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启蒙的本意是解脱束缚，解放人类，将人们从桎梏中拯救从而追求自由，伴随着启蒙而打开的文明大门带给了人们物质和精神上的幸福。然而与此同时，人们却开始发现启蒙已经取代了传统神话，成为一个新的神话。无论是物质社会还是文化领域中都操控着大众。反思启蒙是必然的选择，反思启蒙并不是与启蒙对立，而是站在全新的时代下重新审视启蒙的价值和局限，抛去消极的负面心态正确看待启蒙的意义和作用。
　　本文通过分析《启蒙辩证法》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理论来源入手，对书中的批判理论进行研究，一方面从书中概括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于启蒙精神及理性的批判;另一方面，通过梳理原著的理论困境来寻求适应现代的价值，以全面辩证的观点对待《启蒙辩证法》，发挥书中深邃的思想内涵，在新时代之下发挥积极的作用，促进社会的再次进步。
　　《启蒙辩证法》对于法兰克福学派和现代中国来说都有着深远的意义，从其中应当看到批判背后的社会现状，反思工具理性带来的问题，找寻适合中国当前发展的正确道路。应当全面看待工具理性，将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相统一，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摘要：物化是卢卡奇诊断资本主义现代性现实的标志性概念。卢卡奇物化批判存在着理性批判和历史哲学两个向度。从前者来看，卢卡奇综合了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和韦伯的合理化批判。商品结构的支配性与形式合理化的普遍性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物化中的“物”，不仅是商品关系中的物，还是形式合理性所理解和把握的物。形式合理性与直观态度相辅相成，物化意识参与建构了物化结构。经济、国家和法律等领域存在着类似的行为结构和意识结构。这种普遍的合理物化结构具有内在限制:形式合理化与内容非理性之间、部分合理化与总体非理性之间的矛盾。形式合理化批判的基础是具体的辩证的总体理性。
　　从后者来看，物化批判走的是历史辩证法的内在超越之路，无产阶级作为历史的主体与客体能够实现对物化结构的内在超越。这意味着，一方面物化是历史形成的，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当劳动力成为商品时，物化才构成了人的普遍的存在方式和命运;另一方面，对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来说，物化虽然都是直接给定性存在，但由于两个阶级社会存在的区别，无产阶级不仅是这种物化结构的形成因素，而且是扬弃这种物化结构的内在因素。无产阶级在劳动时间内体会到了质与量的辩证法，体会到劳动时间的变化不仅是剥削数量的差异，而且是对自身感性生命的剥夺，由此，无产阶级作为商品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这种无产阶级阶级意识是一种实践的意识，在其具体展开的阶级斗争中，物的力量开始还原为人的力量，物与物的关系开始呈现为人与人的关系，属人的历史开始不断生成。
　　法兰克福学派从理性批判角度，继承和推进了物化批判。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那里，物化批判表现为理性权力批判。普遍的物化就是普遍的权力控制，资产阶级启蒙理性的实质是理性权力，物化辩证法表现为对权力关系有规定的否定。哈贝马斯认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简化了启蒙理性的图景，将启蒙理性等同于工具理性，使物化批判陷入了践行矛盾。哈贝马斯从交往理性重建物化批判的规范性基础，从生活世界与系统两个层面分析资本主义合理化进程。生活世界的合理化使得经济与行政系统得以分化形成，但系统过度肥大，其调节机制（金钱与权力）侵入生活世界，损害了生活世界的交往行为，物化是生活世界殖民化。霍耐特认为物化并不是交往能力被侵蚀，而是个体身份形成受阻。这种个体身份受阻不仅可能出现在生活世界中，也可能出现在经济和政治系统中。霍耐特以承认理论重构物化批判，物化是先行承认的遗忘。
　　法兰克福学派从理性批判推进物化批判受到了齐泽克的批评。齐泽克在激进哲学的话语体系中，复兴了物化批判的历史哲学向度。齐泽克认为，卢卡奇是十月革命的哲学家，批判理论继承物化批判是对卢卡奇的背叛，是虚假左翼的体现。历史辩证法的关键在于否认知识论意义上的历史必然性，否认肯定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普遍性，主张抓住时机，采取行动，介入历史。
　　法兰克福学派物化批判的特色在于规范性批判。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试图在劳动领域寻找解放的可能性，哈贝马斯切断了工具理性行为与解放之间的关联，从交往理性重新寻找解放的可能性，霍耐特以承认理论重释社会冲突和解放的可能性。批判理论一直致力于从批判的规范性基础入手，寻找社会内在超越的可能性。这条道路看起来与革命越来越远，但恰恰反过来表明，在前理论的生活经验中，革命越来越没有根基。批判理论的物化批判证否了当代激进哲学的革命话语。激进哲学推崇历史偶然性和时机，反对历史必然性知识，在思想结构上接近于政治浪漫派。卢卡奇的辩证时机论不同于可能性至上的机缘论，社会历史的总体性不同于主观想象的总体性，无产阶级政党也不同于浪漫派主体。
　　当下，卢卡奇最重要的思想遗产在于，从经济与政治的相互关联角度，展开物化批判;从世界历史角度，捍卫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主体地位和社会主义民主。

摘要：本文以苏格兰启蒙运动为大的历史背景，论述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弗格森是如何论证市民社会存在的合理性的。本文创新之处在于，要突破当前学者们对弗格森本人及其市民社会理论研究的基本现状，尝试从一个新的视角，来阐释弗格森的市民社会理论以及它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我想这即是对学术理论的补充，也是对其所进行的一次实践上的思考。
　　论文以“文本”解读为立足点，以“问题”为导向，第一部分导论是由本文的背景、论域、国内外的研究现状等部分所组成，因为本文主要是以苏格兰启蒙运动为时代背景，对弗格森的市民社会理论所进行的研究，所以此部分主要是作为本文的一个切入口，对当前学者这方面研究做简单的介绍和分析，以此来引出下文。紧接着主要是围绕着弗格森和苏格兰启蒙运动展开的，较为详细的介绍了苏格兰运动的背景和弗格森的生平及著作。整篇文章的核心是第二章节弗格森的市民社会理论，作为文章的主体部分，主要围绕着市民社会兴起的历程、存在的合理性以及市民社会的现代性而展开。之所以思考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的市民社会理论的现实意义，主要是想借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弗格森的市民社会理论来告诉我们该如何成功的步入市民社会，更好的构建市民社会。
　　苏格兰启蒙运动在近现代思想转型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而对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市民社会理论进行研究，将会为转型期的中国提供多样化的理论教材，不失为成功步入现代市民社会的一本好的教科书。

摘要：启蒙思想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准确理解启蒙的含义，把握启蒙思想的发展脉络，让启蒙思想继续得到发展，将启蒙思想与现代社会更好的结合起来，则是我们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启蒙产生在宗教神学笼罩的世界里，其原意在于彰显精神的力量。启蒙思想家们宣扬自由、平等，他们崇尚理性、提倡科学，后经康德等人的反思，启蒙思想理论得到进一步完善，这种思想理论为后来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奠定了理论基础。从启蒙的发端上来看，启蒙是人类精神世界不断发展演变的过程。启蒙思想除了对人类精神发展影响巨大之外，还渗透在哲学、宗教、文学、政治等社会的各个领域之中。在人类精神领域发展的同时，启蒙思想还促进了理性思维的运用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并预示着新的社会格局的形成。在人们追求自由与民主的过程当中，战争与灾难频繁爆发，在经历了无数的战争和大屠杀之后，深受战争之苦的人们开始向往和平，反思启蒙理性的作用。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霍克海默、哈贝马斯等学者重新审视启蒙思想，他们批判重塑了启蒙理性，把深陷在主体理性思维中苦苦挣扎的人们解脱出来，启蒙也渐渐恢复了本身应该具有的批判性和超越性。
　　本文系统阐述启蒙思想，旨在用辩证的思维去分析启蒙，以超越启蒙自身的局限性，恢复启蒙理性应有的批判性，让启蒙之“光”继续照耀我们的生活，这便是本文所要演绎的基本观点。

摘要：自然宗教、人文主义传统、经验认识论构成了苏格兰启蒙道德哲学得以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前提。哈奇森的启蒙道德理论直接是17世纪英国经验主义伦理学与理性主义伦理学争论的产物。哈奇森批驳了克拉克、沃拉斯顿等人的道德理性主义，发展出了独特的感情主义道德理论，即强调感情优先于理性，同时又不否认理性的指导作用，而且主张仁爱利公，反对自爱利己。哈奇森引用了沙甫茨伯利的“道德感”概念，对它进行了一种经验主义的解释，进而从“道德感”出发梳理了道德起源问题、道德动机问题和道德判断标准问题，形成了系统的仁爱利公思想，从而建立了以“道德感”为核心的启蒙道德理论。相比于道德理性主义，哈奇森的道德理论从经验主义原则出发，诉诸道德之感情根源，审慎地看待理性作用；相比于人文主义者笔下的自然感性和霍布斯的自爱利己，它诉求人性中天然具有的社会性仁爱感情，以“公共善”为道德判断的标准。
　　哈奇森“道德感”理论体现了近代启蒙运动为人性正名的时代主题，它将道德基础置于人性当中，恢复了人之道德自觉的主体性，它对“公共善”的强调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近代资产阶级功利主义的思想趋势，为世人提供了“欲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的普遍功利原则。因此哈奇森“道德感”理论的系统构建，意味着苏格兰启蒙道德哲学的形成，同时也标志着道德感情主义启蒙方向的开启，是苏格兰启蒙道德哲学乃至整个西方近代启蒙伦理思想史上的里程碑。它不仅对同时代思想家产生了重要影响，且对后来的思想家及其伦理观点也意义非凡，其所蕴含的现实意义引发了当代学者对现实社会道德的思考。当然，哈奇森的”道德感”理论也有其局限性，如在“道德感”的先天来源问题上，哈奇森就由主观唯心走向客观唯心，回到上帝那里寻找终极根据，使得其”道德感”理论不仅带有神学的不彻底性，也使其具有感情直觉主义倾向。
　　

摘要：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提出了其“界限理论”的思想，即可说的东西与不可说的东西的划分。他的这种“界限理论”的提出既与西方哲学史中的语言学转向有关，而且也与维特根斯坦本人的履历有关。一方面，在其“界限理论”中，维特根斯坦通过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将可说的东西划归为知识的范畴，而将不可说的东西划归为信仰的领域，同时维特根斯坦对于信仰的关注也贯穿了其整个哲学生涯。另一方面，从哲学渊源上来说，维特根斯坦的“界限理论”不仅与康德的理性批判哲学(对于知识形而上学与道德形而上学的划分)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也是对前者一种继承与发展。
　　

摘要：从康德起，启蒙开始被视作一个主要的哲学问题加以专门处理，整个德国古典哲学也因此进入了启蒙的语境中。与文艺复兴以来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启蒙主张不同，德国古典哲学侧重于在反思层面建构启蒙话语，政治自由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激进启蒙遭到德国启蒙思想的全面抵抗，人的自主性、总体性、公共生活和历史自由是其核心内容，理性-科学认知、法律-道德实践、艺术生产和艺术批评，则是它重点关注的文化价值领域，它们共同组成了自由行动领域。这一领域自18世纪以来，在激进启蒙的推动下，在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中，日益陷入僵化的困境。各种社会合理性形式在以货币和权力为媒介的系统中，不断侵占和耗用自由行动领域的资源，以至于人日益物化。德国古典哲学的反思理性一直未得到有效的释放空间。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正是在这个背景中出现的，它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启蒙思想框架和传统，从辩证法的倒转与应用，到人本主义的劳动美学，从商品拜物教自由观念的批判，到自由实践领域的启蒙造反，马克思不仅把启蒙的自我反思推向了历史高潮，而且全面转换了德国古典哲学启蒙思想的目标，从而开辟了新的现代性视域和解放的新思路。

摘要：启蒙时代的自然法思想是在吸收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自然法思想的基础上,针对当时欧洲社会现实,借助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对其加以改造和发展而成。理性自然法是这一时期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和教会神权的有力武器,同时也是资产阶级要求掌握政权,进行社会变革的理论基础。在当时社会,它是一种普遍的思潮。
　　启蒙时代自然法思想的基本特征在于其世俗性、理性主义及自然状态下以权利为核心的自然权利论和社会契约论。虽然人们习惯上称启蒙时代的自然法思想为理性主义思想,但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自然法思想家们又不是一味地倚重理性,其中也有对理性的反思和批判,表现出对理性的偏离和超越:孟德斯鸠在重复理性自然法话语的同时,将重心转向环境多元论和法律的社会学研究;卢梭则以情感和道德风尚取代理性主义,树立起情感的权威,从而抽掉了理性主义存在的内核。由于历史发展与具体社会现实多样性的矛盾,再加上自然法自身的缺陷,启蒙时代的自然法思想在其发展高潮的同时也预示着自身的衰落。孟德斯鸠和卢梭对理性的偏离正是对其内部的瓦解;休谟却是基于它的前提和推论从认识论的角度予以攻击;而伯克则是从经验和传统的角度颠覆了其存在的价值。
　　客观地说,启蒙时代的自然法思想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它的存在有其必然的合理性。但是当历史继续前行时,反映更新的现实需求的思想必定会取而代之,这也是历史的必然。十八世纪自然法思想的衰落正是预示着一个开放性的多元化思想体系时代的到来。在它之后自由主义、浪漫主义、保守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等思想应运而生,从而也成就了十九世纪乃至现代思想文化多样性的碰撞融合、全面发展的新时期。

摘要：马克思主义和启蒙思想是影响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变革最深的二大思潮，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马克思的启蒙观是对二者如何产生关联进行分析的产物。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和启蒙思想先后走进国人的视野，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变革、建设均起到了非同一般的作用。本文主要从启蒙的概念入手，透视了近现代启蒙哲学家对启蒙哲学的确证和批判，并通过对启蒙观的历史性总结，分析了马克思的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理论和个人获得超越政治性解放理论中所蕴涵的对待启蒙主题的基本态度： 一方面，马克思在青年时代深受启蒙思想的影响，在其早期著作和文章中给予了极大程度的认可，肯定了启蒙思想对社会和历史的推动作用； 另一方面，随着马克思在经济领域的深入研究，他用生产力发展来理解世界历史，发现了历来启蒙思想中存在的阶级局限和历史局限。 整体上，马克思的启蒙观在其思想史中是与其现代性思想并进同构的，既肯定了资本主义制度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又克服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臣服心理。所以，马克思启蒙观在一定程度上完全超越了以往启蒙哲学的价值内涵和其终极目标，即以历史性的话语态度审视启蒙的深层主题，为其找到理性与价值合理化统一的现代性路径及其存在依据。 在这个基础上，本文还进一步讨论了在现代性、后现代性的场域中，马克思启蒙观给中西方哲学带来的深刻影响，并具有当代的实用性的价值，特别是在理性合法地位受到质疑的后现代主义盛行时期，马克思启蒙观为民众如何获得超越阶级性的自由和解放指明了道路和方向，以及当今天面对西方文化霸权主义时，为中国文化在中西文化模式的选择上(从文化主体性方面)如何进行取舍提供了可借鉴的范式。

摘要：启蒙运动是发生于17世纪中期至18世纪欧美诸国的一场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文化运动。在独特的政治传统、理性的宗教改革和清教运动、领先的科学成就及早发的资产阶级革命等众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英国成为整个欧美启蒙运动的发源地。
　　 牛顿是17世纪自然科学的集大成者。他所取得的成就使人们相信自然法则的威力，形成了自然力可以说明一切事物的理论。英国人将自然法则的原理运用到政治、经济、宗教及文化等领域来思考和分析当时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最终演绎出了异彩纷呈的思想学说。由培根开创的英国近代经验哲学认为，人类的知识和观念起源于感觉和经验，表现出前人所没有的实践精神和探求经世致用的智慧。英国启蒙思想家用社会契约论反对君权神授论，用分权制衡理论限制君主专制，奠定了近代以来西方宪政制度的思想和理论基础。基于个人主义和自然法则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则为西方近代一个多世纪的经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一贯讲究实用、固守中庸之道的英国人对待宗教远不如法国人那样立场鲜明、言辞激烈，温和的自然神论和宗教宽容思想贯穿英国启蒙运动的始终。
　　 深受科学革命影响的英国启蒙运动除了具有整个欧美启蒙运动思潮的基本特征——理性和相信进步之外，还具有自己的思想特征。科学革命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而且重视观察和实验的科学研究方法也在实践中不断得到运用。这种认识自然的科学方法和英国的政治文化传统结合起来形成了英国独有的思维方式：经验主义式的理性主义。对经验和事实的推崇是英国理性主义最重要的特点。它由培根开其端，霍布斯、洛克、休谟等都是它的信奉者。尤其是休谟由于彻底的经验主义走向了怀疑论，形成了英国启蒙思想的另一个特色。同时，经验主义的思维方式使英国人重视实际、鄙视空谈，自然科学的进步和中产阶级的崛起使讲究实用的思想成为英国思想界的主流。而这种经验主义的传统在政治和宗教领域里则表现为英国启蒙思想上的保守性。它们一起构成了英国启蒙运动的独特之内涵。
　　 作为欧美启蒙运动的源头，英国启蒙运动勿庸置疑地促进了法美等国启蒙运动的兴起和革命的爆发。英国启蒙思想家所提出的思想理论涉及各个领域，霍布斯、洛克等的政治理论、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学说及启蒙时期的宗教宽容思想和哲学、教育学等对近代以来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摘要：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提出奥德修斯问题，通过对启蒙和神话的深刻分析，得出了令人惊讶的结论，那就是：在今天，启蒙已经蜕化成为神话．曾经承诺解放人类的启蒙，却走向了它的反面。这一结论深刻地揭示了现代性的危机，并同时宣告了启蒙运动的破产。然而问题在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理性的批判一定是合理的吗? 本文正是从这一问题入手，阐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理性批判的思路。并通过对理性的分析，指出他们批判中存在的问题乃是出于对理性概念的误用，认为他们把对现代意义上的主体中心理性的批判扩大到了整个理性的范畴之上。为了化解理性蜕化为神话的危机，这里引用柏拉图的回忆说，以期达到对主体中心理性和奥德修斯问题的重新审视。在这一审视中，本文沿着两个方向展开：1、通过对从黑格尔到《启蒙辩证法》中理性发展过程的描述，揭示主体中心理性的危机。2、通过对自然正当问题的考察，力图以柏拉图的回忆说反观主体中心理性的困境。通过对柏拉图理性的重新认识，以期能找到解决理性危机的新的思路。 本文的第一部分旨在分析黑格尔的视野下现代理性对神话的拒斥，转而从中探索启蒙后的现代理性在界定自身的同时，所面临的危机。随后分析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此危机揭示的思路，并在这一分析中对他们的视角和思路进行评价。第二部分将现代理性危机归结为启蒙后主体中心理性的发生和自然正当的冲突。随后对这两个概念进行考察，将柏拉图的理性从主体中心理性中区分出来。第三部分，通过对自然正当的考察，评价柏拉图的理性。最后一部分分析柏拉图的回忆说，并尝试从中寻找寻找克服理性危机的办法。

摘要：西方近代哲学以其典型的知识论形态呈现出来。在近代知识论形成的过程中，无论是其构建理论的方法，还是其理论内部所体现出来的运思过程，一般的理解都是把哲学作为人存在的一种状态而不断追求其确定化、有效化，正如近代知识论哲学对知识本性的追求那样。对西方近代知识论哲学的研究，国内学界大体都从知识论本身的角度来阐释和理解——知识形成的条件和知识的本性等，这样，近代知识论哲学所体现的人的旨趣就在剖析知识的建构和性质的研究过程中被遮蔽了，而从西方哲学的内在发展逻辑来理解近代知识论哲学更是国内理论界所未能见到的。 对知识论的研究依然是理解近代哲学的一个重要角度，而从人存在的状态，或者真正把人的思想精神还原于近代知识论哲学本身，则成为解读近代知识论哲学的一个新的立足点。当把西方哲学的整个发展历程放置在“为人”的大背景中，“能否思想”与“有无意义”就成为西方哲学的内在发展逻辑，这一逻辑深刻表现了西方哲学是一部不断向人敞开的历史。本文试图通过对西方哲学内在发展逻辑的梳理，把近代知识论哲学放在这样的一个哲学路向上去理解，批判地回顾西方近代知识论哲学，对近代知识论哲学作冷静的审视、思考和定位，挖掘近代知识论哲学内部蕴含的人性之魂及所追求的意义之美。阐述近代知识论哲学是如何通过它的知识论形态、它的实体化、对象化的思维方式、内在否定的思想传统来体现西方哲学的历史发展逻辑；阐述作为西方哲学发展历史当中重要一环的近代知识论哲学，它又是如何在承起和转接哲学的发展逻辑之间表达了近代知识论哲学的理论价值和意蕴，以挖掘它在西方哲学内在逻辑下的学术地位和学术价值。

摘要：启蒙! 对整个中华民族进行思想启蒙! 这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一百多年来执着追求的梦想。文章通过反思18世纪西方启蒙思潮以及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启蒙事业，探究了若干关于启蒙的重大问题，并指出启蒙对当代中国民众依然必要。希望在浸透着知识分子心血但依旧较为荒凉的中国民众启蒙之路上，笔者能尽微薄之力做出一些新的可以帮助创造生活典范的思考。本文主体部分共有三章。 第一章：探讨启蒙思潮的内源性和外源性问题。启蒙思想的内源性与外源性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启蒙与传统的关系，启蒙的本土化问题。通过对中西启蒙思潮所要超越的“不成熟状态”属性的探究和比较，指出西方民众是在神性文化背景下，丧失人的主体性，失去人的理性光辉。启蒙的任务在西方就是要解构神性的愚昧和偏执，将上帝理性化，从而肯定人性。而造成中国人“不成熟状态”的原因则是名教文化下的宗法王权对人的压抑与否定。中国启蒙的任务就是要让主体人从天道理想、宗法王权理想的依附状态下解放出来。在思想渊源上，西方启蒙思潮是文艺复兴的继承和发展。在早期中国传统思想中我们同样能发掘出启蒙所倡导的自由、平等、民权思想的最初萌芽。中西启蒙诱因不一，任务不一，且都有自身传统思想资源，彼此不是也不可能被横向移植。中国启蒙同西方启蒙一样，都源自于自身传统文化，是内源性启蒙。 第二章：启蒙与革命总是存在着复杂的关联，但是却有着各自的原动力，不同的目标指向和运行轨道。启蒙与革命并没有必然性的联系。并非启蒙导致革命，也非革命导致启蒙。当然，在否定启蒙与革命的必然性联系的同时，我们并不怀疑启蒙与革命间的相互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还是非常巨大的。在西方，启蒙思潮规约了资产阶级大革命的主旋律；在中国，启蒙与革命救亡交织在一起，相互促进。 第三章：启蒙价值得与失。启蒙带来了西方文明，使西方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并居于世界统治地位，并为全世界各民族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最现实的“文明模式”。启蒙虽没有使中国发生脱胎换骨般的变化，但对近代中国科技文明的发展功不可没。在感恩启蒙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反思启蒙的负面，或者说启蒙给人们带来的灾难。西方启蒙思潮因其自身的文化排它性，为西方中心主义，西方霸权主义提供了理论支撑。而中国近代启蒙思潮则发生了形式与内容的错位。启蒙思想家由于疏忽了自身传统文化根基，在一波又一波的反传统浪潮中，中国人与祖先逐渐“失去”了联系，在“西学”与“国粹”的矛盾争斗中传统文化价值逐渐走向迷失。

摘要：在19世纪及其以前，理性主义的传统统治着西方思想界，不管现代自由主义如何发展，也不论现代自由主义处在何种境地，现代自由主义作为西方政治思想的一个核心内容，都是理性主义治下的自由主义。现代自由主义具有四个最为普遍的特征：个人主义、平等主义、普世主义和社会向善论。然而，在近代，思想界对理性主义的批判占据了重要的篇幅，人们普遍开始认为，不存在由人的共同本性规定的，可以为人所认识的人类理想状态(如乌托邦)，那么在人类的社会和政治事务中，理性主义的根本思想方式就是可以而且是应该被抛弃的。自由主义也随之遭到了来自各种思潮的攻击。特别是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后，自由主义的普世主义和社会向善论特征受到了极大的否定。自由主义在理性主义一元论的治下直接酿成了法西斯主义的恶果，几乎给人类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以至于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谈“自由”而色变，视个人权利为“畏途”，在自由名义下设定的乌托邦受到人们的怀疑。自由主义似乎已经走到了它的末路，不再为人们所信任，只是一种过气的约等于恐怖、专制、欺骗、暴力的专用名词。 作为一名坚定的自由主义信仰者，作为一位坚信自由是人类与生俱来权利的思想家，伯林没有坐视现代自由主义的衰亡，而是转向了对其基础的思索和探讨。通过对现代自由主义理论基础——理性主义一元论的剖析、批判。伯林对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的无节制使用进行了批判，剖析了启蒙主义中的专制倾向，批驳了历史决定论对个人主体性和个人权利的抹煞，揭示了理性主义乌托邦理想的不可信。伯林提倡要实现自由主义的新发展，必须实现思考方式的范示转变，即把新自由主义的希望转向长期以来少有为人们重视的价值多元论。价值多元论作为一种“反潮流”的思想，一种真正宽容的思维方式，提出在现实世界中存在有多种价值，而有些终极价值之间总会产生一些冲突，无论理论理性还是实践理性都无法解决。也就是说在众多的价值、众多的生活方式中，我们不能得出某个价值、某种生活方式是最佳的结论，也不能在现实中觅到某种最高价值来统一所有的价值。我们所处的世界是一个不完备的世界，人们可以追求的一个尚可的社会只能是宽容的社会，是能够保存自由空间、为人类众多不可通约的价值留存足够空间的社会。 经过对众多思想家思想的分析、整合，伯林逐渐明晰了自己的自由观是建立在价值多元论基础之上的自由主义，提倡的是对自由主义宽容理想的复兴与发展。自由主义也正是在价值多元论的支撑下，得以走出理性主义一元论的困境，重振了其“宽容”的本质要求，发展到了“权宜之计”的境界，衍生出以价值多元论为基础的“竞争的自由主义”，在二十一世纪这个愈发多元的社会里得以继续发展。

摘要：法国启蒙思想对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不容置疑，但是我们需要研究的是这种影响的程度，启蒙思想在新文化运动中产生重大影响的原因以及它在中国历史舞台的最终淡出。通过研究我们发现，从运动的主题“民主”“科学”，到立“人”为目的而进行的伦理革命、文学革命、国民性改造运动，从运动的领导人到广大青年知识分子身上都能追寻到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子。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一是运动前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对法国启蒙思想的关注和传播；二是新文化运动领导人不同程度地受到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三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处于迷茫徘徊中，需要“民主”“科学”作为唤起民众觉悟，反对专制和愚昧的思想武器。但是，法国启蒙思想在五四时期已经是一种过时的思想武器，它不可能帮助中国摆脱各种危机，特别是民族危机，所以不能满足中国的现实需要。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开始寻找新的思想武器，法国启蒙思想逐渐淡出中国的历史舞台。

摘要：本文以近代哲学的主体概念为契入点，指出作为纯粹思维的主体如何同对立的客体统一，一直是近代哲学的主题和中心任务。德国古典哲学的自我意识立场，乃是主体概念的最高成就，它把纯粹意识主体看作是构造对象世界的活动，从而在抽象思维之中解决了思有同一，但真正的世界仍然同抽象主体相对立。于是，主体成为封闭于意识之中的，无世界、无历史的纯粹自我。与之相适应，人被抽象为原子式孤立个人，世界降格为抽象物质世界。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突破意识的先验本质，把人看作是具体的、历史性生存着的现实的个人。通过对现实的个人存在论基础的分析，指出现实的个人是它们的活动及其物质生活条件。活动不是纯粹思维的自发性活动，而是实践和感性活动，是创生人和世界的活动；物质生活条件乃是世界，是人至始至终在其中生存的感性自然界。在世界和历史中存在的现实的个人是对传统主体概念的彻底颠覆。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现实的个人——从主体困境中走出》为题，由七部分构成。导言指认了现实的个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起始概念。第一章指出笛卡儿哲学的贡献在于证明主体的存在，从而奠定思维能动性的萌芽。第二章分析了康德哲学的先验主体概念，指出主体是构造经验世界的纯粹思维活动。第三章着重分析了黑格尔的实体即主体思想，指出绝对在自我展开的过程中，达到主体和客体统一。第四章指出活动是感性活动，人和世界通过活动而诞生。第五章指出物质生活条件是人生存与其中的世界。第六章着重探讨了人是历史性存在者。本文认为，把人从抽象的超感性世界中拉回，使之回到现实的世界当中，意义重大。真实的、在历史中的“人”，如何理解这个世界，如何在世界中行动，如何对待历史，就是如何理解和对待我们的生命。

摘要：本文对叔本华的善恶观进行了探析。文章首先分析了叔本华对善恶本质的独特规定。他指出基于纯粹利己主义的善恶只能是相对性善恶，提出了与此相对的绝对性善恶，认为利己动机会导致恶行，利他动机则会产生善行。其次，本文从三个层面上论证了叔本华善恶观中善恶的来源。在人性论基础上，利己主义和邪恶是恶的基础，同情是善的基础；在本体论根源上，意志本体的单一性和冲动性造成了意志自身的同一性和表象的分立性之间的矛盾，同一性是善的根源，而分立性是恶的根源；在认识论根据上，局限于个体化原理的认识是产生恶的根据，而看穿个体化原理的认识则是产生善的根据。再次，本文梳理了叔本华善恶观中善与恶各自的具体表现形态。恶的形态包括非义和恶毒，善的形态包括仁爱和纯善，此外，本论文还分别阐述了作为善的萌芽和终结状态的公道和至善。文章基于以上探讨揭示了叔本华善恶思想内在的主要矛盾，即绝对性善之内在矛盾、利己和同情之矛盾以及认识对善恶的作用之矛盾。

摘要：本文以技术概念的三种内涵(技能、机器技术和科学技术)的演变和三种形态的转变(机会技术向工匠经验技术、工场手工业工匠专业技术向规则技术、机器技术向科学型技术转变)为划分依据，研究古希腊、罗马到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到18世纪上半叶以及工业革命时期到19世纪中叶三个历史时期哲学的技术思想。通过解读各个历史时期主要哲学家的技术的哲学论述，揭示从技术怀疑论到技术乐观主义再到技术理性主义的思想进程。在这一历程中始终贯穿着人与自然之间的主客体矛盾，随着矛盾由同一(包含差异)到差异(包含对立)再到斗争(包含冲突)的展开，哲学的技术思想经历了辩证发展的过程：古希腊哲学对技术持有怀疑的态度，既向往技术，又担心技术结果的不确定性和对道德的伤害，他们认为技术是好的又是危险的，所以把技艺置于形而上学之下，认为人工自然地位低于自然；中世纪从形而上学层面承认技术的合理性，唯名论推崇技术，基督教和《圣经》为技术提供神圣的神性核准，为技术活动提供宗教依据。文艺复兴时期到18世纪上半叶的哲学持技术乐观主义，从人性、国家、宗教和形而上学层面肯定技术的合法性和本体存在，主张科学和技术的结合，强调技术发明的重要性，影射人工制品的二重性。尽管经验论和唯理论对自然和人工自然地位看法不同，但都是功利性的技术乐观主义，以人为主体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潜在技术哲学模式形成。工业革命时期到19世纪中叶的哲学持技术理性主义，随着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到来，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与前一个世纪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哲学家们更强调主体性、理性、实践功用性，康德提出技术上的实践概念，人为自然立法，自然向人生成，黑格尔在其著作中强调理性在机械和学过程中的能动作用，指出实践高于理论，“工匠”是“绝对精神”实现自身的必经阶段。 他们以唯心主义的形式表现了自然界与人的统一，从理性的视角揭示了技术的本质及其异化，指明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过程；浪漫主义也对技术表示出不安。所有这些思想都蕴涵在传统哲学的思想体系中。哲学发展的最有价值的成就是19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马克思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正确地总结了同时代的自然科学成果，反映了人类改造自然和工业革命的伟大胜利，阐述了技术哲学思想。 伴随着主客体矛盾的历史性展开，同时伴随着技术的逐渐强大，前史的哲学的技术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具有实践性和工程性的马克思和卡普的技术哲学在19世纪中叶的诞生。它们是在工业革命和技术革命的实践基础上通过继承和批判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思想而产生的。技术哲学前史的思想演进历程体现了逻辑和历史的统一。

摘要：国内学者一般以施莱尔马赫为现代释义学的创始人,认为施氏是将释义学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理论的奠基人.因此,研究也就集中了从施氏至伽达默尔这150多年的理论成果,其对象则聚集于几个显赫的大家,包括:施莱尔马赫、狄尔泰、海德格尔,以及伽达默尔.但是,任何理论、思想的发展成熟都是有其历史根源的,他们不可能是无源之水;因此,完整的释义学研究理应包括施莱尔马赫以前的释义学理论及其发展、演变,即使这些理论当时并未被称为"释义学".该文准备历史地梳理前施莱尔马赫时期重要的释义学理论、观点,弄清其问题意识的产生、演变,以及其后思想家如果应对这些问题,其提供的解决方案从而由此引发的新问题,从而理解释义学内在的普遍性张力的矛盾、发展.

摘要：福柯是20世纪最富盛名的哲学家之一，他的思想集中体现了后现代的特性。福柯晚年对启蒙的深刻反思是其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启蒙运动曾使人们走出宗教的迷信，用理性征服自然。但随着启蒙理性的不断发展，其走向了自身的反面。理性“唯我独尊”，成为其他一切学科的审判者。现代性作为启蒙的遗产，在取得了广泛的成功之后也逐渐显露出合法性危机。因此，人们不得不重新对启蒙以及启蒙运动进行反思。
　　 本文以启蒙问题的提出为起点，在阐述了以康德及霍克海姆为代表的两条反思启蒙的路线后，着重研究福柯在启蒙问题上的独特见解。福柯从康德的启蒙定义入手，指出了康德对启蒙的界定的几大难题，以此对传统中对启蒙的定义进行解构，为其重建启蒙服务。
　　 福柯反对以历时性的观点来看待启蒙，即那种将启蒙看做一个时代的总体特征的观点。福柯在康德的文本中发现了称之为“现代性态度”的东西，并由此将启蒙界定为一种“态度”和“气质”，一种永恒的批判精神。福柯拒绝启蒙的“敲诈”，反对理性与非理性之间非此即彼的立场。这是福柯在对启蒙的反思中最有创建的地方。
　　 福柯重建启蒙的工作，从方法论上看是采用了考古学的方法和谱系学的方法。通过考古学方法，以其话语理论为基础，提出知识型的概念，试图为理性重新划界，使理性的界限成为一种偶然的历史事件。而谱系学方法，则着重于对权力的微观分析，研究知识--权力的关系体制，试图为突破理性的界限提供可能。
　　 总之，福柯并不像其他后现代哲学家那样拒斥启蒙理性，福柯所做的工作恰恰是对启蒙精神的重建。福柯的研究对人们反思现代性具有重要的启示，同时也为后现代能否成为“新的启蒙”提供了一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