绑定机构
扫描成功 请在APP上操作
打开万方数据APP,点击右上角"扫一扫",扫描二维码即可将您登录的个人账号与机构账号绑定,绑定后您可在APP上享有机构权限,如需更换机构账号,可到个人中心解绑。
欢迎的朋友
导航
万方知识发现服务平台
获取范围
  • 1 / 100
  (已选择0条) 清除 结果分析
找到 12108 条结果
[硕士论文] 刘洁玮
儿科学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医大学;海军军医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从以下两部分进行了阐述:
  第一部分 应用二代测序诊断1列Papillorenal综合征
  目的:应用二代测序确诊1例具有慢性肾功能不全、眼部异常和先天性手指屈曲畸形症状的Papillorenal综合征患儿,并进行基因突变分析和总结该病临床特点。
  方法:提取患儿及其父母基因组DNA,应用二代测序技术对患儿基因组DNA进行全外显子组测序,对父母进行Sanger验证。
  结果:①10岁女孩,有典型的Papillorenal综合征临床表现,具有尿毒症、视神经缺损和左手中指屈曲畸形症状。②二代测序和Sanger验证结果提示:在患儿第10号染色体上的PAX2基因编码区外显子3检测到1个致病性插入突变(220_225dup);其父母基因组DNA未发现该突变。PAX2基因220_225dup突变于1998年由Devriendt等报道。在患儿基因组DNA中未发现肢端-肾-眼综合征(acro-renalocular syndrome,AROS)的致病基因SALL4基因存在突变。
  结论:我们报道了一例具有慢性肾功能不全、眼部异常和先天性手指屈曲畸形症状的Papillorenal综合征病例,并认为PAX2基因突变可引起除已知的肾、眼先天异常外,还可导致骨发育异常。
  第二部分 先证者诊断为IgA肾病的家族性血尿家系基因变异分析
  目的:家族性血尿是由单基因突变所致的一组遗传异质性疾病,如COL4A3/COL4A4/COL4A5基因突变导致的Alport综合征(AS)、COL4A3/COL4A4基因突变导致的薄基底膜肾病、COL4A1基因突变导致的HANAC综合征、MYH9基因突变导致的Fechtner综合征和Epstein综合征、CFHR5基因突变导致的补体因子H相关蛋白5肾病(CFHR5肾病)等。部分家族性血尿患者肾组织出现IgA沉积,在缺乏电镜检查或肾组织超微结构正常的情况下,根据肾脏免疫病理,家族性血尿先证者被诊断为IgA肾病。本研究旨在查明先证者诊断为IgA肾病的家族性血尿家系的病因。
  方法:应用二代测序对先证者诊断为IgA肾病的3个家族性血尿家系进行家族性血尿相关基因检测,对检测出的基因变异进行Sanger测序验证,并复习文献和分析基因变异的致病性。
  结果:在家系一先证者(Ⅲ2,男)的CFHR5基因外显子4检测到533A>G杂合突变;先证者之父(Ⅱ1)携带相同的杂合突变,先证者之母(Ⅱ2)未携带该突变。在家系二先证者(Ⅱ3,男)COL4A5基因外显子10检测到566G>C半合子突变;先证者之母(Ⅰ2)、姐姐(Ⅱ2)和先证者之女(Ⅲ2)均携带相同的杂合突变,先证者之父(Ⅰ1)和先证者的侄儿(Ⅲ1)未携带该突变。在家系三先证者(Ⅱ3,女)COL4A5基因外显子9检测到539G>A杂合突变;先证者的姐姐(Ⅱ2)和女儿(Ⅲ5)均携带相同的杂合突变,先证者的侄儿(Ⅲ2)携带相同的半合子突变,先证者的大儿子(Ⅲ4)和小儿子(Ⅲ6)未检测到该突变。另外,在家系三先证者(Ⅱ3,女)CFHR5基因外显子4检测到508G>A杂合突变;先证者的姐姐(Ⅱ2)、侄儿(Ⅲ2)和大儿子(Ⅲ4)均携带相同的杂合突变,先证者的女儿(Ⅲ5)和小儿子(Ⅲ6)未检测到该突变。CFHR5基因533A>G(Asn178Ser)突变的致病性不明确;COL4A5基因566G>C(Gly189Val)和539G>A(Gly180Glu)突变,以及CFHR5基因508G>A(Val170Met)突变均为致病突变。家系二先证者诊断为AS,家系三先证者诊断为AS合并CFHR5肾病。
  结论:对先证者诊断为IgA肾病的家族性血尿家系应进行家族性血尿相关基因的检测,以明确病因。
[博士论文] 王萍
儿科学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医大学;海军军医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在我们前期研究的SRNS家系中,先证者7岁患SRNS,肾脏病理显示局灶节段性肾小球硬化,电镜显示足细胞足突数量减少伴融合。她于15岁进展至终末期肾脏病,16.4岁接受肾移植,至今未出现肾病综合征复发。NUP160基因致病突变2407G>A(E803K)遗传自母亲,NUP160基因致病突变3517C>T(R1173X)遗传自父亲,因此,这两个突变系NUP160基因复合杂合致病突变,可以解释先证者SRNS的病因,符合该SRNS家系的遗传方式,即常染色体隐性遗传。先证者肾组织超微结构显示足细胞足突数量减少伴融合,我们推测NUP160基因功能缺失可导致足细胞损伤,进而引起大量蛋白尿。
  研究目的:
  应用RNA干扰技术构建NUP160基因沉默的小鼠足细胞稳定细胞株,降低小鼠足细胞中Nup160蛋白的表达,观察其对小鼠足细胞增殖、凋亡、自噬、迁移能力及足细胞相关因子Nephrin、Podocin、CD2AP和α-actinin-4表达和分布的影响,探讨NUP160功能缺失是否会引起足细胞损伤。
  研究方法:
  1、设计并合成3对针对小鼠NUP160mRNA(NM_015231)的shRNA,应用分子克隆技术构建重组载体pLKO.1-NUP160_shRNA,酶切鉴定并测序后,将构建成功的重组质粒pLKO.1-NUP160_shRNA、包装质粒psPAX2和包膜质粒pMD2.G共转染HEK293T细胞,收集病毒上清感染条件永生化小鼠足细胞,嘌呤霉素筛选10d~14d,获得NUP160shRNA稳定转染的小鼠足细胞。应用实时定量聚合酶链反应(quantitative real-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qRT-PCR)、蛋白质免疫印迹(Western Blot)和细胞免疫荧光检测NUP160敲低效果。
  2、探究NUP16基因沉默对小鼠足细胞增殖影响的实验:设空白对照组、阴性对照组和shNUP160稳定转染组。应用CCK-8实验测定OD值,绘制细胞生长曲线;应用流式细胞术PI染色法检测细胞周期分布;应用qRT-PCR检测CCND1、CDK4、CDKN1B mRNA的表达;应用Western Blot检测细胞周期调控因子Cyclin D1、CDK4、p27蛋白的表达。
  3、探究NUP160基因沉默对小鼠足细胞凋亡影响的实验:应用流式细胞术AnnexinⅤ-FITC/PI双染法检测细胞凋亡率,Western Blot检测凋亡相关蛋白Caspase-3、PARP的表达。
  4、探究NUP160基因沉默对小鼠足细胞自噬影响的实验:应用qRT-PCR检测自噬调控因子BECN1、LC3B mRNA的表达;应用Western Blot检测Beclin1、LC3B蛋白的表达;应用细胞免疫荧光检测LC3B蛋白的荧光强度。
  5、探究NUP160基因沉默对小鼠足细胞迁移能力影响的实验:应用划痕实验检测划痕修复率;应用Transwell实验检测穿过transwell小室的细胞数量。
  6、探究NUP160基因沉默对足细胞相关因子影响的实验:应用qRT-PCR检测NPHS1、NPHS2、CD2AP、ACTN4mRNA的表达;Western Blot检测Nephrin、Podocin、CD2AP、α-actinin-4蛋白的表达;应用细胞免疫荧光检测Nephrin、Podocin、CD2AP、α-actinin-4蛋白的荧光强度和亚细胞定位。
  所有实验均重复三次。应用SPSS18.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数据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多组均数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两两比较分析当方差相等时采用最小显著性差异法(LSD),当方差不齐时采用Dunnett's T3。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研究结果:
  1、3种NUP160shRNA均能有效抑制NUP160基因在MPC5细胞中的表达,NUP160-shRNA-1、NUP160-shRNA-2和NUP160-shRNA-3对NUP160mRNA表达的抑制率分别为49.43%、74.56%和62.02%,对Nup160蛋白表达抑制率分别降低39.28%、68.66%和57.78%。NUP160-shRNA-2干扰效果最明显,被用于后续实验。
  2、CCK-8实验结果显示在24h、48h、72h和96h这4个时间点,NUP160shRNA稳定转染细胞的OD值明显低于空白对照组细胞和阴性对照组细胞(P均<0.001);流式细胞术PI染色检测结果显示NUP160shRNA稳定转染组G0/G1期细胞数显著增多,S期细胞数显著减少,细胞增殖指数明显低于两对照组(P均<0.001);qRT-PCR和Western Blot检测结果显示NUP160shRNA稳定转染组中CCND1mRNA(Cyclin D1)和CDK4mRNA(CDK4)表达水平显著降低(CCND1mRNA、Cyclin D1和CDK4mRNA,P均<0.001;CDK4,P<0.01),CDKN1B mRNA(p27)表达水平显著升高(P均<0.001);而在空白对照组和阴性对照组之间上述结果均无明显差异。
  3、流式细胞术AnnexinⅤ-FITC/PI双染检测结果显示NUP160shRNA稳定转染组中早凋细胞和晚凋细胞均较空白对照组与阴性对照组明显增多,细胞凋亡率较两对照组明显增高(P均<0.001);Western Blot结果显示NUP160shRNA稳定转染组中cleaved-Caspase-3和cleaved-PARP的表达均较两对照组明显增多(P均<0.001);而在空白对照组和阴性对照组之间上述结果均无明显差异。
  4、qRT-PCR检测结果显示NUP160shRNA稳定转染组中BECN1mRNA和LC3B mRNA表达显著增多(P均<0.001);Western Blot检测结果显示NUP160shRNA稳定转染组中Beclin1和LC3BⅡ/LC3BⅠ明显高于空白对照组与阴性对照组(Beclin1,P均<0.01;LC3BⅡ/LC3BⅠ,P均<0.001);细胞免疫荧光检测结果显示NUP160shRNA稳定转染组中LC3BⅡ荧光强度明显高于两对照组(P均<0.01);而在空白对照组和阴性对照组之间上述结果均无明显差异。
  5、划痕实验结果显示NUP160shRNA稳定转染细胞划痕修复率高于空白对照组与阴性对照组(P均<0.001);Transwell实验结果显示NUP160shRNA稳定转染组穿过transwell小室的细胞数量明显多于两对照组(P均<0.001);而在空白对照组和阴性对照组之间上述结果均无明显差异。
  6、qRT-PCR检测结果显示NUP160shRNA稳定转染组中NPHS1mRNA、NPHS2mRNA和CD2AP mRNA表达明显减少(P分别<0.05、<0.001、<0.001),ACTN4mRNA表达明显增多(与空白对照组相比,P<0.001,与阴性对照组相比,P<0.01);Western Blot检测结果显示NUP160shRNA稳定转染组中Nephrin、Podocin和CD2AP表达明显减少(P分别<0.05、<0.001、<0.001),α-actinin-4表达明显增多(与空白对照组相比,P<0.01;与阴性对照组相比,P<0.05);细胞免疫荧光检测结果显示NUP160shRNA稳定转染组中Nephrin、Podocin和CD2AP荧光强度明显高于两对照组(与空白对照组相比,P分别<0.05、<0.001、<0.01;与阴性对照组相比,P分别<0.05、<0.001、<0.05),α-actinin-4荧光强度明显低于两对照组(P均<0.001);而在空白对照组和阴性对照组之间上述结果均无明显差异。NUP160shRNA稳定转染组中Nephrin、Podocin和CD2AP主要分布在细胞核周围,而两对照组Nephrin、Podocin同时分布于核周和胞膜,CD2AP同时分布于核周、胞质和胞膜。NUP160shRNA稳定转染组、空白对照组和阴性对照组α-actinin-4的分布无明显差异,均呈细丝状均匀分布于足细胞胞质内,同时亦呈放射性分布于足细胞足突中。
  研究结论:
  NUP160基因沉默损伤小鼠足细胞,表现为抑制小鼠足细胞增殖、促进小鼠足细胞凋亡、诱导小鼠足细胞的自噬、增加小鼠足细胞迁移、影响足细胞相关分子Nephrin、Podocin、CD2AP和α-actinin-4的表达及Nephrin、Podocin和CD2AP在足细胞中的分布。
[硕士论文] 洪萍
儿科学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医大学;海军军医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目的:
  了解目前国内先天性心脏病相关肺高压患儿的临床流行病学特征、治疗现状及预后转归。分析红细胞分布宽度、血尿酸在儿童先天性心脏病相关肺高压中的变化,探讨两者在病情评价中的作用。
  方法:
  采用回顾性分析,收集2009年1月至2016年12月收治本院的确诊先天性心脏病相关肺高压患者,收集临床基线资料、超声心动图数据、右心导管检查结果、实验室检查及住院治疗的相关资料,然后对先天性心脏病相关肺高压患者进行回顾分析。根据年龄分组,0-16岁归入儿童先天性心脏病相关肺高压组,并以同期收治的先天性心脏病无肺高压的患儿为对照组,对两组的临床资料进行比较,分析影响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发生肺高压的危险因素及影响预后的因素。根据手术后肺动脉高压是否持续存在,分为术后肺高压组与术后无肺高压组,对两组资料进行多因素分析。分析红细胞分布宽度和血尿酸水平在先天性心脏病相关肺高压者中的变化,对红细胞分布宽度和血尿酸水平与肺动脉收缩压、肺动脉舒张压、肺动脉平均压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
  1、本研究共入选儿童CHD-PH70例。在儿童CHD-PH中,室间隔缺损为最常见类型(63%),其次为2种及以上的复合畸形类型(29%),依次为房间隔缺损(4%),动脉导管未闭(4%)。
  2、治疗措施中,本研究中外科手术治疗为主(72%),内科介入及靶向药物治疗所占比例低。
  3、CHD-PH组红细胞分布宽度、NYU PHFI评分、双向分流比例均高于对照组(P<0.05),肺高压组左心室射血分数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
  4、术后肺高压组手术年龄、肺动脉收缩压均高于对照组(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示,手术年龄为儿童CHD-PH患儿术后持续肺高压的危险因素(P<0.05)。
  5、先天性心脏病相关肺高压的死亡组患儿其红细胞分布宽度高于存活组(P<0.05)。红细胞分布宽度预测先天性心脏病相关肺高压儿童发生不良事件的结果显示ROC曲线下面积为0.729(95%CI:0.541-0.917),红细胞分布宽度以14.8%为截点获得较好的敏感度(0.67)与特异度(0.77)。
  6、儿童CHD-PH组尿酸值高于CHD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儿童CHD-PH中死亡组尿酸值高于存活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血尿酸水平与肺动脉收缩压、肺动脉舒张压、肺动脉平均压均无相关(P>0.05)。
  结论:
  1、儿童先天性心脏病相关肺高压中最常见的心脏畸形为室间隔缺损,本研究中以外科手术为主要治疗手段,手术年龄是CHD-PH患儿术后持续肺高压的独立危险因素,早期手术治疗者肺动脉高压纠正机会更大,预后良好,建议对此类患者应早期诊断、及时纠正心脏畸形。
  2、红细胞分布宽度在肺高压组明显高于对照组,且在因肺高压死亡患儿组明显高于存活组,因此,红细胞分布宽度在一定程度可以提示先天性心脏病相关肺高压患儿不良预后。
  3、血尿酸与肺动脉压力无相关性,对儿童先天性心脏病相关性肺高压患儿病情无评价意义。
[博士论文] 辛毅
临床医学(儿科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研究目的:
  脓毒症(sepsis)是宿主遭受感染打击后产生的可危及生命的器官功能不全,以早期的过度炎症反应和后期的促/抗炎性反应失衡以及单核细胞HLA-DR表达下降为特点的免疫麻痹为本质特点。其灾难性病理生理过程表现为“sepsis→severe sepsis/septic shock→MODS→DEATH”,若在早期(sepsis)阶段能够发现一种高度敏感而特异的可以预测这一病理生理发展的客观标志物,则极有利于对我们实施的干预和预后进行判别。促/抗炎性因子(如IL6、TNFα、HMGB1、IL10)、急相期蛋白(CRP、PCT)和免疫状态(HLA-DR)的变化仅仅反映了炎症反应的程度和宿主即时的免疫状态,故不能精确反映靶器官的损伤程度。循环游离DNA(cfDNA)是由受损的组织细胞、炎症细胞等释放,是细胞凋亡和/或组织损伤结局的标志物,其循环中水平反映了宿主组织细胞损伤的程度,有报道其具有一定的预后预测能力。但其与促/抗炎性因子、急相期蛋白及免疫状态是否具有相关性以及其对不同免疫状态下脓毒症患儿的整体预后是否有理想的预测价值,仍需进一步验证。本研究首先建立不同免疫状态品系小鼠脓毒症诱导的多器官功能不全(MODS)模型来验证各炎性标志物、急相期蛋白的动态变化与cfDNA变化的相关性,并评价早期和晚期cfDNA水平对预后的预测能力;然后设计前瞻性临床观察研究验证动物实验研究结果,进一步探讨儿童脓毒症不同病理生理过程阶段cfDNA与炎症反应、免疫状态的相关性以及其对最终预后的预测价值,从而获得优化儿童脓毒症管理的敏感而特异的标志物。
  研究方法:
  1.实验研究部分:4周龄雄性M1反应优势的C57BL/6品系小鼠和M2反应优势的BALB/c小鼠各20只,分别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各10只。两种品系实验组小鼠通过腹腔注射E.coli、对照组注射等量NS建立脓毒症诱导的器官损伤模型。注射48h后比较两组小鼠脓毒症评分(MSS)、TNFα、IL10、肝肾功能、心肌酶、动脉血乳酸水平、动脉血气分析结果和器官病理评分,以评价模型的有效性。建模成功后,分别于注射前(0d)、0.25d(6h)、0.5d(12h)、1d(24h)、2d、3d、4d、5d、6d、7d采血测定并比较各时间点cfDNA、TNFα、IL10、单核细胞亚群(CD115+Ly6Chigh、CD115+Ly6Clow和CD115+Ly6Chigh/CD115+Ly6Clow,Ly6CH、Ly6CL和Ly6CH/L)、脏器功能、动脉乳酸水平、MSS以及器官功能不全评分(ODS),进一步评价各时间点cfDNA与上述各指标的相关性以及在注射后0.25d、0.5d和1d时间点上cfDNA、TNFα、IL10、Ly6CH、Ly6CL、Ly6CH/L、MSS、ODS各指标对预后的预测价值。
  2.临床研究部分:纳入符合儿童脓毒症诊断标准的患儿300例,男180例、女120例,年龄3.25±2.9岁,设计前瞻性临床观察研究。在所有患儿入院后给予标准干预后24h、96h根据是否发生MODS/死亡,分为MODS组、非MODS(N-MODS)组和存活组、死亡组,测定比较各组患儿cfDNA、单核细胞HLA-DR表达以及炎性标志物(IL6、TNFα、IL10、HMGB1、CRP、PCT)水平及其相关性,对各组患儿转归(28d死亡率)建立临床诊断试验,比较cfDNA、HLA-DR及各炎症标志物的预测能力,从而获得优化儿童脓毒症管理的敏感而特异的标志物。
  研究结果:
  1.实验研究部分:
  (1)两种品系小鼠实验组MSS、组织病理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TNFα、IL10、ALT、AST、cTnI、BUN、Scr、Lac、PaCO2、Ly6CH、Ly6CH/L均高于对照组(P<0.05),而PH、PaO2、Ly6CL则低于对照组(P<0.05);品系间比较提示M1优势的C57BL/6品系小鼠TNFα、ALT、AST、cTnI、BUN、Scr、Lac、PaCO2、Ly6CH、Ly6CH/L均高于M2优势的BALB/c品系小鼠(P<0.05),而IL10、PH、PaO2、Ly6CL则低于BALB/c品系小鼠(P<0.05)。
  (2)两种品系小鼠cfDNA、TNFα、Ly6CH、Ly6CH/L均随时间逐渐增高,至第3d达峰值,后逐渐下降,从0.25d开始C57BL/6品系小鼠均高于BALB/c品系小鼠(P<0.05),而IL10、Ly6CL则随时间逐渐降低,至第3d达谷值,后逐渐升高,从第0.25d开始BALB/c品系小鼠明显高于C57BL/6品系小鼠(P<0.05);两种品系小鼠cfDNA水平与M1/M2炎性因子相关性分析示:C57BL/6小鼠cfDNA与TNFα呈正相关(r=0.773,P=0.00),而BLAB/c小鼠cfDNA与IL10呈正相关(r=0.799,P=0.00),两种相关性曲线拟合显示较强的关联性(R2=0.65和0.639),而两种品系小鼠与M1/M2吞噬反应相关性分析表明两种品系小鼠cfDNA均与Ly6CH/L呈正相关(r=0.899,P=0.00),经曲线拟合呈现明显强关联(R2=0.833)。
  (3)两种品系小鼠ALT、AST、cTnI、BUN、Scr、Lac、PaCO2、ODS、MSS水平均随时间逐渐下降,在第3d达峰值,后逐渐下降,在各时间点上C57BL/6品系明显高于BALB/c品系小鼠(P<0.05),而PH、PaO2则随时间逐渐下降,第3d达谷值,后逐渐上升,在各时间点上C57BL/6品系明显低于BALB/c品系小鼠(P<0.05);两种品系小鼠cfDNA与MSS、ODS均呈线性相关(r=0.786、0.799,P=0.00),经曲线拟合示关联性较强(R2=0.618、0.739)。
  2.临床研究部分:
  (1)纳入300例脓毒症患儿,经治疗干预后24h发生MODS者100例(33.3%),至72h死亡75例(25%)。比较MODS组和非MODS(N-MODS)组患儿比较提示MODS组cfDNA、HLA-DR、PCIS、PRISM-Ⅲ、TNFα、CRP、PCT明显高于N-MODS组(P<0.05),而HMGB1和IL10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比较早期(72h)存活组和死亡组患儿发现死亡组所有指标均高于存活组(P<0.05)。进一步比较72h死亡组患儿与24h发生MODS组患儿各指标,提示除PCIS、CRP外其余指标差异均显著(P<0.05)。24h-cfDNA水平及其它指标对早期MODS及72h死亡率的预测分析提示:cfDNA、IL6、TNFα、HLA-DR、PRISM-Ⅲ预测能力较强,其中以cfDNA为最强。干预后24h-cfDNA与其他炎性指标相关分析提示均呈线性相关,其相关程度以PRMS-Ⅲ、HLA-DR以及促炎性因子TNFα、IL-6最强(r=0.978、-0.812、0.97、0.966,P=0.00)以及较强关联性(R2=0.941、0.867、0.937、0.659)。
  (2)干预96h后MODS组、28d死亡组患儿cfDNA、HLA-DR及促炎性因子IL-6、TNFα和抗炎性因子HMGB1、IL-10水平均明显高于非MODS(N-MODS)组和存活组患儿(P<0.05),而CRP、PCT则差异无显著意义(P>0.05)。比较28d死亡组和96h发生MODS组患儿上述指标发现,除cfDNA明显增高外,代表免疫麻痹的HLA-DR表达明显下降及抗炎性因子IL-10和HMGB1水平明显增高(P<0.05)。相关性分析提示96h-cfDNA则与HLA-DR、HMGB1和IL-10呈明显的线性关系(r=-0.78、0.47、0.76,P=0.00),且相关强度较高(R2=0.612、0.485、0.553)。
  研究结论:
  本研究从实验研究和临床研究两方面得到了相一致的结论:
  1.以过度的促炎性因子反应为特点的SIRS/CARS失衡和对固有免疫的损伤是脓毒症患儿早期MODS/死亡的主要原因;而逐渐增强的抗炎性反应和免疫麻痹为特点的SIRS/CARS失衡是晚期脓毒症MODS/死亡的主要原因。
  2.脓毒症发生发展过程中的SIRS/CARS失衡和免疫功能紊乱的共同结局是组织细胞损伤,任何时期的cfDNA水平与同时期的SIRS/CARS失衡和免疫紊乱均呈较强的线性相关,cfDNA水平的变化可以反映同时期宿主的免疫紊乱和炎症反应异常的程度。
  3.cfDNA较促炎/抗炎性标志物及免疫状态指标对脓毒症不同病理生理阶段发生的器官功能不全/死亡具有更高的预测价值和风险评估价值,对不同免疫背景下的脓毒症患儿生存状态亦有较强的评价作用。因此可以将cfDNA作为有效的脓毒症儿童预后的评价指标。
[博士论文] 赵洁
儿科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研究目的:
  本研究中一方面从遗传学角度研究基因多态性与支原体肺炎的相关性,为支原体感染的预防控制、早期诊断和治疗提供多方位的论证;另一方面对山东地区支原体肺炎患儿肺泡灌洗液(bronchoalveolar lavage fluid,BALF)进行肺炎支原体P1基因分型及基因测序,探讨山东地区肺炎支原体流行亚型及其基因变异情况;同时收集不同型别肺炎支原体感染患儿的临床资料,探讨肺炎支原体亚型与疾病严重程度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目前对儿童支原体肺炎在病原学及解剖结构方面报道较多,而BALF中细胞因子变化的研究尚不多。通过对支原体肺炎患儿BALF中IL-6、IL-27水平的检测,探究各种疾病状态下IL-6与IL-27的水平变化情况,比较各组细胞因子水平有无差异性,评估IL-6与IL-27的水平与重症支原体肺炎的发生是否具有相关性,能否反应该疾病的严重程度,尽可能的发掘更多的重症支原体肺炎识别方法,争取能为重症支原体肺炎早期发现、诊断及治疗提供更多的论据。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中,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收集2014年10月至2016年6月间于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院住院的415例支原体肺炎患者外周静脉血标本,其中重症肺炎205例,非重症肺炎210例,同时收集儿保门诊健康查体300例健康儿童的外周血标本,以415例支原体肺炎患者和300例健康儿童为研究对象,提取各研究对象的基因组DNA,应用聚合酶链反应及测序方法对ACErs4340、GSTM1(Ins/del)、IL-6(rs1800795)、NOS3(rs1799983)及CYP1A1(rs2606345)进行基因分型,用SPSS统计软件分析各多态性位点与MPP严重程度的相关性,从宿主层面来分析某些特定人群对支原体感染有无易感性,及与肺炎严重程度有无相关性。
  第二部分于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院住院部收集2015-2016年肺炎患儿的肺泡灌洗液,对诊断为MPP的240例患儿肺泡灌洗液标本进行P1基因分型,并进行基因测序,探讨此期间山东地区肺炎支原体流行亚型及其基因变异情况;同时收集该组患儿的临床资料,分析肺炎支原体亚型与疾病严重程度之间的相互关系。数据用SPSS22.0软件进行分析,采用卡方检验和方差分析的方法来分析临床症状和人口统计学数据(年龄和性别)。
  第三部分为了探讨儿童肺炎支原体与肺泡灌洗液中细胞因子之间的相互关系,选择临床采集的无肺部病变的支气管异物患儿与MPP患儿的肺泡灌洗液作为对照组与研究组,采用酶联免疫分析(ELISA)技术监测MPP患儿BALF中IL-6、IL-27水平,收集各组支原体肺炎患儿是否混合感染,病情轻重及肺泡灌洗液中MP-DNA拷贝值等临床及实验数据。ELISA检测结果采用SPSS22.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连续性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数据以均数±标准差表示。多组间均数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多组均数的两两比较采用LSD检验方法。
  研究结果:
  第一部分中,研究发现,ACErs4340、NOS3rs1799983、CYP1A1rs2606345存在三种基因型,但IL-6rs1800795和GSTM1基因(Ins/del)只有野生型和杂合型。对照组各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in,SNP)基因型分布均符合Hardy-Weinberg平衡(P>0.05)。病例和对照组中,ACErs4340ID(42.67%vs54.22%,OR=1.81,95%CI:1.31-2.48,P<0.001),IL-6rs1800795GC(1.33%vs5.78%,OR=4.54,95%CI:1.56-13.23,P=0.003),NOS3rs1799983TT(3.20%vs8.82%,OR=6.53,95%CI:1.95-21.87,P<0.001)和等位基因的分布ACErs4340I(OR=1.32,95%CI:1.06-1.65,P=0.014)/NOS3rs1799983T(OR=1.48,95%CI:1.07-2.05,P=0.018)/IL-6rs1800795C(OR=4.44,95%CI:1.53-12.86,P=0.0027)比较有统计意义,表明ACErs4340ID、IL-6rs1800795GC和NOS3rs1799983TT与MPP的风险增加有关。而对于GSTM1(Ins/del)和CYP1A1rs2606345G/T,病例组和对照组比较基因型分布无明显差异,Logistic回归也未发现这两个多态位点与MPP易感性相关。
  继续分析ACErs4340、GSTM1基因(Ins/del)、IL-6rs1800795、NOS3rs1799983和CYP1A1rs2606345各基因-基因之间的相互作用。等位基因频率组合表示,ACErs4340D/NOS3rs1799983T/CYP1A1rs2606345G(OR=3.08,95%CI:1.80-5.26);ACErs4340D/NOS3rs1799983T(OR=3.44,95%CI:2.01-5.89)基因携带者,MPP患病风险明显高于对照组。应用MDR分析软件继续探讨这一群体中研究基因的SNP-SNP的交互作用。最终,ACErs4340及NOS3rs1799983被认定为与MPP发病风险最大(CV consisitency=9/10)。同时使用SAS软件(version9.1.3portable)分析各SNP组合后的发病风险,结果表明ACErs4340和NOS3rs11799983遗传多态性的组合频率在MPP病人(n=415)病例和对照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OR=3.32,95%CI:1.90-5.85)。
  此外,在415例MPP患者中,我们分析了各多态位点与MPP病情严重程度的关系,发现,ACErs4340I等位基因携带者,严重MMP发生的风险要高1.44倍(OR=1.44,95%CI:1.05-1.97,P=0.024),IL-6rs1800795C等位基因携带者,发生严重MMP的风险要高6.9倍(OR=6.9,95%CI:2.14-22.22,P=0.001)。综上所述,本研究提示SNP在MPP高风险个体筛查中的潜在应用价值。
  第二部分通过巢式多重PCR方法对240例MPP患儿肺炎支原体P1分型检出P1-Ⅰ型228例,P1-Ⅱ型12例。研究表明,在研究期间,山东地区发生的MP感染以P1-Ⅰ型为主,未发现变异株。这一结果与欧洲某些国家,以及中国北京、浙江、天津等地区学者监测结果相同。进一步分析发现P1-Ⅱ型中重症比例高于P1-Ⅰ型,肺炎支原体P1亚型与肺部感染严重程度可能存在相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8<0.05)。
  第三部分本研究BALF中的IL-6水平可反映MPP患者肺部感染程度,IL-6水平越高,肺部感染程度越重,高水平的IL-6与重症MPP的发生具有相关性,未发现IL-27水平与重症MPP的发生具有相关性;进一步分组分析,单纯支原体感染与混合支原体感染,都存在IL-6水平升高,混合感染相对于单纯感染,有统计学意义,而IL-27在混合感染组降低明显,与单纯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与对照组比较有显著差异;肺泡灌洗液的MP-DNA拷贝值,其高低与IL-6分泌水平存在相关性,而与IL-27无相关性。
  研究结论:
  1.ACErs4340,IL-6rs1800795和NOS3rs1799983的多态性与MPP易感性存在统计学关联;
  2.交互分析证明,儿童ACErs4340D/NOS3rs1799983T基因携带者,MPP患病风险明显增高;
  3.ACErs4340I及IL-6rs1800795C等位基因携带者,发生重症MMP的风险要高;
  4.研究期间,山东地区发生的MP感染以P1-Ⅰ型为主,未发现变异株。P1-Ⅱ型中重症比例高于P1-Ⅰ型,肺炎支原体P1亚型与肺部感染严重程度可能存在相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5.本研究未发现BALF中的IL-27水平与重症MPP发生具有相关性,而IL-6与重症MPP的发生具有相关性,可作为预测重症MPP发生的标志物。
[博士论文] 姚国
临床医学(儿科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研究目的:
  妊娠期糖尿病(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GDM)通常被公认为是一个严重危害胎儿的妊娠并发症。GDM是孕期首次发生的糖代谢异常。最近的研究表明,巨大儿在妊娠期糖尿病引起的不良妊娠结局中有一个明显的上升趋势。在巨大儿的围产期,伴随着更多的窒息、产伤、低血糖、死亡等风险。此外,许多研究表明,GDM诱导产生的巨大儿在后期生长发育过程中有患糖尿病、肥胖和动脉粥样硬化等其他代谢紊乱的风险。研究发现,GDM患者在孕前存在诱导妊娠期糖尿病发生的高危因素,如孕前体重指数、年龄、孕次等,但是这些高危因素与GDM诱导巨大儿发生的关系,目前尚不清楚。因此,通过对巨大儿发生与孕前危险因素的关系进行研究,有助于在孕前对高危因素进行早期预防和控制。
  妊娠期糖尿病存在孕期的高血糖、高血脂及胰岛素抵抗等代谢异常,这些代谢异常状态,可以导致经由胎盘进入胎儿血液循环中的糖脂代谢发生异常,进一步引起胎儿宫内能量代谢过剩,以脂肪形式存在胎儿体内,导致胎儿体重明显增加,以致出现巨大儿。目前研究显示,在孕期,早期检测及早期控制血糖可控制GDM诱导的巨大儿发生。有趣的是,即使将GDM孕期血糖控制在正常血糖范围,巨大儿的发生率仍未明显下降,这提示GDM诱导发生巨大儿,不仅和母体血糖有关,还存在其他更重要的因素。
  GDM孕妇分娩的巨大儿具有围产期高风险及在后期生长发育过程中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风险等特点。脐血作为胎儿提供血液供应的场所,脐血脂糖代谢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影响了胎儿发育过程,脐血血脂、血糖代谢异常,是GDM产儿围产期及后期合并症的发病基础。因此研究胎儿宫内的异常代谢状态至关重要,目前由于操作受限,孕期胎儿代谢情况,主要通过产科超声进行评估。羊水指数、脐带血流指标等关键指示性指标,是临床进行胎儿生长发育评估和评价的重要指标。脐血糖脂代谢指标的变化与巨大儿发生的关系的研究,可以为探明巨大儿发生的机制及巨大儿远期并发症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切入点。
  除了母体代谢因素外,胎盘组织是连接母体与胎儿宫内环境的桥梁,起到转运营养物质的作用。胎盘组织蛋白表达的高低,直接影响了营养物质的跨胎盘转运。因此对于胎盘组织部位蛋白的研究,可以为GDM诱导巨大儿发生的机制提供一个新的研究平台。研究发现,在妊娠期糖尿病胎盘组织中,介导糖脂代谢信号转导通路的关键蛋白-腺苷酸活化的蛋白激酶(Adenosine monophosphate-activated protein kinase,AMPK)表达发生了显著地变化。且在以往的研究中提出,AMPK激活后可介导下游糖代谢和脂代谢。但对于AMPK介导的信号通路是否在GDM诱导的巨大儿发生过程中的起到关键信号通路作用目前尚不清楚。
  本实验目的在于探讨GDM诱导产生巨大儿的糖脂代谢相关危险因素,并通过研究胎盘组织部位AMPK介导的糖脂代谢信号转导通路的变化,对GDM诱导巨大儿的高危因素和具体机制进行更进一步研究,可以为减少巨大儿的产生和妊娠糖尿病母亲婴儿相关并发症提供帮助。
  研究方法:
  本研究依据GDM和巨大儿的诊断标准分将孕妇分为GDM组和正常糖耐量组,将新生儿分为GDM巨大儿组(GDMM),GDM正常出生体重儿组(GDMN)和正常糖耐量正常出生体重儿组(CON)。孕妇在孕晚期做超声检查,检测羊水指数、双顶径、股骨长、脐带血流指标等指标来估测胎儿宫内发育情况和新生儿出生体重。在孕妇阴道分娩或剖宫产时收集两组产妇顺产或剖宫产脐动脉血,用湿化学方法测定脐血中血脂指标、血糖指标。同时进行胎盘组织的收集,实验中为了减少RNA和蛋白质的降解,要求在胎儿娩出后立即剪取约1cm3胎盘组织取胎儿面的胎盘组织,用冷水快速冲洗组织,然后放入标记的冷冻管保存在80℃,以进一步提取蛋白质和总RNA。Western blotting检测差异表达的腺苷酸活化蛋白激酶(Adenosine monophosphate-activated protein kinase,AMPK)信号通路相关蛋白的表达,包括磷酸化的腺苷酸活化蛋白激酶(phosphorylated-AMPKα(Thr172),p-AMPKα(Thr172))、AMPKα、乙酰辅酶A羧化酶(Acetyl CoA Carboxylase,ACC)、磷酸化的乙酰辅酶A羧化酶(phosphorylated-Acetyl-CoA carboxylase(Ser79),p-ACC(Ser79))、葡萄糖转运蛋白1(glucose transporter1,GLUT1)在三组胎盘组织之间的差异性表达。胎盘组织ACC、GLUT1和AMPKα的mRNA水平用实时荧光定量PCR检测。
  临床数据和胎盘组织相关蛋白质和mRNA相对表达结果输出和分析用GraphPad Prism5.0分析软件进行定量。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GDM与NGT组两组间的临床数据的比较采用单样本t检验,三组间的胎盘mRNA和蛋白表达比较用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组间两两比较采用SNK法。变量间相关性分析用Pearson相关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研究结果:
  1.孕妇一般特征
  (1)孕期基本特征:在孕中期,空腹血糖(FBG)GDM组水平比NGT组高1.06mmol/l,而血糖在孕晚期无统计学差异(P>0.05)。此外,GDM组与NGT组相比,孕妇的年龄、血压、产次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除此之外,GDM组存在糖尿病家族史4例,而NGT组中无糖尿病家族史。其中孕中期血糖与新生儿出生体重(NBW)呈正相关关系(P<0.05),孕晚期空腹血糖与NBW无明显相关性(P>0.05)。
  (2)孕前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和孕期增重:在孕期增重和孕前体重指数GDM组均明显高于NGT组(P<0.05)。且相关分析发现,NBW与孕妇孕前体重指数(BMI)和孕妇孕期增重均存在正的相关关系(P<0.05)。
  2.新生儿特点
  GDM组的新生儿出生体重(NBW)显著高于NGT组(P<0.05)。GDM组巨大儿发生率明显高于NGT组。同样,GDM组分娩的新生儿NBL平均值也明显升高(P<0.05);两组新生儿在胎龄、性别比例、胎盘重量、脐带长度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3.脐血糖脂代谢
  (1)脐血糖代谢:NGT组和GDM组两组胎儿脐血血糖无统计学差异(p>0.05)。且相关分析发现,脐血血糖与孕妇孕晚期血糖及新生儿出生体重均无明显的线性相关关系(p>0.05)。
  (2)脐血脂质代谢:GDM组较NGT组脐血HDL-C降低11.4%,ApoB/ApoA比值升高16%,两组间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而两组间其他指标TC、TG、LDL-C、LP、ApoA和ApoB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4.胎儿孕晚期超声
  GDM组比NGT组羊水指数(AFI)高2.7,增加29.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他指标:检查孕周(GA)、胎儿双顶径(BPD)、股骨长(FL)、S/D、RI和PI指标,两组间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且相关分析发现,AFI与母体孕晚期血糖、新生儿出生体重均呈正相关关系(P<0.05)。
  5.胎盘组织蛋白表达
  (1)胎盘组织蛋白表达:GDM诱导的巨大儿胎盘组织中GLUT1和ACC蛋白高表达(P<0.05),而p-AMPKα(Thr172)和p-ACC(Ser79)低表达(P<0.05),AMPKα蛋白表达在三组之间无统计学差异(P>0.05)。且胎盘组织各蛋白与NBW进行相关分析发现,在GDM诱导的巨大儿胎盘组织中,GLUT1、ACC蛋白表达与NBW正相关,p-ACC(Ser79)和p-AMPK(Thr172)与NBW负相关(P<0.05)。但新生儿出生体重与AMPKα无明显相关关系(P>0.05),ACC蛋白表达仅在GDMM组胎盘组织中发现与新生儿出生体重存在正相关关系(P<0.05),而在GDMN组中不存在此关系(P>0.05)。蛋白间相关分析显示:p-AMPK蛋白表达与p-ACC蛋白表达正相关(P<0.05),而与GLUT1蛋白表达无明显相关性(P>0.05)。
  (2)胎盘组织蛋白mRNA表达:GDM诱导的巨大儿胎盘组织GLUT1mRNA高表达,AMPKα和ACC的mRNA低表达(P<0.05)。且相关分析发现,GDM诱导的巨大儿胎盘组织中GLUT1mRNA表达与NBW呈正相关,AMPKα和ACC mRNA与NBW呈负相关(P<0.05)。
  研究结论:
  1.孕前肥胖、超重及孕期增重过高均为GDM诱导巨大儿发生的高危因素。除了孕期血糖外,孕前控制体重,孕期控制增重可以减少巨大儿发生。
  2.胎盘组织GLUT1蛋白表达升高,可增加糖转运过多进入胎儿循环中,引起GDM诱导巨大儿的发生。
  3.胎盘组织中p-ACC蛋白表达降低和ACC蛋白表达升高,可导致脂肪酸含量过量,引起GDM诱导产生巨大儿。
  4.AMPK介导的信号转导通路在GDM诱导产生巨大儿过程中,主要影响脂代谢,而非糖代谢。
  5.妊娠期糖尿病诱导产生的巨大儿在宫内生长发育过程中存在HDL-C,ApoB/ApoA等脂代谢异常,且巨大儿后期生长发育过程中具有发生糖脂代谢异常的高风险。
[硕士论文] 马健
儿科学(新生儿)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目的:
  新生儿窒息指的是因为围生期(分娩前、分娩过程、分娩后)的各种原因导致的新生儿娩出后不能进行正常呼吸,引起缺氧并进一步产生全身多系统的损伤,是围产期新生儿不能存活或者遗留严重后遗症的主要原因之一。窒息的根本原因是机体的组织缺氧,窒息的时间越长,缺氧程度越重,造成的机体各系统、器官损害越严重。窒息的新生儿娩出后不能进行有效的呼吸,肺泡张开受阻,影响肺液吸收,不能形成有效的气体交换,引起缺氧。窒息时血氧饱合度降低,氧合差,无氧酵解增加、乳酸堆积,故可致患儿肺内小动脉持续收缩,动脉导管继续开放,血液经动脉导管分流到主动脉,使缺氧加重。Apgar评分是传统意义上国际上认可的评故新生儿窒息最便捷、实用的手段。但Apgar评分可受早产、某些先天畸形、产妇分娩前用药等原因影响,因此Apgar评分在判断新生儿窒息程度及估计预后方面存在一定局限,因此,近年来国内外的许多专家学者提出对生后窒息的新生儿进行动脉血气测定以为临床诊断与处理提供参考依据。临床中存在窒息的新生儿血气分析指标中PH偏低,乳酸值高,碱剩余绝对值增大,随着窒息的加重,缺氧加重,血气分析各项指标异常更加显著。本研究通过回顾性分析本院窒息新生儿的动脉血气分析各项指标,研究窒息新生儿的血气分析中乳酸、PH测定与Apgar评分、新生儿窒息程度的相关性,及对新生儿窒息的诊断、临床处理、预后判断的积极意义。
  方法:
  (一)研究对象
  选取2014年3月到2014年11月入住枣庄市妇幼保健院分娩的单胎足月窒息新生儿60例,均为生后1小时内入院。诊断标准依据《实用新生儿学》(第4版,邵肖梅等主编)。根据1分钟评分分为:重度窒息组11例(0-3分),轻度窒息组49例(4-7分)。另外再选取30例正常新生儿作为对照组进行对比分析(Apgar评分为8-10分)。对照组病例排除有胎儿宫内窘迫病史者。所有病例均排除先天性畸形、感染性疾病、遗传代谢性疾病等。其中包括49例男性新生儿,41例女性新生儿。各组患儿性别、出生体重、生产方式等均没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P>0.05)。
  (二)研究方法
  1.新生儿外周动脉血标本采集及检测手段:所有新生儿均在出生后1小时内用肝素处理过的注射器抽取右手桡动脉血1ml,排气后立即密封,并于5分钟内进行检测。用全自动血气分析仪检测外周血PH、Lac、PaO2、PaCO2值。
  2.Apgar评分:参考《实用新生儿学》(第4版)邵肖梅等主编。新生儿出生后1分钟和5分钟常规进行Apgar评分。当5分钟评分<7分时,每隔5分钟评分1次,评分至20分钟。
  3.新生儿窒息分度:重度窒息:生后1分钟的Apgar评分≤3分,或者生后5分钟的Apgar评分≤5分,两者符合1条;轻度窒息:生后1分钟的Apgar评分>3分,但≤7分,或者虽然1分钟评分>7分,但5分钟Apgar评分≤7分,>3分。
  4.HIE诊断标准:参阅《实用新生儿学》(第4版)邵肖梅等主编。(1)病史:有明确的异常产科病理情况可以引起胎儿的宫内缺氧,有确切的胎儿宫内窘迫的证据;或者合并羊水三度污染,或分娩过程中有确切窒息史;(2)体格检查:出生后很快呈现神经系统异常表现,并症状存在超过24小时。(3)影像学检查支持。
  (三)统计学方法
  使用SPSS17.0统计学软件对所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均数士标准差代表资料中的计量数据,选用非参数秩和检验进行各个分类组之间的比较;选择卡方检验对计数资料进行分析,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本研究新生儿中,根据秩和检验结果,重度窒息组、轻度窒息组及对照组比较,pH、PaCO2、Lac之间存在差异,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5);重度窒息组、轻度窒息组及对照组相比,PH值降低,Lac升高。PaCO2在重度窒息组、轻度窒息组及对照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本研究60例窒息新生儿中,合并HIE者5例,其中放弃后死亡2例,死亡均为重度窒息者。
  3.轻度窒息组PH≤7.0者占6例(12.2%),PH大于7.0者43例(87.8%),重度窒息组PH≤7有6例(54.5%),大于7者有5例(45.5%),两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博士论文] 闫军美
儿科学(小儿外科)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目的:
  作为仅次于先天性直肠肛门畸形居消化道畸形第二位的一类常见的消化道畸形—先天性巨结肠(Hirschsprung's disease,HSCR),严重威胁患儿的身体健康,其发病率大约为1/5000,男性与女性发病率之比约为4∶1,以病变肠壁肠神经系统(Enteric nervous system,ENS)缺乏神经节细胞为主要的病理特征,ENS神经节细胞的缺乏致使其病变肠壁处于持续性的痉挛状态,从而表现为胎便排出延迟、顽固性的便秘、进行性腹胀及功能性肠梗阻等临床表现。自1886年丹麦医生Hirschsprung首次对该病做了系统性的描述以来,引起国内外学者对其的高度重视,有关其病因及发病机制、诊断、治疗等方面作的研究相继大量出现。1956年,Swenson第一次施行拖出型直肠乙状结肠切除术(即Swenson术式)成功治疗HSCR,这一复杂的消化系统疾病终于找到了有效的治疗措施。之后大量学者在Swenson术式的基础上进行改良,相继出现了Duhamel术式、Rehbein术式、Soave术式等各种手术方式及其改良术式,在保证治疗效果的同时以降低其手术的并发症。
  二十世纪末及二十一世纪初,随着Georgeson首先将腹腔镜技术引入HSCR的治疗之后,HSCR的治疗开始了新的变革时期,传统的分期手术逐渐向一期手术转变,腹腔镜辅助各种HSCR根治术相继诞生并逐渐流行。单纯经肛门巨结肠根治术(Transanal endorectal pull-through,TEPT)进一步降低了手术创伤,微创手术(Minimally invasive surgery,MIS)及微创观念逐渐被接受并广泛流行,HSCR的手术治疗向着进一步手术年龄减小、手术创伤降低的方向发展,经脐单部位腹腔镜手术(Laparo-endoscopic single-site surgery,LESS)、经自然腔道内镜手术(Natural orifice translumenal tendoscopic surgery,NOTES)等手术方式亦逐渐出现。同时伴随着诊断方法、麻醉水平等的不断提高,患儿的手术年龄逐渐缩小,HSCR患儿在新生儿期经过明确诊断之后即可接受一期巨结肠根治性手术。
  然而由于结肠穿孔、严重的小肠结肠炎、合并其他畸形及身体状况不能耐受一期手术等各方面的原因,少数患儿仍然需要行肠造瘘术以挽救其生命。由于二期手术常伴随着肠黏连的存在,传统观念认为不适合腹腔镜手术而往往选择开腹辅助HSCR二期根治性手术的手术方式进行。由于腹腔镜操作技术的逐渐发展与娴熟,考虑到腹腔镜手术的优势,1.5-2cm原结肠造瘘口可直视下放置三通道Triport符合单部位腹腔镜手术的条件,以及经造瘘口单部位手术可避免腹壁进一步切开从而进一步减小手术创伤等各方面因素,进行了新的尝试,利用原结肠造瘘口应用单部位腹腔镜技术辅助二期HSCR根治性手术。本次研究的目的在于进一步探讨其手术的可行性及优缺点,以寻找针对一期造瘘术后HSCR患儿行二期根治术时更加微创的手术方式。
  方法:
  收集因肠穿孔、严重的小肠结肠炎等原因一期行肠造瘘术,术后病理明确诊断为HSCR的病例。依据术中术后病理提示的病变肠管累计范围,排除全结肠型巨结肠病例之后,选择常见型巨结肠及长段型巨结肠病例作为本次研究的研究对象。2008-2011年接受开腹辅助Soave巨结肠根治术患儿为传统开放组,结肠造瘘口经游离结肠断端关闭之后,通过延长或者腹壁另行切开暴露腹部手术视野,开腹完成肠黏连松解、结肠游离等腹部手术操作,辅助经过肛门Soave术式的完成;2011-2014年间接受经造瘘口单部位腹腔镜辅助Soave巨结肠根治术患儿为经造瘘口腔镜组,结肠造瘘口游离之后,直视下经结肠造瘘口置入Triport,腹腔镜下完胜肠黏连松解、结肠的游离等腹部手术操作。
  回顾性统计患儿一期行肠造瘘术时患儿的年龄、性别、肠管病变累及范围等临床资料;统计二期行巨结肠根治术术前患儿年龄、身高、体重,总蛋白、白蛋白、血红蛋白、尿素氮等生化指标,评价患儿的营养状况;术中统计手术时间、出血量、刀口长度、有无副损伤等术中资料;术后统计术后进食时间、术后住院时间、大便次数等信息,以及术后有无刀口感染、腹腔感染、吻合口瘘、术后肠梗阻、术后小肠结肠炎等术后并发症资料;患儿出院后通过门诊进行长期随访其大便情况、肛门外观、尿布疹、污粪、有无肠梗阻及肛门狭窄等术后长期并发症资料。将两组资料之间进行系统性的统计学分析及比较,从而探讨经造瘘口单部位腹腔镜技术辅助HSCR二期根治性手术的可行性及优缺点。
  结果:
  19例接受传统开腹Soave巨结肠根治术与18例接受经造瘘口单孔腹腔镜辅助Soave巨结肠根治术患儿在一期行肠造瘘术年龄(20.8±5.5天VS21.9±3.2天)及二期行根治性手术年龄(5.8±2.15月VS6.2±2.07月)差别不大;两组病例性别比例相似,男性患儿与女性患儿之比分别为14/5与13/5;两组病例长段型巨结肠均为11例,其余病例为常见型巨结肠病例,一期手术时分别行横结肠造瘘与乙状结肠造瘘;经过肠造瘘术后3-6月的正常喂养及术前支持,两组病例在身高、体重以及生化指标(血清总蛋白、血清白蛋白、血尿素氮(BUN))等方面差异不大,组间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病例组成及营养状态相似减少了研究的误差。
  所有手术均顺利取得成功,无死亡病例;经造瘘口单部位腹腔镜辅助巨结肠Soave根治术腹部操作均在腔镜下顺利完成,无中转开放的病例,手术安全可行。传统开放组与经造瘘口腔镜组总体平均手术时间(172±17.8min VS175±20.7min)差别不大。经造瘘口腹腔镜组术中平均出血量12.5±6.2ml,术中及术后基本不需要输红细胞及血浆等血液制品,同传统开放组术中平均失血量47.3±7.1ml比,具有明显的优势,P<0.001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经造瘘口单孔腹腔镜组因腹腔镜下可获得全部的腹腔及盆腔的手术视野,不需要延长切口或另行腹壁切开,两组腹部刀口总长度2.5±0.5cm VS8.2±1.3cm,减少了手术对腹壁的进一步创伤,术后腹壁疼痛及术后瘢痕的长度。同时借助腹腔镜放大作用对腹腔结构的精细显示,亦有效减少了副损伤的发生率(0vs2/19,10.5%)。经造瘘口腔镜组手术创伤打击小,术后3.1±1.8天开始进食,术后住平均住院时间6.2±1.5天,均明显小于传统开组术后6.2±2.1天进食、平均住院13.1±1.8天,两组比较P<0.00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经造瘘口腔镜组与传统开放组两组术后排便频率相似,并随着术后时间的延长排便频率逐渐下降;两组病例均未发生腹腔内感染、吻合口瘘、大便失禁及肛门粘膜脱垂并发症;术后两组病例中均有1例患儿术后出现污粪,无明显差异。但经造瘘口腔镜组在刀口感染(0vs2/19,10.5%)、术后小肠结肠炎发生率(0vs1/19,5.26%)、便秘复发(0vs1/195.26%)、术后肠梗阻(0vs2/1910.5%)、结肠回缩(0vs1/195.26%)、严重尿布疹(1/185.56%vs2/1910.5%)及肛门狭窄(0vs2/1910.5%)发生率低于传统开放组。
  结论:
  1、经结肠造瘘口单孔腹腔镜技术可适用于一期结肠造瘘术后二期行巨结肠根治患儿,经造瘘口单部位腹腔镜辅助Soave巨结肠根治术安全、可行;
  2、经造瘘口单孔腹腔镜技术避免了传统开腹手术中腹壁的进一步切开,术后疼痛轻,刀口瘢痕小;
  3、经造瘘口单孔腹腔镜辅助Soave巨结肠根治术符合微创手术的观念,具有手术创伤打击小、术中失血少、副损伤发生率低、术后恢复快、术后住院时间短、并发症少等优势;
  4、经造瘘口单孔腹腔镜技术具有较高操作难度,手术的施行需要建立在丰富的腹腔镜手术经验的基础上。
[硕士论文] 秦艳
儿科学 东南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目的:探讨婴幼儿肺炎合并急性心衰时患儿心肌酶、心肌肌钙蛋白(cTn)、血清B型脑钠肽(BNP)、心型脂肪酸结合蛋白(H-FABP)、可溶性ST2蛋白(sST2)等相关指标的变化及其临床意义。
  方法:选择2013.01~2016.12在泰州市人民医院儿科就诊的29天-3岁的肺炎合并急性心衰患儿50例作为肺炎合并心衰组,并随机选择同期在本院就诊的同年龄段50例肺炎无并发症患儿为单纯肺炎组。全部病例均符合婴幼儿肺炎或婴幼儿急性心力衰竭的诊断标准,应用改良的ROSS评分法对婴儿心衰分级。选择我院儿保科体检的同年龄段50例健康婴幼儿为对照组。收集记录所有研究对象的一般资料和空腹静脉血,应用酶动力学法检测心肌酶谱,应用免疫发光法测定cTnⅠ含量,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法相应试剂盒测定NT-pro-BNP、H-FABP、sST2等。采用SPSS11.5软件包对数据进行分析。
  结果:1、血清心肌酶检测结果:治疗前肺炎合并心衰组、单纯肺炎组、对照组间血清心肌酶指标AST、LDH、CK、CK-MB、α-HBDH差异皆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治疗后各组心肌酶指标除LDH以外,皆不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肺炎合并心衰组治疗前后心肌酶各项指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血清心肌酶水平在不同心衰级别之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两比较发现,只有CK-MB各组两两比较皆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2、肺炎合并心衰组、单纯肺炎组、对照组治疗前c TnⅠ、BNP、H-FABP、sST2等心肌损伤标志物不同组之间皆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各组两两比较,只有cTnⅠ、s ST2纯肺炎组与对照组之间未发现统计学差异(P>0.05),其它情况皆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治疗后各组只有BNP水平两两之间比较皆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肺炎合并心衰组治疗前后cTnⅠ、BNP、H-FABP、sST2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患儿血清cTnⅠ、BNP、H-FABP、sST2水平在不同心衰级别之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只有sST2水平在不同心衰级别分组之间两两比较皆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1、心肌酶学各项指标在肺炎合并心衰组治疗前后相比,以及不同心衰级别之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在心衰的分级诊断方面,以CK-MB敏感性、特异性较高。2、患儿血清cTnⅠ、BNP、H-FABP、sST2水平在肺炎合并心衰组治疗前后,以及不同心衰级别之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综合分析,在心衰的分级诊断方面,以sST2敏感性、特异性较高。
[硕士论文] 张婷婷
儿科学 扬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目的:
  探讨学龄期慢性咳嗽儿童行为问题及其相关因素,为学龄期慢性咳嗽儿童的早期心理行为干预及临床综合治疗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学龄期慢性咳嗽儿童100例为慢性咳嗽组,年龄8-12周岁,其中男57例,女43例,并收集100位年龄同样为8-12岁的健康儿童,其中男51例,女49例。尽可能使患儿性别、年龄、母亲的文化程度及家庭收入等匹配。应用自编的一般情况问卷、Conners父母症状问卷(Parent Symptom Questionnaire,PSQ)、中国学龄儿童气质量表(Chinese SchoolChild Temperament Scale,CSTS),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症状自评量表(Symptom Checklist-90,SCL-90)和家庭功能评定量表(Family Assessment Device,FAD)对两组儿童及其母亲进行测评。采用SPSS24.0对数据采用描述性分析、t检验、方差分析、X2检验以及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等方法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1、一般情况比较:两组儿童在年龄、性别、母亲文化水平、母亲年龄及家庭年收入等方面无显著差异。一般资料与儿童行为相关性:儿童的年龄、住院次数、年住院天数、缺课天数、病程与儿童行为量表总分成正相关,而母亲受教育年限及儿童每天户外活动时间(小时)与儿童行为问题总分存在反相关。
  2、慢性咳嗽儿童行为问题:以2001年全国常模为标准[1],慢性咳嗽组儿童行为问题检出率为22%,明显高于对照组的8%,两者有显著性差异(P=0.006)。其中男生行为问题检出率为29.82%,女生行为问题检出率为11.63%,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3)。慢性咳嗽组儿童在品行问题、学习问题、心身问题、冲动-多动、焦虑、多动指数及总粗分等方面的得分均高于对照组儿童(P<0.05)。不同年级儿童行为问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中五年级行为问题发生率最高。
  3、儿童气质特点:慢性咳嗽组儿童各气质类型构成分别为:平易型(18%)、中间平易型(28%)、中间麻烦型(29%)、麻烦型(15%)、缓动型(10%);对照组儿童各气质类型构成分别为:平易型(37%)、中间平易型(39%)、中间麻烦型(15%)、麻烦型(6%)、缓动型(3%),分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04)。在气质维度中慢性咳嗽儿童的活动水平、适应性、反应强度、反应阈及心境特点得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儿童气质维度中的趋避性与儿童行为的冲动-多动有正相关。而且儿童品行问题、冲动-多动、多动指数及总分与儿童气质维度中的适应性、反应强度和心境特点存在正相关。
  4、慢性咳嗽儿童家庭功能:慢性咳嗽组儿童的家庭在沟通、角色、情感反应、情感介入、行为控制、总的功能等因子的得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问题解决方面无明显差异。患儿的家庭功能与患儿的行为问题无明显相关性。
  5、慢性咳嗽患儿母亲的心理健康状况:慢性咳嗽组患儿母亲的焦虑自评量表及抑郁自评量表得分高于对照组,并且在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恐怖、敌对、精神病性方面的得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慢性咳嗽患儿母亲的SAS及SDS得分与品行问题、学习问题、冲动-多动、焦虑、多动指数及总分存在正相关,与心身问题相关程度较低。在母亲症状自评量表中,除了躯体化无明显相关性,其余项目均存在正相关。
  6、多元逐步回归分析:以慢性咳嗽患儿Conners行为量表的总分为因变量,以与慢性咳嗽患儿行为有相关性的21条项目为自变量,采用Stepwise法,最终进入方程的是年住院次数、病程(月)、SAS得分和心境特点。
  结论:
  1、学龄期慢性咳嗽儿童较正常儿童表现出更多的行为问题。
  2、慢性咳嗽儿童的母亲较正常儿童的母亲更易出现心理健康问题。
  3、学龄期慢性咳嗽儿童的行为问题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与儿童的年龄、性别、住院次数、住院天数、缺课天数、病程长短、儿童的气质特点、母亲的心理健康状态、母亲文化水平及儿童每天户外活动时间有关。其中易养型气质、母亲高文化层次及充足的户外活动时间是保护性因素。
[硕士论文] 曾碧荷
儿科学 扬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目的:
  探索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类似物(gonadotropin releasing hormone analogue,GnRHa)治疗过程中下丘脑-垂体-性腺轴(hypothalamie pituitary gonadal axis,HPGA)的抑制程度与特发性中枢性性早熟(idiopathic central precocious puberty,ICPP)女童成年预测身高(predicted adult height,PAH)之间的关系,以指导临床GnRHa治疗剂量的个体化调节,寻找最佳的HPGA抑制范围,尽可能地改善患儿PAH,避免联合使用重组人生长激素(recombinant human growth hormone, rhGH)。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09年5月至2016年4月我院专病门诊诊治的158例接受GnRHa治疗的ICPP女童临床资料,包括初治年龄、身高、体重、骨龄、子宫卵巢容积、LH、FSH基础水平及峰值、E2水平、有无月经来潮、父母身高等;其中GnRHa治疗半年以上的达158人,12个月158人,18个月123人,24个月93人,30个月63人,36个月39人,42个月17人,48个月6人。并记录GnRHa治疗后各时间点患儿的身高、体重、实际年龄、骨龄、子宫卵巢容积及LH峰值、FSH峰值、E2水平等指标,计算各时间点PAH、△BA(BA-CA),分析△PAH(PAH-靶身高)改变的情况,及其与HPGA抑制的关系,并采用阈值效应分析寻找最佳△PAH时的HPGA抑制范围。
  结果:
  GnRHa治疗后患儿PAH较治疗初期有明显改善。△PAH与△BA呈负相关,与子宫卵巢容积、LH、FSH及E2均无直接相关性。Pearson相关性检验显示:△BA与FSH的水平无直接相关性,治疗12个月时,△BA与子宫容积成正相关(r=0.17,P=0.035,n=158);治疗24个月时△BA与卵巢容积呈正相关(r=0.34,P=0.001,n=93),治疗42个月时△BA与LH水平呈正相关(r=0.57,P=0.016,n=17)。阈值效应分析结果显示:将子宫容积控制在1.2-1.8ml之间、卵巢容积控制在1.1ml以下、LH控制在0.4-1.8 IU/L之间、FSH控制在2.5IU/L以下对延缓BA的增长及改善PAH最有利。
  结论:
  GnRHa治疗能有效改善性早熟女童的成年预测身高。选择合适的GnRHa治疗剂量,将子宫卵巢容积、LH、FSH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有利于延缓骨龄进展及改善成年预测身高,可避免联合使用重组人生长激素。
[博士论文] 刘文东
儿科学(内分泌)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尿崩症(DI)是一类以多饮、烦渴、多尿、低比重尿、低渗尿为主要临床表现的疾病,原发性尿崩症常见于儿童,临床上分为中枢性尿崩症(CDI)、肾性尿崩症(NDI)和精神性多饮(PP)。中枢性尿崩症(Central Diabetes Insipidus,CDI)是由于神经垂体系统(下丘脑、垂体柄和垂体后叶)本身病变或创伤、肿瘤、手术等多种原因引起神经垂体系统损伤导致抗利尿激素分泌不足或缺乏,而引起肾小管重吸收水障碍,以多饮、烦渴、多尿、低比重尿、低渗尿为主要临床表现,该类型病例占绝大多数。肾性尿崩症是肾脏集合管对适量的抗利尿激素不敏感或无反应引起的,精神性多饮是习惯性多饮或渴感异常,长期大量饮水抑制ADH分泌而发病的,这两种类型临床上少见,且常无中枢性改变,故排除在本研究之外。中枢性尿崩症患者可以并发垂体前叶功能减退,出现单一性生长激素缺乏症或多种垂体激素缺乏症,引起相应的垂体前叶激素轴功能异常,进而影响于患儿的生长发育,因此,需早期发现病因、全面评估病情以进行早期干预治疗。随着实验室检查及影像学检查发展,中枢性尿崩症的诊断及病因查找已趋于成熟,特别是下丘脑-垂体区的MRI检查能直观地显示该区域及邻近结构的病变及下丘脑-神经垂体系统的异常,对于病因诊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应用强化MRI技术对中枢性尿崩症进行研究并结合临床,观察该病的病因及临床表现,有些病因需要长期随访才能确定。
  研究目的:
  应用快速成像的T1加权三维磁化强度预备梯度回波序列(T1-weighted three-dimensional magnetization-prepared rapid gradient-echo imaging,T1WI-3D-MP RAGE)的MRI对中枢性尿崩症患者进行定性及半定量研究,探讨中枢性尿崩症合并垂体前叶激素缺乏患者的下丘脑-垂体区MRI表现,从而为临床上病因诊断及治疗方法制定提供依据;随访观察垂体柄增粗伴垂体后叶消失患儿,根据随访结果确定最终病因及结果。
  研究方法:
  选取2012年7月到2017年3月于山东省立医院住院或儿科内分泌门诊诊治的79例符合标准的中枢性尿崩症患者及43例同年龄段的正常人群进行下丘脑-垂体区MRI研究,在所得T1WI-3D-MPRAGE图像上对垂体体积、垂体后叶信号强度、垂体柄最大横径进行测量,比较分析两组之间的差异。
  记录所有中枢性尿崩症患者的临床表现,监测24小时尿量,测定尿比重、尿渗透压、血Na+及血渗透压,分析禁水加压素试验结果,对垂体前叶激素各功能轴进行评估,记录患者的病因及下丘脑-垂体区MRI改变。
  统计中枢性尿崩症患者合并垂体前叶功能减退症的激素缺乏情况,并观察患者垂体柄形态改变情况,对该类患者激素缺乏情况与垂体柄形态改变的相关性进行分析。
  研究结果:
  ①中枢性尿崩症组与对照组病例的年龄、性别无显著性差异,但中枢性尿崩症组患者的身高、体重指数(BMI)均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24h尿量多于对照组;对照组垂体后叶信号强度比为1.68±0.25,中枢性尿崩症组垂体后叶信号强度比为0.88±0.21,中枢性尿崩症患者垂体后叶高信号大多消失或减低,相对于脑桥信号大多为低信号。中枢性尿崩症患者组大多数患者可出现不同程度垂体体积变小。44例患者垂体柄形态异常,其中33例垂体柄出现阻断(其中30例为完全阻断),11例垂体柄不同程度增粗。
  ②79例中枢性尿崩症患者最常见的主诉是多饮多尿,有79例,另外还有7例伴有进行性视力减退、呕吐、发作性头痛、身材矮小症等。79例CDI患儿,其中25例颅咽管瘤,17例生殖细胞瘤,2例郎格罕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33例为PSIS并垂体后叶消失或垂体后叶异位且接近消失,2例为特发性中枢性尿崩症。所有患者禁水-加压素实验结果均符合中枢性尿崩症的诊断结果。长期随访及肿瘤标志物对垂体柄增粗病因诊断困难者有重要价值。
  ③79例中枢性尿崩症患者中就诊时有44例出现垂体前叶激素分泌异常,其中33例垂体柄阻断综合征(PSIS),单一性生长激素缺乏症(IGHD)患者11例。继发性甲低患者33例、低促性腺功能减低患者20例,伴有继发性肾上腺皮质功能低下患者30例,伴有PRL升高33例,11例PRL减低。33例PSIS并多MPHD患者前叶体积均变小,与IGHD患者组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例精神发育迟滞患者均有MPHD。
  研究结论:
  ①T1WI-3D MP RAGE序列能更好地显示垂体后叶高信号和垂体柄结构。
  ②在T1WI-3D MP RAGE图像上对垂体后叶信号强度比、垂体体积的测量及垂体柄形态的评估对中枢性尿崩症病因有诊断价值。
  ③中枢性尿崩症伴垂体柄增粗时需要定期随访,逐渐变大考虑生殖细胞瘤,肿瘤标志物有助于诊断;逐渐缩小考虑特发性中枢性尿崩症。
  ④中枢性尿崩症伴有多种垂体前叶激素缺乏症患者的垂体柄多表现为垂体柄阻断、后叶消失或接近消失、垂体柄中重度增粗伴后叶消失及肿瘤。
[硕士论文] 袁菲菲
儿科学 山西医科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目的:胎龄小于37周出生的新生儿称为早产儿,呼吸停止时间>20秒,伴有心率减慢<100次/分或出现青紫、血氧饱和度降低和肌张力低下,称为呼吸暂停。早产儿呼吸暂停是目前新生儿重症监护中面临的主要临床问题之一,若不能妥善治疗将引起一系列非常严重的并发症。甲基黄嘌呤类药物是治疗呼吸暂停最常用的药物,包括枸橼酸咖啡因和氨茶碱两种。国内自2013年引入枸橼酸咖啡因,之前一直沿用氨茶碱,目前还没有足够证据支持枸橼酸咖啡因治疗效果。本文的目的就是以meta分析的方式比较枸橼酸咖啡因与氨茶碱治疗早产儿呼吸暂停的临床疗效。
  方法:对PubMed、Embase、Cochrane registry of controlled clinical trials、Sinomed、CNKI、WanFang Data以及CQVIP等数据库进行系统检索自数据库建立至2016年3月31日的所有对比枸橼酸咖啡因与氨茶碱治疗早产儿呼吸暂停临床效果的RCTs研究。文章语言设置为中文与英文。采用改良Jadad量表评价文献质量并提取数据进行meta分析。
  结果:meta分析共纳入26篇相关研究的文章,早产儿呼吸暂停采用枸橼酸咖啡因进行治疗1-3天的有效率明显高于氨茶碱(86.33% vs64.92%,RR=1.33,P<0.00001),采用治疗1-3天呼吸暂停次数进行比较两者并无显著差异(MD=-0.01,P=0.83)。氨茶碱治疗的早产儿呼吸暂停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高于枸橼酸咖啡因治疗的患儿(36.75% vs11.30%,RR=0.32,P<0.00001),尤其是心动过速(RR=0.20,P<0.00001)、喂养不耐受(RR=0.34,P<0.00001)、烦躁激惹(RR=0.35,P=0.0001)、高血糖(RR=0.24,P<0.0001)及血压升高(RR=0.16,P=0.03)的发生率明显高于枸橼酸咖啡因治疗组患儿。
  结论:目前研究结果表明,枸橼酸咖啡因治疗早产儿呼吸暂停有效率高且副作用小,因而更适宜用于早产儿呼吸暂停。
[硕士论文] 赵彦沙
儿科学 山西医科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目的:回顾性分析148例首发年龄在一周岁以内热性惊厥患儿的首次发作临床资料,并进行为期一年的随访,总结临床特点,统计前半年复发率、后半年新复发率、一年总复发率、一年癫痫转化率及不良预后情况(智力、运动等方面),统计近期复发(前半年复发)、非近期复发(后半年新复发)及一年总复发的危险因素,及不良预后因素。
  方法:收集山西省儿童医院神经内科2015年01月01日至2015年12月31日这1年间诊断为FS的临床资料,并进行为期一年的随访,统计前半年复发率、后半年新复发率、一年总复发率、一年癫痫转化率;并根据时间段相应比较复发组及无复发组在性别、首发季节、首发年龄、首次发作时体温、首次惊厥次数大于2次、首次惊厥前热程、首次惊厥持续时间、家族史有无、首次合并症(低钠、贫血)、首次脑电图改变、首次影像学改变在统计学上是否有差异,筛选出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危险因素(P<0.1)进一步行二分类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统计出FS复发的主要危险因素。
  结果:⑴首次发作小于1周岁的FS患儿在患病率上存在差异,男性的发病率高于女性(男:女为1.55:1);由上呼吸道感染诱发的热惊厥为119例(80%),其次为幼儿急疹24例(16%);影像学异常病灶的为19例(12.84%),头颅CT或MRI提示脑部发育尚不完善的为111例(75%)。⑵前半年复发人数为50例(33.78%),后半年新复发人数26例(17.57%),一年总复发人数为76例(51.35%)。该阶段的患儿预后良好,运动发育正常(100%),1年随访期间转化为癫痫为6例(4.05%)。⑶一年总复发单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性别、首次发作时体温、首次发作次数大于2次、家族史有无、影像学改变有统计学意义;有差异的再次纳入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首次发作时体温低、有家族史、性别男、影像学异常是FS复发的主要危险因素。⑷前半年复发(即近期复发)单因素分析结果表明:首次发作时体温低、首次惊厥前热程短、有家族史、影像学改变有统计学意义;有差异的再次纳入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首次发作时体温低、首次惊厥前热程短、有家族史、影像学改变是FS近期复发的主要危险因素。⑸后半年新复发(即非近期复发)单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性别男、首次发作时体温低、有家族史,有统计学意义,有差异的再次纳入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首次发作时体温低、性别男是FS非近期复发的主要危险因素。⑹本次研究还证实了前半年内有过复发的患儿是后期再复发的危险因素。
  结论:总体来讲,首发年龄在1周岁以内的热性惊厥患儿预后相对良好。性别(男性)、惊厥时体温低、有家族史、前半年有过复发、惊厥前热程短、影像学异常是患儿复发的危险因素。首次惊厥时体温低、首次惊厥热程短、影像学异常、有家族史对近期复发有提示意义,性别(男)、首次惊厥时体温低对非近期复发具有提示意义。首次发作时的季节,患儿首次发作的持续时间,以及首次发作时的合并症(低钠血症、贫血)、脑电图异常不是复发的危险因素。
[博士论文] 明明
儿科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主要从以下几部分进行论述:
  第一部分:婴儿腹腔镜肾盂成形术中不同CO2气腹压力对机体酸碱平衡的影响
  目的:比较婴儿腹腔镜肾盂成形术中不同CO2气腹压力对机体酸碱平衡的影响。
  方法:本研究采用前瞻性病例随机对照研究方法,选取2014年7月至2014年12月期间,在我院小儿外科接受腹腔镜肾盂成形术治疗的婴儿肾盂输尿管连接部梗阻患者40例,按照术中使用CO2气腹压力的不同随机分为2组,低气腹压力组(LP组,术中CO2气腹压力设置为6mmHg)和高气腹压力组(HP组,术中CO2气腹压力设置为9mmHg)。所有手术均由同一手术团队完成,手术方式均采用两部位法腹腔镜肾盂成形术,麻醉采用统一标准气管插管全身麻醉。两组病例在年龄、性别、侧别、积水程度、身体质量指数等基本资料上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0.05)。比较2组患儿气腹前5min、气腹后5min、气腹后30min以及放气后30min血气分析指标。
  结果:1.两组pH值于气腹后均开始下降,气腹后各时相点比较,HP组pH值均显著低于LP组(P<0.05)。气腹后5min,HP组pH值即低于7.35,而LP组pH值尚在正常范围;气腹后30min,2组pH值均显著降低且低于7.35;放气后30min,LP组恢复至气腹前水平,而HP组仍显著低于气腹前水平且低于7.35(P<0.05)。2.两组动脉血CO2分压(PaCO2)均于气腹后开始升高,气腹后各时相点比较,HP组PaCO2均显著高于LP组(P<0.05)。气腹后5min,HP组PaCO2较气腹前明显升高且高于45mmHg,LP组PaCO2较气腹前也明显升高但低于45mmHg;气腹后30min,2组PaCO2继续升高且均高于45mmHg(P<0.05);放气后30min,LP组恢复至气腹前水平,而HP组仍显著高于气腹前水平(P<0.05)。3.两组动脉血氧分压(PaO2)和动脉血氧饱和度(SaO2)于气腹前、气腹后、放气后均维持于较高水平,无显著变化。两组间比较亦无显著性差异(P>0.05)。4.两组全血碱剩余(ABE)和标准碱剩余(SBE)在气腹前5min及气腹后5min均无显著变化(P>0.05);HP组ABE和SBE于气腹后30min显著升高(P<0.05),放气后30min恢复至气腹前水平;而LP组于气腹后30min和放气后30min较气腹前均无显著性变化(P>0.05)。
  结论:在婴儿腹腔镜肾盂成形术中,9mmHg和6mmHgCO2气腹压力均可以造成患儿呼吸性酸中毒,且9mmHg比6mmHgCO2气腹压力对婴儿患者酸碱平衡的影响更大。
  第二部分:婴儿腹腔镜肾盂成形术中不同CO2气腹压力对机体细胞因子及体液免疫的影响
  目的:比较婴儿腹腔镜肾盂成形术中不同CO2气腹压力对机体细胞因子及体液免疫的影响。
  方法:本研究采用前瞻性病例随机对照研究方法,选取2015年1月至2015年6月期间,在我院小儿外科接受腹腔镜肾盂成形术治疗的婴儿肾盂输尿管连接部梗阻患者40例,按照术中使用CO2气腹压力的不同随机分为2组,低气腹压力组(LP组,术中CO2气腹压力设置为6mmHg)和高气腹压力组(HP组,术中CO2气腹压力设置为9mmHg)。所有手术均由同一手术团队完成,手术方式均采用两部位法腹腔镜肾盂成形术,麻醉采用统一标准气管插管全身麻醉。两组病例在年龄、性别、侧别、积水程度、身体质量指数等基本资料上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0.05)。比较两组患儿术前、术毕及术后24h血清细胞因子IL-6、IL-1、TNF-α水平,及体液免疫指标IgA、IgG、IgM、C3、C4水平。
  结果:1.组与HP组组内比较:两组内细胞因子(IL-6、IL-1、TNF-α)水平均有明显变化。术毕时及术后24h的细胞因子水平均明显高于术前(P<0.05),且术毕时的细胞因子水平明显高于术后24h(P<0.05)。两组内体液免疫指标(IgA、IgG、IgM、C3、C4)水平在术前、术毕及术后24h进行对比,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0.05).2.LP组与HP组组间的比较:术前两组间细胞因子(IL-6、IL-1、TNF-α)水平无明显差异(P>0.05);术毕时HP组的细胞因子水平明显高于LP组(P<0.05);术后24h两组间细胞因子IL-1及TNF-α的水平无明显差异(P>0.05),但HP组IL-6的水平明显高于LP组(P<0.05)。两组间体液免疫指标(IgA、IgG、IgM、C3、C4)水平在术前、术毕及术后24h进行对比,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0.05)。
  结论:婴儿腹腔镜肾盂成形术中,9mmHg和6mmHgCO2气腹压力均造成了细胞因子水平的升高,且9mmHg比6mmHg CO2气腹压力对细胞因子的影响更大;但9mmHg和6mmHg CO2气腹压力对体液免疫均无明显影响。
  第三部分:婴儿腹腔镜肾盂成形术中不同CO2气腹压力对机体氧化应激反应的影响
  目的:比较婴儿腹腔镜肾盂成形术中不同CO2气腹压力对机体氧化应激反应的影响。
  方法:本研究采用前瞻性病例随机对照研究方法,选取2015年1月至2015年6月期间,在我院小儿外科接受腹腔镜肾盂成形术治疗的婴儿肾盂输尿管连接部梗阻患者40例,按照术中使用CO2气腹压力的不同随机分为2组,低气腹压力组(LP组,术中CO2气腹压力设置为6mmHg)和高气腹压力组(HP组,术中CO2气腹压力设置为9mmHg)。所有手术均由同一手术团队完成,手术方式均采用两部位法腹腔镜肾盂成形术,麻醉采用统一标准气管插管全身麻醉。两组病例在年龄、性别、侧别、积水程度、身体质量指数等基本资料上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0.05)。在不同时间点采集静脉血样本进行相关指标检测,比较2组患儿术前(气腹前5min)、术毕(气腹结束缝合切口时)及术后24h血清中丙二醛(MDA)、超氧化物歧化酶(SOD)及血清总抗氧化物能力(T-AOC)的水平。
  结果:1.血清MDA含量的变化:术毕时两组患儿血清MDA水平均明显高于术前(P<0.05);术后24h两组患儿血清MDA水平恢复至接近术前水平(P>0.05)。术毕时HP组血清MDA水平明显高于LP组(P<0.05),术前及术后24小时两组间无显著性差异(P>0.05)。2.血清SOD含量的变化:术毕时两组血清SOD水平均较术前明显降低(P<0.05)。术后24h两组患儿血清SOD水平均恢复至接近术前水平(P>0.05)。术毕时HP组血清SOD水平明显低于LP组(P<0.05),术前及术后24小时两组间无显著性差异(P>0.05)。 (见表2、图1)。3.血清T-AOC含量的变化:术毕时两组患儿血清T-AOC水平均较术前明显降低(P<0.05)。术后24h两组患儿血清T-AOC水平虽然高于术毕时,但与术前相比却仍是处于较低水平(LP组P<0.05,HP组P<0.05)。两组间T-AOC水平在各个时间点相比较亦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1.婴儿腹腔镜肾盂成形术中,6mmHg和9mmHg CO2气腹压力均造成患儿机体的氧化应激损伤。2.婴儿腹腔镜肾盂成形术中,6mmHg比9mmHg CO2气腹压力对患儿机体造成的体氧化应激损伤小。3.婴儿腹腔镜肾盂成形术中,CO2气腹压力对患儿机体造成的氧化应激损伤在术后24小时基本恢复至术前水平。
  第四部分:不同CO2气腹压下两部位法腹腔镜肾盂成形术治疗婴儿肾盂积水的临床对照研究及手术技巧探讨
  目的:探讨不同CO2气腹压力对两部位法腹腔镜肾盂成形术围手术期指标及预后的影响,总结两部位法腹腔镜肾盂成形术的经验和技巧。
  方法:本研究采用前瞻性病例随机对照研究方法,选取2015年7月至2016年6月期间,在我院小儿外科接受腹腔镜肾盂成形术治疗的婴儿肾积水患者60例,按照术中使用CO2气腹压力的不同随机分为2组,低气腹压力组(LP组,术中CO2气腹压力设置为6mmHg)和高气腹压力组(HP组,术中CO2气腹压力设置为9mmHg)。所有手术均由同一手术团队完成,手术方式均采用两部位法腹腔镜肾盂成形术,麻醉采用统一标准气管插管全身麻醉。两组患儿在年龄、性别、侧别、积水程度、身体质量指数等基本资料上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0.05)。比较两组患儿总手术时间、阶段手术时间(按手术进程分为:1、分离暴露阶段;2、肾盂裁剪阶段;3、肾盂成形阶段)、术中出血量、术后住院时间、术后并发症、预后等临床指标。
  结果:LP总组手术时间(118.7±20.2min)及“肾盂成形阶段”手术时间(63.4±16.5 min)较HP组(107.6±18.7min)及(52.7±17.9 min)延长(P<0.05);两组在分离暴露阶段手术时间和肾盂裁剪阶段手术时间上无统计学差异(P>0.05)。两组患儿在术中出血量,住院时间、术后并发症、远期随访等术后资料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1.低气腹压力(6mmHg)下两部位法婴儿腹腔镜肾盂成形术获得了与高气腹压力(9mmHg)相同的疗效,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延长了手术时间,但减少了CO2气腹对患儿机体造成的非手术损伤。2.腹腔镜手术技巧(肾盂悬吊技术、气腹针辅助双J管放置技术、分段肾盂裁剪技术),可以增大手术视野,简化手术操作,保证了低气腹压力下婴儿腹腔镜手术顺利完成。3.两部位法腹腔镜肾盂输尿管成形术治疗婴儿肾积水安全、可靠,美容性好,且无特殊腹腔镜器械要求,非常值得向更广范围的单位推广。
[硕士论文] 杜东海
儿科学 山西医科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目的:
  分析并总结儿童化脓性脑膜炎(Purulent Meningitis,PM)的临床特点及近期预后的相关因素,为该病的早期诊断与合理治疗提供一定的参考。
  方法:
  选取2013年09月至2016年09月山西省儿童医院收治的94例PM患儿,回顾性分析其临床资料,归纳总结儿童PM的临床特点;根据Glasgow临床结局评分的结果将患儿分为预后良好组(5分)和预后不良组(1~4分),对比分析并筛选出具有统计学差异的预后相关因素(P<0.05);对具有统计学差异的单因素进一步做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寻找导致儿童PM近期预后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果:
  1、纳入研究的患儿共计94例,其中男性63例,女性31例,男女比例为2.03:1;婴幼儿(80.86%)为高发人群;且患儿主要来自于农村(62.77%);全年均有发病,以秋季为主。
  2、儿童 PM主要临床表现有发热(90.43%),精神/反应差(73.40%),惊厥(50.00%),头痛/头晕/呕吐(47.87%),脑膜刺激征阳性(39.36%),病理征阳性(31.91%),意识障碍(29.79%),前囟膨隆(25.53%)等;年龄较大的儿童多出现头痛/头晕/呕吐、脑膜刺激征;婴儿多表现为精神/反应差、前囟膨隆;主要致病菌分别为肺炎链球菌(35.11%),肠球菌(18.09%),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13.83%),大肠埃希菌(11.7%)。
  3、预后良好组占60.64%,预后不良组占39.36%;经单因素分析得出 CRP、CSF-LDH、CSF-LA、CSF-Glu<1.5mmol/L、CSF-Pro>1.0g、惊厥、入院后频繁惊厥、意识障碍、急性期并发症、使用丙球、致病菌为肺炎链球菌等共11项指标均与预后不良有一定的相关性;经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筛选出3项影响PM患儿近期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CSF-LDH、入院后频繁惊厥和意识障碍。
  结论:
  儿童PM以男性为主,婴幼儿多发,主要致病菌分别为肺炎链球菌,肠球菌,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大肠埃希菌。CSF-LDH水平升高、入院后频繁惊厥和意识障碍是儿童PM预后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临床中应及时识别相关危险因素,积极应对、合理治疗,减少预后不良情况的发生。
[博士论文] 陈晶
儿科学(内分泌)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研究目的:
  1.对纳入本研究的7个典型的非匀称性身材矮小伴SD家系的临床资料进行总结分析。
  2.对所有纳入本研究的患者进行相关致病基因的筛查,明确致病基因及相应的突变位点及类型。
  3.选取新发的突变,对其进行相关的生物信息学分析,预测其对蛋白质结构改变的影响。
  4.探讨非匀称性身材矮小伴SD临床表型与基因型的相关性。
  5.为广大临床医生提供系统的非匀称性身材矮小伴SD的临床诊断思路。
  研究方法:
  1.研究对象:山东省立医院小儿内分泌科自2015年9月至2016年10月收集的7个典型的非匀称性身材矮小伴SD的家系。
  2.研究方法:(1)对7个典型家系先证者的遗传方式、临床表现及影像学特点进行分析;(2)对7个典型家系先证者及其家系中有类似表现的亲属进行基因突变检测,应用目标外显子捕获测序(Targeted exome sequencing,TES)技术(覆盖495个矮身材相关的候选基因)进行PCR扩增并测序。(3)选取新发的突变,对其进行相关的生物信息学分析,预测其对蛋白质结构改变的影响。(4)总结患儿临床表现、影像学特点及相关基因突变结果,明确诊断,并分析探讨非匀称性身材矮小伴SD临床表型与基因型的相关性。(5)通过文献复习,提供系统的非匀称性身材矮小伴SD的临床诊断思路。
  研究结果:
  1.临床特点分析:本研究中7个典型家系的先证者均表现为非匀称性身材矮小伴SD,例如:颈短(P1,P2,P4,P5),鸡胸(P1,P4,P5,P6,P7),桶状胸(P2),驼背和脊柱侧凸(P4),指间关节肿胀(P3)和“三叉”手(P6)。7个先证者包括3个男性和4个女性,平均年龄为8.1岁(2岁3月-12岁)。3个患儿(P1,P6,P7)出生时起病,3个患儿(P3,P4,P5)儿童早期起病,1个患儿(P2)儿童晚期起病。所有患儿的身高均低于同性别和同年龄正常人群平均身高2个标准差,根据上部量/下部量比率(Upper-to-lower body-segment ratio,U/L)和指间距,5个患儿(P1-P5)诊断为短躯干型身材矮小,2个患儿(P6,P7)诊断为短肢型身材矮小。其他临床表型的严重程度和受累的家庭成员也各有不同。总之,根据体格检查和各参数测量的指标,7个先证者均符合非匀称性身材矮小伴SD的诊断。
  2.生化指标分析:7个先证者均进行常规生化指标的检测。碱性磷酸酶(Alkaline phosphatase,ALP)因与儿童的生长发育相关,水平明显增高,其余生化检测指标均在正常范围。随后进行骨代谢指标的检测,25-羟维生素D(25-hydroxy vitamin D,25(OH)D)水平显著减少,而甲状旁腺素(Parathyroid hormone,PTH)水平在正常范围。7个先证者起初亦被怀疑患有风湿结缔组织性疾病,然而,所有炎症和类风湿因子均在正常范围。所有实验室检查结果均不支持结缔组织性疾病的诊断。
  3.影像学结果:7个先证者的影像学结果均显示脊柱、骨盆和四肢的畸形,但每个患儿各有特点。7个先证者主要的影像学特征表现如下:椎体扁平、骨骺发育不良和干骺端的改变(P1);椎体扁平、椎体后缘呈“驼峰状”改变(P2);“子弹头”样的椎体、指间关节肿胀伴关节间隙狭窄(P3);脊柱侧弯、椎体扁平呈“子弹头”样的外观、股骨头和髋臼发育不良(P4);椎体扁平、椎间隙狭窄、长骨干骺端显著性增宽、双手短管状骨呈“哑铃状”(P5);L1-L5椎弓根间距逐渐变窄(P6);四肢长骨短及干骺端增宽(P7)。
  4.基因突变的检测:为进一步明确诊断,随后应用TES技术对7个先证者和他们的家庭成员进行了基因突变检测。分别在COL2A1、SEDLWISP3、GALNS、TRPV4和FGFR3六个不同的基因上发现了突变,分别为P1在COL2A1基因上的杂合突变c.1636G>A(G546S),P2在SEDL基因上的缺失突变1661-bp(in5/ex6del),P3在WISP3基因上的复合杂合突变c.730G>C(G244R)/c.589+2T>C(splicing),P4在GALNS基因上的复合杂合突变c.516_518delCAA(p.172delN)/c.719A>G(Y240C),P5在TRPV4基因上的杂合突变c.2395C>G(P799A),P6、P7分别在FGFR3基因上的杂合突变c.1138G>A(G380R)、c.1284C>A(p.N428K)。通过进一步检索人类基因组突变数据库(Human Gene Mutation Database,HGMD),发现了3个新的致病性突变,包括:SEDL基因上的缺失突变1661-bp(in5/ex6del),WISP3基因上的错义突变c.730G>C(G244R)和GALNS基因上的缺失突变c.516_518delCAA(p.172delN),其余均为先前报道过的已知突变。
  5.生物信息学分析:为了证明本研究中3个新发突变的致病性,进行了生物信息学分析。人类SEDL基因包含6个外显子,跨度约20kb的基因组DNA,编码140个氨基酸。423bp的编码区包含外显子3-6,而非编码区由外显子1、外显子2、外显子3的5'端和外显子6的3'端构成。起始密码子(ATG)位于外显子3,而终止密码子(TGA)位于外显子6。1661-bp的缺失包含806bp在内含子5,99bp在外显子6和756bp在外显子6的3'端。人类SEDL基因的结构域包含Sedlin和N端保守性的区域(Sedlin_N;氨基酸9-136)。P2大片段的缺失包含外显子6的剪切位点,势必会造成转录和翻译的异常,进而导致蛋白结构不完整或整个缺失,因此突变的SEDL基因的蛋白功能也将受到影响。
  人类WISP3基因包含5个外显子,跨度约15kb的基因组DNA,编码372个氨基酸。1119bp的编码区包含外显子1-5,而非编码区由外显子1的3'端和外显子5的5'端构成。起始密码子(ATG)位于外显子1,而终止密码子(TAA)位于外显子5。人类WISP3基因的结构域包含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结合模块(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 binding-like module,IGFBP;氨基酸46-116)、血管性血友病C型重复模块(Von Willebrand type C repeat module,VWC;氨基酸117-180)、血小板反应蛋白1型重复模块(Thrombospondin type1repeat module,TSP-1;氨基酸207-261)和C末端半胱氨酸结(C-terminal cysteine knot,CTCK;氨基酸262-354)。PolyPhen-2软件分析显示新错义突变c.730G>C(p.G244R)得分为1.00,提示WISP3基因的突变可能引起蛋白功能受到损害。通过氨基酸序列比对分析显示,第244位氨基酸在多个不同物种上是高度保守的。新发突变WISP3位于TSP-1结构域,结合肝素或硫酸化蛋白聚糖调节细胞粘附和维持细胞外基质(Extracellular matrix,ECM)成分,因此可能导致异常蛋白质聚集在细胞质中。
  人类GALNS基因有14个外显子,跨度约50kb的基因组DNA,编码522个氨基酸。人类GALNS结构域包含N-乙酰半乳糖胺-6-硫酸盐硫酸酯酶(N-acetylgalactosamine-6-sulphatase,GALNS;氨基酸30-494)。通过氨基酸序列比对分析显示,第172位和240位氨基酸在多个不同物种上均是高度保守的。突变的GALNS可能破坏蛋白质的疏水核心区,导致错误折叠并影响其催化活性。
  6.明确诊断:综上所述,基于临床数据、影像学特征和基因检测结果,得出本研究中7个先证者的明确诊断。P1诊断为先天性脊柱骨骺发育不良(Spondyloepiphyseal dysplasia congenital,SEDC),P2诊断为Ⅹ连锁迟发性脊柱骨骺发育不良(Ⅹ-linked spondyloepiphyseal dysplasia tarda,SEDT),P3诊断为晚发型脊柱骨骺发育不良伴进行性骨关节病(Spondyloepiphyseal dysplasia tarda with progressive arthropathy,SEDT-PA),P4诊断为粘多糖病ⅣA型(Mucopolysaccharidosis typeⅣA,MPSⅣA),P5诊断为间向性骨发育不良(Metatropic dysplasia,MD),P6诊断为ACH,P7诊断为软骨发育低下(Hypochondroplasia,HCH)。
  研究结论:
  1.非匀称性身材矮小伴SD的临床表型与基因型具有相关性;
  2.TES技术对非匀称性身材矮小伴SD患儿的病因诊断具有重要价值;
  3.本研究发现3个新的致病性基因突变,为其功能性研究提供线索;
  4.建立系统的非匀称性身材矮小伴SD的临床诊断流程。
[硕士论文] 高凤艳
儿科学 山西医科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目的:
  检测急性原发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acute primary immune thrombocytopenia,AITP)、慢性原发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chronic primary immune thrombocytopenia,CITP)患儿外周血CD4+CD25+CD127-调节性T细胞(regulation T cell,Treg细胞)、转化生长因子(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1,TGF-β1)、白介素(interleukin,IL-10)的含量,讨论三者在ITP发生与发展中的作用机理。
  方法:
  入选符合ITP诊断标准的2015年1月至2016年6月期间在山西省儿童医院血液科住院和门诊诊治的ITP患儿66例,根据病程分为AITP组、CITP组,AITP组为初诊的未使用人免疫球蛋白及激素治疗的ITP患儿35例,CITP组为病程大于12个月的ITP患儿31例,依据病情将初诊的35例AITP患儿分为重型ITP组11例和非重型ITP组24例,正常对照组为本院2016年1月至3月体检中心健康儿童20例。用流式细胞术(FCM)分别检测AITP组、CITP组、重型ITP组、非重型ITP组及健康对照儿童外周血CD4+CD25+CD127-百分率及血清IL-10含量,血清中TGF-β1含量用ELISA方法测得,并进行各组间比较及相关性分析。
  结果:
  1.定量检测表明,急性组CD4+CD25+CD127-Treg百分率(4.23±0.82)%显著低于对照组(5.05±0.90)%(P<0.01),慢性组CD4+CD25+CD127-Treg百分率(3.47±0.63)%显著低于急性组(4.23±0.82)%(P<0.01)。急性组TGF-β1水平(189.36±66.71)Pg?ml-1低于对照组(231.45±113.89)Pg?ml-1(P<0.05),急性组IL-10含量(34.07±11.57)Pg?ml-1低于对照组(43.83±10.96)Pg?ml-1(P<0.05),TGF-β1及IL-10含量慢性组低于急性组(P<0.01)。非重型ITP组CD4+CD25+CD127-Treg百分率(4.55±0.90)%显著高于重型ITP组(4.14±0.58)%(P<0.05),非重型ITP组TGF-β1水平(210.25±73.65)Pg?ml-1未明显高于重型ITP组(188.16±57.7)Pg?ml-1(P>0.05),非重型ITP组IL-10含量(39.42±13.55)Pg?ml-1未明显高于重型ITP组(31.63±9.9)Pg?ml-1(P>0.05)。
  2.相关性分析显示,ITP患儿CD4+CD25+CD127-Treg百分率与TGF-β1含量呈正相关(r=0.75,P<0.01)。ITP患儿外周血IL-10含量与CD4+CD25+CD127-Treg百分率、TGF-β1含量则无相关性。
  结论:
  ITP患儿外周血Treg数目下降以及TGF-β1、IL-10含量降低可能与ITP患儿的细胞免疫调节功能紊乱相关,与调节性 T细胞有关的免疫功能的改变在慢性组及重型ITP组中表现尤其明显,这可能是慢性ITP患儿在疾病过程中治疗效果不佳呈现长病程的原因之一。
[博士论文] 于嘉智
小儿外科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目的:
  由于B超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婴幼儿包括早产儿在内的发育性髋关节发育不良在生后6月内被诊断并给予Pavlik吊带治疗,获得了满意的疗效,尤其是生后3月内诊断并给予治疗者,效果更好。然而,文献检索没有发现早产儿髋关节发育不良的诊断及治疗的报道,因此有必要分析一下早产儿DDH的B超观察情况及临床治疗效果。本研究目的按照Graf方法测量早产儿髋关节a角大小,并监测其变化情况,探索早产儿a角成熟规律。同时对于髋关节发育不良者给予Pavlik吊带治疗并分析其治疗效果,并分析Pavlik吊带治疗对发育性髋关节发育不良早产儿运动能力的影响。
  方法:
  对在我院2014年3月至2016年6月住院及门诊就诊的早产儿进行询问病史及查体,将有臀位产、有髋关节发育不良家族史、裹腿者、皮纹不对称、外展受限、Barlow试验及Ortlani试验阳性的早产儿列为观察对象,按照Graf超声法,行髋关节B超检查测量α角。共153例,306髋,其中女99例,男54例,检查时平均周龄36周,α角最小36.7度,最大63.2度,平均53.1度。其中α角小于43度18髋,43度至49度之间58髋,50度至59度之间198髋,60度以上32髋。采用SPSS19.0软件处理数据,以周龄为横坐标,α角度为纵坐标将306髋α角度绘制散点图,观察306髋α角度分布情况,使用直线回归统计方法分析周龄与α角之间的关系。4周后(相当于足月儿)复查B超,再次绘制散点图并再次进行直线回归分析,观察周龄增大与α角大小变化趋势,探讨分析周龄变化与α角大小变化是否呈线性关系。
  由于早产儿各系统发育不完善,髋关节发育不成熟,早产儿髋关节α角分布规律仍然不明确,避免过度治疗,因此将α角小于43度17例18髋即已出现半脱位或脱位者定为DDH组,给予Pavlik吊带治疗。其余136例272髋给予观察4周后(相当于足月)复查,按照Graf方法分型,如发现髋关节发育不良,给予Pavlik吊带治疗。DDH组共有17例18髋,其中女13例,男4例,单侧16例,双侧1例,1分钟Apgar评分6.117±1.536分,5分钟Apgar评分8.059±1.197分,出生时平均周龄34+1周,治疗时平均周龄35+6周。按照Graf方法分型,I型髋关节15髋,均为可复位性,Ⅳ型髋关节3髋,其中2髋为可复性,1髋为难复性。这17例18髋均使用Pavlik吊带治疗,并2周复查一次,复查2次确定复位后改为4周复查一次,α角达到60度后继续治疗4周停止治疗,治疗时间最短14周,最长18周,平均16周。纠正月龄6月时复查X片,随访时间最长29个月,最短6个月,平均18个月。
  由两名经专业培训的医师按照婴儿运动能力测试(TIMP第五版)方法评估DDH组治疗前、治疗后及相同年龄对照组运动能力变化情况并评分,取平均值为其TIMP分值。对照组为20名平均胎龄35+6周早产儿,其中女11例,男9例,出生时平均周龄34+5周,治疗时平均周龄36周,1分钟Apgar评分6.150±1.268分,5分钟Apgar评分8±0.973分。同样由两名经专业培训的医师对20名早产儿在开始时及4月后进行TIMP评分,取平均值为其TIMP分值。t检验分析DDH组与对照组Apgar评分差异,来评估两组间缺氧因素的影响。t检验分析DDH组治疗前、治疗后TIMP评分值差异,并与同龄对照组评分值的进行比较。Pearson相关分析法分析DDH组TIMP分值与1分钟Apgar评分值、5分钟Apgar评分值、吊带治疗周数、出生周龄及α角大小的相关性。
  结果:
  一、α角分布规律:散点图显示35周至36周早产儿306髋α角多位于50度至60度之间,随着胎龄的增加,α角也逐渐增大,直线回归分析发现胎龄与α角呈线性关系,直线回归方程:Y=-91.334+4.008x。观察4周后复查α角并绘制散点图,发现随着胎龄的增加α角也逐渐增大,直线回归分析显示胎龄与α角依然呈线性关系,直线回归方程Y=-73.654+3.264x。
  二、临床结果:306髋中共有45髋给予了吊带治疗,占比14.71%。其中DDH组的18髋吊带治疗2周后复查时均得到复位,经X线随访,有1例难复性Ⅳ型髋关节发育不良出现股骨头骨化中心延迟出现,没有出现股骨头坏死,没有发现脱位及半脱位。
  α角位于43度至49度之间的58髋,有3髋因对侧α角小于43度给予吊带治疗,其余50例55髋给予观察4周(相当于足月儿),结果发现有13髋α角未达到50度,根据Graf分型,属于Ⅱc型髋关节,均给予Pavlik吊带治疗,其余病例继续观察,定期4周复查一次彩超,有10髋α角未达到60度,根据Graf分型,属于Ⅱa(-)型髋关节,均给予Pavlik吊带治疗。本组58髋在共有23髋给予了吊带治疗,占比39.6%,经B超及X线随访20髋获得满意效果,3髋失访。
  α角位于50度至59度的198髋,10髋因对侧α角均小于43度给予吊带治疗,9髋对侧α角位于43度至49度经随访4周未达到50度给予吊带治疗,其余179髋有4髋(占比2.1%)在纠正胎龄3月时α角未达到60度,均给予Pavlik吊带,1例恢复满意。2例治疗后失访,1例因心脏手术中断治疗后失访。
  三、Pavlik吊带治疗对早产儿运动能力的影响:DDH组Pavlik吊带治疗后运动能力较前下降较明显,通过婴儿运动能力测试评分发现,DDH组治疗之前TIMP分值为71.059±9.371分,吊带治疗之后TIMP分值为62.764±11.840分,较治疗之前明显降低,将两组间的差异行t检验分析,t=12.307,p<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对照组初始TIMP分值74.125±8.705分,4月后TIMP分值84.150±7.569,较前有所增长,t检验分析,t=8.369,p<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检验分别分析两组1分钟Apgar评分及5分钟Apgar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说明两组早产儿围生期缺氧处于同等水平。t检验分析DDH组治疗前TIMP分值与对照组初始TIMP分值,t=1.053,p>0.05,无统计学意义,提示两组早产儿运动能力处于同一水平,而DDH组经吊带治疗后TIMP评分明显下降,与对照组4月后TIMP评分比较,t=6.644,p<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检验分析显示DDH组经吊带治疗后TIMP分值均低于治疗前及同龄对照组,提示DDH组经吊带治疗后运动能力是明显降低的。Pearson相关分析发现DDH组治疗后TIMP分值降低的数值与出生周龄、治疗时周龄、治疗周数、1分钟Apgar评分、5分钟Apgar评分及α角的相关系数p分别为0.696、0.174、0.230、0.829、0.701、0.083,说明DDH组治疗后TIMP分值与1分钟Apgar评分极强相关,与出生周龄及5分钟Apgar评分强相关,与治疗周数弱相关,与治疗时周龄及α角无相关。根据t检验分析结果和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得出结论:14至18周的Pavlik吊带治疗均能导致DDH组早产儿运动能力下降,下降程度与1分钟Apgar评分极强相关,与早产时间及Apgar评分强相关,与α角(小于43度)大小不相关。
  结论:
  一、35周至36周有高危因素的早产儿髋关节发育不成熟,α角多位于50度至60度之间,随着周龄增大,α角逐渐增大,趋势呈线性,且多能达到正常范围。
  二、有高危因素的早产儿DDH发病率为14.71%,明显高于正常足月儿,建议尽早完成髋关节超声检查。对于α角位于50度至59度之间的早产儿有2.1%髋关节出现发育不良,建议避免绑腿,定期随访至发育正常,如果出现髋关节发育不良应给予Pavlik吊带治疗,能取得满意疗效。对于α角位于43度至49度之间者观察12周后有39.6%髋关节出现发育不良,应尽早给予Pavlik吊带治疗,尤其是46度以下者好转可能小,建议发现后即给予吊带治疗,能取得满意疗效。对于α角小于43度者,建议发现后即给予Pavlik吊带治疗,能取得满意疗效。
  三、早产儿DDH给予Pavlik吊带治疗后患儿运动能力较前下降,早产时间越早及Apgar评分越低,运动能力下降越明显。建议在不影响Pavlik吊带治疗的情况下,可以在治疗期间给予相应的感官刺激及肢体训练,在提高运动能力的同时,也能减轻Pavlik吊带治疗对早产儿运动能力的影响。治疗结束后应给予一定康复锻炼,经过康复训练多能逐渐改善。
[硕士论文] 张亚杰
儿科学 山西医科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目的:观察川崎病(kawasaki disease, KD)患儿不同时期血浆半乳糖凝集素-3(Galectin-3, Gal-3)的水平及其与冠脉病变(coronary arterial lesions, CAL)的关系。
  方法:测定50例KD患儿急性期(发病<11天,人丙种球蛋白使用前)、亚急性期(病程的11-21天,IVIG使用后,体温正常)和20例年龄相仿门诊体检的健康儿童的血浆Gal-3的水平,同时记录患儿的一般临床资料如PLT、ESR、CRP。并根据是否发生 CAL分组分析患儿血浆 Gal-3的水平变化,并分析其与血小板计数(PLT)、血沉(ESR)、C反应蛋白(CRP)的相关性。
  结果:KD患儿急性期、亚急性期血浆 Gal-3浓度分别为(14.64±1.99)ng/ml、(11.89±1.25) ng/ml,健康体检儿童血浆Gal-3浓度为(10.15±0.79) ng/ml。KD患儿急性期、亚急性期血浆Gal-3浓度均明显高于健康体检儿童(P<0.05);急性期明显高于亚急性期,(P<0.05);急性期冠脉病变组(CAL组,n=17)和非冠脉病变组(NCAL组,n=33)血浆 Gal-3的浓度分别为(16.40±1.21) ng/ml、(13.77±1.48)ng/ml,CAL组高于NCAL组(P<0.05);同时KD患儿急性期血浆Gal-3水平与PLT、CRP水平呈正相关关系(P<0.05)。
  结论:KD患儿血浆Gal-3水平急性期显著升高,并随病程下降,急性期CAL组血浆Gal-3水平高于NCAL组,血浆Gal-3急性期显著升高对于患儿冠状动脉损害有一定的预测意义或可辅助川崎病的诊断。
  (已选择0条) 清除
公   告

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在天猫、京东开具唯一官方授权的直营店铺:

1、天猫--万方数据教育专营店

2、京东--万方数据官方旗舰店

敬请广大用户关注、支持!查看详情

手机版

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 扫码关注微信公众号

学术圈
实名学术社交
订阅
收藏
快速查看收藏过的文献
客服
服务
回到
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