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哲学就其本性来说，不仅限于对事物运动、变化、发展及其规律的研究，也不仅致力于对现存事物的真理性把握，哲学从其性质和内在本质分析，更渗透着一种对于价值和意义的形上追求，这种追求同样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对于自由和美的向往。而传统形而上学通常是对永恒实体或终极原因的追问，这种纯形式逻辑的抽象推理以及对“彼岸世界”的非现实性把握，使传统形而上学忽视了对人及其现实生活本身的关怀，丧失了哲学研究的应有之义。因此，在面对传统哲学固有的理论缺陷时，马克思扬弃了西方哲学的形上之思，立足于现实的实践基础，用实践哲学的智慧去完善理论哲学的规定性，凸显出现实的人在其具体的、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价值内涵，价值的形上性也由此作为一种真正的统一性贯穿在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始终。可见，无论是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核心价值——人的自由与解放，还是实践哲学的现实基础与历史展开过程，都蕴含着价值的形而上学维度，同时，从现实意义的角度来说，时代对形而上学精神的呼唤既是当前社会下以人为本理念的充分展开，也是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与全面发展的核心价值的重要体现。

摘要：马克思在《神圣家族》、《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多次谈到有关“感性世界”的思想。这些思想虽然经常以零散的方式出现在著作中，但是可以被概括为以现实的历史的人为主体，以“感性活动”为出发点，以实践为基础，具有社会性、直接现实性和主观能动性相统一等特点。马克思感性世界思想不仅在马克思思想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而且激发了恩格斯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的思考和追问，也对马克思中国化思想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本文首先梳理了从古代西方到近代西方哲学家们对于感性的关注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进而介绍了马克思的感性世界思想，提出了马克思的感性世界思想的特征和逻辑线索，也指出了该思想对于后世思想的影响。

摘要：《德意志意识形态》作为唯物史观形成的标志性著作，其中的诸多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观点都已逐渐成熟，尤其是对于分工问题的阐释更为系统与全面。马克思、恩格斯的分工思想奠基于以往哲学家、经济学家们对分工研究的批判继承基础上，《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分工思想形成于马克思、恩格斯在异化史观视域下分工思想扬弃的基础上，较之以往的学者们以及二人之前的思想，它的超越性体现在从现实中的物质生产劳动出发，将分工的起源与发展融入到人类社会历史中去，从而发现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找到了“历史之谜”的解答，并对未来的分工展开设想。《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分工思想是唯物史观理论创立的基石，可以将它看作划分社会形态的依据，也能通过它去发现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分工思想仍散发着它的魅力，与当前社会人的发展、社会结构、国际分工地位等问题都有着密切联系，对于它的探讨仍然有着深入研究的意义。

摘要：人的问题是哲学家们进行哲学探究时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在希腊德尔菲太阳神庙上就镌刻着“认识你自己”的箴言，可见认识自我与哲学是相伴而生的。西方哲学的内在传统就是不断的探索世界背后的本质，寻找不变的终极性存在，这就使西方哲学缺少了历史性，导致人不再是人，而是成为给定的、固定不变的存在物，将这种传统的对人的理解称为抽象人性论。如何脱离这种困境就成了以后的哲学家们亟需解决的难题。“现实的个人”促使了人“从天国回归到尘世”，并以实践为基础提出了人是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人，这就使人成为了活生生的人，为马克思提出唯物史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通过论述“现实的个人”思想的生成及理论内涵，阐述了马克思超越抽象人的发展路径，并强调了实践在这一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明确了“现实的个人”的理论价值。与此同时，对“现实的个人”的研究可以让更好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革命性意义，从而更好的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摘要：辩证法一直是哲学研究领域的重要问题,马克思辩证法更以其批判性、革命性和实践性特征在辩证法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自以卢卡奇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重申马克思辩证法的重要性,众多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都力图重新解读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马尔科维奇和科西克都对马克思辩证法做出了创造性地解读。二人的辩证法思想在逻辑进路、本质、构成、功能、批判维度、理论诉求以及当代启示等方面均有着各自的表现形式,概括而言:马尔科维奇以批判卢卡奇为逻辑起点、以人类学为逻辑预设展开其辩证法思想,并将整体性作为核心范畴,最终的逻辑旨归是人道主义。马尔科维奇的人道主义辩证法思想的本质是将辩证法作为一种批判思维从而将辩证法应用于社会批判,寻求“人在历史中的自我实现”;科西克则以批判“物自体”为逻辑起点、以实践为逻辑预设论述他的辩证法思想,他以实在为核心范畴,逻辑旨归于具体总体的统一。科西克认为辩证法是一种具体总体的存在,因而他的辩证法思想也被称为具体总体的辩证法。科西克通过辩证法进行辩证理性批判,探寻“人与世界的关系”。同时,马尔科维奇与科西克的辩证法思想又存在着内在一致性:二人都极力批判对于马克思辩证法的教条化理解,重视辩证法的批判功能,强调辩证法的人本属性和实践本质。尤其在理论诉求上,两人都致力于通过本土化、创造性地解读马克思辩证法为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提供良性建议、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为人类摆脱生存困境寻求解决路径。
　　在众多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中,马尔科维奇与科西克的辩证法思想独树一帜。这种独特性一方面来源于二人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功底,另一方面则来自于东欧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及东欧独特的民族文化精神。马尔科维奇与科西克的辩证法思想展现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独具特色的理论研究视野和深切的人道主义情怀,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的强大生命力和内在活力。

摘要：卢卡奇开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影响深远，其中就包括南斯拉夫实践派的代表人物马尔科维奇。但是学术界对卢卡奇与马尔科维奇辩证法思想关系的相关文献研究还比较匮乏，且大多数都集中在马尔科维奇对卢卡奇关于自然本体论思想的批判，这是不完整且片面的。本文就是通过对卢卡奇和马尔科维奇辩证法思想的比较分析，来充实对两者辩证法相关思想对比分析的相关理论，从而深入理解马克思的辩证法理论。
　　本文除导论和结论外，主体部分共分三个章节，首章通过对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理论进行研究分析，概括出二人在总体性、自我发展、矛盾和超越范畴上的联系，继而通过对卢卡奇和马尔科维奇所处的历史背景进行考察，厘清二人思想脉络的形成，概括二人辩证法理论的实质;第二章归纳卢卡奇与马尔科维奇二人思想上的相似之处:二人均指出辩证法是一种批判的、历史的方法，均坚持总体性、矛盾和超越的原则，最后依托上述方法和原则来分析辩证法和实践范畴理论;第三章论述二人理论分歧层面，概括出卢卡奇与马尔科维奇在自然本体论和革命性范畴的分歧，指出在辩证法视域下二人不同的异化理论，继而上升到人道主义的高度，来论述对人的概念的不同理解。
　　本文认为，卢卡奇对自然辩证法的理解是片面的，马尔科维奇正确的指出了人化自然辩证法的存在。卢卡奇在辩证法的革命性方面具有局限性，马尔科维奇的革命性渗透在社会历史的各个领域，是全面的革命性。最后，应将马尔科维奇人道主义辩证法中的人道主义弱化为一种伦理道德原则，真正的继承和发扬马克思的辩证法理论。

摘要：契约论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并一直延续至今，这一巨大的时间跨度使它的研究者面临着这样的困难:既无法把它视为前后完全一致的整体，也无法把它的连续性割裂开来。不同契约论之间的巨大差异使得我们在研究这一理论时难以一眼窥尽其全貌，因而多选择从具体的某一学说入手，这固然是极为必要的，但具体的研究却难以体现这一理论的连续性。我们需要的不仅是探讨某一位契约论者的学说，还需要评述作为整体的契约论。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契约论侧重于不同的理论目标，在中世纪，契约论主要被当作一种对政权来源的解释;在近代，契约论的理论被丰富完善，被用来解释整个人类社会的形成与维系，同时也探讨什么样的契约是合理的，在这一时期它逐渐成为一种主流的政治哲学理论;功利主义兴起后它曾一度沉寂，直到罗尔斯重提契约论，此时契约被明确设定为是假想的与理想的，主要目标也变成了对合理政治的追求。
　　尽管契约论的目标一再变化，但它的基本结构在数百年内都基本保持稳定，所有契约论学说都有共同的理论特点:它们的讨论都开始于前契约状态，讨论的核心都在于契约何以是合理的，并且契约论者的理论总与他们的时代环境有密切关联。这一结构使不同的契约论看起来极为相似，但具体到每一个观点，不同契约论者的意见往往是相左的，具有一种特殊性。
　　如果契约论是合理的，那么它应该具有一种普遍性，或者至少应说明理论在何种情况下是适用的。不同的契约论也都对理论之所以适用的原因给出了各不相同的解释，但是并没有任何一种解释能让我们完全满意，作为政治哲学的契约论所追求的普遍性在事实上没有被任何一种契约论理论所达到。契约论的特殊性在于，它始终是历史的，因而始终是特殊的。尽管契约论的变迁使得其愈加具有更高的普遍性与抽象性，但它仍然局限于契约论者的时代之中。
　　契约论同时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也就是说，它同时具备了普遍主义与历史主义的特征。单独考虑任何一位契约论者，他的理论都包含了这两方面的论述，尽管他可能并未明确区分从而使有些论述看上去自相矛盾。没有任何一种理论能够在拥有无条件的普遍性的同时还能适应于一切现实中的特殊情形，契约论同样如此，它在这二者中间寻找一种平衡。
　　基于契约论的平衡方式，我们可以找到一种契约论的方法，把契约论视为一种动态的理论，契约在实质上并不是指过去的某种东西，而是指向未来的，并且根据现在不断变化。作为方法的契约论并无特定的契约，基于现在的特殊的历史情境，我们可以推导出某种原初状态，由此可以得知什么样的契约是需要的，而契约本身就成为了一个未来的蓝图，其中包含着我们对普遍性的寻求。这意味着契约是需要反复设定的，作为一种方法，每一个独立的契约理论所设定的自然状态与契约本身不是唯一的，而是一个过程，这一过程或许不需要有一个确定的终点（否则它就成为彻底地目的论的了），但它可以将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揭示并将尝试解决的探索带入一个新的境地。作为意识形态的契约论会过时，但作为方法的契约论不会。事实上，从这一理论已经经历的数百年的发展来看，它或多或少已经是被作为一种方法，并且仍然可能继续向前。

摘要：在西方实践哲学研究传统中，亚里士多德和马克思是两座丰碑，亚里士多德开创了实践哲学传统，马克思使哲学发生了“实践转向”，他们都以指示人的有目的的活动的实践作为核心概念，对人的有目的的活动进行了深刻的理论分析。这就为二者思想关联提供了理论依据。本文首先论述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的特点和发展，然后以马克思青年时期的志业为切入点，详细论述了马克思实践哲学对亚里士多德的继承和超越，以及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使马克思完成了实践哲学转向。通过本文可知，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关联，这就为了解马克思实践哲学和古希腊哲学渊源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野。

摘要：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都提到了直观一词，其中所代表的的涵义有所不同，涉及到“普通直观”、“二重性的直观”与“高级的哲学直观”等语词，而这些语词都指向了马克思想要达到的批判以往哲学从而实现认识事物真正本质的目的。本文试图通过分析马克思主义直观范畴的理论渊源，即考察马克思之前的古希腊时期、中世纪时期和近代哲学中对直观的认识与发展，进而引申出马克思想要批判的费尔巴哈的哲学的直观与黑格尔的抽象的认识，分析马克思对以往形而上学所做出的批判，从而廓清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中直观的地位与作用，进而将马克思主义直观范畴与其所开创的新唯物主义相联系，以此彰显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所具有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摘要：目前，我国学界对法国大革命与马克思哲学思想形成关系的研究尚缺乏系统的认识，而马克思一生多次提及法国大革命，包括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背景、前提条件、发展进程及其对于法国与欧洲各国的影响。对马克思法国大革命观的研究，可以进一步阐释法国大革命与马克思哲学思想形成的内在联系，深入揭示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来源，更好地审视我国自由、平等、民主、法制社会的建设。
　　本文除导论和结语外，主体部分分为三章，第一章阐述了马克思法国大革命观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形成过程。第二章则从政治历史维度、法哲学维度和经济学维度来论述马克思的法国大革命观。第三章主要论述了马克思法国大革命观的理论定位，旨在阐述法国大革命与马克思哲学思想形成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由于研究了法国大革命，开始转向了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批判，建构并不断发展和完善了唯物史观。
　　本文认为，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时期对法国大革命所作的历史摘录，尤其体现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德法年鉴》的两篇文章中，它是唯物史观形成的必要条件。马克思正是通过研究法国大革命不断修正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重要观点。

摘要：劳动思想在马克思实践哲学体系的构建中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但是，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研究中，马克思劳动思想的实践意蕴都处于被忽视的遮蔽状态中。本文认为，马克思的劳动思想具有本体论意义，劳动是人生成其自身并实现其自身本质的实践活动。本文以实践哲学的视域为核心，从马克思劳动思想的来源进行追溯，通过论证劳动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历史层面的三个阶段的内在一致性，即原始劳动与人的产生、异化劳动与人本质实现的必经之路、理想劳动与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的自由与解放，得出劳动是具有自为目的性、主客体统一的现实性、人的本质实现的超越性的实践活动，在实践活动中具有基础性与第一性的地位，并通过对当代西方哲学中阿伦特与哈贝马斯对马克思劳动思想的误读的澄清中，在理论层面更为具体的阐释马克思的劳动思想的实践意义，阐述劳动进入实践活动对实践哲学的构建意义与其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关联。

摘要：F.C.S.席勒作为实用主义创始时期的重要人物之一，其哲学思想与皮尔士、詹姆斯和杜威一起共同支起了早期实用主义的大厦，为实用主义的创立立下了汗马功劳。由于其对于信念与行动的强调，以及对行动是否能带来某种实际的效果关注，使他成为实用主义阵营中的一员。又由于其强调实用的同时也进一步强调了判断实用与否是以人的需求、渴望、目的等为标准的，所以其思想为实用主义思想增加了人本主义的维度，从而增强了实用主义思想的伦理价值的色彩，更加真切的体现出实用主义哲学对于人的真切的哲学关怀。这个从席勒的哲学中便可呈现出来。在其实用的人本主义形而上学中，形而上学一改往日那种绝对、一元、普遍、僵化的面孔，呈现出来的是以伦理学为基础的形而上学，经验的直接性、实在的可塑性与多元性;在其实用的人本主义逻辑中，席勒以传统逻辑为其批判的重点，在批判传统的形式逻辑和归纳逻辑之后，席勒自己的逻辑也越发清晰的显现出来，其人本主义逻辑以个人的意志为前提、以意志的选择为轴心，最后以人的行动为保证实现了人本主义逻辑对于传统逻辑的逆袭，一改以往逻辑刻板、无情、冰冷的特征，真正变成一个属人的逻辑;在对于真理观的问题上，席勒也一改以往真理观的那种去人性化的特征，重新将人的特征注入到真理的血脉之中，真理由此从产生、发展到检验都与人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真理真正成为属人的真理，为人所用，而不是高高在上的统管人的绝对。席勒的哲学无论是它的形而上学、逻辑学还是真理观都体现出其以人的需要、渴望为出发点，以人的意志为中介最后以人的行动为保证的特征，这便与席勒哲学其实是以伦理学为其全部的理论核心是分不开的，在其伦理学的思想中，人格作为价值的承载，自由作为伦理学的前提，不朽作为假设，最后信念与行动作为伦理思想的客体化体现出来。在其伦理学的思想中席勒将其哲学思想的属人的本性充分的体现出来，在这里也将席勒哲学的所有的指向统一起来，形而上学是以伦理为基础的形而上学、逻辑学是人的目的、需求为核心的，真理观也是以人的需要和人的目的与人的行动分不开的真理观,在其哲学的这三个大部分都始终贯彻了人这个主题的线索,而伦理学更是将这个主题发挥到了极致，更是由于其对于人的强调而成为了其哲学的底色，奠定了席勒整个哲学的基调。由此，席勒在实用主义的阵营中开创了新的哲学视角，增加了人本主义这个新的维度，由此为实用主义的发展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石。

摘要：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和水平普遍得到提高，同时人与自然的冲突也日益尖锐。随着生态危机日益全球化，人类意识到破解危机的关键是转变价值观念，国内外学者逐渐深入到马克思恩格斯生态伦理思想的研究中。马克思恩格斯在传承伊壁鸠鲁唯物主义，打烂黑格尔唯心主义框架，越出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狭隘范围的基础上，深刻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了生态伦理思想。马克思恩格斯生态伦理思想内在地蕴含着自然优先性的生态伦理定位，尊重自然的生态伦理态度，警惕自然报复的生态伦理意识，其终极目标是变革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统一。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伦理思想是新时期人类处理生态问题的新视角和新思维。面对我国社会主义生态建设实践中的环境问题，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探索、发展、深化马克思恩格斯生态伦理思想，形成了人口、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生态伦理理念，重视生态环境的道德启迪功能和科学发展观的生态伦理特质，尊重生态系统演化规律与顺应自然的生态伦理意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伦理思想的传承和发展是新时期马克思恩格斯生态伦理思想与我国社会主义生态实践有机结合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生态伦理思想折射出的生态价值观念有助于人们树立正确的生态伦理观和价值观，掌握科学的生态方法论，从根本上促进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走出生态困境。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在某一部著作中专门论述“城乡融合”思想，但在他们的很多著作中都有提到“城乡融合”对整个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使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思想得以全面、完整和系统地呈现。当前，城乡差距大、城乡失调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瓶颈，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问题。十六大以来，党和政府先后出台了各项措施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成效显著。然而，由于城乡差距大的历史性存在，城乡发展仍然有很多不协调的方面，城乡差距问题依旧很严峻。今天，我们重温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思想，对于我国当前城乡一体化建设，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研究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思想的形成与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城市化和工业革命的背景下批判地继承了莫尔、傅立叶和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亚当斯密城乡关系理论及李比希农业化学理论后，形成了他们的“城乡融合”思想。他们的思想共经过了三个发展时期，深入理解他们思想每一时期的变化，对于我们全面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思想具有重要意义。第二部分: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思想的基本内容。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分析城乡分离与对立的原因和消极影响，揭示出“城乡融合”为城乡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除此之外他们还提出实现“城乡融合”的基本设想及途径。通过对他们思想基本内容的理解，为我国城乡一体化实践指明方向。第三部分:分析了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思想的当代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思想是当代中国城乡一体化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南。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顺应时代发展需要提出一系列战略决策。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提出为我国和谐社会建设、中国梦的实现开辟了道路。

摘要：草原生态文明以实现人与草原协同进化为要义，是一种经济社会与草原生态共发展的文明格局，它保障草原权利得到充分尊重和重视。系统论是研究系统一般模式、结构和规律的学问，就是将内部各要素、结构、关系等描述成一个不断运动、发展着的综合系统，并利用其特点和规律进行控制、管理和改造，使它的存在与发展合乎人的目的及需要。从系统的层次性来讲，草原生态文明是由人、草原生态各要素组成的复杂巨系统，因此，它具备系统的特征及规律。
　　草原生态文明系统的整体性、开放性和层次性决定了其自身遵循着差异协同、整体优化等规律从低到高、由简入繁的协同发展，系统整体通过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保持平衡。但由于工业文明带来的生态危机，破坏了草原的有序构造，草原生态在人类欲望的作用下失去了原有的平衡，自身的恢复和发展陷入了困境之中。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绿色发展”，是针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出的新要求，因此，要恢复草原生态系统功能的发挥和结构的平衡，必须运用系统论的观点进行分析和指导，重新建设草原生态。
　　本文就是通过分析草原生态文明系统与系统论特征、规律的内在契合，总结出建设草原生态文明要从整体上促进草原生态文明系统的结构协调、功能完善，实现人与自然双重和解。首先，树立生态意识和系统思维，这是一种整体性观念，人和草原生态都是系统的构成要素，恢复草原生态文明系统就是要靠两者的统一。其次，传承草原生态文化，弘扬“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更好的实现人与草原差异协同发展。第三，从根本上变革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人类在生产、生活各个领域的整体优化。最后，系统建设草原生态文明需要制度的规范，用完善的体制、政策的支持、健全的法律形成一股合力为其保驾护航。
　　草原生态文明建设保住了人类生存的家园，逐渐扭转了人类过去传统的生产及生活方式，实现绿色经济的发展模式，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加注重生态效益，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牧民增收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此外，草原生态文明建设更加推进了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整体性建设。

摘要：生态旅游是以生态教育为核心的一种旅游形式，而乡村生态旅游则是以乡村的地区环境和资源、农业产业为支撑，将乡村旅游与生态旅游融合起来，开展的一系列以生态为核心的旅游形式。
　　山东省地域广阔，拥有发展旅游业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资源。山东自古农业发达，乡村地区无论是面积还是人口都占重要比重。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兴起，山东地区以乡村独特的生态文化环境为依托，开发乡村生态旅游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发展乡村生态旅游，对乡村社会经济发展，解决“三农”问题具有推动作用，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绝佳途径。乡村生态旅游依据旅游要素的不同，大致可分为四类，即生态观光类型，特色农业类型，民俗民风类型与人文历史类型。
　　本文通过借鉴相关生态理论，对乡村生态旅游的定义、发展、意义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全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引言，主要介绍研究目的、意义，研究的方法和国内外研究现状；第二部分乡村生态旅游概述，主要从生态旅游和乡村生态旅游两个概念进行说明，旨在明确乡村生态旅游的内涵、类型和特点；第三部分发展乡村生态旅游的相关理论，介绍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以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内容，并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对发展乡村生态旅游业的指导意义；第四部分山东乡村生态旅游发展特色和问题，分析了目前山东省以生态观光、乡村民俗文化、人文历史为特色的三种类型，分别选取代表性的旅游景点对其发展现状进行分析，总结当前山东地区乡村生态旅游业发展存在的问题；第五部分发展乡村生态旅游的路径选择，依据相关生态理论，结合当前山东省生态旅游存在的问题，提出可行的路径。

摘要：弗洛姆健全社会理论的哲学基础和核心是以人的心理精神分析为特色的人性论，他通过分析社会中人病态的精神状况，得出西方社会是不健全社会的结论，并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对健全社会的实现提出改革的建议:经济上进行“人道主义经营管理”、政治上发挥民主制度、文化上提高人民的道德情操，最终的目的是要实现一种人性完善、个人自由、充满理性和爱的“健全社会”。
　　文章的第一部分主要从时代背景和理论来源入手，梳理并总结出弗洛姆健全社会思想形成的源头。第二章重点阐述了弗洛姆健全社会思想理论的构思过程。弗洛姆认为健全社会的最初模型应该是人道主义社会的雏形，他通过对社会不健全现象的批判最终提出通往健全之路的改革建议。第三部分是对弗洛姆健全社会整体思想进行的评价。合理性表现在，弗洛姆揭示了西方社会存在的问题，将人性“理论”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同时拓展了我们对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察视角;局限性则体现在，弗罗姆最终没能脱离其抽象的人性本质，他的人道主义社会观只是对西方社会进行的表面探索，未能找到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根本问题。因此，他的社会改革方案带有着理想主义的色彩。

摘要：作为自然界一部分，当人的视线伴随着对直立行走的驾轻就熟，逐渐从脚下的溪流，头顶的繁枝和身后岩洞移向远方的同类时，采石穴居的选择便在部落的再形成过程中逐渐进化为对高墙与集市的热爱，并穿过蒸汽和灯光，走向下一个时代。由于前工业社会下人的活动范围和资源总量极其有限，不同群体或聚落的生活区域间发生交集时的解决方案往往是争夺;冲突之下产生的除了自我毁灭的行为，还有阶级和剥削，这些在人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生产关系的对立与人类塑造的文明相伴而生，使人类的生存发展过程充满了机遇和挑战。基于此，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关系推动了城市的形成与发展并表现于其中，在经历了农业主导型城市、大工业城市、商业城市等不同城市形态的发展和尝试后，由智慧型城市作为继承，为作为人的发展主要物质载体与成果体现的城市提供了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地的关键转向。
　　城市之所以走到今天，成为智慧城市，其根本原因在于人类同我们的前辈一样，从未放弃对人的发展何去何从的终极问题的探究，并在这一过程中阶段性的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解决方案，所以从哲学的角度讲，智慧城市是人的全面发展理念的实践过程与阶段性成果的体现。而智慧城市本身亦是城市，即人的发展成果与现实，故对智慧城市的研究即是对现实的人及其发展的关注，这既符合哲学研究的使命，亦对现实的人的发展具有指导意义。然而由于智慧城市的技术层面是不具备人性中的好、恶情感和善恶判断的，倘若在智慧城市的运作过程中，人的意识和理念在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时产生任何的偏颇，其带来的危害和现今取得的巨大效益是对等的，诚如贝克所言，“人类已经生活在文明的活火山上”①。故本文从马克思主义人学的角度出发对智慧城市分析研究，以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基础，结合智慧城市发展现状，及对智慧城市的本质内涵、实践路径、“不良反应”等进行分析探讨，力求在辩证分析智慧城市的基础上，进一步了解智慧城市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影响，在引起人们对智慧城市发展现实关注的同时，希望人们对其发展过程中的效益与副作用理性看待，重申人与人的发展在智慧城市中的主题地位。
　　发展智慧城市，进而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我们的根本着力点不应只在技术发展，而应在高技术进一步实现的基础上着力关注现实的人与人的发展。

摘要：马克思一生著作甚多，卷帙浩繁，他的研究涉及了多个领域。其中，马克思非常重视对人的问题的研究，人学理论的重要性不容忽视。马克思认为，“人”不是抽象的个体，而是处在社会关系中的具有主体能动性和实践性的现实的人。马克思人学理论从唯物史观这一理论尺度着眼,对人的本质、人的价值、人的需要和人的发展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形成了理论观点扎实、科学内涵深厚、实践意义深远的思想体系。本文通过分析马克思人学理论的产生背景、思想来源、形成历程、本质内涵，阐释马克思人学理论的思想体系。在本文中，马克思人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始终是围绕着“现实的人”这一核心展开系统论述的，马克思的“现实的人”的思想是随着其整个人学理论的发展而逐渐发展和成熟的。所以，马克思的人学理论既不是抽象的思辨哲学，又不是直观唯物主义，而是立足于现实的历史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由此可见，对马克思人学理论的主要观点进行整体概括和系统梳理为进一步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人学理论体系，深化在马克思人学理论领域的研究，为本文后续马克思人学理论的当代价值研究打下理论基础。
　　理论要与实践相结合，才能更好的指导实践，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所以，着眼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时代背景，以马克思主义人学视角为切入点，从我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现实问题及其存在的发展困境等方面深入剖析问题的产生根源，继而进一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可能路径可以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三个维度上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重视不同方面，不同维度之间的协调、配合，使得多种力量凝聚成一张制度大网，发挥强大的聚合效力。
　　总而言之，本文旨在把马克思人学理论的基本观点和重要思想与当前我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和具体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力求在马克思人学视阈下，以哲学思维探寻、分析我国社会发展进程中存在的困境，提升问题防治措施的有效性，增强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科学性，试图为解决当前我国社会发展进程中存在的现实问题提出建设性的建议和对策。

摘要：《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1919年7月，李大钊在五峰山度假期间写的长篇论著，《新青年》分两期载完。该文章的发表不仅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也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二十世纪初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状况，促成了李大钊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并写下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文章，其理论主要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经典理论和日本社会主义思想。这篇文章主要从两个大的方面进行了论述。首先，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介绍。在文章中李大钊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分为三部分即：历史论、经济论和政策论。虽说李大钊把马克思理论为以上三部分，但是在这篇文章中李大钊却着重阐述了其唯物史观、阶级竞争说及经济论，所以我们这里也着重论述这三个部分。其次，李大钊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如果仔细读这篇文章，可以发现字里行间处处透露着李大钊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严肃、认真及谨慎的态度。同时李大钊从不迷信和盲从马克思主义，而是科学的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在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上，从而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河。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的发表不但表明李大钊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而且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开始了较为系统的传播。马克思主义主要是通过三次大的论战得以向中国人民传播。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李大钊开始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工人阶级运动，最终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发表和传播，不仅拉开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序幕，指明了近代中国发展的方向，而且也影响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为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理论和实践上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