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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杨笑妮
考古学 黑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研究对象是燕文化墓葬,燕文化是指西周分封开始,到秦统一之前的燕人所创造的考古学文化遗存。本文收集了迄今已发表的289座燕文化墓葬资料,在全面梳理现有资料的基础上,对燕文化墓葬进行分析和讨论。
  论文的内容分为六个章节。
  第一章:绪论。对燕文化的概念和本文研究的时空范畴进行了界定,并且介绍了对燕文化进行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第二章:分期与年代。根据燕文化墓葬出土的主要随葬器物的类型学研究及其在燕文化墓葬中的共存关系,对燕文化墓葬进行分期。
  第三章:墓葬等级划分。
  第四章:墓葬形制与结构分析。主要通过对各类墓葬的统计分析,总结它们的特点与规律。
  第五章:葬具与葬式。
  结语:总结了研究的主要收获,并指出本文研究的不足和局限。
[硕士论文] 杨倩
考古学 黑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主要以两周时期燕国青铜容器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形制分析、分期、分群和组合形式研究。
  一、根据目前已知材料,将燕国青铜容器分为食器、酒器、水器三大类,再对其进行形制和分期分析。由于现有的燕国青铜容器材料并不连贯,因此只能对部分器物进行分期研究。西周早期的青铜容器划为一期,分成早晚两段。东周时期则分为5段,其中春秋晚期可以分为早晚两段,战国早、中、晚期各为一段。
  二、在分期的基础上,再进行分群的探讨,将两周时期的燕国青铜容器均分成四个群来进行研究,西周时期甲群比重最大,乙群和丁群比重最小,几乎不见,丙群不多,但仍有所发现。东周时期甲群比重明显下降,乙群和丁群数量增多,丙群骤减,几乎不见。通分析两周时期四群文化类型的此消彼长,似乎能反映出燕国与中原周王室的被制约关系的削减和燕国对当地土著文化的吸收融合。
  三、通过对燕国青铜容器的研究,可知出土青铜容器的墓葬形制及葬俗与时间、地区有一定的关系。西周时期燕国墓葬与中原地区基本相同,东周时期远离姬燕贵族统治的地区,其出土青铜容器的墓葬形制就有所不同。西周时期的墓葬以长方形土坑竖穴墓为主,都为南北向,不超过15度。东周时期在燕贵族集中的地区也就是现在的北京、河北一带,墓葬以土坑或土圹竖穴墓为主,偏北方,不超过45度,较西周时期角度有所增加,但整体来看仍与中原地区类似;在东周时期燕国边境地区也就是今天的辽宁西南部等地区,墓葬则以石圹墓为主,墓向超过了45度,多数在70、80度左右,甚至墓向有超过90度的,也就是东西向墓葬增加,这与传统中原地区墓葬形式有所区别。
  四、与中原地区的青铜容器组合进行对比研究,可知在燕国的青铜容器组合上,西周时期的燕国青铜容器组合大致延续了商周礼制,但在部分容器上又有些许不同,以《中国青铜器综论》为参照,目前现有的燕国遗址中,斝在燕国遗址的早期不见,甗少见,鬲相对较多,这就与中原地区的情况有些不同。东周时期燕国青铜容器组合与中原地区差别较大的应属铜豆的地位变化,并且青铜容器的组合也逐渐向不固定形式发展,这又能侧面体现当时的政治背景和社会环境。
[硕士论文] 杨彦达
考古学 黑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主要对松花江流域、黑龙江下游、乌苏里江流域以及俄罗斯日本海沿岸的新石器时代陶器菱形纹进行研究。就目前来看戳印菱形纹,仅在中国东北地区以及俄罗斯远东地区发现,同时它们在时间上也是连续的。因此对于菱形纹的研究一方面有利于加深对中俄双方考古工作的了解,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搞清该区域史前考古学文化的交流与传播。
  目前国内关于陶器菱形纹的专门研究相对较少,本文主要从类型划分、区域分布、分期以及菱形纹施纹工具等方面对其作了一些探索性研究,为以后对菱形纹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一些思路。
  本篇文章主要包含以下四个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绪论,主要介绍研究对象的时空范围,其次对中俄两国出土菱形纹的遗址作了详细梳理同时也对两国关于菱形纹的研究现状作了总结。
  第二部分,关于菱形纹的一些具体分析,主要包括菱形纹的类型划分、各类菱形纹的区域分布特点,同时选择年代及层位相对清晰的遗址作为典型遗址来对菱形纹进行分期。
  第三部分,关于菱形纹施纹工具的研究和复原实验,首先根据已经出土的菱形纹施纹工具以及一些菱形纹饰对施纹工具进行类型划分,然后通过复原实验来制作这些施纹工具,最后用复原的施纹工具来制作纹饰并与出土的菱形纹进行比较分析。
  第四部分,结语,主要是对整篇论文观点的总结,并对菱形纹的其他问题提出看法和推测。
[硕士论文] 石蒙蒙
考古学 黑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以中国境内出土的鸣镝为研究对象,主要对鸣镝进行类型学分析和分期断代,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关问题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点认识:
  一、从文献资料出发,初步确定文献所记载的鸣镝大概形状,并对文献记载中的鸣镝其他称谓进行了考证,确定“嚆矢”不为鸣镝;随后结合文献和考古发现对疑似鸣镝的器物进行辨析,确定平洋墓葬仅M140出土的为鸣镝,考古发现的一体“青铜鸣镝”均不是鸣镝。
  二、通过对目前考古发现的鸣镝进行类型学排序,将其分为分体鸣镝和一体鸣镝两大类。分体鸣镝根据其镞部的不同形制又可分为扁平菱形镞A型、平铲形镞B型、三翼镞C型以及歧头镞D型。其中B型根据是否有腰分为两个亚型,C型根据镞翼的形状分为三个亚型,D型根据镞身的不同形状分为三个亚型。一体鸣镝根据镞部的不同,分为三棱镞A型和长扁锥状镞B型。根据鸣镝形制演变规律将鸣镝分为四期5段,第1段为第一期,分体鸣镝骨哨独出,年代在春秋中期到西汉晚期;第2、3段为第二期,年代大概为东汉到隋唐时期;第4段为第三期,年代为辽时期,但目前考古出土集中在辽前期和中期,晚期目前未见有鸣镝出土;第5段为第四期,年代为元明清时期。
  三、在分期的基础上,考察鸣镝分布的时代变化。春秋中期到西汉晚期鸣镝出土较少,分布范围广泛;东汉到魏晋十六国时期,鸣镝出土地点较多,主要集中在内蒙古呼伦贝尔高原;隋唐时期鸣镝出土地点骤减,仅新疆和内蒙古东北部呼伦贝尔高原各见一处。第三期鸣镝出土地点骤增,均在辽行政管辖范围,且多发现在辽上京附近。元明清时期局限于目前的考古工作仅发现两处。结合文献资料来看,鸣镝分布范围和数量的变化与少数民族的迁徙兴衰息息相关,从第二期可以明显看出,鸣镝多出土于内蒙古呼伦贝尔高原,但随着拓跋鲜卑的南迁,内蒙古中南部开始有鸣镝出土,随着鲜卑族的建立政权和汉化程度的不断加深,鸣镝虽有文献记载,但已经少见用于陪葬。随着契丹族的强大,到辽的建立,鸣镝出土数量开始骤增,且多出自契丹贵族或官员墓葬,这也是这一时期鸣镝多分布于辽上京附近的原因,随着辽的汉化和衰弱,鸣镝开始不见于辽墓之中。
[硕士论文] 王晓敏
专门史 黑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太行山陉道是太行山脉中河流自西向东冲刷而形成的天然通道,在人们的长期使用以及中央政权的集中整顿下,形成了著名的“太行八陉”。太行山陉道最早可以追溯到夏商周时期,直到明清时期一直是重要的军政要地,本文根据太行八陉的地理位置及其历史地位的消长,将八条陉道分为“南四陉”与“北四陉”,历史上太行山陉道发挥了重要的军事、经济以及文化功能。在军事方面,太行山南四陉在春秋战国时期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兼并战争、统一战争和不同政权对峙的战争中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太行山北四陉在秦汉、隋唐及元明清的大一统时期在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中起到了重要的防御作用,元明清时期,太行八陉作为作为京畿藩屏维护了政治中心的稳定。在经济方面,太行山北四陉是沟通蒙俄贸易的重要商路,太行南四陉是沟通南北贸易的通道,八陉中的井陉是沟通全国东西贸易的交通孔道,明清时期晋商开辟了著名的茶叶之路,太行八陉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交通枢纽作用。在文化方面,太行山陉道是重要的民间信仰传播通道,山西的关帝信仰、成汤信仰、二仙信仰和崔府君信仰等经太行八陉快速传播,同时其他地域文化也在传播与交流的过程中形成了地域文化的一致性。
  文化线路遗产是指拥有众多文化遗产资源集合的线型区域内的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族群,太行山陉道在背景、内容、作为整体的跨文化意义、动态特性、背景环境这五个认定要素上都符合文化线路遗产的特征,具有明显的文化线路遗产属性,运用文化线路遗产的相关理论分析太行山陉道,对太行山陉道的整体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博士论文] 朱添
中国古典文献学 黑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中国传统的金石学研究,在清代乾隆、嘉庆两朝达到顶峰,涌现出众多金石大家。他们搜访碑石、收藏拓片、编制碑目、释录碑铭、考证经史等,使金石学研究不断丰富和深入,武亿就是其中之一。
  武亿(1745-1799),字虚谷,号小石,又号半石山人,河南偃师人。一生致力于金石的搜访与研究,所著《金石三跋》《授堂金石文字续跋》《偃师金石记》《安阳金石录》等金石学著述,皆以考证详实精当著称。
  本文以“知人论世”为基本原则,采用文献描述与历史考据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武亿及其师友的著述、往来信件、图卷、日记等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分析武亿的家世、生平、交游,对其治学品格和学术志趣的影响。总结乾嘉学术环境下,武亿金石学研究的思想和方法,进而全面展示武亿金石学研究的学术价值,确立其在清代金石学术史的应有地位。
[硕士论文] 钟雪
考古学 黑龙江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动物造型玉器。从时间范围上,贯穿了自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始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空间范围则为现代版图的中国疆域境内,但新疆地区因为资料所限,暂不列入研究范围。本文对中国新石器时代动物造型玉器进行的初步研究,主要包括五大部分:
  绪论,对本文的研究对象、时空范围等加以界定,梳理国内外同类课题的研究历史与现状,并对论文的方法、目的与不足等方面进行说明。
  第一章,形制分析。对发现的动物造型玉器进行类与型的划分,初步形成大类—若干小类—型—亚型的类型系统。
  第二章,分区与分期。在形制分析的基础上,展开分区与分期研究,初步分为辽河流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三大区域,萌芽期、起步期、发展期、成熟期四大发展阶段。
  第三章,文化内涵。通过以上研究,探讨新石器时代动物造型玉器的文化内涵,包括人文的交流与互动、原始宗教和佐证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性。
  结论。整合所研究内容,指出动物造型玉器在中国史前玉文化中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
[硕士论文] 张珂
考古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一百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在我国西北地区发现了大量的汉代城鄣烽燧遗迹和遗物,为本研究的对象——汉代西北边塞戍卒提供了素材,借鉴的还有西北边塞汉简释文集编、前辈学者考证的学术成果等;同时为了使考古遗迹数据更加精准,引入了高清卫星地形图,配合历年来烽燧遗址示意图,较为直观的得到了很多不易获取的数据,这也是对遗址周边环境现状的一种比较新颖的调查方式。
  本文对戍卒境遇的研究探讨,将着眼点放在了考古遗迹与简文上,通过遗迹遗物推敲人,通过官方记录刻画人。本文涉及到的戍卒境遇,包括军备、工种、衣食住行等方面。
  本研究和某些同类研究一样,由于素材制约,带有一定的局限性。纵观两汉王朝四百年,自汉武帝屯兵筑鄣居延起,至汉末西北边塞渐趋荒废止,历代帝王时期国力、军力、政治环境多有异同,汉朝与匈奴间或战或和的政治态势,造就出的屯边政策也宽紧有别;且汉简素材残缺者众,简文含纪年或标志性人物者可谓稀少,致多数简牍具体年份难以定论。本文挖掘出一些略有价值的信息,可能为一时之需,也可能具普遍意义。例如本研究按照大量简文记载,根据汉代度量衡,进行单位换算及测量实验,将戍卒及相关人员的每日粮食配给量以“克”为单位测算出来,可以更加直观的与当下对比;发现了疑似候官为部、燧转卖牲畜的情况;对比南北对发邮件的规定时长,发现了决定邮件传递速度的,并不一定是地势高低,而应该是邮件重要性;简文常见的“除沙”,似乎是指戍卒来制作守御用的沙袋,而不是单纯的清理积沙等情况。
  通过大量的考古遗迹与出土简牍的考证研究,本人得出的结论为:戍卒们仅能获得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戍守时面对危险,劳作中担负压力,他们晋升基本无望,从官方获得衣食住行、医疗丧葬方面的基本保障,也受太守府的政令保护免受人身责罚。但是在最基层官吏与戍卒的复杂关系中,戍卒连带其家属是以弱者的身份存在,戍卒偶尔也会成为基层官吏非法用工的对象;极少量戍卒也会违反戍守规定成为当地人的雇工,这都是戍卒不得已寻求生计的表现,体现了戍卒境遇之苦,生活质量较低。
[硕士论文] 原芳芳
考古学及博物馆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所指青州指的是狭义上的青州即今天的青州市。隶属于潍坊地区,下辖四个街道、七个镇、一个经济开发区。研究的时间范围为周代,包括西周与东周,东周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阶段。研究对象以今青州市所见两周时期文化遗存为主,包括但不限于青州市现存两周时期不可移动文物及馆藏文物、今青州地区出土两周时期文物、历代文献著作中所见青州地区之文物资料。鉴于青州的地理位置,研究主要以齐文化遗存研究为主。其他文化类型的零星遗存以及兼具齐文化与其他文化因素的遗存不作为主要对象进行论述。选题的目的是通过对青州市所见两周遗存遗物文化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确定这一时期这一地区文化的特点、构成要素以及来源;对现存遗迹遗物进行初步断代研究,确定其传播发展的大致路线;通过对“营丘”、齐王陵、齐国手工业等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探讨青州在齐国历史上的角色及定位。
  通过分析与研究,我们发现古青州是东夷文化的发源地。青州市作为古青州的腹地,其文明同样始于东夷文化。从青州市北辛文化一直到商周时期古遗址的分布与变迁来看,一直到周代以前,青州先民的活动中心位于弥河及其支流附近。齐国的第一个国都——营丘也极有可能在青州境内;随着齐国的建立及国势的逐步强盛,齐文化的影响力逐渐显现。青州成为向东扩张的起点,也是抵御东部国家入侵的藩篱和屏障;齐国定都临淄之后,齐国的经济文化集中于临淄城及周边。与临淄齐故城相近的青州北部地区也极有可能是临淄之外的主要聚落之一,通过对青州北部地区两周时期遗址的分布情况来看,以臧台遗址为中心的青州北部很有可能是齐国屯兵养兵的主要地区;田齐时期,齐国对于整个山东地区的统治已经较为巩固,来自于西部的其他国家的威胁已经超过了东部。加上姜齐、田齐族属的不同,因此田齐君主将自己陵墓的选址于故城东部,即今临淄、青州交界地带。青州的邵庄镇、益都街道办事处也就成为了田齐王陵的主要分布地域。
[硕士论文] 朱春运
艺术品鉴赏与拍卖 沈阳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陈国公主墓是辽代时期保存最完好且出土琥珀饰品数量最大的大型贵族夫妻合葬墓,其墓出土的琥珀饰品及器具大约有2000多件,种类丰富造型精美,非常有研究价值,也是中国历史上琥珀饰品及器具最繁盛的时期,为研究辽代陈国公主墓出土的琥珀饰品的元素提供了可能。
  本论文主要以陈国公主墓出土的琥珀饰品为研究对象,从中选出最具有研究价值的琥珀饰品及器具进行多角度的深入探究,本论文主要研究方法运用图表对比方法和材料分析方法和实地考察等方法进行研究。本论文的主要研究目的是探究辽代陈国公主墓出土的琥珀饰品的多种元素特点,探究出土的琥珀饰品多种造型元素特点及多种纹饰元素特点,探究出土琥珀饰品多种工艺元素特点,探究出土琥珀饰品佛教文化的多种元素特点及来源多种元素特点。
  主要研究成果共四个方面,第一方面从造型和纹样的角度分析,出土的三种功能器具和饰品,第一种主要研究出土的项饰耳饰头饰,表现出土琥珀饰品龙造型和善平和的风格特点和突出眼睛和动势的造型表现传神生动的风格和用天然纹饰装饰使颜色丰富饱满的元素特点和龙纹饰代表尊贵地位的元素特点和金步摇造型是辽代传统的造型元素特点和追求创造性的造型元素特点和造型精细准确的元素特点,突出的琥珀握手题材主要以双纹饰为主的特点。第二方面从出土琥珀饰品工艺元素和传统民族工艺元素特点角度分析,表现出辽代追求工匠创造性的工艺特点,表现出土琥珀饰品圆雕试用于造型简约的元素特点和浮雕适用于造型复杂的特点和追求工匠创造性的工艺特点。第三方面从出土的琥珀饰品的佛教文化元素特点分析,出土的璎珞是公主信仰的物化的含义和佛教文化中包容性和民族融合性的含义和代表了尊贵身份的佛教含义和佛教文化中生命力的含义和庄严具的含义,出土的琥珀主要受中原汉传佛教的影响其次是印度佛教中璎珞琥珀影响和萨满教动物纹样的影响。出土璎珞佛教文化中统治汉人的政治元素和加强契丹民族与汉人相互信任的关系的政治元素和佛教文化与政治文化发展成正比的政治元素。第四方面是从出土的琥珀饰品来源的元素特点分析,出土的琥珀饰品经阿波罗国家和高昌和伊斯兰地区来源于波罗的海地区的琥珀。出土琥珀来源于本土两个地方,中原河南地区琥珀和抚顺地区,出土琥珀功能主要有四种,防腐蚀功能来源于海外和辟邪功能来源于佛教和安魂功能来源于中原的医学及装饰功能来源于传统文化。
[硕士论文] 刘双芸
艺术学理论 中国美术学院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试图通过碑刻、石阙、刻石及画像石等两汉石刻在乾嘉时期的图像著录以及牛运震、褚峻的《金石图》与冯云鹏、冯云鸩的《金石索》这两本金石图录去探究古人在摄影术未发明之前是采用何种方式去复制、保存和传播石刻材料的。拓本是古人再现石刻材料的重要形式,但因其尺寸小则数尺、大则数丈,故无法用于出版成书。而要将石刻材料的拓本做成书籍图录,并配以文字考证,就需要有一定的技术和转化。随着金石学的发展,金石著录的成书体例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缩摹绘图成为著录金石的一种方式,以图入书的新式成书体例也逐渐被后人所接受。此外,缩摹技术在清乾嘉时期的运用不仅体现在《金石图》和《金石索》上,也体现在其他方面,如万承纪的百汉碑砚以及钱泳的缩摹汉碑。然而,在运用缩摹技术的过程中发现其作为矛盾结合体的存在,有利也有弊,但不可否认的是由缩摹技术辑成的新式成书体例,在当时来说确实是一大进步。
[硕士论文] 安娇
美术 山东建筑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沂南北寨汉墓内画像石内容丰富,保存完好,是祖先们留下的宝贵财富。画像石所刻画的内容涉及了音乐、杂技表演、民族战争、历史人物以及神话传说故事等许多个方面。画面上人物的表情及形态都惟妙惟肖、生动活泼,工匠们的雕刻手法十分娴熟,显现出超高的艺术价值,对后代美术启发意义深远。本文从沂南北寨汉墓画像石的绘画特色这一角度展开,论述了北寨汉墓画像石在绘画方面独有的艺术风格,并举例分析了几幅标志性作品,对本文作者的毕业创作具有重要意义。全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文章的绪论,阐述了选题的目的和意义、北寨汉墓的研究现状、这一课题需要的研究方法等三个方面;第二部分简洁明了的概述了北寨汉墓画像石的历史背景和现存状况,为接下来的研究做好充分的理论准备;第三部分从北寨汉墓画像石的题材、如何制造画面的突出点、构图特色、线条特色以及色彩的运用等三个方面做了详细而全面的探究;第四部分论述了北寨汉墓画像石的艺术探究对本文作者创作中的影响,对北寨汉墓画像石的绘画特色做了哪些借鉴和学习;第五部分是本文的结论部分,对沂南北寨汉墓画像石绘画特色做更为系统的总结,对画像石的绘画艺术在当代绘画中的影响做出展望,从而真正提高绘画作品的创作质量。两汉时期的画像石刻风格简约质朴传承了战国时期的艺术特色,中国画最为基本的绘画规范从这一时期开始逐渐成型,并为后代的艺术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画像石素有“石上史诗”的美誉,北寨汉墓的丰富画像石刻资源值得国内外画像石研究者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
[硕士论文] 张思思
美术 山东建筑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敦煌壁画贯穿于中国绘画历史发展的脉络,西夏时期为敦煌壁画发展的晚期,但由于历史机缘的种种巧合,西夏时期的敦煌壁画在绘画风格、绘画技法以及画面所体现的意境上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同时期中原地区的北宋是古代绘画发展到空前高度的一个朝代,其与西夏在政治、经济上均有密切的往来,在文化上也对西夏敦煌地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本文将从历史环境,经济等方面入手探索两个地区之间的交流,主要的是通过绘画风格的对比来探寻中原地区对西夏敦煌地区绘画风格形成的影响,寻找两地交流之所在。本文分为五章:第一章说明选题的目的和意义。第二章分别介绍西夏敦煌壁画多元化的绘画风格和北宋中原地区风格多样的绘画风格。这一章以历史背景、绘画传承为切入点阐述两地山水画、人物画等绘画的风格特点。第三章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介绍西夏敦煌与同时期中原地区的交流,说明两地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诸多联系;第二部分阐述西夏敦煌壁画受中原地区的影响,主要讲西夏和北宋两地政权之间的摩擦和交融;第三、四部分分别举例对比说明两地绘画之间有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强调西夏壁画受到中原地区的影响之多。第四章是通过研究对自身绘画创作的影响,主要从绘画精神和绘画技法两个角度进行论述。第五章总结全文。西夏统治下的敦煌和北宋统治下的中原地区在经济、文化、政治各个方面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诸多方面解释两地之间交流密切的原因,从而影响着两地之间文化和艺术的交流,致使西夏敦煌壁画与同时期中原地区审美趣味的变化相呼应。
[硕士论文] 郭琳琳
美术 山东建筑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汉代画像石是汉代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汉代丧葬礼俗的一种特殊产物,因将画像雕刻在石板上而得名,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浓郁的地域特色。汉代画像石题记代表了这一时期的一种特殊文字形式。济宁地区作为孔孟之乡和儒家文化的摇篮,是汉代画像石题记的主要发源地和聚集地之一,其分布范围广、数量大。济宁地区汉代画像石题记所见诸文献的记载时间和研究历史目前均为全国之最,境内的武氏祠更是在画像石研究领域有着无可比拟的地位。
  文章以济宁地区为地域范围,对目前已在其地域内发现的汉代画像石题记进行初步研究、深入全面的整理,结合汉代画像石题记的时代背景,从济宁地区汉代画像石题记中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文字进行分析,系统的阐述济宁地区汉代画像石题记的分布特点、发展阶段与区域特征。根据与同时代其他书法的对比,感受汉代画像石题记的书风演变。
  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分为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是济宁地区汉画像石题记的时代背景,从汉代书法风貌的描写、汉代画像石的由来、汉代画像石题记的内容这几个方面进行了阐述;第二方面主要从墓主身份、书手、时间、地域特色、书法内容风格、发展与分布等角度对画像石进行研究;第三方面将汉代画像石题记与汉代隶书、摩崖石刻、墓志、汉简进行对比,简略阐述济宁地区汉代画像石题记的书法风格演变。济宁地区在汉代画像石题记的研究方面,历史较长、资料丰富。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将济宁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汉代画像石研究的较少。本文将济宁地区汉代画像石题记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比较,得出其地域特征,有助于补充完善本地区汉代画像石题记研究的现有内容。对济宁地区汉代画像石题记进行研究,不仅能加强外界对济宁地区汉代画像石题记的了解,而且能够提髙对济宁地区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关注度。
[硕士论文] 康旭
艺术学理论 四川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川东北清代墓碑吉祥图案作为民间艺术的物质体现,其图案寓意、制作工艺、表现手法、风格特征等,都表现了彼时、彼地人们的审美意识和价值观念,也折射出清代川东北地区的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本文以川东北清代墓碑吉祥图案的分类、制作工艺、表现手法和风格特征为研究对象,力求从艺术学角度对川东北清代墓碑吉祥图案进行较为全面、细致的研究,从而展现川东北清代墓碑吉祥图案的艺术和文化价值。
  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解释了选题缘由和核心概念,阐述了国内外墓碑与吉祥图案的研究现状、本文的研究思路及方法。第二部分为论文主体,即第一章至第三章。第一章探讨川东北清代墓碑吉祥图案概况,并分为祝寿祈子、功名利禄、驱邪镇宅和招福纳吉四大类进行阐述;第二章分析了川东北清代墓碑吉祥图案的制作工艺及表现手法;第三章解析了川东北清代墓碑吉祥图案写实化与装饰化的艺术风格和追求真、善、美的审美情趣、追求和谐的审美理想。第三部分为结论,即第四章和结语,主要探讨川东北清代墓碑吉祥图案的价值,并提出保护建议。
[硕士论文] 宋志敏
艺术学理论 四川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魂瓶是流行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一种丧葬明器,主要出现在今天的江苏、浙江地区,安徽等地也有少量发现,年代主要集中在三国吴和西晋时期,目前只有一例魂瓶出土于东晋早期的墓葬中。魂瓶的造型特色主要体现在堆塑题材上,有亭台楼阁、仙佛人像、家禽、神兽等,且每件魂瓶上都有不同的堆塑题材。不同的堆塑内容有着不同的艺术特征,这些不同的艺术特征所反映的艺术内涵也有所区别。本文将从魂瓶上的堆塑内容着手,分析魂瓶上不同堆塑的艺术特征,并探讨其所蕴含的艺术思想及其所反映的社会生活。
  本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是魂瓶的研究综述及魂瓶研究的意义。第一章开始为论文的正文部分,笔者分别从魂瓶的起源、汉晋时江浙地区制瓷业的发展、五联罐到魂瓶的器型演变这三个方面介绍魂瓶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第二章主要探讨魂瓶堆塑的艺术造型,其中第一部分从神仙祥瑞这一堆塑题材入手,分析当时人们的灵魂观念、升仙思想;第二部分主要探讨魂瓶上的佛像,分别从吴晋时期胡人来源、魂瓶上体现的早期佛教思想两个方面进行阐述。笔者认为吴晋时期胡人在江南地区广泛分布一是因为战争,部分胡人为躲避战争迁移到此;二是因为东南沿海一带繁荣的经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吸引着西域胡人。魂瓶上的佛像在此时是被当作外来的“神仙”对待,人们通过“佛像”来保佑富贵、升官等。本文第三章为魂瓶对现实生活的艺术表现,笔者分别从魂瓶上的院落建筑、舞乐杂技俑来探讨吴晋世家大族们奢华的庄园生活;从鼓吹送葬的场面、龟趺碑的铭文论述吴晋时期的丧葬习俗。本文的第四章首先论述魂瓶制作工艺的独特性,它不仅有着制作陶瓷时的拉胚、施釉等工序,更是融入了雕塑的技法在里面。其次,魂瓶上的一些设计元素,在印度健陀罗地区及古希腊的建筑中都有出现,笔者认为魂瓶上的设计有受到印度、古希腊建筑的影响。本文的最后一部分为结语,主要对全文做一个总结,对自己的观点进行再次强调。
  本文运用田野调查、出土文物、文献记载、艺术学基本理论与美术史论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了吴晋魂瓶艺术特征及其所表现的社会形态、时人的灵魂信仰。
[硕士论文] 高鹰
中国史 内蒙古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兴隆洼文化聚落形态在辽西地区史前聚落形态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该文化自上世纪80年代发现、命名以来,至今已三十余年,但经正式考古发掘的聚落遗址却较少,加之材料未完全发表,因此,对该文化聚落形态的认识与研究仍处于初步阶段。本文根据目前已发表资料,对兴隆洼文化聚落形态进行分析和探讨:概括兴隆洼文化聚落形态的特点,比较兴隆洼文化与辽西地区其他史前文化聚落形态方面的差异及其影响,探讨兴隆洼文化时期人口规模、生产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埋葬习俗、原始宗教信仰等问题,阐释兴隆洼文化聚落在辽西地区史前聚落形态发展进程中的地位与影响。
[硕士论文] 李忠洋
中国古典文献学 贵州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西域处于欧洲文明、西亚文明、印度文明和华夏文明辐射的焦点,是我国汉文史籍对古代西北边疆地区的专门称谓。该地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在地理上与中原地区山水相连,自古以来就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该地作为著名的交通枢纽,不仅输出不同商品,也接受从中原传来的文明。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在当时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作为当时世界文化的中心,周边诸国纷纷向其靠拢,“万国衣冠拜冕旒”正体现出了这一盛况。而较于其他国家而言,西域则有着明显的地缘优势,自然也不会错过这一机会,与唐朝进行频繁的文化交流活动是显而易见的。唐与西域文化交流方面的研究成果丰硕,学者多以具体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作为研究视角,而以书籍为切入点研究两地文化交流的成果甚少。因而本文主要以书籍交流为视角切入,在综合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传世文献资料和出土的相关吐鲁番文书,以印证传世典籍中所载有关唐与西域书籍交往活动、文化交流活动的真实性,在最大程度上还原书籍活动的全貌。运用拉斯韦尔“5W”模式,以传播学方法来研究唐与西域之间的书籍交流活动,从而还原整个书籍活动的过程。这其中涵盖了书籍活动的背景、原因、书籍传播途径与内容以及接受情况等。
  本研究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主要探讨书籍活动的发生及原因。通过对“西域”的范围界定,以讨论书籍活动的发生,从而探讨吐鲁番出土文书与书籍活动的内在关联。唐朝的书籍能传播到西域主要归因于双边需要,即唐朝“赐书”与西域“求书”。唐在西域推行的相关政策,如羁縻、和亲等制度促进汉籍西传,教育、科举制度为书籍传播提供了文化基础。在此基础上,双边的文化互动为汉籍西传营造了一种文化氛围,使之成为可能。第二章主要论述书籍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及途径,即书籍从唐传播到西域的渠道和媒介。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主要参与者即使节、质子僧侣和商人;二是主要途径即人口迁移、贸易活动和军事活动。探讨在这个动态传播过程中,信息以何种方式与途径如何由传播者流向接受者。第三章主要讨论书籍传播类型即传播的信息内容。采用文献分析归纳法,运用版本学和目录学的基本理论方法,结合吐鲁番出土的唐写本文书,以“四分法”为基础对书籍传播类型分门别类,分为儒家经典、宗教典籍、史书、文学类书籍、科技杂占、法律诏策、蒙书等七类书籍。以传世文献和相关出土文书相结合,论述书籍传播的类型,从而建构唐与西域之间的书籍活动,以期在最大程度上还原书籍活动的全貌。第四章从文化史、文献学、文学史和“一带一路”这四方面分析书籍活动所产生的重要历史意义,也即书籍活动取得的效果。
[博士论文] 魏泽华
考古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晚商时期,晋陕黄土高原地区出现了大批的铜器地点。这些地点发现的铜器,呈现出多种风格,包括殷商风格、北方风格、关中风格和本地风格,并且其中许多器物混合了多种风格。这些器物体现了晋陕黄土高原地区与周边的互动与交流,显示本地区的铜器文明在形成过程中受到了来自多个方向的影响。
  晋陕黄土高原的铜器文明虽然受到了来自殷墟商文化的强烈影响,但并没有纳入商文化的统治范围。资料显示,大约从二里岗上层时期开始,晋陕黄土高原东侧吕梁山脉以西的长治盆地和临汾谷地即已纳入商文化的统治领域。商文化在西北的最远控制边界到达灵石旌介遗址,即太原盆地的南口。但由于吕梁山脉的阻隔和北山山脉的阻隔,晋陕黄土地区虽然受到了中原商文化及关中诸文化的强烈影响,却没有纳入商文化的范围。
  晋陕黄土高原地区受到周边尤其是殷墟商文化的影响,体现在晋陕黄土高原铜器组成的遗址群所呈现出的不断变动的态势。根据铜器群中的殷商风格器物进行分期,可以将晋陕黄土高原铜器群划分为四期。第一期为盘庚一小乙时期,遗址包括忻州连寺沟、子长柏树台、大宁太德、隰县庞村。第二期为武丁时期,遗址包括石楼贺家坪、石楼后兰家沟、永和下辛角、清涧张家坬、子洲关王岔。第三期为祖庚至康丁时期,遗址有石楼二郎坡、石楼褚家峪、石楼桃花庄、石楼义牒琵琶塬、清涧寨沟、延川土岗村、延长县油矿、延川华家塬、延川用斗、永和榆林、永和可托。第四期为武乙至帝辛时期,遗址有保德林遮峪、绥德墕头、绥德后任家沟、淳化黑豆咀、甘泉下寺湾寺峁子、甘泉下寺湾阎家沟、吉县上东村、柳林高红、清涧解家沟、清涧解家沟寺墕、石楼曹家垣、吴堡郭家沟乡冯家峁、延川刘家塬、延川去头村、右玉大川、子长李家塌。
  在分期的基础上观察每一期遗址聚落形态的变迁,可以发现晋陕黄土高原的聚落形态呈现出了不断变化的态势。第一期,铜器地点零散分布在晋陕黄土高原黄河两岸;第二期,铜器地点数量增长,分布范围较前一阶段扩大,聚落分布较前一阶段位置偏西;第三期,石楼一侧铜器地点的数量和铜器种类发展至顶峰,整个晋陕黄土高原地区的聚落分布较前一阶段位置偏东,已接近吕梁山脉西麓山脚;在第四期,聚落形态发生巨大变化,聚落群的位置较前面几个阶段明显偏西,原本位于黄河以东山西一侧的铜器地点几乎全部消失,聚落群以及聚落中心均移至陕西一侧。
  晋陕黄土高原聚落形态的变迁与吕梁山脉以东的遗址的移动密切相关。第一期,晋陕黄土高原铜器地点的分布靠近吕梁山脉,显然,在文化发展初期,为了便于与商文化交流,遗址的位置比较靠近商文化。第二期,商文化对吕梁山以东地区的控制力量较前一时期加强,使得此时晋陕黄土高原地区正在发展的铜器文明受到挤压,整体位置分布偏西。第三期,商文化对于吕梁山以东至太岳山以西地区的控制力量减弱,位于晋陕黄土高原的聚落群整体东移,聚落中心偏东,铜器发展也进入繁荣期。第四期,商文化对西北方向的控制又一次进入了强势期,受强势商文化的影响,晋陕黄土高原铜器群体放弃山西一侧,遗址群中心西移,陕西一侧的清涧辛庄遗址成为这一时期遗址群的中心。
  在各个时期,晋陕黄土高原的铜器地点又可以依据铜器的等级、数量、组合划分为若干个包含多个等级的遗址群。第三期,晋陕黄土高原形成以石楼二郎坡-桃花庄和延川华家塬-用斗为中心,第三等级聚落呈条带状分布于两中心遗址群之间,第四等级聚落石楼温家沟、南沟、宋家沟、肖家塌、峪底几处低等级遗址环绕二郎坡和桃花庄遗址的聚落形态。第四期,清涧辛庄为晋陕黄土高原中心聚落,在其北部形成了以第二等级绥德墕头为中心,第三等级聚落吴堡冯家峁和绥德后任家沟,第四等级聚落杨家峁、薛家渠、周家沟、黄家坡几处遗址环绕的聚落群;南部形成了清涧解家沟-寺墕为中心,由寨沟和李家崖南北拱卫的聚落群;西北形成了以涧峪岔-李家塌为中心的聚落群。第四期,在整个晋陕黄土高原地区,以清涧辛庄为中心,形成了面向东南的多等级聚落群。第三期和第四期的遗址在分布上存在一定的差异,第三期中心遗址石楼二郎坡、桃花庄在聚落的建构中可能更重视交通因素,第四期的高等级遗址在选址时则可能更注重防卫因素。
  晋陕黄土高原铜器群聚落形态的变动与卜辞记载的殷墟向西北方向的征伐变动可以大致对应。由于安阳至吕梁山脉之间的遗址铜器数量并不十分丰富,晋陕黄土高原地区发现的铜器种类和数量较多,等级较高,晋陕黄土高原地区铜器繁荣程度与东面商文化的推进情况呈反向相关,因此推测晋陕黄土高原地区获得铜器的方式不止战争掠夺,也存在和平获得的可能。甲骨卜辞所见的“册”字卜辞也印证了这一点。石楼二郎坡发现了与安阳、定州北庄子、罗山天湖、济南大辛庄形制基本一致的铜钺,指示了晋陕黄土高原地区与商王朝关系最缓和时可能存在直接的封赏任命。
  晋陕黄土高原地区的铜器文明是本地受到周边考古学文化影响,糅合外来器物并进行借鉴、改造的结果。由于晋陕黄土高原地区缺乏铸造铜器的铜锡矿料,也没有铸造铜器的深厚传统,因此,我们认为晋陕黄土高原地区的铜器文明是在交流传播的基础上形成的。晋陕黄土高原地区中原风格青铜兵器的使用者等级更高,说明这一地区对于殷商青铜文化持肯定态度。同时,该区域在使用改造器物和北方器物时,也存在着这两种器物多出现于高原腹地等级偏低的遗址的情况,如典型商式钺多与礼器共出,而三銎刀深入腹地。晋陕黄土高原地区在青铜兵器的使用上体现出的浓郁的崇商之风,证明了我们运用铜礼器组合及数量来判断遗址等级是可行的。在崇商的同时,晋陕黄土高原铜簋的型式演变也体现出在晚商晚期,商文化对这一地区影响减弱而先周文化的影响增强。在对引入的铜器进行改造时,基本保持了器物的原型,对于器物的改造仅限于添加銎孔、写实动物圆雕,使用直线纹和乳钉纹。晋陕黄土高原铜器还有一个特点,即盛行空首斧、锛类器物,从这一类器物的功能来看,可以推测晋陕黄土高原地区的林木业比较发达。
  总而言之,晋陕黄土高原虽然受到了周边文化尤其是商文化的影响,但是这一地区仍然是独立于商文化之外的一个文化区。从铜器来看,晚商时期晋陕黄土高原在其青铜文化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受到周边文化的强烈影响,表现为这一时期晋陕黄土高原的聚落社会形态并不稳定,聚落形态的变迁跟随周边文化尤其商文化势力的变化而不断变动。晋陕黄土高原处于一个文化传播的十字路口,不断受到来自多个方向的影响,最终形成了一个表现出各种文化交融的地方文化区。
[博士论文] 李静
考古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禅宗是我国本土产生的宗教门派,禅宗绘画是中国画发展史上的重要类别。南宋时期是禅画发展的兴盛期与成熟期,这一时期禅宗绘画题材广泛,各科具备,并有了许多超越其他绘画门类的发展与创造,对文人画、院画、日本水墨画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主要运用文献学、图像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深入考察南宋禅画的画风成因、发展背景、宗教思想以及艺术风貌。
  禅画是一种宗教功能与艺术风格并重的绘画类型,萌芽于唐代中晚期,成熟于南宋,延续至元代,明清时期逐渐衰落。禅画风格以疏放清淡的减笔、泼墨为主,创作群体以活动于临安(今杭州)一带的临济宗杨岐派禅僧为主,以法系传承、宗教仪式、祈祷辟邪、了悟禅机为主要创作目的。南宋禅画的主要类型是佛祖像,兼有山水、花鸟、走兽各科,佛祖像以出山释迦、观音、芦叶达摩、布袋、天台三大士、政黄牛、郁山主、三笑、四睡、朝阳、对月、禅会图为代表;其他以潇湘山水、泼墨花鸟长卷、龙虎、猿鹤、牧牛为典型。禅画诸相脱胎于对部分传统佛教造像的改造,并依据禅宗典籍对祖师形象特征的文本描述创作而成。同时受到了大慧宗杲禅师看话禅与疑情思想,以及三教合一、禅净融合、结社风气的综合影响。
  许多水墨画的题材与形式皆由禅僧所创,如元霭开墨竹画科之先风;仲仁始创墨梅;因师与温日观作泼墨葡萄,是现今最早的文献记载及作品流传;玉涧以泼墨山水的形式,借喻虎溪三笑与白莲结社的故事;元初郑思肖以无根之兰闻名,而宋末玉涧已有此类作品产生等等。此外,禅画中半身祖师像地绘制、画赞从左向右的书写方式、诗书画印的结合也具有一定的先锋意义。
  本文以孝宗退位为节点,将1127-1189年定为南宋禅画的发展期,代表人物是梵隆与智融;1189-1279年定为南宋禅画的成熟期,代表人物是梁楷、法常、玉涧。禅画的发展与成熟,是在文禅融合、逸风浸染、佛教造像禅宗化、禅门仪式及中日交流的大量需求等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并且受到了政治格局、社会发展、地理环境、人口流动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南宋孝宗时期,政治清明、国家安泰,是禅画初兴的时期。以杨岐派大慧宗杲为首的临济宗风,充满着忠义气质与士夫情怀,这种精神底色贯穿于南宋始终。这一时期的禅画,类型相对单一,禅画家活动区域较为分散。画风多受北宋白描、水墨画的影响。相对稳定的巴蜀地区大兴佛教石刻造像,其中有许多具有禅宗品味的作品产生,为禅宗造像向卷轴画发展奠定了基础。孝宗禅位宁宗以后,南宋进入中期阶段,受五山十刹制度的影响,禅画家多集中于临安附近的禅院。许多蜀地僧侣向浙江汇集,巴蜀佛教造像逐步融入禅林绘画。加之经历唐末以来江南地带的逸风浸染,南宋中晚期以减笔、泼墨为主的禅画发展成熟。临安一带禅风炽盛,以径山主持破庵派无准师范禅师为轴心发展,积极参与书画创作与中日交流。这一时期对禅画的大量需求,促使禅画逐步走向程式化。南宋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的艺术形式,无论出自宫廷画手、文人士夫、僧侣道士还是民间匠人,皆有一股清逸、疏淡之气。这与整个南宋时期学术自由、重视教育,全民素养较高有很大的关系。两宋王朝崇尚文治,实行“寒门入仕”的政策,是思想活跃自由的历史时期。宋代科举制度面向社会各个阶层,不受门第限制,任何阶级的优学者皆可入仕。南宋时期科举登科者以平民为主,南宋人民的整体文化水平有了急速的提高。禅画玄素、空寂的艺术风貌,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得到了滋养与发展。
  南宋禅宗绘画的艺术特征比较鲜明,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笔墨、题赞、布局及意境。笔墨以白描、减笔、泼墨为主,白描延承李公麟画风,以梵隆为代表;减笔与智融提出的“两笔论”一脉相承;以泼墨为主的罔两画风是禅宗“悦影观”的审美体现,减笔、泼墨法的代表人物是梁楷与法常。本文主要从这三个脉络对南宋禅画的笔墨风格进行梳理。题赞是禅画的一大特征,本文对画赞的分类、文体、布局、功能、人物身份、流传等方面进行详细论证,并提出“镜像画赞”的观点。禅画布局的显要特征是背景空简、主体浅淡居于中下方、题赞醒目位于上方。除了原始的布局方式,禅画在流传过程中多被人为地改造,重点是通过剖析收传方式的不同,以审视中日文化心理的差异。禅画的意境与禅宗思想、画家心性皆有深刻的联系,禅画创作内容与行为方式的对应主要体现于泯绝无寄、刚柔并存、戏敬兼备三个方面。
  南宋时期,文人画的发展尚处于初期阶段,院画发展先于禅画进入成熟期。由于禅门与宫廷、文士群体交往密切,加之南宋绘画整体向水墨渲淡发展,禅画与文人画、院画在面貌、情趣上有许多相似之处。文入画中的许多艺术形式直接受到了禅画影响;南宋画院培养了大量擅长佛画的画家,并流传有许多具有禅宗意味的作品。虽然禅画与文人画、院画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交互影响,由于背负着不同的艺术使命,加之人生理想、审美取向的差异,最终走向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南宋时期,院画、文人画、禅画三者之间,虽然存在着相对的工谨、放逸、疏简等差异,在大的历史环境下,它们之间又有着共同的发展趋向。绘画发展至北宋,加法已经做到了极致。南宋院画中边角山水的出现,减笔禅画的兴盛,文人戏笔的发展,都是减法在绘画形式中应用的突出表现。虽然南宋时期不乏一些细密的风俗画存在,但是在整个绘画史发展的主流趋势来看,北宋到南宋的过渡,是从繁到简的过渡;从厚重到灵动的过渡;从雄浑到冲淡的过渡。梳理三者之间的渊源关系,有助于全面解析南宋禅画所处的人文环境、审美心理及其在整个美术史中的艺术地位。
  南宋禅宗绘画的产生并非孤立的艺术现象,放眼整个佛教美术发展的大背景,将其与之相对应的其他艺术形式进行关联探讨,有助于更清晰全面地分析南宋禅画所处的发展阶段、典型形象的由来以及与北方禅宗造像的关联。对于相关考古遗存的论证,涉及石刻、壁画、陶瓷、青铜器、版画等方面。主要分析的类型有连身风帽式造像、花冠观音与数珠手观音造像、布袋与寒山拾得造像、善财造像、牧牛图造像、半身佛教造像、达摩渡海造像等。进而梳理出考古背景下禅画造像的两条发展规律:一是传播路线的规律,即发源于西域,流传于敦煌,连绵至中原,于巴蜀石刻中融入浓烈的禅宗色彩,最终被禅画所吸收。伴随着南宋中晚期禅画的盛行,许多样式相近的小型瓷塑出现于景德镇及中原地带。南宋中晚期,金朝统治下的中原地区产生了许多具有禅宗风貌的瓷塑、铜镜等艺术形式,一方面来源于中原禅宗文化的酝酿;另一方面受到了江南禅画的影响。二是造像类型的规律,即与禅画产生关联的造像类型,以雕塑为主,主要包括观音、布袋弥勒、罗汉三类。观音、弥勒、罗汉信仰具有广泛的信众基础,并受到统治者的重视与支持,雕塑与绘画的形式均适应不同场合、群体的供奉需要,所以具有较强的互通性。但是石刻、壁画不便挪动,多靠禅僧、工匠通过人口迁移与目识心记的方式传播,雕塑与禅画间的互相借鉴多局限于国内;而卷轴画有方便携带流通的特点,所以南宋时期发展起来的禅画样式广泛传播到了境外,对金代艺术、日本水墨画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除了对以上核心问题地分析论证,本文还以列表的方式,对南宋禅画的相关内容进行了简明直观地梳理,主要有:南宋主要禅画家文献表;南宋禅画分类表;南宋传世禅画题赞、款印表;南宋僧人画家简表;南宋禅僧画赞简表等。
  最后,总结南宋时期禅宗绘画对后世禅画、文人画、日本水墨画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探讨禅画发展所存在的问题,如垃圾堆赞的出现、水墨圆相的盛行、白纸赞的产生等等,整体反映出后世禅宗审美的极端化。进而对禅画在新时代的生命力,以及持续发展的可行性进行了分析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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