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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苏日朦
中国史 内蒙古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清末“新政”时期察哈尔旗群的全面开垦以及接踵而来的清朝覆灭,使得察哈尔社会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动时期。民国建立以后,中央政府承袭前清开垦政策,在察哈尔进行了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的开荒,并在察哈尔旗群界内广设县治,使得察哈尔旗群行政区划发生了很大变化。此后,经过国民政府、日伪“蒙疆政府”时期,察哈尔旗群区划一直处于不断的变化当中,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早期为止(1958年)。本文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求利用多文种史料,以民国政府对察哈尔旗群实施的垦殖政策为切入点,探讨近代以来察哈尔地区政区划变革的历史过程。
  全文由序言、正文、结语、附录等四个部分组成。序言由本文选题缘起及研究价值、前人研究成果、所利用的史料等内容组成。正文由三章组成:第一章主要对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察哈尔特别区域的建立、以及北京政府对察哈尔的开垦预备工作、土地清丈、承领地亩章程、开垦概况、设治过程等进行了分析和研究。第二章对国民政府对察哈尔的改省、设县以及察哈尔右翼四旗迁移牧地案等问题进行了讨论。第三章对日本侵略势力开始渗入内蒙古西部,“察哈尔盟”的成立,察哈尔右翼四旗的隶属问题以及不同时期“蒙疆”政权之下的察哈尔盟行政区划进行了梳理。结语部分简要地总结了全文的内容。附录部分由参考文献以及相关地图资料组成。
[硕士论文] 张瀚巍
中国近现代史 扬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民国时期的土匪是中国近代社会变迁所造成的畸形产物,土匪的大量滋生加剧了社会危机,洪泽湖地区是一个长期受到土匪毒害的传统“匪患区”,洪泽湖土匪活动可谓古已有之,于清末民国时期为烈。民国时期,自然灾害连年暴发,加上军阀混战,社会动荡不安,大批人民背井离乡,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人以辽阔的洪泽湖沿湖滩涂上一望无际的芦苇地为天然屏障,走上了拉帮结社、打家劫舍的土匪生活。民国时期洪泽湖历届政府采取了剿抚兼施的措施来治理土匪,但都未能从根本上消除匪患。此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采取灵活多变的策略,通过收编改造、武力剿灭、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战略战术,基本上解决了洪泽湖周边的匪患问题,新中国成立后铲除了滋生土匪的社会基础,彻底解决了危害多年的匪患问题。
  本文重点介绍了民国时期洪泽湖土匪产生、发展、演变和消亡的历史,对土匪分布概况、滋生原因、行为特征作了初步分析。本文分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正文共四章。第一章主要介绍了了洪泽湖地区土匪的概况,简单勾勒出土匪的分布情况。第二章主要分析了民国时期洪泽湖土匪的成因,包括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乡村危机和政治危机。第三章论述洪泽湖地区土匪的行为特征,包括土匪的个性特征及类别、生存手段及危害、组织结构与规条、日常生活与习俗。第四章主要介绍了民国时期历届政府对洪泽湖地区土匪的治理措施和中国共产党对该地区土匪的肃清。
[硕士论文] 邵德沛
中国近现代史 扬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徐州建省”始于清末,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都尝试进行省制改革,其中大都主张在徐州建立一省。尤其是淮海经济区成立以后,徐州的地位日益重要,要求徐州建省的声音再次出现,因此有必要对徐州建省的历史渊源进行梳理。
  本文主要分析各个历史时期的关于徐州建省的方案,以档案与报刊为主,进行对比分析,归纳徐州建省的原因与影响以及各方案的相同以及不同之处。内容主要分为第一章徐州建省的源起,第二章张謇与“江淮省”,第三章江北分省运动,第四章民国省制改革中的徐州建省,第五章特殊的历史产物:“伪淮海省”以及第六章各建省方案对比,通过对过程与原因的分析,探讨所给予的历史启示。
  徐州建省的倡导者有政治家如张謇,地方士绅如张世毅,学者如张其昀、傅角今、胡焕庸等,其主张在徐州建省的主要原因有:原省制规划不合理;徐州为战略要地,交通枢纽与能源基地;四省交界,匪患严重;与江南地形、文化、风俗不同。而且徐州自身的经济发展也是徐州建省的重要推动力,徐州由边缘之地逐渐成长为区域之中心,具备成为省会的条件。省制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要综合多种因素进行权衡,而稳定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强力的中央政府、科学全面的规划是必备条件,但是近代的中国政局动荡,中央与地方矛盾重重,不可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省制改革,这就决定了徐州建省不可能成功。
[硕士论文] 毕立红
中国古典文献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莱芜地处鲁中,历史上为齐、鲁两国的交界处。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莱芜名人辈出,着述颇多,但散佚严重。历史上的文化繁荣,如今只能从地方志中窥见一二。最早的《莱芜县志》创修於宋代钟离修,已经亡佚。现存最早的县志是明嘉靖《莱芜县志》,在《文章志》中保留了一些碑文,并未记载着述,甚至连明以前的人物传记都很稀少。民国时期修的《莱芜县志》和《续修莱芜县志》将《艺文志》和《金石志》单列出来。《续修莱芜县志》较为完备,共有着述68种。碑刻则在历代县志中着录各有差异。本文拟在此基础上,查阅《山东通志》、《济南府志》、《泰安府志》及其他资料,为莱芜撰写地方文献目录,并将历代碑刻作系统地梳理。
  本文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莱芜的历史与文化。主要介绍莱芜的历史沿革、乡土文化,古迹名胜、科举学校、历史文化人物以及编纂的起源与凡例。乡土文化主要包括莱芜的方言、礼俗和文化遗产。古迹与名胜则侧重於历史址迹和山水。历史文化人物分为忠臣名宦、文化家族和藏书家三类。第二部分为《莱芜艺文志》。因明以前的着述已芜从考证,共收录莱芜人从明代到民国时期的着述共129种。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着录,四部之下不再细分小类。书名之下辑录着者传记和着述序跋。第三部分为莱芜的碑刻,共收录唐代至民国的碑刻121种,按年代顺序排列。附录部分为所辑《亓诗教诗文集》。亓诗教为明代莱芜文化史上第一人,但其着作已经亡佚,仅有少数散篇行世,故辑录於此。
[硕士论文] 许倩
中国古典文献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费县地处山东东南部,历史悠久。上古系少皞属地,唐、虞、夏、商时代,费地均属徐州之域。春秋时称费邑,战国时称费国。秦朝费为薛郡地。从汉朝至民国,属地与范围几经更迭。至1956年,费县境域始成现状。本文着录的为1949年之前的费县着述。
  通过费县地方志可以考察费地自古以来的着述文献、学术源流以及文化发展情况,保存费地故实。费县自建县始,地方志多经续补,今存者有:清康熙二十八年刻《费县志》十卷,清费学勤纂修,陈介吉辑;康熙三十九年刻《费县志》八卷,仅存两卷,清朱约纂修;清光绪二十二年刻《费县志》十六卷首一卷,清李敬修修,范鸿林纂;光绪二十二年刻二十五年增修《费县志》十六卷首一卷,清李敬修修,范鸿林纂,谢曦增修。但是历代修志,皆为诗文篇目的汇编,并非专录着作目录。
  是编广为搜辑费县着述共计一百零二种。其中经部着作共十种包括易类、书类、诗类、春秋类、群经总义类。其中文学成就突出者为明代高晙、清代李景星、郭翘楚,而李景星一人着作已经达到二十八种,经史子集各有书目,为费县着述最显者;史部着作共计三十三种,包括编年类、杂史类、传记类、家谱类、史钞类、地理类、地方志类、政书类、金石类、史评类。其中以地方志的编纂成就最为突出;子部着作十九种,儒家类、道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杂家类、小说类;集部着述共三十九种,包括别集类、总集类、诗文评类、词曲类,其中别集类占到二十四种;丛书部一种。
  是编共包括四部分:第一部分为费县的历史与文化,包括费县的历史沿革、学宫书院与义学、山川、古城与名人故里、世家大族与文化人物,由此可知费县之历史文化与地理概况;第二部分为费县艺文志,收录费县人着述;第三部分为费县职官存,收录入本邑为官且政绩或文学成就显着者;第四部分费县金石碑刻记,存费县当地金石、摩崖、经幢等。
[硕士论文] 李贤美
世界史 延边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近代中日“不在地主”阶层的构成成分十分复杂。按其形成途径分析,两国“不在地主”包括:一般地主移居城镇转变而成的“不在地主”;农村地主得到他村土地转变而成的“不在地主”;城市工商业者购买农村土地转变而成的“不在地主”。其中,一般地主移居城镇者既有受城镇的物质享受吸引而移居者,也有地主投资工商业,随着工商业在其产业中所占的比重日益加重而移居城镇者。在两国“不在地主”阶层当中,城市工商业者购买土地转变而成的“不在地主”和一般地主投资城市工商业转变而成的“不在地主”是最具影响力的重要构成部分。近代中日“不在地主”阶层的形成过程、主要活动、社会影响都表现出相似点和不同点。二者的形成过程的相似点表现为:它们产生于相似的经济背景下,并受到传统观念和重商主义思潮的影响;不同点主要表现为二者形成的主要原因不同。中国“不在地主”阶层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受到动荡的政治局势的影响;日本“不在地主”阶层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地主阶层的投资意向受到明治政府的政策影响而转向工商业。近代中日“不在地主”阶层的主要活动也有着异同点。二者的经济活动相似,但社会活动却大有不同。中国“不在地主”不仅对农村社会做出一系列的经济投资,还出资支持其公共事业;而日本“不在地主”却对农村社会的经济发展乃至公共事业鲜少做出投资。近代中日“不在地主”阶层的社会影响也有着明显的异同点。二者都推动了各自国家的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并使两国农村社会的权力构成发生变化。但二者对农村社会的投资力度的不同,使他们对各自的农村社会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中国“不在地主”对农村社会的积极投资,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农村社会的良性发展;而日本“不在地主”鲜少对农村社会做出投资,因而也未对农村社会的发展起到明显的积极作用。
[硕士论文] 穆溯
中国史;专门史 南京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宣歙镇地处长江以南的安徽南部,是唐代中后期东南型藩镇之一,是唐中央政府的重要税源地之一。在安史之乱前,宣歙镇是粮产自给自足,经济多重发展的富裕之地。在安史之乱后,北方大量民众迁此,人口激增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更有利于宣歙镇的商业、手工业的发展。同时为了更好地控制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唐政府在乾元元年设置了宣歙观察使,设立之初,时而撤销,时而设立,行政区域也在扩大。本文研究的宣歙镇,是乾元元年宣歙镇设立观察使开始,包括宣州、歙州、池州的区域,主要论述该地区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
  本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唐代宣歙镇目前研究现状做总结说明,说明选择该题目的原因、意义和研究方法等,全面的了解宣歙镇的概况。第二部分是对宣歙镇地理环境以及历史沿革的描述,为宣歙镇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研究奠定基础。
  第三部分是对宣歙镇政治军事的研究,从宣歙镇的设立以及区域范围的变化,最高长官的任职变化,了解中央政府对宣歙镇的重视程度。从整体上看,宣歙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完全受中央政府掌控的,即使后期出现跋扈的靠武力上位的节度使,也是需要中央政府任命及上贡中央政府的。宣歙镇有一定的军事实力,很多时候成为平定周边方镇内乱的机动部队,成为唐中央维护东南藩镇的重要工具。
  第四部分是对宣歙镇经济发展的研究,宣歙镇是供奉中央政府的大镇之一,虽然其辖区狭小,但其经济的富庶地位不容小觑。北方战乱环境下,宣歙镇占据和平环境及地理交通优势,发展农业、手工业、商业,成为南方商业交易的重要场所。宣歙镇内根据各地经济优势,发展多元化经济,使得境内经济发展平衡,为后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五部分是对宣歙镇文化的研究,宣歙镇的长官多是文人出身,很多北方才子来此避难,也入幕府中为幕僚,很多是通过地方上的幕僚历练后入主中央。通过研究宣歙籍的文学家及在宣歙镇留居的文学家的成就,展现出宣歙镇在唐中后期文化繁荣的景象。
[硕士论文] 苑雪燕
中国史 河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从北洋时期天津社会治理的角度对杨以德进行研究,把个人的历史活动放到宏观历史背景之下进行考察,对研究北洋时期地方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深化杨以德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除租借地区外,天津是中国最早设立近代警察制度的地区。在天津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作为警察厅长的杨以德积极推进天津警政建设,使警察厅的工作日益规范化。杨以德革除社会陋俗,改良社会风气的措施,在天津城市向近代化转变的进程中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天津1917年发生水灾,灾情十分严重。稳定灾民情绪,做好善后处理工作,对社会稳定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杨以德指导灾后救援工作的开展,成立天津水灾急赈会,倡导以工代赈。一方面保障灾后的社会稳定,另一方面对此后天津的慈善事业的发展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警察是社会治理的骨干力量,同时又是政府进行社会控制的有力工具。杨以德在天津五四运动和唐山工人罢工运动中,积极执行指令,镇压学生和工人运动,在一系列事件发生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社会角色,至今仍为后人贬斥。本文通过对北洋时期天津社会治理情况以及警察与民众社会互动关系的考察,来透析杨以德的功过是非。
[硕士论文] 相志刚
中国古代史 广西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新县增置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显著表现,通过研究县的新置,可以进一步分析清代地方管理、经济开发与地理环境等诸多微观层面的复杂变化,并可由此探讨行政区划调整与朝廷地方控制之间的互动关系。苏北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海盐产地之一,盐业生产对沿海地理环境要求很高。宋代黄河夺淮入海使苏北地理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海势东迁现象开始出现,至清代前中期,海势东迁速度明显加快,沿海泥沙不断淤积,苏北疆域不断扩大,尤以泰州为最。
  伴随着海势东迁,泰州境内的盐场(主要分布在范公堤以东一线)通过“移亭就卤”获得了可持续发展,并在清代乾隆年间达到鼎盛。伴随着盐业的兴盛,盐场词讼问题也随之增加,再加上疆域的扩大、盐场的东移使得泰州衙署不断远离盐场,无形之中增加了知州施政的难度,逐渐失去对滨海地区的有效管控。虽然清廷通过添设水利同知与增加盐场大使处理盐场词讼的权力来分担泰州知州的政务压力,但是同知和盐场大使不是“正印之官”,无权处理命、盗重案,因此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泰州境内词讼繁多的问题。而此时,滨海盐场地区矛盾不断激化,民众纷纷要求设县。东台置县时机逐渐成熟。乾隆四年(1739)至乾隆三十一年(1766),扬州知府、东台水利同知、泰州知州先后以“词讼繁多、地广难治”为由向江苏布政使司题请分县,但均无结果。乾隆二十九年(1764),高晋就任两江总督,就任三年内先后发生“苏州府同知段成功亏空一案”和“叫魂剪辫案”,高晋因办案不力被乾隆皇帝传旨申饬,并多次批评江苏吏治废弛已久,要求高晋严加整顿。在朝廷整顿江苏吏治的要求下,高晋于乾隆三十二年七月向乾隆帝上了《奏为繁剧要区泰州恳请添设县治以资分理折》题请泰州分县,很快便得到乾隆皇帝的批准。
  乾隆三十三年(1768),东台正式置县。置县政策下达后,东台与泰州还要面临着划分疆域、钱粮、户口等分县事务。在此过程中,泰州处于主导地位,完全控制着分县事宜的走向。东台则在与泰州多次交涉、博弈之下才完成分县,以致分县过程长达数年之久。此外,置县命令下达后,朝廷还要进一步决定东台知县的人选,完善佐贰杂役人员的配置,以及建设县衙等相关机构。在此过程中,两江总督题请东台知县人选,交由皇帝以及吏部来决定,又表现了清代在人事制度以及相关条令的运作,呈现了清代特有的督抚与中央的关系,督抚与地方的关系。又体现了清代在建立新县的过程中力求因地制宜,以达到用最少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实现控制得宜的效果。
  东台置县解决了泰州“地广难治、诉讼繁多”的问题,滨海盐场得到控制。但随之,又产生了新的问题,这将继续困扰着新县的发展。整体来看,东台置县看似简单,实则置立过程相当复杂。
  本文试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东台置县的原因以及建县的整个过程进行分析,理清其与泰州之间的关系、建县过程的相关利益方、以及建县后所产生的一些问题。
[硕士论文] 欧佩芝
中国古代文学 重庆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乾隆、同治与民国《巴县志》中,记载了丰富的民俗事象与信仰内容,通过梳理和分析,不仅可以呈现巴县民间信仰的具体形态,也能为进一步探究巴蜀民间文化及信仰内涵提供基础性的文献材料。
  本文在巴蜀地区巫傩传统背景下,以《巴县志》中的疆域、建置、风土或礼俗等卷文为基础,将其中内含民间信仰的内容分成古礼、节庆与地方神灵崇拜三个部分。第一是古礼中的信仰,此部分重点阐释冠礼中的簪花礼,婚礼中的奠雁礼和反马礼,育俗中的祈子和保育,以及葬礼中的事魂帛和事题主;考其流变更演,突出其包含的巴县地方特色。第二是节庆中的信仰,此部分从巴县岁时民俗中选取七个较为典型的节日加以探讨,分别为立春、元旦出方、上元请紫姑、浴佛节嫁毛虫、七夕乞巧、十月朔牛王节以及小年祀灶;考其民俗形态,分析其中的神灵崇拜现象。第三是地方神崇拜,此部分以巴县境内较为盛名的五种神灵崇拜为探究对象,即巴蔓子信仰、川主信仰、坛神信仰、五猖信仰以及土地神信仰,分析这五种民间信仰在巴县的信仰形态,并适当扩展到整个巴蜀地区以观察其信仰的发展与流变。每一部分内容的研究,注重材料的广度、可靠、真实与权威性,且旨在为更好诠释巴县民间信仰的特征而服务,对于学界已经全面探讨或仍然聚讼无果的学术问题,如不涉及核心内容,便不作过多阐述与追究。
  通过本文的研究发现,巴县民间信仰具有五大主要特征:一则部分信仰之间在一定程度上高度关联,这种关联的产生与文化心理的传承、信仰主体的认知以及民俗事象本身特点有关,也正是信仰之间这种关联的方式使得巴县民间信仰呈现出整体性的特征。二则巴县民间信仰的非制度化,也即民间信仰保留了大量原始性特征。三则巴县民间信仰受佛、道影响广泛而深刻。四则巴县民间信仰与境内及周边少数民族信仰息息相关。五则巴县正祀、淫祀众多,可谓平分秋色。以上五个特征共同表征了巴县民间信仰的开放性与局限性。
[硕士论文] 周斌
中国史 郑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两汉期间,南中地区出现了大姓。《华阳国志》专章《南中志》介绍了南中地区从上古到晋朝之间南中地区的历史。南中地区的大姓,是内地移民①及后裔与南中地区地方势力相互融合而形成的地方豪族,是自战国、秦汉以降不断进入南中地区的官吏、商人和移民中分化出来的统治阶级。它的形成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并非只是汉朝移民的结果。而内地向南中地区移民,早在战国时期便已开始,楚国庄蹻入滇,在滇称王,进行经营,后来滇国成为南中地区经济、文化较发达地区。秦始皇时期,修五尺道,在属国置吏,影响达到滇池地区。西汉武帝时期,在寻找蜀身毒道的过程中,可知内地与南中地区的民间通道早已开通,已有稳定且持续已久的贸易往来。汉武帝在已有民间通道的基础上开通了西南夷道,并在南中地区设置了初郡,使内地与南中地区联系加强。东汉时期,在西汉郡县的基础上,新设永昌郡,加强对南中地区的统治。西汉末年至东汉初年期间,牂牁郡已经出现了大姓。蜀汉时期,诸葛亮的南中政策,将原有的南中五郡调整为七郡,同时对南中夷帅、大姓进行区别对待,恩威并施,是对前代“羁縻政策”的继承和发展,在此基础上也有新的大姓产生。战国至蜀汉时期,内地移民逐渐大量进入,带来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在加强与少数民族融合的基础上,对南中地区的开发产生了深远影响。
[硕士论文] 厍庆国
中国古代史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衡阳历史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文明始祖炎黄二帝,与衡湘大地有着不解之缘。相传炎帝和黄帝衡湘大地上留下拓荒文明的足迹,耒山脚下,炎帝发明耒耜,改变了当地刀耕火种的农耕方式,是原始农耕文明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炎帝死后葬于靈县(今炎陵县)。舜帝南巡衡湘,死后葬于零陵。还有大禹治水的丰功伟业铭刻成衡岳的禹碑。这一切都彰显了衡阳历史文化的久远与厚重。衡阳自古为三苗、越人之地,透过大量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的发掘和文献资料的记载,可以管窥到生活在衡阳大地上先民的生活状况。此时,境内的先民已经摆脱茹毛饮血、兽皮裹身的原始生活,原始农业已出现。夏商周三代时期,境内三苗族和古越人逐渐融合。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农业、畜牧业发展迅速,创造了灿烂辉煌的青铜文明。春秋战围之际,楚国崛起,不断进行扩张,衡湘遂入楚国版图。
  秦汉时期,衡阳地处南北交通要道,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秦始皇征南岭,汉武帝平南越,都是出兵衡阳。尤其是灵渠的开凿,使得湘江上游的潇水与珠江水系的北江支流连通,从而使中原地区与岭南联结成一片,而衡阳恰恰处于南北交通的节点,成为一个中转站。此后衡阳,一直作为军事重镇。衡阳境内逐渐建立起婚丧嫁娶之礼仪。隋唐时期,衡阳境内生产力都有了较大发展。城池林立,商旅辐辏。更为重要的是佛道相融的宗教文化兴起,南岳山中,道观林立,佛寺遍布,为衡阳历史文化增添了一道耀眼的光环。宋元明清时期,儒学的发展迎来了革命的崭新气象。宋代是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一个至关重要时期,新儒学—理学诞生。儒学的复兴促进了书院的兴盛,衡阳的书院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道醒目的景观。曾国藩称“天下之书院,楚为盛,楚之书院,衡为盛。”这并不是溢美之词。衡阳境内书院林立,讲学与研究并重,一代代理学大师、心学大师在此耕耘,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书院成为儒学的变革重地,而儒学的复兴进一步促进书院的兴盛。衡阳历史文化久远与厚重,名人辈出,是中华文明历史星空中的一颗耀眼的明星。
[硕士论文] 吴康林
中国史 安徽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1800-1949年安徽频发各种自然灾害,地震灾害也进入了相对活跃期,这给当时安徽民众造成了较为严重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同时也深刻影响着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加之地震预报和控制仍是当今世界性的科学难题之一。因此,我们很有必要从历史地震史料中找出安徽地震的特点和规律,分析安徽地震频发的诸多因素和原因,以及总结安徽民众成功的抗震防震经验,从而为当今安徽乃至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经济文化协同发展服务。
  第一部分主要论述了安徽地理环境对安徽地震的影响,同时简要的概括了1800-1949年安徽地震的有关灾情,并从传统与现代两个视角分析了安徽地震发生的原因。第二部分是在前期梳理的1800-1949年安徽地震史料长编的基础上,分析150年内安徽地震的时间、空间以及纵横向比较特点,进而得出安徽地震的一些特点和规律。第三部分论述的是安徽地震造成的影响,主要从经济和社会两个角度加以阐述。
  第四部分是全文的重点,主要从多角度分析了安徽地震的救济工作和防震减震工作。从安徽地震的救济工作来看:阐述了传统和现代救灾机制的不同,清朝中晚期是传统救灾机制的式微期,救灾缺乏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民国时期现代救灾机制面临多重困境,政府救灾困难重重,民间救灾力量逐渐兴起。从安徽防震减震工作看:处于转型期的安徽更加注重地质地震的研究、地震观测仪器的运用、地震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地震人才的选拔,同时更加关注现实,以提高建筑物抗震标准为首要责任,诸多的努力提高了安徽地震的抗震防震水平。
[硕士论文] 赵盛超
中国史;中国近现代史 天津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新疆是中国西部门户。1865年,阿古柏入侵新疆,新疆局势日益恶化,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陕甘总督率军西征。光绪年间,天津杨柳青商人发起为清政府收复新疆提供后勤保障服务的商贸活动,史称“赶大营”。1884年新疆建省后,杨柳青商人大多成了坐商,开展各种商业经营活动,在新疆形成了以“津帮八大家”为主的津帮商号。杨柳青商人遍及天山南北,尤其在北疆城镇中较为集中,北疆商业的发展随即进入了一个鼎盛时期。
  北疆迪化、伊犁、古城子三城,是杨柳青商人聚集的中心。民国时期古城商业昌盛,驼道兴旺,迪化商业发达,商铺林立,这离不开杨柳青商人的经营。内地商品与北疆的特产进行交换,密切了北疆与内地的经济贸易,促进了北疆近代商业和城镇的快速发展。“百艺进疆”为新疆带来了天津特点的生活方式、节日习俗、戏曲游艺等文化,丰富了边疆民族的精神生活,加强了天津和新疆各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
  天津杨柳青商人的“赶大营”商贸活动,从光绪初年到抗日战争爆发,持续了60余年,在新疆商业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促进了边疆近代城镇化,为北疆近代商业发展做了出了历史性贡献。
[硕士论文] 李军
中国史 湘潭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赵恒惕(1880-1971),字炎午,湖南衡山县人。早年留学于日本士官学校,攻读炮科并加入同盟会,1908年回国后到广西督练新军。武昌起义时,参加了对清军的作战。二次革命中,起兵讨袁,兵败后被袁世凯扣押,判了10年刑,经蔡锷等人的营救与担保出狱。1915年,经保释重新返回湖南,参加了驱张运动。1920年4月,被广东军政府任为湘军总司令。年底,在与程潜和谭延闿的争斗中获胜,开始主政湖南。
  主政期间公开发表“联省自治”的政治主张,近六年的主政生涯由此开始。赵恒惕主政湖南的20年代恰是全国自治运动兴起和国民革命高涨时期,南北势力相互渗透,湖南成为战争的焦点。赵恒惕上台后,在湖南发起联省自治,以此来巩固其在湖南的统治,这客观上使湖南免陷南北混战的泥潭。
  本文主要论述赵恒惕治湘的主要内容及其产生的影响。全文共分为六个章节,第一章是绪论部分。第二章主要叙述的是赵恒惕的家世与早年经历、主湘前的湖南概况。第三章主要论述赵恒惕治湘政治上的举措,主要有改革官制和联省自治、颁布湖南省宪法。第四章主要论述赵恒惕主持湘政期间军事上的举措,主要有整改军队,援鄂之战、护宪战争,以及后期的赵唐冲突等的经过及其影响。第五章主要从民政角度展开,论述赵恒惕政府发展经济和加强社会治理等方面的举措。第六章是记述并分析赵恒惕政府统治时期文化的发展以及相关方面的措施。
[硕士论文] 杨宇勃
中国史 湘潭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近代以来,清政府内外交困,期间虽曾开展了颇有成效的洋务运动,以及短暂的百日维新,但是中国仍旧在内忧与外患中饱受着转型的痛苦。当20世纪刚刚到来之时,面临庚子国难,统治者在万般危机之下痛定思痛,从中央到地方督抚在全国开展了中国近代史上首次具有完全意义的改革——清末新政。随后,以士绅为领导核心的地方自治在各省展开。
  晚清最后十年的制度变革,某种程度上打破了有清一代中央集权体制下的省、府、州、县权力配制,给了绅权扩张的大好时机,而绅权扩张与此后的辛亥省独立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值得思考。本文拟以清末新政时期湖南士绅权力扩张为研究主线,通过还原湖南士绅1901—1911年间的权力扩张史实,探究其所领导的乡治空间的延展与辛亥湖南政治变革之间的内在关系。
  本文分为引言、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引言介绍目前学术界对于清末新政时期,湖南士绅与辛亥年湖南政局之间关系问题的研究现状,以及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同时,引入本文的研究问题、研究视角,并对文章的相关参考史料进行介绍。
  正文则总共分为三章:第一章主要分析清末新政前湖南士绅的基本概况,包括其领导下的乡治空间基本形态,以及绅民共同体与中央、地方政权之间的关系;第二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分析清末新政期间,伴随着清政府地方制度变革的深入,还原湖南士绅阶层在此变革中取得的权力非制度性扩张与制度性扩张;第二节主要从湖南省士绅领导的绅民共同体对于中央、湖南地方政权限制的突破,以及湖南绅民共同体与皇权关系的最终对立,揭示一个以省为单位的自治共同体的形成;第三章主要分析辛亥湖南政局变动过程,并分析以谭延闿为首的湖南士绅对于湖南辛亥政局的驾驭、影响,以及湖南士绅领导的绅民共同体与辛亥湖南政局的关系。
  结语主要回顾传统社会中走来的绅民共同体,从1901—1911年之间湖南士绅权力的扩张,来审视士绅领导的乡里空间,再次阐述以省为单位的士绅领导下的绅民共同体与湖南辛亥年政治变革的关联。
[硕士论文] 徐杰
中国史 湘潭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湘潭地区位于湖南省中部偏东,地处湘江下游。北连宁乡县、望城县,东北邻长沙县,东接株洲市区、株洲县,南与衡东县、衡山县接界,西南角与双峰县毗邻,西与娄底涟源市接壤。本文研究民国时期湘潭地区主要是现今湘潭市所辖的湘潭县、湘乡县以及韶山地区。民国时期湘潭地区受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的双重影响,自然灾害频繁,灾荒现象严重,其中尤以水旱灾害造成的破坏最为严重,也是湘潭地区的最主要自然灾害。此外,由于社会动荡,救灾防灾不力,灾害往往会给地区发展带来巨大的破坏与影响。随着人类文明进程的演进以及经济与科学技术水平的日益发展,人类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也在不断提升,但自然灾害本身是避免不了的,它既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现实的社会问题。因此,对湘潭地区的自然灾害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在搜集民国时期湘潭地区自然灾害史料的基础上,通过系统的总结和概括,将全文大致分为六个章节进行阐述。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说明了选题缘由、研究意义以及目前对该专题的大概研究现状等;第二部分阐述了民国时期湘潭地区的自然灾害概况,自然灾害类型主要有水灾、旱灾、风灾以及冰冻灾害等,其中尤以水旱灾害发生最为频繁,其他灾害则交替出现;第三部分探讨了自然灾害发生的原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因素,即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自然因素主要有气候条件和地形、地貌,社会因素主要包括战乱影响、政治腐败、经济贫穷、植被破坏严重等,其中自然因素是灾害发生的诱因,而真正导致灾荒形成的主因则往往是社会因素;第四部分主要分析了自然灾害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人口的削减、社会经济的破坏以及容易造成社会动荡等几个方面;第五、六部分主要细述了民国时期湘潭地区的减灾防灾与赈灾救灾措施,减灾防灾方面的措施主要包括建仓储量、兴修水利、植树造林等,赈灾救灾方面的措施主要有急赈、平粜、以工代赈、收容遣送以及赈灾机构的设立等。另外,民间还出现了一些慈善机构与福利性组织,在接济灾民方面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民赈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的荒政模式,推动了荒政的近代化进程。总之,这些措施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灾荒的危害性,尽可能地减少了损失,稳定了人民生活与社会秩序的安定。但是,自然灾害的不可避免性依旧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破坏与损失,因此,自然灾害问题直到今天依然是我们社会所关注与研究的重点。
[硕士论文] 谭吉盛
中国古代史 湘潭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道县地处湖南省永州市南部,是永州市南六县的中心城市。道县古称道州,历史上与衡州、郴州、永州并称为“湘南四州”。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道县人民历尽艰辛,创造出辉煌灿烂的文化,但由于封建制度的束缚,始终无法摆脱自身贫穷落后的命运,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期,这里还是封闭、偏僻和经济萧条的地方。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广大人民从封建压迫中解放出来,团结奋斗,使这块贫瘠的土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在道县城快速发展的同时,城市建设中的不足之处也日益突出。基于此种情况,本课题的研究目的在于理清道县城的变迁轨迹,总结道县城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为今后道县城的发展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
  道县的前身为秦代设立的营浦县。唐武德四年(621)改为营道县,贞观八年(634)改称道州,民国二年(1913)改为道县,始确立今名。道县地区自然条件优越,适合农业发展,境内农业萌芽甚早,为道县城的建立和兴起提供了经济基础。建县之初,道县城规模较小,其城郭周里难以稽考。明代洪武初年,道州曾一度升为府,旋降为州,后又省县入州。由于农业、手工业生产水平提高,商业较前发展,基本上奠定了后来相当长一个时期社会生活的格局。圩市渐趋繁荣,佛寺、道观遍及城乡。道州雄伟坚固的石城和文庙栩栩如生的乌龙浮雕以及宏伟、精致的石牌楼,都是这个时期的杰作。
  道县城池规模不大,多有变化,经济发展缓慢,起伏不定。虽然唐宋时期开始,道县已为全国较为有名的冶铸城市,然掣肘者亦多,发展逐渐滞后。文化方面,唐宋时期,道县人文蔚然,理学文化大放异彩,州学、书院、义学等教育机构大量出现。明清时期,科举状况已经落后于宋代,但书院等教育机构得以复兴,为道县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条件。
  新中国建立后,城墙和古建筑多被拆除或改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规划布局日益完善,城区不断扩大。在城市发展过程中,道县人的思想观念有了深刻变化。人们在注重经济发展和文化水平提高的同时,对城市文化也有了更多的关注。与此同时,道县政府也在努力塑造城市的历史文化名城形象,这需要广大人民的积极参与,需要我们了解道县城的变迁轨迹,积极面对城市建设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合理处理城市建设和古城保护的关系,科学地开发境内的旅游资源。
[硕士论文] 顾胜楠
专门史 浙江工商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中国茶馆的出现和流行,经历千年嬗变,虽有跌宕起伏,却也多姿多彩。东晋老妪,上街卖茶粥;唐人封演,首先记录下“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两宋茶肆林立,陈设精心雅致,奇茶异汤,光辉满座;明清两代,茶馆融于市井,世象百态,尽显其中……茶馆源于人们的生产生活需要,和社会经济文化有诸多联系,发挥自身基本价值的同时,能够在变换的环境下积极调整适应,不仅为生存发展找到新的出路,更是逐步沉淀出深厚的茶馆文化。
  杭州茶馆极具江南特色,在历史演变中和城市发展融为一体。在对杭州茶馆的主要类型、数量规模、分布范围情况的分析和数据比较基础上,突出其明显的时代和地区性特点。通过翻阅浙江省和杭州市档案馆的资料,尽可能细致地展现1927-1949年期间茶馆参与城市人们生活的一些真实场景,并结合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的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探讨杭州茶馆与人们日常休闲、与社会经济、与政治发生的关系,从而揭示国家政治和社会变迁对城市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影响,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日常文化、小商业、公共政治的相互作用。
  研究成果包括:充分利用现存的史料,比较完整地呈现出当时杭州茶馆的发展情况,并对茶馆经理和茶客进行分析,勾勒出人们使用和享受茶馆生活的场景;将茶馆具体的财务开支和资金状况纳入考察范围,以此来反映茶馆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通过诸多发生在茶馆的案例事实以及一些相关政策,来体现茶馆中的政治内容。
[硕士论文] 黄煌
中国政治史 贵州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由于一些特殊的因素地处贵州西北的几个县市,匪患一直都极其严重。面对这个问题,民国时期的历届政府都采取了镇压措施,但在耗费了许多兵力、财力后,匪患始终不能根治。
  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政权预感在大陆的统治即将崩溃,蒋介石在离开大陆之前布置好了继续与共产党斗争,开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制定“应变计划”,贯彻“总体战方案”,成立“贵州绥靖公署”,“统一领导反共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这样,黔西北地区的剿匪斗争实质是中国共产党将国民党残余势力肃清的斗争,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领导广大人民巩固新生人民政权、保卫胜利成果的斗争。
  由此可见,建国初期黔西北地区的土匪构成主要是三种:政治性土匪,地方豪绅、恶霸等实力派所掌握的土匪武装和惯匪。
  为了根除匪患,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黔西北地区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统一部署和中央西南局的领导下,在地方各级党、政机关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配合下,在友邻军区部队的有力协同下,进行了一场大规模剿匪斗争。
  剿匪斗争前后经历了近8年的时间,终于把盘踞在黔西北地区的匪患问题彻底解决。长期困扰百姓的匪患问题得到根治,为经济和生产的恢复,人民的安定生活,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顺利进行铺平了道路。
  中国共产党在剿匪斗争初期所走的弯路,在剿匪斗争中形成的正确方针政策都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借鉴;解放军在剿匪斗争中形成的不畏艰险、吃苦耐劳等精神品质为我们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构建提供了光辉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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