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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刘晓琴
中国史 山西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宗族是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而构成的家族组织体系,近年来学术界对宗族研究的热情不断兴起,宗族研究无论是从宏观角度还是微观角度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本文致力于晋中地区上安村牛氏宗族为研究样本,结合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史和政治学相关理论方法,通过对明清时期到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长时段研究,主要依靠牛氏宗族的家谱、碑刻记载和田野口述资料及相关的档案文献,从而整理牛氏一族的宗族发展史,即牛氏的崛起、衰败、隐退和复兴,来探讨宗族形成的路径和地域特征,进而了解宗族村落的社会变迁,探究宗族发展与村落变迁的内在联系。
  第一部分,绪论主要介绍了文章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叙述了近年来学界关于明清宗族的研究和北方宗族尤其是山西村落宗族的研究状况,并阐述了文章的研究思路和研究目的。
  第二部分,追溯牛氏宗族的源流,通过明清以来宗族的世代显宦、宗族的族内、族外组织化建设来呈现牛氏宗族的兴盛及其原因,崛起的牛氏宗族参与地方公共事务,进行村庄建设,宗族与村落成为紧密联系的共同体。
  第三部分,通过清末以来牛氏宗族官宦精英凋零、宗族人口数量减少、宗族组织分散等衰落表现来分析牛氏宗族衰落的原因,宗族衰落的同时伴随着村落的变迁,地缘认同开始取代血缘认同,宗族的衰落使得宗族与村落关系疏离。
  第四部分,在宗族衰落背景下,宗族为改变困境进行转型,主要以经商实践的经济转型为主,受主客观条件的影响并未改变宗族衰落的命运,在民主革命的特殊时期,族人关注国家和宗族命运,投身革命,宗族和村落关系再度密切。
  第五部分,通过建国以来宗族经历了土地改革、农业集体化运动、农业学大寨、文化大革命等数次社会主义改造后的暂时隐退,随着改革开放牛氏宗族复兴的表现和原因来梳理牛氏宗族在这一时期的曲折发展,进而探讨新时期上安村发展现状问题和牛氏宗族前景问题。
[硕士论文] 王梅
中国近现代史 四川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近代史家刘掞藜英年早逝,人们知之甚少,但其一生治学严谨、著述丰富、学术视野宽广,作为史地学派主要成员之一,一度活跃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名家荟萃的史坛上,留下近百万字论著。考订古史是刘掞藜一生最突出的学术成就。24岁时,他就凭借扎实的传统史学功底参与到顾颉刚发起的古史辩论之中,连续五篇文章掷地有声地回应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奠定了刘掞藜在中国古史研究中的地位。在国立武汉大学任教时期,刘掞藜带病完成《中国上古史》,集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古史思想。在研究民族关系领域,刘掞藜也颇有建树。他的《中国民族史》是民国年间的一部通史性质的民族史专著,以汉族与其他民族的势力消长和民族融合为主线来叙述民族关系的演变历史,对丰富民族史的学科内容和体系有重要的意义。另外,刘掞藜还曾考察月氏历史,对晋惠帝时代汉族大迁徙和唐代藩镇割据的历史也做过一定的研究。在国粹派和近代新史学的影响下,他尝试着构建了一套史学理论与方法体系,著有《史法通论》、《史学与史法简编》等长篇史学论文,不仅在内涵上阐释并扩展了以刘知几和章学诚为代表的古代史家关于史家素养、历史编纂、史学功能、学术规范的传统史学思想,还吸收了以梁启超和鲁滨逊为代表的新史学观点,彰显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坚守史学传统,又积极吸纳西方史学之长,致力于促进中国史学推陈出新的一代史家风采。自20世纪二十年代,刘掞藜在“古史辨”运动中崭露头角后,渐被世人遗忘。发现这位学术史上的失踪者,弥补长期以来史学界对刘掞藜研究的不足,是一项有意义的学术工作。
[博士论文] 朱斌
中国史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20世纪的中国是处在转型中的中国,中国学术也在整个社会的转型中不断的裂变和融合,这种震荡的余波一直持续到现在。三、四十年代,在社会转型、民族存亡和政局动荡的多重压力下,齐鲁大学国学所如何因应学风的转变,学人的研究取向有何变化,皆是中国现代学术史需要关注的内容。本文即从历史本身的脉络出发,以两个互动的角度来建构国学所的学术历程:一方面将外部环境纳入到考察视野,在不同时期的学术环境与风气变迁过程中,理解国学所的风格变化和地位升降;另一方面在历史变迁的复杂图景中,深入探讨学人的研究对象、研究旨趣和研究方法的变化,以及与机构和学风的微妙关系。总之,详人所略,略人所详,以宏观通论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希望能整体把握转型时代的国学研究。除绪论和结语外,正文分为上下两编。
  上编是以时间为线索,利用现存的资料,重构国学所在建立、发展和结束时期的不同样貌。尽量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单线描述,既考察学风流转及对国学所的影响,又希望通过微观的角度,反观一个机构如何因应学风的变化。上编包括一、二、三章。
  第一章“机构与学风:国学所的创办及早期发展(1930-1938)”。在欧风美雨的吹拂下,20世纪20年代整理国故运动风靡全国,国学机构纷纷建立,在此运动影响下,古史辨运动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皆脱胎于此,它们是中国学术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所在,奠定了中国现代学术的第一块基石。现代学科体系初现端倪的同时,国学研究成为热潮。齐鲁大学作为一个小型的教会大学,欲增加竞争力和影响力,也希望通过加强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研究,深化它的本土化、学术化进程,遂利用哈佛燕京学社的经费成立国学研究所。国学所草创之初,栾调甫担任主任,积极的聘任研究员,加大对国学研究的投入,鼓励师生进行国学研究方面的探索。但是,囿于研究方法和人员结构的保守,国学所没能与当时的主流学术充分对话,研究成果略显平淡。但是,国学所却因此成为一支整理国故运动余波中的后劲力量。
  第二章“战时学术:顾颉刚对国学所的‘史学化’改造(1939-1945)”。抗战时期是中国学术发展的特殊时期,在民族存亡之际,因应时势变化,学人重新聚集,学术风气随之改变,由“求真”转而“致用”,很多新的学术问题被发现,很多旧有的研究模式被修正。可以说抗战时期的学术研究是20世纪中国学术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取得的学术成绩与包括顾颉刚在内的学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顾颉刚在此时期担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的主任,面对民族危亡的艰难时刻,积极对国学所进行改造谋划,召集了一大批学者围绕在其周围,依托哈燕社的资助,使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成为一个学术重镇。他立志做一部鼓舞民族士气的中国通史,进而动员全所的力量标点二十四史,作为通史材料上的准备。他也一度努力把国学研究纳入到现代的学科体系,欲将国学所改造成“文科研究所”。后因种种原因离开齐鲁大学,未能系统地实现宏愿,但是可以看到一个有担当的学人,在国难之际所付出的努力。正因为在顾颉刚的规划和运作下,齐鲁大学国学所由创建之初的边缘地位上升为战时学术的中心所在。
  第三章“变中前行:国学所的末路与新生(1946-1952)”。经过抗战时期的酝酿调整,唯物史观派和新汉学的地位翻转,已成大势所趋。因为时局动荡及哈燕社的限制,钱穆、吴金鼎时期国学所在不断的调整,人员流动比较大,除继续出版抗战时期胡厚宣的学术成果外,未见新的研究展开。建国后,作为主任的张维华,虽积极适应新的学术范式,也试图重振国学所的声望,但是随着张维华等人被调到山东大学,紧接着院系调整中教会大学被全部撤销,齐鲁大学国学所也就不复存在了。
  下编是以国学所中个别学者的学术历程和观念发展为中心,采取个案研究,包括四、五、六、七、八章。将学人及其学术研究放进时代的脉络中,这些学人既受学风的影响,又受机构体制的约束。国学所因制定的研究计划推进困难,所以给学者很多自主研究的空间,然后将成果汇总报告给哈燕社。看似散漫、没有形成系统的个体研究,反而是历史的实相,至少是合乎国学所的历史现实。
  第四章“‘贯通学思两途’:栾调甫与国学研究”。栾调甫是近代学术史上一位特殊的学者,他主要的学术活动都集中于国学所并担任国学所的创始主任。他一生以国学研究为志业,在墨学、名学、文字学及贾学等领域皆有建树。栾调甫虽自学成才,却能与梁启超、章太炎、胡适等大家论学交往,并“预流”近代墨学研究的大潮。他在矫正主流墨学研究之偏的基础上,提出“坚白离盈二宗”说,为墨辩思想开出新境界,被学界所重。他组建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时,因地缘关系,对“齐鲁文化”较为同情,在近代国学研究的版图中,为山东争得一席之地。本章即试图整理栾调甫的生平与著述,通过对其学术成果及治学方法的研究,来了解近代学术史上不容遗落的一页。
  第五章“理学救国’:齐鲁大学时期钱穆的学术转向”。钱穆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中对宋明理学颇为同情的学者,早期却以“考据派”面目进入学界。抗战时期,学风因时局而发生汉、宋转变,“为学术而学术”的新汉学式微,以家国天下为己任的理学地位上升。随着学风的改变,钱穆个人对理学的认同更加清晰,并在齐鲁大学国学所完成思考与转变。在经世情怀的驱使下,钱穆与政治人物多有接触,并发表许多政论文章,直接表达政治主张。他为寻找中国存在的意义,为中国不会灭亡寻求文化原因,由历史研究转向文化研究,开启文化学研究的滥觞,对其后学术影响甚巨,对当时乃至后世学术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六章“‘观其会通’:吕思勉与国学所的‘孤岛’学术”。吕思勉属于传统派的史学家,其通贯的治学旨趣,在抗战之前与主流学风有相当的差距,并未获得足够的重视。抗战爆发后吕思勉困居上海,因为顾颉刚意图在编撰通史上有所作为,而被国学所聘任为研究员。以吕思勉为中心形成了一批同在“孤岛”的学人群体,在出版《古史辨》第七册、编辑《齐鲁学报》及国学所专著汇编等方面成果显著。吕思勉本人不仅积极参与编撰,并且为国学所编写和出版《先秦史》、《秦汉史》等著作,形成自己“通贯的断代史”研究风格,奠定了特殊时期的学术地位。
  第七章“新汉学的扛鼎之作:以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为例”。抗战时期,胡厚宣担任齐鲁大学国学所研究员长达七年,出版《甲骨学商史论丛》四集,是其学术历程中的巅峰时刻,亦可视为史语所开创的“新汉学”风气的收获之作。他受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影响,治学取向由“疑古”转为“考古”,因参与殷墟发掘,与甲骨结缘,并积极实践“史料学派”的作史主张。在经历社会史论战和古史辨运动的学风流转中,寻求回应。胡厚宣利用新出的考古材料,结合甲骨金文考证处理诸多学术争议问题,重建上古史体系,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的发展中有不可磨灭的意义。
  第八章“从‘层累造成说’到‘神话分化说’:古史辨派以‘神话’重建古史的努力”。20世纪20年代,古史辨运动出现后,以传统经学为主导的古史体系崩溃。如何重建古史体系,是包括古史辨派在内的各派学人面临的大问题。面对“层累造成说”带来的诸多学术问题,学界多求助于考古学和民俗学两种途径。因为日本的侵略战争,学风随时局而变,原先治学路径上的考古发掘和民俗调查俱告停滞,以通过分析古代神话求古史之解决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进路。在顾颉刚古史研究的基础上,杨宽批判地吸收“层累造成说”,并以古史多元论为理论前提,进而重新利用神话和传说材料,以图解决古史辨运动遗留的古史问题,成为重建古史体系的一次有益尝试。
  总而言之,齐鲁大学国学所的学术历程是一段中国现代学术发展的缩影。本文通过勾勒学风、学术机构及学人在互动中错综复杂的样貌,来展现中国现代学术转型中的重要一页。
[硕士论文] 陈科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浙江工业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习近平历史观是一个内容丰富的科学理论体系。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深入研究习近平历史观。第一部分陈述了习近平历史观的研究现状、研究意义等内容。第二部分分析和梳理了习近平历史观的主要内容,主要从唯物史观、历史评价观、历史教育观三个方面来深入研究,并着重从“四个全面”重要战略布局来对习近平历史观进行分析。第三部分探究了习近平历史观的主要特征。第四部分总结了习近平历史观的价值,即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并从其价值中得出现实启示。
[硕士论文] 葛元元
中国史 河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陈黻宸生活在清朝末年,当时中国正处于变革时期,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大门,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西方文明传入中国。受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思想的双重影响,陈黻宸的历史思想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中国传统史学思想仍占主导地位,在此基础上,他积极主动地宣传学习西方史学思想。
  第一章简要叙述陈黻宸的生平。陈黻宸从入学到考中进士,中国传统史学在他的思想中有根深蒂固的影响。但是随着西方文明,尤其是西方史学的传入,他积极办报纸,发表文章,宣传西方进化史观、科学史观、民史等观念。并积极投身政治,支持辛亥革命,主张建立民主共和国。
  第二章主要叙述陈黻宸的史学著作。简要叙述陈黻宸科举入仕文章内容;发表在《新世界学报》的文章及影响;并且详细叙述他的京师大学堂讲义《中国通史》的体裁特点,内容特点和学术意义;“地史”原理和《新地理史》的编撰方法和编撰结构。受西方史学的影响,陈黻宸提出中国史学撰述的改进方面,但因为客观条件不成熟,并未付诸实践。
  第三章主要阐述陈黻宸的史学思想。主要从史学是科学的史学思想;“四独五史”的良史标准;提倡“民史”,反对“君史”的史学观念;新通史编撰体例设想着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对于史学重新定位思考,把史学作为一门科学的角度加以重视,并且对史家在传统修养的基础上,学习借鉴西方史学,赋予他们时代意义。在学习西方史学和“新史学”广泛传播的浪潮中,重视“民史”。
  第四章结语部分,论述陈黻宸史学的学术意义。
[硕士论文] 马郡
中国史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王宜昌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的重要角色。他的问题意识和学术理路深受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影响,采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史分期架构,在社会形态史和农村经济研究等方面皆有所创获,勾勒出一个独特的中国社会史体系,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也提出了具有启发性的见解。
  在历史观方面,王宜昌主张历史发展是多重因素作用下的结果,既认识到地理因素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双重作用,又认识到文化、人力因素的作用;在方法论方面,王宜昌进一步扩大了史料范围,将理论纳入史料的范围,从而提出“三重证据法”。他十分重视理论的作用,强调历史研究要从“公式主义”出发。
  在社会史研究方面,王宜昌是第一个对中国社会史发展阶段进行细分的学者,他按照马克思的分期标准,提出“四阶段论”。在具体的社会阶段的研究上,王宜昌提供了一些新思考,如他主张从地域角度对奴隶社会进行探索,这一做法在当时独树一帜。此外,王宜昌还是最早提出“魏晋封建说”的学者。
  在农村经济研究方面,王宜昌作为农村性质论战的发起者与主将,其研究具有明显的批判风格。他从生产力入手,对农村经济研究方法和农村经济性质进行了细致的考察。
  尽管王宜昌的学术研究存在“公式主义”的倾向,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研究的学术价值,但是其时常闪现的卓见也足以启发后学。
[硕士论文] 吴晓君
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岳麓山是佛教的“湖湘第一道场”、道教的第二十三“洞真墟”福地、“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的所在地以及辛亥英烈与抗战烈士的埋葬地,它见证了湖南的宗教发展、书院的文脉延续与爱国志士的忠骨长眠,是一座记录历史并见证了长沙历史变迁的名山。
  岳麓山自古便是长沙的一处胜景,偏爱名山胜水的佛家和道家都选择了在岳麓山建宇修阁、弘法传道,山中的古麓山寺、道林寺、抱黄洞和云麓宫等声名远播,引来众多信众和文人骚客,相关的名人故事、诗文和碑刻甚多。岳麓书院建成后,岳麓山更是成为湖湘文化之中心,书院文化和佛道宗教文化构成了岳麓山在近代以前的历史记忆的主要部分,这些传统的历史记忆多为个体记忆和空间记忆,其载体多为文字、碑刻和建筑遗迹。
  岳麓山的历史记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丰富和累积,从陈天华、姚宏业、禹之谟公葬岳麓山到黄兴、蔡锷国葬岳麓山,归葬岳麓山成为了对湘籍革命志士的一种高规格礼遇。辛亥革命英烈入葬岳麓山后,岳麓山的形象和其社会影响发生了改变,岳麓山传统的儒释道的文化名山形象向革命英烈纪念名山形象演变,历史记忆载体也更丰富。
  经历抗日战争之后,岳麓山成为长沙会战的重要战场、抗战将士埋葬地和红色革命活动地,并随着岳王亭、麓山忠烈祠、陆军第七十三军抗战阵亡将士公墓、陆军第七十三军七十七师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长沙会战碑、红色革命家墓葬和文化名人墓葬等的修筑,岳麓山的形象在政治导向和社会舆论的双重驱动下发生了改变,其形象更加多面;并且在大众和精英的共同影响下,岳麓山的历史记忆涵盖的内容更加丰富,岳麓山的纪念场所功能也愈发突出,而其历史记忆载体也从传统的文字、碑刻和建筑物扩展到照片、影像、墓葬和纪念建筑等。自此,岳麓山的历史形象从传统跨入到现代,成为了文化名山、革命纪念地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岳麓山的历史记忆从内容和载体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丰富。
  考察岳麓山的历史记忆,可以看到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长沙文化的发展情况和大众与精英对历史记忆的塑造;分析历史记忆形成的因素,可以看到国家权力对于地方文化的重要影响。而这一系列的考察,目的在于强调岳麓山的历史记忆研究对长沙城市记忆研究、城市史研究和相关革命记忆研究有着重要价值,期待唤醒大众对于岳麓山历史遗迹与文物的保护和对岳麓山历史记忆的传承。
[硕士论文] 吴鲁锋
中国近现代史 聊城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对吴金鼎学术人生进行了评述。吴金鼎是现代考古学史上的著名学者,在史前考古的发现和研究及中国西南地区考古事业的开创,做出了重要贡献。吴金鼎一生的学术研究经历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其一,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肄业至留学英国之前。在此期间,吴金鼎凭借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所学的考古知识和训练,完成了《山东人体质之研究》;在齐鲁大学任教期间,六次踏访平陵地区,发现城子崖遗址,完成《平陵访古记》一文,并以此为契机于1930年进入史语所考古组,追随李济、董作宾等学者参与城子崖遗址和安阳殷墟发掘,并负责撰写了部分发掘报告。《城子崖》发掘报告中,吴金鼎独立完成第三、四章,并对其他章节进行了详细的修改。其二,出国留学及回国后的学术经历。鉴于吴金鼎在考古学上的贡献,在傅斯年、何思源等学者多方努力下,促使吴金鼎于1933年获得山东官费免考留学名额,赴欧洲留学。在英国伦敦大学留学期间,因吴金鼎对史前文化中的陶器格外注意,专门前往伦敦中央高等工业学校,学习陶器的制作;又跟随考古学界大师皮特里参与巴基斯坦地区考古发掘工作,皮特里对吴金鼎的学习态度和学业成绩留下了深刻印象,夸其为“一位田野工作的好手”。留学期间撰写、出版了博士论文 Prehistoric Pottery in China(《中国史前陶器》),当时被称为“关于中国史前陶器最详尽的参考书。”1937年末,吴金鼎学成回国受聘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并在史语所兼职。1938年1月至1943年3月,吴金鼎任团长组建了苍洱古迹调查团、川康古迹考察团和琴台整理工作团等活动,在西南地区进行了广泛的考古调研和发掘,对中国西南地区考古具有开创性意义。1945年,吴金鼎弃笔从戎,离开史语所。抗战胜利后,吴金鼎回任齐鲁大学教授,直至1948年病世。吴金鼎一生经历曲折,学术研究成果颇丰,但由于存世资料较少,学者评述不一。本文在利用学术界相关记述,并认真查阅了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档案资料,对吴金鼎一生主要时段的事迹、学术研究轨迹及成就进行了评述,其中对其生平事迹记述不实和错讹之处,运用新资料进行了考辩和改正。力求以吴金鼎为个案,对其进行全面研究并给予正确评价。
[硕士论文] 陈忠正
中国史、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河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对叶适历史盛衰论进行了研究。历史盛衰论即是对国家何以兴,又因何而衰的反思与概括。通过对“前事”的总结,为“后事”提供治世之道。纵观古今,历代学者均对历史盛衰问题进行了思考。叶适作为南宋时期事功学派的集大成者,亦就这一问题从君德、人才、民本等不同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叶适的历史盛衰理论是以“君德”为基石,强调“有德则兴,无德则衰而亡”,以自身之“德教”培养人才,以“名实相符”的标准选拔人才,能者上,庸者下,从而与君主共守天下。以“民重君轻”的准则施政于民,主张从“田地”入手,解决当时“民”的问题,通过“修身明势”规避导致国家衰亡的潜在因素。在“君德”层面,叶适认为“君德”不仅是君主个人修养品德,也是得天下、治天下的衡量标准和尺度。他反对君主利用权利威令治理国家,认为君主应当“为政以德”,同时强调“蓄实德”。以君主之德治理天下,使天下之人真正归附。在“人才”层面,叶适认为君主应该“进人以礼”,针对南宋当时的选官任官制度的诟病,叶适希望制定合理的人才培养和选拔制度,同时君主应当给予所用之人以充分的信任,分权给臣下。在“重民”层面,在叶适看来,民之数量多少,财富多寡,是国家盛衰的直接反应,应该通过以官养之和使民自养的“养民”,通过制定合理制度的“富民”,通过轻徭薄赋的“治民”等方面对立国之本的“民”进行治理。从“势”的角度方面,所谓“势”,即是指历史发展之规律。通过对“势”的把握,规避施政上的潜在问题。叶适强调在把握“时势”的基础上,适当的使用“权势”来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通过对“势”的把握并能适时调整政策治理天下,是叶适对君主的期望。叶适历史盛衰理论具有明显经世致用的事功性,他反对理学的空谈,重“实德”,同时,注重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历史的盛衰。
[硕士论文] 苗润桐
历史学、中国史 河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中国是世界公认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之中,古代的中国在许许多多的方面都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同样中国也是较早的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进行演变和变迁的国家之一。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每个国家都要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直到共产主义社会。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也以此作为指导,研究中国历史。“中国古史分期”以及“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因此而成为我国历史研究之中曾经的两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在这方面的史学研究领域,出现过许许多多的重要人物。尚钺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尚钺先生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与同时代的一些史学家们相比,他较早地对此进行了研究,并且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他所主张的“明清之际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在当时的史学界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尚钺先生通过对大量的史料进行分析,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从当时社会的性质入手,对农业、手工业等行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现象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得出了科学结论。
  本研究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以尚钺先生的明清资本主义萌芽说为主要研究内容,将尚钺先生的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理论与和他同时代的史学家们所提出的资本主义萌芽理论作对比,并且从资本主义萌芽在明清产生的原因、资本主义萌芽在不同行业之中的表现、资本主义萌芽对社会性质产生的影响以及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原因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探讨。并且对尚钺先生的明清资本主义萌芽说的特点进行了剖析,认为其贯彻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并且追求真理不迷信权威,具有科学严谨的史料观。最后对尚钺明清资本主义萌芽说在史学界的影响进行了评价,进而对尚钺明清资本主义萌芽说的得失进行了探析。
[硕士论文] 高长宇
中国史;中国史学史 天津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明太祖朱元璋对明初史学发展影响很大。他对史学的重视及其功能的认识与利用在历代帝王中是比较少见的。朱元璋对史学的过度关注犹如一把双刃剑,利弊皆存。他对史学的训诫与教育功能的利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史学的大众化与普及化发展,也使得历史的教化作用得到了更为广泛的运用,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史学的社会实用价值,但是这种深层的皇权干预,也造成史学的独立性受到严重的影响,史书内容的真实性受到极大的干扰,史家写史的秉笔之责被削弱,史论与史评的自由度也受到极大的限制。
  朱元璋一生中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下,其历史观有所变化。本文通过对朱元璋直接或间接参与的相关史学活动的考察分析,研究皇权对明初的史学发展乃至整个明代史学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这或将对帝王与史学关系的研究,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硕士论文] 王丹
历史学、中国史 河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对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间通俗历史读物进行了研究。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研究焕发了新的生机,出现了新的局面。在史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史学通俗化也开始形成一股潮流。而在史学走向通俗化、大众化的过程中,通俗历史读物作为一种最为普遍的传播媒介,对史学下移、历史知识普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伴随着思想观念的转变,国家在文化建设方面开始对民众思想进行新的塑造,开始重视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加之出版业的发展,市面上出版了众多的通俗历史读物,数量众多,可谓是通俗历史读物的第一个繁盛期。此时期通俗历史读物的出版,推动了历史知识在普通民众间的普及,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史学的社会功能。十七年间通俗历史读物的编写出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49年-1957年,总体特点是编写较为分散,选题范围较为狭窄,以《爱国主义通俗历史故事小丛书》《中国历史故事》为代表;第二阶段为1958年-1966年,随着历史学家吴晗开始组织大规模历史知识普及读物编写,通俗历史读物逐渐朝着系统化、组织化的方向发展,代表作有《中国历史小丛书》《外国历史小丛书》《中国历史常识》等。综合来说,十七年间的通俗历史读物采用生动活泼、浅显易懂的方式来进行编写,在向广大读者普及中外历史知识的同时,也进行了爱国主义教育,并确立了通俗历史读物编写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十七年间的通俗历史读物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表现在一些读物仍不尽通俗,编写不够活泼,僵化地运用唯物史观,以及世界史知识涉及较少,比例不均等。然而瑕不掩瑜,该时期的通俗历史读物将历史真实与通俗趣味进行了恰当的融合,通过通俗历史读物这样一种形式,向读者普及了历史知识,宣传了唯物史观。纵观当代通俗历史读物的编写现状,虽数量繁多,但质量良莠不齐,经典作品更是少之又少,因此,借鉴学习建国后十七年间的通俗历史读物编写,对当今通俗历史读物的发展有相当大的必要性。
[硕士论文] 胡杏
马克思主义哲学 华中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类社会发展一方面表现为历史规律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同时展现为人不断提出目的并使之成为现实的过程,这样,历史规律与人的目的共同存在于社会发展之中。关于二者关系的探讨一直是唯物史观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个人实践活动的目的性是否能够使社会发展呈现出合目的性?目的和规律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各自发挥着怎样的作用,是否能够统一,又如何进行统一?这些问题的回答对于理解二者的关系至关重要,关键在于从现实的生活本身出发去理解历史规律与人的目的性,历史规律具有生成性,人的目的具有历史性,二者天然的统一于人的实践活动之中,并随着人类自觉性的提高越来越统一。
  本文主要从以下四个部分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
  导言,对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以及本文研究的思路和方法进行了说明。
  第一章,首先对本文出现的相关概念进行了辨析和阐释;其次,对自古至今关于历史规律的争论进行了梳理;最后,用马克思文本对历史规律的存在论进行了证明,认为不应该用自然规律观作为标本去苛求历史规律。
  第二章,从文本出发,对合目的性从理论和价值层面进行了论证。社会发展合目的性体现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主体地位,赋予人们面对苦难的勇气和前进的动力。
  第三章,探讨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关系。认为历史规律具有生成性,其内含着人的目的性。而目的性具有历史性,受规律性制约,因此,二者只能在理论上进行截然的划分。在现实生活中,二者有共同的主体,并真实的统一于人的实践活动之中。目的作为规律指导着人们尊重和利用社会规律,社会规律在人的自觉实践活动推动下向目的性靠拢。随着实践活动的自觉化,二者共同推动人类解放的实现。
[硕士论文] 翟晓蕾
中国古代史 聊城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对傅以渐学术思想进行了研究。傅以渐是清初著名政治家和思想家。在清初统治者大力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的时局下,他凭借“清代开国第一状元”的头衔和自身清正廉洁、不党不争的品性,深得统治者的信任与重用。官运亨通的同时,能够认真思考政局和民生问题,面对明末清初动荡的社会状况,提出了正己为先、治世为用的思想见解,这些思想皆可从他的殿试卷和著作中探究出来。傅以渐的学术思想主要分治世、修身、女道三个层面。其治世思想中带有明确的阶级性,认为君臣百姓皆应各安其位、各司其职,注重将理论与社会现实结合,并将政治见解细化到财政、军事、文教和刑法之中,带有明显的经世致用的特点;“正己为先”是傅以渐对君子人格的要求,他认为人人都要注重自身修养、注意言行举止,寻求“致养”之法,在内外兼修的同时做到德博而化;女性是构成家庭和谐稳定的最重要因素,女性德行教化与国家治理息息相关,故于女道层面而言,傅以渐从孝、礼、德三方面入手,认为女子除依礼顺敬舅姑父母、辅佐丈夫、教育子女外,还应对才学明理之德有新的要求。这相比前代女道思想有所开放和进步。傅以渐的学术思想带有明显的经世致用色彩,他力求从平民角度出发,来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其思想对清初社会稳定、树立女性道德观和引领家族入仕之风都有重要意义。
[硕士论文] 杨玉莹
中国史 安徽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国传统史学所蕴藏的史学思想同样是丰富的,体现为中国史学的评议传统。这一传统在先秦、秦汉时期产生,正式形成于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五代宋元时期获得很大的发展,在明清时期出现总结与嬗变。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史学近代化随之而来,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潮纷纷涌入中国,中国史家在吸收外国学术思潮的基础上,重新整理认识中国古代史家的史学思想。李大钊对西方史学思想的介绍与传播,奠定了中国史学思想史学科的基础。20世纪30至40年代,中国出现了一些包含史学思想研究的著作,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一次将较为系统的史学思想史纳入到中国思想通史之中,使之成为思想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吴怀祺是中国当代史学史研究的专家,他在白寿彝的指引下,从对郑樵和宋代史学思想的研究起步,开始了研究中国史学思想史的漫漫长路。吴怀祺对郑樵研究凝结成《郑樵研究》一书,全书展现了郑樵坚韧的治学精神、敢于批评的学术理念、严谨科学的治学方法以及宽广的治学道路。吴怀祺在研究宋代史学思想时,将史学和哲学联系起来考察,探讨史学和社会的辩证关系,通过详实的史料、朴实的文风展示了宋代史学思想发展的脉络。接着,吴怀祺由宋代史学思想向上溯先秦两汉至隋唐探源,向下往明清近代延伸,探求中国史学思想发展的脉络,对中国史学思想通史进行研究,先后出版了《中国史学思想史》、《中国史学思想通史》,在这两部通史性著作中,吴怀祺勾勒出了中国史学发展的过程,概括了中国史学思想的主要特征,展现不同时期史学思想发展的不同特点,展示了中国史学思想的丰富及深邃。在贯通研究之后,吴怀祺又觉察在“论”的方而缺乏研究,进而他由博返约的继续开展研究,主编出版了《中国史学思想通论》,以专题形式进行通史性的理论研究,考察各类史学思想的源流,从思维角度把握民族史学的特点。吴怀祺的中国史学思想史研究揭示了中国史学的民族精神,以开阔的视野、详实的史料、细致的分析向我们描绘了中国史学思想这幅美丽的画卷,使我们领略到中华民族不仅有浩繁的典籍,更有充满魅力的史学思想。
  吴怀祺在多年治中国史学思想史的过程中,探索中国史学思想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架构了中国史学思想史研究的体系结构,建构起了完整的中国史学思想史学科。他立志要用民族语言,努力发掘民族史学思想的宝库,整理总结丰富的民族史学遗产,展现中国史学优秀的民族精神。吴怀祺在关注史学思想民族性的同时,十分重视史学思想的时代性,主张将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运用到当代史学的创新中,关注全球化对史学的影响,在世界进程中思考中国史学的发展,关注当代信息科学的进展对史学的意义,以世界史的眼光研究中国史学思想史。
  20世纪60年代开始,白寿彝提倡史学工作者要重视中国史学遗产的问题,他本人对史学遗产的总结做了大略锥轮的思考。我们当看到,沿着白寿彝的思考,出现了一些总结史学遗产的路径。吴怀祺从史学思想史的角度总结史学遗产,瞿林东从史学理论、历史理论的角度总结史学遗产,陈其泰从文化视角研究史学,积极探索民族精神。吴怀祺、瞿林东及陈其泰的研究都是在史学史研究领域内的路径创新,虽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不同,但殊途同归,他们的研究在目标上具有一致性。
[硕士论文] 陈美玲
历史学;世界史专门史 天津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海登·怀特(1928-),是当代西方最著名的历史哲学家之一,1960年后涉足历史哲学领域,他广泛吸收哲学、文学、语言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构建起一套比较完整的历史叙事理论来分析历史文本。本文对怀特的历史叙事理论进行分析,目的是要弄明白怀特的历史叙事理论的深层含义,从而加深对历史叙事与历史真实关系的理解。
  文中简要论述了怀特历史叙事理论的源起:在对史学发展过程和历史哲学发展过程简单梳理后,分章节对怀特的历史叙事理论展开论述,主要从历史叙事与情节、历史叙事与语言分析、历史叙事的真实与想象问题等方面进行阐述,尝试梳理怀特历史叙事理论的脉络。
  受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影响,怀特最初将学术研究的重心放在历史叙事作品的情节化模式、形式论证模式和意识形态蕴涵模式上,建构起结构主义文本分析理论,探讨了叙事作品内部的结构规律和各种要素之间的关联。但是怀特仅仅以文本为中心的批判立场无疑是不可取的。随后怀特延续之前的思想,将历史叙事理论扩展到话语领域,并逐步将转义理论与对于话语与文本的关注结合起来,探讨人文科学话语,特别是历史话语中的转义成分及其发挥作用的方式。由此怀特指出,叙事不只是历史再现的一种可用或不可用的话语形式,它还包含着意识形态。随着学术界对“大屠杀”历史事件的讨论,后现代主义把历史等同于文本层面的说法,在讨论和解释历史上这些真实发生过的灾难性事件时,其矛盾就暴露出来了。对此怀特在一定程度上对其早期的叙事理论进行了修正,倡导在历史写作中史学家可以对历史事实进行想象,但想象力必须要接受历史事实的限制。
[硕士论文] 吴奕
世界史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德裔美籍史学家格奥尔格·伊格尔斯(Georg G.Iggers)教授是享誉世界的史学史大家,其史学思想在西方史学界独树一帜,亦对当下中国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依据伊格尔斯教授的论著等史料,充分利用国内外学术界研究伊格尔斯史学思想的最新成果,意图对伊格尔斯的史学思想展开全面而系统的研究。本文通过对伊格尔斯独特的学术生涯的阐释,展示其史学思想发展的阶段性;解读伊格尔斯在史学实践中对德国历史主义的特殊情结及其内在原因;并剖析伊格尔斯反德国历史主义、反后现代主义及其全球史观这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从而揭示伊格尔斯史学思想的实质与特征,彰显伊格尔斯史学的成就与影响。
  本研究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主要解析伊格尔斯史学思想形成的特定历史环境。文中依据时间脉络追溯伊格尔斯史学思想逐步系统完善的过程,展示伊格尔斯在不同时期的史学追求与旨趣。第二章主要阐述伊格尔斯对德国历史主义的反思。文中剖析伊格尔斯对德国历史主义的特殊情结,展示伊格尔斯对德国历史主义的基本立场与态度,分析伊格尔斯在史学实践中反后现代主义的根本原因。第三章主要阐述伊格尔斯的全球史观。通过解读伊格尔斯所倡导的全球史观,分析伊格尔斯全球史观及其反历史主义、反后现代主义三者之间的关系,凸显伊格尔斯全球史观的价值与意义。第四章主要阐释伊格尔斯史学的内在特质。文中结合伊格尔斯史学实践最新成果,综合分析伊格尔斯近年来史学旨趣的转变,彰显伊格尔斯史学实践中的特点。
[硕士论文] 王勤
世界近现代史 上海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现当代的非洲历史学家中,托因·法洛拉可以说是比较多产的一位,并且是非洲研究领域内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至今,他已经出版了百余部著作,其中包括他个人的作品以及和其他同事或研究生一起合著的作品,同时他还负责很多其他出版物的工作。法洛拉不仅对非洲文化的研究做出巨大贡献,更重要的是,他对非洲历史的研究也获得学界的瞩目。本文选取托因·法洛拉进行人物个案研究,通过对其求学工作经历,及其所出版的众多学术作品,包括个人专著、合著等来研究他的史学工作,史学方法以及他对非洲史学发展做出的贡献。
  本文主要是对法洛拉的史学研究进行梳理。由于法洛拉的著作很多,并且研究领域很广,所以我以他的著作内容为线索,按照其作品的主题进行分类。通过对法洛拉著作的研究可以大致发现,法洛拉的研究重点在尼日利亚,关于约鲁巴的传统文化,尼日利亚的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计划,以及泛非主义的新旧转型。这篇论文分为四个部分:首先介绍法洛拉的出生和教育背景,以及他的研究领域和主要成就,包括他在教学研究上和社会活动中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其次主要介绍了法洛拉的最初研究领域,也是他的成名领域—约鲁巴研究,所以用了比较大的篇幅进行重点阐述。接下来介绍了他对尼日利亚政治经济的研究。最后对法洛拉关于泛非主义转型的一些观点进行了介绍。
  法洛拉作为一名非洲史学者的成就之一是,他的学识被众多非洲大学的同事们所认可。他的研究对非洲史学的发展演进做出了贡献,与此同时,大多数非洲本土的学者们往往缺少充足的图书馆资料,稳定的出版环境和便捷的网络设施,非洲的本土学者在欧美学界往往容易被忽视。而法洛拉则通过他的著作、他的教学、他的演讲,发出了非洲人的声音和观点。本文希望通过对法洛拉史学研究的梳理和解读,来把握非洲现当代史学的发展脉络,以实现更多更深刻地了解当代非洲史学。
[硕士论文] 杨涵
世界史 上海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1900-1979)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曾任剑桥大学副校长,彼得学院院长,在不同的学术领域都有其丰硕的学术成果。它的研究包括历史编纂学、科学史、基督教神学、国际关系及外交理论等。他的著作流传广泛,影响深远,如《历史的辉格解释》(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现代科学的起源,1300-1800》(The Origins of Modern Science)等,在中文学界也有着较大的影响,他的研究在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国际学术界,对巴特菲尔德的研究并不少见,而大陆学界对其研究仍不充分。
  本文试通过对于巴特菲尔德的史学思想的探究,结合他对其他史学思想的评析和探索,力求呈现巴特菲尔德在史学理论或历史思想领域的见解和创新,以及其自身历史写作的风格和思路。
  全文大致可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主要阐释了本文的研究背景、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方法;第二部分主要介绍了巴特菲尔德的成长环境背景与时代特征,并对他的生平做了简要介绍。此外,还简要探讨了当时史学发展趋势对其史学思想形成所产生的影响。第三部分重点介绍了巴特菲尔德的几部主要著述,并对巴特菲尔德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做以简要概括。第四部分是本文论述的重点,以“历史的辉格解释”这一命题为线索,围绕其对辉格史学的批判和反辉格的史学范式主张进行了对其史学思想的探究,并对其自身的历史写作做了简要评述。第五部分简要探讨了巴特菲尔德史学思想的影响及评价。
[硕士论文] 杨年
世界史 上海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米歇尔·德·蒙田是法国文艺复兴晚期的代表人物,他也是法国16世纪著名的思想家和道德家。蒙田留给后世的作品仅有两本,《蒙田随笔全集》和《蒙田意大利之旅》。在蒙田的《随笔集》中,他一共讨论了107个主题内容。在研读这些主题后发现,它们涉及了众多的历史人物,比如,柏拉图、苏格拉底、维吉尔、贺拉斯、李维、塔西佗、西塞罗等人。这些古典时代的历史人物成为蒙田《随笔集》的一个显著特色。
  在这本书中,还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思想主线,蒙田的书中充满了历史怀疑的思想。正是居于此种方式,蒙田评价历史人物的范式也是独特的。他把书中涉及的众多历史人物放在同一时空内部加以考察和评论,形成了蒙田历史人物评价思想的核心,即:古典与现世的双重理论。这种理论不仅是蒙田怀疑思想的构成要素,也是文艺复兴时期“融通古今”的深刻体现。
  本文主要讨论了蒙田历史人物的评价思想。全文一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主要是梳理蒙田笔下所涉猎的诗人、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第二章则重点探讨了蒙田的古典英雄观念、当下的时代背景、以及蒙田受过的人文主义教育;第三章则是讨论蒙田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论;第四章是蒙田的思考与启示。结语部分则概括了蒙田的理论与《随笔集》之间的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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