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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 内蒙古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自1992年沿边开发开放政策实施以来,国家相继出台了扩大沿边地区对外开放、兴边富民、支持民族地区发展等一系列有利于沿边地区对外开放的倾斜政策,把加快对外开放作为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2013年“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得到了沿线各国的积极响应,展示了中国发展区域共赢合作的新理念和新模式,对外开放空间和领域不断拓展。2016年中俄蒙经济走廊建设得到三国高度关注,中国与俄蒙战略互信不断增强,中俄、中蒙务实合作层次和水平持续提升。
  呼伦贝尔市位于中俄蒙开放合作前沿,是我国目前唯一的中俄蒙三国交界地区。自1998年被国家批准为改革开放试验区后,依托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及国家赋予的政策优势,积极主动与国际市场竞争合作,采取“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的发展思路,在沿边开发开放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经济基础尚显薄弱,产业结构较为单一和体制机制不够灵活等。因此,充分认识政府在对外开放应对能力中存在的问题是呼伦贝尔市提升对外开放水平面临的重要课题,也是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所在。
  本文根据“一带一路”建设背景,选取对外开放“政府应对能力”作为研究对象,主要通过采用文献分析、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等方式进行研究,分析阐述了呼伦贝尔市对外开放基本现状、政府应对对外开放能力存在不足及原因,并结合政府职能、政府治理理论,从推进贸易畅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资金流通和民心相通等五个方面提出了对方开放应对能力的提升路径和具体措施,也希望借此可以提炼总结出供其他沿边地区借鉴参考的有益启示。
国际关系 华中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论文旨在运用相互依存理论将中国参与赞比亚作为一个研究案例,分析解释中国经济外交是否公平的争议性问题。论文将详细介绍相互依存理论以及经济、政治和文化合作机制。最后,从历史和当代角度分析了中国在赞比亚的参与。这篇论文的目的在于明确中国是否在赞比亚扮演了一个新殖民主义力量的角色,并分析实地统计/实证事实是否明确反映了这一点。我的研究结果与上述错误观念相左,因而我会运用实证统计数据并结合研究领域内的相关理论来证明中国确实更倾向于相互依存和相互发展理论。
世界史 四川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依据对20世纪初的英国外交档案的分析,讨论英国对华东地区外交政策的转变。通过当时的历史事件,如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五卅运动和抵制英货运动;以及当时的历史人物,如英国驻华外交官的私密信函和事件参与者回忆录的整理归纳,探讨英国在经历一战后因衰落的国力和国内反战意识的影响,并且同时受到日、美等国对其在远东地区的威胁,为了保住英国在华最重要利益,而不得不改变其对华政策的真实原因。
  本文以20世纪初英国对华东外交政策为对象,以英国对山东和上海地区的外交政策为实例。对比研究了英国在巴黎和会上对日本侵略行径的纵容态度,和华盛顿会议上英国与日本维系着特殊的关系,实行既防范遏制它,又亲近维护它的外交政策。以及,对于20世纪初发生在中国的反帝运动,英国最初采取了暴力压制的强硬政策。而后英国着眼长远利益,决定采取让步的策略,以缓和与中国人民的矛盾,发表了标志英国对华政策发生变化的“圣诞节备忘录”。以此论证英国在20世纪初这一时期对华东政策的转变。
  通过分析英国在一战前后对华政策的变化,能够窥视到英国国力从世界首屈一指的地位到迅速衰落的轨迹,为研究世界格局重新调整提供了实例。对英国的对华外交政策由强硬到妥协的转变的深入考察可以看出,弱小的国家难以开展自主外交,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的大小决定它在世界上的地位。也可观察到,一个成功的外交政策的实施和执行,能够影响着国家的命运。可以使我们深度认识一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外交政策的复杂性与多变性,改变过去将西方外交政策看成一成不变的形而上学观念,从而为当今中国制定灵活多变的外交政策提供历史借鉴。
工商管理 北京化工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中乌建交几十年来,双方的关系始终朝着友好稳定的方向前进着,密切的高层互访,不断增强的政治互信。由于能源的战略性,使得世界能源市场的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由于中亚地处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区,这也为其地域层面上的地理位置、政治地位的重要性,奠定了基础。而地处中亚中部的乌兹别克斯坦,作为一资源大国,拥有极其丰富的石油以及天然气资源,随着以石油、天然气为首的能源产品的供应量的逐年上涨,在国际范围内,该国必将在油气资源供应国中占据主导地位,其丰富的油气储量将给该国同中国在油气领域的合作提供了有效保障。但近些年来,由于自身落后的勘探开发技术及其他方面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面影响到了与中国油气合作开发的进程。因而,本文的探究选用了乌兹别克斯坦的天燃气、石油资源为剖析对象,简述了该国同中国的合作以及油气资源状况,对其中所面临的障碍加以研究,并结合实情,就其解决方案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针对乌中两国油气开发合作,本文在分析研究其历程、开发单位、政策、管理设施建设的基础上面对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油气开发合作模式进行探讨。首先介绍了双方合作的有利条件,然后对双方合作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行了分析。最后介绍了双方油气开发合作的模式分析。主要分析了产量分成模式、代理制模式下的共同开发模式、超国家管理模式下的共同开发模式、联合开发模式下合作建造油气管线模式,并对不同模式进行了优缺点评价分析。
  本文最后对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油气开发合作完善策略。主要从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国际间合作,积极吸引中国投资建立信息沟通体制,建立区域国际能源合作机制,以国内、国外的资源、市场为载体,从多层面、多角度、多方位推进中乌油气开发合作,构建国家能源安全网等这些方面进行了探讨。
中国近现代史 郑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作为首任驻英副使和首任驻德公使,刘锡鸿在学术界并没有获得和他的上司郭嵩焘一样的关注度。他最有名的事就是诋毁和掣肘郭嵩焘,而且都是因为一些匪夷所思的小事,最终导致两人被同时撤职回国。根据他在英国的日记《英轺私记》和书信奏稿集《刘光禄遗稿》来看,刘锡鸿大体上是一个主张“用夏变夷”的保守官僚——即使在日记中也体现出了一些进步思想。
  还有一个事实是不能忽略的,那就是刘锡鸿思想和行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他虽以“儒侠”自居,但真正主导他行为的却是实际的政治利益。他会想尽办法来谋求晋升,而且为了到达这个目的,不惜牺牲与郭嵩焘长期的友谊。事实上,真正导致刘锡鸿怨忿的是由于清廷不完善的外交制度而产生的误会,而且鲜有证据表明郭嵩焘该为两人的失和负主要责任。可由此便认为刘锡鸿是个小人是不审慎的,导致有如此行为的原因根植于他的性格。根据西奥多·阿多诺的权威主义人格理论,刘锡鸿高度与之吻合。刘锡鸿失败的政治生涯不仅仅是由于个人的性格缺陷,也可以部分归结为专制制度带来的道德崩坏。当今的知识分子同样可以从刘锡鸿身上得到些有价值的反思,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要做一个言行一致的人。
  本文将分为三个部分来探究刘锡鸿的矛盾人格:第一部分介绍刘锡鸿的出身以及早期的政治经历;第二部分列举刘锡鸿矛盾人格的具体体现,其中他与郭嵩焘的交恶过程将是叙述的重点,因为这个过程中有大量颇具代表性的细节;第三部分将试图剖析刘锡鸿矛盾人格的成因,比如他的教育背景、传统文化的影响,并用权威主义人格的理论加以归纳。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广西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习近平外交思想是时代发展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近五年的外交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外交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所作出的一次重要理论创新。本研究着眼于分析习近平外交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梳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主要观点和内容体系,进而探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哲学意蕴,旨在树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科学形象,使其理论的整体性、系统性和科学性得以展现。
  研究的第一部分深入分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认为这是中国根据当下的内外需要所作出的外交理论调整。自2008年以来,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因自身实力的削弱而做出重大战略调整,即推出并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并进而引发新一轮全球治理主导权争夺战,重建世界秩序成为时代发展的新需要;而与此同时,中国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全面升级需统筹内外两个市场,需要继续推进全球一体化进程,而大国发展也要有大国担当。上述这些情况的客观上都要求中国对自身的外交理论和外交政策做出调整。
  研究的第二部分全面梳理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主要观点和内容体系,认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目标所指和灵魂所在,其基本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基于“世界梦”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观,二是基于“义利观”、“合作共赢”、“一带一路”等观点和战略部署的国际合作观,三是基于“共同安全”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安全观,四是基于“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海洋强国”和“新型大国关系”的大国观。上述内容彼此关联,既有理论观点,又有战略部署,最终的目标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外交思想有其丰富的哲学意蕴,研究的第三部分对此做了深入探讨,试图揭示习近平外交思想背后的思想理论来源和方法论来源,认为实事求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根本前提,贯穿于其理论的始终;唯物辩证法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根本方法,包括国家间要坚持正确的“义利观”、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布局中国外交等;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则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研究的最后部分就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论效应和实践效应做了简要概括,认为习近平外交思想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开创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新境界,为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提供了基于“中国智慧”的“中国方案”,也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理论和政策保障。
中共党史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政党外交是政党政治在国际政治领域中的重要表现形式,为各国政党宣介自己所秉持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提供了一条渠道,也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开拓、塑造、维护国家外交的重要方式之一,也是不同国家政党合作应对人类所面临共同问题的一种方式。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以执政党的身份开展政党外交新时代的到来。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战略目标,已由争取民族独立、加快革命进程,转变为保护领土主权完整,创造和平有利的国际环境。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党际关系基本理论为指导,在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国际环境、国内形势、国家利益、意识形态和党的建设等因素制定灵活的政党外交政策,进行了波澜壮阔的政党外交实践。这些政党外交政策主要体现:“一边倒”政策下的政党外交、中苏关系嬗变下的政党外交以及“三个世界”理论指导下的政党外交。基于这段时期政党外交实践活动的梳理,这段时期政党外交的特点:政党外交的目标是以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界限不明确、政党外交以政治对话为主。在这些政党外交政策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存在不足之处。因此,笔者认为有值得的经验教训指引今天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政党平等、独立自主、政党外交应该做好政府外交的得力帮手、审时度势确定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政策。
  本文旨在对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这段时期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政策进行系统梳理,归纳其基本特点,总结经验教训,试图为当今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提供启示。全文分为导言、主体四章和结语。导论是在说明选题缘由、界定政党外交内涵以及辨析相关概念、研究大量文献的基础上,提出论文思路以及交代论文研究的目的和价值所在,这是前提部分。在论文正文部分,重点梳理“一边倒”战略下的政党外交、中苏关系嬗变下的政党外交以及“三个世界”理论指导下的政党外交的实践活动,这是重点部分。在此基础上,文章的第四章对于这段时期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政策进行评析,提炼其基本特点,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这是点睛部分。
专门史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对1930年代末中国知识界对捷克事件的反应进行了研究。193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对一系列国际问题产生了重大关注,这些关注都因特殊的时代背景而起。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弱小国家,中国人现代意义上的国际观念和外交意识开始兴起。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此时抗击日本侵略是中华民族挽救危亡的共同呼声和唯一选择,抗日救亡运动成为鲜明的时代主题。在民族生死存亡关头,国人的国际意识和外交观念变得愈发强烈。此时,一个欧洲的小国----捷克开始走入国人的视野。1938年的下半年,中国抗日战场面临严重挫折,武汉、广州相继失陷,日军的残暴促使国人更加呼吁英美等大国维持国际公理与正义,制裁侵略。而无独有偶,捷克也正在面临德国的侵略,新的世界战争危机近在眼前,知识界希望英法等大国可以保护像捷克一样的弱小国家。于是,捷克就成为了国人眼中弱小国家的象征,同时知识界在对捷克的描述中充满了想象,一个几近完美的、富于民族精神的捷克形象诞生了。“五月危机”是捷克问题发展的第一阶段,在英法的干预下,“五月危机”以德国的失败而告一段落,这更加激发了知识分子的思考。首先捷克的胜利者形象进一步升华;其次,在争取外援打击日本的外交战略中,知识分子以捷克为先例,希望国民政府实行立场鲜明的外交策略。但是捷克最终被英法的“现实外交”所牺牲,国家惨遭灭亡命运,助长了抗战悲观论调的蔓延。捷克的悲惨遭遇和慕尼黑协定大大刺激了知识分子敏感的神经,众多知识分子对捷克问题撰文论述,一方面批判大国“现实主义”外交的罪恶,一方面通过论证“中国不是捷克”,指出中国的光明前途,并同时总结了捷克失败的教训,认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抗战胜利的根本保证。
中国史 四川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卫三畏是19世纪美国来华传教士之一。自1833年来华之后,他在中国生活了40余年,不仅仅是传教士、汉学家,也是一名外交官员。他的在华生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1833-1854)主要负责美国公理宗海外传道部在广州布道站的印刷与出版工作。在这期间,卫三畏参与了中美《望厦条约》(1844)与日美《神奈川条约》(1854)的翻译和谈判,积累了一定的外交经验,为之后的外交生涯奠定了基础。后一阶段(1855-1876),卫三畏担任美国驻华公使馆的翻译兼秘书,直接参与中美之间的外交事务,成为影响这一时期中美外交关系的关键人物之一。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他两次(1858、1859)随美国特命全权驻华委员赴天津、北京,并参与中美《天津条约》的谈判和签订。尽管没有得到驻华委员列威廉的支持,但在他的坚持要求之下,清政府最终同意在中美《天津条约》中加入宗教“宽容条款”。这一条款不仅使外国传教士,也使中国信徒脱离清政府的管辖,归于外国宗教团体的保护之下,从而使教会成为外国保护的‘国中之国’,对19世纪后半叶中外关系影响甚大。
  此后,美国援引最惠国待遇条款,紧随英法在北京设立了驻华公使团。卫三畏在1862-1876年间一直担任美国驻华使团的秘书兼翻译,亲自督建了驻华公使的在京住宅和秘书处,长期负责使团的翻译和秘书工作,并多次代理公使职务,累计时间超过4年,对于美国驻华使团的维持和运转都起着重要作用。
  在代理公使期间,卫三畏处理的最具代表性的事件便是白齐文一案。为了中美之间的友好关系,卫三畏主张将白齐文交予清政府审判。美国驻上海总领事西华以及大多数外国人却认为根据领事裁判权的规定,清政府无权审判白齐文,必须交由美国领事审判。不过在白齐文遇难以及卫三畏本人遭到舆论批评后,他的态度又有了较大的转变。卫三畏身兼传教士、汉学家、外交官等多重身份,这使得他对此案持持有复杂的态度。
  卫三畏的外交经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19世纪美国的在华传教士与外交官之间的密切关系。虽然他如此持久而又密切参与了这一时期的中美事务,但美国非职业的驻华外事机构和制度既给了卫三畏进入外交领域的机遇,也限制了他上升的可能,使他得以传教士的身份进入外交领域,却只能以翻译兼秘书的身份结束二十余年的外交生涯。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河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习近平主席十八大以来治国理念的重要来源之一。习近平多次强调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历史影响和重要意义,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要以其文化兴盛作为支撑的。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也就不会有中国梦的实现。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全球化思维也逐渐地成为衡量当今世界各国政策成熟与否的一个重要参数。随着文化外交在国际竞争与合作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开展对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外交的研究成为一个亟待拓展的新的学术课题。中华民族正处在实现全面复兴的紧要时刻,如何通过开展文化外交来反制西方国家的无端攻击,以及如何充分利用文化外交来建构一个诚实、守信和负责的大国形象,以服务于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需要,已经成为我们应高度关注的问题。因此,开展在全球化背景下对中国文化外交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拟从全球化的背景出发,从全球化思维和中国具体的实际情况与实践入手,探讨习近平主席的中国文化外交思想,分析习近平主席十八大以来的文化外交实践,力求对中国的文化外交加以理论研究和实践探讨,用以阐述习近平文化外交的思想。
  本文前言对选题研究的意义、学术研究现状以及学术研究方法做了简要的说明,而后分五大部分展开论述。
  第一部分为文化外交理论基础,主要分析了文化外交的含义及其作用。了解和认识文化外交是论述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文化外交的前提。这一部分首先阐明了文化这一概念,在此基础上论述了文化外交的含义及其形式。其次,论述了文化外交其具有政治外交、经济外交和军事外交等外交手段所不具有的独特价值。这一部分主要是理论性的论述分析。
  第二部分为习近平文化外交背景及其内涵研究,主要探讨了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加强文化外交的必要性和有利条件。一方面,我国政治上面临着来自文化冲突和文化霸权的巨大压力,新世纪要塑造和平的国际形象,实现和平发展和维护祖国的统一,这些都要求我国必须积极加强文化外交;另一方面,中国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以及不断增强的国家力量,为我国开展文化外交提供了有力的条件。同时在这一部分对习近平主席文化外交的内涵、主要理念、主要原则和重点都做了阐述。
  第三、四部分为习近平文化外交的实践分析和理性思辨,结合习近平主席的文化外交实践阐述中国文化外交的成就,并对中国文化外交存在的不足进行了反思。一方面,文化外交促进了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维护了我国的国家统一与安全,为对外关系的开展营造了良好的氛围,也有利地驳斥了“中国威胁论”等反华宣传,塑造了我国的良好形象,而且催生了习近平时期文化外交新思维;另一方面,我国文化外交对软权力资源的挖掘和创新尚且不够,在具体的运作方式上也存在着一些缺陷,需要进一步去完善我国的文化外交。习近平主席要求我们对外传播中华民族文化,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保持对中国自身文化的自信,这样才能讲好中国故事,进而提升我国的国际话语权,使我国更加深层次参与国际事务。
  第五部分为结论,为了进一步开展和加强文化外交,习近平主席从外交的角度建立和塑造我国的民族文化,扩大我国文化外交的软权力资源;进一步加大了文化外交力度,增强我国文化软权力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不断开拓对外文化交流的新领域、新渠道和新形式,积极倡导多层次的文化外交;指出要注重借鉴和创新,加强我国文化外交理论的研究;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从而有力地引导国际舆论朝向我们的导向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维护世界的和平。
世界史 浙江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斯坦利·亨培克(Stanley K.Hornbeck),美国职业外交家,著名的中国通。作为美国远东政策的顾问和专家,亨培克对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对华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亨培克在中国生活近五年,密切关注中国的状况,并以此来影响美国对华政策。
  美国在1929年到1933年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确立的国际秩序也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决策者和执行者,亨培克的态度受到了其在中国的生活经历、美国的国内局势和中国形势的影响。因此在美国对华政策中,亨培克始终坚守他所认为的美国的国家利益,而且他对自己的政策建议深信不疑。这一时期,关于美国的远东政策,只有总统罗斯福和国务卿赫尔比亨培克施加了更多的影响。但不论是罗斯福还是赫尔对远东事务都没有深入了解,因此亨培克的认知和建议在对华政策形成中起了重要作用,他的政策建议多次得到总统和国务卿的认可。本文以斯坦利·亨培克为切入点,通过论述他担任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时的对华思想与实践,研究他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从亨培克的思想和行为透视30-40年代上半期美国对华政策乃至美国远东政策的方向。
  满洲危机爆发后,亨培克作为远东司司长,他的态度犹豫不定。亨培克分析了事变的原因,从提出的解决方案中可以看出,亨培克始终坚守门户开放政策,不主张美国进行单边行动,但也反对美国参与国联讨论危机以及与其他大国的联合行动。随后亨培克倡导无所作为的政策,并且重新定义了史汀生的不承认政策。之后他重提经济制裁,建议美国筹备海军,并希望美国改善与苏联的关系。正是由于美国这种无所作为的态度,助长了日本无所顾忌的侵略心态。
  《塘沽协定》签订之后,中日处于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这段时期亨培克逐渐脱离了他坚守的门户开放政策。虽然亨培克相信,从长远利益考虑,一个强大而独立的中国将能更好地为美国的利益服务,但是他仍然反对美国从政治上或经济上给予中国援助。因为他担心这种做法可能招致日本的敌对,从而导致美日之间的战争。所以,亨培克不再坚持理想化的门户开放政策,并提倡对日实行睦邻友好的政策。亨培克给美国政府决策者提供的建议是:一方面抛弃无所作为的政策,另一方面,对日本侵略中国问题采取消极态度。亨培克相信,一个国家可以表现出一种“不赞成的默许”,同时也应当准备好“大棒”,并希望从长远来看中日关系会有所改善。
  七七事变后,面对中国的求援,美国政府也只是给予道义上的援助。为了避免美国承担与日本发生冲突的风险,亨培克采取了观望的态度,建议从道义上呼吁中日停战,拒绝联合调解,倡导美国保持行动独立,这些绥靖政策助长了日本肆无忌惮的侵略气焰。随着战事扩大,亨培克逐渐认识到援助中国的重要性,倡导温和的政策,主张全面保护在华的美国公民,反对采用中立法。之后,亨培克的态度发生转变,由考虑建设性的和平方案转移到提出全面制裁措施,还建议考虑对日本实施禁运。二战愈演愈烈,国际局势也越来越复杂,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安全,亨培克在与总统罗斯福、驻日大使格鲁的博弈中,开始寻求积极的远东政策。这一时期亨培克的态度与之前形成鲜明对比,这一转变对国际局势的发展至关重要。
  纵观各个时期亨培克对华政策的态度:满洲危机爆发时,亨培克犹豫不决;七七事变爆发初期,亨培克的态度回归现实,反对美国援助中国,奉行不干涉的政策;随着战事扩大,国际形势告急,亨培克认识到援助中国的重要性,倡导加强海军力量;当亨培克意识到战争无法避免时,他开始转向中国,建议美国改善与苏联的关系,从而利用中国和苏联牵制日本。然而这已经太迟了,珍珠港事件的爆发标志着长期以来亨培克政策的失败,同时也预示着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
  因此,纵观1931-1941年这十年期间,从亨培克对中国思想认识的变化以及对中美关系所做的努力,可以看出他在美国对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力。
中国近现代史 华中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中国人移民外地的历史悠久而且漂洋过海无处不到,所谓“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华人移民异地先侨居,后发展为落地生根,与当地非华族主体共存共荣,渐次融入主流社会。他们把中国文化习惯、物质文明带到异地,经历多年累积构建而成当地多元化民族和多元文化的一分子。同时华侨散布各国,进一步把中国文化发展为世界性的中华文化。对海外华侨华人的历史研究可追朔100年前之清末民初。但由于华侨华人事务、活动繁多,分布的地域国家也非常广泛。于是有着众多可供历史研究的选材下,多数学者的着作是华侨在某国家、某地区生活状况的国别史,或是专科领域的教育、媒体、经济、宗教和社团等,或是专题专案的关于成功企业家、革命家(对中国近代政治而言)、某类物质文明或个别乡族文化。对于海外中华商会或某国家中华商会的专门研究是稀少。发掘海外中华商会的重要性,是近年的事。中国在开放改革后,市场经济重新成为中国经济的另一半。商业活动、商人和商会又在国内蓬勃起来,连带推动对近现代中国商业活动和商人组织的经济、社会功能的研究。对中国的商业、商人、商人组织的活动和历史展开研究,除了在中国近现代史有学术价值外,实际重要意义是帮助中国寻找一条合适自己的经济发展之路。在20世纪末的90年代,着名历史学家章开沅领导团队对中国商会历史作出大规模系统性的研究,继而引发连串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商会研究热潮。进入21世纪,全球急速一体化使中国对世界经济开放的政策加大力度。政府修改了20世纪90年代的“引进来、走出去”的被动战略转变为21世纪的主动方式“走出去、引进来”。在上世纪末,中国“崛起”的现象已引起西方国家的关注,在未来10年中国对全球的经济影响力再度攀升是可以预期的。另一个影响中国和印尼的关系而又与印尼中华商会相关的是世界华人经济的崛起。中、印两国政府都非常重视与世界华商网络接轨。同时段中国商会学者也发现中国的商会组织随华侨移民海外,并且已经自然发展成为遍布世界各地的海外中华商会网路。他们在中国商会的档案中也发现中国的商会与各地海外中华商会曾经有着长期紧密的关系和通讯。因而在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国内着名华侨历史研究大学的支持下对海外中华商会(南洋区)的专门研究。南洋区是中国人最早移民也是最多华侨的地域,其中以印尼为最突出。估计印尼华人人口在1000万以上,是中国以外最大华人族群的居住国,当地华商更是印尼经济的主力。可是至今对印尼中华商会的研究是稀少。在众多印尼国别史上,学者往往侧重於教育、经济、宗教等明显社会议题的论述。即使在社团的研究论着中,有关印尼中华商会的内容也是稍有涉及,通常是放在业缘社团中的一栏目,给予小篇讨论。从而忽视了中华商会对中国、印尼关系和印尼华人近今100多年历史的重要贡献。
  论文是采用“总体式”专题研究的方法。印尼中华商会定义为:由印尼华侨华人在印尼成立的商会,组织成员为华商,商会主要服务对象为华侨华人,并承传着中华文化。总体史强调宏观的、综合的、长时段的研究。把握和审视是宏观的,切入是微观的,描述是全方位的,观察包括了“时段性”和“统合长时段”性两种。在研究分析时也可用历史学、国际关系学的理论和方法。具体的说,论文是对印尼中华商会和活跃其中的商人进行研究。透过对印尼中华商会的研究看中国政府、印尼政府和印尼华侨社会三者之间复杂的联系,看印尼中华商会与上述三个政社群体之间的关系,看印尼中华商会在中国近现代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论文选择了“中、印关系”作为宏观环境的切入角度,以在过去115年内中、印关系和中华商会的重要事件作为分时段的指标。经过四章的“时段”性分析,清楚显示了印尼中华商会在不同的时段,都对中国近现代史里的中、印关系有重要的作用。在这些时段,她的角色扮演和功能作用虽然不尽相同,但对中、印关系中的三大政社群体,中国政府,印尼政府和印尼华人都有着强大的影响力。最后,综合各时段的研究结果显示出一个动态式的观察来,它成为评论印尼中华商会对中、印关系的总体作用的基础。在中国、印尼近今115年的历史里,两国的内、外政局急剧变化带动着中、印关系的起伏。生存在中、印两国之间的印尼华侨华人固然是两地关系的重要元素之一。在20世纪前,印尼华侨可以说是中、印关系的始祖。到了清末之后,中国和印尼两地政府才成为中、印关系的主导者。由清末至1958年,当时代表着华侨的总机构-印尼中华总商会承担着重大的时代任命,带领着印尼华族在异国生存,维系着与中国、印尼两国政府和华侨民间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後进行社会主义建国,政府没有使用印尼中华商会在中、印关系里发挥功能。不幸地,在1965年印尼军事强人苏哈托施行邀进的同化华人政策,取缔了所有华人社团包括中华商会在内。从此时计算,印尼中华商会消失了36年,到苏哈托被推翻下台三年后的2001年才得以复办。在进入21世纪初的15年,印尼中华商会再度在中、印尼关系中发挥她专长的经济功能,成就不少中、印经济贸易合作的成绩,使印尼渡过国家经济重大危机及帮助中、印两国修补过去的历史伤痕,为两国建立全面的战略性伙伴关系出了一份力。总的来说,印尼中华商会在历史的激流里,仍能保持她在中、印关系中的重要位置是靠着他们儒商智慧和坚毅的精神。她使用“三赢”的方程式使三个主角,中国政府、印尼政府和印尼华侨社群,同得益处,其中以经济益处为最基本;并适时地调和这三方面的关系,减少矛盾冲突,加强政治互信,为华侨和中华商会寻求最大的生存空间。在21世纪未来的中、印关系,相信印尼中华商会也会采用这个曾经被长期使用并证实为有效的“三赢”方程式去做出贡献。而且在2015年中、印两国刚宣布了两国的长期经济大战略后,“一带一路”遇上“海洋经济”,明显展示了双方在国家经济发展方面有非常强的互补性。以中、印关系现时的良好走势看,印尼中华商会在调谐印尼华人与中、印政府的关系是较为容易。但印尼中华商会的三赢方案并不是必胜的。从四个历史时段的观察,得出的结论是中华商会的作用和“三赢方案“成效与当时”印尼华人国家认同”的争议情度有密切的关系。印尼中华商会的功能作用基本上是经济性质。但在不同时段的中、印内外政治环境形成不同的中、印关系状态时,三个主角,中国政府、印尼政府和印尼华侨社群会赋予它额外的政治、外交、社会文教等其他重要任务,调教着它在不同时段的角色。
  印尼中华商会未来的挑战仍然是在“印尼华人的国家认同”争议。2015年7月一批“反华人”的人士组成了“原住民党”,并故意在8月17日印尼国庆日宣布,制造声势。现今世代,世界各国普遍认同国家有责任对国民作出一生的教育、照顾和保护,换取的是国民必须向国家效忠。是一种法理上的承诺。入了外国籍的华人对国家效忠必定是他们的国籍国,是法理上必须要做。如果他们的行为有损国籍国的利益时,必被定为叛国罪行。但在法理以外的感情归属,则各地民族和各人也有不同。人类的情感归属效忠对象可能是出.生国、或是居住国、或是祖籍国,甚至是宗教信仰。但不竟华人问题是两国政府和人民的敏感问题。中、印关系的三大主角,中、印两国政府和代表印尼华人的重要社团,必须要合作,共同面对,主动地去解决这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难题。
  笔者以印尼中华商会为历史研究个案,在论文开始写作之前,并未感到使用“总体史”研究范式的特点和好处。但使用后,意识到它是研究专题个案的很好方法。采用了“总体史式”的方法,能把印尼中华商会的特性和历史角色看得明白,也能总结出印尼中华商会“成功”、”失败”的因素和导致她在近今115年的中、印关系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原因。继而本着“监古知今”学习历史的态度,推论印尼中华总商会在21世纪中、印关系中可能扮演的角色。相信此论文不单是一篇对印尼中华商会多面的专题研究,也可以作为研究中、印经济史、社会史和外交史的一篇辅助参考。
民商法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中韩两国地缘相近,文缘相通。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及韩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自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大量中国劳动力涌入了韩国劳务市场。韩国的外国劳动力引入制度度过了从产业研修制向雇佣许可制的演变。在雇佣许可制中韩劳务合作中,从运行到事后管理都由政府直接负责,劳务人员直接与韩国雇主签订标准劳务合同,形成雇佣合同关系。两国政府指定的公共机构为劳务人员提供帮助与服务,不与劳务人员签订任何合同。由此,中韩雇佣制下的法律关系得以简化明确,劳动者身份得到承认。并且,由公共机构运营管理,劳务派遣过程更为公正透明,劳务人员权益得到进一步保障。
  然而,雇佣许可制并非解决外籍劳工问题的完美方案,其自身的缺陷及不足加上外界种种因素的影响,导致了中韩劳务合作进程中争议的出现,既包括劳务人员与韩国雇主之间围绕劳动报酬、安全生产、休息休假等发生的劳务争议,也包括派遣过程中劳务人员与公共机构之间因等待时间长,派遣率低及乱收费引发的矛盾与问题。形成问题的原因多样:韩国雇佣许可制本身存在的缺陷;雇主恶意侵害劳务人员权益;法律法规的不健全;我国政府机构设置的不合理,工作理念的偏差,效率的低下;对韩劳务人员素质较低等。
  针对雇佣制下中韩劳务合作中的问题,文章提出了预防的建议:第一,改革管理机制,提高派出效率,扩大合作规模;第二,细化国内制度建设,加强双边沟通;第三,巩固政府服务,保护劳务人员权益;第四,强化劳务人员出国前培训。针对中韩雇佣制下的劳动争议,文章在分析现行韩国法下的争议解决方式的基础上,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下劳工争端解决机制亦进行了整理分析,并加以借鉴,得出对于中韩雇佣制下劳工争端的解决,应以协商调解为主,其相对于仲裁诉讼具有成本低、效率高的优势。
  文章的最后,对中韩雇佣制下劳务争议的处理提出了建议。首先,对外劳务人员应通过正当途径解决与雇主间的争议,避免过激行为;其次,政府应加快完善协商机制,充分重视协商、调解的争议解决方式;最后,应谨慎选择仲裁、诉讼方式解决争议,并在争议解决的法律程序中强化雇主的举证责任。
  此课题的研究,让我们意识到,对中韩劳务合作方式的探索不应止步,雇佣许可制下的中韩劳务合作仍面临挑战。如何更好地预防及解决争议,使得中韩劳务合作能够更加平顺的展开并步入常态化,值得进一步研究与思考。这将对中韩劳务合作乃至中国与其他所有国家开展劳务合作都具有积极意义。
世界史 浙江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美国外交官约翰·谢伟思(John S.Service)是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美国驻华外交官,也是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中最著名的“中国通”之一。谢伟思出生在一个美国在华传教士家庭,他在中国生活和工作多年,曾走访过中国的很多地区,这使得他对中国政治的实况有着切实的体会。谢伟思曾随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接见过他。
  谢伟思通过对陕甘宁边区的实际观察,以及对中国共产党军事实力的评估,他在报告中积极评价了对陕北共产党根据地的良好印象。针对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周围进行的军事和经济封锁,中国共产党人在根据地开展的大生产运动使边区经济形势得到明显改善。中国共产党人在开展大生产运动,改善边区经济形势的同时也在肃清盗匪活动方面取得成就。谢伟思详细调查了中共军事实力及分布情况,证明以下结论是正确的:第一,中国共产党军队控制着日军占领区后方的华北、华中的广大农村地区;第二,日军占领的仅仅是“点”和“线”,即中心城市和交通干线,而广大农村却完全处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有效控制之下。
  谢伟思非常清楚国民党政权存在的弊端,他认为国民党政权存在着政治基础脆弱、经济问题严重和对日消极抗战等问题。谢伟思就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进行综合分析后,他得出的认识是: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在坚持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坚持要求改组一党专权的国民政府。有鉴于此,谢伟思对国共和解可能性进行了预测和分析。他认为,中国国内局势正在日益恶化,国共之间已经出现迫在眉睫的战争形势。谢伟思敏锐地觉察到内战局势危险的政治含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控制着通往内蒙、满洲(中国东北)和日军在华北各基地的地区,他们所处的战略地位的重要性还会因为俄国加入对日作战而大大加强。一旦日本战败,中国共产党将稳据华北大部分地区,并且处于进入日军撤出的绥远、热河和满洲真空地带的最有利的位置。加上他们在大批自由主义者、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所获得的同情以及可能得到的来自俄国的支持,国民党要想战胜共产党是不可能的。面对这种情况,忽视共产党的存在,片面地支持国民党,不仅会严重阻碍中国抗战的进行,而且会极大地妨碍战后中国和平状态的恢复与国家的重建。
  谢伟思对中国共产党的对美政策的认识,准确捕捉到中共愿意与美国合作的战略动机,体现出其敏锐的政治嗅觉。谢伟思就中共问题向美国提交的政治报告建议美国在援助国民党政府抗战的同时也给中国共产党以支持,并向中国共产党提供军事援助,这些观点富有远见和历史前瞻性。谢伟思对中国内战形势的分析则明确道出了中国爆发内战的必然趋势,其观点在那一代中国通中具有代表性。通过对中共高层领导人外交政策的分析,谢伟思的报告不但提供了丰富详实的历史报道,更提供了鞭辟入里的理念解读,对理解后来中美关系的历史走向有重要参考价值。因此,纵观谢伟思驻华期间对中国共产党认识的报告以及他为美国政府提出的政策建议,可以为如何看待和处理当今中美关系中存在的分歧和矛盾提供一种历史借鉴和思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中国对自身的国家形象认知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国家形象认知差距悬殊,但问题的关键并非讨论两者之间的差距有多大,而在于如何使国际主流认知图式契合于国家的战略意图,从而降低本国可能面临的国际风险,这就构成了国家形象定位的功能:消弭国内形象和国际形象之间的冲突,为中国的和平崛起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这也构成了本文研究的现实意义所在。
  本文对“当代中国的国家形象定位问题”展开研究,由导论、正文和结束语构成,其中正文又分为五部分。
  第一部分是“国家形象定位的学理阐释”。首先,在整理归纳诸多学人关于国家形象的内涵界定之后,为使这一主题愈加具象,本文将之归于国际社会对某一个国家产生的兼具客观性和主观性的认识和评价这一内涵。随后,本文分别介绍了本质主义、建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关于其定位的学理解释。最后,概述了当代中国国家形象定位的内在逻辑线索。
  第二部分是毛泽东确立的“以政治安全为中轴的第三世界大国”的形象定位。新中国国家形象的设计是从毛泽东开始的,他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外局势的研判,以及出于维护新中国政治安全和独立自主的核心国家利益的考量,确定了团结斗争的国际统一战线国际战略,进而明确了以独立自主、反帝反霸和爱好和平为主要内容的第三世界大国的国家形象定位。
  第三部分是邓小平确立的“以经济发展为目标的发展中大国”的形象定位。这一形象定位是邓小平对中国所处历史方位的准确判断、对中国当时的历史任务的清晰界定。在明确了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即“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后,邓小平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由此确立了“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的思想。树立一个改革开放的、安定团结的、和平的大国形象,是新时期邓小平对中国国家形象的科学设计。江泽民在这一设计框架下,将其推向深入。
  第四部分是习近平确立的“以民族复兴为追求的和平崛起大国”的形象定位。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继承胡锦涛“和谐世界”、“互利共赢”等外交思想的基础上,站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的高度重新审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运用全球性思维、创造性思维、战略思维,以世界眼光和历史视野,深刻洞悉当今时代的总体特征和发展趋势,向国际社会大力倡导“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推动树立中国“和平崛起大国”的形象,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第五部分是“当代中国国家形象定位线索的经验总结”。梳理当代中国国家形象定位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尽管各个阶段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关切点、形象定位的表征内涵和具体实践各不相同,但还是可以从中总结出一些合理经验供后续中国国家形象的定位设计参考,比如以利益实现为中轴进行系统设计、以独立自主为原则进行主动规划、以大国道义作为价值引领等。
中外关系史 安徽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张群是国民政府重要的政治人物,是蒋介石的心腹。张群从政60多年,跟日本关系密切。张群的日本观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涵。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张群日本观的形成。因张群身处不同时期,其日本观内涵不同,故第一部分分为三小节:第一节介绍张群早年经历和日本观初步形成,从张群赴日留学、阻止“西园借款”、负责“济南惨案”交涉这三个方面分析张群早年的日本观,主要包括以下方面:张群肯定了日本明治维新取得的成就,在日留学的经历让张群对日本民族、社会、精神面貌有着充分的认识。他提倡学习日本的先进技术,希望加强中日合作。同时张群对日本侵华野心有了一定的认识,但不深刻;第二节介绍张群担任外交部长的经历及其日本观的变化,从张群的对日外交分析张群的日本观:认为此时的张群深刻认识到日本的野心,彻底放弃对日幻想,以强硬态度主掌对日外交,守住了国民政府的外交底线;第三节论述张群战后多次访日与日本观的成熟,张群深刻反思了中日战争,重申中日两国“合则两利”的观点,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战后日本改革的建议;国民政府败退台湾后,张群促成台日签订“中日合约”,并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的关系。张群日本观成熟体现在:张群能以长远、联系的观点看待中日关系;提如战后日本改革的建议;看清日本人骨子里的“商贾”本质,向蒋介石主张对日“软硬兼施。”
  第二部分详细论述张群日本观的内涵。张群认为日本民族是相信神权,日本人崇尚武力与武士道精神,日本文化受到汉文化、佛学文化和近代西方思想的影响;张群认为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源自俾斯麦铁血主义和尼采哲学;关于近代日本政治,张群认为近代日本是政党和财阀的共同体。
  第三部分论述张群日本观的影响。张群的日本观直接影响了他的对日立场,具体表现在张群担任外交部长时对日的强硬态度;张群向麦克阿瑟表示须慎重处理天皇问题,认为盟军的“中道政治”设想不可行;在台时期张群认为与日本人单单讲“道义”是不够的,主张对日要“软硬皆施”,才能迫日本就范。
世界史 河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在当今国际社会,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和影响力举足轻重。然而回顾历史,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22年间,新中国政府争取联合国代表权的历程却是几经波折。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作为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理应取得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49年11月15日、1950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多次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和联大主席罗慕洛,表明新中国政府要求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立场,并要求联合国立即将“国民党代表团”驱逐出去。起初,新中国的领导人并没有想到中国重返联合国的要求会遭遇诸多波折,因为在中国看来,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新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应该只是一个程序性问题。但在当时美苏两大阵营冷战对峙的国际背景下,美国为维护其远东战略利益,依靠自身实力操纵联合国表决机器,极力阻挠新中国取得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继续支持“国民党代表团”非法占据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中国的“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由此产生。从1950到1971年,美国先后抛出“延期讨论”提案、“重要问题”提案和“双重代表权”提案,为新中国重返联合国设置重重障碍,致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被蒋介石集团占据长达22年。受到冷战背景和意识形态对立的影响,美国对于新中国取得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从一开始就持反对立场。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前,由于朝鲜战争和第一次台海危机的爆发,中美矛盾日益尖锐,美国对中国的孤立和遏制越发严重。尽管苏联、印度等国家一直积极支持新中国取得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但由于美国的顽固阻挠,这一时期新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发展几乎停滞不前,朝鲜战争的爆发更一度使这一问题陷入僵局。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国开始倡导和平共处、独立自主的多边外交理念,积极同第三世界国家交流联系,到1970年代,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逐渐增强,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高,以及第三世界国家力量的崛起,美国的阻挠政策最终一一破产,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并将蒋介石集团“代表”从联合国驱逐出去的决议,中国从此正式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本研究对于中国的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由来及相关各国对中国代表权问题所持立场进行较为系统和全面的梳理,联系这一时期的国际背景,横向比较相关利益各方对于中国代表权的不同立场并深入探究其原因;其后,通过时间顺序对这一时期中国代表权问题经历的挫折和发展进行探究,分析得出这一时期各个历史事件对于中国代表权问题进程的影响;最后,通过对影响“中国代表权问题”诸多因素的剖析,得出这一时期新中国外交政策的经验与教训,进而结合当今世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得出对新时期中国外交有一定借鉴和参考价值的启示。
国际政治 郑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当今时代,世界的主题依然是和平与发展,国家之间的竞争越来越多的呈现为以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科技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全球化的持续深入发展,导致了国际体系中的各个行为体之间科技联系加强,科技外交已经成为国家对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在充分把握世界局势和中国国情并顺应时代潮流的基础之上,指引着中国科技外交工作的发展,在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的科技外交思想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在维护国家利益和深化对外关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于此时期中国共产党科技外交思想的探析,无论是对于中国共产党科技外交思想的总结还是对于科技外交思想的后续发展都具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第一部分,首先以界定科技外交概念作为全文的理论基础,介绍了科技外交的内涵外延,包括外交、外交思想和科技外交的定义、形式和目的。紧接着,介绍了科技外交的运转机理,其兴起的背景主要有因为科学技术重要性的提升、信息革命改变了传统的外交模式和全球化的发展导致世界各国科学技术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科技对综合实力和国际格局的影响是科技外交运作的基础。科技外交同时具有软实力和硬实力兼容性、科技与外交双向流通的互动性以及合作与冲突都同时具有的内容二元性的特性。
  第二部分,对中国共产党科技外交思想产生的现实背景进行了更进一步的详细分析。科技外交思想产生的背景总体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国际社会方面,世界的多极化依然曲折中前进,和平和发展依然是国际社会所想要达到的最大愿望;国际性问题的日益增加,国际社会的联系日益密切;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发展的恐慌和畏惧,为中国在经济发展和国家形象的建构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另一方面是国内方面,中国的经济实力依然不断发展;中国面临着来自于高新技术所带来的新的机遇与挑战。
  第三部分,对于中国共产党科技外交思想以国家领导人为分析视角进行了阐述。江泽民时期以“三个代表”为指导,坚持创新为主;胡锦涛时期提出构建“创新型国家”,提升综合国力,建构和谐世界,以国际社会负责成为国际社会大国为定位;习近平时期以科技强国为基准,实现中国梦。在对于领导人的会议发言和文本思想进行了分析和总结的基础上,概括出了2000年-2015年中国共产党科技外交思想的主要内容,并且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了中国共产党科技外交思想的主要特点,即以国家利益为首要的原则性特征,独立自主与科技合作相结合的时代性特征,以创新为科技发展动力的创新性特征,推进科技转化为生产力实用性特征,构建和谐世界、命运共同体世界性特征,以科技创新为国家核心支撑战略性特征。
  第四部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科技外交思想的当代价值,分别从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两个方面说明。理论价值包括,丰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技外交理念,发展中国共产党的科技外交思想。实践价值主要包括,加强中国科技创新实力,深化中国科技的国际参与度;建构互利共赢的世界性大国的科技外交关系,推动与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外交关系,营造了亲诚惠荣周边科技外交关系;打破了“中国威胁论”,实现中国科技在国际社会中定位的转变。
国际关系 郑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1975-1991年是中越关系“非正常化状态”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越之间开始出现了本不存在的南海争端,中越双方关于西沙、南沙群岛出现争议集中体现在越南南北统一后。越南统一之前,其没有完整、统一的南海政策,受限于不同时期的国际形势和现实条件,南北两个政权釆取了不同的南海政策,集中体现在对待中国西沙、南沙群岛主权截然不同的立场上。1975年越南统一后,伴随着中越关系的不断恶化,越南的国家外交战略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将中国以“敌人”视之,也改变了过去承认西沙、南沙群岛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立场。
  越南在继承南越“遗产”的基础上,不断蚕食我国南沙群岛岛礁,采取各种措施和手段,从进行直接的军事侵占到采用行政建制、舆论宣传、经济开发等多种手段强化对侵占岛礁的“占领”和资源掠夺,其南海政策凸显侵略性和服务于国家外交战略的基本特征。该时期越南“激进”的南海政策导致中越南海争端激化,并与中国在南沙群岛海域发生了短暂的海上军事冲突。冷战结束、中越关系正常化以来,中越关系由“敌对的不对称”发展成“成熟的不对称”,越南的南海政策总体目标上并没有发生改变,但策略上发生变化,一方面坚持其在南海的权利诉求,另一方面又小心翼翼地维护与中国的总体关系,并且也越来越倾向于依靠域外大国势力和多边渠道来处理与中国的南海争议,还加强了对侵占岛礁的国内立法工作和经济开发,越南的南海政策也逐渐趋向成熟。
  越南的国家外交战略是决定越南南海政策制订和实施的根本因素。在这个前提之下,“中越关系的不对称结构”、“越南海洋经济发展因素”、“越南反华民族主义”以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关于‘岛屿’等权利的相关规定”,这四方面内容是影响越南南海政策制订的主要因素。越南的南海政策实施的根本目的在于攫取中国南沙群岛的主权,其南海政策的实施使南海争端更趋复杂化、国际化。中越南海争端虽不是决定中越关系走向的根本因素,但依旧是影响中越关系正常发展的主要负面因素。
国际关系 华中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2016年1月,朝鲜进行了第四次核试验,美国借此机会再次加紧对韩国施压,就“萨德”反导系统在韩国部署问题进行频繁的协商。2016年7月韩国官方宣布引进“萨德”反导系统,引起了中俄两国强烈的不满与抗议。并于2017年3月,韩国开始正式着手“萨德”的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进入韩国将极大的破坏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平衡,直接损害了中俄两国的利益。本文旨在通过研究“萨德”反导系统的发展背景和设计特点,分析美国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真实意图及韩国政府引进“萨德”反导系统的考量,并展现“萨德”反导系统对中国及东北亚地区的影响,来帮助更全面地了解“萨德”反导系统,更正确地看待“萨德”事件,并为中国应对“萨德”反导系统提供参考与建议。
  本文正文部分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即正文的第二章,重点分析了“萨德”反导系统的发展和特点,并对美国在韩部署“萨德”的诱因和真实意图进行了剖析和揭示;第二部分即正文的第三章,重点分析了韩国政府引进“萨德”反导系统的考量及韩国民众对于“萨德”系统的真实态度;在正文的第三部分,着重分析了“萨德”反导系统的部署对中国及东北亚地区权力格局的影响并在第四部分就前文的分析给出了针对“萨德”反导系统在韩部署的应对措施。
  本文最后得出了,“萨德”事件中,中俄韩都是输家。韩国将为自己不负责任的选择付出代价,而中俄两国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和利益,必将对韩国及美国采取严厉的反制措施的结论。“萨德”事件对于中国来说既是挑战,也是发展的机遇。在应对“萨德”的部署问题上,中国也可抓住这个机会,通过完善并改进已有的弹道导弹技术,研发并部署雷达干扰设备等方式来制衡“萨德”反导系统,必要时也可与俄罗斯就地区问题加强交流与合作,以此来应对来自美国的压力和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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