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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邵德沛
中国近现代史 扬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徐州建省”始于清末,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都尝试进行省制改革,其中大都主张在徐州建立一省。尤其是淮海经济区成立以后,徐州的地位日益重要,要求徐州建省的声音再次出现,因此有必要对徐州建省的历史渊源进行梳理。
  本文主要分析各个历史时期的关于徐州建省的方案,以档案与报刊为主,进行对比分析,归纳徐州建省的原因与影响以及各方案的相同以及不同之处。内容主要分为第一章徐州建省的源起,第二章张謇与“江淮省”,第三章江北分省运动,第四章民国省制改革中的徐州建省,第五章特殊的历史产物:“伪淮海省”以及第六章各建省方案对比,通过对过程与原因的分析,探讨所给予的历史启示。
  徐州建省的倡导者有政治家如张謇,地方士绅如张世毅,学者如张其昀、傅角今、胡焕庸等,其主张在徐州建省的主要原因有:原省制规划不合理;徐州为战略要地,交通枢纽与能源基地;四省交界,匪患严重;与江南地形、文化、风俗不同。而且徐州自身的经济发展也是徐州建省的重要推动力,徐州由边缘之地逐渐成长为区域之中心,具备成为省会的条件。省制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要综合多种因素进行权衡,而稳定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强力的中央政府、科学全面的规划是必备条件,但是近代的中国政局动荡,中央与地方矛盾重重,不可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省制改革,这就决定了徐州建省不可能成功。
[硕士论文] 苏日朦
中国史 内蒙古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清末“新政”时期察哈尔旗群的全面开垦以及接踵而来的清朝覆灭,使得察哈尔社会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动时期。民国建立以后,中央政府承袭前清开垦政策,在察哈尔进行了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的开荒,并在察哈尔旗群界内广设县治,使得察哈尔旗群行政区划发生了很大变化。此后,经过国民政府、日伪“蒙疆政府”时期,察哈尔旗群区划一直处于不断的变化当中,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早期为止(1958年)。本文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求利用多文种史料,以民国政府对察哈尔旗群实施的垦殖政策为切入点,探讨近代以来察哈尔地区政区划变革的历史过程。
  全文由序言、正文、结语、附录等四个部分组成。序言由本文选题缘起及研究价值、前人研究成果、所利用的史料等内容组成。正文由三章组成:第一章主要对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察哈尔特别区域的建立、以及北京政府对察哈尔的开垦预备工作、土地清丈、承领地亩章程、开垦概况、设治过程等进行了分析和研究。第二章对国民政府对察哈尔的改省、设县以及察哈尔右翼四旗迁移牧地案等问题进行了讨论。第三章对日本侵略势力开始渗入内蒙古西部,“察哈尔盟”的成立,察哈尔右翼四旗的隶属问题以及不同时期“蒙疆”政权之下的察哈尔盟行政区划进行了梳理。结语部分简要地总结了全文的内容。附录部分由参考文献以及相关地图资料组成。
[硕士论文] 张瀚巍
中国近现代史 扬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民国时期的土匪是中国近代社会变迁所造成的畸形产物,土匪的大量滋生加剧了社会危机,洪泽湖地区是一个长期受到土匪毒害的传统“匪患区”,洪泽湖土匪活动可谓古已有之,于清末民国时期为烈。民国时期,自然灾害连年暴发,加上军阀混战,社会动荡不安,大批人民背井离乡,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人以辽阔的洪泽湖沿湖滩涂上一望无际的芦苇地为天然屏障,走上了拉帮结社、打家劫舍的土匪生活。民国时期洪泽湖历届政府采取了剿抚兼施的措施来治理土匪,但都未能从根本上消除匪患。此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采取灵活多变的策略,通过收编改造、武力剿灭、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战略战术,基本上解决了洪泽湖周边的匪患问题,新中国成立后铲除了滋生土匪的社会基础,彻底解决了危害多年的匪患问题。
  本文重点介绍了民国时期洪泽湖土匪产生、发展、演变和消亡的历史,对土匪分布概况、滋生原因、行为特征作了初步分析。本文分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正文共四章。第一章主要介绍了了洪泽湖地区土匪的概况,简单勾勒出土匪的分布情况。第二章主要分析了民国时期洪泽湖土匪的成因,包括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乡村危机和政治危机。第三章论述洪泽湖地区土匪的行为特征,包括土匪的个性特征及类别、生存手段及危害、组织结构与规条、日常生活与习俗。第四章主要介绍了民国时期历届政府对洪泽湖地区土匪的治理措施和中国共产党对该地区土匪的肃清。
[硕士论文] 许倩
中国古典文献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费县地处山东东南部,历史悠久。上古系少皞属地,唐、虞、夏、商时代,费地均属徐州之域。春秋时称费邑,战国时称费国。秦朝费为薛郡地。从汉朝至民国,属地与范围几经更迭。至1956年,费县境域始成现状。本文着录的为1949年之前的费县着述。
  通过费县地方志可以考察费地自古以来的着述文献、学术源流以及文化发展情况,保存费地故实。费县自建县始,地方志多经续补,今存者有:清康熙二十八年刻《费县志》十卷,清费学勤纂修,陈介吉辑;康熙三十九年刻《费县志》八卷,仅存两卷,清朱约纂修;清光绪二十二年刻《费县志》十六卷首一卷,清李敬修修,范鸿林纂;光绪二十二年刻二十五年增修《费县志》十六卷首一卷,清李敬修修,范鸿林纂,谢曦增修。但是历代修志,皆为诗文篇目的汇编,并非专录着作目录。
  是编广为搜辑费县着述共计一百零二种。其中经部着作共十种包括易类、书类、诗类、春秋类、群经总义类。其中文学成就突出者为明代高晙、清代李景星、郭翘楚,而李景星一人着作已经达到二十八种,经史子集各有书目,为费县着述最显者;史部着作共计三十三种,包括编年类、杂史类、传记类、家谱类、史钞类、地理类、地方志类、政书类、金石类、史评类。其中以地方志的编纂成就最为突出;子部着作十九种,儒家类、道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杂家类、小说类;集部着述共三十九种,包括别集类、总集类、诗文评类、词曲类,其中别集类占到二十四种;丛书部一种。
  是编共包括四部分:第一部分为费县的历史与文化,包括费县的历史沿革、学宫书院与义学、山川、古城与名人故里、世家大族与文化人物,由此可知费县之历史文化与地理概况;第二部分为费县艺文志,收录费县人着述;第三部分为费县职官存,收录入本邑为官且政绩或文学成就显着者;第四部分费县金石碑刻记,存费县当地金石、摩崖、经幢等。
[硕士论文] 毕立红
中国古典文献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莱芜地处鲁中,历史上为齐、鲁两国的交界处。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莱芜名人辈出,着述颇多,但散佚严重。历史上的文化繁荣,如今只能从地方志中窥见一二。最早的《莱芜县志》创修於宋代钟离修,已经亡佚。现存最早的县志是明嘉靖《莱芜县志》,在《文章志》中保留了一些碑文,并未记载着述,甚至连明以前的人物传记都很稀少。民国时期修的《莱芜县志》和《续修莱芜县志》将《艺文志》和《金石志》单列出来。《续修莱芜县志》较为完备,共有着述68种。碑刻则在历代县志中着录各有差异。本文拟在此基础上,查阅《山东通志》、《济南府志》、《泰安府志》及其他资料,为莱芜撰写地方文献目录,并将历代碑刻作系统地梳理。
  本文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莱芜的历史与文化。主要介绍莱芜的历史沿革、乡土文化,古迹名胜、科举学校、历史文化人物以及编纂的起源与凡例。乡土文化主要包括莱芜的方言、礼俗和文化遗产。古迹与名胜则侧重於历史址迹和山水。历史文化人物分为忠臣名宦、文化家族和藏书家三类。第二部分为《莱芜艺文志》。因明以前的着述已芜从考证,共收录莱芜人从明代到民国时期的着述共129种。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着录,四部之下不再细分小类。书名之下辑录着者传记和着述序跋。第三部分为莱芜的碑刻,共收录唐代至民国的碑刻121种,按年代顺序排列。附录部分为所辑《亓诗教诗文集》。亓诗教为明代莱芜文化史上第一人,但其着作已经亡佚,仅有少数散篇行世,故辑录於此。
[硕士论文] 李贤美
世界史 延边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近代中日“不在地主”阶层的构成成分十分复杂。按其形成途径分析,两国“不在地主”包括:一般地主移居城镇转变而成的“不在地主”;农村地主得到他村土地转变而成的“不在地主”;城市工商业者购买农村土地转变而成的“不在地主”。其中,一般地主移居城镇者既有受城镇的物质享受吸引而移居者,也有地主投资工商业,随着工商业在其产业中所占的比重日益加重而移居城镇者。在两国“不在地主”阶层当中,城市工商业者购买土地转变而成的“不在地主”和一般地主投资城市工商业转变而成的“不在地主”是最具影响力的重要构成部分。近代中日“不在地主”阶层的形成过程、主要活动、社会影响都表现出相似点和不同点。二者的形成过程的相似点表现为:它们产生于相似的经济背景下,并受到传统观念和重商主义思潮的影响;不同点主要表现为二者形成的主要原因不同。中国“不在地主”阶层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受到动荡的政治局势的影响;日本“不在地主”阶层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地主阶层的投资意向受到明治政府的政策影响而转向工商业。近代中日“不在地主”阶层的主要活动也有着异同点。二者的经济活动相似,但社会活动却大有不同。中国“不在地主”不仅对农村社会做出一系列的经济投资,还出资支持其公共事业;而日本“不在地主”却对农村社会的经济发展乃至公共事业鲜少做出投资。近代中日“不在地主”阶层的社会影响也有着明显的异同点。二者都推动了各自国家的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并使两国农村社会的权力构成发生变化。但二者对农村社会的投资力度的不同,使他们对各自的农村社会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中国“不在地主”对农村社会的积极投资,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农村社会的良性发展;而日本“不在地主”鲜少对农村社会做出投资,因而也未对农村社会的发展起到明显的积极作用。
[硕士论文] 穆溯
中国史;专门史 南京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宣歙镇地处长江以南的安徽南部,是唐代中后期东南型藩镇之一,是唐中央政府的重要税源地之一。在安史之乱前,宣歙镇是粮产自给自足,经济多重发展的富裕之地。在安史之乱后,北方大量民众迁此,人口激增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更有利于宣歙镇的商业、手工业的发展。同时为了更好地控制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唐政府在乾元元年设置了宣歙观察使,设立之初,时而撤销,时而设立,行政区域也在扩大。本文研究的宣歙镇,是乾元元年宣歙镇设立观察使开始,包括宣州、歙州、池州的区域,主要论述该地区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
  本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唐代宣歙镇目前研究现状做总结说明,说明选择该题目的原因、意义和研究方法等,全面的了解宣歙镇的概况。第二部分是对宣歙镇地理环境以及历史沿革的描述,为宣歙镇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研究奠定基础。
  第三部分是对宣歙镇政治军事的研究,从宣歙镇的设立以及区域范围的变化,最高长官的任职变化,了解中央政府对宣歙镇的重视程度。从整体上看,宣歙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完全受中央政府掌控的,即使后期出现跋扈的靠武力上位的节度使,也是需要中央政府任命及上贡中央政府的。宣歙镇有一定的军事实力,很多时候成为平定周边方镇内乱的机动部队,成为唐中央维护东南藩镇的重要工具。
  第四部分是对宣歙镇经济发展的研究,宣歙镇是供奉中央政府的大镇之一,虽然其辖区狭小,但其经济的富庶地位不容小觑。北方战乱环境下,宣歙镇占据和平环境及地理交通优势,发展农业、手工业、商业,成为南方商业交易的重要场所。宣歙镇内根据各地经济优势,发展多元化经济,使得境内经济发展平衡,为后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五部分是对宣歙镇文化的研究,宣歙镇的长官多是文人出身,很多北方才子来此避难,也入幕府中为幕僚,很多是通过地方上的幕僚历练后入主中央。通过研究宣歙籍的文学家及在宣歙镇留居的文学家的成就,展现出宣歙镇在唐中后期文化繁荣的景象。
[硕士论文] 苑雪燕
中国史 河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从北洋时期天津社会治理的角度对杨以德进行研究,把个人的历史活动放到宏观历史背景之下进行考察,对研究北洋时期地方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深化杨以德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除租借地区外,天津是中国最早设立近代警察制度的地区。在天津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作为警察厅长的杨以德积极推进天津警政建设,使警察厅的工作日益规范化。杨以德革除社会陋俗,改良社会风气的措施,在天津城市向近代化转变的进程中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天津1917年发生水灾,灾情十分严重。稳定灾民情绪,做好善后处理工作,对社会稳定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杨以德指导灾后救援工作的开展,成立天津水灾急赈会,倡导以工代赈。一方面保障灾后的社会稳定,另一方面对此后天津的慈善事业的发展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警察是社会治理的骨干力量,同时又是政府进行社会控制的有力工具。杨以德在天津五四运动和唐山工人罢工运动中,积极执行指令,镇压学生和工人运动,在一系列事件发生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社会角色,至今仍为后人贬斥。本文通过对北洋时期天津社会治理情况以及警察与民众社会互动关系的考察,来透析杨以德的功过是非。
[硕士论文] 周斌
中国史 郑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两汉期间,南中地区出现了大姓。《华阳国志》专章《南中志》介绍了南中地区从上古到晋朝之间南中地区的历史。南中地区的大姓,是内地移民①及后裔与南中地区地方势力相互融合而形成的地方豪族,是自战国、秦汉以降不断进入南中地区的官吏、商人和移民中分化出来的统治阶级。它的形成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并非只是汉朝移民的结果。而内地向南中地区移民,早在战国时期便已开始,楚国庄蹻入滇,在滇称王,进行经营,后来滇国成为南中地区经济、文化较发达地区。秦始皇时期,修五尺道,在属国置吏,影响达到滇池地区。西汉武帝时期,在寻找蜀身毒道的过程中,可知内地与南中地区的民间通道早已开通,已有稳定且持续已久的贸易往来。汉武帝在已有民间通道的基础上开通了西南夷道,并在南中地区设置了初郡,使内地与南中地区联系加强。东汉时期,在西汉郡县的基础上,新设永昌郡,加强对南中地区的统治。西汉末年至东汉初年期间,牂牁郡已经出现了大姓。蜀汉时期,诸葛亮的南中政策,将原有的南中五郡调整为七郡,同时对南中夷帅、大姓进行区别对待,恩威并施,是对前代“羁縻政策”的继承和发展,在此基础上也有新的大姓产生。战国至蜀汉时期,内地移民逐渐大量进入,带来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在加强与少数民族融合的基础上,对南中地区的开发产生了深远影响。
[硕士论文] 相志刚
中国古代史 广西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新县增置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显著表现,通过研究县的新置,可以进一步分析清代地方管理、经济开发与地理环境等诸多微观层面的复杂变化,并可由此探讨行政区划调整与朝廷地方控制之间的互动关系。苏北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海盐产地之一,盐业生产对沿海地理环境要求很高。宋代黄河夺淮入海使苏北地理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海势东迁现象开始出现,至清代前中期,海势东迁速度明显加快,沿海泥沙不断淤积,苏北疆域不断扩大,尤以泰州为最。
  伴随着海势东迁,泰州境内的盐场(主要分布在范公堤以东一线)通过“移亭就卤”获得了可持续发展,并在清代乾隆年间达到鼎盛。伴随着盐业的兴盛,盐场词讼问题也随之增加,再加上疆域的扩大、盐场的东移使得泰州衙署不断远离盐场,无形之中增加了知州施政的难度,逐渐失去对滨海地区的有效管控。虽然清廷通过添设水利同知与增加盐场大使处理盐场词讼的权力来分担泰州知州的政务压力,但是同知和盐场大使不是“正印之官”,无权处理命、盗重案,因此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泰州境内词讼繁多的问题。而此时,滨海盐场地区矛盾不断激化,民众纷纷要求设县。东台置县时机逐渐成熟。乾隆四年(1739)至乾隆三十一年(1766),扬州知府、东台水利同知、泰州知州先后以“词讼繁多、地广难治”为由向江苏布政使司题请分县,但均无结果。乾隆二十九年(1764),高晋就任两江总督,就任三年内先后发生“苏州府同知段成功亏空一案”和“叫魂剪辫案”,高晋因办案不力被乾隆皇帝传旨申饬,并多次批评江苏吏治废弛已久,要求高晋严加整顿。在朝廷整顿江苏吏治的要求下,高晋于乾隆三十二年七月向乾隆帝上了《奏为繁剧要区泰州恳请添设县治以资分理折》题请泰州分县,很快便得到乾隆皇帝的批准。
  乾隆三十三年(1768),东台正式置县。置县政策下达后,东台与泰州还要面临着划分疆域、钱粮、户口等分县事务。在此过程中,泰州处于主导地位,完全控制着分县事宜的走向。东台则在与泰州多次交涉、博弈之下才完成分县,以致分县过程长达数年之久。此外,置县命令下达后,朝廷还要进一步决定东台知县的人选,完善佐贰杂役人员的配置,以及建设县衙等相关机构。在此过程中,两江总督题请东台知县人选,交由皇帝以及吏部来决定,又表现了清代在人事制度以及相关条令的运作,呈现了清代特有的督抚与中央的关系,督抚与地方的关系。又体现了清代在建立新县的过程中力求因地制宜,以达到用最少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实现控制得宜的效果。
  东台置县解决了泰州“地广难治、诉讼繁多”的问题,滨海盐场得到控制。但随之,又产生了新的问题,这将继续困扰着新县的发展。整体来看,东台置县看似简单,实则置立过程相当复杂。
  本文试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东台置县的原因以及建县的整个过程进行分析,理清其与泰州之间的关系、建县过程的相关利益方、以及建县后所产生的一些问题。
[硕士论文] 欧佩芝
中国古代文学 重庆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乾隆、同治与民国《巴县志》中,记载了丰富的民俗事象与信仰内容,通过梳理和分析,不仅可以呈现巴县民间信仰的具体形态,也能为进一步探究巴蜀民间文化及信仰内涵提供基础性的文献材料。
  本文在巴蜀地区巫傩传统背景下,以《巴县志》中的疆域、建置、风土或礼俗等卷文为基础,将其中内含民间信仰的内容分成古礼、节庆与地方神灵崇拜三个部分。第一是古礼中的信仰,此部分重点阐释冠礼中的簪花礼,婚礼中的奠雁礼和反马礼,育俗中的祈子和保育,以及葬礼中的事魂帛和事题主;考其流变更演,突出其包含的巴县地方特色。第二是节庆中的信仰,此部分从巴县岁时民俗中选取七个较为典型的节日加以探讨,分别为立春、元旦出方、上元请紫姑、浴佛节嫁毛虫、七夕乞巧、十月朔牛王节以及小年祀灶;考其民俗形态,分析其中的神灵崇拜现象。第三是地方神崇拜,此部分以巴县境内较为盛名的五种神灵崇拜为探究对象,即巴蔓子信仰、川主信仰、坛神信仰、五猖信仰以及土地神信仰,分析这五种民间信仰在巴县的信仰形态,并适当扩展到整个巴蜀地区以观察其信仰的发展与流变。每一部分内容的研究,注重材料的广度、可靠、真实与权威性,且旨在为更好诠释巴县民间信仰的特征而服务,对于学界已经全面探讨或仍然聚讼无果的学术问题,如不涉及核心内容,便不作过多阐述与追究。
  通过本文的研究发现,巴县民间信仰具有五大主要特征:一则部分信仰之间在一定程度上高度关联,这种关联的产生与文化心理的传承、信仰主体的认知以及民俗事象本身特点有关,也正是信仰之间这种关联的方式使得巴县民间信仰呈现出整体性的特征。二则巴县民间信仰的非制度化,也即民间信仰保留了大量原始性特征。三则巴县民间信仰受佛、道影响广泛而深刻。四则巴县民间信仰与境内及周边少数民族信仰息息相关。五则巴县正祀、淫祀众多,可谓平分秋色。以上五个特征共同表征了巴县民间信仰的开放性与局限性。
[硕士论文] 厍庆国
中国古代史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衡阳历史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文明始祖炎黄二帝,与衡湘大地有着不解之缘。相传炎帝和黄帝衡湘大地上留下拓荒文明的足迹,耒山脚下,炎帝发明耒耜,改变了当地刀耕火种的农耕方式,是原始农耕文明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炎帝死后葬于靈县(今炎陵县)。舜帝南巡衡湘,死后葬于零陵。还有大禹治水的丰功伟业铭刻成衡岳的禹碑。这一切都彰显了衡阳历史文化的久远与厚重。衡阳自古为三苗、越人之地,透过大量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的发掘和文献资料的记载,可以管窥到生活在衡阳大地上先民的生活状况。此时,境内的先民已经摆脱茹毛饮血、兽皮裹身的原始生活,原始农业已出现。夏商周三代时期,境内三苗族和古越人逐渐融合。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农业、畜牧业发展迅速,创造了灿烂辉煌的青铜文明。春秋战围之际,楚国崛起,不断进行扩张,衡湘遂入楚国版图。
  秦汉时期,衡阳地处南北交通要道,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秦始皇征南岭,汉武帝平南越,都是出兵衡阳。尤其是灵渠的开凿,使得湘江上游的潇水与珠江水系的北江支流连通,从而使中原地区与岭南联结成一片,而衡阳恰恰处于南北交通的节点,成为一个中转站。此后衡阳,一直作为军事重镇。衡阳境内逐渐建立起婚丧嫁娶之礼仪。隋唐时期,衡阳境内生产力都有了较大发展。城池林立,商旅辐辏。更为重要的是佛道相融的宗教文化兴起,南岳山中,道观林立,佛寺遍布,为衡阳历史文化增添了一道耀眼的光环。宋元明清时期,儒学的发展迎来了革命的崭新气象。宋代是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一个至关重要时期,新儒学—理学诞生。儒学的复兴促进了书院的兴盛,衡阳的书院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道醒目的景观。曾国藩称“天下之书院,楚为盛,楚之书院,衡为盛。”这并不是溢美之词。衡阳境内书院林立,讲学与研究并重,一代代理学大师、心学大师在此耕耘,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书院成为儒学的变革重地,而儒学的复兴进一步促进书院的兴盛。衡阳历史文化久远与厚重,名人辈出,是中华文明历史星空中的一颗耀眼的明星。
[硕士论文] 吴康林
中国史 安徽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1800-1949年安徽频发各种自然灾害,地震灾害也进入了相对活跃期,这给当时安徽民众造成了较为严重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同时也深刻影响着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加之地震预报和控制仍是当今世界性的科学难题之一。因此,我们很有必要从历史地震史料中找出安徽地震的特点和规律,分析安徽地震频发的诸多因素和原因,以及总结安徽民众成功的抗震防震经验,从而为当今安徽乃至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经济文化协同发展服务。
  第一部分主要论述了安徽地理环境对安徽地震的影响,同时简要的概括了1800-1949年安徽地震的有关灾情,并从传统与现代两个视角分析了安徽地震发生的原因。第二部分是在前期梳理的1800-1949年安徽地震史料长编的基础上,分析150年内安徽地震的时间、空间以及纵横向比较特点,进而得出安徽地震的一些特点和规律。第三部分论述的是安徽地震造成的影响,主要从经济和社会两个角度加以阐述。
  第四部分是全文的重点,主要从多角度分析了安徽地震的救济工作和防震减震工作。从安徽地震的救济工作来看:阐述了传统和现代救灾机制的不同,清朝中晚期是传统救灾机制的式微期,救灾缺乏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民国时期现代救灾机制面临多重困境,政府救灾困难重重,民间救灾力量逐渐兴起。从安徽防震减震工作看:处于转型期的安徽更加注重地质地震的研究、地震观测仪器的运用、地震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地震人才的选拔,同时更加关注现实,以提高建筑物抗震标准为首要责任,诸多的努力提高了安徽地震的抗震防震水平。
[硕士论文] 赵盛超
中国史;中国近现代史 天津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新疆是中国西部门户。1865年,阿古柏入侵新疆,新疆局势日益恶化,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陕甘总督率军西征。光绪年间,天津杨柳青商人发起为清政府收复新疆提供后勤保障服务的商贸活动,史称“赶大营”。1884年新疆建省后,杨柳青商人大多成了坐商,开展各种商业经营活动,在新疆形成了以“津帮八大家”为主的津帮商号。杨柳青商人遍及天山南北,尤其在北疆城镇中较为集中,北疆商业的发展随即进入了一个鼎盛时期。
  北疆迪化、伊犁、古城子三城,是杨柳青商人聚集的中心。民国时期古城商业昌盛,驼道兴旺,迪化商业发达,商铺林立,这离不开杨柳青商人的经营。内地商品与北疆的特产进行交换,密切了北疆与内地的经济贸易,促进了北疆近代商业和城镇的快速发展。“百艺进疆”为新疆带来了天津特点的生活方式、节日习俗、戏曲游艺等文化,丰富了边疆民族的精神生活,加强了天津和新疆各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
  天津杨柳青商人的“赶大营”商贸活动,从光绪初年到抗日战争爆发,持续了60余年,在新疆商业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促进了边疆近代城镇化,为北疆近代商业发展做了出了历史性贡献。
[硕士论文] 顾胜楠
专门史 浙江工商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中国茶馆的出现和流行,经历千年嬗变,虽有跌宕起伏,却也多姿多彩。东晋老妪,上街卖茶粥;唐人封演,首先记录下“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两宋茶肆林立,陈设精心雅致,奇茶异汤,光辉满座;明清两代,茶馆融于市井,世象百态,尽显其中……茶馆源于人们的生产生活需要,和社会经济文化有诸多联系,发挥自身基本价值的同时,能够在变换的环境下积极调整适应,不仅为生存发展找到新的出路,更是逐步沉淀出深厚的茶馆文化。
  杭州茶馆极具江南特色,在历史演变中和城市发展融为一体。在对杭州茶馆的主要类型、数量规模、分布范围情况的分析和数据比较基础上,突出其明显的时代和地区性特点。通过翻阅浙江省和杭州市档案馆的资料,尽可能细致地展现1927-1949年期间茶馆参与城市人们生活的一些真实场景,并结合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的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探讨杭州茶馆与人们日常休闲、与社会经济、与政治发生的关系,从而揭示国家政治和社会变迁对城市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影响,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日常文化、小商业、公共政治的相互作用。
  研究成果包括:充分利用现存的史料,比较完整地呈现出当时杭州茶馆的发展情况,并对茶馆经理和茶客进行分析,勾勒出人们使用和享受茶馆生活的场景;将茶馆具体的财务开支和资金状况纳入考察范围,以此来反映茶馆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通过诸多发生在茶馆的案例事实以及一些相关政策,来体现茶馆中的政治内容。
[硕士论文] 黄煌
中国政治史 贵州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由于一些特殊的因素地处贵州西北的几个县市,匪患一直都极其严重。面对这个问题,民国时期的历届政府都采取了镇压措施,但在耗费了许多兵力、财力后,匪患始终不能根治。
  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政权预感在大陆的统治即将崩溃,蒋介石在离开大陆之前布置好了继续与共产党斗争,开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制定“应变计划”,贯彻“总体战方案”,成立“贵州绥靖公署”,“统一领导反共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这样,黔西北地区的剿匪斗争实质是中国共产党将国民党残余势力肃清的斗争,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领导广大人民巩固新生人民政权、保卫胜利成果的斗争。
  由此可见,建国初期黔西北地区的土匪构成主要是三种:政治性土匪,地方豪绅、恶霸等实力派所掌握的土匪武装和惯匪。
  为了根除匪患,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黔西北地区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统一部署和中央西南局的领导下,在地方各级党、政机关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配合下,在友邻军区部队的有力协同下,进行了一场大规模剿匪斗争。
  剿匪斗争前后经历了近8年的时间,终于把盘踞在黔西北地区的匪患问题彻底解决。长期困扰百姓的匪患问题得到根治,为经济和生产的恢复,人民的安定生活,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顺利进行铺平了道路。
  中国共产党在剿匪斗争初期所走的弯路,在剿匪斗争中形成的正确方针政策都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借鉴;解放军在剿匪斗争中形成的不畏艰险、吃苦耐劳等精神品质为我们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构建提供了光辉榜样。
[硕士论文] 张少娜
中国史 河南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对明代河南驿传役进行了研究。在明代时,较之其他形式的劳役,驿传役是封建政府征发在里甲之上的一种较为特殊的劳役,兼具力与财的双重重负。明代驿传夫不仅要亲身应役,且要自行筹措服役过程中所需的各项资金,随着明代社会的继续深入发展,驿传的服务范围以及经费所需呈渐趋扩大的态势,构成了明代里甲负担的主要形式之一。明代驿传系统主要由三大部分组成,即水马驿、递运所、急递铺。明时河南地处九州之中,河南驿传是整个国家交通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特殊性使得明代河南驿传役在最初时便被打上了繁重的标签,再加之封建国家驿传服务范围的进一步扩大,以及河南驿传运作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河南便成为“西北困于役”的代表性省份之一。嘉靖年间,结合着明代驿传运作过程中相继而出的诸问题,以及河南部分地方出现的折银募役这一趋势,河南部分地方官员开始沿着这一趋势着手对河南的驿传役进行整顿与改革。万历年间,张居正入阁,全国范围内的驿传役整顿揭开序幕。由此河南的驿传役编佥形式经历了由亲身应役到纳银募役的变化,这是中国封建国家转型在河南地方社会的表现形式之一。明代河南驿传役的改革并非是一蹴而就的,在推进过程中,有急有缓、有深有浅、有进有退。概而述之,这一方面是因为国家政策在制定时便缺乏科学性以及针对性,另一方面也离不开政策实施的客观环境以及河南地方官员推行新政策的力度。明代河南政府在国家指引下实施的自上而下的驿传役改革,改变了河南地方上驿传役的应役方式,但无论是在改革之前还是改革之后,河南驿传役重以及驿传役本身的性质并未发生质的变化,驿传役重依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对明代河南的影响颇为深刻,主要表现为明代河南农业经济生活遭到破坏、载籍人口减少、里甲财政负担加重等。
[硕士论文] 余盛珍
科学技术史 华南农业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农业合作化运动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对农村进行的一次经济体制变革,它不仅完成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转变分散的个体经济为土地、劳力集中分配的集体经济;同时也对农村社会的政治、基层组织等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潮汕地区是我国著名的侨乡,同时也是广东的粮食高产区,该区域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展较早且具有典型性,可以看作是广东合作化运动的缩影。以往对于区域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考察多是从政策史或者是社会史的角度出发,从国家、农村、农民的互动进行讨论的不多。本文除梳理潮汕地区的农业合作化发展历程外,还要从农民家庭收入、农民的心态如退社等行为进行全方位的探索,将区域研究与宏观背景相联结,使整体与个案分析相结合,全面而详尽的再现潮汕地区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真实场景。不仅要密切注意党和政府在特定情况下所推行的方针、政策,也要深度剖析这些政策的具体实践情况及对乡村社会的影响。
  本文正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是分析农业合作化运动前潮汕地区的农村社会背景,即包括土地改革后的地权关系、农民的生产生活水平以及思想动态、华侨相关事宜,并试图从这几个方面来解释农民走上互助合作道路的原因。
  第二部分主要是将潮汕地区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进行系统地梳理,具体的论述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三个不同阶段的发展情况,将其发展进程脉络清晰地展示出来。
  第三部分主要针对这场运动中农民“闹退社”行为进行分析,深层次对农民退社的原因进行探索,以及不同阶层的农民在这场运动中的反映,更加真实、全面的揭示潮汕地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情况。
  第四部分主要是分析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开展对潮汕地区农民的心态、家计等方面带来的影响。与此同时,结合潮汕侨乡的特点,对当时的侨务问题进行简单的阐述,突出潮汕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地域特点。
  第五部分是对潮汕农业合作化运动进行全面、辩证地评价,并通过反思这场运动,希望能给当代的农业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
[硕士论文] 张坤美
中国史 贵州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林业是以森林为工作对象的事业,中心任务是生产木材和利用木材。本文中的“林业”,指历史时期黔东南地区各族居民对森林的综合利用,即对森林资源的开发、培育、经营与管理,具体包括皇木采办、木材贸易、林副产品、人工营林、林木管护等一系列过程。历史上,黔东南地区为“宜林山国”,崇山峻岭,林木葱茂,是我国南方主要的林木产区。明清时期,随着林木采办与贸易大盛,以致诸多原始森林向人工营林转型。部分地区由于无序开发等因素,致使森林消失,出现濯濯童山。故深入剖析黔东南地区的林业变迁及其原因,对当下贯彻落实生态文明建设,“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有着积极意义。为说明这一问题,本研究共分四章探讨之。
  第一章绪论。阐述本研究的选题缘由,并对与之相关的历史文献,国内、国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系统分类梳理,以此为基础,阐述本文的研究意义。
  第二章黔东南地区自然地理概况与清代以前的森林概貌。从地貌、土壤、气候、河流等方面阐述黔东南地区的自然地理概况,说明当地林业经营与自然地理环境的密切联系。进而论证,清代以前黔东南地区多古木阴稠之原始林。但随着林木采办的兴盛,人工营林已零星出现。
  第三章清至民国时期黔东南地区的林木贸易与森林变迁。自清以降,黔东南地区的林木贸易规模空前,木材需求量与日俱增,仅靠砍伐原始林已无法满足市场需求。这诱发了人工营林的大规模兴起,最终替代原始林,成为当地林业经营的新模式。值得一提的是,境内局部区域由于无序开发,还出现了濯濯童山等现象,这亦是林业变迁的表现形式之一。
  第四章黔东南地区林业变迁的原因分析。在林业经济巨额利润的刺激下,黔东南地区人们纷纷投身造林,总结形成了系统的林木管护机制与成熟的林木培育技术,促成了当地原始林向人工营林的转型。而部分区域的无序开发,则成了局部地区森林锐减、童山濯濯的主要诱因。
  余论。重点是回顾本文的主要内容,总结黔东南地区林业变迁的经验教训。望能丰富和发展黔东南地区之林业文化,服务于当下的林业规划与环境保护,以保住经济线,留住青山景。故探讨黔东南地区林业变迁的原因,对于今天如何建设美丽中国、美丽贵州有着重要的启迪价值。
[硕士论文] 袁新
中国史 吉首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雍正五年(1727),清政府对湘西地区的永顺土司、保靖土司、桑植土司进行改土归流,分别设置了永顺、龙山、保靖、桑植四县。清政府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原来湘西土司区管辖,于雍正七年(1729),设置了永顺府,将上述四县置于永顺府统辖之下。而筑城活动是清政府实施统治的措施之一,为此,雍正十年(1732)前后清政府对永顺府下辖的四县均开展了筑城。本文以文献资料,重点地方志书和碑刻史料为中心,对永顺府城筑城活动进行研究。
  永顺府城的修建,有其自然因素和历史背景。就自然环境方面而言,永顺府地处湘、鄂、黔、川四省边区,交通优势明显,尤其水路更便捷,这为永顺府建城提供了便利的水路运输条件。就其社会历史背景而言,雍正五年(1727),清政府开始对永顺土司实施改土归流,并于雍正七年建立永顺府,这为永顺府建城提供了历时契机;同时,城市具有保境安民、教化百姓,巩固其统治的功能,也成为清政府对永顺府实施筑城的重要动机。另外,为防范湖北容美土司的进攻,也成为永顺府筑城的重要原因。
  永顺府城的修筑无论是从其选址,还是资金筹划等方面,均是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了严密的规划而完成的。雍正十年(1732)春,永顺知县李瑾承蒙各上宪及朝廷谕允,率同文武等亲临相视,并请风水先生勘察,最后将府城选在地域开阔、交通便利和适宜耕种的猛洞坪(今永顺县城所在地灵溪镇)。其筑城资金主要来自清政府拨给的“帑金”及本地官员捐的“养廉银”,还有一部分是乡绅所捐,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民众积极参与是永顺府城迅速完成修建的保证。
  永顺府(县)城为周长五里三分的不规则方形石城,并且城市内以街坊制为基础来划分不同街道,商铺市肆者分布于城内外,渐渐的有了街坊之分。同时,清政府为了加强统治,实施教化的需要,将府城分为衙署区、学署文庙等文教功能区、生活与商铺市肆区、城外市场及交通区等不同的功能区。
  改土归流后新建府城与土司时期的司城相比,无论是从城市的选址、规模形制以及布局功能等方面均呈现出如下特点:其一是,清政府为了稳定改土归流后永顺府地区以至整个湘西地区的统治,也为防范鄂西容美土司的进攻,敦促永顺府城池的修建,因此,永顺府城筑城无论是与同时期的容美土司相比,还是与所辖其他三县相比,筑城时间比较较短;其二是,鉴于永顺府城选位于河流附近,土质含砂量太大,且雨水多,容易坍塌,因此,永顺府城材料就由原来的土城改建为砖石结构;其三是,新建的永顺府城不仅具有军事防御功能,它还是统一国家管理的普通府城,具有维护统治实施教化功能,因此,永顺府城呈现出功能区划分明确特点。本文从区域史的视角,对永顺府城建设的历史背景、修建过程、结构布局及其特点进行研究,以期对改土归流后清政府建城活动进行复原,并对永顺土司改土归流研究进行深化,这乃是本文研究目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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