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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
护理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目的:
  了解入伍新兵部队适应状况,探讨部队适应与心理弹性、人格特质、社会支持的关系,分析心理弹性在社会支持、人格特质与部队适应间的中介作用机制,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为新兵制定有针对性心理健康教育、合理调整训练方案、提高官兵整体素质和部队战斗力凝聚力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
  方法:
  采用王蕊编制的部队新兵适应量性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MSPSS)、大五人格问卷、心理弹性量表(CD-RISC10)对某部队2015年入伍全部新兵展开调查。收集的资料经严格核对后建立数据库,采用SPSS22.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分析方法包括描述性统计、单因素方差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皮尔逊相关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Bootstrap检验等方法。
  结果:
  1.入伍新兵的社会人口学信息
  本研究共纳入新兵479名,均为男性,年龄跨度在16~23岁之间,平均年龄18.36±1.25岁;其中家庭经济较好331人,占69.1%;来自农村277人,占57.8%;非独生子女293人,占61.2%;文化程度在大专及以上水平者有90人,占总人数的18.8%,高中或中专311人,占64.9%,初中及以下78人,占16.3%。
  2.入伍新兵部队适应得分情况以及其在人口学资料上的差异分析
  入伍新兵部队适应得分范围69~180,平均分为147.59±21.81,表明新兵总体适应良好。军人角色认知得分34.95±4.90,部队人际关系得分22.34±2.98,部队环境认同得分36.38±7.06,身心症状得分27.00±6.28,应对方式得分26.92±3.80。其中部队人际关系维度得分最高。
  t检验和方差分析的结果显示:部队适应以及各维度得分在不同年龄层次的新兵上存在显著差异,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部队适应以及军人角色认知、部队环境认同、身心症状、应对方式维度在文化水平上也存在显著差异,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部队适应及各维度得分在不同家庭经济条件、不同居住地、独生子女与否上差异不显著。
  3.入伍新兵部队适应与社会支持、人格特质及心理弹性的相关分析
  皮尔逊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相关分析结果显示,部队适应及各个维度与神经质人格呈显著负相关(r=-0.299~-0.608,P<0.001),与人格特质的其他维度(r=0.218~0.596,P均<0.001)、社会支持及各维度(r=0.141~0.558,P<0.001)、心理弹性(r=0.544~0.643,P<0.001)呈显著正相关;同时,各心理社会因素间也存在显著相关,其中心理弹性与神经质人格显著负相关(r=-0.569,P<0.001),与人格特质的其他维度(r=-0.419~0.575,P<0.001)、社会支持及其各维度(r=0.256~0.461,P<0.001)呈显著正相关。
  4.入伍新兵部队适应与社会支持、人格特质及心理弹性的分层回归分析
  分别以部队适应以及各分维度为因变量,将一般人口学信息中的有统计学意义的年龄、文化程度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回归模型的第一层,将社会支持、人格特质、心理弹性作为自变量纳入回归模型的第二层进行分层回归分析。结果发现,神经质人格对适应以及其各个维度有负向预测作用(β=-0.095~-0.304,P<0.05);社会支持、责任感、心理弹性对部队适应以及其各个维度都有正向预测作用(β=-0.101~-0.341,P<0.05);社会支持、人格特质、心理弹性对部队适应解释量R2=55.2%,△R2=52.0%;对军人角色认知维度解释量R2=45.4%,△R2=42.3%;在部队人际关系维度解释量R2=43.2%,△R2=42.1%;在部队环境认同维度解释量R2=40.3%,△R2=37.5%;在身心症状维度解释量R2=45.2%,△R2=43.1%;在应对方式维度解释量R2=40.5%,△R2=37.1%;
  5.心理弹性在社会支持与部队适应关系中的中介效应检验
  将社会支持-心理弹性-部队适应作为中介模型,按照中介作用检验的步骤分别检验总社会支持、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其他支持四个中介模型1、2、3、4,检验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控制一般人口学资料,逐步建立回归方程后确定中介效应后,再次运用Preacher and Hayes插件进行bootstraping检验,结果显示:心理弹性在总社会支持、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其他支持与部队适应之间均存在中介效应,其中介效应值分别为0.22、0.16、0.21、0.22,相对中介效应值分别为52.1%、80.2%、53.8%、39.5%。
  6.心理弹性在人格特质与部队适应关系中的中介效应检验
  将人格特质-心理弹性-部队适应作为中介模型,按照中介作用检验的步骤分别检验人格特质(神经质、外向性、开放性、宜人性、责任感)的5、6、7、8、9五个中介模型,检验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控制一般人口学资料,逐步建立回归方程后确定中介效应后,再次运用Preacher and Hayes插件进行bootstraping检验,结果显示:心理弹性在神经质、外向性、开放性、宜人性、责任感与部队适应之间均存在中介效应,其中介效应值分别为0.26、0.26、0.25、0.24、0.25,相对中介效应值分别为42.6%、55.5%、92.8%、50.2%、43.5%。
  结论:
  1.入伍新兵的能够很好的适应集训期部队生活,适应能力较好。
  2.部队适应与人格特质、社会支持、心理弹性显著相关,其中神经质人格和部队适应呈负相关,是部队适应的负向预测因素;社会支持、心理弹性以及大五人格的其他维度与部队适应呈显著正相关,是部队适应的正向预测因素。
  3.入伍新兵的心理弹性在社会支持与部队适应之间、人格特质与部队适应之间间起中介作用。
公共卫生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第三军医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目的:
  近年来,随着火箭军部队训练内容的科技化、创新化,官兵在军事训练和军事任务中面临着许多压力与挑战。时常处于高应激状态,若得不到有效缓解,很容易产生抑郁、焦虑等情绪不适,严重者甚至会引发心理疾病,损害心理健康。这也为基层心理工作者带来了严峻考验。根据已有研究,情绪调节作为个体适应周围环境的关键机制,有助于长期处于应激环境的军人管理和调节对压力事件的认知,并通过一定方式改变个体的主观情绪体验、生理和行为反应。
  目前,火箭军官兵的情绪调节能力如何?情绪调节方式有何特点?情绪调节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如何?是否可以通过情绪调节训练促进其采用积极的情绪调节方式、改善情绪与心理不适,提升心理健康?这些问题亟需进一步研究。因此,本研究基于火箭军某部官兵,1.检测火箭军军人情绪调节方式特点;2.探讨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的情绪调节方式与火箭军官兵的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3.评估基于正念的情绪调节训练缓解火箭军官兵情绪不适、改善心理健康状况的积极效益。
  方法:
  研究一:采用Gross情绪调节方式量表对火箭军某部1420名官兵进行测评(获得有效问卷1405份,全部为男性,平均年龄23.47±4.27岁,平均军龄5.01±4.11年)调查火箭军各单位官兵的情绪调节方式特点;研究二:采用心理弹性量表、中文版心理幸福感量表、五因素正念量表、情绪调节方式量表、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焦虑自评量表,探讨情绪调节方式在军人心理健康的维护与促进中的作用;研究三:招募火箭军官兵180名,开展基于正念的情绪调节训练,检测其缓解军人心理应激、改善情绪不适、促进心理健康的积极效益。所有数据均采用SPSS19.0、Amos17.0软件分别进行相关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配对样本t检验、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路径分析。
  结果:
  1.通过研究一的调查分析,可见:①不同年龄段、不同学历水平的火箭军官兵在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的情绪调节方式上均有显著差异,20岁以下、学历较高的官兵在认知重评分量表的得分显著较低,而在表达抑制上的得分显著较高;②不同职别火箭军官兵在表达抑制分量表上的得分有显著差异,军官在表达抑制上得分显著低于士兵与士官;③不同适应水平的火箭军官兵在认知重评分量表上的得分有显著性差异,对军营生活很适应的官兵在认知重评上得分显著高于环境适应不良的官兵。
  2.研究二的结果显示,情绪调节方式与官兵情绪健康密切相关,更倾向于采用认知重评情绪调节方式的官兵,其体验到的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较少,而使用表达抑制情绪调节方式较频繁的官兵则表现出更多的不良情绪。与此同时,军人情绪调节方式在心理弹性、幸福感、正念等积极心理特质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3.研究三中,对火箭军官兵接受基于正念的情绪调节训练前后在各变量上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正念、认知重评、心理应激、焦虑和负性情绪的测试时间(前/后测)×分组(训练组/对照组)的交互效应显著,对此的进一步简单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干预组在接受基于正念的情绪调节训练后,其在正念、认知重评上的得分均显著增加,而在心理应激、焦虑和负性情绪量表上的得分均显著下降。此外,表达抑制的测试时间主效应显著,具体表现为两组参与者在训练后的表达抑制得分均显著减少,表明基于正念的情绪调节训练和压力管理教育均能减少个体对表达抑制的情绪调节方式的使用。
  结论:
  1.情绪调节能力与其年龄、文化水平、职别与适应水平紧密相关,这对基层心理工作者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与训练具有重要意义。未来干预研究应多关注低年龄段、低文化程度、低职别以及适应能力较低的官兵,帮助火箭军官兵适应军营工作与生活,保持积极健康的心理状态;
  2.火箭军官兵的情绪调节方式与其心理健康水平状况密切相关,更倾向于采用认知重评情绪调节方式的官兵,其情绪与心理健康水平更好,而使用表达抑制情绪调节方式较频繁的官兵则表现出更多的负性情绪;
  3.基于正念的情绪调节训练能有效培养官兵采用认知重评的积极情绪调节方式,而减少对表达抑制的消极情绪调节方式的使用,并有助于缓解官兵心理应激和情绪不适,促进心理健康。
汉语言文字学 湖南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近年来,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各行业领域之间的交流与渗透日益频繁,跨行业领域的技术开始增多,导致语言跨行业而使用的现象越来越多,词语泛化现象开始引起学者们的关注。从九十年代明确提出词义泛化概念至今,虽然尚未出现词义泛化研究的专著,但是在词语泛化使用的原因、泛化的方式以及泛化的语用效果等方面已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泛化发生最多的专业语词是军事术语。军语泛化现象的研究,对整个专语泛化现象的研究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本文以认知语言学理论为指导,以《现代汉语词典》(共6个版本)所收录的军事术语为研究语料,以北京大学在线语料库、国家语委在线语料库以及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为统计基础,从认知角度对军语泛化现象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研究,旨在通过探讨军事术语的发展变化规律,检验认知语言学相关理论在汉语军事术语语义变化中的适用性,同时为军语词典以及现汉词典的改进提供有益探索,为泛化军语的翻译提供有效的翻译策略。
  全文共分七章。
  第一章是绪论部分,在探讨泛化军语当前的研究现状及尚存问题的基础上,交代研究的对象、范围、主要内容及研究的意义。当前的研究在军语泛化原因、泛化阶段以及语用价值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这些研究大多比较零散,缺乏系统性,也存在不少的问题。而且,有些研究领域例如军语词典中的泛化军语、泛化军语的翻译以及通用语词典中的泛化军语收录等相关问题依然是研究空白。军语泛化现象的认知研究仍然是一块有待开垦的领地。本文在认知语言学理论的指导下,对军语泛化现象及其认知翻译策略展开研究,探讨军事词义的演变规律,以及语言与社会的共变规律。促进军事术语正规化建设、充实并完善相关词典的编撰工作。然后,交代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科学研究必须遵循一定的理论;而研究的过程,同时也是对相关理论的一次检验过程。本文在认知语言学相关理论指导下展开研究,主要依托其概念隐喻理论、心理空间理论、整合理论,以及象征单位、意象基体与侧面、认知域等相关概念,对军语泛化现象展开研究。认知语言学是在以英语语言为语料的前提下逐步发展起来的,要成为普遍性的语言规律,还有待更多种类的语言检验。本研究对认知语言学理论在汉语领域的适用性是一次有益的检测,具有一定的语言学理论探讨意义。
  第二章讨论军语泛化的表现与特性。通过对6版《现代汉语词典》的考察,探讨了军语泛化在总量上的表现及变化。2012年最新版《现代汉语词典》共收录泛化军语267条,占其所收军语总数的29.1%,泛化总量相比第一版增长了8%。文章接着对泛化军语的语音分布情况、语法分布情况、军事科目分布情况等几个方面予以考察。最后,对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中政治类栏目共计超过一百四十万篇的文章、“金融”、“证券”、“保险”以及“投资”等栏目共计七百二十八万多篇文章、体育栏目共计超过10万篇文章中的泛化军语进行检索统计,发现泛化军语在语域分布上具有不平衡特性,其在体育领域的分布为最高,其次是政治领域,最后是经济领域。军语泛化在不同历史时期还表现出不同的活跃性。
  第三章讨论军语泛化的认知触发机制及泛化途径。马克思主义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相互联系的。事物之间的相似性是事物间相互联系的一种方式,是普遍存在的。本文认为军语泛化的触发机制是建立在体验基础之上的军事概念与其他非军事事物之间的相似性,经过“相似性激活”,到“相似性联系”再到“相似性匹配”,军语概念与目标域概念之间的相关元素得以相互匹配、相互映射,最终触发了以泛化军语表述非军事领域概念。本文将军语泛化的触发机制分为“行为相似触发机制”、“功用相似触发机制”以及“情状相似触发机制”等三种类型进行探讨,然后,按照传统汉语语法有关汉语短语结构类型的分类,将泛化军语按照偏正结构军语、后补结构军语、并列结构军语、主谓结构军语、动宾结构军语等5类,分三个部分来讨论军语泛化的途径。再按比喻修辞阶段、泛指扩展阶段以及义素习化阶段等三个阶段讨论军事术语的泛化演变。
  第四章讨论军语泛化过程中的概念整合。首先对军语泛化概念整合中的认知域、意象、军语概念表征以及概念压缩等语义描述进行阐述。接着讨论军语泛化过程要涉及的当前话语心理空间,军事术语心理空间以及军事语篇心理空间。从概念整合的角度,军语泛化过程涉及至少4个心理空间:一个军语心理空间(输入空间一)、一个当前话语心理空间(输入空间二)、一个类属空间和一个整合空间。语言使用者运用概念化、假设、推论、类比、隐喻等等手段,进行概念压缩,提取相关概念元素,在整合空间对相关表征进行整合,成功建立起一系列源域(军语概念)与目标域(泛化概念)之间的映射关系,形成特定的层创结构,最终实现以军语概念去认知和描述一些非军事领域概念的目的。最后探讨军语泛化的概念整合模式。本文经考察发现,军语泛化的概念整合基本都是单域型整合模式或者双域型整合模式。
  第五章分析军语泛化的认知动因及其发展趋势。文章从语言自身的内在属性、人类隐喻认知思维、军事文化因素、群众对军人的社会认知心理等四个方面阐述了军语泛化的动因。促使军语发生泛化的内在属性主要有语言符号的约定俗成性以及语言词汇系统的缺位性。军语泛化是以军语概念去理解和认知非军事领域的目标概念,这是一个隐喻的认知思维过程。军事文艺作品中有关军事与军营生活的渲染是军语泛化的强劲助推力量。对军人的崇拜心理使人们进一步模仿军人的一言一行,这促进了军语在人民群众中的流行,加速了军语在日常生活中的泛化使用。本文从泛化量、泛化域以及泛化频率三个角度探讨了军语泛化的发展趋势,得到了与先前学者的相关研究有着很大出入的研究结论:军语泛化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在人们的各个生活领域呈现出扩大化的发展趋势。
  第六章从认知的角度探讨泛化军语的翻译策略。首先,从军事情报的获取与分析、军事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国际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等三个方面分析了军语翻译的认知需求。接着,探讨泛化军语翻译的原则问题。文章通过中英文语篇对比分析,发现英汉两种语言在“军事话”的使用上存在着较大差异。因此,在翻译时要特别注意泛化军语“军事维度”的把握。既要将鲜活的日常军事隐喻贴切地嵌入到译文中去,又要注意避免生硬的军事术语在译入语中可能带来的文化误解,使人误认为中国是一个“好战”民族。最后,具体讨论泛化军语的翻译策略,提出了喻体移植法及喻体归化法。
  第七章是结语部分,首先从军语泛化总体概况及发展趋势、认知语言学对汉语词的解释力、以及泛化军语的翻译策略等几个方面对全文研究进行总结,然后分析了本文的创获、不足之处以及有待继续研究的课题。
公共卫生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第三军医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新兵入伍训练能促进新兵迅速融入军营环境,近年来,新征入伍士兵来源更加广泛,高学历层次入伍新兵占比增加,受网络技术迅速发展和多元文化的影响,入伍新兵人格特征呈现出新的变化,因此积极探索这些新变化以及入伍训练对人格特征产生的影响,对于准确把握新兵人格特征、科学制定入伍训练方案、全面优化训练模式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综合运用统计学分析方法,通过卡特尔十六项人格因素测验(16PF)比较不同层次新兵训练前后人格特征变化情况,并将新兵训练前后人格特征均值与军人常模进行比较,由此得出新兵人格特征变化呈现的趋势和重点,为今后的新兵管理和入伍训练提供有益借鉴。
  16PF测验是由美国Illinois State University开发的一种研究人格的方法,广泛用于人格影响因素的研究。经过三十年的科学实验和系统研究,Cattell教授通过系统观察,利用因子分析法,确定了一组相对独立的十六个特征,并编制了测验量表,用于反映人的个性因子和人格情况,16PF因素测验是最常用的测量和评估成年个体基础人格特质情况的工具,可广泛用于大多数的测量中,对对象的年龄、家庭情况、学历、性别、职业等方面都没有限制。大量的应用实践和相关研究表明,大多数管理活动对人格特点具有影响和联系作用,可以利用此因素测验对被聘用者进行人格测评,为优化人力资源提供意见建议。因此,16PF测试可广泛应用于各类人才的评价和选择。
  16PF测验通过反映人格特质的16个相对独立因素对人进行描述,准确反映和描述被测试者在心理健康和环境适应等方面的表现。在人力资源管理中,16PF测验能够反映被测试者的心理健康水平、压力成熟能力和工作稳定性等。能力广泛用于人员选拔和心理咨询的各个环节,为人力资源管理提供心理素质的参考建议。
  研究方法:
  1、通过单一样本t检验,把新兵训练前后人格特征均值与军人常模进行比较,P<0.05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通过配对 t检验比较入伍训练前后新兵的人格特征,P<0.05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按照年龄、户口、是否单亲家庭、学历4个因素进行分层,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各层次新兵训练前后人格特征变化情况,P<0.05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与军人常模相比,新兵入伍训练前幻想性、世故性2个指标变化无统计学意义,其余14个指标均有显著变化,有统计学意义;新兵入伍训练后,敏感性变化无统计学意义,幻想性、实验性有变化,其余13个指标存在显著性变化,存在统计学意义。
  2、新兵入伍训练前后,稳定性、恒心性、担忧性、独立性4个指标存在显著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敢为性、敏感性、怀疑性、幻想性、自律性、紧张性6个指标也存在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乐群性、聪慧性、恃强性、兴奋性、世故性、实验性6个指标的变化无统计学意义。
  3、不同学历新兵训练前后16PF因子变化分析表明,中学学历新兵训练后稳定性、恒心性、敢为性下降明显,而敏感性、怀疑性、担忧性、独立性、紧张性升高明显,有明显的统计学意义;大学学历新兵敏感性、担忧性、独立性均升高,有统计学意义。
  4、不同家庭来源新兵训练前后16PF因子变化分析表明,单亲家庭来源新兵训练后敏感性、怀疑性、担忧性显著升高,有统计学意义,双亲家庭来源新兵稳定性、恒心性、自律性显著下降,而敏感性、担忧性显著升高,具有统计学意义。
  5、不同户口新兵训练前后16PF因子变化分析表明,单城镇户口新兵训练后敏感性、怀疑性、世故性、独立性显著升高,有统计学意义,农村户口新兵稳定性、恒心性显著降低,有统计学意义。
  6、不同年龄新兵训练前后16PF因子变化分析表明,18岁(含)以下新兵训练后稳定性降低、担忧性升高,有统计学意义,18岁以上新兵训练后敏感性、担忧性、独立性显著升高,稳定性、恒心性显著降低,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1、与军人常模相比,训练前后新兵乐群、聪慧、稳定、恃强、兴奋、恒心、敢为、自律等均高于军人常模,提示新时代军人呈现出新的人格特征,同时,军人常模可能需要进一步修订。
  2、入伍训练对新兵的人格特征产生一定影响,使得稳定性和恒心性降低更明显,使得担忧性和独立性增加更明显。
  3、不同的家庭、户籍、学历、家庭来源对新兵训练前后人格特征影响不同。
伦理学 湖南工业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战争与和平的交织是当前国际社会的鲜明特征,总体和平及局部战争已然常态化。军事伦理作为一种规范、制约、指导军事主体从事军事活动的重要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影响国际局势的走向。军事伦理的本质是自律而非他律,且缺乏一种国际上严格一致的认同和标准,因而其所倡导的道德规范与评价标准在军事活动特别是战争面前显得有些无力。但是,军事“软力量”所提供的一种得到正当性证明的规范和约定是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对今天的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甚至和谐世界的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墨子的“非攻”军事伦理思想在我国军事伦理思想史上独树一帜。墨子以“人之所欲”这一自然性欲求作为其“非攻”军事伦理思想的起点和归宿,认为“人之所欲”即是自然人性,是人自然而然应有的基本权利,生存和繁衍之欲求,即是人之本能驱动。
  “人之所欲”显然人人都有,但在“无义战”的春秋战国时期,想要从“欲求”成为“满足”,形成一个有理有据、行之有效的理论体系是必要条件。因此,“非攻”军事伦理思想首先分析了实现“富、众、治、安”理想社会的根本条件,明确“民为邦本”的重要价值,充分论证了“人之所欲”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其次,墨子围绕“人之所欲”这一自然性欲求,确立了“兴利除害”为“非攻”军事伦理的根本价值取向。墨子将“仁人志士”与“兴利除害”划上等号,认为“功利”是人类活动尤其是军事活动的主旨,并提出“志以天下为芬”、“不惮以身为牺牲”、“扬善弃恶”的本质道德要求,这些理论展现了全社会性的集体主义思想;再次,墨子依据“兴利除害”的价值取向制定了军事战略伦理规范:“立义之名,德服天下”。他坚持“非攻”,却不反对“非战”,从发动战争之初衷以及战后所带来的灾难和影响,做出了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的界定,并提出“非攻”、“备守、救守”和“诛无义”等三重规范,深刻体现了墨子的理性和平主义思想;最后,墨子特别强调了“万事莫过于贵义”的军人道德人格的塑造。除了倡导以“兼爱”为核心的“惠”、“忠”、“信”、“智”五德规范之外,更是注重“身体力行”的修养途径和“以人为镜”的修养方法。
  墨子“非攻”军事伦理思想,从主观上讲,其出发点是为了维护“工与农肆”的最基本利益,也就是人基本欲求:生存和繁衍。从客观来看,其有跨越时代的重要意义。虽然“非攻”军事伦理思想也蕴涵了如“兼爱”般的乌托邦主义色彩,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它对当今世界仍有着不容忽视的价值。其不但对我军军人道德人格的培养和发展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还对我军“和平之师”、“正义之师”道德形象的提升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同时,其普世的特性,能够与当代国际法思想有机的对接,形成世界性“德与法”的辩证统一,这对现代国际社会关系的处理和世界和平的维护无疑是意义深远的。
计算机应用技术 大连理工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时代的飞速发展,生活节奏的不断加速,生活的压力也随之加大,对当代人们的心理健康造成了严重影响。军人由于军事生活高度统一,组织纪律严格,并随时可能执行应急军事任务,是心理障碍、心理疾病的高危人群。而新兵是心理疾病发生的关键人群。如何堵住源头,增强疏导,对于预防事故案件的发生,提高军队战斗力,减少非战斗减员,具有非常重要的实际意义。
  目前新兵的心理健康测评基本是采用心理量表进行测评,对照评分细则打分量化。因为许多心理量表重复使用,被试者完全可以凭自己当时的心情去选择想要的答案,从而影响了测试的准确度。因此,我们尝试引入自由文本表达,辅助进行心理测试分析。
  在深入调研和综述基础上,主要工作及成果如下:
  (1)将文本情感分析引入到心理评测系统中,依据情感本体库的语料资源,采用基于情感词典,基于卷积神经网络和基于KNN的方法进行文本情感分析。通过对比大五人格、症状自评量表、应对方式问卷和个人成长环境之间的关联性分析,将心理量表的得分结果与文本情感分析结果对照,综合得出被试的心理状况,大大提高了心理测评的准确度。实验结果表明心理测试效果比单一的心理量表测试从准确度和效率上都有明显提高。
  (2)依据部队新兵管理的规定和心理测量的技术要求,构建了新兵心理评测系统。依据MVC框架,开发适用于部队环境下的便捷有效的评测系统。目前对于某部2015年度几百名被试新兵进行了评测,采集到心理测评数据和基于文本表达的主观题问答数据,通过心理量表和情感分析的相结合,得到了更为全面的评测结果,得到部队用户的好评。评测结果表明新兵入营后整体心理健康状况良好,心理异常表现主要集中在焦虑、人际关系敏感和抑郁,需重点关注的人群特征是初中以下文化程度、抽烟、单亲(失去双亲)家庭、儿时不与父母生活在一起等。
  系统交付部队运行,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对于提高部队战斗力,营造了良好的士兵成长氛围,及时了解士兵的诉求起到了较好的作用。下一步将引入更多自由表达文本,进行基于个性化的心理咨询和帮助。
心理健康教育 安徽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主观幸福感是个体依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价,是衡量个体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社会支持是一种保护人们免受压力事件不良影响的有益人际交往。自我认同是个体依据其自身经历所形成的,带有反思性质的自我理解。青年军人作为国防力量的主要载体,是我国国防人力资源的骨干和基础。研究青年军人社会支持、自我认同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拓宽了主观幸福感的研究群体,丰富了有关主观幸福感的心理学理论,对提升青年军人的主观幸福感,进而提升士气,增强人民军队完成任务和履行职责的能力具有现实意义。
  本研究使用唐开宏,张理义(2013)修订的《中国军人社会支持量表》、Ochse and Plug(1986)编制的《自我认同感量表》、段建华(1996)修订的《总体幸福感量表》对355名青年军人进行调查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1.青年军人社会支持处于中上水平;自我认同处于中等水平;主观幸福感处于中上水平。
  2.已婚青年军人客观支持水平高于未婚青年军人;独生子女青年军人对支持的利用度高于非独生子女青年军人;现役士兵的自我认同水平高于现役军官。
  3.青年军人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显著正相关;青年军人社会支持与自我认同显著正相关;青年军人自我认同与主观幸福感显著正相关。
  4.青年军人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预测作用,能解释主观幸福感19.5%的变异;青年军人自我认同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预测作用,能解释主观幸福感34.9%的变异。
  5.青年军人自我认同在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应用心理学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军人职业特殊,高强度、高风险等职业特点加剧了军人职业压力,由于职业压力导致的心理健康问题日益突出。伴随着我国新时期的军队改革,对于军人核心素质的考量更多的关注到了心理健康方面,结合近年来兴起的积极心理学研究,主观幸福感和心理资本作为积极心理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对心理健康有着极大的影响。因此,研究者集中于研究广大部队基层官兵职业压力、主观幸福感及心理资本的相关关系,借以此来探究对部队基层官兵心理健康的疏导的新方式。
  本研究选取某部队304名基层官兵为研究对象,使用了中国军人职业压力源量表、主观幸福观量表和心理资本量表作为研究工具,研究了职业压力、主观幸福感和心理资本之间的关系,对三者进行了深入的中介作用分析,研究结果表明:
  (1)本次调查的基层官兵职业压力与以往调查有所降低,主观幸福感水平与其它研究无差异,心理资本水平与其它研究相比无差异。
  (2)基层官兵职业压力、主观幸福感和心理资本部分人口学变量存在显著差异
  (3)基层官兵职业压力和主观幸福感呈显著负相关,主观幸福感与心理资本呈正相关。
  (4)基层官兵的职业压力和心理资本对其主观幸福感具有预测作用。
心理健康教育 河南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职业倦怠是由职业压力引起的一种身心疲惫的状态,在工作方面表现为情绪上的耗竭,态度上的冷漠以及个人成就感的降低。本研究的目的是调查一线消防官兵的职业压力、自我同情和职业倦怠的总体情况,并探讨三者之间的关系,为有效地维护消防官兵的心理健康奠定基础。
  本研究以河南省内312名消防官兵为被试,采用《消防官兵职业压力问卷》,《自我同情量表》和《职业倦怠量表》进行测查。结果发现:
  (1)消防官兵的整体职业压力感接近中等水平,其中工作本身压力最高。
  (2)消防官兵的自我同情状况总体上处于中等偏上水平。经统计学分析发现,消防官兵自我同情的总分在不同学历上存在显著差异,高中/中专和本科学历的消防官兵的自我同情水平要显著高于初中学历的。
  (3)消防官兵的总体职业倦怠情况为轻度但接近中度倦怠水平。超过60%的被试存在不同程度的职业倦怠,其中人格解体最严重,其次依次是成就感降低和情绪耗竭。
  (4)消防官兵的职业压力和职业倦怠间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中职业发展压力、外部支持压力、组织管理压力和个人能力压力对职业倦怠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5)消防官兵的自我同情和职业倦怠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孤立感、过度沉迷和清醒意识对职业倦怠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6)消防官兵的职业压力和自我同情呈显著的负相关,职业压力的六个因子对自我同情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7)自我同情在职业压力和职业倦怠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职业压力一方面直接影响职业倦怠水平,另一方面通过影响自我同情水平进而影响职业倦怠。
心理学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医大学;第四军医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从伊拉克战争到茉莉花颜色革命,可以看出,以信息损伤作为致命武器的信息化作战样式已经成为现代战争的主要方式,心理战中,信息对敌方心理层面的打击与摧毁能力使“制信息权”成为了各国军事领域相争的最强武器,谁能在信息上占上风就等于主导了战争的优势。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我们所处的世界被连接成一个整体。国防大学的戴旭教授曾说,从军事领域的角度看,原有的领土、领海、领空的国防观念早已不适应现代化作战样式的信息社会。“网络空间”成为继太空之外,大国之间努力夺占的又一个公共资源,互联网俨然成为了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从军事信息化角度看,这其实是网络时代的一种新的战争样式,我们称之为网络时代的“心”战。网络时代的“心”战,表面上是网络舆论的战争,实质上是信息意识的斗争。没有了兵刃相接的正面对抗,更多了几分潜移默化的隐形干扰,但它的毁灭性早已超越任何武器装备。虽然目前处于非战争时期,但信息的作用却并没有因为和平时期而有所减少,庞大的互联网络成为新的信息影响的平台,大量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隐形输入具有更强的隐蔽性与渗透性,广大官兵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手段进行信息的防御,那么当战争真的到来的时候,将显著降低我军的作战能力及效能。因此我们认为,网络时代的国防,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信”防,就是要减少非战争化信息对军人造成的损伤。怎么在纷繁复杂的信息中筑好防线,降低信息损伤是我们当代军人必须面对的问题。
  突发事件是非战争条件下可以体现信息损伤过程的对象,当我们经历“媒介化”高度融合社会为背景的的突发事件时,往往会受到质量参差不齐信息的影响。这些假消息如果不及时澄清,就会造成危险放大效果,使处于信息风暴当中的受众产生不同程度的信息损伤。
  本课题从信息影响角度出发,通过天津爆炸这一突发事件,试图分析信息对受众态度的影响因素及特点。初次结合微博大数据阐释了信息对网络群体和军人群体态度的影响。研究共分三部分,研究一将“天津爆炸”事件的相关微博作为研究对象,对获取的数据进行了分析;研究二调查了突发事件信息随着时间的变化对不同人群态度的影响,进一步揭示了军人群体受信息影响的特点;研究三调查了影响军人群体的信息类型,为下一步做好信息防御奠定基础。
  研究的主要结果有:
  1.天津爆炸事件微博数据中,负面情绪词占56%。高转发微博的信息内容多为负面。天津爆炸事件排列top150的热词里,负面情绪词占到54%。
  2.爆炸事件引起的关注度超过80%,引发的情绪主要有震惊、心痛、愤怒。军人群体和网络群体在情绪表现上有差异( P<0.05),其中在焦虑、震惊程度上高于网络群体。不同信任媒介渠道的被试对虚假谣言信息的态度均存在显著差异(P<0.001),
  3.不同文化程度、职位的军人受信息的影响不同。信息多引发消极的行为应对和负面认知。不确定信息相信度与焦虑水平呈显著正相关(P<0.001)。
  研究结论:
  1.人们在关注类似“天津爆炸”这样的突发事件时,情绪多受到负面的影响。
  2.受众在面对虚假谣言信息时,态度均呈现消极影响,相比于网络群体,军人有一定的信息抵抗性,受负面影响较轻。
  3.那些长期存在、与自身利益相关的信息容易对军人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多引发消极行为应对和负面认知。越相信不确定信息的军人,其焦虑水平越高。
  本研究特色之处:
  本文抓住“天津爆炸”这一突发事件,将爆炸事件微博的大数据与实际调查问卷数据相结合,通过信息的网络传递及实际传递情况,对人群受信息影响的情况进行了分析,揭示了军人群体受信息影响的特点及规律,为进一步做好军人群体信息防护奠定理论基础。
公共卫生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医大学;第四军医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研究背景及意义:
  军人的心理素质是军队整体素质重要组成部分,其健康的心理是构成军队战斗力的基础。有效地监测和评估军人的心理健康程度,是制定相关军事训练的基础。航天测控作为我军航天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一个国家军队综合实力。目前我国的卫星广泛应用于军事、气象、导航、卫视、抢险救灾等多个领域,卫星测控中心官兵的主要工作是对卫星、宇宙飞船等航天器的追踪与测量,并对航天器发回的数据进行接收和进一步的处理,控制航天器并对其返回舱回收,对在轨的航天器进行长期的运行管理等。近年来,对军人心理健康的研究多集中在陆军、武警和边远陆、海防驻军中,主要研究其人格特质、社会支持、特质应对方式、控制能力及影响因素等。而航天测控官兵的心理健康问题鲜见报道。建立卫星测控军人心理素质教育训练模式,是维护卫星测控军人心理健康,全面提升卫星测控军人心身素质的关键环节,是保证测控部队安全稳定,顺应现代军事发展的需求。本研究对某卫星测控中心3831名官兵采用血清学检测的方式了解其身体健康状况,采用心理量表测量方式对其进行心理健康情况的评估研究,旨在掌握卫星测控军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及在相同压力源下军人的心理控制能力和特征应对方式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从而为对卫星测控军人提供针对性的心理健康工作的科学依据,为提高卫星测控工作官兵的心理健康水平提供参考。
  研究目的:
  本研究对某卫星测控中心3831名官兵通过血清学检测掌握其肝功、肾功、血糖、血脂等生化数据和HBsAg、HBsAb、HCV、HIV和 TP等免疫学数据,了解测控中心官兵的身体健康情况。通过一般情况调查问卷了解该人群社会人口特征,同时通过心理控制能力量表及特征应对方式量表,掌握心理控制能力和特征应对方式两个方面心理健康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从而为对卫星测控军人开展针对性的心理健康指导干预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研究方法:
  对2014年3月至5月期间于解放军第518医院进行健康体检的3831名某卫星测控中心官兵进行流行病学调查,通过血清学检测掌握其肝功、肾功、血糖、血脂等生化指标和HBsAg、HBsAb、HCV、HIV、TP等免疫学指标,初步了解测控中心官兵的身体健康情况;同时通过心理控制能力量表、特质应对方式量表对测控中心官兵进行心理测量,获得该人群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采用Ep iDate软件建立数据库,SPSS21.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基本情况采用t检验,心理相互关系研究采用双变量相关分析,相关因素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并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研究结果:
  1、本研究共调查某卫星测控中心官兵4000人,实际有效调查3831人,有效调查率为95.78%,失访率为4.22%。其中军官失访率6.5%,士兵失访率3.3%。被调查者年龄范围为15.94~60.40岁,平均年龄为(27.9±7.4)岁,男性为主(88.4%),汉族为主(98.1%),本科以上学历占50.8%,未婚占60.4%。
  2、该人群无HCV、HIV、TP感染。HBsAg阳性携带率仅为0.03%,HBsAb阳性率为55.83%。血清学检测肝功 ALT异常率10.55%;AST异常率2.30%;T-Bil21.56%;D-Bil异常率10.47%;肾功CREA异常率31.04%;UREA异常率3.79%;UA异常率16.39%;空腹葡萄糖异常率3.99%;血脂 TG异常率9.23%;TC异常率2.48%。
  3、卫星测控中心官兵的心理控制能力测量中,内控性、有势力的他人和机遇的平均分值分别为32.67±4.58、22.24±6.06和22.22±5.33,其测控官兵有势力的他人和机遇方面分值显著高于常模(p<0.01);其内控性、有势力的他人和机遇方面分值均显著高于同为军人身份、年龄可比的医务人员(p<0.01);同时,其内控性和机遇显著低于普通大学生(p<0.05),有势力的他人显著高于普通大学生(p<0.01)。
  4、卫星测控中心官兵的特征应对方式测量中,积极应对、消极应对的平均分值分别为36.17±5.84、21.40±6.63。其积极应对显著高于常模(p<0.01),消极应对显著低于常模(p<0.01);其积极应对与同为军人样本的新疆地区军人持平,消极应对则低于新疆地区军人(p<0.01)。
  5、对心理健康影响的单因素分析中,该人群心理控制能力的影响因素包括内控性:性别、兵源(即入伍前居住地,下同)、级别、当前学历、工作性质、工作喜欢程度、工作紧张程度、疲劳程度、婚姻状况;有势力的他人:兵源、级别、当前学历、工作性质、工作喜欢程度、工作紧张程度、工作时间、疲劳程度、婚姻状况;机遇:兵源、级别、当前学历、工作性质、工作喜欢程度、工作紧张程度、工作时间、疲劳程度、婚姻状况;其中越喜欢工作、工作越不紧张、越不疲劳者内控性越高,有势力的他人和机遇越低。该人群特征应对方式的影响因素包括积极应对:工作喜欢程度、疲劳程度;消极应对:级别、工作喜欢程度、工作紧张程度、工作时间、疲劳程度、婚姻状况。其中越喜欢工作、工作越不紧张、越不疲劳者积极应对越高,消极应对越低。
  6、对心理健康影响的多因素分析中,纳入心理控制能力回归方程的影响因素:内控性包括工作喜欢程度、疲劳程度和婚姻状况。其中疲劳程度越低,内控性越差,而工作喜欢程度越高、未婚者则内控性越好;有势力的他人包括兵源、级别、学历、工作疲劳程度、工作喜欢程度和婚姻状况,其中兵源为乡村、低级别、低学历、工作疲劳程度低者有势力的他人较低,越不喜欢工作、离异者有势力的他人较强;机遇包括级别、工作喜欢程度、疲劳程度和婚姻状况。其中高级别、疲劳程度高其机遇状态越强,越喜欢工作、未婚者其机遇状态越弱。特征应对方式的多因素分析中,疲劳程度越高,个体积极应对越低、消极应对越高;越不喜欢工作,消极应对越高。
  研究结论:
  卫星测控中心官兵的身体健康情况良好,心理控制能力量表调查测量发现该人群有势力的他人和机遇较一般人群弱;特征应对方式则优于一般人群。通过工作性质、工作喜欢程度、疲劳程度等工作属性可以筛选出具备危险因子的官兵高危人群,在后期对符合高危特征的卫星测控官兵进行针对性的心理团体辅导干预,以期改善个体心理健康水平,为提高卫星测控官兵的心理健康水平提供科学依据。
应用心理学 第四军医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青藏高原在世界范围内有着“屋脊”之称,由于其地势险峻海拔较高导致其特殊的环境,例如气压过低、空气干燥等,如此严苛的环境对该地区驻扎的官兵正常的生理及心理都会产生一定的作用。此外高原区域往往交通不畅,信息封闭,没有丰富的文艺娱乐活动,这种单调枯燥的生活往往会对驻扎在高原上的官兵带来心理影响。即使过去已经有一些关于这方面的研究,然而对那些长期生活在高原上的官兵的大脑认知能力的改变以及保护都没有全面细致的探究。脑力劳动在现如今科技导向的局部战争中体现了愈发重要的地位,官兵的脑力功能直接影响于军事战略部署。所以,对长期驻扎生活在高原上的官兵的认知能力的改变及其保护的探究是很重要的科学课题,同时也关系到我国的军事战略。
  目的:为了了解军人心理认知能力在高原环境中的变化,本课题引入心理测评仪器测试,对高原官兵的朝向注意、抑制控制以及认知能力结合ERPs技术进行研究分析,对比了在朝向注意和抑制控制功能在平原和高原、以及认知能力不同的个体上的差异。探讨高原耐受性好的群体的认知神经特征。为下一步高原官兵认知功能等级评定和心理健康防护提供理论和实证依据。
  方法:以移居高原组为分析对象,同时设立平原地区的对照实验。平原对照组的官兵驻扎地为气压1028hPa、海拔500m的环境,移居高原组的官兵驻扎则位于气压358hpa、海拔3680m的藏区。对受试者的个人基本信息进行采集汇总,特别是兵源地、高原居住时间等。
  实验一.将952名官兵分成两组并使用DXC-6型无线多项群体心理测评仪对其记忆搜索、词语理解与工作执行、数字相加、心理旋转、数字搜索等认知功能开展评测。分析级别差异时,我们将使用T检验法处理测试成绩。
  实验二.从上述高原组和平原组各随机抽取28名官兵作为ERPs的实验对象,然后在移居高原组中选取认知测评成绩最高和最低的两组官兵作为ERPs实验对象。ERPs记录采用Go/Nogo任务。记录额区(FZ)、中央区(CZ)和顶区(PZ)的N2、P3波的波幅和潜伏期。ERPs数据采用多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的方法对高低分组进行对比。
  实验三.在移居高原组中选取认知测评成绩最高和最低的两组官兵作为ERPs实验对象。ERPs记录采用Oddball任务。记录额区(FZ)、中央区(CZ)和顶区(PZ)的P3波的波幅和潜伏期。ERPs数据采用多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的方法对高低分组进行对比。
  结果:
  实验一.移居高原组认知功能特点
  1、与平原对照组比较,移居高原组官兵的数字搜索能力、心理旋转能力、词语理解与工作执行能力、数字相加能力、记忆搜索能这五项测试的正确数、标准分得分均显著增高(p<0.01),总反应时显著降低(p<0.01)。
  2、本研究发现,高原被试官兵的认知能力要明显高于平原被试官兵,包括空间知觉能力、判断运算能力、短时记忆能力、注意广度及范围以及语言理解能力等五项认知功能。
  实验二.高原环境对官兵抑制控制能力的影响
  1、行为学数据统计结果,高原组和平原组被试的Go/Nogo任务行为反应无明显差异。认知功能高分组和低分组被试的Go/Nogo任务行为反应无明显差异。
  2、与平原组相比,高原组的P3d成分显著降低,而N2d成分没有显著差异。
  3、相对于认知功能高分组被试,低分组的反应抑制能力降低。
  实验三.不同认知能力高原官兵对新异刺激的注意偏向事件相关电位研究
  1、与认知功能低分组相比,认知功能高分组的P3波幅显著升高(p<0.01)。
  2、认知功能低分组和高分组的P3潜伏期无显著差异(p>0.05)。
  3、P3波幅和认知功能测验进行偏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词语理解、数字相加、数字搜索、心理旋转的反应时、标准分、正确率时的偏相关系数均有显著相关(p<0.01);P3波幅和记忆搜索的反应时、正确率的偏相关系数均有显著相关(p<0.05),而与记忆搜索的标准分的偏相关系数无显著相关;认知功能测验结果与P3潜伏期无显著相关。
  结论:
  1、实验一结果提示经过高原习服2年,本研究采样的高原官兵认知功能已恢复到正常水平,甚至略有增加,一定条件的低氧可以促进官兵的某些认知能力轻微增强。
  2、实验二结果提示高原环境下抑制控制功能受损。较高的认知能力具有较好的抑制控制功能。
  3、实验三结果显示认知功能越高,P3波幅越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脑功能状态总体的水平,可能是一个比较全面反映认知功能的综合性指标,可以用于高原官兵人员的选拔。
  4、本研究探索出来的这套测量方法,经过实验证明是一套在高原行之有效的筛查优秀认知能力士兵的测量工具。可以为我军在高原部署一支“能打仗,打胜仗”的生力军提供有效的技术保障。
思想政治教育 西安理工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军人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和践行,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军思想政治建设的重大创举,是人民军队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中央军委在2008年明确指出:“要围绕强化解放军部队官兵精神支柱,大力培育‘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的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军人核心价值观提出国家对军队的根本要求,是军队完成肩负使命的有力保证;体现了军队的宗旨和性质,是其“军魂”和强大的精神力量之所在;指引着军人的理想、信仰和行为,是构成军队战斗力和军人精神支柱的重要基础。当前,我军各部队都在以各种方式深入开展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培育活动,以此引领官兵的思想和行为,真正做到打得赢、不变质,从而提高广大官兵高举旗帜、听党指挥、履行历史使命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是军人最高的价值目标,反映着军队的精神旗帜,决定着我军建设发展的性质宗旨。从古至今,军队始终是国家、民族、人民的保护伞,是维护祖国统一、领土完整、政权稳定的保障力量。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物质文化的不断丰富,各国军事力量的竞争逐渐由军事装备竞赛演变为多元化较量,其中,较为重要的一项为军人意识形态的塑造与培养,即军人核心价值观。力求从一个新的视野去探讨我军官兵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发展历程,构建较为完整的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研究体系。对于在新形势下弘扬战斗精神、实现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研究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导论。第二章为理论概述。对相关核心词进行了理论描述,并将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关系做了阐述,对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内化的相关概念进行了剖析。第三章从战略部署、理论、实践三个方面分析了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内化的时代意义。第四章通过调查问卷、座谈访问等方式分析了当前在部队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培育现状和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第五章结合前人的研究结果,分析了针对当前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内化出现的问题应该如何提高时效性,并且比较有层次有针对的制定相应对策。
国防经济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军费开支在大国兴衰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是古往今来所有大国面临的重要议题。一直以来军费开支与战争有着密切的联系,以军费开支为投入的战争往往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兴衰,推动着国际体系的演变。然而,战争会带来无尽的灾难。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演进,和平发展已经成为主题。我国一直以来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积极倡导并维护着人类社会的和平发展。科学合理的军费开支是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必须面对的现实课题,是推动和平发展、破除“中国威胁论”必须回答的战略课题,是建设“两个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本文采用冲突经济学、组织行为学、计量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借鉴多学科的理论成果,围绕“国际社会对我国发展的误解及中国和平发展战略”,“保障我国和平发展对军费开支提出什么样的需求”,“军费开支对和平发展有什么样的助推作用”的总体思路来展开。
  大国的竞争充斥着国际格局的演进,我国在经历了列强欺凌的“挨打”阶段和贫穷落后的“挨饿”阶段后,终于迎来了民族复兴的曙光。在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我国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但国际社会对我国的发展不乏“中国威胁论”的鼓吹。西方学术界主要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三个主要理论视角来看待我国的发展壮大。西方媒体舆论则充斥着“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责任论”等“棒杀”与“捧杀”的论调。以外交数据和军费开支数据为基础,采用政策弹性的方法,对“中国威胁论”进行了驳斥,进一步支撑了我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事实。
  我国的和平发展对军事力量建设提出更高的要求,军事力量建设的唯一财力支撑是军费开支。从历史上大国兴衰更替中的军费开支变化规律入手,探讨了军事力量建设、军费开支和大国兴衰的历史变迁。然后回到现实,具体讨论了我国和平发展过程中不断拓展的国家利益对于军事力量的需求及现阶段我国军事力量水平与和平发展需求之间存在的差距。军事力量最基本的构成要素是人与物,随着科学技术及新军事变革的深入发展,提高军事力量水平所需的费用越来越高昂。国防是公共物品,所以高昂的军事力量建设投入只能来自于国家的财政开支,也就是说,军费开支是军事力量建设唯一的财力支撑。
  采用博弈论的方法构建了经济学理论模型,分析了军费开支在大国兴衰中扮演的核心角色。国家的发展既要有生产性努力,也要有分配性努力。信息时代全球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国与国间利益相关性逐步提升,经济政治利益分配的秩序越来越左右着一个国家的兴衰。军费开支作为可置信的分配性承诺,在塑造国际社会利益分配秩序的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按照该逻辑,构建了军费开支、斗争性努力和大国发展的框架对近代以来我国的军费开支进行了案例研究。
  我国和平发展对军费开支的总体规模和结构提出了要求。当前我国军费开支的绝对值、军费负担及人均军费开支的数值在全球各大国中并不处于占优地位。我国的军费开支与我国不断上升的国际地位和不断拓展的国家利益不相称。保障和平发展的军费开支总体规模要体现我国军费开支的演进规律、要与不断拓展的国家利益要求相一致、要符合军事力量建设的基本规律。装备发展是我军升级转型的核心。以“奥古斯丁定律”为基础,对英美国家武器装备机械化信息化过程中主战武器装备系统成本增长的规律进行了总结。军队的军事人力资本提升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规律,脱胎于计划经济年代的军费体系特别是人员费用决策必须适应整个经济社会体制的发展。要基于市场经济规律和军队战斗队本质属性来制定军费开支,才能够发挥激励作用,激发军事人员的努力程度,提高军事人力资本。军事训练是战斗力生成的基本途径。在和平年代,军事训练是落实全新作战理念、熟悉新式武器装备、摸清新型战争环境的基本途径。我军现阶段还处在信息化军事训练的初级阶段,要完成信息化战争的军事训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必须随着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军事人力资本的提升在新型作战理念指导下加强军事训练。军费开支必须与军队信息化训练的规律相适应,并积极牵引军事训练的进行。保障我国和平发展的军费开支要进一步优化结构。从军兵种来看,重点向海空军倾斜,从项目来看,装备费、人员费、训练费要并驾齐驱,稳步上升。
  军费开支的增长效应和福利效应对和平发展具有重要的助推作用。首先,军费开支创造总需求。作为政府开支的重要部分,军费开支可以提高社会生产能力的利用率,这种作用尤其在需求短缺的情况下发挥得更为明显。在需求疲软的宏观经济环境下,军费开支可以提高对现有资本存量的利用率,提高企业的利润率,促进经济的增长。其次,军费开支具有“衍生”影响。从制度演化的角度来看,军事部门是“强迫性”现代化的社会部门,军队中先进的制度要素逐步地由军事领域传播至社会的各个领域,拉动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从经济溢出的角度来看,由军事部门力量完成的基础设施、先进技术等都会明显地拉动民用经济的发展。当军事力量为民用工程服务、参与抢险救灾等非军事行动时,外部性发挥得更为明显。武器装备研发设计生产的整个国防工业基础从产业内部关联、技术两用等方面促进着整个国家工业的发展。采用结构计量(structure form)的范式对我国军费开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发现军事部门的要素边际生产率正在逐年提升,对民用部门经济的拉动作用正在改善。采用简化计量(reduced form)的范式对军费开支的福利效应进行了研究,发现通过国防产业布局、户籍流动、溢出效应、基础设施、社会分层等机制,军费开支对贫富差距具有改善作用。
  适应和平发展确定合理军费开支。军费开支要弥补“忍耐期”缺口,达到国际平均水平,适应新军事变革的要求,使得军费开支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要优化军费开支结构,调整装备费、人员费、训练费比例,向新型作战力量倾斜,向基层一线倾斜。要建立军费开支的增长机制,构建满足人力资本激励要求的人员费增长机制,适应装备更新换代成本增长规律的装备费用增长机制,适应军事训练活动规律的训练费用增长机制。军费开支要适应国家快速发展要求,与整个社会经济体制的改革相适应,与财政体系发展阶段相适应,与国防工业发展阶段相适应。要发挥军费“增殖”效应,进一步深化军民融合,进一步加强溢出效应。
  文章的主要创新点如下:
  1.从政策弹性的角度对“中国威胁论”进行了驳斥。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着外界的种种质疑,其中“中国威胁论”是最为普遍的一种声音。从军费开支和外交行为两个维度入手,研究了全球主要大国的政策弹性,从数据上有力地驳斥了“中国威胁论”。
  2.从可置信承诺的角度研究了军费开支在大国和平发展中的作用机理。军费开支不仅仅对于武器装备的发展具有直接的作用,还间接地传递着一个国家战斗性意愿的信号。这种可置信的战斗性承诺对于塑造全球秩序中的机制具有着重要的作用,从而最终影响一个国家的兴衰。
  3.从基于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发展理论出发,研究了我国和平发展中的国家利益拓展重点方向及其对军事力量和军费开支提出的需求。根据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发展理论,未来拥有丰富资源、具有庞大未饱和市场和廉价劳动力的非洲地区是我国资源进口、对外投资、商品出口的重要方向。要保障这些国家利益不受侵犯,就必须发展航路保障和远程投送方面的军事能力,这些能力的建设对于军费开支提出了全新的需求。
  4.对武器装备的成本增长规律进行了研究,发现武器装备成本存在着系统性的长期增长趋势,其中海空军主战武器装备平台的成本增长速率较高。这一规律对和平发展中我军机械化信息化建设过程中武器装备更新换代的费用开支提供了较科学的参照系鉴。
  5.对我国军费开支进行了经济效应分析,发现我国军费开支具有增长效应和福利效应。军费开支有助于经济增长,从要素生产率的差异和规模性分析了其经济机理。军费开支有助于改善收入差距,从三线建设、外部性、人口流动、社会分层等方面解释了这种现象后面的经济机理。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天津商业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军事强国加大军事威胁力度,不断对我国实施封锁、孤立、干涉和侵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战略策略上与美国进行军事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提出了一系列科学有效的应对战略策略,形成了毛泽东对美军事斗争思想的内容体系,为妥善处理中美关系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方法、步骤和措施。但在在毛泽东及毛泽思想研究中,对美军事斗争思想研究还没有完整的研究专著和系统性的论述,尤其是毛泽东对美军事斗争的基点、原则和方式等系统性研究尚显不足。本文按照“回顾历史、梳理内容、总结贡献、指导实践”的研究思路,尝试对这一斗争历程进行总结,对毛泽东对美军事斗争思想进行研究,为今后我国对美军事斗争实践活动提供参考和借鉴。
  在对美军事斗争实践中,毛泽东根据不同历史时期和国内外环境,采取不同的斗争策略,取得了对美军事斗争的伟大胜利,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本文按照历史分析法,将对美军事斗争思想演变划分为针锋相对阶段、政治接触阶段、冷战共处阶段和联美抗苏阶段进行研究梳理。针锋相对阶段,从抗战胜利到朝鲜战争结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支持国民党反共、支持法军侵越、侵占台湾海峡、武装干涉朝鲜内政,对红色中国实施全面封锁。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针对美军事干涉的严峻形势,作出了从间接抗美积极自主争取抗战胜利果实,到“一边倒”打破封锁,再到抗美援朝直接对抗等一系列战略调整,与之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打破了封锁,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政治接触阶段,从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到炮击金门,毛泽东基于解决台湾问题的现实考虑,通过日内瓦谈判、大使级会谈等面对面的方式与美国进行政治接触,并通过策略性地炮击金门,将美国逼回到谈判桌旁,维持了“一个中国”的局面,开辟了敌对状态下中美两国相互沟通和联系的新渠道。冷战共处阶段,从炮击金门结束至珍宝岛事件发生,美国通过建立东亚军事联盟、入侵越南和老挝、实施核讹诈等方式,对新中国实行“遏制”政策,毛泽东通过联合反美,援越援挝抗美、发展核工业,打破被动局面,有力地抵制了美霸权主义。联美抗苏阶段,从1969年到1976年,苏联军事力量扩张,美国战略力量收缩,通过“乒乓外交”缓和与美国的关系,实现了“一条线”联美制苏的目的,确保了中国利益,促进国际反对霸权主义统一战线的形成。
  通过梳理总结,本文认为毛泽东对美军事斗争思想的主要内容由对美军事斗争的根本出发点、基本原则和基本方式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其根本出发点是在对战争与和平判断的基础上,以促进世界革命为前提,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以确保国家领土主权不受侵犯为底线,制定与调整对美军事斗争策略,针锋相对反对美帝国主义,最大限度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其基本方式是依靠群众发动人民战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反霸统一战线,立足以弱胜强灵活方法争取胜利。其基本原则是科学分析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增强打赢信心,从实际出发实施正确的作战指导,从大局出发力避全面冲突且不弃和解,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既要维护国家利益,又要避免发生面对面的直接军事对抗,始终掌握战争主动权。
  深入探讨毛泽东对美军事斗争思想,对处理今后中美两国军事战略关系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首先,要从国际战略全局着眼,纵横捭阖,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斗争策略,发展其他国家建立的友好关系,尊重世界的多样性,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积极发展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关系,改善中国的外交环境,使中国在对美关系中占据更加有利地位。其次,要着眼全局谋划,维护根本利益,敢于斗争积累经验,善于斗争以斗求变,立足军事斗争准备,采取积极防御,同时避免全面冲突,争取有利地位。再次,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信息等多种手段,保障国家安全,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最后,要重视发展包括政治力、经济力、科学力、国防力、文教力、外交力、资源力在内的综合国力,巩固国家生存和发展利益的基础,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赢得对美军事斗争的主动权。
国防经济学 西安工业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军民融合产业园和军民融合产业基地的建设在全国已经初具规模,军民融合产业园和军民融合产业基地都是军工融合技术创新网络不同的表现形式,军工融合技术创新网络以龙头企业带动整个网络的发展,本文中将龙头企业称为核心军工企业。核心军工企业能够凭借自身的军民融合技术和军民融合技术研发优势占有和维持自己在网络中的核心地位,核心军工企业能够凭借军民融合实力吸引和选择合作伙伴进入网络,并且能够管理各个层次的军工关系和非军工关系的能力是核心军工企业的网络能力。可见,核心军工企业是整个技术创新网络发展的驱动力,它能够带动成员企业的军民融合技术创新,从而推动整个网络的军民融合技术创新。但是很少有研究技术创新网络中核心企业的网络能力研究,由于军工行业的特殊性,所以现有的研究结果不能直接用来评价军工融合技术创新网络中核心军工企业的网络能力,所以本论文重新构建核心军工企业的网络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然后以西安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和阎良航空城为例进行实例分析,根据评价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措施提高网络的军民融合技术创新,促进整个网络的发展。
  本论文的主要工作和研究成果:先确定了核心军工企业的识别因素,然后构建军工融合技术创新网络中核心军工企业网络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首先,利用文献检索法逐步进行检索,通过文献统计法初步得到企业网络能力指标:网络愿景能力、关系管理能力、组合管理能力、网络管理能力和企业内部能力;其次,进行专家访谈和小组讨论。在导师的带领下,我们在航天四院对企业专家进行了访谈,访谈中得知,核心军工企业主要通过制定合作规程、管理各种关系、资源整合、资质和实力来发挥作用。在军民融合技术创新网络中,核心军工企业的资质和实力则主要是指核心军工企业的军民技术融合能力,军民技术融合能力包括军民两用技术能力和军民两用人才能力。经过我们讨论组学术专家的讨论,将军民融合技术能力替换初步文献检索中的企业内部能力,修正了最初的网络能力指标体系;最后,通过发放调查问卷确定了核心军工企业的网络能力指标体系。核心军工企业的网络能力指标体系构建完之后,选取西安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和阎良航空城做核心军工企业的网络能力评价的实例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从总的来看,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中航天六院的网络能力总分大于西安阎良航空城中西飞集团的网络能力;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中核心军工企业的关系管理能力和网络管理能力得分并列最低;西安阎良国家民用航空城中核心军工企业的组合管理能力得分最低;西安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和阎良航空城中核心军工企业的网络愿景能力和军民两用人才能力都比较高;西安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的军民两用技术能力比较低。
伦理学 河北师范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军人是个特殊的职业,军人角色意识与所处的形势、环境变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在战火纷飞或内乱不断的年代,军人面临的环境和任务就是打仗或平乱,军人始终处于角色的表演状态,此时军人的角色意识表现为强烈的参与性,对自己所担负的任务有清醒的认识,明确自身的地位、权利和义务,因而也就易于遵从、奉行角色所要求的职业道德和伦理期待。然而,随着形势的发展和环境的变化,军人对角色的认同意识也在自然或不自然的过程中发生变化。一是军人对自身角色认定的移位和模糊。二是军队的作用受到忽视,从而造成军人对自身角色认同的受挫。三是军队在和平时期的教育训练,很难通过战争检验,这也容易导致偏离中心工作,淡化“兵味”。因此,军人角色伦理的研究十分必要。本文试图从理论上对军人角色伦理进行分析,揭示军人角色的本质特征,研究新形势下军人角色伦理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以期有针对性地探索出当代军人角色伦理培育的有效方法和途径。
  本文以军人角色为研究对象,从伦理学的视角,运用伦理学与社会学相关的理论和方法,对与军人角色的身份地位相契合的应然之责、道德行为规范和伦理行为模式以及角色伦理建设等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探索和研究。
  全文共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军人角色伦理的理论界说。在界定角色概念的基础上,分析了军人角色的特殊性,阐释了军人角色伦理的主要特征,阐明了军人角色伦理是以军队和国防建设理论为基础,以社会的法律、政策和现实需要为依据。
  第二部分,军人角色的伦理模式。军人角色是国家社会生活中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角色,属于担负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履行保卫祖国、抵抗侵略的神圣职责。这也就决定了他们被赋予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伦理期待以及军人角色的权责伦理定位和道德行为规范。
  第三部分,军人角色伦理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军人作为社会劳动分工中一个具有特殊职业特点的群体,在职业责任、行为规范等方面与其它职业群体存在明显的差异。军人角色意识的迷失和弱化,源于对军人角色权责定位和伦理期待认识不到位。主要表现在军人角色意识淡化、军人角色形象受损、军人角色行为失范、军人角色权责偏离等几个方面。多重角色的集合体、军人角色的道德失范、部队管理的伦理缺失和社会大环境的影响等,是其形成的主要原因。
  第四部分,加强军人角色伦理建设的途径。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的经济社会必将得到全面发展,必将对军人社会角色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加强军人角色伦理建设应从倡导奉献精神、强化角色意识、注重氛围熏陶、发挥激励功能等方面入手,坚持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等原则,通过强化军人的角色意识、加强军人角色伦理调控、建立和完善部队管理体制等方法和途径,方能取得良好的治军效果。
心理学 第四军医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信息在未来战争中越来越成为作战的最重要形式,当它作为武器时,会影响指挥者的决策,降低作战者的战斗意志,甚至诱发各种精神障碍。在当今的国际局势下,高科技含量的局部战争已经成为战争的主要形式,而通过信息战对敌方进行信息损伤也已成为最主要的杀伤手段。在最近的利比亚战争中,信息支援战所取得的战绩占到所有战争的70%-80%,北约联军以最小的军事代价赢得了最大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效益,这就是信息损伤在未来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这对我们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在国内,自我军研究者提出信息损伤的概念以来,信息媒介在战争中的使用迅速成为热点问题,如何在军事技术快速发展、武器装备高度发达和单兵素质迅速提高的情况下抵御致伤性信息的影响,是现代化战争给我们提出的一个严肃的问题。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了解和研究信息传播的整个过程,而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媒介作为信息的载体,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传播环节。当前传播学中针对媒介的研究数不胜数,但是针对军人群体信息传播的相关研究较少。作为特殊的作战单位,军人群体是未来战争信息攻势中受到影响的主要受众,在军营环境下,信息主要是通过何种媒介传播的,信息媒介的特点及信息传播的效果成为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本研究分为调查和实验两个部分。调查部分从媒介方面入手,通过访谈法、问卷调查法对我军官兵最常接触和主动获取的信息媒介、媒介倚重度、信源倚重度以及冲突情境下信息渠道选择等方面的媒介接触现状进行了了解。第二部分采用实验法研究了动机取向、信源类型、卷入程度对信息传播效果的影响。
  研究的主要结果有:
  1.军校学员与基层部队官兵最常使用的媒介分别为互联网和电视,但在关系到是非善恶等价值评判问题上,军人群体则更加信任亲人。
  2.行为上,军校学员和基层部队官兵获取新闻时影响最大的媒介分别为互联网和电视;在学习知识上影响最大的媒介则都为书籍杂志。
  3.在信息来源上,无论是军校学员还是基层官兵最看重的都是来自亲人、战友以及上级领导等身边的近关系所得到的信息。
  4.冲突情境中,电视在军人群体选择中得到了最为广泛的信任。但由于军人群体的特殊性,当与工作相关的信息发生冲突时,来自战友和领导的信息更让他们信任,而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信息发生冲突时,他们会选择相信亲人。
  5.不同的动机取向(F=4.212,p<0.05)和信源类型(F=8.528,p<0.01),不同的信息卷入水平(F=7.25,p<0.05)与信源类型(F=5.06,p<0.01)对信息态度的影响均显著。信息卷入水平对被试阅读信息后的行为意向(F=13.44,p<0.01)、传播意向(F=7.52,p<0.01)以及探索意向(F=25.36,p<0.01)影响显著。
  研究结论:
  1.军人群体最常接触的媒介在信息传播效果上往往不是最好的,真正对军人群体影响最大的是亲人、战友、上级领导等现实的社会关系。
  2.信息的传播效果受到不同动机取向、信源类型的影响,预防定向的军人群体对信息可信度的评价更高,军人群体更相信来自专家信源的信息。
  3.信息的传播效果受到不同信息卷入水平的影响,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高信息卷入水平的人对信息可信度评价更高,会有更高的传播行为和探索意向。
  本研究的特色:
  第一,从信息损伤的预警与防护出发,以军人群体为调查和研究对象,对军人群体的媒介接触现状进行了呈现,并研究了不同信息渠道在军人群体中的影响程度,为信息损伤的防御提供了切入点。
  第二,在军人群体中信息的传播效果上引入了卷入度等概念,为大众传播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到军人群体中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工商管理 天津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近年来,我国国防科技工业迅速发展,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在国家工业基础中越来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军民融合发展战略,为国防科技工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国防科技工业是军民融合发展的重要领域,结合国防科技工业的历史实践,探索国防科技工业多领域、全方位的军民融合发展路径,对统筹国防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推动军队现代化建设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对世界主要国家军民融合的历史实践进行了回顾,总结了其中的经验和启示,并着重阐述了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战略思想。结合军民融合发展战略覆盖面不全、融合深度不够等问题分析解决方式,提出了以统筹国防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为核心、推动国防科技工业多领域军民融合式发展的研究框架,为军民融合过程中各主体的最优决策选择提供依据,并为实现军事与经济效益的双赢奠定理论基础。主要结论及创新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通过面板数据模型的回归分析,研究国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外部性作用。回归结果表明,国防建设对经济建设具有一定的溢出作用。因此,推动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落实,有利于将国防建设与国民经济紧密结合,从而实现国防经济与国民经济的共赢。
  (2)探索军民融合的发展路径。首先,构建军民融合式国家创新体系,并突出政府的主导作用。从动态角度对有限理性的政府、军工企业和民营企业间的博弈行为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政府通过建立完善的激励、监督和惩罚机制,打造良好的军民融合式发展环境,发挥宏观调控作用,能够促进创新体系向帕累托最优的方向演化,从而提出促进军工领域多主体最优合作的对策和建议。其次,引入人才供应链理论,运用微分对策动态模型,构建国防科技人才培养体系,研究军地院校在军民融合式人才培养过程中的最优策略,并对Nash非合作博弈、Stackelberg合作博弈与协同合作博弈下的反馈均衡结果进行比较。结果表明,协同合作博弈情形下军地院校均付出较高的努力水平,并获得较高的整体收益。此外,考虑武器装备竞争性采购中的军民融合过程,通过采购公开招标等手段深入推进军民融合战略的落实。运用委托代理等理论研究多个投标企业和唯一的采购部门(政府)的最优决策问题,为国防采办最优供应商的选择提供理论依据,进而实现军事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3)从法学视角下选择政策工具,构建国防政策分析的二维框架,对我国现有国防政策进行梳理,探讨国防政策的过溢、缺失或不足的现象。最后,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旨在通过国家意志对军民融合发展作出明确的引导和政策保障。
特种医学 第四军医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军事变革不断深入和现代化战争的要求,传统的科层式组织形式已经无法适应于我军改革的要求。众多的研究表明,团队成员之间的有效沟通是影响团队有效性的关键因素。社会网络分析是一种用来分析人际之间关系的理论和方法,它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普遍联系,突破了以往研究强调个人分析的传统,为组织行为研究和心理学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视角。近几年,国内才刚刚对社会网络分析进行介绍,相关的研究大多停留在模仿国外和理论探讨阶段。描述人际之间的沟通模式十分困难,借助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描述出军人群体沟通网络,并对其结构进行分析,从而对团队的建设、信息损伤的预警和防护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通过个案研究,对我国军队中的一线作战部队进行调查,并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研究军人群体中沟通网络结构,有利于了解部队官兵内部的沟通状况,从而有助于控制军人群体内部信息的传递,从信息传递的角度做到信息损伤的预警和防护。
  本研究主要由两部分构成:
  第一部分:军人群体沟通现状调查。通过访谈和问卷调查,了解官兵获取信息的途径、人际沟通在信息传递方面发挥的作用等。
  第二部分:根据研究一的结果,构建三种不同的沟通网络,然后选取完整的连队,利用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刻画人际之间的沟通模式,并分析其结构特点。通过逻辑回归的方法探讨同乡、同年兵等不同关系对于军人群体信息传递的影响。
  本研究的主要结果和结论:
  (1)军人群体人际沟通的特点。对于军人群体,电视是获取外界信息的主要方式;通过人际沟通获得信息数量和种类上并不占优势。官兵之间沟通的信息往往是不确定的、和自己利益相关的;并且通过人际沟通获得的信息可信度较差。人际沟通的主要作用是宣泄情感和获得消息。
  (2)沟通网络结构特点。不同的团队沟通网络结构不同,造成不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人员构成、团队任务等。不同的成员位于沟通网络的不同位置,拥有职务、已婚、军龄较长的人往往处于核心位置,从而控制整个团队的信息传递。
  (3)人际关系对于沟通网络连接的影响。情感性信息的传递往往发生在同乡关系、同年兵关系和同班战友关系之间;而工具性信息的传递则倾向于发生在同班战友之间,并且这种信息往往来源于拥有相应专业知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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