吁中日停战,拒绝联合调解,倡导美国保持行动独立,这些绥靖政策助长了日本肆无忌惮的侵略气焰。随着战事扩大,亨培克逐渐认识到援助中国的重要性,倡导温和的政策,主张全面保护在华的美国公民,反对采用中立法。之后,亨培克的态度发生转变,由考虑建设性的和平方案转移到提出全面制裁措施,还建议考虑对日本实施禁运。二战愈演愈烈,国际局势也越来越复杂,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安全,亨培克在与总统罗斯福、驻日大使格鲁的博弈中,开始寻求积极的远东政策。这一时期亨培克的态度与之前形成鲜明对比,这一转变对国际局势的发展至关重要。
  纵观各个时期亨培克对华政策的态度:满洲危机爆发时,亨培克犹豫不决;七七事变爆发初期,亨培克的态度回归现实,反对美国援助中国,奉行不干涉的政策;随着战事扩大,国际形势告急,亨培克认识到援助中国的重要性,倡导加强海军力量;当亨培克意识到战争无法避免时,他开始转向中国,建议美国改善与苏联的关系,从而利用中国和苏联牵制日本。然而这已经太迟了,珍珠港事件的爆发标志着长期以来亨培克政策的失败,同时也预示着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
  因此,纵观1931-1941年这十年期间,从亨培克对中国思想认识的变化以及对中美关系所做的努力,可以看出他在美国对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力。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河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习近平主席十八大以来治国理念的重要来源之一。习近平多次强调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历史影响和重要意义,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要以其文化兴盛作为支撑的。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也就不会有中国梦的实现。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全球化思维也逐渐地成为衡量当今世界各国政策成熟与否的一个重要参数。随着文化外交在国际竞争与合作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开展对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外交的研究成为一个亟待拓展的新的学术课题。中华民族正处在实现全面复兴的紧要时刻,如何通过开展文化外交来反制西方国家的无端攻击,以及如何充分利用文化外交来建构一个诚实、守信和负责的大国形象,以服务于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需要,已经成为我们应高度关注的问题。因此,开展在全球化背景下对中国文化外交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拟从全球化的背景出发,从全球化思维和中国具体的实际情况与实践入手,探讨习近平主席的中国文化外交思想,分析习近平主席十八大以来的文化外交实践,力求对中国的文化外交加以理论研究和实践探讨,用以阐述习近平文化外交的思想。
  本文前言对选题研究的意义、学术研究现状以及学术研究方法做了简要的说明,而后分五大部分展开论述。
  第一部分为文化外交理论基础,主要分析了文化外交的含义及其作用。了解和认识文化外交是论述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文化外交的前提。这一部分首先阐明了文化这一概念,在此基础上论述了文化外交的含义及其形式。其次,论述了文化外交其具有政治外交、经济外交和军事外交等外交手段所不具有的独特价值。这一部分主要是理论性的论述分析。
  第二部分为习近平文化外交背景及其内涵研究,主要探讨了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加强文化外交的必要性和有利条件。一方面,我国政治上面临着来自文化冲突和文化霸权的巨大压力,新世纪要塑造和平的国际形象,实现和平发展和维护祖国的统一,这些都要求我国必须积极加强文化外交;另一方面,中国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以及不断增强的国家力量,为我国开展文化外交提供了有力的条件。同时在这一部分对习近平主席文化外交的内涵、主要理念、主要原则和重点都做了阐述。
  第三、四部分为习近平文化外交的实践分析和理性思辨,结合习近平主席的文化外交实践阐述中国文化外交的成就,并对中国文化外交存在的不足进行了反思。一方面,文化外交促进了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维护了我国的国家统一与安全,为对外关系的开展营造了良好的氛围,也有利地驳斥了“中国威胁论”等反华宣传,塑造了我国的良好形象,而且催生了习近平时期文化外交新思维;另一方面,我国文化外交对软权力资源的挖掘和创新尚且不够,在具体的运作方式上也存在着一些缺陷,需要进一步去完善我国的文化外交。习近平主席要求我们对外传播中华民族文化,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保持对中国自身文化的自信,这样才能讲好中国故事,进而提升我国的国际话语权,使我国更加深层次参与国际事务。
  第五部分为结论,为了进一步开展和加强文化外交,习近平主席从外交的角度建立和塑造我国的民族文化,扩大我国文化外交的软权力资源;进一步加大了文化外交力度,增强我国文化软权力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不断开拓对外文化交流的新领域、新渠道和新形式,积极倡导多层次的文化外交;指出要注重借鉴和创新,加强我国文化外交理论的研究;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从而有力地引导国际舆论朝向我们的导向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维护世界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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