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草原生态文明以实现人与草原协同进化为要义，是一种经济社会与草原生态共发展的文明格局，它保障草原权利得到充分尊重和重视。系统论是研究系统一般模式、结构和规律的学问，就是将内部各要素、结构、关系等描述成一个不断运动、发展着的综合系统，并利用其特点和规律进行控制、管理和改造，使它的存在与发展合乎人的目的及需要。从系统的层次性来讲，草原生态文明是由人、草原生态各要素组成的复杂巨系统，因此，它具备系统的特征及规律。
　　草原生态文明系统的整体性、开放性和层次性决定了其自身遵循着差异协同、整体优化等规律从低到高、由简入繁的协同发展，系统整体通过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保持平衡。但由于工业文明带来的生态危机，破坏了草原的有序构造，草原生态在人类欲望的作用下失去了原有的平衡，自身的恢复和发展陷入了困境之中。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绿色发展”，是针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出的新要求，因此，要恢复草原生态系统功能的发挥和结构的平衡，必须运用系统论的观点进行分析和指导，重新建设草原生态。
　　本文就是通过分析草原生态文明系统与系统论特征、规律的内在契合，总结出建设草原生态文明要从整体上促进草原生态文明系统的结构协调、功能完善，实现人与自然双重和解。首先，树立生态意识和系统思维，这是一种整体性观念，人和草原生态都是系统的构成要素，恢复草原生态文明系统就是要靠两者的统一。其次，传承草原生态文化，弘扬“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更好的实现人与草原差异协同发展。第三，从根本上变革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人类在生产、生活各个领域的整体优化。最后，系统建设草原生态文明需要制度的规范，用完善的体制、政策的支持、健全的法律形成一股合力为其保驾护航。
　　草原生态文明建设保住了人类生存的家园，逐渐扭转了人类过去传统的生产及生活方式，实现绿色经济的发展模式，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加注重生态效益，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牧民增收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此外，草原生态文明建设更加推进了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整体性建设。

摘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个最有影响的思潮之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张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分析现实中存在的生态问题和社会问题，旨在寻找到一条既能解决生态危机又能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双赢道路。
　　威廉·莱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中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它是在生态危机日益凸显、绿色运动蓬勃发展以及苏东模式弊端暴露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并且受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自然解放理论和生态学理论的影响，在经历了萌芽、创立、成熟三段历程后逐渐发展成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
　　威廉·莱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要包括四部分内容：批判控制自然，诠释解放自然，剖析人的需要，建立未来社会。威廉·莱斯认为控制自然的观念是生态危机的最深层根源，控制自然的工具是科学技术，控制自然的实质是控制人。当控制自然被当作落后的、一成不变的教条时，控制自然的观念就应该被重新解释，控制自然的任务应当是控制人的欲望中的非理性和破坏性的方面，这种努力的成功将是自然的解放——人性的解放。威廉·莱斯分析了社会上流行的人的需要的三种研究范式：生物—文化二分范式、层次结构或优先级范式、行为主义和批判主义差异范式。但他认为这三种范式都脱离了真实的社会语境。他结合社会现实，根据需要对商品的依赖程度将人的需要重新划分为四种社会布局，并揭示了人的虚假需要对人类、社会和非人类自然产生的三重危害。在此基础上，威廉·莱斯提出了自己对未来社会的三点构想：实行稳态经济模式，把满足的实现方式从消费领域转到生产领域，建立一个易于生存的社会。
　　威廉·莱斯用矛盾分析法透视人与自然辩证关系，从意识形态批判维度揭示生态危机的最深层根源，以人类的伦理道德视角探寻解决生态问题的出路，这是他不同于其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的地方，这些不同之处使威廉·莱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具有了科学性、批判性和创新性的特征。虽然威廉·莱斯在对生态危机、社会意识和未来社会的认识方面偏离了马克思主义，但是他的理论在展示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生态价值、深化对当代资本主义本质的认识以及彰显人性回归对生态保护的意义方面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通过借鉴吸收威廉·莱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中的有益成分，探索其在生态理念、生态红线、生态技术、生态消费、生态生活等方面的启示，能够为建设美丽中国谋划蓝图，为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指明方向，从而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健康、有序的发展。

摘要：当今世界难民危机、贫富差距、气候变暖等问题给全球治理带来了极大挑战，也成为近年来相关学者关注的核心内容，戴维·米勒的全球正义理论就是对这些问题的一种回应。
　　由于在市场社会主义领域的卓越成就，米勒很早就为国内学界所熟知，但综观其已发表的研究成果和著述，市场社会主义并不是米勒主要的关注点，正义问题才是其关注的焦点。米勒以社会正义为其研究起点，构建了系统的社会正义理论，提出了解决社会正义问题的三个原则，即需要原则、应得原则和平等原则。米勒认为，拓展社会正义的范围并不等于全球正义，所以，需要提出一种适合国际背景的新正义理论，以《民族责任与全球正义》为标志，他的研究兴趣转向了全球正义。米勒的全球正义理论主要有三个观点：一是全球正义不等于全球平等主义，它维护民族国家的政治自主和世界的多样性；二是每个民族担负的后果责任与继承性责任是全球正义不可或缺的方面，它要求每个民族对自己过去和现在的所作所为负责；三是全球正义不排斥民族的补救责任，其中以基本人权为底限。研究米勒的全球正义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全球正义在当今世界是一个热点问题，除了米勒之外，吉莉安·布洛克、科克-肖·谭和查尔斯·琼斯等人也都提出了各具特色的全球正义理论。相比于这些研究者，米勒的全球正义理论突出民族利益的优先性，同时兼顾全球利益。
　　受制于全球正义问题和国际关系问题的复杂性等因素，米勒的理论有其局限性：理论上既具有一定的乌托邦色彩，又存在保守的一面；从捍卫民族国家利益的优先性出发，米勒提出要合理控制移民的入境申请，但这显然与全球正义的宗旨相背离。当然，瑕不掩瑜，米勒的全球正义理论也有进步的意义：全球正义是人类进步的表现，米勒的主张合乎时代潮流；米勒特别强调民族权利和民族责任，这符合当前的国际政治主题和现实；米勒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注重实证案例，在对正义的理解和合理划分权责问题上提出了有价值的见解。米勒的全球正义理论还有助于我国正确处理国际援助与本国发展之间的关系，妥善应对难民问题，理直气壮地要求相关国家归还所掠夺文物和就历史问题道歉。

摘要：生态旅游是以生态教育为核心的一种旅游形式，而乡村生态旅游则是以乡村的地区环境和资源、农业产业为支撑，将乡村旅游与生态旅游融合起来，开展的一系列以生态为核心的旅游形式。
　　山东省地域广阔，拥有发展旅游业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资源。山东自古农业发达，乡村地区无论是面积还是人口都占重要比重。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兴起，山东地区以乡村独特的生态文化环境为依托，开发乡村生态旅游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发展乡村生态旅游，对乡村社会经济发展，解决“三农”问题具有推动作用，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绝佳途径。乡村生态旅游依据旅游要素的不同，大致可分为四类，即生态观光类型，特色农业类型，民俗民风类型与人文历史类型。
　　本文通过借鉴相关生态理论，对乡村生态旅游的定义、发展、意义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全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引言，主要介绍研究目的、意义，研究的方法和国内外研究现状；第二部分乡村生态旅游概述，主要从生态旅游和乡村生态旅游两个概念进行说明，旨在明确乡村生态旅游的内涵、类型和特点；第三部分发展乡村生态旅游的相关理论，介绍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以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内容，并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对发展乡村生态旅游业的指导意义；第四部分山东乡村生态旅游发展特色和问题，分析了目前山东省以生态观光、乡村民俗文化、人文历史为特色的三种类型，分别选取代表性的旅游景点对其发展现状进行分析，总结当前山东地区乡村生态旅游业发展存在的问题；第五部分发展乡村生态旅游的路径选择，依据相关生态理论，结合当前山东省生态旅游存在的问题，提出可行的路径。

摘要：安德森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阐述了唯物史观思想的以下内容，包括社会形态理论、社会权力与政治、社会主义革命等问题。本文中，根据安德森对唯物史观的诠释与解读的层次，分为六个部分。
　　第一章为导言。首先，简要介绍了安德森的学术背景，指出研究安德森唯物史观思想的重要性;其次，通过国内外目前对安德森唯物史观思想研究现状的综述，指出值得借鉴的地方和存在的不足;最后，简要说明本文的研究思路与创新。
　　第二章，安德森对唯物史观进行诠释的理论渊源。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安德森唯物史观思想的理论基础，安德森一方面捍卫了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地位，一方面又对它进行了反思和重构。第二，英国马克思主义，安德森通过与汤普森的论战，对英国社会的文化、政治、历史进行分析，试图找出适合英国社会的革命策略。第三，西方马克思主义，安德森一方面为英国社会引进西方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又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表现出的由经济转向哲学的根本变化，体现出理论偏离实践的特点;其次，安德森在阿尔都塞的影响下形成了结构主义的方法。
　　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是安德森对唯物史观思想的具体内容的阐述与解释。首先，第三章是安德森对关于社会形态理论的诠释。安德森以历史研究为基础，主要考察了社会存在、社会发展和社会变迁三个方面的内容。他重视对历史的理论构建，同时在理论构建的基础上分析了社会形态的特点。其次，第四章中安德森论述了领导权和政治理论问题。安德森认为阶级斗争最终的解决途径是政治手段，所以通过对东西欧国家权力体系的考察，认为国家在阶级斗争中有重要作用，是社会变迁的重要标志。现实社会的政治问题是安德森唯物史观思想的落脚点。再者，第五章，安德森对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探讨。安德森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缺乏对社会主义革命策略的探讨，他通过对过往三种不同革命模式的讨论，分析了列宁模式，民主主义模式还有葛兰西阵地战模式的优缺点，得出了他的革命理论。他认为革命的社会主义理想应加入一种道德现实主义，同时，他由革命主义也转向了现实主义。寻找一条适合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是安德森唯物史观的最终目的。
　　第六章，对安德森所诠释的唯物史观理论进行反思。从启示方面来说，安德森的研究打破了目前僵化的唯物史观理论研究现状，同时可以启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建设。但他的唯物史观也存在不足，重视结构主义而忽视力历史主义;对国家重要性的过度强调;事例分析集中在欧洲，地域局限性严重;革命理论与实践脱离等一系列不足。

摘要：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谱系中，马尔库塞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之一。首先是因为他以海德格尔存在主义、法兰克福批判理论以及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三重维度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独特性;更重要的是他在新时期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下，继续把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视为研究社会现实与发展的基本理论框架，进而赋予历史唯物主义新的研究视角和丰富的理论内涵。本文正是以马尔库塞的“三重身份”为出发点，试图在此基础上对马尔库塞解读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建构历程进行梳理，厘清其思想的内在连贯性，阐明马尔库塞的思想经过海德格尔、马克思以及弗洛伊德的曲折发展，最终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社会批判理论体系。
　　本文采用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首先从马尔库塞思想发展过程的时间分期为线索对其理论产生的社会背景和理论渊源进行梳理;然后据此继续阐述马尔库塞解读历史唯物主义时，他思想的变化、发展理路，分析马尔库塞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存在主义式阐述、弗洛伊德式改造、社会批判理论式重释的基本内容;最后本文论述了马尔库塞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解读的理论意义及其局限性，以此表明笔者探究马尔库塞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表达了在秉持历史唯物主义根本论点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遇到的问题，提出一点理论思考。

摘要：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首次正式公开地提出中国梦，随后在多个场合具体阐释了中国梦。中国梦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领导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未来发展的蓝图规划，反映出中华儿女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这一思想已成为当今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引起国内外学界的广泛讨论。
　　中国梦有着深刻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从马克思人学视角来解读中国梦，则是一个找寻它理论价值的重要视角，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梦。首先，从马克思人学思想出发解读中国梦，可以发现，现实的人是中国梦的出发点;人的主体性是中国梦的主题;立足于现阶段人的需要，满足于人民群众的需要是中国梦的内在要求;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中国梦的价值目标。其次，中国梦追求的微观立足点在于实现“人民幸福”，马克思人学思想的核心追求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人民幸福”，从马克思人学思想来看就是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再次，中国梦的实现需要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参与和努力，从马克思人学视角找寻实现中国梦的力量源泉，有助于为中国梦的实现开辟新的道路。最后，中国梦的基本目标，无论是从其理论内涵还是话语表达上都体现了对马克思人学思想的新发展。
　　本文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梳理了马克思人学思想的理论来源和发展过程。第二部分，阐述中国梦的科学内涵，分析马克思人学视角下中国梦的理论基础，以及中国梦对马克思人学思想的发展。第三部分，根据马克思人学思想四个方面的主要内容来论证实现中国梦的途径。第四部分为文章的结语部分。

摘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是人类一个亘古恒新的课题，是马克思主义的的核心思想之一，更是人类实践过程的重要理论依据、是人类追求的价值目标。在当今时代，我国已呈现出“市场经济”、“知识经济”、“信息经济”多元化开放发展的新型社会态势，在多种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的相互交融中，社会化发展程度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紧密联系起来。系统地深入研究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发展思想，对其产生背景、发展历程、科学内涵以及理论价值和当代价值进行探讨，对于探索现阶段我国如何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加快和谐社会主义建设，推进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深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文共分三个部分，意在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并通过在对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研究的把握中为解决当前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现实问题提供理论指导。
　　第一部分，从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形成的客观社会背景及理论渊源上来分析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得以形成的理论依据。马克思是在人文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观点、启蒙思想家关于人性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观点肯定、德国古典哲学关于作为类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观点、空想社会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观点的影响下，经历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萌芽、雏形、发展、成熟四个阶段建立了这一重要思想理论。
　　第二部分，本文的核心部分，阐述的是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本部分通过三个方面的展开对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进行了深入地探究。首先，了解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的内涵，包括人的自由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其中人的自由发展是人从超越自然规律的约束到个性的自由发展的过程;人的全面发展是需求的发展、劳动能力的发展、社会关系的发展，以及分析自由发展与全面发展之间的关系。其次，深入分析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何被马克思看作是人类追求的价值目标，通过阐释人的类特性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人的现实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类通过劳动实现人的本质，论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何以能成为人类追求的价值目标，以及把握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是一个渐进式的逐步实现的过程，经历了以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关系——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三种社会形态，最后，研究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通过发展生产力、消除私有制和旧式分工、发展教育与劳动结合等途径实现的，使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系统地呈现出来。
　　第三部分，阐述的是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的理论价值及现实意义。在理论价值研究中，主要是论述了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思想以及对当代中国领导人思想的影响;在现实意义研究中，结合现阶段国情，说明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为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明确了根本目标，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价值目标，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最高价值追求等，体现出我国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践成果。

摘要：“市民社会”作为一个历史性范畴，其发展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特点。整个西方思想史中，很多思想家都提出了不同的市民社会的理论。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纳、洛克、亚当·弗格森等人，主要从政治生活和文明社会的角度考察和定义市民社会。但真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则是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思想。黑格尔从伦理学发展的角度出发并在《法哲学原理》中具体论述了关于市民社会的理论，把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分为两个范畴。黑格尔看到了家庭、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是三个彼此独立又具有联系。因此，他开创性地把市民社会从国家中分离出来，并提出了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理论。在此基础之上，马克思又结合历史实践，对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做了一定程度的批判和整体意义超越。马克思他在借鉴传统市民社会理论和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市民社会理论。马克思研究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认为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马克思还指出了市民社会的本质，认为商品经济的发育和成长是市民社会的存在基础，市民社会本质上是一种物质交往关系。马克思揭示了市民社会存在的种种异化现象，提出必须超越市民社会，建立实现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社会。
　　将马克思有关市民社会理论的著作进行梳理概括，对于了解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的发展历程有了清晰的脉络。以此为基础之上分别从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上的批判、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批判以及对私有财产的批判三个方面展开对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思想特质展开详尽而具体的论述。将市民社会与人的理论、解放的理论和唯物史观的关系作以进一步揭示。从而建当代中国的市民社会做理论的准备。提出了当代中国市民社会完善的基本思路，这就从现实的角度为进一步发展与建设我国的市民社会指明道路和方向。

摘要：正义是人类一直追求的价值理想，是支撑人们生活的坚定信念，正如康德所说:“如果正义与公正沉沦，人类便不再值得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从某种意义上看，人类发展的历史也是人类不断追求与探索正义的历史，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近代洛克的《政府论》，到当代罗尔斯的《正义论》，无不体现了西方社会追求正义之路的思想历程。随着时代的变迁，经济逐渐脱离文化与政治，逐渐独当一面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部分，经济活动与经济制度中的正义问题也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对社会问题有着尖锐嗅觉的马克思当然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对此展开了深入的研究。
　　正义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核心问题，在马克思的哲学体系中蕴含着对社会基本制度正义问题的思考，马克思通过对历史必然发展规律的揭示，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价值标准，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活动与经济制度的不正义性作了深刻的批判。我国正处于经济飞速发展的特殊阶段，经济非正义问题时而出现，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城乡发展的不平衡等社会矛盾已不容忽视，如何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非正义问题、保持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立足于此，我们对马克思的经济正义思想展开了研究，本文分为四个部分对马克思的经济正义思想进行具体的阐述。
　　第一部分，从时代背景出发，探讨在当时社会的经济发展与道德作用下，马克思的经济正义思想是如何诞生的，并通过马克思的实践历程，了解马克思的实践经历对其经济正义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并对马克思经济正义思想的发展轨迹做具体的分析。
　　第二部分，文章的中心部分，阐明了马克思经济正义思想的核心内容。本部分通过三个方面对马克思的经济正义思想进行研究，第一方面，从“经济正义”的概念出发，理清和认识马克思的经济正义实质，也就是符合“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正是马克思评判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活动与经济制度正义与否的价值标准;第二方面，主要是对马克思评判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活动正义与否的依据分析，马克思认为评判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正义与否的依据就在于具体经济活动是否符合当时生产力水平的发展要求与是否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这里，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主要包括生产活动、交换活动、分配活动、消费活动四个部分;第三方面，分析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正义性的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则包括产权制度与分配制度两个部分。
　　第三部分，分析了马克思经济正义思想的特点。通过对马克思经济正义思想所表现出的特点的分析，可以使我们在研究马克思经济正义思想时更深入透彻，也可以更全面地认识和了解马克思的此种思想是如何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活动与经济制度的不正义性作出深刻批判。
　　第四部分，探讨了马克思经济正义思想的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我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的关键时期，面临着一些关于经济正义的现实挑战，通过对马克思经济正义思想的了解学习与分析研究，希望能找到解决这些困境的现实办法，以马克思经济正义思想为指导，指引中国经济蓬勃健康发展。

摘要：中国道路不是一个新鲜的名词，却非常鲜明地表达了中国发展的理念，那就是实现民族的复兴。自中国道路进入学界的话语框架以来，很多学者对之正深入地思考，思考的方向各有不同，而探索中国道路的目的理应只有一个，就是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每一篇论文都应当以此为内在的期望。本文以此为研究动力，希望对中国道路进行文化内涵的研究。虽然不能把所有的人的因素归结为文化，但是必须重视文化可能包含的丰富意义，它涉及每一个人。文化比文明更加直接，也是文明的唯一基础。文化的丰富意义是现实的，不是虚构的，所以研究中国道路的文化内涵是有理论和实践价值的。
　　本文的研究方法遵循运用社会科学传统，即概念分析和逻辑综合，并贯彻3W解决策略，即对一个对象追问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做。本文首先探讨中国道路与文化各自的含义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而探讨中国道路的社会文化内涵，政治文化内涵，生态文化内涵以及经济文化内涵。这些问题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对它们探讨是本文的主体，也在于促使人们更加深入地看待文化现象进而肯定文化对于自身的重要性。文化不仅涉及经济基础也是上层建筑。我们把握了文化的属性，使得能把中国社会的各种实践理解为相应的文化。同时，中国文化与中国道路的发展目的是一致的，其一致性也不是逻辑假设，而是基于实践的。如果我们的眼光局限在国家层面，那么文化，经济，政治等等是无法统一起来的，而如果能够以整个人类世界的观点看，找不到比文化更能表达人类自身的词。
　　本文的可能创新之处在于两点:第一，突出文化对于中国道路的内涵构建的重要意义，中国道路的“五位一体”的基本格局决定了其具有广阔的实践空间，如果没有一种同样深广的文化观的指引，具体的建设活动就不会顺利，我们突出文化的地位正是基于对文化的唯物主义的理解，分别把文化看做一种人类技艺和一种价值追求的样式。第二，通过构建中国道路的文化内涵为中国现代文化的形成提供一种可能的构建路径。只有文化的复兴才能真正支撑起中华民族的复兴，文化的复兴就是努力建设中国现代文化，这可以通过构建中国道路的多元文化内涵来实现。

摘要：埃里希·弗洛姆是著名的哲学家和心理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弗洛姆一生致力于精神病学研究，并将精神病学的研究成果运用到其哲学体系中。《健全的社会》是弗洛姆最重要的，也是最能反映其理论特点的著作。在书中，他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进行融合，建立了独特的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
　　弗洛姆的个人观是以西方社会广泛接受的“人本主义”思潮为核心的。在他看来，西方社会之所以误认马克思主义并且敌视社会主义国家，这是由于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扭曲和掩盖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所蕴含的人本主义思想。不可否认，弗洛姆深挖了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本主义元素，并把“异化”作为理论武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建立起一套以“个人主义”为内核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这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但是，由于他的理论始终没有走出“人本主义”的窠臼，他的理论也只能以一种“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理论告终。
　　本文从弗洛姆在《健全的社会》中“人性”理论出发，从微观视角下解读其个人观，并最终解释出弗洛姆“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归宿，使我们能够充分认识“个人主义”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危害性。当前，以“个人主义”为核心、以“个人利益”为价值追求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对我国思想文化领域的消极影响日益扩大。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人将长期对峙的历史时期，通过批判弗洛姆个人观思想以及加强马克思主理论建设，对于保证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摘要：道德是有着强大生命力的社会规范体系。依照马克思对一般与特殊的界定，道德也包含特殊与一般的区分。特殊道德是社会中存在的具体道德规范，其生命力主要表现为维持自身持续存在的能力、与时俱进的发展能力和现实约束能力。一般道德则是有普遍性的社会意识形态，其生命力主要表现为维持自身持续存在的能力、维持自身稳定不变的能力和引导社会价值方向的能力。泛化的血缘纽带、普遍意义上的真理性形式，以及客观性的内容赋予特殊道德持续自身存在的能力;在解决社会现实道德问题的实践中发展和完善自身;而认识、教育、调节和评价等具体功能保障其现实有效性。一般道德通过与国家机器相连，与经济、政治、宗教等社会意识形态紧密结合的方式维持自身的持续存在;相对的独立性和稳定性保障其维持自身持久稳定的能力;并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社会伦理价值定位和导向功用。
　　道德不能独立于人之外而存在。人是道德生命力的载体。道德文化传统赋予道德现实传播形式，人的道德记忆承载着道德的内容。道德依赖于人的记忆，或者说依赖于记忆中的道德知识。道德生命力会受到道德主体性因素、社会经济条件和道德教育状况等的影响。道德主体自身的状况对于道德的生命力有着根本性的影响。道德归根到底是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会受到社会经济状况的影响。道德教育作为实现道德内化的重要过程，其实践状况对道德的生命力影响显著。道德教育是完成将道德原则和要求转化为人们内在道德品质的重要环节，培养健全的道德认知、陶冶高尚的道德情操、磨炼坚强的道德意志、养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道德生命力研究能够深化道德认知，对当前我国伦理学理论和社会道德建设的途径有着启示意义。

摘要：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是主观见之客观的活动。毛泽东实践观是毛泽东对实践问题的哲学理解，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实践论在中国运用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和系统化的主要标志。主要包括对实践的概念、基本形式、特征以及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等问题的论述。毛泽东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和中国传统知行观相结合的产物，从而具有了双重的文化性格，同时又深深扎根于中国具体的革命实践之中，从而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毛泽东实践观的形成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同时，毛泽东实践观形成、传播，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毛泽东实践观有着丰富的内涵，同时具有自身的理论特点，特别是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认识的总过程和总规律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本文由六个部分组成，具体如下:
　　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分析选题背景、选题意义、研究的主要内容、重点难点与创新点以及论文的研究方法等等。
　　第二部分探讨毛泽东实践观的理论来源问题。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同时，吸取了中国传统的知行观，又深受湘学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形成了毛泽东实践观。
　　第三部分主要探讨毛泽东实践观形成的历史条件问题，分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毛泽东实践观形成的影响，以及中国革命复杂环境下又为毛泽东实践观的形成提供重要历史条件。
　　第四部分，主要论述了毛泽东实践观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在毛泽东的很多著作中，都闪烁着毛泽东关于实践观思想的光芒，而《实践论》是毛泽东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哲学著作之一，它的诞生标志着毛泽东实践观的形成。毛泽东实践观的形成与发展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融合，使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第五部分论述毛泽东实践观的主要内容以及特点。毛泽东实践观的内容是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在根据地建设、军事斗争的著作中已经初见雏形。在《实践论》中第一次系统完整地表达了出来，并在实践中得到完善和发展。
　　第六部分探讨毛泽东实践观的当代价值。毛泽东实践观所蕴藏的哲学道理，特别是实事求是的思想精髓以及注重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在当代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所在，是我们必须坚持和一以贯之的基本原则。同时，必须坚持用辩证的认识论来指导我们的实践，特别在个人的实践中必须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摘要：大数据已经成为时下非常热门的话题之一，这一理论的出现有一个人不能被忽视，那就是来自英国牛津大学的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教授，人们称他为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最具权威的理论专家，舍恩伯格和库克耶一起出版的畅销书《大数据时代》被看作是大数据时代的宣言书，也是对大数据的一次全面总结，更是一部大数据哲学的奠基性著作。
　　舍恩伯格在《大数据时代》一书中通过很多浅显易懂的事例将大数据的各种特点和概念非常直观的告诉读者，他通过该书建构了大数据哲学的基本框架，系统地提出了大数据思维对思维方式的三大变革，讨论了数据的资源价值及其引发的价值观变革，并系统论述了大数据时代的伦理危机及其治理方法。本篇论文以哲学的基本原理出发，对舍恩伯格提出的观点进行客观、全面的分析，特别是《大数据时代》一书进行了挖掘、提炼，从认识论、价值观和伦理道德等方面来对舍恩伯格的大数据思想进行深刻的剖析、解读，对其中的观点和论题进行概述、阐述，并将舍恩伯格所论述的大数据哲学理论进行系统的比较和说明。
　　舍恩伯格认为，大数据将引发思维方式的重大改变，并将其归结为“更多”、“更杂”、“更好”等三大变革。所谓更多就是大数据将带来海量的数据规模，我们不再需要抽样等小数据方法，更多地采用“全数据模式”，用“全数据模式”这种整体思维与方法代替抽样这种还原论思维和方法;所谓“更杂”就是大数据更加重视多样性，任何数据形式、格式、来源都兼容并包，不再追求纯粹、单一的数据形式;所谓“更好”就是大数据更加重视相关性，不再完全局限于因果性，从而打开思维的广阔大门。舍恩伯格认为，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带来了对数据价值的重新审视，数据将成为继土地、能源、财产、技术等传统资源之后的重要新资源，由此我们的价值观和价值形式都将产生根本性的变化，带来经济、管理的新变革。更为迫切的是，大数据将带来许可与告知、匿名化、模糊化等传统隐私保护手段的全部失效，大数据时代可能会是一个没有隐私的透明时代，因此对传统的伦理道德将带来重大的冲击。舍恩伯格不但讨论了大数据引发伦理危机的原因、形式，而且重点探讨了应对的策略。
　　舍恩伯格的大数据哲学是科学哲学在大数据时代的新发展，同时对大数据技术健康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本论文在舍恩伯格大数据哲学的基础上，对大数据时代的科学现象、科学理论、科学方法以及人的地位等哲学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科学技术哲学思考。

摘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在实现途径与方法层面的研究较多，对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本质及核心影响因素的研究较为欠缺，研究人民主体地位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之中的作用，揭示出人民需求乃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脉络。基于人民为主体视瞰解析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遵循之原则，依随中国自革命建设至改革开放的历史足迹，分述各个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特点以及历史轨迹下人民主体性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联基因，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提出优化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义与精髓在于统一人民主体地位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丰硕理论成果。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得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文化生活受到影响和冲击，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以及反对马克思主义声音渗透人民生活各领域。强化马克思主义于思想领土中的核心主导权及地位，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我国在战略机遇期实现高速经济发展的思想保证。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剖析其对于维护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思想领域主流地位有重要理论及现实意义。
　　本研究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全文引言。扼要阐述本文的研究背景信息、相关研究于国内外进展及现状，陈述理论现实研究的意义所在，以及对研究的主要方法的系统绘述；第二部分主要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核心概念及其内涵研究的疏漏。包括马克思主义概念、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涵并在此基础上给出本文所界定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涵和人民主体性内涵，给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民主体性的理论和中国共产党各领导集体有关人民主体性的理论描述；第三部分主要汇述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前进轨迹，于此基础之上分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经验及失败教训，同时梳理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功失败与人民主体性的主要关联，为我们进一步引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果之关联勾勒出史实与印证；第四部分基于人民为主体谙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利与不利因素，以及论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要性及现实可能性；第五部分在前半部分做了深入的基础分析的基础上，汇织了基于人民为主体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所析出的核心原则，基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人民主体立场为准绳，指出更好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应扎根于贯彻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丰硕理论果实，依人民主体视角简叙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第六部分为结论。汇集主要内容及核心观点，以及前瞻了基于人民为主体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未来研究的趋势及其重要意义。

摘要：对虚无主义的忧虑和对“未来”的憧憬是布洛赫对历史唯物主义阐释出场的思想前提，他的具体的乌托邦精神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相遇构成了他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逻辑。布洛赫以“希望”概念为主题，建构起一种以“具体的乌托邦”为政治隐喻的理论叙事方式，从而为社会主义描述了一幅充满“希望”的未来图景。
　　虽然布洛赫在其理论著作中没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专门论述，但他关于“希望”及“乌托邦”的基本思想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范畴的讨论，而这些也构成了布洛赫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底色与基调。其中，《希望的原理》是布洛赫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文本，包含了他诠释希望哲学的在认识论、本体论以及目的论上与历史唯物主义有关的重要范畴，包括具体乌托邦、白日梦、物质、尚未存在、劳动的人及实践等内容。布洛赫通过“具体的乌托邦”这一概念，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指明了一种新的可能性。正因为有了“希望”，所以“历史”成为一种“尚未”完结的趋势，而在这一趋势中，“希望”与“历史”实现了辩证统一。布洛赫的历史唯物主义史观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次大胆的创新与重构，开启了一场马克思“未来哲学”意义上的新的哲学变革，即把希望置于自身全部哲学的核心，对人类梦想进行全面的描述，进而“预先推定”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布洛赫在历史观上主张未来优先，认为未来的历史可以影响当下的现实;在人类学上，他认为人的本质在于“尚未存在”;同时，对希望与精神的过分关注也导致他在历史发展观上呈现出心理主义特征。准确地把握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有助于克服传统哲学只关注过去及业已存在事物的缺点，并能够为我们正确地认识当前中国的实际和科学地把握未来提供有益启示。

摘要：网络计算机技术与应用使得网络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其对社会各方面产生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并逐渐成为影响人们交往的重要渠道。网络具有交往功能，在交往过程中，其也在进行着知识的传播。并且，网络的知识与信息传播也对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接受方式产生了变革性影响。近年来网络教育传播不断引起人们的重视，各方均尝试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过程中引入网络的推介模式。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重要的议题，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完整的知识体系，但其唯有通过大众媒介的传播，才能使其接受范围更广，并且在传播中不断进行自我完善，在现如今的网络环境中进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成为一项有必要进行研究的问题。同时，网络是继广播、电视与报纸等传统媒体之后出现的新兴媒体，其特征使得网络媒体本身有别于传统媒体，具有比较优势。它的受众范围大、传播速度快、覆盖面广泛且具有双向互动性，这些优势使得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环境获得了全面的变革和发展。但是，网络本身又是柄双刃剑，其传播的双向互动性与网络本身的开放性使得网络的筛选作用相对较弱，其对部分负面信息的传播和对马克思主义知识的有意无意歪曲使得马克思主义借助网络解决大众化传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且，我国网络虽然受众范围广且传播速度较快，但是，其依旧面临着网络伦理缺失、网络立法相对缺失、网络人才数量和质量难以保证、网络软硬件配置局限等问题，这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网络传播带来了一定困境。如何针对以上问题进行有效解决，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网络传播，通过网络对马克思主义传播进行适当引导，成为目前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新途径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研究首先分析网络作为载体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中的作用;其次，根据现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网络传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较为全面的解读，对其利弊进行分析;第三，分析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网络传播过程中针对所呈现的问题所能采取的对策，带着问题思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网络传播的新环境下的机遇和挑战;第四，针对现如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新媒介的建立健全与完善。针对新载体下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进行解析，有助于我们革新观念的同时思索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发展的新路径，通过发展网络，引导大众在网络环境下进行马克思主义学习。希望本文的撰写能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者提供新的思考与解决问题的路径，促进马克思主义在新的传媒环境下健康传播发展。

摘要：作为北美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本·阿格尔在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的客观现实的分析之上，将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生态学理论巧妙结合，创立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可以肯定，生态危机论是阿格尔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组成部分。阿格尔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从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危机转变为生态危机。基于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阿格尔提出生态危机的实质是人的异化，即资本主义社会人与物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发生了对立。这种对立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不过阿格尔认为的内在矛盾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轨迹，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表现为生产过程和生态系统之间的矛盾。究其原因，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已由异化劳动扩展到异化消费，危机也由生产领域转移到了消费领域。生态危机就是异化消费的结果。为了破灭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阿格尔在扬弃马克思的辩证法的基础上，提出了“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企图通过克服异化消费来完成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变革。具体来说，阿格尔的危机化解方案包括这样几条措施:在经济增长模式上，实行稳态的经济增长模式;在发展方式上，落实生产生活的生态命令;在管理体制上，分散化和非官僚化的生产;在意识形态上，将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相结合。
　　阿格尔的生态危机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积极因子，同时又有所超越，主要表现为对马克思异化理论、危机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的时代性超越;对法兰克福学派技术控制理论、技术异化理论和生态危机观的建构性超越。同时，阿格尔的生态危机论也具有较强的批判性，它对资本主义掠夺式工业生产方式、官僚制和极权主义的政治制度、受操纵的资本主义消费文化都进行了有力批判。但是，阿格尔没有继承到马克思主义唯物性、革命性的理论特质，因而其生态危机论具有变革的不彻底性、根源分析的不深刻性、危机化解方法的不可行性的缺陷。正因如此，我们需要用客观、公正的眼光来审视阿格尔的生态危机论。作为一种颇具理论创造性、时代适用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只要不脱离中国生态危机的实际特点，阿格尔的生态危机论完全可以为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提供理论上的启示与实践上的指导。

摘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当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思潮之一，有其存在的独特的历史条件和理论基础。詹姆斯·奥康纳就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
　　奥康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一是在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加入了自然和文化的范畴，从而得以重构历史唯物主义，构建自然、文化、社会劳动三位一体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二是奥康纳在资本主义第一重矛盾的基础上，也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提出了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即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进行批判;三是把生态学和社会主义相结合，提出生态学社会主义的构想。
　　虽然奥康纳的思想存在一定的缺陷，但是它为解决生态危机提供了方法，奥康纳的思想在总体上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也为我国生态问题的解决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