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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 上海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对外援助是中国外交的重要内容。经过长期实践,中国坚持在南南合作的框架下开展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中国对非援助经历了初始阶段、发展阶段以及体系化阶段三个发展阶段,趋于科学化和规范化,特别是“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中国对非援助逐步纳入合作论坛框架,在机制化的条件下步入了多元、多领域、创新发展的新阶段,赢得了非洲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外援助理念、原则与政策体系。
  2002年安哥拉内战结束后该国经济凋敝,原本作为优势产业的石油化工也遭受了重创。安哥拉先后向不同援助机构申请资金重建经济,但都因附带的政治条件而没有进展。中国拥有基础设施建设的出色能力和大量的资金储备,中国也急需在世界范围内开发新的能源市场,满足国内巨大的能源需求。安哥拉有着丰富的石油资源,但是缺少资金、技术和人才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于2004年开始了对安哥拉的一揽子援助,使得“安哥拉模式”应运而生。
  “安哥拉模式”的内涵是资源换取基础设施,具体做法是以安哥拉未来开采的石油为担保,中国给予安哥拉贷款,帮助其建设经济发展所需的基础设施。中国和安哥拉前后签署了两期总额45亿美元的协议,“安哥拉模式”的项目超过100个,涉及电力、供水、卫生、教育、通信和公共工程等领域。“安哥拉模式”使得安哥拉拥有了自主发展能力,改善了安哥拉人民的民生状况,继而保障了安哥拉的社会稳定。但是“安哥拉模式”也在安哥拉国内引起一些人的批评,认为中国公司过多地抢占了本地的资源和市场。另外,西方国家对“安哥拉模式”的不附带政治条件和攫取资源提出了指责,借口这样会破坏安哥拉的良治建设和生态环境。
  本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梳理了中国对非援助的历史发展进程,将中国对非援助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二章叙述了“安哥拉模式”的出台背景与过程。中国和安哥拉两国在政治外交关系上的互信、发展战略政策上的合拍、经济发展水平上的互补共同构成了“安哥拉模式”的基础。第三章论述了“安哥拉模式”的内涵与特点,涉及到中安合作协议的具体情况。第四章选取了“安哥拉模式”的基础设施(交通运输、公共设施、农业开发)个案项目进行分析。第五章从“安哥拉模式”的反响、积极影响和不足来进行评估。结语认为“安哥拉模式”是中安两国特定历史形势下的产物,是中国对非洲援助的合理成果。同时,本文认为应以审慎理性的眼光看待“安哥拉模式”,不应把它当做中非合作的普遍模式。
国际贸易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对外援助工作一直就是我国政府外交战略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我国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的重要内容。随着现阶段全球形势急剧的变化,我国政府也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如“一带一路”战略、“真、实、亲、诚”的对非工作方针以及“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政策等。与此同时受援国对于我国对外援助的期待也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而相应提高。商务部作为对外援助的管理部门也根据这些变化做出了全面深化援外项目管理体制改革工作的决定,并随之颁布了《对外援助管理办法(试行)》(商务部令2014年第5号)以及《对外援助成套项目管理办法》(商务部令2015年第3号)等相关管理办法。
  新法规的颁布对勘察设计企业提出了新的要求,项目开始以项目管理及工程总承包的模式实施,且企业需要对工程质量终身负责。勘察设计企业比之过去承担了更多的技术风险及责任;且新的管理模式中将会有部分项目采用受援国本土实施模式。勘察设计企业无论作为项目管理公司全过程管理中方代建模式项目,或者负责全过程监管受援国自建模式项目,都将面临过去从未遇见的风险与挑战。对外援助成套项目是目前我国对外援助的主要输出方式,而对外援助项目的实施主体是企业,企业为了更好的完成项目,在新要求新形势下必须提出应对策略,改变以往的管理模式。
  本文以勘察设计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传统援外成套项目管理模式与援外成套项目新管理模式的差异,结合勘察设计企业在新模式下受到的影响,并通过案例分析,探讨了勘察设计企业在新模式下将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结合发达国家管理公司经验以及前辈学者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提出勘察设计企业在新模式下以项目管理公司的身份对援外成套项目进行全过程管理的应对策略,可以为勘察设计企业在新模式下运营提供参考。
公共管理(MPA) 云南财经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非政府组织近年来发展迅速,积极推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发展,但其中部分国际非政府组织以“环保”、“扶贫”、“人权”等为掩护,不断向欠发达国家进行“民主输出”,“排华”、“遏华”思维也融入其中。缅甸是我“走出去”战略的重要支点,也是西方围堵中国的战略要塞,中资项目随之成为在缅西方国际非政府组织关注的重要目标。我应高度重视在缅国际非政府组织影响力,降低我在缅重点项目的投资风险,减少中国在缅负面形象。
  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和访谈法,以缅甸密松水电项目为例,力图从分析缅甸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现状中找到解决方法。论文主体分为四个部分。一是介绍研究的理论基础,包括非政府组织的概念与特征、非政府组织研究的理论包括公民社会理论、善治理论、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理论和多中心理论。二是在缅国际非政府组织对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影响分析,包括其在缅甸发展历程、对中国“走出去”的积极意义及负面影响,并重点强调了非政府组织多次将经济项目炒作成政治事件,引导缅甸民众对中国进行角色判断的现象。三是密松事件中的缅甸国际非政府组织“反坝”运动分析,包括密松事件概述、缅甸国际非政府组组参与“反坝”运动的关系分析、密松事件中的“反坝”运动持续影响分析。四是缅甸国际非政府组织对“反坝”运动的因应对策,包括优化中国政府在缅投资策略,调整中资企业与民众对缅投资思路和引导中国NGO“走出去”,协助我履行国际社会责任。
  研究发现,我对西方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忽视已制约中国“走出去”战略的正常实施。我应承认国际非政府组织在缅存在的合理性,并正视其对我的危害。中国政府、企业和个人需优化对缅投资思路与行为避免授人以柄,同时鼓励中国本土的非政府组织“走出去”,辅佐中资企业,抵制反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同时改善中国形象。
中国史 扬州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1999年以来,中国大陆的中日关系史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取得了丰硕成果。对中国大陆的中日关系史研究情况进行总结性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全文主要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组成。在正文中,笔者以研究著作为中心,将1999年以来的中国大陆中日关系史研究成果分为通史著作、断代史著作、专题史著作等三个类别进行研究。
  1999-2015年中国大陆的中日关系史通史著作数目不多,可以分为学术性著作与普及性著作两大类。整体而言,该阶段的中日关系史通史著作研究水平较之上一阶段(1978-1999)还是有所提高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该阶段通史研究著作存在质量参差不齐、对古代中日关系交往史挖掘不够等不足之处。
  与通史著作数量较少的情况不同,1999年以来,中国大陆出版的中日关系史断代史著作可谓层出不穷。笔者将断代史著作以其研究内容为依据大致分为两类,分别是:对古代中日关系进行研究、对近现代中日关系进行研究的学术著作。这些著作大多以辩证态度看待历史问题,深入研究了各阶段的中日关系史。在史学方法的运用方面,除了持续重视实证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传统史学研究方法之外,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的运用上也存在新突破,并且,学者充分重视史料的运用,重视史论结合的写作模式。
  1999-2015年中国大陆的中日关系史专题史著作更是数不胜数。笔者将这些专题史著作以其研究内容为依据大致分为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军事、工具书及资料汇编六类,并选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著作进行具体分析。通过研究发现在这一阶段的专题史研究中,学者更为注重对中日政治、外交、文化关系的研究,忽视了对经济、军事专题的研究,同时中日学者间的交流和合作大为增多。
  结语部分,本文对1999-2015年中国大陆的中日关系史研究状况进行总结,并从多方面对中国大陆中日关系史研究提出建议,期望中国大陆中日关系史研究取得更长远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江苏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后冷战时期国际形势出现了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全球问题凸显的新特点。国际秩序正处于转型与重塑期已是不争的事实。
  现行的国际秩序仍是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西方价值观主导下的国际秩序已经在发生着某些深刻变化。但是,基于西方价值观基础上的国际秩序转型,其实质是为既得利益的发达国家继续服务。中国拥有不同于西方价值观的共产主义价值观,拥有基于“仁”“义”“礼”等传统文化基础上的公平、正义和文明的价值观。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是不合理的。中国要推动国际秩序转型,要在国际秩序观做贡献。中国为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平等、更正义的方向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提出了与中国国情和时代发展相适应的中国国际秩序观。历史已然证明,中国提出的国际秩序观具有巨大能量。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引为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准绳。中国的外交政策是对中国国际秩序观的实践,是根据特定时期的国际背景制定出来的。中国国际秩序观的变迁与中国外交的变化是相互影响的,中国外交与国际秩序重塑是互为能动作用的。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积极参与塑造国际新秩序,中国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指导推动国际秩序重构。在国际秩序转型背景下,中国崛起面临着战略目的不清的“目的性”困局,中国发展面临着“新殖民主义”、“中国军事威胁论”、“中国责任论”等话语的“舆论性”窘境,中国面临着国际秩序转型对中国造成的“既定性”阻碍,中国面临着来自海洋、太空、网络等领域的“现实性”挑战,针对这些问题和矛盾,中国应该明确在国际秩序重构中的角色定位与作为。中国应成为国际秩序的主动塑造者,创造性引领者和协调者,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质疑,中国在推进国际新秩序塑造中应注重软实力建构,倡导、提供新规范与新理念,中国要成为国际秩序重构的负责任大国。中国通过有所作为,甚至是大有作为、奋发有为的外交准确定位国际角色,对中国稳步推进国际新秩序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扬州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的主题。但国际安全形势极为错综复杂,国家安全领域受到的威胁令人担忧。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向纵深发展,习近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用马克思主义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在正确把握新世纪新阶段世界安全形势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国家安全思想。习近平国家安全思想着眼于从总体上辩证地思考国家安全问题,谋划国家安全战略。
  从国际看,美国的插手导致我国东海南海主权领土纷争,周边安全形势日趋严峻;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无处不在,国际恐怖主义日益猖獗;金融危机影响深远,贸易壁垒随处可见;文化霸权主义潜移默化,西方文化产业垄断严重;国际战略资源争夺日益白热化,局部冲突有进一步升级的趋向。从国内看,我国社会矛盾重重,社会发展不平衡;经济增速换挡、结构调整阵痛、动能转换困难交织;国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有待提高;资源约束趋紧,生态环境恶化。
  习近平国家安全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深刻把握了国内国际安全形势的新特点新变化,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国家安全思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国家安全思想和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国家安全思想。习近平国家安全思想内容丰富,博大精深,涵盖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军事安全、科技安全、国际安全等方面。习近平国家安全思想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的大政方针和战略调整,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生态、科技、核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安全道路。
  习近平国家安全思想在形成过程中体现了人民性、总体性、务实性、创新性、协调性等一系列基本特征。习近平国家安全思想在理论上传承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利益理论的研究,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的国家安全理论,是十八大以来中国国家安全战略谋划的指南;从实践上解决了目前我国国家安全面临的困境,促进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展开,有利于我国“十三五”规划的顺利进行;在国际上有助于提升我国国家形象,为构建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和谐世界提供新路子,实现世界持久和平、人类共同进步。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延边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进入到21世纪以来,中国与朝鲜的双边关系迈上了新的阶段,然而处于经济全球化与世界格局多极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关系的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为了能够在当前时代背景下促进中朝关系的发展,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有必要对抗美援朝时期中国的对朝政策进行研究,借鉴其中的精华。朝鲜战争的爆发并不是偶然现象,它有其必然性和历史根源,朝鲜战争爆发前,半岛局势逐渐恶化,中国的政治与经济形势也不容乐观,因此,战争爆发前中国制定对朝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为了争取一个和平的环境,恢复国民经济,巩固新生的政权,因此在政治上支持和认同朝鲜,在处理朝鲜半岛的问题上采取不干涉原则,其原因在于国内形势发展的需要,国际形势限制和选择,外交上“一边倒”战略的影响。朝鲜战争的爆发有着历史根源,受到现实因素、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的影响,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开始军事介入朝鲜内战,战争的性质开始发生变化,由朝鲜民族的统一战争演变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斗争,因此无论是从中国的国防安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立场来看,中国都不能袖手旁观,于是中国决定实施抗美援朝政策,派遣志愿军入朝参战,为朝鲜提供经济援助,协助朝鲜重编军队。抗美援朝政策的实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在政治、经济、军事、国际等方面给中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延续到今天。
国际关系 暨南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通过对民国时期中国国际关系学研究的文本进行梳理与诠释,归纳出民国时期中国国际关系思想与理论谱系,展现并评述当时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基本面貌和成果。
  20世纪初,作为社会科学的国际关系学在西方诞生,随后很快地被引入中国。笔者通过梳理民国时期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研究机构、专业课程设置、代表性的专业学术刊物以及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展现国际关系学在中国的形成与发展。民国学人的国际关系研究成果丰硕,内容涉及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现状以及对外政策等诸多方面。然而这些成果却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被研究者所忽视。本文通过对265本民国时期的国际关系研究图书进行文本分析与解读,从民国学人在国际关系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战争与和平的主题以及国际社会演进的问题上的争论等方面,展现出民国时期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多元的思想和理论谱系。
  本文发现:早在民国时期,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便已经出现了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种思想和理论的谱系。其形成过程既是受到同一时期西方学术界知识传播的影响,又是中国知识分子出于民国时期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实践而做出的理论与知识层面的反应。其内容既反映了西方知识和相关的国际规范在中国的扩散,又反映出民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普世关怀。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民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立足中国的国际地位现实,挖掘中国传统思想和历史经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思想与理论的话语。
世界史 暨南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1948-1949年中国内战局势的变化,在华美侨撤离问题提上美国政府议事日程。当撤侨行动自北向南,从“有限撤离”走向“完全撤离”,作为撤侨离华重心之地的上海,撤侨工作更显复杂,美国国务院、军方、驻华使领馆以及美国在华民间团体和侨民之间在频繁互动中寻求平衡点。国务院在上海保留“立足点”的考虑、民间团体对撤离的态度,以及国民党政府与中共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均成为了决定侨民去留的关键因素,在多方力量影响下,撤侨行动呈现“有限性”、“谨慎性”、“缓慢性”以及“不彻底性”的特征。最终,美侨未能完全撤离不仅体现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僵化与局限,更对中美关系的后续发展产生影响。
政治学 湘潭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东北亚地区尤其是朝鲜半岛的和平与发展形势与中国的繁荣、稳定、发展休戚相关,从地缘政治角度出发,在中国同东北亚各国的关系中,中朝关系尤为值得关注。2011年12月17日金正日去世,朝鲜顺利完成政权交接,开启了“金正恩时代”。金正恩执政后,对内坚持“遗训统治”,继承“主体思想”和“先军政治”,确保自己的“唯一领导体制”不受威胁;对外实行“灵活”外交,利用大国在朝鲜半岛的利益博弈,借“朝核问题”周旋于大国之间,纵横捭阖,以期从中获利。在新的形势下,中朝关系主要受到朝核问题及朝鲜半岛和平问题的影响,中国始终坚持半岛无核化目标,坚持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加强区域间交流与合作,推动建立安全机制,主张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这既符合我国的根本利益,同时有利于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
政治学 湘潭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2008年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发展分化,世界经济格局面临深刻调整,全球发展问题依然严峻。“一带一路”借古代丝绸之路之名,旨在同沿线国家在基础设施、金融、能源等领域紧密合作,共同构建一个利益、命运与责任的共同体。本文试图从“一带一路”的战略内涵和意义着手,分析“一带一路”在实施过程中所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最后,就我国应该如何克服这些风险和挑战提出自己的看法。
  本文先从时代背景入手,认为2008金融危机后,为使我国迅速走出金融危机的泥潭,实施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但这几年随着大规模基础设施的投资兴建,国内已趋于饱和,导致钢铁、水泥等产能过剩。加上我国的外汇储备长期居于世界首位,资本过剩等内部因素以及周边发展中国家希望搭上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等外部因素,我国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规划,旨在通过建立和加强沿线各国的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实现沿线各国的多元、平衡、可持续发展。
  接着,深入分析“一带一路”在实施过程中可能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首先,美国、俄罗斯、印度和日本等大国对该战略实施存在疑虑,害怕中国会损害他们的利益而阻扰这一战略的实施。其次,如果国内企业对沿线国家缺乏深入调研,项目仓促上马,加上投资过于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可能最后会导致项目破产而致使投资无法收回。第三,分析了有关国家领土、岛屿争端陷入僵局以及海上交通要道面临的安全风险,沿线国家存在政局动荡,宗教信仰和恐怖主义等威胁,这都使战略的实施缺乏一个稳定的投资环境。最后,还面临着一些国外媒体和学者的误解,认为中国想趁机扩大地区主导权,鼓吹“一带一路”是马歇尔计划的升级版。
  针对这些风险和挑战,需要加强同各大国之间的沟通,消除彼此误解,寻求双方的共同利益;需要协调各区域合作组织,保持投资结构的多元化与能源进口的多元化;需要继续开展睦邻友好外交,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鼓励各国以谈判协商的方式解决彼此矛盾;需要在发展经贸交流的同时加强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的交流;需要我国加强对外宣传,传承弘扬古丝绸之路的和平发展精神,造福沿线各国人民,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
企业管理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援外工程项目,是我国政府的重要政治外交工程。项目成功与否,关系到我国与受援国的外交关系,关系到我国政府的国际形象。援外工程项目对于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做好援外工程风险管控的研究,对于企业做好援外工程项目意义重大。
  目前对于援外工程项目风险管控的研究还不够多,本文希望通过这一课题的研究,建立援外工程项目风险管控框架体系,更好地做好援外工程项目风险管控工作。
  本文以工程项目风险管控理论为基础,结合具体的援外工程项目为研究案例,探讨了援外工程项目风险管控的具体策略,实现了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的有效结合。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援外工程项目的风险管控必要性,二是援外工程项目的风险管控过程,三是援外工程项目风险管控的框架体系。
  研究结论是,援外工程项目风险管控应遵循风险管理的一般规律,针对援外工程项目的特殊性,根据项目所处的阶段做好项目的风险识别、评价和应对,以人为本、重点预防、持续改进,做好项目风险的动态管理,项目风险是可以得到有效控制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天津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安东尼奥·葛兰西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奠基人之一,意大利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其文化领导权理论思想十分独特。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包括市民社会、文化领导权以及知识分子等主要内容,在文化意识形态研究领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它不仅有助于解决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增强我国“软实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话语体系,更有助于应对国内外各种思潮的挑战,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本文主要由四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产生背景,其中包括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以及理论来源。第二部分主要阐述了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的内容,包括文化领导权的理论基础,夺取文化领导权的领导力量,争取文化领导权的参与主体以及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手段。第三部分主要是对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进行评析,在阐述该理论的历史地位的同时,分析了其局限性。第四部分主要论述了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的启示。
新闻与传播 暨南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web2.0的全球化扩展和深化,各国公共外交局势已深受微博等社交媒体的影响,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新公共外交已成为国家对外传播的主要潮流。主权国家、国际组织、跨国企业在进驻我国微博领域的同时,也成为影响我国外交局势的重要行为体。因此,境外机构微博所发言论及所持立场,是影响网民意识形态和社会环境乃至政治生态的重要因素。总之,境外机构微博的传播机制直接关系到我国外交局势,关系到我国在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中的作用,以及在国际社会中的政治地位。
  本文在国际传播的“信息社会”理论框架之下,以新公共外交为视角,在微博账号基本信息统计和社会网络分析法的基础上,突出各类政府机构和非政府组织运用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在新公共外交中的传播行为。本文选取@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美国驻华大使馆等23个境外机构新浪微博账号为典例,结合“一带一路”、昆明暴恐等时政热点事件,从境外机构微博账号之间的多方联动、微博文本的话语建构、与我国网民的互动机制三个方面揭示境外机构微博的传播机制及可能产生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其对我国新公共外交政策乃至国际政治传播带来的思考,以期为我国建立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提供参考性意见。但限于时间和精力,本文对微博数据的挖掘还缺乏一定深度,对国际外交局势的分析略有欠缺,望学者专家给予批评指正。
国际关系 青岛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国际社会的不断发展,国与国之间关系日益密切,援助成为各国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纽带,对外援助是国际关系中历史悠久的政治经济现象,也是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工具,是各国外交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国与国之间友好合作的重要途径,而对于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国际上的援助大国来说更是意义非凡。中国做为国际社会上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对外援助则是中国树立良好国际形象的重要途径,同时对外援助也是进一步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以及增强我国在国际社会各项事务中话语权的重要工具。而对急于追求政治大国地位的日本而言,对外援助则是其获得更多国际支持以更快实现政治目标的重要手段。本文对中国与日本整体的对外援助发展进行了简单概述并且就中日对中东地区的援助具体发展阶段进行了整理,最后就中国和日本在中东援助中的理念、动因、援助运作渠道和方式以及优劣势进行了比较,以从中日援助中东的发展历程中得出中国在中东援助上的优劣势,扬长避短,取精去糟,并在结尾就中国目前援助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几点建议。其中在对援助分类上我依据物质与精神将其又分为物质援助和精神援助,精神层面的援助在国际上还并没有得到过多的认可或者还没有单独将其列为一类,更多的只将物质方面的援助称之为援助。
国际关系 青岛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近年来,世界环境问题日趋严重,中国作为环境大国也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本文通过对中国环境外交发展历程的全面分析,系统总结了各个发展阶段的历史经验,在国际环境关系的微妙博弈格局中,显现出中国环境外交从起步到成熟的历史转变。4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国环境外交实现了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建立了多样化的外交格局、拓展了广泛的社会参与体系、促进了环境治理的可持续发展。但与环境问题新的发展态势相比,中国的环境外交在组织体系、运行机制、资源配置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来自国内的环境危机、国际的气候新格局、“中国环境威胁论”、“绿色壁垒”、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冲突等因素的冲击,也给尚在发展中的中国环境外交带来了新的压力和挑战。新的历史时期,环境问题的全球化、长期化、复杂化不可避免,环境治理的法制化、常态化、专业化势在必行。环境问题不仅是国际合作的新动力,也成为环境外交的新契机。发展和完善中国环境外交的思想理论体系、组织体系、法规体系、人才体系、舆论体系等五大体系,是当前推进中国环境外交事业的重中之重。
国际关系 青岛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日本的地理特点和特有的文明取向使其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逐步形成一种独特的依附情结,这在日本外交政策上的表现即不断地“与强者为伍”和“白搭安全车”;在其外交实践中表现为不断地“结盟”和“协调”,从而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日本长达70多年的结盟外交,对东亚国际体系的构建具有重大的影响。通过最初的日英同盟抗衡俄国,侵占中国、控制朝鲜,实现日本的第一次崛起,到三国同盟企图建设大东亚新秩序,再到日美同盟依附美国实现二战后的重新崛起。进入二十一世纪,日本更是为迎合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下东亚国际体系的调整与重组而相应对美日同盟进行转型,借机追求由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转变的主观诉求。今日东亚,在日美结盟外交背景下,谋求中美日三国间的共处之道成为构建东亚国际体系的主旋律。
国际政治 天津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城市外交是当前全球各国发展国家外交的重要途径,也是21世纪中国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文件的发布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总体的推进,泉州作为战略的核心区与整条丝路的核心起点,具备发展城市外交的巨大潜力。泉州如何发展城市外交,将直接影响到战略整体的实施与布局。通过开展良好合理的城市外交,泉州不仅可以在城市综合竞争力上大幅提升,也为新时期中国发展与东盟的友好外交关系提供了有益支撑。
  本文运用SWOT分析框架模型,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旨在从S(strengths优势),W(weaknesses劣势),O(opportunities机会),T(threats威胁)四个方面论述“一带一路”背景下,泉州在实施城市外交策略时所具备条件、所处环境的综合分析,归纳总结出泉州应加强与同东南亚国家及地区组织的多层次对外交往,并积极参中央总体外交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在未来城市外交发展中多开展人文交流和城市品牌建设,进而得出泉州城市外交模式对中国地方城市开展城市外交的借鉴意义。
  泉州自身历史悠久,区位优势明显,又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借助与国外的经贸联系,泉州强化了自身在国际外事交往中的重要地位,构建起了自己的利益集群。但泉州在过去的城市外交发展中,由于策略偏颇和历史问题,导致并没有构建起较为成熟的机制,也缺乏高度有效的部门功能整合与全面布局,城市外交总体发展程度不足。随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推进,泉州调整对外交往策略,转变城市外交发展方向,已初步建成合理的发展框架,城市外交工作开展顺利,发展前景良好。
  中国的地方城市承载着现阶段中国外交外事发展的前沿任务,在发展中国城市对外交往的进程中,泉州仅仅是其中一个代表,但从中可以看出地方政府的城市外交对于一国的外交战略影响日益显著。此外,加强城市对外交往的研究,对城市自身实现“走出去”的战略目标对接国际舞台,与对国际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双重满足,意义都极为重大,所以这一议程具有重要的的城市发展意义和外交指导意义。
国际政治 天津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近年来,中国越来越重视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2013年秋,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经济带”连接了亚洲、欧洲、非洲三个大洲,惠及沿线53个国家,旨在加强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命运共同体。土库曼斯坦作为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之一,利用地缘优势搭载中国经济的“顺风车”,在此契机之下调整本国的发展战略,将土库曼斯坦优势的资源输出,劣势的方面寻求他国的支持。在丝绸之路战略的指导下,中国在土库曼斯坦的投资和活动不断扩大,这些活动不仅对土库曼斯坦的经济产生影响,还将涉及政治、文化、安全等各个领域。“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提出和发展也为两国的合作提供了进一步的保障,对于土中建立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本论文通过案例分析与问卷调查,结合大量图表,对“丝绸之路经济带”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分析了在土中合作的背景下,土库曼斯坦如何应对以及由此产生的影响,包括经济、政治、社会生活、国家安全等方面,以及社会各界对丝绸之路的观点和看法。土库曼斯坦各界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立有利于促进双方合作、共同发展、对土库曼斯坦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新能量。据此本文得出结论,即:土库曼斯坦各界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总体呈积极的态度、认为该战略的实施有利于土库曼斯坦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该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学理及现实意义。
中共党史 天津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纵观毛泽东一生,只有两次出国经历,且都是出访苏联。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当年12月毛泽东便首次出访社会主义苏联,中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中苏“蜜月期”步入正常发展轨道。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上台,中苏关系曾一度继续稳步向前发展。但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使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思想陷入混乱,阵营内部也出现剧烈震荡。对此,作为阵营的老牌盟主——苏共,非常需要中共在阵营内部给予强力支持,才能将社会主义家庭内部各成员重新聚集起来。在这种背景下,中苏双方协商一致,计划召开会议解决问题,由此引出毛泽东第二次访问苏联。1957年11月2日至21日,毛泽东再次出访苏联,参加纪念十月革命胜利系列庆典活动,并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以及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出访期间,毛泽东全身心投入繁忙的工作中,努力缓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主导起草了《莫斯科宣言》,积极与各共产党代表团协商沟通,就国际共运内部一些深层次问题达成了广泛共识,有力推动了莫斯科会议取得圆满成功,为增强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团结、助推中苏关系迈上新台阶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受历史发展阶段和领导人主观认识等诸多因素影响,此次会议暴露出中苏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着诸多不易调和的分歧,这些分歧在毛泽东此次访问苏联半年后,开始显现负面作用,中苏关系开始从巅峰走向谷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随着中苏关系的遇冷进入了深度调整期。而毛泽东本人的思想也因这次访苏,发生了复杂的变化,他更加迫切通过超常规方式人为加速国内发展步伐,用更短时间实现国富民强和“赶超”目标,而这种变化与国内形势发展相作用,最终对党和国家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逐步进入曲折探索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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