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由是伴随人类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向前发展的，人们对自由的探索和研究也从未停止过。如何实现人的自由是马克思理论的一个重要议题。马克思对自由的研究超越了以往历代学者的阐释，他在研究自由这个范畴时将实践观点引入其中，使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也落到实处，本文对马克思的自由理论进行了系统梳理。本文由三个部分构成。第一章阐述了马克思自由观的时代背景与理论基础。第二章阐述了马克思自由观的形成过程及其主要内容。第三章阐述了马克思自由观的当代价值。

摘要：捷尔吉·卢卡奇（CeorgLukacs，1885－1971）是匈牙利著名的哲学思想家与文艺评论家，他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发挥着持续的影响力。卢卡奇在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中掀起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坚守与创新的矛盾碰撞，其哲学思想在中西方引起的理论争议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独特的一道风景。学界就卢卡奇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前后期思想发展的历程是“断层”还是“超越”，卢卡奇不同历史阶段思想的转型是“主动”还是“被动”等问题，对卢卡奇哲学思想展开了全方位的争议。论文从卢卡奇为执着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视角出发，阐释了卢卡奇走向马克思主义道路的思想转型，卢卡奇以《历史与阶级意识》开启了其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研究的序幕，提出了总体性思想与物化理论。侨居苏联的历史时期（1933-1945）是卢卡奇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思想转型的重要历史阶段，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列宁的《哲学笔记》为卢卡奇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成熟提供了理论基础，《青年黑格尔》代表了卢卡奇对早期思想的超越，实现了与列宁理论思想的高度认同，站在唯物主义的高度评价了马克思哲学思想对黑格尔哲学的扬弃，晚年卢卡奇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的回归。卢卡奇终身投入马克思主义事业，见证了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卢卡奇执着地追随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其思想的转型证明自己马克思主义的人生信仰。深化对卢卡奇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研究，对于现时代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捍卫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文共分五章内容。第一章通过对卢卡奇生平的介绍与思想发展历程的梳理来体会卢卡奇跌宕曲折的人生轨迹与波澜起伏的思想发展脉络。第二章阐释青年卢卡奇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并对其进行了创新式的自我解释。卢卡奇突破西美尔、韦伯等思想家的理论影响，着重批判了第二国际庸俗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提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解读与物化理论，站在独特的视角阐释了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理解。第三章提出了苏联时期是卢卡奇重新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反思的重要历史阶段。卢卡奇达到与列宁思想的高度认同，并创作了《青年黑格尔》、《理性的毁灭》等著作。第四章重点分析苏联时期影响卢卡奇哲学思想的因素，阐述卢卡奇受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影响，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达成与斯大林思想的统一，使其晚年回归了对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的研究。第五章着重对卢卡奇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进行评价与再认识。分析阐述了学界对卢卡奇多方面的争议与评价以及卢卡奇的自我评价，提出卢卡奇的一生诠释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者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加强卢卡奇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研究，对分析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演进与发展，捍卫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摘要：阿尔都塞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史上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他深受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影响，又在汲取葛兰西、拉康等哲学家理论精华的基础上，赋予了意识形态以国家机器职能。阿尔都塞指出，虽然马克思确立了意识形态的现代语境，但是对于意识形态理论的论述只是停留在表层阶段。对此，阿尔都塞运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对其进行了重新建构，将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和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创造性地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一概念，揭示了资本主义维护生产关系再生产的运行机制，形成了极具个人特色的意识形态理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丰富了马克思的国家机器理论的内涵，他将学校、宗教、家庭、工会、文化等众多私人领域纳入到国家机器的职能中，从而拓展了马克思国家理论的研究范围。
　　本论文从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主要将视角集中于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采用文献研究的方法，除绪论与结语以外，论文主要包括了以下几部分。第一，着重分析了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产生的历史语境，系统阐述了其理论诞生的时代背景和理论渊源，旨在从根源上探讨理论自身的科学性所在。第二，分别从三个维度系统分析了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基本内容、主要功能以及特性，从逻辑上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进行了比较。第三，是关于对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客观性研究，辩证地看待其具备的理论价值以及存在的不足之处。第四，深入挖掘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所蕴含的当代价值，并汲取其有益成分从而来指导我国的意识形态工作。
　　阿尔都塞创造性地将意识形态纳入到物质生产结构中，并与国家机器、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主体建构等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最终跳出了将意识形态理解为虚假的精神现象的传统认识。他深入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运行机制，为我们重新认识资本主义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同时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挖掘有利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深刻内涵。

摘要：当前，世界各国都在推动物联网及“智慧城市”项目的发展，而泛在社会是由物联网技术发展到高级成熟阶段进而实现的社会形态。泛在社会建立在泛在网络的普遍使用前提下，是一个能够在任何物理对象间实现随时随地的信息互通、存储、认知和决策的社会。技术的发展历程总是伴随着人的异化问题出现。本文将对泛在社会和异化理论概念及形式作出阐述，并基于泛在社会的基本特征探讨异化的新表征，从中找到异化的实质及根源所在，最后结合人和技术发展的自身要求，提出消解对策。
　　本文立足于即将来临的泛在社会，通过对物联网发展和泛在社会相关研究，找到泛在社会的概念及基本特征。并通过梳理异化理论发展及人的异化概念，找出泛在社会下人的异化表现，即主体地位的弱化、自由的丧失、交往异化、主体性减弱、信仰异化等。从而全面理解人的本质，并得到技术导致的这些异化实质上人是与自我、社会、自然三方面的异化。此外，本文还分析了人性及技术理性致使异化的两部分根源，一方面源于人对技术现实价值和个体“全能”的追求，人处在生存两歧的矛盾当中，同时与他人、与社会间产生偏离;另一方面源于技术自身特性和技术理性的扩张，同时社会技术化趋势都将致使人的异化产生。通过根源分析，本文认为缓解人的异化问题及避免其产生，应从人性关注及技术关注两个层面入手。即加强人性中人对自身价值的认识和理解，正确认识人的生存两歧，重新审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理解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时，着手技术本质，摆正泛在技术与人之间的主客体地位，规范泛在技术的使用、构建管理机制，多维度开展对泛在技术的研究。本文旨在指导人的生活实践，构建合理健康的技术社会生活世界，实现人与泛在社会的和谐发展、有机统一，尽可能避免泛在社会下人的异化。

摘要：“人”的问题是人类哲学史上一个古老而神秘的“斯芬克斯之谜"，古今中外无数的哲学家与思想家都针对此话题进行了深入而持久的探索。
　　纵观马克思的伟大论著，《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和发展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形态》中，马克思系统阐述了“现实的个人”思想，并将该思想作为研究社会历史的前提和唯物史观的逻辑起点。从《形态》出发进一步理解和分析马克思“现实的个人”思想的理论渊源、基本规定、多维视野、人学意蕴以及由该思想所引发的对人的现实性与历史性的思考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将采取文本解读和个案研究的方法，按照如下六章的架构进行论述:
　　第一章为引言，主要对本文的研究背景及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方法以及创新与不足进行分析和介绍。
　　第二章将主要论述《形态》中“现实的个人”思想的理论溯源和形成过程，以期折射出马克思在写作《形态》之前的思想历程。
　　第三章将具体论述《形态》中“现实的个人”思想的基本内涵和现实指向。阐述马克思对“现实的个人”思想的内涵的剖析，并通过考察“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问题来分析“现实的个人”的现实指向。
　　第四章将从多维视野和人学意蕴这两个方面来深入探究《形态》中“现实的个人”思想。该章力求展现笔者对该思想的深入思考，从多维视野进一步挖掘“现实的个人”思想的内在规定，并从人学的研究视界、理论基础和核心功能的角度来探索“现实的个人”思想所带来的人学变革。
　　第五章将考察《形态》中“现实的个人”思想所引发的对人的现实性和历史性问题的思考，该章主要阐述人的实践活动对人的现实性和历史性形成的重要作用以及人的现实性和历史性的内在联系。
　　第六章作为论文的末尾章节，则主要论述《形态》中“现实的个人”思想的理论意义和当代价值。其中，在理论意义部分，将着重分析马克思“现实的个人”思想在打破自然与历史的二元对立状态、重塑传统的个人与共同体对立的状态以及在揭示人类历史基本规律上的重要影响。在当代价值部分，则主要考察“现实的个人”思想对推动我国社会发展、推进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统一以及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方面的积极意义。

摘要：十九世纪中叶，以无政府主义之父蒲鲁东及其学生巴枯宁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在西方国家广为传播。而无政府主义关于废除国家以及主张工人阶级放弃政治斗争的思想在革命浪潮风起云涌的当时对欧洲各国的工人运动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政治冷淡主义》一文的发表，不仅在当时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对如今解决我们如何看待自由、国家和革命等问题上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立足文章本身，试图通过对文本内容的详细解读来还原一个真实的、斗争的马克思。论文主要从四个方面对这篇文章进行解读，首先是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与理论渊源，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爆发和巴黎公社实践的失败都为无政府主义的广为传播创造了条件。第二个方面是这篇文本的主要内容，文章通过列举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工人阶级参与一切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观点揭露了无政府主义者捍卫资产阶级自由的真实目的。第三方面是阐述马克思在对无政府主义批判的过程中所彰显出的马克思的理论主张，如在自由观上，无政府主义主张个人绝对自由，而马克思则主张辩证统一的自由观;在国家观上，无政府主义主张立即废除国家，马克思则认为国家是自然消亡的，只不过需要由无产阶级专政来为实现共产主义进行过渡;在革命观上，无政府主义幻想依靠农民和小资产者通过密谋暴动来消灭国家，而马克思则主张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暴力革命。最后是这篇文本的理论意义及马克思在这篇文本中所体现出的自由观、国家观和革命观的现实意义，这些观点对规正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错误的自由观、国家观和革命观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摘要：二十世纪初，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面对全球社会主义革命形势的变化，对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社会地位及所承担的责任给予了重视，掀起了一股对知识分子研究的热潮，提出了批判理论下的知识分子观、有机知识分子观、新左派知识分子观和公共知识分子观等众多理论，形成了20世纪影响最大的思想流派——法兰克福学派。霍克海默作为学派形成过程中的“精神领袖”，他首先确立了“社会批判理论”新观念，通过将哲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从唯物主义视角出发，对传统形而上学进行批判，开启了社会批判理论的先河。在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中，他立足实际，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地位、作用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进行了客观的总结和有益的探索。这种知识分子观不仅为法兰克福学派提供了理论启发和指导，更对于我们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进行再认识、重新思考知识分子的使命，给予了重要借鉴意义。
　　本篇论文在内容方面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介绍霍克海默批判理论下的知识分子观形成的背景，指出他的知识分子观是他复杂的人生经历的产物，是特殊的历史时代的产物，是对叔本华悲观主义、科内利乌斯哲学、德国观念论及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继承和创新;第二部分是系统阐述霍克海默批判理论下的知识分子观的基本内容。首先介绍了其知识分子观的理论基础—社会批判理论，而后在与传统理论下的知识分子观的对比中，阐述批判理论下的知识分子观的主要内容，进而提出其重要职能;第三部分是阐释霍克海默批判理论下的知识分子观的进步性、局限性及当代启示。首先介绍其重要意义，而后再指出其局限性，最后在此基础上强调要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指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要找准批判的出发点，一切从实际出发，通过改造批判的形式，积极建言献策，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摘要：《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1848年2月于伦敦发表，该宣言号召无产者联合起来发动革命，以推翻资本主义并最终建立一个无阶级的社会。是无产阶级为争取实现自身解放的宣言，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载体，是无产阶级政党最基本、最重要的政治纲领之一，这已是理论界、学术界共识。深耕文本，《宣言》中亦闪烁着对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追问和人文关怀，马克思恩格斯给予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各阶段（各社会形态）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及其局限性的分析，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以及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维度领会文本精神是一种独特视角。耙犁文本，字里行间论及人的全面发展的能力的全面发展、关系的全面发展和个性的全面发展，社会发展为个人发展提供条件，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切人发展的条件。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之路，通过消灭私有制，大力发展生产力、着力发展科学技术、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以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加强自身的交往来达到主体的自我实现等途径实现。时隔170年，《宣言》依旧显示强大生命力和感染力，在当下追问人的本质，人的解放，人的发展，人的自由的困惑下，文本释疑解惑，具有重大的理论解释力和现实指导意义。

摘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轫至今已有半个世纪，其产生有着特定的现实因素，也有丰厚的理论基石。其理论主要是将马克思的基本原理、方法同生态学的思想相结合起来，分析生态问题的根源之所在，并为走出生态困境探索出路。瑞尼尔·格伦德曼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潮第三代领军人物，一反往日生态中心主义的立场，为人类中心主义正名，从“人”的角度分析当代生态问题的产生，为马克思的技术理论辩护，强调技术之于“控制自然”的重要性，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内涵。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不仅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活力，且对于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本文以格伦德曼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为研究对象，以期能将其理论研究推进一步。
　　本文分为四章:
　　第一章，主要对瑞尼尔·格伦德曼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概述。本章分为三节，第一节主要剖析格伦德曼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发生的理论渊源，第二节主要厘清格伦德曼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中一些核心概念，比如人类中心主义、“控制自然”的概念，第三节主要剖析生态问题产生的原因。
　　第二章，主要分析了瑞尼尔·格伦德曼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重新赋予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本章分为两节，第一节主要分析格伦德曼对马克思技术理论的重构，一方面格伦德曼看到了技术进化之于人的生存、“控制自然”重要作用，揭示了技术进化的规律，揭示马克思的技术控制论的合理性，另一方面格伦德曼又批判资本主义技术对人的异化现象;第二节主要分析了格伦德曼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哲学阐释，揭示了生产力发展与社会形态的共同进化的关系，分析了共产主义社会的的出现的可能性。
　　第三章，主要分析了瑞尼尔·格伦德曼对共产主义社会的重构，勾勒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蓝图。本章分为三节，第一节主要分析了共产主义社会的两个方面，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第二节主要从共产主义社会的劳动形式、经济模式和国家模式来分析共产主义社会的特征;第三节揭示了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的理论困境，技术与主体哲学的局限、社会的复杂性的限制。
　　第四章，主要对瑞尼尔·格伦德曼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了客观的评价，分析其理论贡献和不足。第一节主要分析其理论贡献，对生态问题进行了界定并剖析了其产生原因，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哲学阐释，开创了在英国占主导地位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勾勒出了共产主义的动态性特征;第二节主要分析其局限性，忽视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批判不彻底，未阐释“人的真正需要”内涵，意蕴模糊性，未指出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缺乏革命性。第三节分析了格伦德曼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方法对生态文明建设价值意义。第四节主要分析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于生态美学建设的价值意义。

摘要：马克思的哲学是实践哲学，这对于国内外学界许多研究马克思哲学的学者来说已是一个基本共识，然而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理解却颇有争议。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是第一个明确地把马克思哲学定义为“实践哲学”的人，他的实践哲学是我们今天研究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不可绕过的一环。但迄今为止，国内外学界对于拉布里奥拉实践哲学的研究还屈指可数，鉴于上述情况，本文拟对拉布里奥拉的实践哲学思想进行系统的研究，以期真正地揭示出拉布里奥拉实践哲学的全貌，从而进一步推动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探讨。
　　本文正文主要分为以下四个紧密关联的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分析拉布里奥拉实践哲学产生的历史背景、思想渊源以及拉布里奥拉转向实践哲学的过程。从历史背景来看，19世纪末，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到垄断阶段，工人运动也蓬勃发展起来，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也遭到了种种歪曲和修正。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拉布里奥拉才开启了实践哲学的探索之路。在思想渊源方面，拉布里奥拉的实践哲学与黑格尔辩证法、维科历史主义哲学尤其是马克思实践哲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从个人的著述活动来看，拉布里奥拉是经历了一系列的思想变化才最终转向实践哲学的。
　　第二部分:从自然观、历史观以及共产主义思想这三个紧密联系的部分，对拉布里奥拉实践哲学的基本内容进行全面的剖析和系统的研究，以期呈现其全貌，并在此基础上昭示其的特点。
　　第三部分:主要探讨拉布里奥拉实践哲学与其它思潮的碰撞。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在第二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遭到了诸多的歪曲和挑战，而拉布里奥拉则用他的实践哲学对当时流行的错误思潮社会展开了批判，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第四部分:全面分析拉布里奥拉实践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的地位，阐释其当代的启示。一方面，拉布里奥拉的实践哲学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同时也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另一方面，拉布里奥拉的实践哲学也带给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诸多启示。
　　总之，系统研究拉布里奥拉的实践哲学，不仅有利于我们在争议和交流中，在与各种思潮的碰撞中，全面、准确的把握马克思哲学的本真精神，而且有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学科的建设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摘要：古今中外，正义的话题历经久远，从来都没有离开人们的视野。当前的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克难时期，社会各种矛盾和问题地出现，使得正义的话题成为了全社会较为关注的热点。人们前所未有地注视着社会的公平正义，不仅预示着对马克思正义理论的迫切需要，而且还昭示着党和政府务必把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放到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上。在马克思的思想理论体系中，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实践正义观的主体即现实的人，自始至终都贯穿于马克思实践正义思想当中，并处于核心的主体地位。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了新时代，所面临的局势日益复杂，需要马克思实践正义理论的指导。因此，我们研究马克思实践正义观及其主体维度既契合了现实的需求，也深彻地领悟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精髓即实践性、批判性与人文性。
　　第一章的主旨在于充分地厘清马克思实践正义观的内涵、思想渊源、形成与发展历程。文章先高度地概述了马克思实践正义观所蕴含的内容，接着采用文献资料分析的方法来阐明马克思实践正义观的思想渊源，主要从自然法学派、哲理法学派、空想社会主义者三个方面的正义观展开论述，并阐释了对马克思实践正义思想形成的影响与意义。然后，文章详细论述了马克思实践正义观的形成与发展，并确立马克思实践正义观的主体即现实的人及其现实基础即实践。接着，文章从马克思正义观的实践指向和主体转向这两方面来论证马克思实践正义观的确立，为探究马克思实践正义观的主体维度奠定基础。
　　第二章主要是致力于探究马克思实践正义观的主体维度。文章从出发点、聚焦点和落脚点这三个的维度来阐发论述马克思实践正义观主体的价值取向。接着，主要从主体的需要、实践和发展这三个角度，来梳理、阐述马克思实践正义观主体的具体表征。然后，文章详细地分析和阐述了马克思实践正义观的主体承担者及其实现路径，主要论证确立了马克思实践正义观的主体承担者的角色即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接着从“无产阶级联合组织”、“由理论走向实践”、“无产阶级专政”、“共产主义社会”四个方面，阐述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作为马克思实践正义观的主体承担者，在马克思实践正义观的指导下，将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实现无产阶级正义的实践路径。由此可知，马克思并非简单地把实践正义观的主体地归纳为现实的人，而是在历经社会生产实践和革命运动的过程中，对实践正义观的主体的理解认知逐步迈入深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作为马克思实践正义观的主体承担者，作为正义社会的主体力量承担者，作为新时代的开拓者和引领者，肩负着解放人类与实现正义的历史重任。
　　第三章主要是深入阐述马克思实践正义观的主体的理论价值和现实价值。其理论价值就在于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为我国新时代正义社会地构建提供理论和方法指导。其现实价值就在于为中国的经济稳健、社会和谐、生态文明、政治民主、政党建设提供一些有益的实现途径和方法，主要从五个方面去探讨:经济方面主要是从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如何实现来着手，明确主体的正义追求;社会方面主要是从民生水平的切实保障和改善如何进行来着手，实现主体的实质正义;生态方面主要是从生态文明体制如何进行改革，解决个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保障主体的生存环境;政治方面主要是从人民当家作主体系如何健全来着手，切实维护主体的基本权利;政党方面主要是从政党及其制度如何建设来着手，坚定主体的理想信念。

摘要：观念理论是斯宾诺莎认识论的基石，在其哲学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笛卡尔的天赋观念论是斯宾诺莎观念理论的来源。斯宾诺莎在《伦理学》中主张，观念在认识论上的两种涵义是神内的观念或人的心灵内的观念。在《简论上帝、人及其心灵健康》中讨论了不可能真实存在的观念、可能但不必然存在的观念和独一无二的上帝的观念。在《知性改进论》里斯宾诺莎讨论了错误的、虚构的、可疑的观念与真观念之间的关系。斯宾诺莎认为，想象、理性与直观是获取观念的途径，上帝是观念的动力因。斯宾诺莎认为，真理是自明的，正确观念本身具有的内在标志就是真理的内在标准；而观念与其对象的符合是真理的外在标准。斯宾诺莎的观念理论是理解其哲学体系的钥匙，把握其观念理论有助于理解他的伦理学或情感理论，情绪是心灵的激动，是混淆的观念。斯宾诺莎的观念理论对莱布尼茨的真理论具有重要影响，在主要观点上二者是一致的。斯宾诺莎观念理论也存在不足，观念一词时而表示观念为心灵形成的概念、时而表示具有肯定或否定的判断，其用语的不严格导致人们把握斯宾诺莎观念理论存在困难。根据斯宾诺莎心灵的主动性不能推出观念的主动性。斯宾诺莎的“真”和“假”是属于认识论上而非本体论上的范畴，其真假标准现在看来存在问题。

摘要：儒学的复兴，是当代中国的一个新动向。这个新动向，促使一批学者欲从学理的角度出发，借鉴儒学的思想资源来寻求某些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可供国家治理借鉴的思想资源呈现出三方并存的态势。在理论探索的层面上，以“中国向何处去”为问题引导，以“国家意识形态”概念为观察视角，以民国时期的两次国家意识形态的建设过程做前车之鉴，这或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探索儒学复兴的正确方向提供有益的思考。
　　在新文化运动以来的90余年间，思想文化界对儒学的理论定位大致经历了“封建文化”即革命运动的“绊脚石”、“文化保守主义”即经济建设的“路边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即民族复兴的“铺路石”的三个阶段。当代学者从意识形态视角审视儒学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使得儒学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浮沉兴衰的历史缘由更加明晰。意识形态概念虽然是20世纪才传入中国的，但它自从与马克思主义一同传入中国开始，就携带着由列宁、斯大林赋予它的阶级斗争的政治锋芒和改造世界的语义指向。在当代中国，儒学逐渐呈现出欲走出学界指导社会现实的取向;自由主义民主政治仍具有一定程度的价值正义性。儒学和自由主义以理论形态并存于当下的中国学界。因此，构建具有理论包容性和现实操作性的“国家意识形态”概念，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借鉴、吸收儒学的思想资源乃至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思想资源和治国理政的建设经验的理论准备工作之一。以“国家意识形态”的视角观察民国时期国家意识形态的重建过程，总结这一过程的基本得失，将能够为从理论上探索“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做一个历史学的铺垫。
　　儒学的国家意识形态地位受到巨大冲击是在辛亥革命以后。来自西方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辛亥革命后挟革命余威，一度获得了相当高的价值正义性，二次革命是这种状态的转折点。二次革命后，袁世凯打击国民党的政治势力，以尊孔为旗帜走上了保守主义的政治道路。由尊孔复古到恢复帝制的保守主义道路不仅葬送了袁世凯个人，也使儒学成为了帝制的陪葬品。新文化运动时的新式知识分子们，以彻底的破旧立新的革命姿态“打孔家店”，以期塑造新国家、新国民、新思想。这一方面使得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自由、民主等观念）广泛传播，进一步打击了儒学的价值正义性，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创造了思想基础，促使意识形态更替局面的形成;另一方面又在客观上促进了儒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自我更新，并思想学术方面产生了以梁、熊、冯、马为代表的第一代现代新儒家。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控制下的民国政府的意识形态建设实际上处于迷茫状态。取代儒学的国家意识形态地位的，是由孙中山创造的三民主义意识形态。三民主义意识形态吸收了自由主义、儒学和社会主义的部分内容，并在孙中山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中走向成熟。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经过戴季陶和蒋介石的理论补充和政治实践，儒学化程度不断加深;又随着国民党统治范围的扩大而逐步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并在行政、文教等领域逐步落实。在党国一体和个人独裁的体制下，国民党形成了以人身隶属为中心的精英政治模式。蒋介石集团也迷失在了儒学的“泥潭”里。
　　我们立足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以“国家意识形态”概念作为观察、理解、借鉴儒学思想资源的工具，则应该告别帝制儒学，走出宋明道学，改造“中体西用”，鉴古应时以开新理路。应该努力把儒学纳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轨道，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批判、借鉴、吸收儒学的基本精神，并以民主政治的基本形式矫正儒学的帝制成分。这是当代中国思想发展的方向，也应当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奋斗方向。

摘要：19世纪中叶，新的世界观与历史观——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得以形成。一般认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唯物史观初步表述的萌芽，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则一般被学界公认为是唯物史观第一次完整表述。但遗憾的是《提纲》与《形态》在当时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公开出版，唯物史观是通过《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公诸于世。所以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把《哲学的贫困》与《共产党宣言》看作是唯物史观的完成与总结，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则被视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起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将这一科学的“历史观”称为“唯物主义历史理论”或“唯物主义历史观”，后来恩格斯正式称它为“历史唯物主义”。①由于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表述大多是描述式的、非系统性的，恩格斯晚年依然在对历史唯物主义作系统的整理、总结与阐释。这样，就给学术史上有关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留下很多有待探索的问题。很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阐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从而造成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各种各样的争论与阐释。
　　本论文力图依托历史语境和文本语境，勾勒出历史唯物主义经典建构的线索及其留下的问题，进而通过分析后世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工作，溯本清源，辨析正误，考究得失。通过分析哈贝马斯、莱尔因、广松涉、实践唯物主义等国内外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一方面他们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做了有意义的拓展，尤其注重强调人的能动性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是另起炉灶，偏离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且始终没有论述清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内在转换机制。而往往被学术史所忽视的一位弗洛伊德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弗洛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释则具有一种深化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启迪价值。弗洛姆除了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误解作以辩护与澄清外，还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结合起来，提出社会性格和社会无意识理论作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连接纽带，阐明了两者之间内在的转换机制，即经济基础如何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如何决定社会意识，打通了个人微观心理领域与社会宏观的经济领域，这在某种程度上更加深化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同时，我们也应一分为二地看到弗洛姆重释理论的很多不足，比如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很多思想作了人本主义式的解读，这就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反对。本文将对此一一展开论述，探究弗洛姆对历史唯物主义重释的价值与得失。

摘要：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自由王国”思想的关系问题，多年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依本文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自由王国思想同异共存;就自由王国是关涉人的自由完成和人类解放的终极理想而言，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相同的，甚至可以说，自由王国是马克思恩格斯终其一生都在为之奋斗的目标和归宿。但在“自由王国”的内涵和实现方式的具体阐发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存在着差异;马克思以实践本体论为依据，认为自由王国不仅是个超验的本体范畴，在历史维度上，更表征为一个现实的运动过程;恩格斯则立足于物质本体论，主要从认识和历史必然阶段这两层意义上阐发自由王国。显然，这与两人各自的哲学运思方式有着巨大的关系。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各自独特的哲学思维方式引起了两人在“自由王国”，甚至是整个哲学思想上的交叉和疏离。然而，我们必须明白，马克思和恩格斯“自由王国”思想的具体理解上的不同，并不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对自由王国这一终极目的的共同探求。因此，全面梳理和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由王国”思想的异同，深入挖掘异同的内在根源，对于我们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深刻的学理和实践意义。

摘要：本文研究沿“主奴关系”产生（主奴哲学）、发展（宗教哲学）、流变（经典力学，笛卡尔、康德哲学）、双向（黑格尔哲学）、终结（马克思哲学），系统地勾勒主奴哲学思维方法的演进路径，对呈现“主奴哲学、黑格尔哲学、马克思哲学”进化关系，指认马克思哲学的方法革命，清除相关误区，具有理论价值。对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和树立马克思主义理性信仰，具有实际的社会价值;对揭批主奴哲学思维的社会遗存现象，对促进生态观、发展观、科技观等社会文明建设，具有深刻的批判现实和实践指导意义。
　　哲学创新（一切创新）最关键内容也就是“捅破窗户纸”的那句话，而且当这句话被确定后，就会发现它很简明。本文通过文献梳理研究，形成如下观点:
　　其一，主奴哲学是人类积习生成的理性规则。为何产生主奴哲学？古代人基于日常生活经验中积累的“无推不变、无造不生”经验，习惯性地对“作为现象的事物”追问“谁制造”，而对“事物关系”追问“谁支配”，对事物及关系“变化”追问“谁导致”;这种人类积习就在哲学层面的认知原理上生成一条解释规则:一切事物与变化皆是被制造的，并在历史（纵向关系）与现实（横向关系）生成支配与被支配的主奴关系;凡是含有这一条解释规则的哲学，即称为主奴关系哲学（简称“主奴哲学”）。在主奴哲学下，那就注定对“事物及关系”采用“主奴关系”方法理解与描述。因为只有这种描述方法，才能让人们建构一个“事物关系”确定、其变化原因确定的“世界景观”。主奴哲学已经默在于古希腊哲学观念中，这能更好理解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
　　其二，基于主奴哲学默在，必然形成神学及其世界观。主奴哲学在古代是单向支配论形态，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被制造的，均存在一个制造者，让人们总是在寻找“支配物”，也最后一定会让人类理性地追寻至可见支配物“之后的支配物”，使之相信有不明隐形的支配物存在（即神在）。当人的理性，对“神话”进行系统化、逻辑化的过程，必定形成“神学”以相应世界观。由此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世界性宗教都形成至上神（上帝）的理性推定，由此形成“神创论”。也由此形成那些借用或利用某种神的力量来影响人类生活或自然界事件的方法，称为“巫术”。
　　其三，主奴哲学在近代科学中演变，从“我”重构世界支配图景。文艺复兴运动将神悬置、让“我”重生并尺度世界，宗教改革运动重构“神与我”支配关系，启蒙运动从“我”平权建立民主政治。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说明支配作用在宇宙中普遍存在，关键是牛顿的作用与反作用力定律，以双向相互支配作用否定了古代单向支配形态，这正是后来启发了黑格尔哲学的观点。牛顿经典力学促进生成新式主奴哲学，导致机械唯物主义盛行，把世界视为大钟表，甚至认为“人是机器”。为消除基于主奴哲学的“第一次推动”问题，产生“世界、生命”自生进化思想，也让人类中心主义开始膨胀。
　　其四，主奴哲学在近代哲学中完成近代形态演变。随着牛顿经典力学、机械唯物主义的建立，笛卡尔转向“我思故我在”开始重新安排“我、上帝、万物”三者支配关系。继而康德的批判哲学主要针对“我”能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为什么做，实现他的哥白尼式革命。最后黑格尔完成——把主奴哲学从古代的单向支配形态，改造为近代的双向相互不平衡支配形态。在黑格尔那里，整个世界都是绝对精神的“外化（去）进化（回）”双向循环运动;而自我意识之间也是双向相互支配作用（受牛顿经典力学启发）;当双方出现双向相互支配不平衡情况，就是新式主奴关系;奴隶与物之间，也是新式主奴关系。然而马克思发现黑格尔哲学“历史不锚定于现实”的逻辑漏洞。
　　其五，马克思用“社会生成论”终结主奴哲学。黑格尔是“改造”了主奴哲学，但马克思不是改造主奴哲学，而是彻底“终结”了它。终结，不仅是发现主奴哲学有错误，而且找到更好的替代品——马克思是用作为完整版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社会生成论”。借鉴行动者网络理论(ANT)，看清马克思对“社会”的非支配关系解说（终结主奴哲学）;看清马克思的“社会生成论”如何将“人、物、实践”三者嵌入“社会（行动者网络）”。
　　其六，马克思的“社会生成论”，内含辩证唯物论。就马克思的“社会”有什么属性，讲清楚“社会”作为完整版行动者网络的现实性、系统性、结构性、差异性、阶级性、可变性等内容，理解马克思关于“社会”要素构成、普遍联系、动态结构等等观点。
　　其七，马克思的“社会生成论”，内含历史唯物论。在马克思看来，具有现实唯一等属性的“社会”，注定生成唯一的“历史”;也同时把“社会”的“历史”锚定于“现实”。在此基础上，讲清楚马克思“社会生成论”内含的发展史观、唯物史观、群众史观、阶级史观、劳动史观等内容。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索萨、格雷科、扎格泽布斯基为代表的德性认识论者们提出了这样的一种理论设想:德性认识论不仅能解决认识论问题，还能解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实际的认知状况。然而，这一设想不仅没有让德性认识论获得经验证据的优势，反而使它遭受到了来自经验证据的挑战。
　　马克·阿尔法诺通过援引心理学的实验成果，指出德性认识论中最核心的理智德性概念（无论是可靠论的还是责任论的概念）事实上并不为大多数人所持有，并据此提出了一个德性认识论需要面对的认识情境主义挑战。这一挑战可描述为如下的两难困境:要么坚持德性认识论对知识的定义，如此，我们日常大多数的认知活动就不再具有知识，这会陷入怀疑论的危机;要么放弃德性认识论的知识定义，或者至少要对理智德性这一概念的意义进行修正。
　　基于对这一问题不同回应的分析，本文认为，其中一派通过重释而不是改造旧理论的温和回应其实并不能真正地解决情境主义问题，而另一派通过改造旧理论的激进回应又有些得不偿失地使德性认识论失去了本来的一些优点（在一些经典难题的解释上又会出现困难）。
　　最后，笔者将阐述一种比这两类回应更优的对认识情境主义问题的回应。基于温和派回应，笔者将重点提出以下两个观点:第一，承认我们拥有很少的知识是可接受的，并不会导致怀疑论危机。第二，德性认识论背后将知识与德性相联系的方法本身是可能得到经验直觉支持的。即是说，尽管我们大多数人可能并非通过理智德性的方式获取大量的知识，但我们大多数人可以确实是按照德性认识论所描述的方式去理解知识概念的。德性认识论可以通过一种规范性而非事实性的方式获得经验充分性。这种对经验充分性的规范性理解不仅能维护正统的德性认识论理论，也可以为新兴的另类德性认识论的实践活动提供有力的支持。

摘要：本文通过对时间哲学上现在主义(presentism)与恒存论(eternalism)两个观点的对比讨论，为一种本体论上的现在主义观点做出了辩护。
　　首先，作者对时间哲学上关于时间的不同理论做了轮廓性描述，并对现在主义及恒存论观点及其各自面临的问题做了重点梳理:相对论里同时相对性对现在主义的挑战;在历时性关系、使真者(truthmaker)问题上现在主义面临的困难;现在主义框架中如何能保证过去的事件确切的发生过的问题;以及恒存论在对变化的解释上与我们直觉的冲突等。
　　在第二章的讨论中，鉴于在物理学中关于单个物体的运动、多物体的相互作用等问题上显示出的物理学理论的描述性特征，作者宣称我们应当做出存在以及对存在的描述两者间的划分。在这一划分下，现在主义能调和其与相对论间在相对性上的矛盾:由对存在的不同描述的相对性并不能推出存在本身的相对性;后者使得前者成为可能，而不依赖于前者;在承认描述层次上相对论宣称的相对性的前提下，我们仍能为坚持绝对存在的在存在层次上的现在主义的辩护留有空间。调和了其与相对论间的矛盾的现在主义观点与我们的常识、以及物理学中关于变化、相互作用的观点相吻合;而在这些问题上，恒存论却没能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作者强调，使得作者这一辩护成为可能的对存在及其描述的二分应当为恒存论所接受;因为在使真者与真值承载者(truthbearer)问题上，恒存论也做出了类似的划分，而且恒存论无法绕开这一划分在其理论框架内对所有事件给予刻画。
　　在接下来的第三章中，通过对记忆的讨论，作者宣称，关于过去事件的记忆的物理承载者以及留存在现在时刻的世界中的过去的痕迹能保证在现在主义框架中，过去的事件在其为“现在的”时候，确切地发生过，且使得不同事件间的历时性关系成为可能;而在恒存论框架中，历时性关系反而没有很好的被解释。在“使为真”这一棘手的问题上，现在主义能借助于恒存论的主张为其自身辩护，从而与恒存论在这一问题上具有同等的说服力。在这两章的辩护的基础上，作者主张我们在本体论上应当坚持一种现在主义观点。
　　最后，围绕时间与存在两者间的关系，作者对其所倡导的这一现在主义观点给予了进一步的解释，主张时间为以不同方式展现其自身的存在的属性;并对可能的质疑进行了回应:作为世界中的部分存在，我们对本体论上的现在主义的间接的、定性的刻画与辩护是可能的。

摘要：当前大部分学者认为意识问题是一个“神秘的”问题，是用科学不能合理解释的难题，对于康德而言，意识就是“物自体”，它是科学和理性所无法把握到的对象。本文则尝试以神经科学家托诺尼的整合信息论来解释意识和感受性。
　　首先，托诺尼承认意识和感受性的存在，他的整合信息论(the integrated information theory)从物理层面解释心灵的本质，该理论建立在大脑神经元的两种特性上，一是神经元活动的选择性(selection);二是神经元间的因果互动性。选择性表示大脑皮层中相互联系的神经元排除不确定状态，从而产生信息，因果互动性表示相互联系的神经元不断地交换信号，从而使得丘脑皮层系统所处理的信息得以整合。其次，托诺尼认为大脑中丘脑皮层系统所产生的整合信息就是我们的意识，意识是大脑神经系统中整合和选择信息的结果。最后，托诺尼认为“外部世界”与“内部心灵”相互交流的信息形成的关系决定我们的感受性，由于神经元的和整合信息的复杂性，造成了感受性的独特性。如果从几何学上来理解，感受性是抽象的多维空间中一个非常独特的多面体形状。
　　本文总结了托诺尼整合信息论的创新之处。第一，整合信息论从神经生物学和信息论的层面上分析了哲学中的难题，支撑了内格尔(Thomas Nagel)的“蝙蝠论证”和心灵哲学的随附性(supervenience)等观点，同时，对取消主义和查默斯(David J.Chalmers)的“无心人论证(the zombies argument)”等给予了科学的反驳。第二，整合信息论明确指出大脑丘脑皮层系统分辨机制是产生意识的基础和前提，从而为意识经验及感受性等特征，提供了一个可实证、可测量的研究思路，这有助于认知科学、心灵哲学的研究。总之，托诺尼为意识问题的研究找到了一个新的方向。
　　但是，整合信息论只是解释了意识和感受性的本质，以及它们产生的机制(mechanisms)，并没有解答查默斯强调的“意识的困难问题(the hard problem of consciousness)，举个例子，就是疼痛为什么不等于痛楚神经的激活(firing)，这依然是一个尚待解释的难题，托诺尼也承认这里的确存在着“解释上的鸿沟(the explanatory gap)”。所以，托诺尼指出整合信息论只是给出了研究心灵一个初步研究方向，以期能发展出更多理论来解答这个难题。

摘要：布尔迪厄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自己的意识形态思想，但是他的全部理论中深深的蕴含意识形态思想。他从生活实践中为自己的意识形态汲取养分，他的意识形态思想不是为了理论而理论，而是深深的扎根在生活中，立足于个人的性情倾向。但是国外意识形态思想研究，并没有深入挖掘布尔迪厄的惯习意识形态思想，仅仅将之囿于社会学领域。研究认为，布尔迪厄本人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尤其是阿尔都塞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的惯习意识形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和现实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蕴含着深深的马克思主义传统。
　　布尔迪厄的惯习意识形态是内含在个人身体中的性情倾向系统。惯习意识形态具有意识形态的共性，但是在布尔迪厄那里具有一些其他特性。惯习意识形态是开放性的，是随着场域的变化而不断改造自己以及建构现实实践。布尔迪厄通过惯习意识形态来反思社会生活中的问题，即在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人们是否达到了真正的自由。惯习意识形态正如空气，充盈着整个社会，人们生活其中尚不自知，人的实践不是自己的实践，而是裹挟着惯习意识形态的实践。
　　当然，布尔迪厄的惯习意识形态理论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它具有滞后性，并且惯习意识形态只有通过反思才能保证个体不被其无意识操控，然而这种反思是惯习意识形态下的反思，并没有内在逻辑的支持。可以说，布尔迪厄的惯习意识形态是将意识形态落实到个人身上，从个人的性情倾向出发。但是，布尔迪厄并没有摆脱惯习意识形态，因为对惯习意识形态的反思和摆脱都仅限于个人层面，而不是从社会历史出发进行反思和摆脱。可以说，布尔迪厄没有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整体分析对惯习意识形态的摆脱。
　　研究布尔迪厄的惯习意识形态有助于加深马克思意识形态思想的认知。布尔迪厄深受阿尔都塞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惯习意识形态中不难看出他对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的继承。他清楚的认知到拜物教是意识形态在人的观念上的形成，于是他抓住个人的性格倾向来进一步研究意识形态。这无疑为研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当然，研究布尔迪厄的惯习意识形态也对我国现今的意识形态研究有积极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