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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理论 浙江理工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要摆在全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上,作为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重要议事日程。意识形态成为一个国家和民族长期而稳定的指导思想,要经过一系列从思想到实践的积淀和历练,意识形态的最终确定,并取得全社会的认同,不仅要依靠社会制度的合理化操作,还要处理好它与众多思潮的理性关系。进入网络时代以来,各种社会思潮利用网络风起云涌,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革,使得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与交锋愈演愈烈,为了保护本国意识形态的安全各国纷纷提出“网络主权”这一创新型主权概念,以期能达成国际共识,成为维护网络意识形态的“保护盾”。但由于网络主权提出时间短,理论和实践研究尚不成熟,它在为意识形态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会使意识形态的发展面临严峻挑战。面对当前社会的新形势、新特征与新挑战,网络主权需要站在时代和战略发展的高度,科学分析对意识形态造成的影响,采取有效措施主动应对,以巩固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确保网络时代意识形态的安全性。
  通过对意识形态和网络主权相关概念的界定,阐释了意识形态的功能以及网络主权的提出背景,为论文厘定了时代背景,并根据两者的相关内涵梳理了意识形态和网络主权的关系,为论文的展开奠定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在分析网络主权对意识形态的影响后,总结出网络主权为意识形态的传播、意识形态内容的安全性、宣传的可信度等方面提供了机遇,但也给意识形态内容的发展、传统的意识形态传播模式以及政府维护意识形态的成本和难度带来了挑战,思考应如何在抓住机遇的同时迎接挑战,化挑战为前进的动力;在网络主权对意识形态影响的基础上,从立法、风险防范机制、政务电子化改革、网络技术水平和全球化治理方面入手,探索完善网络主权维护意识形态的途径,以期网络主权发挥维护意识形态的作用。
公共管理 辽宁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中国国家软实力的提升,既是适应世界发展潮流,有效应对国际社会竞争的客观需要,也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需求。而统一战线作为我党取得民主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不仅是执政兴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利器,也是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途径。统一战线是构成国家软实力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提升我国软实力建设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为积极的推动力量之一,在国家软实力的建设进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统一战线参与国家软实力提升的过程就是吸纳和汇聚民意的过程,统一战线通过参与国家软实力的建设,能够实现社会利益整合和利益协调,增强统一战线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在国家软实力建设中促进改革开放成果的共享。
  本文从统一战线理论和国家软实力建设的实际情况出发,本着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理路,以统一战线理论为引领,以具体事实为依据,以小见大,解剖麻雀,从而说明统一战线在国家软实力建设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循着这一思路,本文的研究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是阐述了本文选题的意义与价值,研究现状、创新之处以及研究思路和方法,第一章阐释统一战线在国家软实力建设中的特有优势、第二章讲述统一战线在国家软实力建设中取得的成效、第三章分析统一战线在国家软实力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与成因、第四章提出统一战线在国家软实力建设中的政策导向与路径选择。
政治学理论 河北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是我国新形势下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一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在保持经济稳步增长的前提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应当并且必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坚强的信念支撑。但一段时期以来,社会上出现了信仰危机和认同危机,这就反映出我们的政治文化建设落后于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面临着较为严峻的挑战,这就需要我们立足当前实际国情,严肃认真审视面临的现实状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路径进行研究,以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思想理念上的支持。
  本文综合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法,指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研究必须站在历史的角度,做到论从史出,断不能无的放矢。运用因果分析方法,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面临的现实状况,是由一定的原因所导致的,为了更深入的理解其中的原委,就必须采用因果分析法,找到产生问题的原因。运用网络查询方法,收集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分析出前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研究中有哪些成果和不足,以准确界定本文的突破点。通过这些方法客观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进行探讨。
  本文主要从四部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进行了研究。第一部分对政治文化的相关概念的含义和特征进行了界定;第二部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的历史溯源进行了回顾;第三部分就当前我国政治文化建设的现状、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分析研究;第四部分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路径,包含路径遵循的原则及具体措施。
  本文通过研究指出,目前我国政治文化表现出政治文化认同的一致性和差异性同时存在、政治参与意识模糊不清、越来越世俗现实化的政治心理等现实状况,我们应该系统分析并整体把握这些现象背后暗含着的对我国政治文化建设构成的威胁和挑战。同时我们应该从两个维度认识并把握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一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是符合我们国情民意且能体现民族和时代特性的“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另一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是区别于传统政治文化、资本主义政治文化和其他类型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全新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
  通过本文的研究主要得出以下几个结论。首先,在面对我国政治文化格局复杂且发展特点日趋多元、政治文化认同的一致性和差异性同时存在、政治参与恿识模糊不清、越来越世俗现实化的政治心理现状下,我们的政治文化建设受到诸如政治文化多元化对我国主流政治文化的冲击、全球化对我国政治文化影响力的消解、网络化对我国政治文化形式的颠覆、传统文化惯性化对我国政治文化发展的阻碍等挑战。其次,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路径是突破这种困境和挑战的有效方法。在路径的构建过程中要遵循一些原则,如:坚持共同价值,坚持协调有序,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特色发展等。同时,还要细化出具体措施,如:加强党对政治文化建设的领导,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妥善处理好与亚政治文化的关系,加强网络政治文化宣传教育,吸收借鉴国外国家政治文化建设的经验教训等。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河北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社会主义司法文明是我国政治文明和法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近些年党和国家从依法治国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二个层面积极推进我国司法文明建设。但是从近两年我国司法文明状况评估结果看,我国司法文明水平不高,仍未达到中等水平,我国社会主义司法文明建设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本文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阐述我国社会主义司法文明的内涵。本部分首先是阐述了文明内涵,指出文明具有社会属性,是一种社会存在;文明具有实践属性,代表着人类活动和实践的一切积极成果;文明具有物质属性,指人类所创造的所有财富,也具有精神属性,也包括特指精神财富。其次,本部分详细探讨了司法文明内涵,是指人类及其创设的司法机构在处理各类案件的过程中所积累的法律文化的总和。包括司法理念、司法原则、司法规范、司法制度、司法条件、司法文化和司法行为方式等内容。然后探讨了司法文明实证标准,即中立性、独立性、专业性、权威性、程序性和司法公正:也讨论了司法文明价值标准,即基本人权和人道主义、公正原则和民主与理性。同时,本部分也阐明了社会主义司法文明是与中国国情和发展状态相适应的司法文明,既具有一般司法文明的核心内容,也具有我国司法文明自己的特色;最后,强调了在我国建立高度社会主义司法文明的重要作用和意义。
  第二部分阐述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司法文明的评估体系、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本部分首先阐述我国司法文明评估体系,包括我国2014年和2015年司法文明调查范围集中的四个领域:司法制度、司法运作、司法主体、司法文化,以及我国法治文明评估工具,即我国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依据“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简称2011计划)研发的司法文明指数(China Justice Index)体系,依据这些指标体系可以基本准确评估我国司法文明现状。其次,介绍了我国司法文明现状,2004年我国司法文明水平未达到中等水平;2015年度中国司法文明指数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司法文明水平比2014年略有下降,二十省市的得分均已经超过及格线,但没有一个省份达到70分的中等水平。最后,本部分阐明了我国司法文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司法不独立,司法权不能独立运行;司法腐败是当前我国司法文明建设中的顽疾,其严重削弱司法机关权威和司法判决和裁决的公信力;我国司法职业化水平不高,极大的影响了我司法文明成绩和后续发展;我国目前司法监督仍然需要跟进,有关法律法规不健全、监督主体单一,监督权力不明确等等。
  第三部分阐述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司法文明发展策略。首先,建立现代司法公开制度。推动司法透明化,有效防止司法人员暗箱操作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保障社会公众和诉讼当事人的知情权,使他们充分获得司法权行使过程中的信息,改变司法机关和社会公众及当事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状态,使司法权在阳光下运作和行使,既可以避免司法腐败产生,也可以提高司法权威和公信力。其次,遏制司法腐败。增加司法公开化、透明化本身也是遏制司法腐败的重要途径之一。除了坚守司法公开化原则之外还要完善司法内部监督体制、健全司法外部监督体系、鼓励民众参与和加强国际合作,多渠道全方位遏制司法腐败。第三,积极推进司法职业化。需要做到以下几点:严格司法官选任制度,提高司法人员整体素质,推动我国司法职业化水平提高;健全司法职业保障制度,包括:身份保障,经济保障和特权保障,以保障司法人员依法独立地行使司法权;积极推进司法职业培训,司法职业培训是保障司法人员正确行使司法权的重要条件,是推进和维持司法职业化进程的重要手段,有助于我国建立更高水平的法治文明和司法文明。第四,严格和完善司法人员惩戒机制,鼓励对司法人员自我约束,且惩戒机制需在法定范围内依照法定程序进行。最后,秉持司法公正和保障人权理念。现代司法文明建设必须关注和保障人权,保障人权已经成为司法权运行的基本原则。能否保证人权,能否在司法权运行过程中保护相关人员的合法人身权益和财产权益,直接决定司法体制性质和文明程度。为了推进我国司法文明发展,必须要坚守人权保障理念和原则。
政治学理论 河北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儒家人本政治观哲学是由孔子创始,孟子、苟子等后继儒学思想家继续阐发而成的具有独特文化形态的哲学思想。它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留给世人的珍贵精神文化遗产,是历经数千年历史浪潮的洗礼仍然绽放其光辉的宝贵经典。“人本”学说以“人”为本,以“仁德”为其思想核心,来教导人立身处世之根本,所列信条“孝、礼、义、忠、信、敬”等都是和现实生活紧密相依,引领人走入一个良好、积极向上的社会和谐风气中,并以“仁”为中心展示给世人一系列为政为民,建国安邦的治国方略。此政治学说之所以能历久弥新,绝不仅仅因为它是我们的传统文化,更是由它自身所包含的价值决定的。如今,我国正处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求思想文化资源支撑,如何利用儒家人本政治观哲学理念中所蕴含的价值去推进这个进程,是一个急需解决的课题。因此,本文从儒家人本政治观所含的内在哲学理念出发,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索性的研究。
  本论文的正文共分为三个部分展开:
  第一部分是论文展开的起点,主要阐述儒家人本政治观之“道”的含义及其基本理念。儒家人本政治观的创始人是孔子,此学说的思想来源是周初周公提出的“敬德保民、明德慎罚”的德性政治观,经过孔子历史性的阐释之后形成以“仁”为根基的独特政治理念。首先,它所代表的是一种伦理政治观,这种政治理念的核心就是“仁”,并以此为中心,阐发了仁的表现方式:“孝、礼、义、忠、信、敬”等,它所推崇的伦理观念不仅适用于在普通生活处世中个人的道德修养,同时它所含政治理念适用于为政、治国、管理民众之道。它是以修身养德为本,以推及更广泛的爱人、爱天下,最终归于国泰民安的和谐。从“为政”开始,统治者必须加强自身品德的修养来作为为政的根本条件,即“政者,正也”。在此基础上以政治民、以德化人、以仁施政、以礼制序。在儒家看来,世界问题的总根源是“人”的问题,任何改造世界、完善社会、增进文明的诉求,也都必须从“人”的问题入手,这才是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儒家人本政治观阐述了富民、养民的政治理念,指出君主须举贤尊贤,以有德之人来治世、安民,实施仁政,才能王天下。其次,在修德基础上达到人之和谐;以德为主,以礼治国,建立起良好的有秩序的社会,最终达到国泰民安的天下太平。由此,我们称之为人本政治哲学,它彰显了“以人为本”的政治理念的光辉价值。
  第二部分以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儒家人本政治观的关系为主题,阐述分析了我国进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需要借鉴儒家人本政治观,为人民服务是我国政治理念的核心思想。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基本内涵是以人为本的建设,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需要从儒家人本政治观思想中寻求智力支持。儒家人本政治观需在国家治理中得以践行方显自身价值,只能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得以发展。文化的智慧促进现代化建设的发展,现代化建设也促进文化成长。以上几方面充分论述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与儒家人本政治观之间是相互促进并发展的关系。
  第三部分主要内容是弘扬儒家人本政治观,促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原则与路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要通过借鉴儒家人本政治观来达到促进其发展完善的目的。在借鉴过程中我们应采取以下原则:首先,儒家人本政治观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具有一定历史局限性,我们应该批判性地继承儒家人本政治观文化,即应端正态度,心态平和、客观、公正,切忌主观化、绝对化,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儒家人本政治观;从儒家人本政治观作为传统文化本身的两重性来采取是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合理扬弃儒家人本政治观,必须在批判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整体解构和重新整合;要注意采取恰当的方法,促进儒家人本政治观的现代化转型。其次,做好两者的协调工作,包括:科学准确地评价儒家人本政治观,全面系统地认识它。要求我们要从实际出发,结合它产生的时代背景,多读它的重要典籍,全面了解它所真正反映的意义。明确借鉴吸收儒家人本政治观的目的是为了服务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当前,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建设,我们应做到:挖掘和激活儒家人本政治观的时代价值,使之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思想源泉;借鉴儒家“和为贵”的思想,引领人们创造和谐社会;吸收儒家“节用”的思想,指引我们应节约使用能源,维护自然生态平衡,实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战略,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继续实行“反腐倡廉”,建设服务型政府,践行我党“天下为公,执政为民”的方针政策。
政治学理论 河北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世界已逐渐步入网络时代。网络的普及深深影响着世界人民的社会生活和思想状态,甚至动摇了传统意识形态的权威地位。在中国,电脑进入了千家万户,互联网的规模越来越大,开创了一个新时代、新空间的同时,也开辟了一个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的新空间。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但随着现代化进程,我国同时出现了很多问题,如贫富差距大,拜金主义盛行,官员腐败成风等,然而更严重的问题在于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遭遇着极大的非议声。特别是我国自进入网络时代以来,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消极影响不断蔓延,各种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错误思潮不断滋生,这些都已经极大地影响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对于我国所面临的挑战,我们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坚持与时俱进,遵循网络时代的新要求,全面审视当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用发展的眼光分析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本质和规律,完善和创新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与实践,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在公众中蓬勃发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针对网络时代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分析并力求有所创新,主要通过引言、正文三章和结论五大部分进行阐述。论文引言部分主要介绍了选题的依据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写作思路和方法,阐述了全文的主要创新点和不足之处。正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从两方面阐述分析网络时代背景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意义:一方面详细解释意识形态的基本含义,使我们从理论上科学系统的认识意识形态,了解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另一方面通过具体分析网络对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产生的机遇和挑战,进而探索发挥网络时代特殊优势的有效途径,开创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新格局,同时接受挑战,有策略地、有针对性地应对网络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冲击,争取在各种意识形态的激荡中取得胜利。第二部分,阐述分析网络时代背景下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现状:一方面指出网络时代背景下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取得的成绩,主要体现在网络作为一种新媒介,为政治文化的广泛传播提供了重要渠道,促进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创新和发展;另一方面指出网络时代背景下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存在的不足,主要体现在由于互联网具有扩散力强,隐蔽性高等特点,为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提供了机会,大量负面网络信息内容易误导我国公众意识形态的发展方向,同时弱化政府对意识形态宣传的控制。第三部分,阐述分析网络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应对策略,从深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科学体系、发挥党和政府在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中的影响力、科学掌控信息网络舆论导向、提高信息技术水平与加强网络立法管理等四个方面进行了详细阐述,力求找到确实有效的办法来解决当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所存在的问题,利用好信息网络,使其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和传播的重要阵地。结论部分是对论文进行的补充和总结。
政治学理论 河北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公众利益是社会群体所共享的社会福祉,是一种特定的价值诉求,它同时囊括了社会群体生存和发展所必须的社会价值。公众利益又不同于其它利益,具有共享性、正当性和非盈利性等特点。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离不开公众利益的实现,受公众利益动态性的影响,要想实现公众利益,必须首先建立合理通畅的公众利益表达。我国当前正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随着民主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和社会公平、正义精神的高扬,国内公众和学者们也将关注视角转向了公众利益的实现上。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高度集权体制的中国才逐渐步入到“放权”社会,特别是在我国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日渐深入的今天,国家已经放弃了对一些领域的干预,自此社会利益格局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市民社会得到空前发展。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趋势明显,不同利益群体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公众群体的利益诉求日益旺盛。这些变化既是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必然,也是对我国当前社会利益协调机制改革和完善提出的新要求和挑战。而在公众利益各个协调机制的构建中,公众利益表达机制的突出作用日益明显。特别是随着近年来国内群体性事件的突发和高发,预示着我国社会弱势群体一直处于权利失衡的尴尬境地,深刻表明了我国急需构建与和谐社会相适应的公众利益表达机制的紧迫性,同时也为我们思考和研究如何完善当前社会公众利益表达机制提供了鲜活的素材。对促进利益表达主体与决策者两者的关系、推动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等方面都具有非凡的现实意义。
  论文除引言和结论外,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是公众利益表达的相关理论综述,笔者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分别对公众利益、利益表达和公众利益表达机制内涵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等相关理论的界定和阐述进行了再梳理,为全文的研究奠定基础。因为公众利益贯穿社会的始终,因此笔者在该部分理论综述的基础上,立足于转型时期的国家放权型社会改革和市民社会的成长现实,在第二部分进一步指出了构建我国公众利益表达机制的必要性。具体体现为:我国构建公众利益表达机制是巩固中国共产党地位的基础、是政府科学民主决策的保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是实现多元化利益诉求的重要途径、是实现社会稳定、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等。第三部分是从理论讨论回归到了实践当中,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社会实际,列举了当前我国公众利益表达机制运行中的常见问题,如利益表达组织发展不均衡、利益表达主体的表达机会不平等、利益表达客体不重视利益主体的诉求表达、利益表达渠道单一,途径不畅、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能力和集体意识不强等客观问题,并就影响我国公众利益表达机制运行的内在因素做了进一步分析。正是因为有了多元化诉求等上述问题,才暴露出我国急需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公众利益表达机制的必要性。因此,在论文的第四部分笔者尝试性的提出了健全中国特色公众利益表达机制的对策,如构建沟通中介使利益表达权获得平等、培养公民的表达意识和参与能力、不断完善与公众利益表达的关联机制、确保公众利益表达渠道畅通并有效拓展、重视新闻媒体和网络的表达作用和构建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保障机制等。当然,这些措施还需要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去总结完善,才能达到快速、准确的表达公众利益诉求和为制定科学、合理的公共政策提供参照依据的最终目的。
政治学理论 河北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构建和谐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工程中的重要一环,警民关系融洽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条件之一,警民关系象征着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关系,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健康的警民关系是和谐社会的表现之一,并且能够促进社会其他关系的良好维护。警民关系和谐,能够保证社会的长治久安,公安机关是政府维护社会安定、惩治犯罪行为的机构,在维护社会稳定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公安机关的职能工作中规定了警民之间的关系,即执法和被执法、管理和被管理、服务和被服务,这种关系性质使得公安机关和普通民众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利益冲突。和谐的警民关系,能够有助于公安机关发挥作用,体现公平正义,能够有助于警察开展工作、协调利益关系,维护社会和谐。本课题针对现阶段国内警民关系中存在着的问题进行总结,并对这些问题进行原因分析,以期能够探寻构建和谐警民关系的方式,为创造良好的警民关系提供帮助,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本课题的基本理论是马克思基本理论与和谐社会理论,研究对象为现阶段我国的警民关系,通过阐述警民关系的概念和总结警民关系存在的矛盾,对国内的警民关系进行问题分析,找出影响和谐关系建设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和方式。本课题的内容可以分为以下几章:
  引言部分对于本课题研究的内容、意义和研究目的进行阐述,并归纳总结了国内外警民关系研究的相关理论文献和学术现状,对于本课题的主要研究思路和方法进行说明。
  第一部分内容主要阐述了警民关系的概念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保持健康警民关系的意义。具体内容包括警民关系的定义、要素和内涵,同时通过深入分析,对警民关系和谐建设的意义进行阐述,了解良好的警民关系对于社会稳定的重要性,并就四个方面对当前警民关系提升的意义进行论述。
  第二部分内容主要包括现阶段国内警民关系建设的状态,在我国经济发展迅速的背景下,对警民关系的和谐构建取得的成绩进行评价,同时提出目前警民关系之间存在着的问题,并通过深入分析,了解出现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包括民警原因、民众原因、社会原因等,进而找出影响警民关系的主要原因。
  第三部分内容主要包括针对现阶段的警民关系,提出相关的改进措施。分析国外发达国家的警民关系建设路径,找寻可供国内学习和借鉴的经验,提出符合国情的警民关系建设措施,具体包括做好民众工作、提高服务观念、强化服务意识、转型管理作风等,同时从队伍建设、工作创新、舆论引导和公信力提升等方面进行具体阐述。
  健康的警民关系能够提升社会的和谐程度,能够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重要助力,警民关系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同时也是社会和谐的动力。这紧扣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公安工作有着重大的促进作用。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国内民众的思想观念逐渐产生变化,社会和谐程度也存在着一定动荡,过往健康和谐的警民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波动,警民关系紧张成为社会民众关心的话题。新世纪以来,国内经济发展迅速,社会现象的变迁引发了诸多社会纠纷,社会矛盾有逐渐激化的倾向,在社会体制不够完善的背景下,公安机关必须要充分发挥作用,注重警民关系建设,依靠民众进行社会管理,化解社会纠纷,缓解社会矛盾,加强警民联系,维护社会稳定。建设警民关系不仅仅公安机关和当地政府需要重视,全党全国都需要对此进行关注,这也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的实践,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维持经济可持续发展而言有着重要意义。
  现阶段国内各界对于警民关系的改善都有着广泛探索,不过目前警民关系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为此,必须坚持以人本主义,以服务民众为核心,广泛吸收民众参与和公安机关良性互动。公安机关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必须注重执法公信力,创建和谐良好的外部环境,为保持警民关系和谐提供助力,从而实现我国和谐警民关系建设的目标任务,并最终完成和谐社会建设,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思想政治教育 山东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以当代最蓬勃发展的信息传播平台新媒体为视域切入角度,借鉴美国学者拉斯维尔的传播学理论,系统地分析新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大众传播的五维度要素,进而剖析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传播的机遇与挑战、问题及原因,谋求探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传播的新媒体路径策略。
  马克思主义大众传播,在长久的历史发展中,在不同的国家和文化圈,形成了丰富而美丽的画卷。马克思本人就非常重视通过媒体宣传自身,拓展受众,并反观自省,完成自我修正,最终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日臻成熟。从马克思开始,马克思主义传播就在不断探索自己的传播路径,变革传播方式,不断创新。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有近百年的历史,传播方式也在不断完备和系统。当代世界,以数字技术、光纤技术、网络技术等作为技术保障和物质基础的各种新媒体平台登上历史舞台,包括早期的MSN、QQ、网页,现代时兴的Facebook、Skype、微博、微信等,为马克思主义大众传播提供了新的空间。新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大众传播需要根据时代变迁做出新的发展。
  学界对新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大众传播的相关研究建树颇多,无论是专著还是学术论文,数量可观,质量逐步提升。但是,这些研究普遍缺乏从哲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传播学及信息技术角度进行多元分层研究,切入视角虽然精细,但是宏观把握往往不足。本文试图突出新媒体平台对马克思主义大众传播的整体性影响分析,融合哲学思辨、社会因素剖析、人际心理接受、信息传播学原理及规律认知、数字技术革命性发展等要素,从逻辑上进行系统地梳理研究。
  关于“新媒体”的内涵和外延,学界虽有不同定义,但仍可梳理出较具代表性的观点,其传播特性也越来越被学界所共识。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传播,在其独立意义上,也具有本身的内涵和特征。新媒体下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在一定意义上改变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传播,给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传播带来了转型和变化,凸显了时代的特质和意义。
  对新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大众传播做整体分析,就要分步骤、分要素地进行系统研究。本文基于拉斯维尔的传播学理论,对传播主体、传播客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和传播效果五维要素进行了逐项分析,共筑对新媒体马克思主义大众传播结构的概览和清晰认识。
  任何事物的发展,必有其机遇和挑战,“发展”与“限制”共生共存,而所谓的“限制”,经过克服和整合,定会成为新的突破点和进阶。通过新媒体机遇和挑战这“一体两面”问题的探究,辩证地看待当下新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大众传播的处境,既不能一味鼓吹,也不能只看到带来的问题。最为关键的是,找到困难和挑战转化为机遇的可能性和路径。从逻辑上讲,这种可能性和路径的寻找,正是本文最后提出相关策略的契机。本研究进而继续讨论了新媒体视域下马克思主义大众传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这里的问题不同于前文的挑战,挑战和问题是两个定义域,挑战具有需要克服并借之作为台阶而实现升华的意味,而问题存在一种需要被解决的指向,需要找出根本原因并予消灭和清除。挑战和问题,共同构成了从现状到策略的行文逻辑桥梁,也诠释了本文从逻辑上上保持系统性、整体性分析的旨归。
  而且,在国际话语权争夺的激烈现状和意识形态角逐的状态下,不能忘了马克思主义大众传播的意识形态属性,必须树立阵地意识和竞争意识,既要合理吸收西方意识形态的长处,又要坚持原则,以我为主,以主导姿态推动新媒体马克思主义大众传播。因此,意识形态领域的概念,无论是信仰认同、主体选择、与西方差距,还是意识形态对抗,都应被引入并加以分析。西方新媒体所具有的开放性和自由度高的外部特性,往往掩盖了其内部意识形态斗争的痕迹,在以往的研究中,有学者会出现政治敏感度低的倾向,本文对意识形态在新媒体领域的斗争保持关注,并在各个环节有所体现。
  策略问题,是本文的逻辑终点,也是现实中新媒体马克思主义大众传播最具实践意义所在。本文从内外两个角度着手,即从内部完善和改进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从外部营造传播环境、影响传播客体、建构完备的监督审查机制等等,谋求形成内因与外因、自律与他律双管齐下共同追求良好传播效果的局面,规划出我国当代新媒体马克思主义大众传播的通衢。
  新媒体马克思主义大众传播作为紧随时代潮流的现象,无论是从新媒体的技术基础、运行模式、平台创新,还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传播不断面临的国际社会、中国特色,以及时代发展中人的心理及思维方式、话语方式等等都在不断变革之中,这决定了其研究空间仍在不断拓展,问题域不断涌现,我将继续努力求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大连海事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自2007年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提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一具有深远意义的时代课题以来,十余年期间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热度如一,这既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内在要求,又是马克思主义本质属性和本质要求的体现。只有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转化为能够被最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所掌握的最为朴素的通俗易懂的理论,才能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以来,无论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还是发展的质量和品质,都呈现出前所没有的态势。在这种态势下,新问题、新难题、新课题不断出现。特别是青海藏区新问题、新难题、新课题更是层出不穷。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学习、不断思考、不断解决实际问题。在中国,特别是青海藏区,在我们解决这些实际问题的过程中,理论如何走向大众化这一时代命题成为找到解决实际问题的钥匙。青海藏区的建设迫切需要加强思想舆论引导,加强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宣传普及,加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阐释,大力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本文从五个方面研究了青海藏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
  第一部分绪论。一是说明研究的背景与意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内在的要求,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客观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的现实需求,青海藏区需要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二是综述国内外研究状况。三是概说研究思路与方法。
  第二部分青海藏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特征与理论依据。一是阐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概念。二是阐述青海藏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特征,民族性,人民性,层次性,动态性。三是论述青海藏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理论大众化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民族观,马克思主义的灌输思想,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政治传播理论,政治社会化理论。
  第三部分青海藏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客观必然与现实可能。一是论述青海藏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客观必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由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决定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走向深入的内在需要,青海藏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二是阐述青海藏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现实可能,青海藏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较充分条件,青海藏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基本的社会基础,青海藏区民族干部素质显著提高提供了智力支持。
  第四部分青海藏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调查、困境与原因。一是青海藏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调查与分析,调研说明,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主要的调研问题,调研分析。二是分析青海藏区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现实困境,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同青海藏区大众还存在“距离感”,青海藏区部分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动摇,不良社会思潮的监管机制尚不健全,部分社会阶层未能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三是阐述青海藏区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困境的原因,民族意识与宗教信仰的复杂交织,经济、社会、教育的相对落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面临网络复杂环境的挑战,社会转型期价值观念多样化的冲击,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事业遭遇的严重挫折,理论宣传的工作方式和方法落后于时代要求。
  第五部分青海藏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进路径。首先,了解并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与其当代中国化,一是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二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其次,激发并明确“青海藏区大众”“大众化”的主体性与差异性,一是激发“青海藏区大众”的主体性,二是明确“青海藏区大众”的差异性。第三,培养和造就高素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者”,一是坚定的政治信念,二是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素养,三是灵活多样的传播艺术。第四,青海藏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体形式的创新,一是语言与文字的民族化与通俗化,二是运用丰富多彩的传播方式,三是实现媒体融合。第五,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青海藏区具体政策的统一,一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青海藏区具体政策措施的有机结合,二是青海藏区大众从具体政策措施的受惠到认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自觉。
  “要把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作为贯穿发展全局和全过程的大逻辑。”青海藏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必须坚持这个“大逻辑”,尊重规律,以创新实现“大众化”的不断推进。
公共管理 安徽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当前我国社会处于转型时期,思想多元,矛盾凸显。社会管理制度建设只有从大局着眼,小处着手,发动更多的群众参与,才能更加有力、有效。近年来,围绕中央文明办、中国文明网举办的“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安徽先后评出各类身边好人90多万人,其中1044人入列中国好人榜,总数连续9年位居全国第一,形成了“中国好人安徽多”的现象。“安徽好人”是具有典型意义的道德模范群体,来自于普通群众,其善行义举体现在日常生活中,是社会大众看得见、摸得着、学得到的,因此其社会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本文从研究“安徽好人”现象入手,分析“安徽好人”大量涌现的原因,以及“安徽好人”产生的社会影响,总结梳理了“安徽好人”评选工作的经验做法,分析了“安徽好人”评选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所在,对完善“安徽好人”评选机制提出了对策建议。
  笔者认为:“安徽好人”从个体到群体,从特殊到普遍,从个别行为到社会风尚,从本质上看是好人个体的一种道德自觉、是好人群体的一种价值认同、是全社会的一种道德重塑。从宏观上说,第一离不开安徽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第二离不开安徽经济社会发展,第三离不开安徽精神文明建设的推进。从微观上看,“安徽好人”的大量涌现,得益于安徽省文明办在具体实践中探索出一套完整的程序和较为健全的工作机制,通过“人人推”的覆盖机制挖掘好人资源、“人人敬”的荣誉机制捧红好人明星、“人人赞”的宣传机制催生好人群像、“人人帮”的扶助机制实现好人好报、“人人学”的转化机制推动好人辈出。“安徽好人”从道德现象发展为社会现象,对安徽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第一形成向上向善的社会氛围,第二,奠定安徽经济发展的思想基础,第三,提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安徽样本。在总结这些经验做法的基础上,提出了“安徽好人”评选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结合好人推评工作经验,提出完善“安徽好人”评选机制的对策。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山东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以1956年9月召开的第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标志,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带领人民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的理论及实践探索,独立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史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在新的历史阶段,我党制定了文化建设的新路线、新方针、新政策、新目标,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得到迅猛发展。
  为了保证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化建设有一个科学的理解,首先就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指导下进行。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文化的指导思想,也是研究文化问题必须要遵循的理论。本文就首先详细介绍了写作的理论支撑——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化建设是在十分严峻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进行的。从国际来看,帝国主义通过文化的途径侵蚀新中国,企图颠覆社会主义政权,把新生的共和国扼杀在摇篮中;苏联的不当做法使中苏关系破裂,不断对中国施压,文化建设深受影响。从国内现实来看,虽然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但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而且社会还依然遗留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人民文化水平很低,文化设施落后,文化基础薄弱。同时,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刚刚建立,政治、经济基础都很不完善,如何实现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协调发展,是党亟待解决的任务。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建设的历史轨迹表现为四个不同的时期,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阶段性特征。一是文化建设繁荣时期(1956年9月-1958年5月)。这一时期,提出并坚持“双百”方针,文化领域出现了繁荣的局面,但是后来受“左”的思想影响,文化建设出现了第一次波澜。二是文化建设“跃进”时期(1958年5月-1961年12月)。这一时期,全面发动了文化建设的“大跃进”,但是党及时发现并着手纠正这一错误,由于纠正不彻底,“大跃进”继续进行,文化建设出现了严重曲折。三是文化建设调整时期(1961年1月-1964年12月)。这一时期,经过三年的全面调整,文化建设恢复了有序的局面,在调整中又再次恢复生机。四是文化建设严重“左”倾时期(1965年1月-1966年5月)。这一时期,指导思想全面转“左”,文化建设的政治色彩越来越严重,逐渐走向误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化建设就其成就而言,我党探索了文化建设的科学道路,在正确的文化理论指导下,文化建设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在思想建设方面,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确立;在道德建设方面,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初步建成;在文化事业方面,文化事业繁荣发展;在公共文化方面,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逐渐建成;文化软实力得到逐步增强,提升了综合国力。文化领域初步达到了繁荣状态。就其历史地位而言,在文化发展道路上,开始了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道路的探索,并初步确立了文化发展的科学之路,这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前提。在文化建设理论上,形成了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的新阶段。在文化制度上,以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为目标,形成了以党的领导为核心的文化制度,建立了现代国家的雏形。这一时期的成就和失误、经验和教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借鉴,具有极强的启示意义。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化建设既给我们留下宝贵的经验,也给我们留下深刻的教训。主要经验是:重视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遵循文化发展规律;坚持文化建设与政治经济基础相适应又合理地展开对文化的;坚持党的领导。这些基本经验为新时期的文化建设提供了借鉴价值。其主要教训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上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方针政策上犯了超越阶段的“左”的错误,没有处理好社会主义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文化建设过于政治化,文化建设方式单一化。这些经验教训都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化建设在处于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之中,社会条件和历史原因都非常复杂,更有人为因素的影响,必须全面地从历史的角度、时代的角度看待和分析。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化建设最重要的启示意义有以下四方面: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提高党领导文化建设的能力,正确依靠人民群众。
  党已经对这十年的功过是非在《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作了科学的总结,其基本精神也适合于这十年文化建设的实际情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已经过去了近五十年,现在,党带领人民也已经成功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本文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现实需要出发,审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化建设,总结其经验教训,以更好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现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郑州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唯物辩证法强调,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特殊性中包含着普遍性。这无疑是“特色”一词产生的理论根源。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诞生以后,中国的社会面貌开始焕然一新,我们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发展进程都呈现出勃勃生机。社会主义运动能够在中国成功,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的结合,走出了一条富有理论意蕴和民族风格的中国道路。因此,研究社会主义的这种独特发展模式,凝练其体现出的“民族特色”,不仅对于中国的发展进步有着突出的现实意义,对于社会主义运动在当代的发展也意义非凡,因为这是一种可资借鉴的发展模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特色”根源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的深度融合,有其理论的必然性。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以来160多年的发展历程充分证明:科学社会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基本原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是跨越时空的普遍真理,是科学社会主义能够顺利实现民族化,并展现出鲜明民族特色的思想源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特色的理论逻辑要求我们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在梳理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理念的前提下,推动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换,不断丰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赋予其新的民族化特点,使其产生出新的个性或特殊性,从而生成具有民族特色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特色”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应运而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正确认识中国国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特色形成发展的实践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特色的逻辑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特色的历史逻辑要求我们既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民族化的基本原理,又要顺应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要求,在立足中国生动的社会实际和民族特点的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顺利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进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特色先后经历了毛泽东时期的起源阶段、改革开放以后的形成阶段和完善、推进阶段以及党的十八大以后的丰富发展阶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特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独特的民族特点、民族风格、民族气派和民族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总称,是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华传统文化碰撞、融合的产物,它既属于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当代中国,又属于世界社会主义的大家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其发展道路、理论体系和基本制度有机结合的实践形式,是一种历史和现实的存在形态。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特色与其发展道路、理论体系和基本制度密不可分。从宏观层面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特色的基本内涵也就是其发展道路、理论体系和基本制度所具有的民族特点和表现形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又被称为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其“民族特色”具体表现为我们在党的领导下不拘泥于传统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根据国情、党情和世情的变化来发展社会主义,以党的基本路线为基本遵循,致力于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走出了一条“和平崛起、强而不霸”的发展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民族特色”集中体现在它具有人民性、科学性、实践性、时代性和大众性等基本特点,其中人民性是根本宗旨,科学性是理论品质,实践性是主要功能,时代性和大众性是其丰富发展的基本要求,是一种“以人为本、崇实黜虚”的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民族特色”主要表现为它是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体制、社会制度和生态文明制度五位一体的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这种制度体系的民族特色主要表现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的政治制度体系;以宪法为统领的法治体系,是一种以“政之得失、系于民心”为精神实质的制度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特色”是在汲取前人智慧的基础上,在艰苦的理论创新和革命实践中形成的,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成果和理论结晶。新中国的历代领导人在挖掘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精华的基础上,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丰富发展了独具中国风格的民族特色。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特色有其独有的含义和领域,是中国人民共有的精神家园,丰富发展民族特色,是坚定四个自信的力量之源,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本质需要。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特色,需要在党的领导下,弘扬传统文化,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立足基本国情,坚持中国模式,增强中国道路的吸引力;需要追溯思想本原,凝练理论特色,展现社会主义理论的说服力;需要认真比较鉴别,完善体制机制,彰显中国社会制度的优越性;还需要讲好中国故事,构建具有中国意蕴的话语体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和”是中国传统文化所秉承的一贯之道与基本精神,也是其最高境界,传统文化本质上可谓之“和”文化。西方环境哲学在西方文化的背景下应运而生,但由于其特定的民族性与自身的理论困境,终不能为我国的生态文明实践所直接运用。将传统“和”文化与西方环境哲学结合来实现环境哲学的中国化,无论对于中国环境哲学理论的构建还是对于当前生态文明实践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本文结合史料,运用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对传统“和”文化和西方环境哲学的发展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研究。考察了“和”文化的历史演进与实现特征,划分了“和”文化的五种理论形态,论证了“和”文化在人类文化史上的地位。同时也梳理了西方环境哲学的演进过程与思想观点,划分了环境哲学在中国发展的三个阶段。在此基础上,将传统“和”文化与西方环境哲学有机结合,分析了环境哲学中国化的必要性、迫切性和可能性,提出环境哲学本土化的原则与方法,进而刻画了中国环境哲学理论体系的某种雏形。
  生态危机实则是文化危机。但是,西方传统的环境哲学仍旧局限于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关系,并没有看到解决环境问题的实质在于文化的根基。中国环境哲学起步较晚,大多直接借鉴西方的环境哲学理论,但未加以本土化研究的环境哲学很难解决中国现实的环境问题。“和”文化作为我国自古以来调节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矛盾关系的高级哲理,与当今环境哲学的主题不谋而合。因此,环境哲学在中国完全可以找到其立足的文化根基.“和”文化作为博大、深邃的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国环境哲学理论体系构建的启示,良以有之。
  本文的独到之处在于:其一,对传统“和”文化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理论分析,总结了传统“和”文化的基本特征和实现途径,从理论上首次阐明了“和”文化的五种表现形态,即阴阳之道的宇宙观、和同之辨的方法论、知行合一的认识论、中庸之德的道德观以及天人合一的价值观,形成了对传统“和”文化的深刻认知和系统把握;其二,将传统“和”文化与西方环境哲学有机贯通,并结合我国当代生态文明实践,以此三个维度的统一创造性地提出了环境哲学中国化的原则、方法以及理论框架的雏形,为环境哲学中国化理论体系的构建迈出了坚实可行的第一步,克服了该研究多年来在理论外围徘徊的现状。
马克思主义哲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平等一直以来都是政治哲学研究的核心价值之一,它和自由共同构成了人类文明中最基本的政治价值。哈佛大学教授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发表和提出,更是使得平等成为了全球领域内政治哲学的中心议题。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范围来看,对平等问题最为关注,研究最为透彻的便是牛津大学的政治哲学教授G.A.科恩。将其提出的社会主义的平等理论与罗尔斯提出的新自由主义平等理论进行比较对照,有助于充分厘清两者的相同与差异,深化对平等价值的理论认识与实践挖掘,从而为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尤其是平等观的构建提供一定的启示和参考借鉴。
  本文运用了文本研究、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采用了比较研究的经典范式,即从G.A.科恩与罗尔斯各自平等思想的哲学基础和主要内容入手,对两种平等理论的相同点与不同点进行比较研究,最后得出比较的意义与启示。论文的主体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从哲学基础和理论内容两方面分别对G.A.科恩和罗尔斯的平等思想进行归纳阐述,而后分析两者的理论倾向,即平等主义的社会主义和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第二部分,在理论阐述的基础上,结合两位学者的时代背景和生平经历,分析两者的相同之因与不同之缘,并对两种平等思想进行比较,从人文情怀、理论局限、研究方法、理论视角、侧重层面、价值次序方面揭示两者的异同关系;第三部分,首先阐述了对平等价值的相关认识,包括:平等与中国传统思想“和而不同”的相关性,平等是社会主义的首要价值,以及平等的社会历史性、阶级性和实践性。其次,根据比较研究的结果,提出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平等观要做到的“四个统一”。最后,提出通过理论上的“多方借鉴”和实践上的“多管齐下”构建社会主义平等观,促进我国平等理论和实践的日趋完善。
  本文的新意及特色之处在于:首先,与国内外同类研究相比较,在比较的维度上更全面,更具系统性。国内外关于G.A.科恩和罗尔斯各自的平等思想研究较为全面,而比较研究则相对匮乏,且角度单一、不全面,本文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补充。其次,提出并初步阐述了“和而不同”是平等的应有之义,并结合比较研究的结果论述了构建社会主义平等观的四个统一,从理论和实践上探讨社会主义平等观的“不同之和”,为推进我国平等的实现提供参考借鉴。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广西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社会的和谐共融历来是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目标旨向,而冲突作为和谐的矛盾对立面又是客观存在而不可避免的。如何看待社会领域内和谐与冲突二者间的辩证关系,以及如何化解社会冲突、实现社会的和谐共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有关社会冲突问题研究的必然要求。而社会冲突理论之首要问题在于厘清社会冲突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明晰在社会关系范畴内社会冲突是矛盾双方基于彼此利益对立而外化为行为、观念上对立对抗的社会互动过程。因此,社会领域内的社会冲突实质是一种利益冲突,同时它又有其发展演化的过程和阶段,是可以化解的,不完全是根本利益对立的阶级性冲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中社会冲突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利益的分化和价值观念的差异。
  社会冲突理论中不仅仅是冲突,同时也蕴含着和谐,且实现社会的和谐共融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冲突理论的最终旨向。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社会和谐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而从和谐与冲突的矛盾论视角来看,社会和谐作为社会冲突的目标旨向,是社会领域中社会矛盾与冲突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良好的对立统一状态,是不断化解冲突的动态的和谐,而社会冲突则是实现社会和谐的有效方式与手段。在唯物史观中,社会和谐作为历史性的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形态,所以在探讨从冲突走向和谐的重要意义时,更应该从我国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出发,认识到由冲突转向和谐是我国社会时代转变的必然要求,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应有之义,也是我国拨乱反正的经验总结。
  从冲突到和谐的关键在于化解冲突、实现和谐,而冲突与和谐是历史性的概念,所以化解冲突、实现和谐应该从当前我国社会的实际出发。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社会冲突产生的原因,从利益、法制和文化价值三个方面初步概括中共十六大以来对化解冲突、实现和谐的路径探索就成为必然。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电子科技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人的本质与人的发展问题是古老而又常新的话题,每当社会进入发展变动的重要历史时期,这一话题就会引起人们的格外关注和研究。当代社会发展表现为全球化、信息化、民主化、网络化、多元化等特征,是人类历史上变化最为剧烈的时期之一,对人的认识以及对人的发展问题的研究也成为了时代重要课题。中国社会自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历史巨变,随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逐步进入到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新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对推动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人的全面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在各个时期的发展历程中,始终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价值诉求作为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立足点、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说体系中,其创始人马克思本人关于人的发展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中起着奠基、核心、和指导作用。加强并深化对马克思人的发展理论的基础研究,深入挖掘其崇高的价值旨归和丰富的理论内涵,对于更好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迫切的现实意义。
  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中最为复杂的内容之一,所涉及的方面、学科绝非单一的或者少数几个方面的简单相加,对它的研究必须采用多学科综合的方法。通过历史研究法,将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理论放在整个西方思想史的历史时空中进行探讨,不仅仅是为了说明马克思人的发展思想并非凭空产生,更是为了从思想史的角度来探寻马克思人的发展思想的历史渊源,有助于更清晰地从西方社会思想衍变的脉络中把握马克思人的发展理论。
  通过文本解析法,本文对马克思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相关经典著作进行了文本探源,马克思早期受到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的思想影响较深,马克思也正是在这些思想巨人的肩膀上才能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进而摆脱前人的错误的思想,继承前人的优秀的思想,发展了前人的思想,从而逐步形成唯物史观,并以之指导自己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由此,本文分别从理论准备、初始萌芽、科学形态、理论成熟四个时期探讨了马克思人的发展思想形成的艰辛过程。
  在历史探析和文本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还从人的发展的历史前提、现实动因、本质内涵、价值目标四个方面对马克思人的发展理论的核心内容进行了分析,构建了一个研究马克思人的发展理论的简洁明快却又清晰条理的框架。这一框架虽然没有将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的所有内容都囊括进来,但是已经能够从核心内容方面体现马克思人的发展理论的实质。
  理论的研究全在于运用,因而本文还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方法,将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理论运用于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启示方面,以期能更好地推动人的全面发展。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形成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在科学分析每一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上提出不同的路线方针政策,但是贯穿在其中的一根价值主线就是为推动人的全面发展而奋斗。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到“实现共同富裕”,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再到“以人为本”,直到今天的“共享人生出彩机会”,不难看出,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历程中的核心思想一以贯之地坚持、继承和发展了唯物史观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人民性这一根本政治立场,通过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不断创设促进人的发展的制度体系和社会环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过程中,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扬州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周恩来是举世闻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周恩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时刻关注民生,不断改善民生,被人民代代所传颂。周恩来的民生思想内容丰富、意义深刻,对当今中国不断推进民生改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国梦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和启示意义。
  本文主要包括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绪论首先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民生问题的高度重视以及民生是社会主义建设基本问题两个角度阐述了选题依据,又从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两个方面分析了周恩来民生思想的研究意义;其次,对民生及民生思想等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为研究奠定基础;再次,从周恩来民生思想内容、思想特点和思想重要性三个角度对目前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指出了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明确了研究的主要方向;此外,还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力求在史料搜集和系统研究等方面有所创新和突破。
  第二部分阐述周恩来民生思想的理论渊源。任何思想都有其理论来源,周恩来民生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也不例外。周恩来的民生思想一方面吸取了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的主要精华;另一方面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近代孙中山的民生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如毛泽东、刘少奇、陈云等的民生思想。
  第三部分探讨周恩来民生思想的主要内容和特点。周恩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民生改善实践中形成了丰富的民生思想,主要包括:首先,在思想上充分认识民生问题的重要性,坚持民生至上,强调以民为本,始终关心广大民众的疾苦。其次,在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等方面不断关注民生和改善民生,如强调推翻“三座大山”,实现人民解放,为民生改善奠定重要前提;努力发展经济,为民生改善提供重要物质基础;关心就业住房,保障民众的基本生存需求;发展教科文卫,提高民众文化与身体素质;重视社会保障,解决民生之忧编织安全网。再次,明确追求人民幸福是实现民生改善的根本目的。通过对这一系列民生思想的阐述,我们可以看出周恩来民生思想具有显著的人民性、继承性、时代性与实践性等特点。
  第四部分研究周恩来民生思想的当代价值。周恩来民生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民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理论的重要思想基础,对当代民生建设具有重要价值。一是理论价值,周恩来民生思想传播并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民生思想以及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二是现实价值,周恩来民生思想提高了我们对改善民生重要性的认识,并且为当下不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以及促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国梦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价值。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西南科技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毛泽东和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两位重要领导者。他们在领导中国长期实践过程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使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实现中国化,创新了一系列统一战线理论和方针,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大联合,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顺利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正确认识中国的国情、革命和建设的基本规律、国家与民族的特点,客观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的主要矛盾、国家性质、阶级状况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和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逐步形成了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在中国的第一次飞跃,推动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实现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完全胜利。
  邓小平在领导全国人民改革开放时,在继承和发展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基础上,根据新时期中国各阶级状况的新变化和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的战略要求,重新定义了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性质、任务和策略,把社会主义的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和祖国统一的爱国者全部纳入到新时期统一战线的工作范围,组成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对新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祖国统一,以及世界和平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结合毛泽东、邓小平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历史任务,探究他们统一战线思想的发展历程及主要内容、具体特征和两者之间的一致性及差异性,能够帮助我们正确认识他们统一战线思想在当代社会的价值。通过毛泽东邓小平统一战线思想的比较,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继承和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指导新形势下的统一战线工作,更好的处理好“五大关系”,为实现中国梦凝聚人心、汇聚力量。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苏州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民主是全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民主政治不仅是当代世界政治发展的主流趋势,而且是衡量各个国家政治合法性的基本标准。但由于人类政治生活本身的历史性、复杂性和多样性,千百年来,理论上对于什么是民主的追问,一直是政治思想家争论不休的焦点话题;实践中对于各自民主模式优劣的论争,则始终是主权国家相互责难的政治筹码,从而使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较量愈来愈集中在“民主的冲突”上,结果造成民主概念支离破碎,民主内涵歧义丛生,民主理论鱼龙混杂。显而易见,虽然“民主是个好东西”,但究竟何谓民主、民主意欲何为?却依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世界性难题。
  协商民主作为人类探索更好实现人民主权和走向“公共之善”的一种新型民主范式,自20世纪中叶起,在中西方都有实践上的探索和理论上的思考,其基本涵义是倡导公民在自由而平等的基础上,通过理性的对话、沟通、讨论、审议等方式直接参与政治生活,以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但由于文化、历史和传统等方面的差异,使协商民主的理论与实践在中西方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在中国是实践探索起源较早、理论研究却相对滞后;在西方是理论探讨开始较早、而实践进程则举步维艰。协商民主理论与实践在中西方生成逻辑上的时空错置,使国内对其的研究最初主要在西方语境下进行,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的话语依附,严重影响了人们对中国协商民主的正确认知。
  基于此,本文从历史的视角、比较的视野、发展的视域,通过对我国协商民主生发机理、内在规律、理论建设、制度创新和价值目标的深入探讨,深刻揭示其独创性和生命力,努力实现实践上的追根溯源和理论上的正本清源,从而彰显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鲜明特色、独特优势和时代价值,以期在全球日趋激烈的民主话语权竞争中掌握主导权,并增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从立论基础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在挽救民族危亡、争取民族独立和实现国家富强的过程中,自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政治理论、政党合作理论和统一战线理论,在全面把握民主发展内在逻辑和一般规律的基础上,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而不断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的产物。
  从实践资源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从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出发,在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上,立足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条件,通过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性、能动性而进行的伟大创造,它发轫于统一战线,形成于协商建国,发展于多党合作,完善于政治协商,不仅凝聚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智慧,而且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根本意愿。
  从国际比较看,中西协商民主虽然在形态上同属一种民主范式,但却存在着和而不同的本质性区别,主要表现为起源上时空错置、机理上异曲同工、价值上交流互鉴、本质上同构异质等错综复杂的结构性差异。特别是从政治发展的现实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目前,中国协商民主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而西方协商民主仍主要表现为思想理论界的一种学术观念。
  从理论建构看,在充分肯定我国协商民主理论建设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由于学术界长期受自近代以来形成的“西学东渐”风气的影响,造成研究工作中还存在着问题导向意识不强、话语表达形式单调、理性学术争鸣缺失等不少值得高度关注的问题,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中国协商民主的理论创造。因此,必须从历史与逻辑的维度提炼中国协商民主的鲜明特质,从传承与创新的维度夯实中国协商民主的文化根基,从比较与借鉴的维度彰显中国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从解析与建构的维度推进中国协商民主的学术创造,才能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理论与话语体系。
  从制度创新看,尽管党的十八大作出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重要形式的科学论断,但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参与的政治需求相比,我国协商民主还存在着制度供给不足和机制保障不力的问题。因此,要真正确保协商民主有制可依、有规可守、有章可循、有序可遵,必须不断加强政党协商民主、人大协商民主、政府协商民主、政协协商民主、人民团体协商民主、基层协商民主和社会组织协商民主的制度创新,逐步完善制度安排,并使各协商渠道的制度机制衔接配合、相互协调,从而不断健全和完善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协商民主体系,为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提供制度保障。
  从价值目标看,历史和现实都表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蕴含着鲜明的人民民主价值取向,是我国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民主形式。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自觉推进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协调发展,使二者有机融合,优势互补,加快创造既适应我国国情又超越西式民主、既蕴含独特优势又符合一般规律、既内嵌民族特色又具有世界意义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有助于丰富人类民主实现形式,有助于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有助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并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作出来自东方中国的独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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