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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韩雪枫
环境科学 河南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人类从古代文明到近现代文明均与水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常用河流文明和海洋文明来表达,沿着人类的发展历程很容易倒推出人类的起源应该与水密切相关的结论。海猿说是目前最有逻辑性,在学术界影响最大的有关人类起源环境要素的假说。图尔卡纳湖人类起源假说是海猿说的进一步发展和精细化,图尔卡纳湖盆地发掘的古人类考古化石不仅年代早而且年代最为系列化、种类最多,图尔卡纳湖人类起源假说比海猿说有考古学依据,在解释人类起源上比海猿说更具有逻辑性,因此研究图尔卡纳湖古生态环境可以更好的理解早期人类的起源与演化。
  基于目前的研究,生态环境对人类起源与演化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而向病态弱化方向演化的早期古人类,必须生活在相对安全的环境中。我们基于图尔卡纳湖盆地丰富的古人类化石的发现、特殊的生态环境以及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提出图尔卡纳湖人类起源假说。图尔卡纳湖在人类起源过程中,扮演着“避难所“的角色。而图尔卡纳湖特有的小体螺旋藻和丰富的鱼类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饮食。图尔卡纳湖起源的早期人类沿着水域向乍得湖盆地和其他东非裂谷湖盆地迁徙的设想可以很好的解释在相关湖或古湖盆地发现的古人类化石。
  中新世晚期(8.0-5.3百万年)的图尔卡纳湖与现代东非食肉动物种群不同,主要由已灭绝的食肉动物组成。超过7000个鱼类化石的发现暗示了此时的图尔卡纳湖地区有着宽阔的水域,虽然此时C4草出现在非洲植被中,但它们并没有成为主导的群落。图尔卡纳湖上新世早期(4.17-4.07百万年)的哺乳动物化石与之前相比,缺少了几个非常丰富的分类群,种类最多是食鱼和食贝动物,以及丰富的水鸟化石暗示出图尔卡纳湖盆地有着一个大的流动缓慢的水体。3.4-1.3百万年图尔卡纳湖食肉动物以现代食肉动物属为代表,此时的食肉动物的丰度远高于现在东非食肉动物种群丰度,另一方面许多持久性存在的分类群如薮羚牛科动物和叶猴化石表明,在这段期间木本植被的比例仍然很大,高丰度的水生哺乳动物和苇羚属牛科种群表明该地区存在有广泛的湿地,因此图尔卡纳湖盆地自晚中新世以来均存在有巨大水域,而此时的图尔卡纳湖盆地的古湖在人类起源中究竟扮演着何种角色尚不得知。
  图尔卡纳湖盆地自晚中新世以来,长久的保持着较低的温度和较高的降水量。在3.4-1.3百万年,图尔卡纳湖盆地中的栖息地环境仍然处于现代林地到灌木稀树草原范围,这表明稀树草原(少于10%的木本植被)是东非相对较近时间才出现的环境。
[硕士论文] 钟凯
信息资源管理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近几年随着人类遗传资源样本库建设的迅速推进,人类遗传资源样本及其衍生信息作为中国战略性资源,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由于相关政策法规的缺失,中国人类遗传资源样本信息的共享状况不容乐观。这其中,作为描述人类遗传资源样本信息的元数据,目前整体质量状况不佳,从而严重影响了样本交流、共享的效果。为此,开展人类遗传资源样本信息元数据质量研究,构建科学、合理的样本信息元数据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和方法体系,对于改进和提升人类遗传资源样本信息元数据质量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首先在对国内外人类遗传资源样本信息的基本概念、样本信息库研究和元数据质量评价研究开展综述分析,对样本信息库元数据质量评价基础进行了深度认识。结合样本信息库建设的质量要求,包括样本信息资源的可管理功能、基本服务功能和深度服务功能等,以及传统质量评价和信息资源质量评价理论与方法,深入分析了人类遗传资源样本信息的特殊性,提炼出其元数据质量评价的维度,提出了一个包括形式质量、内容质量和效用质量三个层次的样本信息元数据质量评价模型。
  基于此评价模型,论文提出了人类遗传资源样本信息元数据质量评价的逻辑思路和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通过专家调查法,确定了主要的评价维度和指标权重。并通过升发了基十评价体系的人类遗传资源样本信息元数据质量评价软件,实现了绝大部分指标自动化测评的目标,以满足海量样本信息评价需求,从而确保评价的客观性和准确性。
  最后随机选取1981条人类遗传资源样本信息为实证及测试对象,对其元数据质量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质量评价体系具有较好的科学性、合理性,同时系统测试反馈出较好的可操作性和适用性,既能对单条数据进行评价打分,又能对不同单位进行横向比较,从而帮助管理者真正达到发现样本信息元数据质量的问题,提出改进意见;也有助于各数据拥有单位提高元数据填写能力,促进样本资源开放共享。
[硕士论文] 项晨
文物与博物馆 浙江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环太湖流域是我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然而由于特殊的自然环境,限制了该地区稳定同位素研究的进展。近年来,由于骨骼中的无机质部分——羟磷灰石更容易抵抗土壤的污染,保存时间相对较长,越来越受到考古学研究的重视。本文以嘉兴马家浜遗址和庄桥坟遗址的骨骼样品为研究对象。首先利用庄桥坟遗址的50例人和动物骨骼,从骨胶原和羟磷灰石两方面分析了骨骼的保存情况,建立了一套简单有效的污染鉴别方法。其次分别对马家浜遗址和庄桥坟遗址的骨骼样品进行C、O稳定同位素研究。结果表明,马家浜先民主要以C3类食物为主。庄桥坟中的人和家畜也主要以C3类食物为主,且先民对家狗的喂养方式与陶寺遗址类似。
  另外我们发现,在环太湖流域和宁绍平原,距今5000年之前先民获取肉食资源主要以渔猎为主、家畜饲养为辅;但之后则以家畜饲养为主、渔猎活动为辅。与此同时,先民们对于稻作的培育也不断趋于稳定,稻作农业在先民的食物结构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由于受自然环境的影响,马家浜遗址和庄桥坟遗址的δ180值存在着差异。O稳定同位素分析表明,马家浜先民的活动范围小于庄桥坟先民。这可能是因为马家浜文化的社会发展水平远不及良渚时期,当时先民的主要活动围绕生计为主,因而其活动范围不会太广。而庄桥坟先民的活动范围之所以广泛,可能受到周边高等级聚落的影响,出现人力征用的情况。因为基于血缘关系的丧葬制度,许多外出的人会在生前回到家乡,不久后死亡并同族人埋葬在一起。
[博士论文] 刘伟
生物信息技术 华中科技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生命体在不同发育时期和不同组织部位,所表达基因的种类和数量不同,从而导致细胞分化、个体发育及不同组织器官的不同结构和生理功能。转录因子(Transcription factor,TF)是这种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下,基因选择性表达的重要调控因子,它能结合到特定DNA序列上发挥基因转录调控作用。获得转录因子的靶基因是转录因子调控研究的基础,不同组织条件下的转录因子靶基因对该转录因子的调控研究也有重要参考意义。本项目中我们收集了人类转录因子的多种公共数据,采用改进的预测方法进行靶基因预测,综合考虑和分析了表观修饰状态对转录因子结合的影响,预测了相对可靠的人类转录因子靶基因,并构建了开源的人类转录因子靶基因数据库,同时分析了转录因子的细胞系特异性调控、转录因子间的协作调控和转录因子对lncRNA的调控等,取得了如下研究成果。
  第一、我们获得了较大规模的人类转录因子靶基因数据,并构建了相应数据库。我们使用了ChIP-Seq分析和转录因子结合位点(Transcription Factor Binding Sites,TFBS)扫描两种方法预测转录因子的靶基因。第一种方法是基于ChIP-Seq高通量测序的实验数据。首先,我们从ENCODE和NCBI等数据库收集了488个人类转录因子的3231组ChIP-Seq数据,预测该转录因子在基因组上的结合峰(Peak)。然后根据前1000个结合峰预测并过滤出至多5个可信的模体(Motif),再在所有结合峰中扫描可信模体获得转录因子的结合位点(TFBS),并根据TFBS与转录起始位点的距离,采用指数衰减的BETA模型量化转录因子对靶基因的调控能力,得到转录因子靶基因。最后,汇总每个转录因子在多个样本中的靶基因预测结果及考虑靶基因的表观修饰状态,进一步过滤得到转录因子整合的靶基因预测结果,转录因子靶基因的中位数是342。第二种方法使用转录因子已知的结合模体预测靶基因。我们从TRANSFAC、JASPAR、HOCOMOCO等转录因子数据库收集了699个转录因子的2737个模体的位置权重矩阵(Position Weight Matrix,PWM),通过扫描人类、小鼠、大鼠的基因组保守区域预测转录因子的潜在靶基因。基于上述结果,我们构建了人类转录因子靶基因的数据库hTFtarget(http://bioinfo.life.hust.edu.cn/hTFtarget),方便用户查询和使用。用户可以通过多种查询方式方便地获取预测结果,包括查询转录因子靶基因和查询靶基因的转录因子,也可以进行联合查询、批量查询或者对预测结果进行筛选。
  第二、我们根据预测结果对转录因子的调控机理进行了探索。首先,我们探索了转录因子结合位点与表观修饰状态的关联,发现在多数情况下转录因子排序靠前的结合峰倾向于结合到活化的转录起始位点及其扩展区域附近,并且同一转录因子的多个样本或者同一家族的转录因子,它们的结合峰倾向于富集到相似的表观修饰状态。其次,我们分析了14个转录因子在10个不同细胞系中普遍性调控和特异性调控的靶基因,并根据这些靶基因功能富集的结果讨论了这些转录因子在一般状态下和特定组织中的功能。最后,我们使用机器学习的方法分析了各细胞系中转录因子间的协同作用,得到了伴侣因子对转录因子的相对重要系数(Relative Importance,RI),定量地描述了转录因子间协同作用的强弱。
  第三,我们分析了转录因子对lncRNA的调控作用,及SNP对转录因子结合的影响。首先,我们分析了转录因子对不同类型基因的调控情况,发现转录因子更倾向于调控蛋白编码基因和lncRNA基因。其次,我们预测得到了可能造成调控关系失效的9,815,083个SNP位点,其中231,558个SNP位于lncRNA基因的启动子区域,这些SNP位点可能导致转录因子对lncRNA调控的丢失。最后,我们将这些导致调控关系失效的SNP位点,与我们另一个收集整理lncRNA与SNP关系的数据库lncRNASNP中的lncRNA-SNP数据进行了比较,其中68,597个SNP位于lncRNASNP中。
  本研究采用系统的方法预测了人类转录因子的靶基因,构建了人类转录因子靶基因数据库,并探索研究了转录因子的特异调控、协同调控和对lncRNA的调控等,这些数据和研究为转录因子的基因表达调控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数据资源,并加深了对其调控机制的理解。
[硕士论文] 吴莉莉
临床检验诊断学 福建医科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目的:
  研究福建厦门地区汉族群体15个STR基因座多态性参数,评估将AmpFLSTR IdentifilerTM检测体系应用于厦门汉族人群的法医学个体识别及亲子鉴定的可行性;收集国内其他省市人群的基因座频率数据,计算遗传距离进而构建系统发生树,研究之间遗传关系。
  方法:
  (1)应用 AmpFLSTR IdentifilerTM体系荧光标记复合扩增系统,随机选取400名福建厦门地区汉族无关个体为研究对象(来本实验室要求进行亲子鉴定和个体识别的三代以上无血缘关系的厦门汉族个体),以PCR复合扩增和毛细管电泳技术对15个常染色体STR基因座进行基因分型。应用Modified-powerstate软件进行 Hardy-Weinberg平衡检验,计算各 STR基因座等位基因频率、杂合度(Hets),个人识别力(DP)、多态性信息含量(PIC)、非父排除率(PE)、匹配概率(Pm)等法医学参数。根据已获得的厦门人群和期刊文中的其他民族人群(包括福建省内其他市和省外的)基因频率分布资料,应用 arlequin3.5.2.2版软件中的population compairisons功能模块分析比较各人群15个STR等位基因频率分布的差异性。
  (2)文献收集到共9个群体的9个法医学常用 STR位点的基因频率,用POPTREE统计软件包计算遗传距离,非加权平均法(UPGMA)法构建系统发生树,研究各民族、各人群间的遗传关系。
  结果:
  (1)15个 STR基因座的基因型分布均符合 Hardy— Weinberg平衡(P>0.05)。15个STR遗传标记均具有高度多态性,Hets介于0.580~0.868,Pm为O.036~0.148,PD为0.798~0.967,PIC为0.560~0.850,PE为0.268~0.730。除CSFIPO(0.886)、 D3S1358(0.874)、TH01(0.852)、TPOX(0.798)外DP均大于0.9,Hets均大于0.7,PIC均大于0.7。
  (2)15个基因座中:?D18S51、vWA、D21S11、D7S820、FGA、TH01、D13S317、D19S433这8个基因座在厦门与省内福州、龙岩、泉州基因频率分布比较中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与外省的比较中,15个基因座有统计学差异(P<0.05),其中,基因座D2S1338、D21S11、vWA、D7S820、D13S317与外省群体均有统计学差异(P<0.05)。
  (3)用非加权平均法(UPGMA)法构建出系统发生树,可以看到广东汉族、厦门汉族首先聚合,然后与浙江宣城汉族、四川彝族、浙江舟山汉族、新疆哈萨克族、兰州回族分别聚合,继而与北京汉族聚合,接下来与甘肃东乡族相聚合。结论:
  (1)?各基因座在厦门汉族人群中具有较高的遗传多态性,基因多态性分布、基因型频率具有一定的差异,故IdentifilerTM体系15个STR基因座具有较高法医学个人识别和亲子鉴定运用价值;?IdentifilerTM检测系统的15个STR基因座并非完全适合福建厦门汉族群体,甚至中国群体的个体识别和三联体亲子鉴定的检测要求,由此,研究者有必要进一步寻求更具有地区的高鉴别能力的STR基因座。
  (2)?D18S51、vWA、D21S11、D7S820、FGA、TH01、D13S317、D19S433这8个基因座在厦门与福州、龙岩、泉州的遗传差异研究中有较大意义;?基因座D2S1338、D21S11、vWA、D7S820、D13S317可应用于厦门与福建省外的其他群体的遗传差异研究;?vWA、D21S11、D7S820、D13S317这4个基因座在厦门与福建省外、省内的遗传差异性的研究中具有较大的应用价值;④各民族群体遗传背景既有特殊性和独立性,也有相互交融性。
  (3)对国内9个群体构建系统进化树,发现福建省厦门汉族人群与广东汉族人群遗传距离较近;在不同区域、各民族之间差异较为明显。
[硕士论文] 禤华丽
考古学及博物馆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植物性食物是人类食物结构中的主要组成部分,探索古人类植物性食物利用的演变过程及区域差异,能为我们研究农业的发生、发展与古人类如何适应环境变化等热点问题提供重要科学资料。秦岭-淮河一线是我国现代东部地区南北亚热带与暖温带的分界线,然而,在过去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下,全新世以来上述气候类型的界线曾发生过多次南北移动,黄淮、江淮地区也因此成为我国东部地区南北不同气候类型、农业模式及考古学文化的过渡带。安徽是这一过渡带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江淮分水岭为界可将安徽划分为以淮河流域为主体的安徽北部地区和以长江流域为主体安徽南部地区。7000-5000 a BP是我国史前农业经济形成的关键时期,对该阶段安徽南北不同地区考古遗址开展植物考古工作,有助于我们了解安徽史前时期先民植物资源利用及农业结构的演化过程,并为探讨安徽南北新石器中晚期古人类植物性食物资源构成的区域差异等提供科学证据。
  本文利用淀粉粒分析方法,对安徽北部的蚌埠双墩(7300-6800 cal BP)、定远侯家寨遗址上层(6200-5600 cal BP)及安徽南部的繁昌缪墩(7010-6840 cal BP)、含山凌家滩遗址(5600-5300 cal BP)出土的236件器物,包括陶器、石器和兽牙进行了残留物分析,并结合相关植物考古资料对安徽南北两大区域7000-5000a BP期间古人类植物性食物资源利用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在此基础上,基于文化背景和环境背景对安徽南北不同区域新石器时代晚期古人类植食资源利用异同的原因进行分析。
  本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介绍本文的选题缘起、研究背景、研究内容、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及研究目标等问题;第二章和第三章运用淀粉粒分析方法分别对安徽北部地区和南部地区7000-5000 a BP期间的代表性遗址—双墩遗址、侯家寨遗址上层、缪墩遗址和凌家滩遗址古人类植物性食物结构开展分析;第四章和第五章对安徽南北地区在该时期古人类植物性食物构成的异同进行总结,并探讨造成这种异同的原因。
  实验结果表明,7000-5000 a BP期间,安徽北部为稻作农业模式,其水稻利用程度在侯家寨文化时期有所提高,其它植物性食物主要包括小麦族、薏苡属、莲属和其它块根块茎类植物,植物资源利用状况在该阶段总体变化不大。安徽南部一直为稻作农业模式,采集性食物中水生植物的利用比较突出,如莲属、芡实和香蒲,尤其以莲属植物淀粉粒的出现频率最高。
  安徽南北不同区域在7000-5000 a BP期间古人类植物性食物构成大体相似,其农业类型均为稻作农业,差异性在于7000 a BP前后安徽南部地区水稻利用程度可能比北部地区高,且安徽南部地区对莲属植物的利用比较突出。
  结合相关植物考古材料、文化和环境背景,本文认为安徽北部7000-5000 aBP期间古人类的植物性食物结构受周边文化影响不大,而南部地区缪墩遗址的水稻利用应该受到了太湖流域马家浜文化影响。安徽南北不同区域相似的农业及植物性食物结构应主要受全新世大暖期温暖湿润的环境影响,总体来说,自然环境因素对该阶段古人类植物性食物结构组成的影响较大。
[硕士论文] 刘建超
考古学 山西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若是将法国神甫、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家桑志华在甘肃庆阳地区黄土与黄土底部砾石层中采集几件人工打制的石核和碎块这一事件作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大门开启的标志,那么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已历经九十余载光阴,期间取得了不斐的成绩。实物是进行考古研究的前提,它包括遗物与遗迹两类,但是一直以来,学者们多对遗物(石制品与骨骼化石等)自身所附带的文化因素研究情有独钟,对遗迹研究不太热衷,导致目前我国旧石器考古研究有所失衡。
  本文独辟蹊径,力求将我国境内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迹进行完整的统计,然后再对其进行详细的分类研究,解释考古资料,追寻人类的过去,探讨遗迹中隐含的人类行为因素,以充实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领域的相关内容。
  本文首先将目前我国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数量稀少的遗迹进行分类、分期,主要分为三大类,分别是:人类活动形成的遗迹;动物活动形成的遗迹;暂时不能解释的遗迹;然后对其进行更为细致的划分,尤其是人类活动形成的遗迹,毕竟人是行为活动的主体,这是本文的研究重点。本文将人类活动形成的遗迹大致分为:用火遗迹;人工建筑遗迹;工具制作加工遗迹;餐食活动面遗迹;祭祀崇拜遗迹等五类,将每一地区的考古发现罗列出来,而后将主要遗迹的发现情况用表格展现出来,并归纳出每一类遗迹的特点;此外对于其他两类遗迹现象,本文进行了简单的论述,作为辅助性的材料,意在提醒考古发掘者们在田野发掘时需多加留意特殊的遗迹现象,因为它们不仅可以从侧面反映出古人类当时生存所依赖的生态环境、生存资料(水源、石料、动植物资源)、生存空间等,还有助于阐释人类行为模式。本文中有些遗迹现象还与国外同时期的发现进行对比研究,寻找两者之间的差异。在阐述完已发现的遗迹现象后,每一章节的最后部分都将整个研究上升到人的层面之上,透物见人,尝试分析各类遗迹中所蕴含的古人类行为,这正是本文的研究重点。
[硕士论文] 赵欣菲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西南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丛枝菌根真菌(AM)和深色有隔内生真菌(DSE)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分布极其广泛。因这两类真菌对宿主植物在生物学功能上的显著提升并且能在高度受胁迫的环境中帮助宿主抵抗逆境,所以常被用来作为环境生态的指示器。三峡水库自建成以来采取“冬蓄夏排”的水位运行方案,在两岸形成了垂直落差高达30 m的大面积消落带,这一人为造成的冬水夏陆交替环境已经戏剧性地影响了其岸生区域的生态状况并形成了特殊的岸生植被区。由于受三峡大坝的控制,嘉陵江和长江沿岸的岸生环境已经不同,这对于定植于此地的AM和DSE真菌产生的影响尚未可知。因此,基于AM和DSE真菌在三峡库区的广泛定植,以及其潜在地对宿主耐水淹特性的提升作用,本实验将主要针对以下几个主题展开讨论:(1)调查三峡库区消落带常见岸生植物AM和DSE真菌的定植状态和定植形态,(2)统计AM和DSE真菌在岸生植物中的定植水平,(3)分析AM和DSE真菌在库区环境中的定植规律,(4)分离并鉴定库区典型耐水淹植物狗牙根根部的DSE真菌和设计真菌侵染实验(5)分析该DSE真菌对狗牙根耐水淹特性的提升作用。实验所得主要结果如下:
  1.在本研究中我们一共采集到了所属27个科66个属的81种植物来检测AM和DSE的定植情况。我们发现的30种植物的菌根定植状态在世界范围内首次被报道。总体来说,有52个种在至少一个样地中发现被AM定植。AM真菌的菌丝体、泡囊、从枝以及总体定植率在物种间都具有显著性的差异。最低的定植水平出现在唇形科植物心叶荆芥(Nepeta fordii,4.13±2.25,site C)中,而最高的定植水平出现在卷柏科的伏地卷柏(Selaginella nipponica,76.55±3.48,site F)中。在所有被AM定植的植物中,相较于从枝和泡囊,菌丝体的定植程度对总定植率的贡献最大,而根部细胞内外的菌丝体结构也是最常被观察到的结构。
  2.同AM的定植情况相比,DSE被发现在42种植物中有不同程度的定植。类似于AM。DSE定植率的各项指标(菌丝、微菌核和总体定植率)在物种间存在显著性差异。最低的定植水平出现在蓼科植物酸模(Rumex acetos,0.35±0.22,site J)中,而最高的定植水平出现在菊科的马兰(Kalimeris indica,58.00±2.14,site C)中。尽管存在定植水平上的差异,绝大多数所调查的植物的DSE定植水平都表现较低。除了秋华柳(Salix variegata),水苦荬(Veronica undulata),疏花水柏枝(Myricaria laxiflora)和马兰(K. indica)这五种植物显示了极高的微菌核定植率外,其余样本植物的DSE定植仍主要由菌丝体定植组成。
  3.共有33种植物同时被AM和DSE定植,并且表现出一种类型的真菌相对另一种占据主导地位的特点。但是,针对同时被AM和DSE定植的植物,皮尔森相关性分析表明AM和DSE的定植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
  4.在52株被 AM真菌定植的植株中,其中有24种植物观察到 Arum-type,22种观察到Paris-type,而在6种植物的根部发现Intermediate-type的形态结构。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还在尼泊尔蓼(Polygonum nepalense)和猪秧秧(Galium aparine)这两种植物中发现了独属于油壶菌属(Olpidium spp.)真菌特有的休憩孢子结构。此外,在唯一的木本科植物地果的皮层细胞间我们发现了胞间孢子结构。
  5.在群体水平上,采自长江沿岸的植物相较于嘉陵江沿岸的植物拥有较高的平均AM总定植率。进一步的方差分析表明,这种定植水平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菌丝体的定植和AM总定植率上,而从枝的定植率和泡囊的定植率则没有在两江之间表现出明显差异。而DSE的定植表现出与AM相反的趋势,即平均总定植率表现为嘉陵江高于长江。在两江之间微菌核的定植率和DSE总定植率显示出了显著差异而菌丝体的定植率则差异不显著。
  6.在本次实验中我们选取了三峡库区典型的耐水淹植物狗牙根(Cynodon dactylon)作为真菌接种载体进行接种实验,从野生狗牙根的根部分共离到了18株内生真菌,其中通过平板筛选只有一株内生真菌 CD-31属于深色有隔内生真菌。根据系统发育分析菌株CD-31和 Pleosporales sp.(HQ914851)聚为一个分支,支持率为100%,序列相似性为99%,故将深色有隔内生真菌CD-31鉴定为隔孢腔菌属(Pleosporales sp.)。
  7.无论深色有隔内生真菌CD-31是否侵染狗牙根籽苗,狗牙根的根部特性如鲜重,平均根长,根体积和根部分枝数的数值都有随水淹程度增加而降低的趋势,但是这种减少的趋势并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对于有DSE的定植的植株来说,与未定植植株相比其根部鲜重显著增加。至于其他的指标,则没有受到CD-31侵染的影响。
  8.不论CD-31受否接种,植物根部的活性都随水淹胁迫的增强显著减少。而接种CD-31在三种水淹处理下相比于未接种植株都提高了植物的根活力,在30%和50%水淹处理条件下,提升是显著的,而在80%水淹处理条件下,DSE的接种对根活力的提升不显著。
  9.不论CD-31受否接种,狗牙根根部可溶性糖含量都随水淹胁迫的增强显著降低。在30%与50%水淹条件下,接种 CD-31并没有显著影响狗牙根根部可溶性糖的含量。但是在80%水淹处理条件下,接种CD-31显著减少了根部可溶性糖的含量。
  10.无论DSE接种与否,随水淹程度的增大植物根部SOD,CAT和POD的活性都有明显增强的趋势。与不接种处理相比,在50%和80%水淹条件下,接种 CD-31可显著地提升SOD的活性而在30%水淹处理条件下这种提升并不明显。同样地,接种CD-31在30%、50%和80%水淹条件下,宿主根部的CAT活性都显著增加。至于POD的活性,接种CD-31在50%和80%水淹条件下可有效的提升根部的POD活性。
[硕士论文] 张馨月
考古学 山东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牙齿承载着许多人类生前的重要信息,作为人体中最坚硬的组织,不易腐烂,因此在考古发现中,通常作为一种特殊的遗存得以保留,并且具有很高的科研价值。由此形成了以牙齿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分支学科牙齿人类学。对不同时期人类的牙齿形态、发育情况、口腔疾病等方面的研究,有助于揭示当时人类的生存环境、营养与健康情况及各古代组群之间的相互关系。
  山东地处黄河下游,是我国文明起源和文化发展的重要地区,拥有相对发达的史前文明,也是我国开展田野考古实践最早的地区之一。从早期的旧石器文化,到后李、北辛、大汶口、龙山等丰富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再到历史时期的岳石文化、山东商文化和齐、鲁文化。经多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已经建立起相对系统和完整的考古学文化谱系。相比于丰富的考古学研究,山东地区体质人类学的研究相对薄弱。目前该地区发现的史前时期人骨材料较为丰富,但历史时期的人骨材料发现较少。已有的研究成果也主要集中在人种学方面,对于牙齿、疾病等相关研究仅占少数。
  体质人类学与考古学联系密切,相辅相成。山东地区长期以来的考古工作为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考古学的研究成果也为研究古代的社会生活提供了良好的背景。病理学和牙齿等体质人类学的研究也将从侧面展现古代人群的健康状况,饮食结构、行为模式以及当时的社会经济类型,为考古学研究提供线索。
  本文共分为五部分。
  第一部分,绪论。简要介绍了牙齿人类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简史,阐述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方法,并介绍本文的研究材料。
  第二部分,山东地区古代居民牙齿磨耗的研究。从位置、性别和年龄等几个方面分别介绍了五个古代组居民的牙齿磨耗情况,并对特殊磨耗现象进行分析。
  第三部分,山东地区古代居民口腔疾病的研究。从位置、性别、年龄和程度等方面分别介绍各组居民龋病、根尖周病、牙周病和牙结石的患病情况。
  第四部分,其他项目的观察和研究。分别介绍了山东地区各古代组居民生前牙齿脱落、先天性牙缺失、增生齿、钉型齿、第三臼齿阻生、牙齿形态异常、恒齿齿列存在乳齿、牙釉质发育不全和贫血等情况。
  第五部分,结语。对前四章的研究结果进行总结和概括,并总结本文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硕士论文] 谭晓龙
软件工程 天津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科技和机械工艺的发展,产品更新换代速度加快、生命周期缩短,消费者的产品需求日益多样化刺激着工业生产的变革。物质的极大丰富和个性的追求催促着传统行业从大规模生产朝着大规模定制发展,这样的趋势正是当前人们的需求,也是当下时代的需求。其中,对于服装业的个性化追求正是这场工业变革的具体体现,人们越来越不满足于大规模批量生产的均码服装,同时厂家也在为大规模定制模式进行着思考。服装的加工制作离不开人体测量学,如今在人体测量方式方面也越来越自动化和精确化,传统的手工测量正在慢慢地退出历史的舞台。不过,尽管大型的测量设备省时省力精度又高,但其昂贵的造价和庞大的体积约束其没能广泛地应用于人们的生活之中,依然停留在实验室和大型工厂等范围内。随着软件的完善和硬件价格的下降,手机成了人们每天必备的随身物品,本文以此为灵感,设计和实现一款用于移动端的App应用程序,帮助忙碌的人们进行大致的身体测量。
  本文前期对人体数据集进行分析,利用统计学的知识对数据集进行相关性分析、回归分析,挖掘和探究人体各部位的测量长度关系,总结并归纳出胸厚、胸宽和胸围之间的拟合函数。在后期的系统实现方面,主要研究点在对图像的处理,系统的摄像头对拍出的照片进行去噪、分割、二值化等图像处理,在此基础上对图像中的胸宽和胸厚进行自动测量。最后结合统计学分析得出的拟合函数进行大致的人体参数估量。系统基本上完成了用户注册、用户拍照、用户图像分析、用户结果展示等模块,基本可以测量出用户大致的胸围。
[硕士论文] 徐凯凯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汕头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目的:通过获取广东潮汕汉族人群与河南汉族人群线粒体DNA(Mitochondrial DNA,mtDNA)的两个高变区序列,分析其单倍型类群,丰富中国汉族人群线粒体DNA基因库。同时将潮汕人群与河南人群的mtDNA单倍群数据以及收集到的中国其他各民族人群mtDNA数据比较分析,从母系遗传的角度研究潮汕人群与中国其他人群之间的亲缘关系,并进一步探讨潮汕人群母系遗传结构。
  方法:对潮汕汉族人群256例无关个体和河南汉族人群208例无关个体进行高变区(hypervariable segment) I and II(HVS-I and HVS-II)序列分析和COII/tRNALys区段的9bp缺失检测,计算各种单倍群的频率。进一步收集中国其他人群的mtDNA高变一区和单倍群频率数据用于人群比较。用主成分分析、多维尺度分析、聚类分析以及Network网络图分析研究人群之间的母系亲缘关系;用分子方差分析研究中国人群的聚类与地理位置和语系划分之间的关系;用融合分析计算中原汉族和南方原住民人群对潮汕人群母系基因库的贡献率大小。
  结果:潮汕人群和河南人群单倍型多样度(h)分别为0.9992和0.9991,单核苷酸多样度(π)分别为0.01579和0.01446。在潮汕人群中,南方原住民的主要单倍群所占的比例(52.72%)比东亚北方人群的主要单倍群所占的比例(33.98%)要高,说明潮汕人群是一个基因融合人群且南方原住民人群在潮汕人群母系基因库中所占的比例要比东亚北方人群的高。由主成分分析、多维尺度分析和聚类分析的结果均显示潮汕人群与其他南方汉族人群聚类,且中国人群南北分界明显。从Network网络图中可以看到各语系人群几乎都分享了每一个中心单倍型,而后由此中心发生扩散,表明各大语系群体之间都存在一定的基因交流。融合分析表明潮汕人群的母系基因库中,中原汉族的贡献成分(MRH:0.4876;MBE:0.5185±0.2687)与南方原住民的贡献成分(MRH:0.5124;MBE:0.4815±0.2687)基本相等。分子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尽管地理分组与语系分组的Fct统计值均有显著性差异(P<0.05),但中国人群mtDNA的分化程度在地理组间(1.24%;Fct=0.01236,P<0.01)明显的大于在语系组间(0.55%;Fct=0.00553,P<0.01)。
  结论:线粒体DNA高变区在潮汕人群和河南人群中都具有高度遗传多态性;潮汕人群具有南方汉族人群的遗传特征;潮汕人群是一个融合人群,其母系遗传成分源于中原汉族和南方原住民;中国南北人群之间存在遗传差异;中国人群的母系遗传结构与其地理位置的相关性比与其语系分类的相关性更强。
[博士论文] 方翠熔
固体力学 重庆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直立行走使得人体和人类社会开始走向了独特的演化之路,它既是人类起源的标志,又是人类演化的生物学基础。
  但人类究竟是如何演化出直立行走行为的呢?人们从多个角度为此提出了各式各样的假说和理论,其中较为系统且有一定合理性的理论竟然多达30多种,遗憾的是,大多数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的人们特别是人类学学者们都觉得这些假说缺乏强有力的说服力,人类直立行走的演化依然是一难解之谜。
  本文从运动力学的角度结合古人类化石特征对古人类树栖运动方式作出了一个合理猜测-----双臂摆荡是树栖时期人类祖先经常性采用的运动模式,并运用力学基本原理对人体由此导致的适应性演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力学分析,较为充分的论证了古人类这种树栖运动方式是直立行走行为的合适过渡,古人类双臂摆荡行为是后来直立行走演化的直接原因。
  正是由于古人类为适应双臂摆运动方式导致的身体结构优化,使得其上肢长度短于下肢,而且躯干短于上肢,这种体型使得人类无法像非洲大猿一样用指背行走,也不能像猩猩和猴类一样用拳或掌行走。另一方面,双臂摆动要求古人类髋关节和膝关节完全打开伸直,腰椎也必须形成特殊的 S形曲线,这些都为直立行走打下了基础。通过对半直立人体模型进行数值模拟应力分析,我们发现半直立其实是一种很不稳定的力学结构,其大量的肌群处于紧张用力对抗自身重力的状态。由此,所有认为古人类经历了长时间的半直立状态最后终于站起来的假设我们认为都是不可靠的。故人类并不是在稀树草原上努力克服重力站起来的,而是树枝上摆动时受重力和离心力共同拉伸作用而直立的。
  本文从力学的角度,结合古人类化石详细介绍了人体各个部位骨骼的演化与双臂摆动运动之间的关系,并对现代人体长度比例做了详细测量以验证本文的理论预测。
  此外,通过建立力学模型对以下一些有趣的问题做出了合适的分析和解答:
  (1)与亲缘关系最近的黑猩猩相比较,人类的身体为何如此修长?
  (2)为什么唯有人体的上肢短于下肢,躯干短于上肢?而其他猿类的上肢都要长于下肢。
  (3)人类的大拇指为什么这么长,而手掌却较短?在确认古人类经常性制作和拿握工具之前他们就已经进化出了长而弯曲的大拇指,一些著名古人类的拇指化石甚至显示其长度明显超过现代人。
  (4)为何唯有人类的颈部如此细长?
  (5)为何人类的肩膀宽阔,胸背扁平?
  (6)为何人类的肩胛骨平行于背面而不是像其他猿类一样与背面斜交?
  (7)为何人类的腰腹如此细长灵活?一些古人类腰椎化石显示其可能具有6节腰椎,(古化石 STS14,Lucy等)甚至胸椎和骶椎也具有腰椎的功能,而黑猩猩只有两节可自由活动的腰椎。
  (8)为何人类的脊椎要有如此多前后方向的弯曲?
  (9)化石显示古人类的髋部比现代人还要宽阔的多,可是当初人类的大脑较小,如果不是生育要求所致又不利于行走,是什么原因致使其进化出如此宽阔的髋部?
  (10)古人类足迹化石显示,人类的足弓至少已有三百二十万年历史,比人类狩猎历史还要久远得多,那我们的足弓是如何形成的?
  (11)人类足部与四趾并行的拇趾是怎样形成的?
  (12)什么优势使得奔跑速度缓慢的人类能够在两百多万年至一两万年前这段时期拥有一个较为成功的狩猎演化历程?
  (13)古人类能否直接对抗重力由半直立慢慢演变为直立?
  综合本文人体动力学结论以及对众多化石资料的详细分析,我认为人类直立行走行为是树上在重力的帮助下而非在地面上与重力对抗中演化而来的。
[硕士论文] 宋娇娇
生物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安徽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人类移居高海拔地区一直是人类进化遗传学研究的热点。位于中亚地区的帕米尔高原(Pamirs),是喜马拉雅山脉、兴都库什山脉、天山山脉、喀喇昆仑山脉和昆仑山脉汇集形成的山结,平均海拔约2500-4000米,是著名的高原之一。帕米尔高原恶劣的生存环境(例如:低氧,低温,强紫外线)使得人类定居该地区面临着重大的挑战。由于采样困难等因素制约,该地区人群起源和迁移历史的研究基本处于空白。近20年来,线粒体DNA(mitochondrial DNA; mtDNA)成为研究中亚地区人群历史的重要分子标记。相关工作大大的促进了人们对该地区人群遗传多样性分布格局和群体历史的了解。但是绝大多数工作局限于mtDNA的某个片段(控制区或部分编码区),这些片段中有限的序列遗传信息并不能提供高分辨率的mtDNA谱系(Lineage)。一些研究中仅选取部分样本进行mtDNA基因组全序列测定。样本选择偏差使得相关数据并不适合开展群体历史的分析。
  本研究运用基于Ion Torrent PGM平台的二代测序方法对帕米尔高原及其周围地区的8个群体共计382份样本进行了mtDNA全序列测定,并开展了一系列群体遗传学分析。并揭示帕米尔高原人群族源迁移历史。mtDNA的遗传多样度分析表明中亚人群的遗传多样性指数与南亚人群(巴基斯坦旁遮普人群)和西亚人群(伊朗的卡什加人群和波斯人群)很相似。依据PhyloTree(Version17),我们对所有的382份样本进行单倍型类群(haplogroup)划分。所有样本均能划分到典型的欧亚东部和欧亚西部单倍型类群下。没有发现位于M,N,R单倍型超类群(macrohaplogroup)基部的支系。这个结果表明中亚人群中没有检出现代人早期迁移遗留下的遗传信号;这提示中亚地区可能不是现代人早期迁移的主要路线。基于单倍型类群分布频率的主成分分析结果提示欧亚东部人群对讲突厥语的柯尔克孜族群体遗传贡献较大而讲印欧语的塔吉克族群体与欧亚西部人群遗传关系较近。然后,我们对群体mtDNA支系溯祖时间(coalescent time)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溯祖时间的分布存在一定的模式,所有的单倍型类群时间小于40kya,比人类第一次到达东亚的时间晚,由此推测中亚人群主要是由欧亚东部和欧亚西部人群混合而成的。96.07%的mtDNA支系的溯祖时间小于19kya(thousandyears ago),也就是说人类移居帕米尔主要发生在末次盛冰期(LGM)之后。而在1-10kya,10kya-19kya时间段内单倍型类群包含样本量的所占的比例分别是73.56%,22.51%。所以人类大量移居帕米尔集中发生在全新世(~10kya)以后。最后,我们对帕米尔人群进行了选择压力检测,发现除帕米尔人群基因COX2 N/S值(同义突变与非同义突变的之比)较低外三个人群之间无论是单个基因还是整个的mtDNA序列基因N/S值都不存在明显的差异性。表明帕米尔高原人群mtDNA世系没有经历达尔文正选择或是选择压力放松的作用。
[博士论文] 张迪
遗传学 北京协和医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清华大学医学部;北京协和医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 2015(学位年度)
摘要:遗传学研究和知识的应用在促进人类健康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产前诊断、产前筛查、移植前基因诊断等生殖遗传学技术的应用有助于个体和家庭生育决策的制定。然而,这些知识和技术的运用也引发了人们对20世纪前半叶优生学运动可能复活的担忧。彼时的优生学运动被视为人类首次运用遗传学知识对自身后代进行大规模干预的尝试,但最终却以剥夺个体自由、种族歧视、和纳粹的暴行收场。当下人们运用遗传学知识对人类生殖的干预则被视为第二次尝试,如何避免历史上优生学错误的再次出现已成为当下生殖遗传学技术应用的关注焦点。
  人们对优生学的担忧并非毫无根据。我国现有法律法规中仍存在历史上优生学的痕迹,体现在对婚姻与生育的捆绑、非自愿绝育和人工流产、对残疾人的歧视等诸多方面。尽管这些法律法规的目的——促进未来后代的健康,能够得到伦理学辩护,但其缺乏应有的程序公正。此外,由于国内缺乏对优生学中伦理问题的梳理和分析,且存在不少对于优生学的错误理解,阻碍了人们对生殖遗传学技术应用中伦理问题的探究,也间接影响到遗传学研究和技术的应用。本文从生命伦理学视角出发,深入分析优生学中的伦理问题,试图澄清优生学这一概念,并通过构建具有针对性的伦理学评价框架,为确保遗传学在促进人类福祉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进行尝试。
  本文在对中西方优生学历史进行详细梳理的基础之上,对历史上的优生学进行伦理反思,并指出优生学概念的核心,即使用遗传学知识提升人类质量。这一概念不单是对历史及当下优生学的概括,同时也有利于人们对优生学之探讨。在对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及高等教育教材中优生学思想的梳理及现有生殖遗传学技术应用的基础上,归纳了法律法规与技术应用中所面临的伦理难题,并通过对主要伦理学理论的梳理及历史的经验,提出评价优生学问题的伦理学框架:受益、不伤害、自主性、公正、公众参与、学术自由与责任。
  本文依次从生殖自由、公正、歧视等三方面,对优生学和生殖遗传学技术的应用进行伦理分析:首先明确生殖自由在个体生殖决策及公共卫生干预中的重要性,并通过引入伤害原则及确保后代开放未来的权利这两个原则明确父母在生育中的义务;其次,明确生殖遗传学技术对后代健康的重要性,提出确保个体生殖自由和后代健康福祉的必要条件为医疗卫生的公正分配,并指出公共卫生中此类技术的应用并不必然会引发历史上优生学的复活;最后,针对残疾人权利保护者对生殖遗传学技术应用的批判进行针对性的反驳,明确此类技术应用的目的在于促进后代的健康与福祉,并非是对残疾人的歧视,同时从公正原则出发指出社会整体应当给予残疾人必要的支持。
  本文在对以上伦理问题分析的基础之上,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第一,明确优生学在中英文语境下的含义,指出“优生学”一词的使用必须谨慎;第二,建议对我国现有法律法规中出现的婚姻与生育捆绑、强制绝育与人工流产、残疾人歧视等相关条目进行修改,加强专业人员及公众在政策制定中的参与度;第三,针对我国当下生命伦理学和遗传学教材中的问题提出修改建议,并建议加强对教材的审批,以确保这些教材在人才培养中发挥其应有之作用。
  本研究通过生命伦理学视角对优生学和生殖遗传学技术应用中的现实问题进行剖析,希望以此促进遗传学、伦理学、社会学、法学等多学科之间的合作,促进相关卫生政策的修改与制定,避免历史上优生学错误的再次出现。此伦理学维度之分析,还有助于人们在尊重生殖自由、公正的前提下,充分发挥遗传学技术在生殖领域中的作用,并促进个体和群体的健康与福祉。
[硕士论文] 叶钦
科学技术哲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4(学位年度)
摘要: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清晰地表明传统工业文明的不可持续性,面对人类的生存困境人们给出了诸多改善环境、调节人与自然关系的技术性方案,进而朝向生态文明被认为是人类继工业文明之后的更为高级的文明形式。然而,几十年来在“生态文明”理念下的环境科学及环境保护历程并未能遏制日益深重的生态危机。因此重新审视“生态文明”的哲学意涵,建构一种新的生存理念和文明观,以扭转人的心灵和意识,匡正人的观念和行为,重构人与(自然)世界、人与人(社会)、人与自身(心)间的关系或许是人类走出“危机”前提。
  本文首先通过分析“生态文明”的理论界说和哲学意涵,在继承其有利成果的同时,指出其局限和不足,包括显著的经济主义倾向、终极关怀意蕴和人文感召力的缺乏、有条件的主客体统一、科学与技术的工具理性以及被忽视的“自我实现”等问题;进而,提出并阐释“家园”生存的基本理念。“家园”的概念是一个软性和硬性相互结合的概念,包涵了生态属性、意识属性、个体属性和社会属性。而“家园”生存理念本身的要义则包括了三个层次,分别是:人类在“家园”之中存在、人类对“家园”的责任意识与行动、人类将“家园”意识自觉内化。再就“家园”生存理念的哲学意蕴来说,包括主体与客体的有机统一、科学与人文的互补统一、超验主义的自然观、有序流动的时间观、凸显创造的人性观、“诗意地栖居”的生活观等;最后,分析和总结“家园”生存理念的实现路径,即超越现代性哲学、吸收中华文明精髓、促进科学的人性化、合理摈弃物质主义、打造“家园”文化。
[硕士论文] 滕铁鹏
科学技术哲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4(学位年度)
摘要:人与动物关系的矛盾和冲突,不仅起源于当代科学技术和经济的飞跃发展,也起源于人类对人与动物关系认识的“统治”或“征服”等主导观念,特别是在国内外生态哲学和伦理学研究中关于对动物行为的伦理讨论,以及我国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进入生态文明新时代,突出理论和实践的生态文明自觉,人与动物关系的伦理研究就成为迫切需要的研究课题。
  首先,本文对古代、近代和现代人与动物关系的伦理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分析。古代东方宗教特别是印度佛教、中国的道教都有对待动物的朴素伦理思想;中国的“天人合一”世界观和“仁”爱及动物的思想以及西方基督教教义从“统治”、“征服”到“管护”动物的思想进步,以及近代笛卡尔“动物是机器”与西特勒区分对动物的利用和欣赏,都对现代动物伦理思想产生深远影响。辛格对家养动物建立相情同感、雷根对野生动物确证其内在价值,帕克则进一步确证动物不仅有感觉而且有知觉和部分理性或“弱理性”的能力,这是现代动物伦理理由和根据的重要标志。
  其次,本文对人与动物关系的伦理根据进行分析。寻找人的需要与动物需要差异性中的同一性,即二者都有生存和健康两种共同需要、人与动物都是“有意识的生命主体”。人的利益的常态是对人的生存需求、安全和健康需求、实现个人正当价值和履行社会义务需求的满足。在当今科技、经济和全球化发展的过程中,动物利益的自然常态已经被扭曲和破坏,摆脱这种现状,要彻底改变人类征服主义的动物伦理。
  再次,本文提出建立人与动物关系的道德哲学、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确立“普遍联系”,“生命平等”,“人是地球宇宙飞船的代理人”以及“动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密不可分”的动物生态世界观、工具价值,内在价值,固有价值和系统价值的动物生态价值观、以及对动物的尊重和热爱产生的人类-动物权利观,包括正权利、负权利和零权利。从人类的物质和精神合理性层面,提出“益于人类原则”,从敬畏和尊重动物生态的完整、稳定和美丽的尺度,提出“促进生态原则”。进而提出并确证家养动物包括宠物,食用、使役和动物园中的动物和实验动物的道德规范,以及野生动物的道德规范。
[硕士论文] 张占军
遗传学 内蒙古科技大学 2014(学位年度)
摘要:密码子偏性及其聚类分析在可变剪接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计算了人类组成型外显子和可变外显子的RSCU值(密码子使用的相对概率),并对两种外显子的RSCU值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除了UAG、UGA、UAA三个终止密码子,两种外显子的每个密码子偏性是相同的。同时挑选了组成型外显子序列30条,可变外显子序列30条,计算了这60条序列的RSCU值。然后进行聚类分析,两种外显子不能被区别开,证明两种外显子的密码子偏性是相同的。这个结果和我们直接比较两种外显子的RSCU值的结果一致。接着我们又计算了这60条序列的HI(非均匀指数),并用 HI进行了聚类分析。组成型外显子和可变外显子亦不能被区分开。可以得出结论利用 RSCU值和 HI值不能区分组成型外显子和可变外显子。可以推断在序列中,基本没有组成型剪接和可变剪接信息。
  计算组成型外显子和可变外显子的信息冗余参数(D1和D2)显示,组成型外显子和可变外显子的平均值和标准偏差基本没有差别。类似地,五类可变外显子的D1和 D2的平均值和标准偏差基本没有差别。其中内含子保留的的D1和 D2平均值与其它几类外显子的D1和 D2的平均值差别较大,体现了内含子保留既是内含子又是外显子的序列特殊性。
  在各类外显子上游截取150bp,下游截取150bp,计算多样性增量 ID,同时把各类外显子分别截取成两种变体计算 ID,发现两种计算方法的组成型外显子和可变外显子的ID平均值及标准偏差平均值基本没有差别。除内含子保留外剩余四类可变外显子的ID平均值及标准偏差基本没有差别。内含子保留的ID平均值及标准偏差与其它几类外显子的ID平均值及标准偏差差别较大。
[硕士论文] 宋鑫
科学技术哲学 内蒙古大学 2014(学位年度)
摘要:自人类出现在地球以来,就以各种方式影响着地球的生物圈。尤其以工业革命为标志,人类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规模、速度和强度改变着地球物理、化学和生态的构成,甚至是地球的地质构造。这意味着未来的地质学家可以根据岩石和沉积物的痕迹清晰的绘制出一条人类所造成的活动线。同时预示人类对地球的影响已经渐渐与物种大灭绝、小行星撞地球等最大的自然力量相当。在此背景下,荷兰著名大气化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克鲁岑(Paul Crutzen)教授于2000年首次提出“人类纪”概念,以此来说明地球已经迈入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新的阶段人类的活动印记将会深刻的存留在地球上,人类活动也正式成为改变地球的主导力量。
  自然一直是人类所敬仰与倚重的对象,但却在人类的发展中岌岌可危。“人类纪”的提出,正是对人类实践给予生物圈的破坏敲响警钟,而且不断提醒告诫人们:人类虽然有堪比自然的力量,却也生活在自然之中。人类应该在地球的角色上做出转换——不应只做地球上追求物质利益的“捕猎者”,而是应当作为地球的“保护者”,更是应当成为有充分义务与责任保卫地球的“管理者”。
  本文首先对“人类纪”的基本概念进行阐述。其次,对“人类纪”产生的分歧进行说明。最后,浅析“人类纪”给予的启示,此外并对人类自身的活动有所反思和警醒。
[硕士论文] 傅媛
生物学;动物学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13(学位年度)
摘要:迄今有关湖南汉族体质特征及人类群体遗传学特性的系统研究至今尚未见报道。为此,于2010年9月赴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县和双凫铺地区,对当地20岁以上的健康汉族人群进行随机抽样调查,共收集有效资料737例(城市男性149例,城市女性170例,乡村男性197例,乡村女性221例),并对宁乡县460例(男254例,女206例)高中生的人类群体遗传学特征进行了随机整群抽样调查。研究项目包括86项体质人类学观测项目、34项衍生指数、12项问卷项目和25项人类群体遗传学指标。
  采用体质人类学和群体遗传学相结合的方式,从头面部特征、体部特征、皮褶厚度、身体围度、体型、形态遗传性状、不对称行为特征、舌运动类型等多方面进行研究,利用聚类分析和主成分分析等方法探讨了湖南宁乡汉族与其他地区汉族及少数民族体质和遗传学特征的异同性。
  研究结果表明:
  (1)湖南宁乡汉族人发色黑,男性肤色以黄色和暗黄色居多,女性肤色多为浅黄和黄色,眼色多为黑褐色和褐色,眼裂高度多为窄至中型,眼裂倾斜度以外高内低型为主,大多数人有上眼睑皱褶,内眦褶出现率较低;鼻梁类型多为直型,鼻基底方向大多水平,鼻翼高度以中等为主,鼻翼宽类型为宽型人数占优,鼻根高度男性以中型人数最多,女性多为低型,鼻孔最大径多为横型;颧部突出度男性以微弱型为主,女性则以中等型人数最多;大多人红唇薄,上唇皮肤高度中等;耳垂类型三角形居多。男女头部均以圆头型、高头型、阔面型、中鼻型居多,男性阔头型、女性中头型居多。
  (2)城、乡男性汉族平均身高分别为1650.4mm、1630.4mm,平均体重为65.9kg、63.9 kg。城、乡女性平均身高分别为1537.1mm、1534.6mm,平均体重为53.9 kg、55.0 kg。男女性多为亚中等或中等身材、长躯干型、宽胸型、宽肩型、宽骨盆型、亚短腿型至中腿型。
  (3)男性体型主要为偏内胚层的中胚层体型,女性体型以偏内胚层的中胚层体型、偏中胚层的内胚层体型、内胚层-中胚层均衡体型居多。
  (4)湖南宁乡汉族高血压患病率与性别无关,与年龄和BMI指数有极显著相关,年龄和BMI指数越大,高血压患者比率越高。
  (5)体格测量项目普遍存在性别差异,骨骼性测量项目多为男性大于女性,皮脂厚度项目多为女性大于男性。
  (6)湖南宁乡汉族拇指类型多为直型,环指长于示指,指甲类型多为长型,足趾拇趾长者过半数。多数人为直发、直型鼻梁、宽型鼻孔、铲形门齿。多数人能卷舌和尖舌,能叠舌、翻舌的人均较少,仅少数人能三叶舌。湖南宁乡汉族不对称行为特征中多数是右侧优势。
  (7)湖南宁乡汉族体质特征总体上介于南、北亚类型族群之间,但更接近于南亚类型族群。
  本文首次系统报道了湖南宁乡地区汉族体质特征和群体遗传学特性的研究资料,采用多种数理统计方法,运用体质人类学与群体遗传学相结合的方式,对湖南宁乡汉族人群的体质特征和人类群体遗传学特征进行了综合评价。
[硕士论文] 李传刚
生物学;动物学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13(学位年度)
摘要:湘语,又称湘方言或湖南话,是汉语的七大方言之一。主要分布在中国湖南省、以及临近湖南的重庆市和广西部分地区。湘语以长沙话和双峰话为代表。双峰县位于湘语分布区的中心地带,具有湘语族群体质特征很好的代表性。我国关于体质人类学的研究较多,大多集中在少数民族,但湘语族群体质特征及群体遗传学资料尚未见报道。本文从方言角度研究湘语族群的体质特征及群体遗传学特征。为此,于2010年10月对双峰县城市汉族320例、甘棠镇乡村汉族410例成人进行了活体观察与测量以及25项人类群体遗传学指标的调查。采用自编程序及SPSS 13.0、Excel 2003、Windows XP系统的画图等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结果如下:
  (1)湘语族群大多有上眼睑皱褶,无蒙古褶,窄型眼裂高度,超过半数人眼外角高于眼内角,中等型鼻根高度、鼻翼高度、上唇皮肤部高度,直型鼻梁,颧部微弱突出,水平鼻基部,横位鼻孔最大径,宽型鼻翼宽,薄型红唇,三角形耳垂,黑色型发色、眼色,浅色肤色。
  (2)男女性均以高头型、阔头型、阔面型、中鼻型、长躯干型、宽肩型、宽骨盆宽型、矮胖型为主。除城市男性为矮型身材外,城乡女性、乡村男性均以中等身材居多。乡村男性多为短头型,城市男性和城乡女性均为中头型。乡村男性多为中胸型,城市男性和城乡女性均为宽胸型。城乡男性多为中腿型,城乡女性多为亚短腿型。
  (3)聚类分析表明,湘语族群兼有我国蒙古人种北亚、南亚类型族群共同的体质特征。湘语族群12项围度值总体随年龄增加而呈现出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城乡女性各年龄组6项皮褶厚度值均比男性高。
  (4)湘语族群男性体型属偏内胚层的中胚层体型,女性体型属于偏中胚层的内胚层体型。(5)9项头面部群体遗传学指标中内眦褶-额头发际、鼻背侧面观-鼻孔形状、额头发际-上眼睑皱褶彼此相关。7项不对称行为特征指标中叠臂-扣手、叠腿-利手、利足-利手、起步-利手、起步-利足之间存在显著相关。5项舌运动类型指标中卷舌、尖舌在性别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翻舌-卷舌、翻舌-叠舌具有极显著相关,尖舌-卷舌、尖舌-翻舌之间具有显著相关。环食指长在性别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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