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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董玉婷
公共管理学 内蒙古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党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到2035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代表着全体人民共同向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基本公共服务是保障人民生活基础、维护社会稳定和谐的基石,人口和计划生育公共服务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西部地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公共服务,一方面在我国实行全面二孩政策的新形势下,对推进全面二孩政策的顺利实施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解决好西部地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公共服务问题,为促使解决社会主义新时代主要矛盾提供新思路和新目标。
  本文使用公平正义理论、公共物品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理论等三大理论,系统回顾了人口和计划生育公共服务的概念内涵、内容和研究方法等国内外研究成果。以西部地区12个省为研究对象,利用2015年人口和计划生育公共服务数据,使用头脑风暴法、灰色关联分析法和数据包络法(DEA)等方法,借助EXCEL和DEAP2.1软件完成了指标体系的构建和西部地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公共服务水平与效率的测度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我国西部地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公共服务的水平与效率偏低,区域间差距较大。其原因主要来自认知性因素、投入性因素和制度性因素三个方面。进而有针对性地从提高政府和公众认知水平、加大西部地区投入力度和完善相关制度建设三个方面提出提高西部地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公共服务水平与效率的对策建议。
[硕士论文] 陈德映
地理学;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重庆交通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人口和社会经济一直是学术界的研究主题之一,其内涵丰富、涉及广泛,并且相互交织、错综复杂,其研究难度巨大。在清代以前更多的限于定量记载的层面;清代至近代开始出现定性研究,并在此基础上逐步转向相关研究;至20世纪末计量地理学飞速发展,人口和社会经济研究中数学方法被广泛应用;21世纪以来,大数据的概念及相关技术相继出现,开始尝试着将大数据技术融入人口和社会经济研究,但整体处于探索阶段,且研究尺度相对较小。
  本文重点将机器学习、神经网络模型、SaaS云平台等大数据核心技术用于中国人口和社会经济研究。采用多源数据从多个角度展开,以此探寻中国人口和社会经济时空分异情况,数据主要包括全国区县和城市统计年鉴数据、高德历史及现状POI数据、房天下和链家房产相关数据、大众点评商业数据、腾讯迁徙数据等。其中,POI数据主要用于衡量城市规模及社会发展水平;房产数据则以房价这一民生问题为切入点,以房价为跳板,宏观俯瞰区域房价问题,以此解析人口和社会经济相关问题;商业数据侧重城市的商业形态及其复合形式,在体现区域消费水平、消费能力的同时呈现出商业活力,并在此基础上反映人口和社会经济相关问题;迁徙数据从人口流动的角度能很好的反映出区域间的联系,以及宏观尺度人口的集聚形式,从现有的研究容易发现,在没有政策引领的基础上包括人口、经济在内的优势资源会向发展更好的城市聚集。
  研究发现,在统计数据角度,随着时间的推移,不论是区县尺度还是城市尺度,发展愈加多样;中国不同城市发展不均、地域差异明显,同一城市的不同区县发展也存在较大差异。在POI角度,就现状来看,北上广深等城市POI总量具有绝对优势,其主体功能也愈加综合,区域发展不均的问题十分突出;从时空尺度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区域POI保有量持续增加,其发展变化均处于前进状态,但其发展速度不一。在房产数据角度,综合考虑多个指标的情况下,发现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一带,以及省会城市房产相关指标均处于较高水平,北上广深尤为突出;从研究指标来看,物业费、容积率、绿化率与房屋单价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物业费尤为明显;小区楼栋数与房价存在较为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其余指标因子与房价相关关系较弱。在商业数据角度,从消费水平、商业活力以及市场规模三个方面出发,研究发现西部地区相对滞后于其它地区,且就全国整体而言,梯度分布明显。在迁徙数据角度,从OD迁徙流和空间单元映射两个层面展开,其中,从OD迁徙流整体来看,存在明显的四核结构,分别是以北京为代表的京津冀地区、以上海市为代表的长三角一带、以广州深圳为代表的珠三角一带、以重庆成都为代表的中西部;从人口迁徙时空变化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城市人口迁徙态势整体变化不大,且各城市之间的不同交通方式下的迁徙比例相对一致,更大的区别在于迁徙数量。
  总之,不管从那个角度来看,中国人口和社会经济整体水平呈现明显的梯度分布,且地域差异较大,尤其是东西差异十分突出。此外,京津冀地区、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及少数省会城市或直辖市具有明显优于其它地区的综合水平。可喜的是,尽管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但从时空脉动来看,各城市、地区均处于提升的态势。
[硕士论文] 冯丽敏
应用数学 成都理工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人口问题一直是人类发展的核心问题,随着中国生育率的持续降低,使中国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同时也会带来相应的人口学效应。四川省作为中国的人口大省,结合“全面二孩”生育政策的实施,对四川省未来的人口结构进行预测,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本文选用Leslie模型为基础模型,进而构建“全面二孩”政策下的Leslie人口结构预测模型,该模型主要涉及育龄妇女生育率、存活率、人口性别比这三个参数,对其三个参数分别建立了相应的参数模型。首先建立生育率参数模型,由于四川省育龄妇女生育率数据缺失较大,所以通过已有数据的相关分析找出影响生育率的相关指标,利用BP人工神经网络模型训练这些数据的潜在规律,从而对四川省总和生育率缺失数值进行预测,然后应用各年龄段育龄妇女的占比推算出育龄妇女各年龄段的生育率。接下来对“全面二孩”政策之后四川省育龄妇女生育率的确定,一方面根据“双独二孩”政策到“单独二孩”政策育龄妇女生育率的变化情况,另一方面还结合了国家生育水平的调查数据,以及放开“全面二孩”政策之后相关研究者关于各省市的生育意愿的问卷调查数据,考虑到调查数据的随机性,生育率会有一个上下波动,所以本文建立了松弛组合模型对育龄妇女分年龄段的生育率进行预测。其次采用加权平均数的方法对相近的年份给予较大的权重,建立了存活率参数模型。最后采用了灰色预测方法建立了人口性别比参数模型。
  在参数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Leslie人口预测模型。对四川省的人口结构进行预测,进而提出对策和建议为今后的研究者提供文献参考,也为省内相关政策的制定者和决策者提供理性的参考依据。
[硕士论文] 陈睿
社会保障 广西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过去,独生子女政策为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随着社会发展我国人口出生率持续走低,带来了不良的社会影响。为此从2013年开始逐步放开二孩,2015年国家确立全面放开二孩,这一政策的实施有利于国家的健康发展。为鼓励生育国家及地方政府都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但最新发布的数据表明,2017年出生人口和人口出生率均有小幅下降,并首次出现二孩出生数超过一孩出生数的情况。这一现象表明我国适龄夫妇生育潜力巨大,但也可看出由于各种生育风险存在,降低了适龄夫妇的生育意愿,阻碍了一部分育龄夫妇的生育行为,导致了开放二孩政策后生育率没有达到预期目标。通过对生育支持政策的完善、优化和调整,将有利于规避生育风险,提高我国人口出生率。因此,研究现阶段所需的生育支持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从生育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入手,对现有文献材料进行整理,搜集了解相关政策和理论研究基础,学习借鉴了国外的先进经验,同时利用调查问卷的形式以湖北省武汉市为例,实地调查了武汉市目居民当前面临的生育风险情况,武汉市生育支持政策的实施情况以及市民对现行生育支持政策的满意度和意见。调查发现:武汉市的育龄夫妇在生育过程中的确存在一定生育风险,这些风险抑制了育龄夫妇的生育行为,虽然现阶段武汉市实施了一些支持政策规避生育风险,提高人口出生率,但政策效果并不显著。同时武汉市市民对现行生育政策的满意率较低,生育支持政策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本文进一步将实证分析与理论研究相结合,针对当前武汉市市民的需要与现行生育支持政策的实施的具体情况,从生育保险制度建设和生育风险保障的现实问题两个方面出发,提出了一些可行性的调整建议,以提高政策执行的运行效用和市民对政策的满意度。
[硕士论文] 李俊荟
行政管理 哈尔滨商业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人口是区域发展的核心,因此研究人口空间结构变化,优化人口分布,促进资源、环境、生态、人口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随着以往计划生育工作的稳步开展和生育政策的有效实施,黑龙江省人口增长比重逐渐下降,人口综合素质得到了很大提高。但从总体上来看,黑龙江省的人口分布仍然存在不平衡和不合理的问题。地方政府是承担这一重任的直接领导者、组织者和推动者,其行为规范与否将直接影响到人口空间结构优化的速度与质量。
  本文以黑龙江省人口空间结构优化中政府行为的现状为切入点,以契约政府理论、政府干预理论、责任政府理论为理论基础,对人口空间结构、政府行为的概念进行界定,利用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挖掘黑龙江省各基层政府在人口空间结构优化过程中存在的产业引导人口流动作用不显著、人口分布配套政策制度不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城乡供给不均衡、政府行为的缺位越位错位问题,并剖析其产生的原因。借鉴美国西部地区、韩国首尔、日本、湖北省、吉林省和辽宁省政府做法的经验,立足黑龙江省的实际省情,提出强化区域经济科学布局引导人口流动、完善配套政策制度体系提供政策支持、完善基础公共服务体系聚焦农业人口、建立激励监督机制改进政府行为失范四个方面改进对策,以此达到黑龙江省政府在人口空间结构优化过程中政府行为的全面完善。
[硕士论文] 张珺
统计学 广西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区域一体化进程加快,城市不再是孤立的市场和管理枢纽,而是在合作网络当中通过“流空间”强化、协调与其他节点城市的互动关系,确立自身在网络中的地位,成为提升城市发展能力的关键所在。作为“流空间”的核心部分,人流是城市间空间相互作用的重要传导媒介,而随着区际性高铁网络的开通,人口流动的空间被不断扩展、流动频率随之提高、区域间联系度也显著强化,加之个体流动自主性的增强使微观个体决策成为影响人口流动网络结构的重要因素,城市合作网络在兼顾服务个体、优化区域分工体系过程中面临新挑战。基于此,研究个体在粤桂黔高铁网络中根据自身出行欲望、目的与城市职能进行匹配,从而做出出行决策影响高铁人口流动网络结构,对于明确各节点职能分工、智能规划高铁布局至关重要。
  本文基于实地调研获取人口流动的关系数据,在梳理文献和理论的基础上,通过人口流动的源地-汇地和异质性人口在城市间的流动频率,构建基于高铁的有向人口流动网络,并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其结构特征进行度中心性、中介中心性、网络密度和核心-边缘识别;在此基础上,以微观个体异质性如何对宏观网络结构产生影响为关键研究问题,引入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着重对总体和异质性人口流动进行网络整体联系强度以及网络内部城市核心-边缘结构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1)高铁虽突破省际行政边界加强了跨省流动,但区际联通作用弱于区内带动效应,区外联系功能有待加强;不同层级城市间互动失衡,流动活跃度随城市层级由高到低不断下降,高层级城市极化效应显著;高铁强化了省际商务联系和短途游需求,而以探亲访友为代表的社会联系在省内不同层级城市间流动活跃;(2)粤桂黔相邻地区人口流动对本地区人口流动存在空间负向影响,人口流动呈现“虹吸效应”,网络处于多核心发展阶段,粤桂黔高铁经济带人口流动总体网络、商务网络、旅游网络、探亲访友网络内部都呈现核心—边缘结构;在异质性网络中,商务网络联系强度最高、网络密度最大、通达度最好,其次是探亲访友网络和旅游网络;(3)现阶段大多沿线非核心区经济落后,缺乏人力资本吸引力,而中心省会城市通过高铁改善区位条件、强化枢纽功能,巩固了网络的核心-边缘结构,却阻碍了总体网络和商务网路整体联系度的加强、抑制了城市群总体网络和商务网络密度的提高;(4)以人力资本为表征的个体异质性对塑造人口流动网络结构具有显著的影响,即:从事与经济活动相关的职业、受教育程度和收入对增大网络密度、增强网络凝聚力、提高区域内要素流动的活跃度以及构造网络内部核心城市的形成都有显著影响,但作用强度和方向随着网络性质的不同有所区别。基于上述结论,对明确节点城市职能分工,智能管理人口流动,以及提升人口流动网络活力和效率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硕士论文] 赵书娇
金融 山东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状态与人口结构均迈入了“新常态”。建立在经济结构对称态基础上经济可持续发展就是经济新常态,包括我们经常提及的可持续的稳定的经济增长。经济新常态的重点是“调结构稳增长”的经济、是着眼于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及建立在对称态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而不是着重于扩大总量经济,也不是GDP、人均GDP增长与经济规模最大化。我们所说的经济新常态就是以增长促发展,以发展促增长,发展与增长相互促进。人口红利逐渐衰退,劳动力要素的优势逐渐削弱是中国人口结构新常态的特点之一。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很大一部分得益于人口红利。在我国人口结构特征经历了从高生育率转变为低生育率之后,我国人口的主要矛盾就不再是过快的人口增长,而转变为逐渐消失的人口红利、接近超低水平的生育率、人口结构老龄化、新生儿出生性别比失调等方面。
  进入20世纪,在许多发达国家都出现生育率下降、人均寿命上升的现象,因此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分析中国的人口结构,老年人口比例同样在不断上升,2010年到2014年间已经从13.3%上升到15.5%。目前,中国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水平增加速度最快的国家或地区之一。人口结构的变化正在发生,而且这结构的转变与日本20世纪90年代初的人口结构非常相似。当时,在人口红利逐渐削弱后,日本为了维持经济的增长,仍就采用经济刺激政策,这种政策上的失误,使得经济中泡沫的膨胀与破裂,对实体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指出:在即将到来的20年,我国人口老龄化日趋加重,直到2030年,我国人口老年人口规模很可能会翻一番。由于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中国经济改革以来的高速增长的势头很可能会受到沉重的影响。廉价劳动力是改革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人口老龄化会使得社会劳动供给下降,加大劳动力成本,打破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
  在这种老龄化不断加深的背景下,我们应该采取相应措施以积极应对并削弱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带来的破坏。2013年11月,我国提出并启动实施,若夫妻双方中有一方是独生子女,就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旨在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
  国内外学者对于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有着大量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我国人口政策具有一定特殊性,国内学者对人口与经济的研究大多集中于人口中各因素的实证研究。经济与人口之间是一种相互关系,经济发展后人口规模会有一定的增长,人口增长对经济又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当经济发达后,出生率反而会下降,这是因为人们的生育意愿下降了。本文主要研究人口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以及中国特殊的生育政策环境下,面临老龄化,而实施的二胎政策是否能起到预期效果。本文一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介绍选题背景、选题意义以及有关文献综述。本文第二部分为理论模型,在Pattner(2016)模型基础上,基于人们对寿命预期做了一些改动,考虑到政府部门在经济中作用,并在经济体中加入了政府部门。本文第三部分是基于理论模型以及当前经济状况,对二胎政策的实施效果做了相关预测,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硕士论文] 王垒
西方经济学 山东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自从我国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的政策以来,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这种高速增长给我国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粗放的生产方式也使得部分地区的环境状况越来越糟糕。雾霾、水污染、资源枯竭等一系列环境问题频发,由此产生的环境移民人数和规模都有所扩大,这一现象不仅需要引起政府的重视,也应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分析环境在人口迁移中的作用能够拓宽人口迁移成因在理论与实证层面的研究方向,符合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建设和谐美丽社会的主题和新要求,有利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为了更好地分析环境因素是否在人口迁移中发挥显著作用,本文首先对人口迁移进行了概念界定,排除了我国特殊的户籍政策的干扰,并且对环境移民具体分类,指出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人为因素占主导的环境污染移民;其次综述了国内外关于人口环境迁移的学术成果,并从需求结构的角度分析了环境因素影响人口迁移的机制;然后重点基于我国31个省份2005-2016年共12年的面板数据建立实证模型,其中在描述环境质量的变量选择上利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构建了一个综合性指标,在分析环境污染对人口迁移的影响时所采用的实证方法是系统矩估计(GMM),本文的主要结论为:环境污染确实对人口迁入有一定的负向影响,这种负面影响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表现的更加明显,但是尚未成为影响人口迁移最重要的主导因素。
  在此基础上本文又将城市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作为门槛变量,通过建立门槛面板模型进一步测量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在人口环境迁移中产生的门槛效应。分析发现:从产业结构的角度来说,当二三产业初步发展时,环境污染的负面影响比较不显著;当二三产业占比较大时,因环境污染大幅度加深,对人口迁入也产生明显的驱逐效应;当产业结构内部不断进行调整优化,第三产业占比大幅增加,第二产业逐渐淘汰落后产能时,环境质量改善,此时环境污染的驱逐效应降低。因产业结构不同,环境污染对人口迁移的影响总的来说呈现出“倒U型”的趋势。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环境污染对人口迁入的负向影响先增大后减小,同样呈现出“倒U型趋势”,这与地区之间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动态调整相关。经济发展前期,各省市更加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大力发展重工业,较高的收入水平以及较多的就业机会吸引人口不断流入,此阶段环境的驱逐效应较弱;在经济不断繁荣的同时,城镇人口也更加重视生活品质和环境水平,污染严重的地区便会加剧人口迁出;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之后,政府强化污染治理,环境质量改善,并且多数家庭的富裕程度已经能够让他们利用科技或者扩大支出等手段来降低环境恶化的负作用,环境的驱逐效应降低。
  把握这些规律对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产业结构调整、人口迁移结构改善以及抓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大攻坚战之一“污染防治”具有重要意义。
[硕士论文] 罗瑞霞
民俗学 山东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超生游击队”即躲避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的管控,超计划生育或违犯生育政策生育的群体,常以家庭为单位迁移流动,“超生”和“隐匿”是其主要特征。1980年至2015年,是中国施行一孩化计划生育政策的时期,在这一时期,“超生”是国家大力治理的越轨现象,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人口流动的机遇增大,随之出现了数量庞大的流动超生人员,他们常常跨地域迁移,并在迁移的过程中完成自身的生育意愿。“超生游击队”是中国社会特有的群体,也是一个在厉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环境中被惩戒、忽视的群体,本文的研究对象正是这一群体。
  本文以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聚居在广州红村的流动超生人员为主要观察对象,采用田野调查的方式搜集研究资料,运用生活史的研究方法,力图展现“超生游击队”的生活世界。通过对红村空间属性的分析,本文发现,红村作为一个“弱地方行政空间”,为流动超生人员提供了一个庇护所,人们通过流动和隐匿来规避监管部门的惩治。在身份属性上,流动超生人员属于外来人、边缘人,他们从事着具有边缘性特征的工作,以此维持生计;而在超生事实上,他们对超生行为的隐匿表现出国家权力与个体生命的互动关系,个体采用躲避的策略,国家权力的运作也存在不可避免的真空地带。从这一层面思考,红村人的生命历程反映了在政治力量的嵌套结构下,流动超生人口与现代国家相抗衡的真实经验。
  落脚到生育文化上,红村人超生的主要动因是“生男偏好”,在家庭结构上,流动超生家庭常以核心家庭的形式在异乡生活,子女数量多于一个,多则三个、四个。在抚育形式上,流动超生家庭的首孩常留守在家乡由长辈抚养,而在异乡出生的超生子女则会留在父母身边。家人之间长期分离是流动超生家庭的组织形式之一,子女的抚育也随之呈现一种流动的状态。对红村流动超生家庭所表现的生育文化进行探析,展现了与官方所宣扬“只生一个好”相背离的生育观念及其形成机制,而这一群体的抚育形式也表现了中国流动人口的实际处境。
  本文通过对红村流动超生人口的生命历程进行描述、记录,并将其与国家、社会的发展变迁联系起来,还原了一个被社会忽视的群体之生活经验,并反观了社会进程对个体生命的影响,这其中所涉及到社区空间意义、家庭关系、生育观念变迁、流动超生人口管理等方面的内容,关涉到中国社会的许多层次,本文的论述,是透视中国社会内在肌理的一次尝试。
[硕士论文] 高璐
社会学 山东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近几年来我国生育政策几度调整,居民生育意愿总体不高,甚至不少学者认为我国社会已进入了“低生育陷阱”。本研究选取了“生育意愿”中的一个指标——“意愿生育数量”来探讨家庭经济与住房条件对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
  通过对2013年CGSS数据进行泊松回归模型的统计检验和分析,本研究发现:从总体上来看,家庭经济因素对居民的生育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居民的个人年收入和家庭年收入越高,其意愿生育数量就越少。同时,住房条件对居民的生育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当居民的现套内住房面积越大,其意愿生育数量就越多。但这种影响在一定区间内是存在波动的:居民个人年收入在17190元以下的,其生育意愿要显著高于个人年收入在17190-50000元之间的居民;家庭年收入在57481以下的,其生育意愿要显著高于家庭年收入在57480-100000元之间的居民;现套内住房面积在80平方米以上的,其生育意愿要显著高于住房面积在42-80平方米之间的居民。
  家庭经济与住房条件对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尽管总体上来看,个人年收入、家庭年收入和现套内住房面积对居民的生育意愿存在显著影响,但经分析发现,这三个变量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更为显著,而对男性的生育意愿虽然也呈现出相同的趋势,但统计结果并不显著。
  鉴于我国当前社会有陷入“低生育陷阱”的风险,本文通过探讨家庭经济与住房条件对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发现了经济收入与住房面积大小对于影响居民生育意愿乃至生育决策的重要性,呼吁国家颁布相关的家庭政策,以保障和鼓励居民的生育。
[硕士论文] 赵赛
公共管理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独生子女”政策在我国实施了30多年,虽然在一定时期内,达到了有效控制人口迅速增长的作用。但是,这项政策的实施也带来了诸如人口结构失衡和人口老龄化等负面问题的出现。学界认为,中国的人口政策不仅是对人道主义的侵犯,更重要的是也不能较好地控制和解决我们国家的人口问题,这一政策受到了学术界的批评。为此,我们国家过渡性地实施了“单独二孩政策”,但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响应,所以,在2016年,我国又实施了“全面二孩政策”,实施效果相比较单独二孩而言有所改善,但是这一政策能否得到更大范围的响应与更深层次的落实,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在本文中,以计划行为理论为基础,分析了影响生育意愿的因素,从行为态度、主管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三个方面,提出了7个假设,分别是政策态度、政策变化、周围环境,年龄、收入等,建立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假设是否成立,并分析它们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程度。
  此外,本文还利用调查分析法,研究了育龄人群对于社会配套措施的需求,在政策意见方面,通过之前的调查结果和数据分析,并结合国外社会支持生育政策的经验,从加大政府的措施干预、优化医疗资源配置、保障基础教育、改善就业氛围、完善社会保险与福利制度五个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硕士论文] 汪撑撑
社会学;人口学 安徽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中国古代的数次人口迁移大潮,多由战争等因素推动,并非是自发的人口迁移。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人口流动性质发生了变化,出现自发的人口流动,自发型流动人口规模日益膨胀,其数量、结构的变化极大影响了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流动人口作为最活跃的生产要素,不仅对经济发展影响深远,而且引发了最为深刻的社会变迁,最明显的是人口城乡分布、社会阶层变化,劳动力行业职业的变化以及人们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化等。
  21世纪,中国流动人口呈现更大的变化。首先是数量,1990年中国流动人口约有3750万,占全国人口比重约3.32%,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数量为2.45亿,与1990年相比增长6.5倍左右,占全国人口比重约为18%;其次是年龄及性别,劳动年龄流出人口所占比例的增长,女性流动人口的增加;最后流动人口的受教育水平、人均收入、社会地位等也出现重要变化。安徽省是流动人口大省,尤其是流出人口大省,2014年以来,安徽省净流出人口规模连续数年排名全国第一,由于庞大的流出人口规模,安徽省流动人口的经济社会活动直接影响了安徽省和人口流入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本文主要研究2012年至2016年安徽省流出人口的变动情况。第一章介绍近年来中国流动人口的发展状况,列举了国内外对流动人口的研究状况以及研究成果,指出本文研究背景、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介绍流动人口相关概念以及流动人口界定条件,引出跨省流出人口即本文的研究对象;概括文章的主要章节及其内容,说明数据来源。
  第二章至第六章,基于样本数据及调查问卷内容,对安徽省流出人口自然变动、机械变动和社会变动进行分析对比,指出2012年至2016年安徽省流出人口主要变动情况。
  第七章,基于因子分析对2013年和2016年不同流入地的安徽省流出人口社会发展水平进行比较,列举发展水平排名靠前的省市,总结排名的变化情况。
  第八章,结论和建议。结合安徽省流出人口变动情况及其存在的问题,从流入地和流出地两个方面,针对户籍制度改革、劳动者权益保护和提升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水平等因素提出相关建议。
[硕士论文] 李燕
土地资源管理 华中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自1998年我国取消福利分房制度以来,中国住宅市场取得快速的发展。经过数十年的黄金期发展,房地产行业逐渐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住宅需求首先是作为家庭的根本需求而存在,而人们作为购房的主体,住宅市场势必受到人口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同时近年来我国的生育政策逐步解冻,2016年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以及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本文试图从人口的年龄结构的角度进行剖析,以考察其对住宅需求的影响。
  本文以人口年龄结构对住宅需求影响为研究的主题,在厘清整理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回顾了人口与住宅相关的概念和基本理论,阐述了我国住房市场的发展现状与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并从理论角度分析了二者之间关系。其次,在理论分析基础上,建立了实证分析模型。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GMM方法对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02-2015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首先从全国样本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人口年龄结构中,少儿抚养比对住房需求的影响并不显著,老年抚养比对住房需求有正向的影响,老龄人口比重上升会促进住宅需求;其次分东、中、西部从区域层面的样本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相较于中、西部而言,东部地区老年抚养比对住宅需求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主要是东部地区代际收入转移较为普遍。少儿抚养比在各个地区均不显著,主要是少儿人群尚不是住宅需求的主体。
  最后,根据定量研究得出的结论,并从我国住房市场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以促进我国房地产市场健康可持续的发展。具体的政策建议包括:针对人口年龄结构特点,重视老年人的住房需求;完善保障性住房体系,满足居民居住需求;制定积极地人口生育政策,保证住房市场需求的稳定;抑制住房投资性需求,降低城镇家庭住房持有不平等。同时针对本文研究的不足,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硕士论文] 许轩昂
社会学;人口学 安徽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向世人阐述了人口要素在社会发展以及历史进步中的重要作用,人口要素通过各个方面对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水平的发展产生影响。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数量第一大国,通过对中国传统人口思想乃至于人口政策的研究以反思当下,对我国来说显得格外重要。
  正是因为学者们对中国人口的现状和发展进行了系统或者专题的讨论研究,从古至今流传下来了大量的人口思想。人口思想不仅作为具体社会人口现实的反应,同时更应该服务于人口现实。在阶级社会中由于不同时期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人口思想往往也会有所不同。那么在评价不同时期的人口思想中应该秉持着“扬弃”的原则,对积极地、对现如今社会以及人口政策的制定和社会发展有利的,我们应该大力坚持。对消极的、对现如今的社会发展没有帮助的应该摒弃。取给精华,去其糟粕,方可焕发出传统人口思想的魅力。
  中国社会经过了五个形态的转变,而各种社会形态下的人口思想又千差万别。通过大量资料的查阅发现,早在奴隶制社会时期,中国就出现了早期的、较为稚嫩的、较为朴素的人口思想。但是这些人口思想由于距现阶段的时间较长,信度较低,同时该时期的人口思想存在很大程度上的遗失,因此在人口思想史的研究上意义不大。而春秋战国时期的人口思想,在数量上较多,内容上较为全面。同时大部分的思想家不仅是进行思想研究,更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试行和推广。因此,在大量的历史文献当中或者是历史著作中存在着大量的记载,信度也相对较高,对后世的影响也较为深刻。因此通过对中国人口思想启蒙时期的理论进行归纳分析,并讨论其对现今社会的意义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系统整理了春秋战国时期的人口思想,同时根据人口思想观点的不同,将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多思想分成了七个方面。其中,第一为主张增加人口数量的思想,并且具体分为三个方面,分别为增加出生人口、减少死亡人口、增加迁入人口;第二为主张适度人口的思想;第三为具体表现为人口数量受到经济发展的限制、以及从国家治理的角度主张的小国寡民;第四是婚配观念的思想,具体现在主张早婚早育和多子多福以及“媒氏”的出现;第五为人口结构划分的思想,如当时出现的小人与君子的划分、四民思想的出现、男女地位的划分等;第六为加强流动人口的管理和监测的思想;第七是对百姓的教化思想,具体表现为教化百姓和愚化百姓。通过利用文献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通过对各个思想产生的原因和意义的探讨,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人口思想对现今的人口发展仍然有着一定的启示和借鉴:1)把握适度人口红线,延长人口红利期;2)完善民政部门服务内容,解决大龄青年婚配问题;3)打破人口分层固化,加快人口层级流动;4)规范流动人口登记,统一人口管理系统;5)完善教育制度,提高人口科学文化素质等。
  希望通过对春秋战国时期人口思想的研究,既可以对人口思想史的研究做一些有益的补充,同时也希望能够从前人的人口思想中来探索有助于中国人口发展的相应政策。
[硕士论文] 范艳艳
公共管理 河南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2015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决定,于2016年1月1日起在全国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简称全面二孩政策)。全面二孩政策,是党和政府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依据人口形势发生变化、完善计划生育政策所提出的重要决策。正确评估和预测重大生育政策的调整效果,需要大量的经验数据和资料,其中生育意愿和相关激励政策的研究分析就是重要支撑之一。
  本文依托新乡市统计局在新乡市市辖区范围内(红旗区、卫滨区、凤泉区、牧野区、高新区和经开区)开展的电脑辅助电话调查(CATI)的数据情况,结合研究方向,从调查问卷中抽取相应指标进行汇总对比分析。内容结构上从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演变、二孩问题的提出到二孩政策实施以来对新乡市居民生育选择的影响及反映出的政策保障不足的限制因素等方面进行研究,对居民生育意愿进行统计分析,对影响二孩生育的相关因素进行量化分析,并结合当前和生育相关的激励政策研究,探索如何推动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
[硕士论文] Mary Wenzel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Human trafficking is a global issue rising to the forefront of human rights discussion.Most existing research on the issue,however,lacks specific policy recommendation and any quantitative analysis.Using both empirical analysis and qualitative case studies,this research draws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trade,migration,and the issue of human trafficking.The results from both the empir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the specific case studies of Egypt and Estonia lend to the conclusions that trade and migration policy have impact on human traffick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ore intentional policies in each can have an large impact on the issue of human trafficking as a whole.This research illuminates specific holes in existing trade and migration policy that,if addressed,can have far reaching impact on human trafficking.
[硕士论文] 李红
社会学;人口学 安徽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1978年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战略,将经济从犹如一张崭新的白纸发展成画满时代符号的蓝图,震惊了整个世界。计划生育的顺利实施,使我国的人口结构出现了中间高、两头低的纺锤型状态,纺锤体中间突出的部分就是劳动年龄人口,它占总人口的比重较大时被称为“人口红利”。
  2012年末,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为9亿3干多人,距2011年末下降了345万人,这是我国较长时间以来劳动人口数量的首次下降,意味着我国的人口红利可能正在慢慢减少乃至消失,因而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如果在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的这段时期内,我国没有妥善处理好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之间的关系,那么,我国很有可能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或区域处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由于不能实现经济的合理转型或是缺少或丧失自主创新能力,导致经济发展动力不足,而形成的一种经济持续萎靡不振的发展状态。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社会矛盾多发,劳动力数量逐年递减,总抚养比上升,社会负担加重,伴随着人口红利消失带来的老龄化加剧将对我国未来经济持续发展的影响是不容小觑的。因此,本文从人口学角度出发,通过对人口红利机会窗启闭时间的预测以及对我国具体经济发展指标的实证研究,来分析我国会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然后再提出宏观上的做法以供参考。
  探讨人口红利,就一定会涉及到人口机会窗的启闭时间。上世纪80年代人口红利出现于我国,并在此后成为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中流砥柱般的力量。但这一重要的发展动力随着人口结构的改变、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也将逐渐消失,甚至最后演变成“人口负债”。中国过去经济的迅猛发展即“中国奇迹”,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富裕又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也就是人口红利。目前,中国在面临老龄化加速、生育率下降、总抚养比逐年上升等一系列情况下,不仅要保持经济增长的步伐,更要把握好发展时机,争取达到高收入水平。在此转变过程中,为了防止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向该如何调整和转变?人口红利带来的优势会随着人口机会窗的关闭而消失吗?如何充分利用人口红利来避免我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能否从更深入的角度来看待人口红利这一概念?这是本文丞待讨论的问题。
  本文一共包含五个章节。第一章导论首先阐述了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其次对人口红利与中等收入陷阱关系的前人研究加以综述,并提出本文对其中一些概念的看法;最后是研究的方法、思路和结构介绍。
  第二章是关于我国人口转变各个阶段中人口红利变化的分析,先总述建国后至今我国人口转变经历哪些阶段,总结其特点,然后利用PADIS软件对我国未来30年的人口状况进行预测,从而估算出我国人口机会窗的启闭时间,即我国的人口红利窗口期为1990年-2030年,最后阐明人口红利既会为我国带来机遇又会带来挑战。
  第三章利用索洛增长模型对中等收入陷阱在我国是否已经出现这一问题进行实证分析并得出结论:目前我国尚未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但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仍需保持警惕。
  第四章是人口红利消失这一现象对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将其分为社会和经济两个方面进行深入阐述。
  第五章是全文的最后一章,从人口红利视角来分析我国如何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包括三个方面:向人力资本转变、挖掘庞大的老年人口潜在红利以及调整人口政策。
  最后,希望通过本文对人口与经济关系的探讨可以为我国当前和以后的经济发展提供一些有用的参考依据,对二孩政策运行后的人口发展方向有一定的参考和启示。
[硕士论文] 李伟华
土地资源管理 华中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近几十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城镇化水平不断稳步推进,人口生育率却在持续下降,即使国家全面实施“放开二孩”政策,从限制生育转为鼓励生育,也未扭转生育率下降的局势,2016年我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为1.7,显著低于人口世代更替的水平2.1,生育率持续走低会导致老龄化严重、新增劳动力和消费减少,出现“大国空巢”的危机,必然会制约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目前生育率持续低迷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焦点,单纯从政策、经济、收入等方面来解释,显然缺乏解释力,随着城镇地区的房价出现大幅上涨,超出居民的支付能力,给人们生活造成了沉重的负担,住房和生育是家庭中两大重要支出,住房成本的增加势必会对生育有一定的挤出效应,所以居民的住房情况会对生育意愿有一定影响,因此,本文试图从住房的视角来解释城镇居民生育意愿低下的问题。
  本文在系统整理国内外文献综述、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我国2012-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回归估计,对居民拥有住房情况、住房面积与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并从东、中、西部地区进行分区域分析,结果表明:一是拥有住房产权对居民生育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分区域看,东、中、西部有房产对居民生育意愿存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中西部地区的城市中居民生育意愿的正向影响不显著;二是房产数量对居民生育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中西部有正向影响,但不显著;三是居民现有住房面积对居民生育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住房面积大既说明家庭财富多,能给予居民生育的条件,即房子面积越大就更有利于抚养孩子。
  在实证分析得到的结果基础上,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提出有针对性和可行性的政策建议,期望通过本研究能为当前我国政府科学制定人口政策和房地产调控政策,进而改善生育率持续低下,房价高企的局面。具体政策建议包括:政府通过创新调控房地产市场政策和稳定房价;逐步建立房地产市场调控的长效机制,发展住房租赁市场;推行“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建设和发展社会住房;积极宣传先进理念,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和生育观;国家提供专项生育资金,降低家庭生育经济压力;加强对青年人才的购房补助和租房补贴;房地产企业全力打造“二孩家庭”户型。最后针对本文研究的不足,提出了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硕士论文] 万军豪
国际贸易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80年代初,FDI陆续流入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吸引着普通劳动力就业,引致大量的人口从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流动,造成中西部地区人口严重流失。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外商直接投资开始放缓,并逐渐加大在高科技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投入,我国流动人口规模也逐渐回落。本文总结早期学者关于FDI和人口流动的研究,在总体、地区以及产业层面分析FDI影响人口流动的现状。实证研究中,提出将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之差作为被解释变量,衡量各市人口净流入量,采用2006-2015年全国265个城市面板数据,定量计算FDI地区分布对于人口流动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FDI对于人口净流入量存在促进作用。为我国各级政府制定合理的FDI引资政策,解决中西部地区人口流失问题提供政策建议。
[硕士论文] 杜玉慧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郑州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目的:
  本研究基于我国2000年至2015年的统计年鉴数据,描述近年来全国及各省(直辖市)的人口老龄化现状、程度和人口老龄化进程,探讨我国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布模式和空间相关性的时间变化趋势,探究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旨在丰富和完善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相关性研究,为后续相关部门制定人口政策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
  方法:
  本研究通过收集、整理和汇总全国2000年至2015年的统计年鉴数据,建立Excel、Stata和ArcGIS地理信息数据库。利用ArcGIS12.0对老年人口系数进行空间分布图的绘制以及空间自相关分析。利用Stata12.1建立面板数据模型探讨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影响因素。
  结果:
  1.我国自2000年正式进入人口老龄化。2000年至2015年老龄化的相对水平和绝对水平均在增加:老年人口系数由7%升至10.5%,老年人口数量由8821万增加至约1.44亿。
  2.人口老龄化省际范围不断增大,由2000年的12个省增至2015年的30个省份。2000年,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省份依次是上海(11.53%)、浙江(8.84%)和江苏(8.76%);2015年,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省份依次是重庆(13.29%)、四川(12.94%)和辽宁(12.87%)。我国各省(直辖市)人口老龄化均加速推进,黑龙江(TAi(65+)=0.046)、甘肃(TAi(65+)=0.042)、吉林(TAi(65+)=0.042)是全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最快的省份,上海(TAi(65+)=0.007)、广东(TAi(65+)=0.013)、天津(TAi(65+)=0.014)是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最慢的省(直辖市)。
  3.从4个时间断面的人口老龄化水平上看,我国人口老龄化水平整体呈现自东向西“高-中-低”的空间格局,但西南部的四川、重庆等地区是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的“跳跃性”区。从时间、空间演变趋势看,我国人口老龄化呈现“东部-中部-西部”的推进方式。
  4.我国人口老龄化呈现空间聚集性现象(2000年:Moran'sⅠ=0.3943;2005年:Moran'sⅠ=0.2950;2010年:Moran'sⅠ=0.2590;2015年:Moran'sⅠ=0.2700,P均<0.05)。新疆、西藏等省(直辖市)为低-低聚集区,上海、江苏、重庆等省(直辖市)为高-高聚集区。
  5.出生率(β=-0.796,P=0.001)、人均GDP(β=0.121,P<0.001)、文盲率(β=0.865,P<0.001)、每千人口卫生机构床位数(β=0.613,P<0.001)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本研究未发现死亡率、人口密度会影响我国人口老龄化水平。
  结论:
  1.我国人口老龄化水平不断升高,空间分布范围持续扩大。经济发达的沿海城市浙江、上海、江苏和西南部的重庆的人口老龄化水平较高,为人口老龄化的高-高聚集区。在控制全国老龄化水平和老龄化进程时,应更关注这些高-高聚集地区老龄化水平的控制。
  2.人均GDP、每千人口卫生机构床位数、文盲率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正向影响因素,出生率是人口老龄化的负向影响因素。在当今经济和医疗水平快速增长的形势下,提高人口出生率可能是控制我国老龄化水平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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