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F.C.S.席勒作为实用主义创始时期的重要人物之一，其哲学思想与皮尔士、詹姆斯和杜威一起共同支起了早期实用主义的大厦，为实用主义的创立立下了汗马功劳。由于其对于信念与行动的强调，以及对行动是否能带来某种实际的效果关注，使他成为实用主义阵营中的一员。又由于其强调实用的同时也进一步强调了判断实用与否是以人的需求、渴望、目的等为标准的，所以其思想为实用主义思想增加了人本主义的维度，从而增强了实用主义思想的伦理价值的色彩，更加真切的体现出实用主义哲学对于人的真切的哲学关怀。这个从席勒的哲学中便可呈现出来。在其实用的人本主义形而上学中，形而上学一改往日那种绝对、一元、普遍、僵化的面孔，呈现出来的是以伦理学为基础的形而上学，经验的直接性、实在的可塑性与多元性;在其实用的人本主义逻辑中，席勒以传统逻辑为其批判的重点，在批判传统的形式逻辑和归纳逻辑之后，席勒自己的逻辑也越发清晰的显现出来，其人本主义逻辑以个人的意志为前提、以意志的选择为轴心，最后以人的行动为保证实现了人本主义逻辑对于传统逻辑的逆袭，一改以往逻辑刻板、无情、冰冷的特征，真正变成一个属人的逻辑;在对于真理观的问题上，席勒也一改以往真理观的那种去人性化的特征，重新将人的特征注入到真理的血脉之中，真理由此从产生、发展到检验都与人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真理真正成为属人的真理，为人所用，而不是高高在上的统管人的绝对。席勒的哲学无论是它的形而上学、逻辑学还是真理观都体现出其以人的需要、渴望为出发点，以人的意志为中介最后以人的行动为保证的特征，这便与席勒哲学其实是以伦理学为其全部的理论核心是分不开的，在其伦理学的思想中，人格作为价值的承载，自由作为伦理学的前提，不朽作为假设，最后信念与行动作为伦理思想的客体化体现出来。在其伦理学的思想中席勒将其哲学思想的属人的本性充分的体现出来，在这里也将席勒哲学的所有的指向统一起来，形而上学是以伦理为基础的形而上学、逻辑学是人的目的、需求为核心的，真理观也是以人的需要和人的目的与人的行动分不开的真理观,在其哲学的这三个大部分都始终贯彻了人这个主题的线索,而伦理学更是将这个主题发挥到了极致，更是由于其对于人的强调而成为了其哲学的底色，奠定了席勒整个哲学的基调。由此，席勒在实用主义的阵营中开创了新的哲学视角，增加了人本主义这个新的维度，由此为实用主义的发展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石。

摘要：生态问题是我国乃至全球面临的最为严峻的问题之一，人类从对自然的恐惧与崇拜，到现在的控制与奴役，当人类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时，自然界也进行着对人类的报复。许多环境问题伴随经济的发展涌现出来，全球变暖、臭氧层破坏、酸雨、水资源短缺、物种锐减等环境问题已经越来越严重以至于威胁着人类的正常生活。也基于此，探寻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以及寻找处理危机的方法成为全球关注的话题，也是全人类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加拿大学者威廉·莱斯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开拓者，他的控制自然思想不但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开辟新天地，而且对整个西方生态学也产生了广泛影响。因此，研究莱斯关于环境问题的思想，既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理论的认识，又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对于莱斯控制自然这一思想，国外学者和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和研究。有的学者对生态危机的根源进行了研究，有的学者对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策略进行了阐述，有的学者对科学技术的价值进行了评析，有的学者对控制自然的本质进行了探析，有的学者对控制自然思想的内容进行了全面论述，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本文以莱斯全面阐发其生态理论的译本《自然的控制》为文本依据，运用解读和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探讨。首先，对威廉·莱斯“控制自然”思想产生的历史根源进行了阐述;其次，对“控制自然”思想的渊源进行了追溯，具体包括神话、宗教中的控制自然，马克思关于自然的理论，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等在内的思想。再次，对莱斯控制自然思想的基本内容进行了论述，包含对生态危机根源的阐释，控制自然的实质以及解决生态问题的出路。最后，则对莱斯控制自然思想的理论贡献和理论不足进行了分析，以及论述了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摘要：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和水平普遍得到提高，同时人与自然的冲突也日益尖锐。随着生态危机日益全球化，人类意识到破解危机的关键是转变价值观念，国内外学者逐渐深入到马克思恩格斯生态伦理思想的研究中。马克思恩格斯在传承伊壁鸠鲁唯物主义，打烂黑格尔唯心主义框架，越出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狭隘范围的基础上，深刻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了生态伦理思想。马克思恩格斯生态伦理思想内在地蕴含着自然优先性的生态伦理定位，尊重自然的生态伦理态度，警惕自然报复的生态伦理意识，其终极目标是变革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统一。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伦理思想是新时期人类处理生态问题的新视角和新思维。面对我国社会主义生态建设实践中的环境问题，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探索、发展、深化马克思恩格斯生态伦理思想，形成了人口、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生态伦理理念，重视生态环境的道德启迪功能和科学发展观的生态伦理特质，尊重生态系统演化规律与顺应自然的生态伦理意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伦理思想的传承和发展是新时期马克思恩格斯生态伦理思想与我国社会主义生态实践有机结合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生态伦理思想折射出的生态价值观念有助于人们树立正确的生态伦理观和价值观，掌握科学的生态方法论，从根本上促进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走出生态困境。

摘要：诺曼·莱文(Norman Levine)是蜚声国际的当代马克思学学者，以坚定的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立场闻名。他通过历史主义的文本研究，对马克思与黑格尔思想关系作了微观学理考证，成为美国“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作为美国新左派的主要成员，他关注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研究理路，打开了马克思思想史研究的多种话语空间。
　　莱文立足于近代启蒙思想传统，深入系统地考察了马克思理论的思想起源，通过对马克思和黑格尔思想关系的考辩，将马克思的辩证法定义为社会解释方法，以此区别于思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实现对马克思理论“去意识形态化”的拯救，探索其理论的革命实践意义。
　　关于马克思思想来源问题。莱文将马克思思想置于近代启蒙思想谱系之中加以分析，指出马克思借助德国历史主义的有机认识论方法，对苏格兰启蒙学派所揭示的市民社会经济基础进行批判，在更高层面上回归到古典人文主义政治实践传统。这意味着他把政治哲学看作马克思和启蒙思想家共同的研究起点，实现了对马克思理论研究视角的转换。
　　关于马克思与黑格尔思想关系问题。莱文以文本分析历史地考察了马克思对黑格尔思想的继承与批判，认为马克思提取黑格尔之唯物主义因素，汲取其方法论功能，扬弃其思辨哲学体系，确立了作为社会结构分析方法的马克思辩证法，划清了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界限。这种“以黑解马”的阐释逻辑和研究模式，打开了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新的对话空间，推进了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具体化研究。但是，这种单向度还原的文本解读方式，也产生了对二者关系过度解读的主观主义倾向。
　　关于马克思与恩格斯关系问题。莱文以黑格尔为中介，通过思想史的系统回溯，以知识论的思想还原的方式揭示出以自然辩证法为理论基础的“恩格斯主义”的思想体系，证明其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观点的合理性。但是，他将作为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理论基础的现实的自然误解为自在的自然，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基本内涵的“自为的发展”误解为自在的运动，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辩证的科学思维误解为科学的实证主义，原因在于唯知识论的文本解读方式使其不能正确理解恩格斯直面现实的政治性写作，也不可能正确评价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中的地位。
　　关于马克思社会革命理论及其政治实践策略问题。莱文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源于古典人文主义政治传统，旨在构建有活力的社会生活体系以代替国家的统治，重构人类政治理性对社会的自律性，使人在社会生活中获得自我发展的感性确认。莱文批判了他自己所理解的恩格斯的共产主义思想，肯定了列宁对马克思辩证法主体性原则的继承，批评其将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社会组织原则概括为机械化的社会编制形式的观点。莱文唯知识论的主观目的论预设，使其不能辩证地看待恩格斯在不同时期研究重心的转化，是对恩格斯理论的形而上学的割裂和单线性的还原，这使他不能正确理解恩格斯和列宁的社会革命理论。真正将理论变成现实的实践力量的恰恰是依据现实的经济形式和社会问题制定的制度和策略，真正践行马克思社会革命理论及其实践策略的恰恰是恩格斯和列宁。
　　马克思学的文本解释传统使莱文拓展了马克思理论的研究视域。但是也使他面临着来自文本自身的解释困境，这种矛盾的根源不在于文本研究本身，而在于其逻辑优先的实证主义文本解读方式。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的有效性不仅在于符合一般的思想史逻辑，更在于它始终面向现实问题，其本身就是社会现实的重要组成部分。
　　诺曼·莱文为我们提供了解读当代美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动向的重要视角。在借鉴和汲取其研究成果的同时，我们可以确立自觉的理论立场和自己的研究路向，坚决地否定和扬弃其马克思恩格斯对立的错误观点，始终以现实作为理论研究的支点，深化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形态的理论建构和实践探索。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在某一部著作中专门论述“城乡融合”思想，但在他们的很多著作中都有提到“城乡融合”对整个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使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思想得以全面、完整和系统地呈现。当前，城乡差距大、城乡失调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瓶颈，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问题。十六大以来，党和政府先后出台了各项措施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成效显著。然而，由于城乡差距大的历史性存在，城乡发展仍然有很多不协调的方面，城乡差距问题依旧很严峻。今天，我们重温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思想，对于我国当前城乡一体化建设，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研究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思想的形成与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城市化和工业革命的背景下批判地继承了莫尔、傅立叶和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亚当斯密城乡关系理论及李比希农业化学理论后，形成了他们的“城乡融合”思想。他们的思想共经过了三个发展时期，深入理解他们思想每一时期的变化，对于我们全面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思想具有重要意义。第二部分: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思想的基本内容。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分析城乡分离与对立的原因和消极影响，揭示出“城乡融合”为城乡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除此之外他们还提出实现“城乡融合”的基本设想及途径。通过对他们思想基本内容的理解，为我国城乡一体化实践指明方向。第三部分:分析了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思想的当代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思想是当代中国城乡一体化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南。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顺应时代发展需要提出一系列战略决策。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提出为我国和谐社会建设、中国梦的实现开辟了道路。

摘要：草原生态文明以实现人与草原协同进化为要义，是一种经济社会与草原生态共发展的文明格局，它保障草原权利得到充分尊重和重视。系统论是研究系统一般模式、结构和规律的学问，就是将内部各要素、结构、关系等描述成一个不断运动、发展着的综合系统，并利用其特点和规律进行控制、管理和改造，使它的存在与发展合乎人的目的及需要。从系统的层次性来讲，草原生态文明是由人、草原生态各要素组成的复杂巨系统，因此，它具备系统的特征及规律。
　　草原生态文明系统的整体性、开放性和层次性决定了其自身遵循着差异协同、整体优化等规律从低到高、由简入繁的协同发展，系统整体通过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保持平衡。但由于工业文明带来的生态危机，破坏了草原的有序构造，草原生态在人类欲望的作用下失去了原有的平衡，自身的恢复和发展陷入了困境之中。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绿色发展”，是针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出的新要求，因此，要恢复草原生态系统功能的发挥和结构的平衡，必须运用系统论的观点进行分析和指导，重新建设草原生态。
　　本文就是通过分析草原生态文明系统与系统论特征、规律的内在契合，总结出建设草原生态文明要从整体上促进草原生态文明系统的结构协调、功能完善，实现人与自然双重和解。首先，树立生态意识和系统思维，这是一种整体性观念，人和草原生态都是系统的构成要素，恢复草原生态文明系统就是要靠两者的统一。其次，传承草原生态文化，弘扬“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更好的实现人与草原差异协同发展。第三，从根本上变革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人类在生产、生活各个领域的整体优化。最后，系统建设草原生态文明需要制度的规范，用完善的体制、政策的支持、健全的法律形成一股合力为其保驾护航。
　　草原生态文明建设保住了人类生存的家园，逐渐扭转了人类过去传统的生产及生活方式，实现绿色经济的发展模式，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加注重生态效益，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牧民增收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此外，草原生态文明建设更加推进了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整体性建设。

摘要：生态旅游是以生态教育为核心的一种旅游形式，而乡村生态旅游则是以乡村的地区环境和资源、农业产业为支撑，将乡村旅游与生态旅游融合起来，开展的一系列以生态为核心的旅游形式。
　　山东省地域广阔，拥有发展旅游业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资源。山东自古农业发达，乡村地区无论是面积还是人口都占重要比重。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兴起，山东地区以乡村独特的生态文化环境为依托，开发乡村生态旅游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发展乡村生态旅游，对乡村社会经济发展，解决“三农”问题具有推动作用，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绝佳途径。乡村生态旅游依据旅游要素的不同，大致可分为四类，即生态观光类型，特色农业类型，民俗民风类型与人文历史类型。
　　本文通过借鉴相关生态理论，对乡村生态旅游的定义、发展、意义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全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引言，主要介绍研究目的、意义，研究的方法和国内外研究现状；第二部分乡村生态旅游概述，主要从生态旅游和乡村生态旅游两个概念进行说明，旨在明确乡村生态旅游的内涵、类型和特点；第三部分发展乡村生态旅游的相关理论，介绍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以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内容，并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对发展乡村生态旅游业的指导意义；第四部分山东乡村生态旅游发展特色和问题，分析了目前山东省以生态观光、乡村民俗文化、人文历史为特色的三种类型，分别选取代表性的旅游景点对其发展现状进行分析，总结当前山东地区乡村生态旅游业发展存在的问题；第五部分发展乡村生态旅游的路径选择，依据相关生态理论，结合当前山东省生态旅游存在的问题，提出可行的路径。

摘要：当今世界难民危机、贫富差距、气候变暖等问题给全球治理带来了极大挑战，也成为近年来相关学者关注的核心内容，戴维·米勒的全球正义理论就是对这些问题的一种回应。
　　由于在市场社会主义领域的卓越成就，米勒很早就为国内学界所熟知，但综观其已发表的研究成果和著述，市场社会主义并不是米勒主要的关注点，正义问题才是其关注的焦点。米勒以社会正义为其研究起点，构建了系统的社会正义理论，提出了解决社会正义问题的三个原则，即需要原则、应得原则和平等原则。米勒认为，拓展社会正义的范围并不等于全球正义，所以，需要提出一种适合国际背景的新正义理论，以《民族责任与全球正义》为标志，他的研究兴趣转向了全球正义。米勒的全球正义理论主要有三个观点：一是全球正义不等于全球平等主义，它维护民族国家的政治自主和世界的多样性；二是每个民族担负的后果责任与继承性责任是全球正义不可或缺的方面，它要求每个民族对自己过去和现在的所作所为负责；三是全球正义不排斥民族的补救责任，其中以基本人权为底限。研究米勒的全球正义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全球正义在当今世界是一个热点问题，除了米勒之外，吉莉安·布洛克、科克-肖·谭和查尔斯·琼斯等人也都提出了各具特色的全球正义理论。相比于这些研究者，米勒的全球正义理论突出民族利益的优先性，同时兼顾全球利益。
　　受制于全球正义问题和国际关系问题的复杂性等因素，米勒的理论有其局限性：理论上既具有一定的乌托邦色彩，又存在保守的一面；从捍卫民族国家利益的优先性出发，米勒提出要合理控制移民的入境申请，但这显然与全球正义的宗旨相背离。当然，瑕不掩瑜，米勒的全球正义理论也有进步的意义：全球正义是人类进步的表现，米勒的主张合乎时代潮流；米勒特别强调民族权利和民族责任，这符合当前的国际政治主题和现实；米勒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注重实证案例，在对正义的理解和合理划分权责问题上提出了有价值的见解。米勒的全球正义理论还有助于我国正确处理国际援助与本国发展之间的关系，妥善应对难民问题，理直气壮地要求相关国家归还所掠夺文物和就历史问题道歉。

摘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个最有影响的思潮之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张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分析现实中存在的生态问题和社会问题，旨在寻找到一条既能解决生态危机又能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双赢道路。
　　威廉·莱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中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它是在生态危机日益凸显、绿色运动蓬勃发展以及苏东模式弊端暴露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并且受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自然解放理论和生态学理论的影响，在经历了萌芽、创立、成熟三段历程后逐渐发展成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
　　威廉·莱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要包括四部分内容：批判控制自然，诠释解放自然，剖析人的需要，建立未来社会。威廉·莱斯认为控制自然的观念是生态危机的最深层根源，控制自然的工具是科学技术，控制自然的实质是控制人。当控制自然被当作落后的、一成不变的教条时，控制自然的观念就应该被重新解释，控制自然的任务应当是控制人的欲望中的非理性和破坏性的方面，这种努力的成功将是自然的解放——人性的解放。威廉·莱斯分析了社会上流行的人的需要的三种研究范式：生物—文化二分范式、层次结构或优先级范式、行为主义和批判主义差异范式。但他认为这三种范式都脱离了真实的社会语境。他结合社会现实，根据需要对商品的依赖程度将人的需要重新划分为四种社会布局，并揭示了人的虚假需要对人类、社会和非人类自然产生的三重危害。在此基础上，威廉·莱斯提出了自己对未来社会的三点构想：实行稳态经济模式，把满足的实现方式从消费领域转到生产领域，建立一个易于生存的社会。
　　威廉·莱斯用矛盾分析法透视人与自然辩证关系，从意识形态批判维度揭示生态危机的最深层根源，以人类的伦理道德视角探寻解决生态问题的出路，这是他不同于其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的地方，这些不同之处使威廉·莱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具有了科学性、批判性和创新性的特征。虽然威廉·莱斯在对生态危机、社会意识和未来社会的认识方面偏离了马克思主义，但是他的理论在展示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生态价值、深化对当代资本主义本质的认识以及彰显人性回归对生态保护的意义方面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通过借鉴吸收威廉·莱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中的有益成分，探索其在生态理念、生态红线、生态技术、生态消费、生态生活等方面的启示，能够为建设美丽中国谋划蓝图，为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指明方向，从而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健康、有序的发展。

摘要：弗洛姆健全社会理论的哲学基础和核心是以人的心理精神分析为特色的人性论，他通过分析社会中人病态的精神状况，得出西方社会是不健全社会的结论，并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对健全社会的实现提出改革的建议:经济上进行“人道主义经营管理”、政治上发挥民主制度、文化上提高人民的道德情操，最终的目的是要实现一种人性完善、个人自由、充满理性和爱的“健全社会”。
　　文章的第一部分主要从时代背景和理论来源入手，梳理并总结出弗洛姆健全社会思想形成的源头。第二章重点阐述了弗洛姆健全社会思想理论的构思过程。弗洛姆认为健全社会的最初模型应该是人道主义社会的雏形，他通过对社会不健全现象的批判最终提出通往健全之路的改革建议。第三部分是对弗洛姆健全社会整体思想进行的评价。合理性表现在，弗洛姆揭示了西方社会存在的问题，将人性“理论”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同时拓展了我们对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察视角;局限性则体现在，弗罗姆最终没能脱离其抽象的人性本质，他的人道主义社会观只是对西方社会进行的表面探索，未能找到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根本问题。因此，他的社会改革方案带有着理想主义的色彩。

摘要：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格局及国际关系呈现出日益复杂的局面，意识形态成为了国际间斗争的重要场所。路易·阿尔都塞创造性地提出了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职能，揭示了资本主义维护生产关系再生产的运行机制，对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阿尔都塞充分吸收了马克思关于作为观念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的论述，并基于葛兰西的研究视域，汲取了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从而形成了他独特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该理论指出私人机构以隐蔽渗透的形式，主要通过对宏观权利的微观解构、对个体的主体性建构来实现其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功能。阿尔都塞特别强调了在学校、家庭、教会领域中意识形态作为国家机器职能的发挥，认为学校和家庭是资本主义进行生产关系再生产的主要场所。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拓宽了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外延，摆脱了对意识形态真假关系的传统的静态理解。但其理论的提出方式和对生产关系再生产的过度强调具有一种隐而不显的经济主义倾向，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同时，意识形态对个体“霸权式”地主体性建构，消解了意识形态中个体的多样性，但该理论仍有一定的合理性，为我们探索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摘要：作为自然界一部分，当人的视线伴随着对直立行走的驾轻就熟，逐渐从脚下的溪流，头顶的繁枝和身后岩洞移向远方的同类时，采石穴居的选择便在部落的再形成过程中逐渐进化为对高墙与集市的热爱，并穿过蒸汽和灯光，走向下一个时代。由于前工业社会下人的活动范围和资源总量极其有限，不同群体或聚落的生活区域间发生交集时的解决方案往往是争夺;冲突之下产生的除了自我毁灭的行为，还有阶级和剥削，这些在人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生产关系的对立与人类塑造的文明相伴而生，使人类的生存发展过程充满了机遇和挑战。基于此，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关系推动了城市的形成与发展并表现于其中，在经历了农业主导型城市、大工业城市、商业城市等不同城市形态的发展和尝试后，由智慧型城市作为继承，为作为人的发展主要物质载体与成果体现的城市提供了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地的关键转向。
　　城市之所以走到今天，成为智慧城市，其根本原因在于人类同我们的前辈一样，从未放弃对人的发展何去何从的终极问题的探究，并在这一过程中阶段性的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解决方案，所以从哲学的角度讲，智慧城市是人的全面发展理念的实践过程与阶段性成果的体现。而智慧城市本身亦是城市，即人的发展成果与现实，故对智慧城市的研究即是对现实的人及其发展的关注，这既符合哲学研究的使命，亦对现实的人的发展具有指导意义。然而由于智慧城市的技术层面是不具备人性中的好、恶情感和善恶判断的，倘若在智慧城市的运作过程中，人的意识和理念在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时产生任何的偏颇，其带来的危害和现今取得的巨大效益是对等的，诚如贝克所言，“人类已经生活在文明的活火山上”①。故本文从马克思主义人学的角度出发对智慧城市分析研究，以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基础，结合智慧城市发展现状，及对智慧城市的本质内涵、实践路径、“不良反应”等进行分析探讨，力求在辩证分析智慧城市的基础上，进一步了解智慧城市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影响，在引起人们对智慧城市发展现实关注的同时，希望人们对其发展过程中的效益与副作用理性看待，重申人与人的发展在智慧城市中的主题地位。
　　发展智慧城市，进而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我们的根本着力点不应只在技术发展，而应在高技术进一步实现的基础上着力关注现实的人与人的发展。

摘要：《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1919年7月，李大钊在五峰山度假期间写的长篇论著，《新青年》分两期载完。该文章的发表不仅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也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二十世纪初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状况，促成了李大钊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并写下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文章，其理论主要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经典理论和日本社会主义思想。这篇文章主要从两个大的方面进行了论述。首先，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介绍。在文章中李大钊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分为三部分即：历史论、经济论和政策论。虽说李大钊把马克思理论为以上三部分，但是在这篇文章中李大钊却着重阐述了其唯物史观、阶级竞争说及经济论，所以我们这里也着重论述这三个部分。其次，李大钊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如果仔细读这篇文章，可以发现字里行间处处透露着李大钊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严肃、认真及谨慎的态度。同时李大钊从不迷信和盲从马克思主义，而是科学的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在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上，从而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河。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的发表不但表明李大钊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而且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开始了较为系统的传播。马克思主义主要是通过三次大的论战得以向中国人民传播。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李大钊开始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工人阶级运动，最终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发表和传播，不仅拉开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序幕，指明了近代中国发展的方向，而且也影响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为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理论和实践上的指导。

摘要：社会发展是人类创造历史的社会实践活动过程，对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进行评价，有利于实现社会发展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马克思社会发展评价尺度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哲学和发展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马克思社会发展评价尺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论文拟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立足于马克思经典著作,以马克思社会发展评价尺度为研究基点，运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研究方法，遵循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进行阐述。通过探究马克思社会发展评价尺度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分析马克思社会发展评价尺度的萌芽、形成、发展和成熟历程，构建起马克思社会发展评价尺度的内容体系，得出马克思社会发展评价尺度是包含人的尺度、生产力发展尺度、政治文明尺度和生态和谐尺度的有机体系，其中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尺度是衡量社会发展的核心尺度和最高尺度，也是生产力发展、政治文明和生态和谐的根本出发点和最高归宿。
　　理论研究的意义在于指导实践。论文通过梳理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社会发展评价尺度的继承与发展，结合中国社会发展实际情况，揭示马克思社会发展评价尺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启示。论文得出在当前历史环境下，我国应从顶层设计上继续坚持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完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不断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从而为我国社会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为我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理论指导，使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摘要：对马克思生态经济思想进行深度挖掘和梳理解读是顺应马克思主义当代发展的需要，更是在现时代推进我国经济生态化发展的关键。在经典作家提出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资本理论、再生产理论、倡导资源循环利用思想以及“两个和解”的价值判断中,都蕴含有丰富且深刻的生态经济思想。马克思生态经济思想是以人与自然相和谐、社会与生态相协调为价值始点，以生产实践活动为价值中介，并以最终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最高价值目标的。整合马克思生态经济思想为我国经济生态化路径的研究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和理论基础。
　　基于马克思生态经济思想视角我们可以分析得出，经济生态化实际上是经济社会发展思路的转变，主张注重保护外部生态环境，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要控制在自然承载力的阈值内，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以及生态效益的最优化，且力促两者的协调发展。经济生态化是先进生产力发展和先进文化进步的必然结果。走经济生态化发展道路是我国破解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以及生态破坏等众难题的必由之路。
　　本文以在马克思生态经济思想视域下促进我国经济生态化发展路径为研究重点，主要探索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将生态化内化为发展理念、价值取向及民生发展方向的具体对策。论文在大量阅读文献的基础上，通过文献研究法、实证研究法和规范分析法等科学研究方法着眼于如何将生态理念内化为自身的素养，成为人们的精神、价值、文化追求，外化为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使微观主体的企业将保护自然环境、维护生态安全作为生产经营活动的内生要素、经营目标和企业治理的重要内容，为社会提供生态产品、生态服务。使政府部门对生态环境的治理从过去的常规手段转向绿色管理、绿色治理。

摘要：爱德华·汤普森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其《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奠定了他在历史学派与文化学派中的地位，阐述了英国的工人阶层最终能实现自我解放的观点。
　　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爱德华·汤普森通过考察十八世纪英国人民传统以及描写刻画工业革命时期工人的经历，进而论述英国人民激进主义的历史，提出英国工人阶级能够进行自我解放的主张。爱德华·汤普森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出发点，通过对文化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作用的考察，进而论证了英国工人阶级能够进行自我解放。所以，爱德华·汤普森的史学思想概括起来说，就是以“文化”为核心的历史唯物主义，即文化史观。为了探究这种哲学观点，本文梳理出了文化史观的生成语境，从而依据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对它的形成过程以及主要问题域进行了探讨，进而分析了爱德华·汤普森基于它对于“工人能进行自我解放”的论证过程，最后对文化史观做了简要的评价。

摘要：马克思一生著作甚多，卷帙浩繁，他的研究涉及了多个领域。其中，马克思非常重视对人的问题的研究，人学理论的重要性不容忽视。马克思认为，“人”不是抽象的个体，而是处在社会关系中的具有主体能动性和实践性的现实的人。马克思人学理论从唯物史观这一理论尺度着眼,对人的本质、人的价值、人的需要和人的发展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形成了理论观点扎实、科学内涵深厚、实践意义深远的思想体系。本文通过分析马克思人学理论的产生背景、思想来源、形成历程、本质内涵，阐释马克思人学理论的思想体系。在本文中，马克思人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始终是围绕着“现实的人”这一核心展开系统论述的，马克思的“现实的人”的思想是随着其整个人学理论的发展而逐渐发展和成熟的。所以，马克思的人学理论既不是抽象的思辨哲学，又不是直观唯物主义，而是立足于现实的历史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由此可见，对马克思人学理论的主要观点进行整体概括和系统梳理为进一步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人学理论体系，深化在马克思人学理论领域的研究，为本文后续马克思人学理论的当代价值研究打下理论基础。
　　理论要与实践相结合，才能更好的指导实践，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所以，着眼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时代背景，以马克思主义人学视角为切入点，从我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现实问题及其存在的发展困境等方面深入剖析问题的产生根源，继而进一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可能路径可以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三个维度上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重视不同方面，不同维度之间的协调、配合，使得多种力量凝聚成一张制度大网，发挥强大的聚合效力。
　　总而言之，本文旨在把马克思人学理论的基本观点和重要思想与当前我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和具体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力求在马克思人学视阈下，以哲学思维探寻、分析我国社会发展进程中存在的困境，提升问题防治措施的有效性，增强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科学性，试图为解决当前我国社会发展进程中存在的现实问题提出建设性的建议和对策。

摘要：《神圣家族》是马克思与恩格斯第一次合作的著作，全名为《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是针对青年黑格尔派主办的《文学总汇报》（Allgemeine Literatur Zeitung）的一部论战性著作。在该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以鲍威尔兄弟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鼓吹的自我意识论进行批判，彻底揭露了黑格尔哲学体系的秘密，鲜明地阐述了一系列群众史观的基本观点，建构了马克思群众史观的重要框架。
　　本文首先对《神圣家族》的写作背景作了简要交代，主要分析了马克思在写作《神圣家族》前所受的思想影响和马克思恩格斯思想转变的一致性，这是二人合著《神圣家族》的思想前提与重要原因。《神圣家族》框架比较零散，逻辑性不是很强，因此，也对《神圣家族》的文本结构及其内在逻辑作了简单梳理。其次，对《神圣家族》中所蕴含的群众史观思想作了系统分析与概括。《神圣家族》中群众史观的理论基点和逻辑起点是“现实的个体的人”；扎根于现实，立足于物质利益基础是马克思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原则；实现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及其全人类的解放是其最高价值目标。因此，本文从“现实的个体的人”出发，明确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立场，并针对埃德加尔的“思想创造一切”，提出了“工人才创造一切”，明确了“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并号召“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最后，分析了《神圣家族》中的群众史观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明确了《神圣家族》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形成史中的地位与作用，为整体呈现马克思群众史观做好理论准备。同时也促使我们运用群众史观的立场和原则解决当今社会的群众问题，为我们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更加坚定地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与现实指导。

摘要：进入21世纪以来，不断加剧的环境问题引起各国的关注，环境问题不单单是一个国家的问题，已上升到全球性问题，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具体表现为：资源枯竭、生态系统全面退化、水土流失急剧、濒临物种增加、人口膨胀等。生态问题不仅对人类生存的家园造成影响，还会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就中国而言，日益恶化的生态危机不得不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纵观人类改造自然活动的过程，人类不得不开始反思自己的活动方式，寻求能够达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共同发展、共同进步的新型社会模式，不仅需要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作为理论支撑，也需要将理论结合实际情况，探索出应对生态危机的解决路径。
　　在具体写作时，我将按以下思路进行阐述：
　　第一，通过查阅、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作品，分析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形成背景、发展历程和理论渊源，归纳出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主要内容。
　　第二，主要阐述了苏俄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观。
　　第三，结合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和苏俄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以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主要从解决生态危机的现实途径方面入手，结合现在的国家政策以及社会现状，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符合发展趋势的策略。

摘要：司法公正的判断实际上是司法活动参与者对司法过程和裁判结果是否公正的主观认知。主体所处的客观环境和对利益诉求的不同，使其对于司法公正的认知具有复杂性和多元化的特点。而我国社会学界对于司法公正的分析一直处于理性、客观的阶段，而对主观性、过程性方面的论述有所不足。这样对司法公正的本质就难以进行全面的把握和认识。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观内在地蕴涵着实质公正的价值取向，是社会主义社会应遵循的科学的公平正义观，它认为公平正义要达到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时才是人们一直所追求的公平正义。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观还认为不仅要求分配公平，初次分配也要求公平，不仅要求形式公平，更要求实质公平，因此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同步实现是社会主义司法公正的基本任务。以这两个要求为基准，去探寻社会主义司法公正的实现途径，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司法公正得以真正的实现。
　　第一部分，首先通过系统的梳理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观形成的理论来源和形成阶段的重要思想，阐明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观的主要内容：他们认为社会公正的根本状况取决于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资料所有制，公平正义在每个时代都有特定的内容，因此公平正义要达到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并且达到其社会目的时才是人们一直所追求的公平正义。
　　第二部分，首先对西方在公平正义理论的探索做一梳理，再通过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观对资本主义公平正义观的超越，揭示出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观是社会主义社会应遵循的科学的公平正义观，是社会主义司法公正的理论基础，它也揭示了社会主义司法公正的实质，对实现社会主义司法公正有着重要意义。
　　第三部分，通过结合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观，从司法活动的各个参与者对司法过程和结果是否公正的主观认知的归纳以及对司法公正主观认知的困境深入探讨，力图从司法公正的客观性和主观性两个方面去把握社会主义司法公正的本质。
　　第四部分，以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观为指导从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统一和实现司法公正的主观性和客观性的统一为基本要求，结合我国司法公正的实际情况，从立法活动、司法活动、审判活动出发，探寻实现社会主义司法公正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