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物化是卢卡奇诊断资本主义现代性现实的标志性概念。卢卡奇物化批判存在着理性批判和历史哲学两个向度。从前者来看，卢卡奇综合了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和韦伯的合理化批判。商品结构的支配性与形式合理化的普遍性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物化中的“物”，不仅是商品关系中的物，还是形式合理性所理解和把握的物。形式合理性与直观态度相辅相成，物化意识参与建构了物化结构。经济、国家和法律等领域存在着类似的行为结构和意识结构。这种普遍的合理物化结构具有内在限制:形式合理化与内容非理性之间、部分合理化与总体非理性之间的矛盾。形式合理化批判的基础是具体的辩证的总体理性。
　　从后者来看，物化批判走的是历史辩证法的内在超越之路，无产阶级作为历史的主体与客体能够实现对物化结构的内在超越。这意味着，一方面物化是历史形成的，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当劳动力成为商品时，物化才构成了人的普遍的存在方式和命运;另一方面，对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来说，物化虽然都是直接给定性存在，但由于两个阶级社会存在的区别，无产阶级不仅是这种物化结构的形成因素，而且是扬弃这种物化结构的内在因素。无产阶级在劳动时间内体会到了质与量的辩证法，体会到劳动时间的变化不仅是剥削数量的差异，而且是对自身感性生命的剥夺，由此，无产阶级作为商品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这种无产阶级阶级意识是一种实践的意识，在其具体展开的阶级斗争中，物的力量开始还原为人的力量，物与物的关系开始呈现为人与人的关系，属人的历史开始不断生成。
　　法兰克福学派从理性批判角度，继承和推进了物化批判。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那里，物化批判表现为理性权力批判。普遍的物化就是普遍的权力控制，资产阶级启蒙理性的实质是理性权力，物化辩证法表现为对权力关系有规定的否定。哈贝马斯认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简化了启蒙理性的图景，将启蒙理性等同于工具理性，使物化批判陷入了践行矛盾。哈贝马斯从交往理性重建物化批判的规范性基础，从生活世界与系统两个层面分析资本主义合理化进程。生活世界的合理化使得经济与行政系统得以分化形成，但系统过度肥大，其调节机制（金钱与权力）侵入生活世界，损害了生活世界的交往行为，物化是生活世界殖民化。霍耐特认为物化并不是交往能力被侵蚀，而是个体身份形成受阻。这种个体身份受阻不仅可能出现在生活世界中，也可能出现在经济和政治系统中。霍耐特以承认理论重构物化批判，物化是先行承认的遗忘。
　　法兰克福学派从理性批判推进物化批判受到了齐泽克的批评。齐泽克在激进哲学的话语体系中，复兴了物化批判的历史哲学向度。齐泽克认为，卢卡奇是十月革命的哲学家，批判理论继承物化批判是对卢卡奇的背叛，是虚假左翼的体现。历史辩证法的关键在于否认知识论意义上的历史必然性，否认肯定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普遍性，主张抓住时机，采取行动，介入历史。
　　法兰克福学派物化批判的特色在于规范性批判。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试图在劳动领域寻找解放的可能性，哈贝马斯切断了工具理性行为与解放之间的关联，从交往理性重新寻找解放的可能性，霍耐特以承认理论重释社会冲突和解放的可能性。批判理论一直致力于从批判的规范性基础入手，寻找社会内在超越的可能性。这条道路看起来与革命越来越远，但恰恰反过来表明，在前理论的生活经验中，革命越来越没有根基。批判理论的物化批判证否了当代激进哲学的革命话语。激进哲学推崇历史偶然性和时机，反对历史必然性知识，在思想结构上接近于政治浪漫派。卢卡奇的辩证时机论不同于可能性至上的机缘论，社会历史的总体性不同于主观想象的总体性，无产阶级政党也不同于浪漫派主体。
　　当下，卢卡奇最重要的思想遗产在于，从经济与政治的相互关联角度，展开物化批判;从世界历史角度，捍卫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主体地位和社会主义民主。

摘要：本文以苏格兰启蒙运动为大的历史背景，论述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弗格森是如何论证市民社会存在的合理性的。本文创新之处在于，要突破当前学者们对弗格森本人及其市民社会理论研究的基本现状，尝试从一个新的视角，来阐释弗格森的市民社会理论以及它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我想这即是对学术理论的补充，也是对其所进行的一次实践上的思考。
　　论文以“文本”解读为立足点，以“问题”为导向，第一部分导论是由本文的背景、论域、国内外的研究现状等部分所组成，因为本文主要是以苏格兰启蒙运动为时代背景，对弗格森的市民社会理论所进行的研究，所以此部分主要是作为本文的一个切入口，对当前学者这方面研究做简单的介绍和分析，以此来引出下文。紧接着主要是围绕着弗格森和苏格兰启蒙运动展开的，较为详细的介绍了苏格兰运动的背景和弗格森的生平及著作。整篇文章的核心是第二章节弗格森的市民社会理论，作为文章的主体部分，主要围绕着市民社会兴起的历程、存在的合理性以及市民社会的现代性而展开。之所以思考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的市民社会理论的现实意义，主要是想借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弗格森的市民社会理论来告诉我们该如何成功的步入市民社会，更好的构建市民社会。
　　苏格兰启蒙运动在近现代思想转型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而对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市民社会理论进行研究，将会为转型期的中国提供多样化的理论教材，不失为成功步入现代市民社会的一本好的教科书。

摘要：启蒙思想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准确理解启蒙的含义，把握启蒙思想的发展脉络，让启蒙思想继续得到发展，将启蒙思想与现代社会更好的结合起来，则是我们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启蒙产生在宗教神学笼罩的世界里，其原意在于彰显精神的力量。启蒙思想家们宣扬自由、平等，他们崇尚理性、提倡科学，后经康德等人的反思，启蒙思想理论得到进一步完善，这种思想理论为后来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奠定了理论基础。从启蒙的发端上来看，启蒙是人类精神世界不断发展演变的过程。启蒙思想除了对人类精神发展影响巨大之外，还渗透在哲学、宗教、文学、政治等社会的各个领域之中。在人类精神领域发展的同时，启蒙思想还促进了理性思维的运用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并预示着新的社会格局的形成。在人们追求自由与民主的过程当中，战争与灾难频繁爆发，在经历了无数的战争和大屠杀之后，深受战争之苦的人们开始向往和平，反思启蒙理性的作用。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霍克海默、哈贝马斯等学者重新审视启蒙思想，他们批判重塑了启蒙理性，把深陷在主体理性思维中苦苦挣扎的人们解脱出来，启蒙也渐渐恢复了本身应该具有的批判性和超越性。
　　本文系统阐述启蒙思想，旨在用辩证的思维去分析启蒙，以超越启蒙自身的局限性，恢复启蒙理性应有的批判性，让启蒙之“光”继续照耀我们的生活，这便是本文所要演绎的基本观点。

摘要：自然宗教、人文主义传统、经验认识论构成了苏格兰启蒙道德哲学得以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前提。哈奇森的启蒙道德理论直接是17世纪英国经验主义伦理学与理性主义伦理学争论的产物。哈奇森批驳了克拉克、沃拉斯顿等人的道德理性主义，发展出了独特的感情主义道德理论，即强调感情优先于理性，同时又不否认理性的指导作用，而且主张仁爱利公，反对自爱利己。哈奇森引用了沙甫茨伯利的“道德感”概念，对它进行了一种经验主义的解释，进而从“道德感”出发梳理了道德起源问题、道德动机问题和道德判断标准问题，形成了系统的仁爱利公思想，从而建立了以“道德感”为核心的启蒙道德理论。相比于道德理性主义，哈奇森的道德理论从经验主义原则出发，诉诸道德之感情根源，审慎地看待理性作用；相比于人文主义者笔下的自然感性和霍布斯的自爱利己，它诉求人性中天然具有的社会性仁爱感情，以“公共善”为道德判断的标准。
　　哈奇森“道德感”理论体现了近代启蒙运动为人性正名的时代主题，它将道德基础置于人性当中，恢复了人之道德自觉的主体性，它对“公共善”的强调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近代资产阶级功利主义的思想趋势，为世人提供了“欲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的普遍功利原则。因此哈奇森“道德感”理论的系统构建，意味着苏格兰启蒙道德哲学的形成，同时也标志着道德感情主义启蒙方向的开启，是苏格兰启蒙道德哲学乃至整个西方近代启蒙伦理思想史上的里程碑。它不仅对同时代思想家产生了重要影响，且对后来的思想家及其伦理观点也意义非凡，其所蕴含的现实意义引发了当代学者对现实社会道德的思考。当然，哈奇森的”道德感”理论也有其局限性，如在“道德感”的先天来源问题上，哈奇森就由主观唯心走向客观唯心，回到上帝那里寻找终极根据，使得其”道德感”理论不仅带有神学的不彻底性，也使其具有感情直觉主义倾向。
　　

摘要：在政治哲学的研究日益兴盛的背景下，本文选取了政治哲学研究中一直未被重视的欧洲近代非契约论思潮，对其进行系统的总结和梳理。
　　除导论和余论外，本文共分为六章。在导论中，概括了本文的研究思路。第一章题为“非契约论的理论奠基”。在本章中对以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苏格兰启蒙运动思想家所开启的自由主义的非契约论思潮进行了论述。
　　第二章和第三章的题目分别为“法国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后非契约论自由主义的兴起”。这两章的主要内容是:虽然社会契约论遭到了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批评和抵制，但是直到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契约论思想一直占据欧洲近代政治哲学的主导地位。18世纪中后期，产生了以卢梭为代表的更为完整和激进的契约论思想，而卢梭的契约论和人民主权思想为即将爆发的法国大革命提供了理论武器。当然，启蒙思想家中的孟德斯鸠和伏尔泰并不
　　赞同契约论思想，而是继承了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所开启的非契约论传统，认为国家不是签订契约成立的。然而，这毕竟只是法国启蒙思想家中的例外。1789年，以卢梭的契约论为理论武器的法国大革命爆发，不过革命的过程和结果却极大地暴露了社会契约论的缺陷，因此很多思想家（埃德蒙·柏克、阿克顿、邦雅曼·贡斯当和托克维尔）开始通过对法国大革命政治后果的反思来批评社会契约论，由此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开启的非契约论得到了重视，并日益占据主导地位。
　　第四章题为“非契约论自由主义的功利主义界说”。主要内容是:到了19世纪，非契约论的功利主义代替社会契约论作为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主流话语。第五章题为“非契约论的理性主义表达:黑格尔对契约论的批判”。本章认为，法国大革命后，还产生了黑格尔的理性主义的非契约论思想。
　　第六章题为“非契约论对现代政治哲学的影响”。本章认为，受欧洲近代非契约论思潮的影响，在现代政治哲学中，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和以哈耶克和奥克肖特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的国家观也是非契约论的。
　　余论则简单阐发了非契约论研究的现实意义。

摘要：苏格兰启蒙运动是继英格兰启蒙运动之后，与法国启蒙运动同时发生的一场思想文化解放运动，与欧陆的法国启蒙运动和德国启蒙运动并称之为三大启蒙运动。苏格兰启蒙运动发生在社会转型和宗教改革业已完成的英伦三岛，其历史任务显然不同于欧陆启蒙运动所肩负的反封建和反教权任务，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任务主要体现在政治领域，这决定了苏格兰启蒙思想以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方式显现出来，其主题是在已经确立的立宪君主制度之下，确立有效实现公共利益以及具有政治正当性的良善政治。有着“反唯理性”、重经验传统的苏格兰启蒙政治思想，一反近代以来为马基雅维利所支配的政治思维模式--围绕“政治权力”的合法性与有效性而展开政治哲学思维，将政治哲学重新纳入到道德学领域，即从古希腊的德性政治论角度来分析政治目的及其正当性问题。具体来说，苏格兰启蒙政治思想的研究进路是，通过分析人性情感来确立道德善恶的标准，通过“实验推理的方法”来分析人性的基奉原则，以此为基础阐发以有效实现公共利益为目的的政治正当性理论。
　　 苏格兰启蒙运动在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领域涌现出了一大批代表18世纪最高水平的思想家、科学家，仅就政治学科而言，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弗朗西斯·哈奇森、大卫·休谟、亚当·弗格森和亚当·斯密。本论文选择哈奇森、休谟和斯密为研究对象，而将弗格森排除在外，其主要原因在于，尽管弗格森也是从自然和人性本能出发对政治进行解释的，但鉴于其理论更为强调美德伦理和古罗马共和理论，且对商业社会文明持一种悲观主义态度，他的理论显然与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主流政治思想格格不入。
　　 本文以政治正当性为研究视角，重点分析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德性的政治思想发展历程以及对政治正当性问题的思考，目的在于深化对苏格兰启蒙思想之正义德性观念的理解，并以此推进对苏格兰启蒙政治思想的研究。
　　 苏格兰启蒙运动的肇始以哈奇森的“道德感”理论形成为标志。通过对曼德维尔“私利即公德”观点的反驳，哈奇森建立了以“仁慈”情感为道德善恶标准的利他主义的道德情感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恢复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德性论。与亚里士多德以理性主义为方法论基础的共同体政治理论不同，哈奇森所恢复的政治德性思想是以感性主义为方法论基础的个体主义政治理论。在政治目的上，哈奇森用作为私人利益集合的“公共利益”概念，即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的善取代了古典的“至善”理念，以此形成了他的第一种政治正当性理论--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为目的的政治日的论。另一方面，哈奇森又借鉴社会契约论的观点，坚持以“权利”为标准的正义德性原则，由此形成了他的第二种政治正当性理论--以正义德性原则为核心的政治规则论。这也导致了在政治正当性问题上，哈奇森总是在“仁慈”与“正义”两种德性之间摇摆不定，为“正义德性”为基础的规则论和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为核心的目的论之间的冲突埋下了种子。
　　 休谟延续了哈奇森的研究思路，所不同的是，他的道德理论不是以“仁慈”情感而是以“自私”情感为起点的。当他以自私情感为立足点来思考启蒙时代的基本问题“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时，其分析路径与哈奇森力图通过培养仁慈情感来约束和控制自私情感的思想完全不同，而在利益和同情原则基础上，休谟建立了以人为的“正义规则”为核心的政治规则理论。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哈奇森的古典功利主义的思想，并实现了研究视野从伦理学向政治学的转换。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他的正义德性论思想超越了侧重于描述性研究的合法性思想，而深入到政治哲学的深处。休谟政治哲学的核心思想主要体现为两点：第一，正义德性通过保护和增进公共利益而实现出来，这恰好是政治的目的；第二，正义即政治行为的正当性，政府的职能就在于贯彻和实施正义规则。由此可见，休谟政治理论的重心并不在于政体的合法形式，他所关注的是建立一个有效的有限政府以确保以财产权为核心的法律体制得以正当实施。然而，遗憾的是，休谟并没有更多的讨论有限政府的建构问题，而是把这个问题留给了斯密。
　　 从哈奇森到休谟，苏格兰启蒙政治理论始终围绕的主线是对政治正当性基础的探讨，在以道德目的为政治正当性和以人为的正义规则为政治正当性的两项选择中，他们选择了后者。
　　 斯密发展了休谟的同情原则，他的道德情感理论以“公正的旁观者”所同情的情感为道德善恶的评价标准，并从普遍主义角度确证了“作为社会激情的正义”。在斯密看来，即便正义是一种消极美德，它依然是政治大厦的支柱。可见，斯密对政治正当性的论证，其基本立场与哈奇森和休谟并无二致，即基于人为的正义规则论证一种正当的政治之秩序。斯密根据正义德性的原则确立了一种适应商业社会的“自然的自由制度”。这个制度的最大特点是，它清楚明确地把为商业社会创造一种“完全”自由的环界定为政府的职能。据此，斯密重申了以财产权为核心的正义规则，思考了政府在商业社会中所承担的职责，阐述了“有限”却“强大”的政府职能理论。
　　 与商业社会政治制度建构问题同样重要的是启蒙时代所提出的“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关系”问题。斯密通过分析“看不见的手”、“自然秩序”等思想观念与范畴概念，发现，根据正义德性原则建构的、与商业社会相适应的“自然的自由制度”内部蕴含一整套规约人们行为的策略，这些策略引导个人在追求私利的商业活动中，通过满足私人利益的方式来达到实现公益的目的。正义德性原则的正当性也通过这种证明而被再次确认。
　　 纵观苏格兰启蒙政治思想的发展与衍变，在政治正当性问题上，尽管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各自有着自己独特的关注和思想表现形式，其各自涉及的问题和概念亦纷纭复杂，但有一条发展线索却清晰可辨。如果说哈奇森和休谟的工作主要是寻找政治的正当性基础，那么，斯密的工作则转变为建构以“正义”德性为原则的政治制度以及论证这种政治制度如何能够实现政治的最终目标--公共利益。如是观之，斯密有关“自然的自由制度”思想的形成与证成，标志苏格兰启蒙政治思想家完成了从思想上回归道德到以正义德性为基础进行制度建构的思想发展历程。这个历程完成的思想史意义在于，它从观念上宣告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来临。
　　 从政治的正当性问题切入，解析上述历程，可以发现，苏格兰启蒙政治思想为政治的正当性提供了两种不同的答案。哈奇森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作为政治正当性的基础，可以称之从“公共利益”角度解释政治正当性的“道德目的论”，休谟和斯密用人为的正义规则回答政治正当性问题，可以称之为以正义德性为原则的正义规则论。相比较而言，从实现“公共利益”角度论证政治正当性的目的论论证方式在苏格兰启蒙运动之政治思想发展历程中占据中心地位，因为，即使休谟和斯密所主张的正义德性思想，有着从规则论角度论证政治正当性之明显意图，他们也没有放弃以“公共利益”为日的的目的论论证方式。然而，我们不能因此而简单断定：苏格兰启蒙运动政治思想对政治正当性所采取的目的论论证方式坚持了“善优于正当”原则，他们主张的正义原则主要是一种实质正义。实际上，当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具体讨论如何实现“公共利益”时，包括哈奇森在内，苏格拉启蒙思想家大都放弃了单纯从实质方面探讨公共利益的实现，而同时关注形式化的规则对于实现公共利益的作用和价值。晚期的哈奇森虽然仍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作为评价政治行为的标准，但是，占据其政治思想核心的已不再是“公共利益”，而是“正义”观念。休谟和斯密尽管较为看重政治正当性与从利益论证的直接关联，他们把公共利益与个人私利的连接起来，把公共利益的实现看作是正义规则下个体积极追求私利而达成的“政治行为无意之结果”，无论如何，他们并没有忽视公共利益，尽管它只有在正义规则规制下才能实现出来。所以，解析休谟与斯密对政治正当性的论证，可以清楚看出，他们是把正义视为政治的目的，把对正义的德性证明、以正义德性为原则的制度建构以及“完全自由的环境”等思想置于自己理论的重心位置。从这个意义上说，苏格兰启蒙政治思想最终确立的是容纳德性内容与正义规则于一体的正义德性论，并将其最终确定为政治正当性的基础。
　　 苏格兰启蒙思想家赋予正义德性概念以正义规则和正义德性双重内涵。这两层内涵的基本关系可以这样表述：正义规则逻辑上先于正义德性，正义德性的证成依赖于基于正义规则而获得的公共利益。也就是说，在正义规则只是塑造了“自由”的环境，正义德性的确定性还是要由所获得的公共利益来决定的。由此推论，虽然苏格兰启蒙政治理论坚持把正义看作是政治正当性的基础，但它强调的正义规则的内涵及其正义规则所塑造的“自由”环境，这决定了苏格兰启蒙政治的正义德性理论实质上是一种正义的善，而不是善的正义规则论。
　　 当代政治理论针对新自由主义所坚持的“正当优先于善”的原则提出批评，指出其可能导致道德危机。这个批评用在苏格兰启蒙思想上也同样有效。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正义德性思想内部包含着失去德性的危险倾向，而它通过普遍的人性预设为正义原则建立基础亦不会成功，不可能为“正义规则”提供具有普世性的德性基础。如此来看，苏格兰启蒙政治理论就没能成功地解决政治正当性问题，它对政治正当性论证所取的立场及其论证思路就难以直接付诸实践，用于化解当代政治所遭遇的正当性危机。然而，现代政治哲学仍然可以从苏格兰启蒙政治理论那里获得一定的教益。苏格兰启蒙政治理论对正义规则正当性的论证、对作为正义的人为德性或社会激情的论证，蕴含着正义规则是社会个体的情感“共识”，即道德“共识”之思想，这些思想都可以被当代政治哲学所吸纳，以为探索新的政治正当性论证理论时所借鉴。

摘要：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提出了其“界限理论”的思想，即可说的东西与不可说的东西的划分。他的这种“界限理论”的提出既与西方哲学史中的语言学转向有关，而且也与维特根斯坦本人的履历有关。一方面，在其“界限理论”中，维特根斯坦通过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将可说的东西划归为知识的范畴，而将不可说的东西划归为信仰的领域，同时维特根斯坦对于信仰的关注也贯穿了其整个哲学生涯。另一方面，从哲学渊源上来说，维特根斯坦的“界限理论”不仅与康德的理性批判哲学(对于知识形而上学与道德形而上学的划分)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也是对前者一种继承与发展。
　　

摘要：从康德起，启蒙开始被视作一个主要的哲学问题加以专门处理，整个德国古典哲学也因此进入了启蒙的语境中。与文艺复兴以来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启蒙主张不同，德国古典哲学侧重于在反思层面建构启蒙话语，政治自由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激进启蒙遭到德国启蒙思想的全面抵抗，人的自主性、总体性、公共生活和历史自由是其核心内容，理性-科学认知、法律-道德实践、艺术生产和艺术批评，则是它重点关注的文化价值领域，它们共同组成了自由行动领域。这一领域自18世纪以来，在激进启蒙的推动下，在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中，日益陷入僵化的困境。各种社会合理性形式在以货币和权力为媒介的系统中，不断侵占和耗用自由行动领域的资源，以至于人日益物化。德国古典哲学的反思理性一直未得到有效的释放空间。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正是在这个背景中出现的，它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启蒙思想框架和传统，从辩证法的倒转与应用，到人本主义的劳动美学，从商品拜物教自由观念的批判，到自由实践领域的启蒙造反，马克思不仅把启蒙的自我反思推向了历史高潮，而且全面转换了德国古典哲学启蒙思想的目标，从而开辟了新的现代性视域和解放的新思路。

摘要：启蒙时代的自然法思想是在吸收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自然法思想的基础上,针对当时欧洲社会现实,借助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对其加以改造和发展而成。理性自然法是这一时期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和教会神权的有力武器,同时也是资产阶级要求掌握政权,进行社会变革的理论基础。在当时社会,它是一种普遍的思潮。
　　启蒙时代自然法思想的基本特征在于其世俗性、理性主义及自然状态下以权利为核心的自然权利论和社会契约论。虽然人们习惯上称启蒙时代的自然法思想为理性主义思想,但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自然法思想家们又不是一味地倚重理性,其中也有对理性的反思和批判,表现出对理性的偏离和超越:孟德斯鸠在重复理性自然法话语的同时,将重心转向环境多元论和法律的社会学研究;卢梭则以情感和道德风尚取代理性主义,树立起情感的权威,从而抽掉了理性主义存在的内核。由于历史发展与具体社会现实多样性的矛盾,再加上自然法自身的缺陷,启蒙时代的自然法思想在其发展高潮的同时也预示着自身的衰落。孟德斯鸠和卢梭对理性的偏离正是对其内部的瓦解;休谟却是基于它的前提和推论从认识论的角度予以攻击;而伯克则是从经验和传统的角度颠覆了其存在的价值。
　　客观地说,启蒙时代的自然法思想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它的存在有其必然的合理性。但是当历史继续前行时,反映更新的现实需求的思想必定会取而代之,这也是历史的必然。十八世纪自然法思想的衰落正是预示着一个开放性的多元化思想体系时代的到来。在它之后自由主义、浪漫主义、保守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等思想应运而生,从而也成就了十九世纪乃至现代思想文化多样性的碰撞融合、全面发展的新时期。

摘要：约翰·洛克(John Locke)与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无疑是近代西方哲学史的天空下两颗闪耀的明星。前者是英国经验论哲学的杰出代表，后者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创者以及英国经验论与大陆唯理论哲学的总结者。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这两位处于不同国度的哲学家却有着极其类似的哲学关怀。相似的哲学关怀导致两位哲学家在论证各自的哲学理论时，表现出诸多不谋而合之处。但相似并非相同，唯其二者存在差异，才具比较之价值。洛克作为近代西方哲学史上知识论的先驱，着重对知识的起源、确定性、范围、实在性等作了详尽的分析与全面的论述，并形成了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比较完备的知识论体系。而康德把知识论的探究推进到了更高的层次。总而言之，康德与洛克的知识论有其一脉相承的一面，但在观点、方法及态度上又有差异的一面。因此，深入分析两人的知识论的相似与差异有助于我们把握他们的哲学，同时也有助于理解“知识论”在近代哲学史上的发展历程。 本文试图对洛克与康德的知识论及其异同作一比较系统深入的探讨，共分为七个部分。在前言中，文章对本课题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说明了本课题研究的意义。第一部分对古代、近代意义上的知识观作一简要的概述，从而阐明二种不同的知识观：即以本体为认识对象的知识观和以人自身及现象为认识对象的知识观。第二部分简要介绍了洛克与康德哲学的相似与差异以及他们关于知识论的著作。第三部分比较了洛克与康德关于知识的规定。洛克认为，知识是人心对观念间的契合与相违的知觉；康德则认为知识用先天综合判断来表达，是直观与概念的结合。第四部分阐述了两人关于知识起源的观点之相似与差异，即两人都承认知识的经验性起源，但康德在承认知识的经验性起源的同时引进了知识的先验性。第五部分对两人关于知识种类及范围的观点进行了比较。第六部分阐述了洛克与康德对知识确实性的不同表达方式，即前者通过语言分析来解决知识的确实性，后者则通过先验逻辑来解决知识的确实性。第七部分对洛克与康德在解决知识实在性问题上的不同路径进行了阐述，即前者走的是经验主义的观念论路径，后者则实行哲学领域的“哥白尼式”革命并划分本体与现象。在结语中，文章对洛克与康德的知识论之异同作了简要的总结。

摘要：马克思主义和启蒙思想是影响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变革最深的二大思潮，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马克思的启蒙观是对二者如何产生关联进行分析的产物。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和启蒙思想先后走进国人的视野，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变革、建设均起到了非同一般的作用。本文主要从启蒙的概念入手，透视了近现代启蒙哲学家对启蒙哲学的确证和批判，并通过对启蒙观的历史性总结，分析了马克思的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理论和个人获得超越政治性解放理论中所蕴涵的对待启蒙主题的基本态度： 一方面，马克思在青年时代深受启蒙思想的影响，在其早期著作和文章中给予了极大程度的认可，肯定了启蒙思想对社会和历史的推动作用； 另一方面，随着马克思在经济领域的深入研究，他用生产力发展来理解世界历史，发现了历来启蒙思想中存在的阶级局限和历史局限。 整体上，马克思的启蒙观在其思想史中是与其现代性思想并进同构的，既肯定了资本主义制度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又克服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臣服心理。所以，马克思启蒙观在一定程度上完全超越了以往启蒙哲学的价值内涵和其终极目标，即以历史性的话语态度审视启蒙的深层主题，为其找到理性与价值合理化统一的现代性路径及其存在依据。 在这个基础上，本文还进一步讨论了在现代性、后现代性的场域中，马克思启蒙观给中西方哲学带来的深刻影响，并具有当代的实用性的价值，特别是在理性合法地位受到质疑的后现代主义盛行时期，马克思启蒙观为民众如何获得超越阶级性的自由和解放指明了道路和方向，以及当今天面对西方文化霸权主义时，为中国文化在中西文化模式的选择上(从文化主体性方面)如何进行取舍提供了可借鉴的范式。

摘要：启蒙运动是发生于17世纪中期至18世纪欧美诸国的一场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文化运动。在独特的政治传统、理性的宗教改革和清教运动、领先的科学成就及早发的资产阶级革命等众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英国成为整个欧美启蒙运动的发源地。
　　 牛顿是17世纪自然科学的集大成者。他所取得的成就使人们相信自然法则的威力，形成了自然力可以说明一切事物的理论。英国人将自然法则的原理运用到政治、经济、宗教及文化等领域来思考和分析当时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最终演绎出了异彩纷呈的思想学说。由培根开创的英国近代经验哲学认为，人类的知识和观念起源于感觉和经验，表现出前人所没有的实践精神和探求经世致用的智慧。英国启蒙思想家用社会契约论反对君权神授论，用分权制衡理论限制君主专制，奠定了近代以来西方宪政制度的思想和理论基础。基于个人主义和自然法则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则为西方近代一个多世纪的经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一贯讲究实用、固守中庸之道的英国人对待宗教远不如法国人那样立场鲜明、言辞激烈，温和的自然神论和宗教宽容思想贯穿英国启蒙运动的始终。
　　 深受科学革命影响的英国启蒙运动除了具有整个欧美启蒙运动思潮的基本特征——理性和相信进步之外，还具有自己的思想特征。科学革命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而且重视观察和实验的科学研究方法也在实践中不断得到运用。这种认识自然的科学方法和英国的政治文化传统结合起来形成了英国独有的思维方式：经验主义式的理性主义。对经验和事实的推崇是英国理性主义最重要的特点。它由培根开其端，霍布斯、洛克、休谟等都是它的信奉者。尤其是休谟由于彻底的经验主义走向了怀疑论，形成了英国启蒙思想的另一个特色。同时，经验主义的思维方式使英国人重视实际、鄙视空谈，自然科学的进步和中产阶级的崛起使讲究实用的思想成为英国思想界的主流。而这种经验主义的传统在政治和宗教领域里则表现为英国启蒙思想上的保守性。它们一起构成了英国启蒙运动的独特之内涵。
　　 作为欧美启蒙运动的源头，英国启蒙运动勿庸置疑地促进了法美等国启蒙运动的兴起和革命的爆发。英国启蒙思想家所提出的思想理论涉及各个领域，霍布斯、洛克等的政治理论、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学说及启蒙时期的宗教宽容思想和哲学、教育学等对近代以来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摘要：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提出奥德修斯问题，通过对启蒙和神话的深刻分析，得出了令人惊讶的结论，那就是：在今天，启蒙已经蜕化成为神话．曾经承诺解放人类的启蒙，却走向了它的反面。这一结论深刻地揭示了现代性的危机，并同时宣告了启蒙运动的破产。然而问题在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理性的批判一定是合理的吗? 本文正是从这一问题入手，阐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理性批判的思路。并通过对理性的分析，指出他们批判中存在的问题乃是出于对理性概念的误用，认为他们把对现代意义上的主体中心理性的批判扩大到了整个理性的范畴之上。为了化解理性蜕化为神话的危机，这里引用柏拉图的回忆说，以期达到对主体中心理性和奥德修斯问题的重新审视。在这一审视中，本文沿着两个方向展开：1、通过对从黑格尔到《启蒙辩证法》中理性发展过程的描述，揭示主体中心理性的危机。2、通过对自然正当问题的考察，力图以柏拉图的回忆说反观主体中心理性的困境。通过对柏拉图理性的重新认识，以期能找到解决理性危机的新的思路。 本文的第一部分旨在分析黑格尔的视野下现代理性对神话的拒斥，转而从中探索启蒙后的现代理性在界定自身的同时，所面临的危机。随后分析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此危机揭示的思路，并在这一分析中对他们的视角和思路进行评价。第二部分将现代理性危机归结为启蒙后主体中心理性的发生和自然正当的冲突。随后对这两个概念进行考察，将柏拉图的理性从主体中心理性中区分出来。第三部分，通过对自然正当的考察，评价柏拉图的理性。最后一部分分析柏拉图的回忆说，并尝试从中寻找寻找克服理性危机的办法。

摘要：欧洲启蒙运动和现代化的浪潮改变了欧洲人；身处欧洲的犹太人也不例外。获得了公民权，解放了的犹太人走出了蜗居数世纪的“隔都”，开始了新的生活。然而，全新的生活环境，全新的文化思潮，却为犹太人带来新的压力：融入现代欧洲社会，往往意味着要以丢掉传统为代价，因为传统的犹太教与启蒙运动、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传统还是现代?面对这个问题，不同的犹太人有着不同的态度：有些犹太人选择现代，选择离开犹太教，或改宗，或成为世俗犹太人；有些犹太人选择传统，选择留下，宁愿被看作异类，也要坚定犹太教信仰；还有一些关心犹太人和犹太教命运的有志之士，努力探索一条协调传统与现代的中间路线，改革派即是重要的一支力量，而亚伯拉罕·盖格尔则是犹太教改革思想的奠基人，也是最重要的代表之一。本文简要地阐述犹太教改革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以及盖格尔的思想进路，继而采用史论结合的方法，全面、详细地论述盖格尔的犹太教改革思想，并对其思想特征及意义给予总结和评价，以求使读者对盖格尔的犹太教改革思想有一个完整的把握。全文共分为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引言”，主要介绍了盖格尔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中世纪的欧洲犹太人，由于基督教世界的迫害，生活在“隔都”之中，与欧洲主流社会隔离。他们没有公民权，没有自由，只是寄居在欧洲各国的“非欧洲人”的“外国人”。启蒙运动和现代化的浪潮改变了欧洲，也改变了犹太人的境况：犹太人获得了公民权，并得以从“隔都”中走出来，进入现代欧洲社会。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犹太人的生活和信仰状况受到了来自现代性和异质文化的强烈冲击，新的压力笼罩着犹太人；另一方面，虽然犹太人获得了公民权，然而要想获得真J下的解放，真正地融入到欧洲现代社会中，却并非易事。于是，许多犹太人迫于各种压力要么放弃犹太教信仰，要么改宗；留下的犹太人则不得不面对各方面的压力，努力适应欧洲文化：犹太民族和犹太教面临种种危机，改革在所难免。这是犹太教改革发生的历史背景。 第二部分“盖格尔的思想进路”，主要阐述了盖格尔的犹太教改革思想的理论来源。犹太教改革最先在德国兴起，这与当时德国的思想氛围难脱瓜葛。在盖格尔所处的时代，即十九世纪，德国是世界哲学和思想的中心，以古老和保守形象示人的犹太教在这个思想高度发达的社会中面临着诸多困难：内部有斯宾诺莎对犹太教的反动影响犹在，外部有德国思想家们如康德、黑格尔和施莱尔马赫等对犹太教、犹太人的“误解”和批判。虽然犹太人中也有门德尔松等人引领了犹太启蒙运动，雅各布森等人领导了早期的犹太教改革，但并没有根本改变犹太教和犹太人的状况。作为自小便接受传统的犹太教育，后来又接受过现代大学教育的关心犹太人和犹太教命运的有志之士，盖格尔批判地吸收了当时流行的各种哲学思想，比如康德和施莱尔马赫关于宗教的本质的观点，比如黑格尔和赫尔德的历史观，提出了犹太教改革思想，主要包括：“历史的犹太教”，“个人的犹太教”和“普世的犹太教”三个部分，试图找到一条既能够让犹太人保持犹太教传统，又能够融入现代社会的道路，改革犹太教，帮助犹太人平稳地过渡到现代社会。 第三部分“改革的合法性依据：盖格尔的‘历史的犹太教’思想”，是盖格尔的犹太教改革思想的基石，主要解决的是“能不能改革”和“要不要改革”的问题。在这部分中，盖格尔首先强调要研究犹太教的历史，因为只有研究犹太教的历史，才能获得犹太教的连贯认识和理解，才能理顺犹太教的传统，真正、全面地理解犹太教；并且，这个历史应该是“对应的历史”，即站在犹太教的立场上，运用现成的主流文化的概念和范畴来写作犹太教的历史。为此，盖格尔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方法论，那就是历史评价的方法，倡导犹太教的科学研究，即研究犹太教的精神历史，并将犹太教作为“一个重大的世界历史现象”，重写了犹太教的“有意义的历史”，将犹太教的历史分作四个不同的时期：启示时期、传统时期、僵化的律法主义时期和自由发展时期(批判时期)。通过对犹太教的每个发展时期的描述，盖格尔阐述了犹太教从其在启示中产生，到犹太教传统的形成，再到僵化的律法主义时期的来临，直至新时期犹太教在自由的环境中应该获得的新发展的过程中，不同时代的犹太教的思想发展历程，证明了犹太教有自己“真正的历史”，并且是不断地与时代精神相适应的历史，是不断地对世界文明历史发挥重要的影响的历史。因此，在新时代和新的历史条件下，犹太教改革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必要的。 第四部分“仪式律法的改革：盖格尔的‘个人的犹太教’思想”，是盖格尔的犹太教改革思想的核心，解决的是如何对待经典和律法的问题。在这部分中，盖格尔首先批判了代表守旧的正统派和新正统派对《圣经》、《塔木德》及其规定的仪式律法的迷信，他认为《圣经》是人类作者的作品，它们的成书都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从其产生到最后版本的形成，历经诸多改变，也就是说，《圣经》并非上帝一次性启示给犹太人的，因而不是神圣不可改变的；《塔木德》同样如此。正统派对待经典的态度，是一种迷信；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批判地学习和研究。历史上的犹太民族是一个极具宗教天赋的民族，这种天赋就是启示的天赋；正是因为这种民族天赋，犹太教才会在犹太人中产生，因而犹太教并不是某个人的宗教，而是所有犹太人的宗教，他们之中最具启示天赋的代表--先知的集体工作，造就了《圣经》，造就了犹太教的宗教观念。因此，经典和仪式律法的权威，并不是犹太教中最根本的东西，而只是正统派迷信经典和律法的结果。接着，盖格尔指出，犹太教经过不同时期的发展，很多东西都在发生变化，但是只有一点，始终贯穿于犹太教的历史之中，那就是伦理一神主义，它是犹太教信仰的核心。并且，这个信仰对每个人来说，都是自由的，平等的，和个人的。而《圣经》、《塔木德》、律法和仪式，都是服务于这个核心的外壳，它们的权威是人类作者赋于它们的。因此，盖格尔的犹太教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要废除那些没有意义的仪式律法，改革那些不适应现代社会的仪式律法，让传统与现代在犹太教中得到协调，继续成为犹太人的信仰。 第五部分“祈祷书的改革：盖格尔的‘普世的犹太教’思想”，是盖格尔的犹太教改革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解决的是如何应对民族性的问题。盖格尔认为，犹太人是一个宗教性的群体概念，而不是政治性的民族概念，因为在犹太民族的历史中，随着犹太民族的民族国家(古)以色列国的灭亡，圣殿的毁掉，犹太民族早已消亡，不复存在了；而犹太人依然存在，因为犹太教依然存在，信仰犹太教的人便是犹太人。尽管犹太教最初是在犹太民族这个器皿的保护中产生，但是等到它成熟之后，这个器皿已经不再重要，并且成文犹太教发展的阻碍，因为犹太教的本质决定了它是普世的宗教，它是最好的宗教，它的使命是将伦理一神信仰传播到全人类当中去。为此，盖格尔改革了祈祷书，去掉了“回到锡安”、“选民”以及“弥赛亚”等涉及到民族问题的部分，代之以所有人将在未来的某天统一在和平、真理和公义的上帝的千年王国之中的期盼。 第六部分“盖格尔的犹太教改革思想的特征和意义”，是对盖格尔的犹太教改革思想的一个总结。由于面临协调传统与现代的任务的缘故，盖格尔的思想具有明显的“兼顾彼此”的特征。在他的改革思想的指导之下，犹太教改革在德国取得了初步的成功，并在后来的犹太教改革运动的中心——美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肩负改革者的特殊使命，盖格尔的思想难免在某些问题上过于激进，走得太远，及至后来的改革者对他的思想进行反思，将迈出的一大步往回挪了一小步，犹太教改革方才更加成熟，也更加成功。

摘要：西方近代哲学以其典型的知识论形态呈现出来。在近代知识论形成的过程中，无论是其构建理论的方法，还是其理论内部所体现出来的运思过程，一般的理解都是把哲学作为人存在的一种状态而不断追求其确定化、有效化，正如近代知识论哲学对知识本性的追求那样。对西方近代知识论哲学的研究，国内学界大体都从知识论本身的角度来阐释和理解——知识形成的条件和知识的本性等，这样，近代知识论哲学所体现的人的旨趣就在剖析知识的建构和性质的研究过程中被遮蔽了，而从西方哲学的内在发展逻辑来理解近代知识论哲学更是国内理论界所未能见到的。 对知识论的研究依然是理解近代哲学的一个重要角度，而从人存在的状态，或者真正把人的思想精神还原于近代知识论哲学本身，则成为解读近代知识论哲学的一个新的立足点。当把西方哲学的整个发展历程放置在“为人”的大背景中，“能否思想”与“有无意义”就成为西方哲学的内在发展逻辑，这一逻辑深刻表现了西方哲学是一部不断向人敞开的历史。本文试图通过对西方哲学内在发展逻辑的梳理，把近代知识论哲学放在这样的一个哲学路向上去理解，批判地回顾西方近代知识论哲学，对近代知识论哲学作冷静的审视、思考和定位，挖掘近代知识论哲学内部蕴含的人性之魂及所追求的意义之美。阐述近代知识论哲学是如何通过它的知识论形态、它的实体化、对象化的思维方式、内在否定的思想传统来体现西方哲学的历史发展逻辑；阐述作为西方哲学发展历史当中重要一环的近代知识论哲学，它又是如何在承起和转接哲学的发展逻辑之间表达了近代知识论哲学的理论价值和意蕴，以挖掘它在西方哲学内在逻辑下的学术地位和学术价值。

摘要：启蒙! 对整个中华民族进行思想启蒙! 这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一百多年来执着追求的梦想。文章通过反思18世纪西方启蒙思潮以及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启蒙事业，探究了若干关于启蒙的重大问题，并指出启蒙对当代中国民众依然必要。希望在浸透着知识分子心血但依旧较为荒凉的中国民众启蒙之路上，笔者能尽微薄之力做出一些新的可以帮助创造生活典范的思考。本文主体部分共有三章。 第一章：探讨启蒙思潮的内源性和外源性问题。启蒙思想的内源性与外源性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启蒙与传统的关系，启蒙的本土化问题。通过对中西启蒙思潮所要超越的“不成熟状态”属性的探究和比较，指出西方民众是在神性文化背景下，丧失人的主体性，失去人的理性光辉。启蒙的任务在西方就是要解构神性的愚昧和偏执，将上帝理性化，从而肯定人性。而造成中国人“不成熟状态”的原因则是名教文化下的宗法王权对人的压抑与否定。中国启蒙的任务就是要让主体人从天道理想、宗法王权理想的依附状态下解放出来。在思想渊源上，西方启蒙思潮是文艺复兴的继承和发展。在早期中国传统思想中我们同样能发掘出启蒙所倡导的自由、平等、民权思想的最初萌芽。中西启蒙诱因不一，任务不一，且都有自身传统思想资源，彼此不是也不可能被横向移植。中国启蒙同西方启蒙一样，都源自于自身传统文化，是内源性启蒙。 第二章：启蒙与革命总是存在着复杂的关联，但是却有着各自的原动力，不同的目标指向和运行轨道。启蒙与革命并没有必然性的联系。并非启蒙导致革命，也非革命导致启蒙。当然，在否定启蒙与革命的必然性联系的同时，我们并不怀疑启蒙与革命间的相互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还是非常巨大的。在西方，启蒙思潮规约了资产阶级大革命的主旋律；在中国，启蒙与革命救亡交织在一起，相互促进。 第三章：启蒙价值得与失。启蒙带来了西方文明，使西方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并居于世界统治地位，并为全世界各民族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最现实的“文明模式”。启蒙虽没有使中国发生脱胎换骨般的变化，但对近代中国科技文明的发展功不可没。在感恩启蒙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反思启蒙的负面，或者说启蒙给人们带来的灾难。西方启蒙思潮因其自身的文化排它性，为西方中心主义，西方霸权主义提供了理论支撑。而中国近代启蒙思潮则发生了形式与内容的错位。启蒙思想家由于疏忽了自身传统文化根基，在一波又一波的反传统浪潮中，中国人与祖先逐渐“失去”了联系，在“西学”与“国粹”的矛盾争斗中传统文化价值逐渐走向迷失。

摘要：法国启蒙思想对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不容置疑，但是我们需要研究的是这种影响的程度，启蒙思想在新文化运动中产生重大影响的原因以及它在中国历史舞台的最终淡出。通过研究我们发现，从运动的主题“民主”“科学”，到立“人”为目的而进行的伦理革命、文学革命、国民性改造运动，从运动的领导人到广大青年知识分子身上都能追寻到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子。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一是运动前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对法国启蒙思想的关注和传播；二是新文化运动领导人不同程度地受到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三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处于迷茫徘徊中，需要“民主”“科学”作为唤起民众觉悟，反对专制和愚昧的思想武器。但是，法国启蒙思想在五四时期已经是一种过时的思想武器，它不可能帮助中国摆脱各种危机，特别是民族危机，所以不能满足中国的现实需要。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开始寻找新的思想武器，法国启蒙思想逐渐淡出中国的历史舞台。

摘要：在19世纪及其以前，理性主义的传统统治着西方思想界，不管现代自由主义如何发展，也不论现代自由主义处在何种境地，现代自由主义作为西方政治思想的一个核心内容，都是理性主义治下的自由主义。现代自由主义具有四个最为普遍的特征：个人主义、平等主义、普世主义和社会向善论。然而，在近代，思想界对理性主义的批判占据了重要的篇幅，人们普遍开始认为，不存在由人的共同本性规定的，可以为人所认识的人类理想状态(如乌托邦)，那么在人类的社会和政治事务中，理性主义的根本思想方式就是可以而且是应该被抛弃的。自由主义也随之遭到了来自各种思潮的攻击。特别是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后，自由主义的普世主义和社会向善论特征受到了极大的否定。自由主义在理性主义一元论的治下直接酿成了法西斯主义的恶果，几乎给人类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以至于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谈“自由”而色变，视个人权利为“畏途”，在自由名义下设定的乌托邦受到人们的怀疑。自由主义似乎已经走到了它的末路，不再为人们所信任，只是一种过气的约等于恐怖、专制、欺骗、暴力的专用名词。 作为一名坚定的自由主义信仰者，作为一位坚信自由是人类与生俱来权利的思想家，伯林没有坐视现代自由主义的衰亡，而是转向了对其基础的思索和探讨。通过对现代自由主义理论基础——理性主义一元论的剖析、批判。伯林对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的无节制使用进行了批判，剖析了启蒙主义中的专制倾向，批驳了历史决定论对个人主体性和个人权利的抹煞，揭示了理性主义乌托邦理想的不可信。伯林提倡要实现自由主义的新发展，必须实现思考方式的范示转变，即把新自由主义的希望转向长期以来少有为人们重视的价值多元论。价值多元论作为一种“反潮流”的思想，一种真正宽容的思维方式，提出在现实世界中存在有多种价值，而有些终极价值之间总会产生一些冲突，无论理论理性还是实践理性都无法解决。也就是说在众多的价值、众多的生活方式中，我们不能得出某个价值、某种生活方式是最佳的结论，也不能在现实中觅到某种最高价值来统一所有的价值。我们所处的世界是一个不完备的世界，人们可以追求的一个尚可的社会只能是宽容的社会，是能够保存自由空间、为人类众多不可通约的价值留存足够空间的社会。 经过对众多思想家思想的分析、整合，伯林逐渐明晰了自己的自由观是建立在价值多元论基础之上的自由主义，提倡的是对自由主义宽容理想的复兴与发展。自由主义也正是在价值多元论的支撑下，得以走出理性主义一元论的困境，重振了其“宽容”的本质要求，发展到了“权宜之计”的境界，衍生出以价值多元论为基础的“竞争的自由主义”，在二十一世纪这个愈发多元的社会里得以继续发展。

摘要：本文以近代哲学的主体概念为契入点，指出作为纯粹思维的主体如何同对立的客体统一，一直是近代哲学的主题和中心任务。德国古典哲学的自我意识立场，乃是主体概念的最高成就，它把纯粹意识主体看作是构造对象世界的活动，从而在抽象思维之中解决了思有同一，但真正的世界仍然同抽象主体相对立。于是，主体成为封闭于意识之中的，无世界、无历史的纯粹自我。与之相适应，人被抽象为原子式孤立个人，世界降格为抽象物质世界。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突破意识的先验本质，把人看作是具体的、历史性生存着的现实的个人。通过对现实的个人存在论基础的分析，指出现实的个人是它们的活动及其物质生活条件。活动不是纯粹思维的自发性活动，而是实践和感性活动，是创生人和世界的活动；物质生活条件乃是世界，是人至始至终在其中生存的感性自然界。在世界和历史中存在的现实的个人是对传统主体概念的彻底颠覆。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现实的个人——从主体困境中走出》为题，由七部分构成。导言指认了现实的个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起始概念。第一章指出笛卡儿哲学的贡献在于证明主体的存在，从而奠定思维能动性的萌芽。第二章分析了康德哲学的先验主体概念，指出主体是构造经验世界的纯粹思维活动。第三章着重分析了黑格尔的实体即主体思想，指出绝对在自我展开的过程中，达到主体和客体统一。第四章指出活动是感性活动，人和世界通过活动而诞生。第五章指出物质生活条件是人生存与其中的世界。第六章着重探讨了人是历史性存在者。本文认为，把人从抽象的超感性世界中拉回，使之回到现实的世界当中，意义重大。真实的、在历史中的“人”，如何理解这个世界，如何在世界中行动，如何对待历史，就是如何理解和对待我们的生命。

摘要：本文对叔本华的善恶观进行了探析。文章首先分析了叔本华对善恶本质的独特规定。他指出基于纯粹利己主义的善恶只能是相对性善恶，提出了与此相对的绝对性善恶，认为利己动机会导致恶行，利他动机则会产生善行。其次，本文从三个层面上论证了叔本华善恶观中善恶的来源。在人性论基础上，利己主义和邪恶是恶的基础，同情是善的基础；在本体论根源上，意志本体的单一性和冲动性造成了意志自身的同一性和表象的分立性之间的矛盾，同一性是善的根源，而分立性是恶的根源；在认识论根据上，局限于个体化原理的认识是产生恶的根据，而看穿个体化原理的认识则是产生善的根据。再次，本文梳理了叔本华善恶观中善与恶各自的具体表现形态。恶的形态包括非义和恶毒，善的形态包括仁爱和纯善，此外，本论文还分别阐述了作为善的萌芽和终结状态的公道和至善。文章基于以上探讨揭示了叔本华善恶思想内在的主要矛盾，即绝对性善之内在矛盾、利己和同情之矛盾以及认识对善恶的作用之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