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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扬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公平问题在中西方的历史上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就开始了对公平问题的探究,从对“公”、“平”、“正”、“义”的阐释到对大同社会的美好憧憬,展示了人们对于公正平等社会的向往。西方对公平问题的探究在古埃及就有文字记载,表明公平最初是同人们的劳动实践及分配活动联系在一起的,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特别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渐完善,西方的公平思想在不同时期形成了不同的理论派别。中西方历代先贤们的公平思想对于当前中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认识和解决公平问题仍然具有启发意义。
  20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社会自改革开放之后,开始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社会资源配置方式以及分配方式出现了多元化的局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环境、运行程序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出现了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现象,特别是非市场原因导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反映收入分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世界公认的警戒线;改革中各种矛盾的阶段性和集中性爆发,深层次社会矛盾的显现,使得公平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国家和政府也非常重视公平问题,从最初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再到“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显示了政府解决公平问题的过程与决心。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梳理近代以来西方公平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探析不同历史时期西方公平思想在中国传播的历史环境、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受众以及传播效果,总结归纳其中的教训和经验,对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分析、解决当代中国的公平问题可以提供某些借鉴和启示,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论文采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下,采用历史学方法、政治学方法、传播学方法等,对近代以来在中国传播的主要西方公平思想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论文内容包括绪论及六章内容。
  论文在绪论部分介绍了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论文研究方法与结构、基本概念的界定。在基本概念的界定部分,阐述了“公平”、“公正”、“正义”的异同,介绍了公平的类型等,指出了平等是衡量公平的重要指标。
  论文梳理了西方历史上的公平思想,筛选出了近代以来在中国传播的主要西方公平思想,包括基督教神学公平思想、契约论公平思想、功利主义公平思想、拉斯基民主社会主义公平思想、罗尔斯的分配正义论、诺齐克的权利正义论、德沃金的资源平等论、沃尔泽和米勒的多元正义论,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也是产生于西方的公平思想,但在性质上与西方其他公平思想截然不同,所以在分类上单独列出。分析了上述公平思想在西方产生的历史背景,并对这些公平思想进行概括、归纳、提炼。
  西方公平思想随着列强的侵略涌入中国。基督教神学早在唐朝时期就传入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圣经》完整译本在中国的出现,基督教神学公平思想开始系统地传入中国,传教士作为基督教神学公平思想的传播主体,通过直接讲道、写作或翻译书籍、创办教会学校、发行报刊等方式进行基督教神学公平思想的传播。基督教神学公平思想在内容上具有麻醉性、消极性,鸦片战争后被列强利用充当了文化侵略的工具,奴化和驯顺中国人民,以利于列强的殖民侵略;另一方面,基督教神学公平思想在客观上冲击了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成为太平天国的理论来源之一,“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也是西方平等思想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契约论公平思想是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传入中国的。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加速了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客观上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和愿望的资产阶级改良派认为不仅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还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及思想文化,西方的进化论思想、天赋人权思想、三权分立思想等逐渐传入中国。契约论公平思想源自霍布斯、洛克、卢梭,其主要内容包括人人生而平等、人人拥有自然权利(天赋人权)等。资产阶级早期改良派王韬、郑观应、何启、胡礼垣较早地接触到或传播了天赋人权思想;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对契约论公平思想的间接或直接传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资产阶级革命派杨廷栋、邹容、刘光汉、陈天华、孙中山也传播了契约论公平思想。西方契约论公平思想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武器,促使了民众国民意识、权利意识的提高;但也由于救亡图存的工具性,在传播过程中疏离了西方契约论公平思想的本意,从而导致了影响的变异。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改造社会的热潮促使了公平思想的广泛传播。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改造社会的热潮中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开始传入与传播,功利主义公平思想也得到了传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李达、陈独秀、陈望道、毛泽东等通过在一些报刊上发表文章、翻译出版书籍、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机构等方式对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进行了传播;一些国民党人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的传播;“问题与主义”之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的传播。此时期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主要是社会制度公平思想,即铲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美好社会,对经济公平也有一些探讨。胡适、高一涵等在知识界传播功利主义公平思想。功利主义公平思想影响主要在理论层面,是五四时期“民主”的思想资源,“科学”的重要内容,是改造国民性、增强国民个人权利意识的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指出了公平社会的新方向,其影响在不断扩大,并且开始从理论走向实践。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与其他公平思想展开博弈。具体来说,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新专制主义在制度公平方面进行理论与实践的博弈。李达、李一氓、吴亮平(吴黎平)、郭大力、王亚南通过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于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自由主义思潮的主要组成部分是民主社会主义,主要传播者是罗隆基、张君劢、张东荪、施复亮等人。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质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所谓“计划化民主国家”的公平社会难以实现。新专制主义覆亡、自由主义式微、马克思主义(新民主主义)胜利,这是历史和人民的抉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三十年,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在践行中出现了曲折,在建立相对公平的基本制度之后,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在实践中进行了探索,出现了波折,由最初的追求平等到陷入了平均主义的误区。此时期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主要是社会制度公平思想、分配公平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分配公平思想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原则是权利原则和按劳分配原则,在共产主义社会则是按需分配原则。诸多主客观因素影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的解读与实践,使之附着了中国传统大同思想与平均主义的色彩。
  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公平思想的传出现了新气象,因此从市场经济的视角分析当今中国社会对公平正义思想的吁求,从起点公平、机会公平、结果公平方面透析西方公平思想的影响。传播的主要西方公平思想包括罗尔斯的分配正义论、诺齐克的权利正义论、德沃金的资源平等论、沃尔泽和米勒的多元正义论。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得到了新的发展,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仍然居于主导地位,可批判借鉴西方其他流派的公平思想,以利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公平正义理论体系的构建。
  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的传播历程启示我们在当今时代应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的各类传播主体的潜力、充分发掘各类传统传播媒介和新媒介的功能,还应重视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的中国化实践,以增强马克思主义及其公平思想的传播力,巩固其主导地位。
行政管理 山西财经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互联网在全球的迅猛发展,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相互交流的方式与行为。网络空间以一种独特的形式,缩小了个人与公共空间的距离。人们在网络空间中,自动过滤掉所有的有色标签,呈现出最真实的面貌。互联网的介入,为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互联网与民主的相互契合。
  非互联网时代的政策过程,无论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的政策路径,政府表现出“家长式”作风。谈及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政府的高姿态与民众建起了高墙。政策制定过程中,更多的是政策精英对公共事务的垄断;政策执行过程中,也是政府说了算。互联网发展的今天,网络具有的开放性和匿名性,打破了政治精英的垄断,提高了政府对民意的重视度,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政策制定的暗箱操作与幕后交易,增强了民众政治参与的热情。互联网的大众化,将“屋子里装不下的现实问题”在网络空间中只需动动手指即可解决,一方面为创建宽容的网络环境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也为每一个真正追求民主的大众提供了切实可行的途径。
  那么,如何进一步在互联网时代提升公共政策的回应能力呢?论文按照“基础理论——表现内容——案例分析——提出对策”的框架进行布局。首先对当前现有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整体梳理,形成全方位认知,其次对论文本身涉及到的相关概念和有关理论进行具体阐述,并独立成篇,为下文内容的展开奠定扎实的理论基础,再次从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回应的表现着手,对现阶段的政策回应进行全面把握,接着以网约车案例中的北京模式为背景,体现政策回应的反复性和风险性特点,强调政策回应后的民意反映,最后提出相应的提升对策,以求政策出台的完整性和全面性。
  我们并不否认现阶段政策回应能力,只是在此基础上力求“完美”。提升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的回应能力,让民众参与变得触手可及、真实可信,这是顺应政治现代化的历史趋势,也对提升政府公信力、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 山西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社会发展的新时期,创新性的提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在我国,推进国家及社会治理建设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指导。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对国家的本源、发展规律、治理方式等方面具有前瞻性的科学的论述,是推进我国现代国家治理的世界观以及方法论,为我国国家、社会治理的未来趋势指明了方向。国家回归社会、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法治、民主观念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要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国家治理理论杰出的贡献,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本文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时代发展方面进行整理探索,尝试探讨并提出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关键性原则,并将之与我国国家治理现实发展的具体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分析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核心原则的时代性意义。
  第一部分系统探索了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思想来源,以及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包括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思想在我国的新发展。希望从时代发展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有一个更为清晰和深刻的认识。第二部分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系统总结和归纳,深入探讨了国家治理的核心原则及实践手段,包括依法治国原则,政治民主化原则,经济服务导向原则,其中政治民主化原则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前提,依法治国原则是手段和重要依托,经济服务是国家治理的主要内容和着力点,三者相互联系,统一于我国新时期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之中。第三部分以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三个核心原则为出发点,结合我国国家发展现状,深入分析了其对我国推进国家现代化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总之,本文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时代发展的深入探索和分析,揭示了它的核心原则,希望能够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探索积累更为丰富的理论成果,形成较为深刻的理论认知。
马克思主义理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天津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约翰·罗默作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广泛运用数学和建模的工具,使其在这一流派中独树一帜。机会平等理论是罗默研究分配正义理论后产出的最新成果,也是近几年罗默的研究重点。为批判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机会不平等的现实、探索以机会平等为目标的未来社会主义社会运行机制,罗默论述了机会平等的概念、政策、价值目标以及社会实现途径,提出了以机会平等为基础的正义观。罗默的机会平等理论,为当今平等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维度,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提供了数理分析的研究方法,为我国解决分配公平问题、社会主义平等观问题提供了借鉴意义。
  但是,罗默的机会平等政策的实施缺乏现实的操作性,并不能完全解决现实中资源分配问题。罗默对“机会”和竞争相当重视,但却忽略了结果平等的重要意义。罗默虽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但是他放弃剥削理论、否认劳动价值论、排斥辩证法,对这些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否定态度必然导致其理论面对当今资本主义制度时没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批判性。
  本文围绕着罗默机会平等理论的思想内核,追溯其理论来源,确定其价值取向,从概念界定、政策模型、测量技术、目标定位、实现路径五个方面,系统地分析了罗默的机会平等理论,并从分析方法、政策设计、价值取向、学术价值四个角度评价了罗默机会平等理论的贡献和局限性。最后,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分析了罗默的机会平等理论对我国解决相关问题的启示。
马克思主义理论 西南科技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协商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对于涉及到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要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基层协商民主在经过学界多年的理论诠释和基层摸索实践之后,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国民主政治制度安排中的核心议题。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民主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协商民主思想以及西方协商民主理论进行梳理,理清了中国特色基层协商民主发展的理论依据。同时,深刻认识到发展基层协商民主的现实契机,即:基层自治陷入困境,利益博弈常态化,自媒体时代良性互动缺失。在学界对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案例进行深入剖析和反思的基础上,对中国特色基层协商民主的内涵和实践探索进行概述。通过对协商民主进行学理剖析、概念界定和基本特征的描述,初步阐释了协商民主的内涵。
  在社会公共利益大幅增加,而社会利益表达机制不平衡的现实背景下,基于协商民主在基层空间的实践探索状况,分析得出基层协商民主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协商机制不健全、协商主体问题突出、协商技术不成熟。在此基础上,提出基层协商民主的发展对策,要提高基层协商民主发展的制度化水平、加快协商主体的培育、拓展协商的治理技术空间。
中共党史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是民主的两种基本形式和途径。在我国,发展协商民主既是人民民主的本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江泽民协商民主是以民主法治、公平正义为原则,以党内协商民主、党际协商民主、社会协商民主为内容安排,对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达成一致性意见的一种社会主义民主实现形式。
  本文主要通过四个部分对江泽民协商民主思想进行论述。第一部分主要介绍江泽民协商民主思想的研究缘起、研究综述、研究方法及研究的创新点。第二部分主要叙述了江泽民协商民主思想的形成条件。首先指出江泽民协商民主思想形成的国内与国际背景;其次指出江泽民协商民主思想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人民民主的理论、统一战线的理论、多党合作的理论、群众路线的理论、民主制度化与法律化的思想。第三部分指出江泽民协商民主思想的内容包括党内协商民主、党际协商民主、社会协商民主三个部分。其中江泽民党内协商民主的思想主要包括党内协商民主要以宪法和法律为协商原则,党内协商民主要进一步健全民主集中制,党内协商民主要进一步完善民主协商程序,党内协商民主要以实现人民当家做主为根本目标;江泽民党际协商民主的思想主要包括党际协商民主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际协商民主要营造团结和谐的民主协商环境,党际协商民主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的作用,党际协商民主要紧紧围绕民主和团结两大主题;江泽民社会协商民主的思想主要包括社会协商民主要加强企事业单位民主协商制度建设,社会协商民主要加强农村基层民主协商制度建设,社会协商民主要加强社区民主协商制度建设。第四部分指出江泽民协商民主思想不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中江泽民协商民主思想的理论价值在于为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指明了路径,并且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理论依据;江泽民协商民主思想的现实意义在于有助于实现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有助于实现人民当家做主,有助于维护国家统一与社会团结。
政治学理论 山西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政治认同是一国公民在政治认知的基础上,对政治客体形成的情感归属和价值同意,并将政治客体纳入自身人格之中进而产生政治同一性的过程。政治认同是一种政治态度,也是政治统治的心理基础,在理论与现实中具有重大意义。在理论上,揭示公民政治认同的形成机制有利于学界对其形成更为全面深入的认识,并促进政治心理学科的发展;在现实层面,探究政治认同形成机制不仅为巩固执政党的执政地位提供借鉴,而且为促进公民政治社会化开展提供指导。
  本文在梳理以往学者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以政治心理学为视角,对政治认同的形成进行要素、功能与层次三者相结合的机制分析,凸显机制研究的有机性与动态性。总体来看,政治认同是个体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价值和政治同一性相互关联并逐渐推进的心理过程,缺少任何一个环节,政治认同都无法形成。具体而言,政治认知是政治认同形成的基础,属于政治认同形成中的准备层次;由于人的政治认知是主体选择的过程和理性的过程,因此可以为政治认同的形成提供信息选择的可能和理性支撑;人的利益需要是政治认知生成的动力,政治信息是政治认知进行加工的原料,政治信息的内化标志着政治认知的生成。政治情感是因人的政治需要满足与否而产生的,它与政治认知相互作用,与政治价值相互融合;政治情感在人的心理活动中具有动力作用和相对的稳定性,因而是政治认同形成的强化剂,在政治认同的形成中属于归属层次。政治价值的调适分为主体内在的价值调适和主客体之间的价值调适,由于政治价值是政治认同的本质,而且价值的同意在政治认同中处于更高层次,因此政治价值的趋同是政治认同形成的关键。政治同一性则表示公民已把政治客体内化为自己人格的一部分,形成了政治人格的一致性与连续感,政治同一性的产生标志着政治认同的形成。
中共党史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民主是人类在政治文明发展过程中智慧的集中体现,是人类为获得自身全面发展而追求的社会理想和目标。中国共产党至立党起,就将人民民主社会作为本党一直坚持的理想社会,中国作为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经过60多年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与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中国的综合国力增强,在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协商民主在我国民主政治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我国民主政治的重要形式和主要特色,它是当代中国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确认“协商民主”概念,提出要发展和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把要求协商民主向广泛、多层、制度化方向发展作为未来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关键环节。习近平同志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社会主义民主改革重要讲话,丰富我国协商民主的内涵与内容,中共中央还印发了许多有关建设协商民主的具体工作意见,习近平同志重视发展协商民主,不断扩大协商民主的范围,拓展协商民主的渠道,努力寻求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推进协商民主的体制化、制度化、规范化发展的进程。他坚持实事求是为原则,结合中国发展国情,乘风破浪坚定地推行全面深化改革,为我国协商民主进一步发展与完善提供了指导。
  本文分为四个部分对习近平协商民主思想进行研究:
  第一部分是论述习近平协商民主思想的理论基础。习近平协商民主思想不单纯是习近平个人的智慧结晶,而是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政治思想成果,但不可否认,习近平在协商民主建设工作中却发挥着主要作用。习近平协商民主思想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巾民主政治理论精髓,根植于中国的优秀传统民本思想的沃土,并继承并发展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协商民主思想,他结合中国当前发展的实际国情,使中国协商民主思想的又一次取得创新性发展,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第二部分是习近平协商民主思想的主要内容。这一部分内容主要阐述协商民主的基本原则、主要目标、地位与性质以及发展渠道,在本文给出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与深刻的研究,这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第三部分论述的是习近平协商民主思想的现实价值。论述现实价值的内容主要分为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两方面阐述。理论价值是习近平协商民主思想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协商民主思想;是习近平治理国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协商民主思想与当今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而实践价值就包括有利于党和政府做出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和依法决策;有利于巩固与完善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有利于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有利于集思广益、寻求最大公约数;有利于“四个全面”战略部署顺利实行。
行政管理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智库的影响力不断增强,智库已成为了影响行政决策和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直接影响到我国政治现代化发展进程,而智库在行政决策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对于促进政治科学化、民主化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我国,智库已逐渐参与到行政决策中,但是智库作用的发挥与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要求相比,与发达国家相比,都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进一步研究我国智库参与行政决策非常有必要,分析智库参与行政决策中存在的问题,寻求促进智库参与行政决策的路径,从而充分发挥智库的积极作用。
  本文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案例研究法和历史分析法,从阐述智库的相关概念和理论入手,归纳总结了智库的类型、数量,立足我国智库参与行政决策的历史背景,详细地分析了当前我国智库参与行政决策的基本状况,并论述行政决策中智库参与的功能。接着指出我国行政决策过程中智库参与所存在的问题并揭示存在问题的原因。最后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改善智库参与行政决策的路径要从优化政府决策体制、完善智库参与行政决策的外部环境、创造智库参与公平竞争的平台、拓宽智库参与行政决策的途径以及加强智库自身能力建设等方面来建设,使智库参与行政决策的积极作用得到全面的发挥,促进我国行政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和规范化。
政治学理论 广西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通过对古典政治哲学关于人类特性思考的重新理解,提出世界公民理论的价值、合法性与可行性,分析世界公民理论所带来的对权利、正义等概念,并参考目前的世界性组织,结合中国传统思想与世界主义理念相契合之处,思考中国国民参与全球性事务的要求和途径。
  本研究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梳理了世界公民理论的产生基础----世界主义理论及其社会根源。在对世界主义的概念性考察中,区分了西方世界主义概念发展的不同阶段,得出世界主义理想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并在当前全球化趋势下具有重要意义的结论。另外,本文在世界主义理论发展脉络中发现了世界公民理论、世界公民社会、世界政府、世界法律等观念的雏形。关于世界主义实践也作了古代与现代区分,这利于下文中对古代世界公民主义和现代世界公民主义之间区别的理解。第二部分考察了世界公民理论的内容,包括微观意义上的世界公民和宏观意义上的世界公民社会。本文注重阿伦特对古典政治哲学理想的重现,明确了古代语境中的“政治”与现代语境中的“政治”的不同指向。古典政治哲学对于政治的理解是公共和道德取向的,而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则带有私人和功利取向。西方古代思想家提出的人的政治性是人拥有美好生活的条件。在此意义上,本文批判了当前作为政治事务中重要内容的经济因素对人类政治生活和公共领域的摧毁,从而探讨世界公民及组建世界公民社会对于当下世界的意义与可行性。关于世界公民的实践中,区分了关于世界公民的政治实践与价值实践,根据古典政治哲学的理解,将世界公民归述为一种价值实践。第三部分分析了世界公民理论所产生的影响和面临的质疑,并针对世界公民理论如何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得以实现,提出两方面方案。一为建构世界范围内的社群与公共空间,二为实现世界公民教育。
马克思主义理论 西南科技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思想,是改革开放以来历届党中央领导集体认识民生和改善民生观点的概括和升华。在其指导下,我国改善民生的实践取得了巨大成就。要实现进一步改善民生,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思想的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思想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思想在其形成、丰富和发展的过程中,借鉴和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民生思想,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孙中山的民生思想以及西方社会福利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思想内容丰富,概括主要有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增进民生福祉,大力发展经济奠定民生基础,保障人民民主权利促进民生,坚持扶贫开发破解民生难题以及织好民生“安全网”保障民生。同时,其特色鲜明,有以国情为基础的实践特色,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的理论特色,以传统文化为土壤的民族特色和以与时俱进为原则的时代特色。不仅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思想也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政治学 贵州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居民的政治价值观是政治文化的核心所在,是影响居民政治行为的重要因素。我国居民的政治价值观正处在转型期,学界也给予了十分广泛的关注,但对于法律认知是否影响居民政治价值观这一课题,学界缺乏专门探讨。在当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大背景下,研究法律认知对居民政治价值观的影响具有很大的现实必要性。
  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我国居民的法律认知和政治价值观状况如何,以及我国居民的法律认知是否以及如何对其政治价值观产生影响。在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中有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第一,我国居民的法律认知水平整体偏低,对法律程序的认知低于法律知识认知;第二,我国居民的民主主义政治价值观与威权主义政治价值观呈现“双高”状态,且民主主义政治价值观要稍强于威权主义政治价值观;第三,法律认知对我国居民的政治价值观具有显著影响,居民法律认知水平的提升对其威权主义政治价值观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对民主主义政治价值观则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研究进一步讨论认为:其一,居民较高的威权主义政治价值观为政府凭借民众较高的权威认同来进一步推进改革发展、维护社会稳定提供了较为坚实的社会心理支撑;其二,居民日益增长的民主主义政治价值观,为政府工作转型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挑战,但因其更多地倾向于“以人民为主”的实质民主而非程序民主,因此对权威主义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其三,要正确认识法律认知和政治价值观的关系,有效发挥法律认知对居民政治价值观的导向调节作用。研究认为,相较于借鉴外来民主理论和研究范式,中国更应该根植于中华文化精华和中国发展实践来重新认识和构建中国自己的民主理论。中国人实际上也正基于自己的历史背景、文化环境与政治实践来重新解释并定义“民主”。
思想政治教育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约翰·罗默提出的机会平等理论推动了当代政治哲学的发展,引发了关于平等主义的激烈争论。学者对“什么是平等”的回答出发,指出了福利平等、罗尔斯、德沃金代表的资源平等、阿玛蒂亚·森的能力平等或者科恩的优势可及机会平等的局限性。福利平等是一种结果平等,资源平等没有很好地将机会与责任结合,能力的平等不具体,罗默在不断批评和吸收前人基础上提出了将机会作为平等物的正确方式,并且认为实现平等主义的最好方式是机会平等。罗默指出,机会平等包括公平竞争环境和非歧视原则。政府应该为社会成员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环境,使得社会成员能够有资格竞争自己想要的职务和地位等。同时社会对初始的不利地位进行补偿并且主张个人应该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在对机会平等理论体系的建构建构中罗默指出努力可测的概念,主张用类型理论区分人们之间的努力程度,也就是在不同类型“付出相同努力获得相同报酬”。当然,实现罗默的机会平等理论需要一种实现路径。他设想了社会主义与市场主义的结合—市场社会主义。一方面坚定社会主义信心,一方面吸收资本主义的基础—市场社会主义是对社会主义实现形式的一种创新。文章进一步论述了笔者对罗默机会平等理论的价值分析与总结,机会平等不仅是社会主义规划的重要原则,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公平观的发展。最后旨在科学正确把握罗默机会平等理论的前提下,立足我国现实社会,为解决当前我国社会中存在的机会不平等问题和更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有着重要意义。在当前的世界形势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仍然需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仍然需要不断完善的机会平等理论,仍然需要构建公平竞争的社会主义经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20世纪60年代,以列菲伏尔、大卫·哈维为代表的一批西方马克思学者开启了社会学研究的空间转向,从空间角度进行社会学研究。作为洛杉矶学派的领军人物爱德华·索亚也投入到这一研究的浪潮中。在索亚看来,空间正义既是一种价值诉求,也是一种斗争策略。作为一种价值诉求,就是要实现空间维度的社会正义。作为一种斗争策略,就是要借助空间来实现社会正义。
  索亚从树立空间意识开始,着手构建空间正义理论。空间意识,就是首先让人们意识到人类是空间性地存在,并且置身于不正义的地理环境之中。通过对不正义地理景观进行批判,让人们看到,空间中充满了权力、政治、意识形态。既然不正义的空间是由社会性的因素导致,那么也可以通过社会和政治行动去改变,寻找空间正义就成为斗争的目标。在空间正义的实现路径上看,空间正义批判又是一种斗争策略,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空间矛盾的批判。在索亚看来,晚期资本主义空间矛盾根源于后福特生产方式导致社会空间的呈现碎片化、离心化。因此,索亚提出要借助空间正义批判,凝聚社会各方力量,建立跨区域的联盟,来争取实现空间正义的斗争目标。并且索亚结合自身经历,借助洛杉矶巴士联盟的成功案例,进一步阐述了如何通过树立空间意识,建立区域联盟,实现空间正义。
  在今天中国城镇化背景下,空间分配正义问题日益突出,空间矛盾也日益尖锐,在解决当代中国空间正义问题过程中,索亚的空间正义思想,为分析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空间正义问题提供了一个理论参考系。索亚提出空间正义问题具有普遍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中国的空间正义问题;但是,中国的空间正义问题又有其特殊性,这是索亚空间正义理论框架没有考虑的问题,也是没有遇到的问题。所以,通过建立区域联盟来实现空间正义在中国不一定适用,中国空间正义问题的解决应当置身于中国的语境,探讨中国方案。
公共管理 安徽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必须适合这个国家的国情。中国人民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政党制度过程中,走过了非常曲折的道路。经过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浴血奋斗和亲密合作,最终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这一制度与西方的两党或多党竞争制,以及一些国家的一党制,都不相同,它是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相结合的历史性创造。它创立了一种崭新的制度形式、一种崭新的政党关系、一种崭新的执政方式、一种崭新的民主实现形式。
  在这一政党制度下,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和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的职能。各民主党派在自身发展和履行职能的过程中,机关处在很关键的地位,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民主党派机关履行“参谋、执行、协调、服务”等多项职能,是同级民主党派组织各项工作的主要承担者和组织协调部门,是组织功能正常运转的枢纽。可以说,民主党派组织的自身健康发展和履职尽责离不开民主党派机关。
  民主党派机关,按层级分类有民主党派的中央机关、省级机关、地市级机关等。市级机关是市级组织全部工作的载体,机关建设薄弱会直接影响市级组织履职能力和自身建设,从而影响民主党派作用的发挥,削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活力。
  本文以安徽省农工党市级组织机关条件建设情况为调研对象,分析了安徽省农工党市级组织机关建设取得的成就,存在的问题和原因,主要有机关保障条件不足、机关工作制度不完善、机关干部队伍建设有待加强、外部权威影响机关工作开展等几方面。
  针对存在的问题,根据调研分析情况,本文最后从加强市级组织机关条件保障、完善机关工作制度、加强机关干部队伍建设、改善机关地位处境等几个方面,提出了加强和改善安徽省农工党市级组织机关建设的建议。
公共管理 安徽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公共政策制定是指政府等公共权力部门为了解决社会中出现的某个公共问题,维护全体公民的长远利益,通过出台法律法规等形式,在全社会推广并强制执行的过程。在当前经济结构多元化、社会阶层多样化、利益诉求复杂化的背景下,经济利益主体间、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冲突也越来越明显。此时,原本维护社会公平秩序的公共政策变成一种稀缺资源,这给公共政策的制定带来了新的挑战。公共政策制定者,在考虑政策目标、设计政策方案、确定政策方案的过程中,若是不能广泛听取和吸纳社会各个方面的合理诉求和意见,公共政策一出台可能得不到广大政策对象的认可,也就不能节约执行成本、减少社会矛盾,最终达到预定的公共政策目标。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与快速发展时期,社会各个阶层对于公共政策制定参与由计划经济时期的被动变为主动,公民主人翁意识觉醒,民主政治观念全社会深化。我国实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治制度,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方式。民主党派具有特殊的政治优势和天然的人才优势,能够联系到不同的社会群体和阶层,可以反映社会各阶层的社会诉求,使公共政策的制定更加科学和民主。
  2015年9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指出“民主党派的基本职能是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政的主要内容是:参加国家政权,参与重要方针政策、重要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职能表明民主党派的履行职能的过程很大程度上与公共政策紧密联系。
  论文首先概述了选题的研究背景和意义,我国民主党派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发展演变、基本途径与方式和意义。然后介绍了安徽民进的组织情况、近年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主要内容、所取得的成绩和历史经验。以安徽民进为例,分析了在参与公共政策制定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最后总结了完善民主党派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对策。
  论文从安徽民进出发,旨在通过其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现状进行分析,指出民主党派在参与公共政策中所遇到的问题、探讨相关的对策。以个体反映整体,一方面对于公众增加对民主党派的认识,提高民主党派影响力有积极的意义,同时也有助于总结民主党派履职过程中的不足,为民主党派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指明方向;另一方面对于政策制定者更好的统筹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实现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公共管理 重庆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快速发展,纪检监察工作也经历了机构重建、制度健全和工作机制逐步完善的过程。随着经济社会全面改革逐步深入,党和人民对纪检监察工作的要求也在逐步增加,这些复杂的形势对我党执政带来巨大的挑战。为适应当前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斗争出现的新形势、新任务与新要求,社会管理创新也需要更多的远见和胆识,反腐成效变成当前广大群众最为关注的热点话题。
  在当前这种环境下,只有使用科学创新的办法,对反腐倡廉制度进行全面探究,对工作机制不断创新,才能够比较及时的发现问题,才能提升党拒腐防变与抵挡风险的能力,才可以让党的执政地位和基础更为牢靠。
  本文通过研究民意调查在我国发展情况,在纪检监察工作中的运用得失进行分析,比较利弊。从群众参与反腐败的有关概念整理着手,进一步阐述了群众参与反腐的重要性,总结整理了重庆市A区通过“党风廉政建设群众满意度调查”,采用民意调查形式让群众参与纪检监察反腐败工作的做法和成果,将重庆市A区当作主要调查对象,调查了A区在纪检监察工作中民意调查机制在建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探索加强纪检监察民意调查机制的对策建议。
中国哲学 黑龙江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20世纪初,西方世界为反思物质文明高度发展而带来的精神空虚、道德堕落等问题,兴起了一股追溯古典的新人文主义思潮。白璧德作为其中的领军人物在国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并通过课堂这一阵地,深深的影响了一批在美留学的中国留学生。
  这批留学生以吴宓、梅光迪、胡先骗等为代表,不仅服膺白璧德的思想,更将白璧德思想作为西方文化的精髓引入到了中国。为了传播白璧德思想,他们在归国之后集结了一批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创办了《学衡》杂志,以《学衡》为阵地翻译了大量白璧德的作品,还围绕人文主义思想发表了大量文章。当时的中国刚刚经历了封建专制走向民主共和的巨大社会变革,政治、经济、文化各个行业都百废待兴,中国未来向何处去几乎是所有有识之士都在关注和思考的问题。学衡派诸君在这样一个时点将白璧德思想译介到中国,已经表达了他们对于中国未来发展的保守主义态度,而他们的这种态度通过与新文化派的激烈论争表现的更为明显。因此白璧德思想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从开始就带有较强的目的性,暗含了学衡派诸君的文化主张。
  本文从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思想出发,以学衡派为主线,详述了《学衡》杂志创刊始末、人员流变及对白璧德思想的翻译情况,并通过文本的对比,总结了学衡派的翻译特点,指出了其在翻译的过程中对白璧德思想进行的中国式转换。这些翻译中的转换既有跨文化语境下词义对译上的困难,也有学衡派对白璧德思想的解读,这使得白璧德思想在传播之初已然发生了中国化的现象,并成为了学衡派对抗新文化运动的武器。
  由于学衡派试图通过白璧德思想来表达对于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看法以及对中国未来社会发展的建议,笔者将学衡派的思想放入到20世纪初的时代背景中,横向对比了学衡派与其他保守主义流派的异同,也通过与新文化派的论战分析了当时中国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两大学派的不同文化观念。虽然从论战结果上学衡派惨败,但笔者依旧客观的分析了白璧德思想在学衡诸君的运用下对中国当时哲学、文学、史学、教育界产生的影响。
  其后经过梁实秋在台湾的传播以及上世纪80年代人们对于学衡派的反思,白璧德思想再次回到人们视野,笔者总结了学衡之后白璧德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情况,并对白璧德与学衡派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学衡派诸君为什么在众多西方思想家中选择了白璧德、学衡派又对白璧德思想做了哪些改变、被改变的白璧德思想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取得成功、学衡派的白璧德思想等是否还具有价值都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权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重视,自由、平等、反对歧视、保护自身利益不受侵害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诉求。然而,在历史上,对人权的理解却因为民族、宗教与文化等的不同被赋予不同的内涵,也因此造成世界范围内人权纷争此消彼长、愈演愈烈的现象,严重影响到世界各国的国际关系与世界和平。因此,对具有话语权的西方人权观进行理论上的梳理与分析,就显得非常必要;特别是从新型的有机马克思主义的视角重新审视、分析并比较它们,显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文通过梳理了西方人权观从产生到发展,并逐步成为在世界范围内产生重要影响的人权理论的复杂过程,深刻剖析其理论背景与社会背景,从而揭示出西方人权观的内涵之所在。西方人权观的发展在当代遇到了瓶颈,以西方人权观为理论依据的国际人权实践陷入困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有机马克思主义的人权观应运而生,由于其反对过分夸大个人权利,强调责任与义务;反对划一思维,强调人权的多样性;反对二元对立思维,强调生存权与环境权;反对短视人权,强调代际和谐等观念的先进性,从而在诸多方面避免了现当代西方人权的弊病。
  对有机马克思主义人权观与西方人权观的比较研究是本文研究的重点,也是本文的创新之处,通过对两种人权观在历史背景、理论基础、价值取向和研究路径等方面的不同,凸显出有机马克思主义人权观对西方人权观的扬弃和超越,有机马克思主义人权观理论体系的建立不仅丰富了国际人权思想的内涵,而且为我们深刻剖析人权问题提供了一条全新的思路,为缓解当代世界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提供了希望。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苏州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民主是全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民主政治不仅是当代世界政治发展的主流趋势,而且是衡量各个国家政治合法性的基本标准。但由于人类政治生活本身的历史性、复杂性和多样性,千百年来,理论上对于什么是民主的追问,一直是政治思想家争论不休的焦点话题;实践中对于各自民主模式优劣的论争,则始终是主权国家相互责难的政治筹码,从而使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较量愈来愈集中在“民主的冲突”上,结果造成民主概念支离破碎,民主内涵歧义丛生,民主理论鱼龙混杂。显而易见,虽然“民主是个好东西”,但究竟何谓民主、民主意欲何为?却依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世界性难题。
  协商民主作为人类探索更好实现人民主权和走向“公共之善”的一种新型民主范式,自20世纪中叶起,在中西方都有实践上的探索和理论上的思考,其基本涵义是倡导公民在自由而平等的基础上,通过理性的对话、沟通、讨论、审议等方式直接参与政治生活,以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但由于文化、历史和传统等方面的差异,使协商民主的理论与实践在中西方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在中国是实践探索起源较早、理论研究却相对滞后;在西方是理论探讨开始较早、而实践进程则举步维艰。协商民主理论与实践在中西方生成逻辑上的时空错置,使国内对其的研究最初主要在西方语境下进行,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的话语依附,严重影响了人们对中国协商民主的正确认知。
  基于此,本文从历史的视角、比较的视野、发展的视域,通过对我国协商民主生发机理、内在规律、理论建设、制度创新和价值目标的深入探讨,深刻揭示其独创性和生命力,努力实现实践上的追根溯源和理论上的正本清源,从而彰显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鲜明特色、独特优势和时代价值,以期在全球日趋激烈的民主话语权竞争中掌握主导权,并增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从立论基础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在挽救民族危亡、争取民族独立和实现国家富强的过程中,自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政治理论、政党合作理论和统一战线理论,在全面把握民主发展内在逻辑和一般规律的基础上,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而不断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的产物。
  从实践资源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从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出发,在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上,立足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条件,通过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性、能动性而进行的伟大创造,它发轫于统一战线,形成于协商建国,发展于多党合作,完善于政治协商,不仅凝聚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智慧,而且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根本意愿。
  从国际比较看,中西协商民主虽然在形态上同属一种民主范式,但却存在着和而不同的本质性区别,主要表现为起源上时空错置、机理上异曲同工、价值上交流互鉴、本质上同构异质等错综复杂的结构性差异。特别是从政治发展的现实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目前,中国协商民主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而西方协商民主仍主要表现为思想理论界的一种学术观念。
  从理论建构看,在充分肯定我国协商民主理论建设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由于学术界长期受自近代以来形成的“西学东渐”风气的影响,造成研究工作中还存在着问题导向意识不强、话语表达形式单调、理性学术争鸣缺失等不少值得高度关注的问题,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中国协商民主的理论创造。因此,必须从历史与逻辑的维度提炼中国协商民主的鲜明特质,从传承与创新的维度夯实中国协商民主的文化根基,从比较与借鉴的维度彰显中国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从解析与建构的维度推进中国协商民主的学术创造,才能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理论与话语体系。
  从制度创新看,尽管党的十八大作出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重要形式的科学论断,但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参与的政治需求相比,我国协商民主还存在着制度供给不足和机制保障不力的问题。因此,要真正确保协商民主有制可依、有规可守、有章可循、有序可遵,必须不断加强政党协商民主、人大协商民主、政府协商民主、政协协商民主、人民团体协商民主、基层协商民主和社会组织协商民主的制度创新,逐步完善制度安排,并使各协商渠道的制度机制衔接配合、相互协调,从而不断健全和完善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协商民主体系,为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提供制度保障。
  从价值目标看,历史和现实都表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蕴含着鲜明的人民民主价值取向,是我国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民主形式。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自觉推进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协调发展,使二者有机融合,优势互补,加快创造既适应我国国情又超越西式民主、既蕴含独特优势又符合一般规律、既内嵌民族特色又具有世界意义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有助于丰富人类民主实现形式,有助于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有助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并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作出来自东方中国的独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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