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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尹为
伦理学 黑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战国中晚期,是我国封建制度逐渐确立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各国诸侯、大夫为争得霸主地位,不断发动战争,兼并土地,掠夺财物、人口,使百姓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此时,深受荆楚文化超越意识与人文关怀影响的庄子,对战火频仍、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极度不满却又无可奈何。因此,他在痛批社会现实的同时,展开对内心世界的构建。在承继老子思想基础上,将其“无为治世”思想向极端化发展,主张纯任自然、精神自由,并进一步阐发自由的实现路径,形成其自由观。
  超脱现实束缚,追求精神自由的理论主张使庄子思想在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中独树一帜,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其思想具有历史局限性,但对现代人来讲,如何在物质丰富、精神萎靡的社会中,保持心灵的独立自由,以此来应对人生的种种苦恼,仍具有现实意义。因此,本文力图通过对庄子自由观的当代审视,挖掘其理论价值,以期为现代人思考人生价值,寻求个体生存状态提供一种借鉴。
[硕士论文] 候欢欢
思想政治教育 黑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理和欲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理”原指物体本身的纹理或者加工玉石,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赋予了“理”以道德层面的含义。因为“玉”是温润有光泽的美石,古人便将其作为了仁义、君子的化身。之后,“理”又被引申为规律、规则和条理,成为客观存在的表征,“理”的价值和作用被进一步提升。不同于“理”,“欲”的含义就较为直接、简约,即欲望、贪欲。因为“欲”的扩张性及由此带来的危害性,古人多将“欲”视为恶的存在。而理欲观就是对理性和欲望之间关系的看法及观点。先秦时代许多重要思想家都对理和欲的关系进行过思考与阐发。发展到宋明时期,更是将天理、人欲放到了十分对立的两面。本文着眼于儒家理欲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对其展开详细的阐述,研究其所蕴含的伦理学意义,并深入分析中国现代社会中出现的理欲纠结,将儒家的理欲思想置身到现代社会中,以此发掘儒家理欲思想对于现代社会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硕士论文] 于然
管理哲学 黑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墨家以“兼相爱,交相利”起点,强调选贤用人、集中管理、杜绝浪费、强力疾作、赏罚分明、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是有着传统文化根基的朴素管理思想,对于现代管理而言具有很多值得借鉴精神和内容。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首先圈定了墨家思想的研究范围,梳理了墨家思想的源流及研究进程,总结了墨家思想的主要内容及逻辑体系。在此基础上,将墨家思想当中的管理思想内容进行了拆分和总结,分别论述了墨家思想的管理目标、管理原则、管理原理、管理伦理、管理方法。墨家思想的现代管理价值和其管理内容一脉相承,“三表法”能够确立管理目标,“法仪”则是管理的标准和原则,集体主义精神和节用的消费观念有助于营造管理文化,让组织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修身”为培养管理人才提供了思路,墨家管理的方法则经世致用。
[硕士论文] 贺健
哲学 黑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绝大部分的传统儒家学者主要从伦理道德和政治思想的角度出发对孔子思想进行阐释,认为孔子之仁是亲亲等差之爱,并认为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等级差别之爱是最高的道德规范,也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准则。这一认识在中国古代宗法制社会时期一直是儒家的正统,被人们广泛地接受,而随着中国步入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反思孔子仁论与等差之爱的关系。在此背景下,现当代的学者开始强调以个人道德修养为核心的“心性之仁”和以他者优先的“爱人之仁”。上述对孔子仁论的阐释都有根有据,言之成理,但三者对孔子仁论的阐释大都是从个人道德修养和社会伦理规范的维度出发的,少见有学者从形上维度思考孔子仁论。因此本文所谓辨正是理解孔子仁论的立场之辨、维度之辨,具体的内容有二,一是对孔子之仁不是等差之爱的辨正,二是释仁的道德立场与德性立场的辨正。春秋时期的德性概念有三种意蕴:德性是存在者的标识、是存在者的根基、是从存在者的立场出发的至善。在德性的这三种意蕴下解释的孔子仁论与传统的论仁方式有一定的不同。此德性视野下的孔子仁论肯定了仁的德性立场,强调仁在生命价值尺度上的意义,体现出了超脱于此在当下生命的渴求和对神圣天道的向往,不滞于世俗、人情伦理之中。而相对于以“道德修养”为核心的“心性之仁”而言,又兼顾了“爱人”之仁和事功之仁。相比较而言,笔者认为这种开放、自由、宽厚而神圣的仁论更符合孔子仁论的精神。
[硕士论文] 陈仁杰
中国哲学 黑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在工具理性主导的现代性背景下,道德和价值的失落成为西方人文思想界绕不开的重要问题。而在西学东渐,中西文化碰撞的大背景下,现代新儒家这一思想流派应运而生,现代新儒家力图通过借助西方的科学理性文化以解决中国文化在知识论方面的不足。并同时通过重拾中国传统的功夫体验文化来弥补西方文化在修养论上的缺失。徐复观便是新儒家在这一问题领域的重要代表人物,徐复观思考这一问题的着眼点在人性论上。他通过梳理中国思想史的方法来归纳出中国人性论的根本特征,即内在价值论,并由此来回答中国文化是什么以及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有何贡献与价值的问题。徐复观立足于中国文化的内在价值论和西方自由民主思想来重新思考儒家内圣外王的重要问题。
[硕士论文] 王彦凯
中国哲学 黑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先秦儒道辩证法是中国传统辩证法在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成果,是中国人的辩证观念同时沿着“人”与“天”这两条线索长期积累的产物。儒道辩证法的差异点主要包括“尊天”还是“法道”,“贵中”还是“尚反”以及“道德”还是“自由”三方面,两家的辩证法总体上展现出了“应人”还是“顺天”的不同的价值倾向;而儒道辩证法的契合点主要包括践履重于认识,统一重于对立以及价值重于真理三方面,两家的辩证法的总体价值倾向也都具有天人合一的特征。具有这种特征的儒道辩证法与大致处于同一时期的倾向于人与世界的分立的古希腊柏拉图辩证法也有着鲜明的差异。先秦儒道辩证法无论是分别审视还是共同考察,都既有优点又有不足,今人可以从中收获宝贵的理论价值和现实启示。
[硕士论文] 李丽雯
中国哲学 黑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谭嗣同是近代维新运动的代表人物,其思想具有革新性、广博性等特点。看到中国近代社会受到国内外各种势力的倾轧,谭嗣同立志寻求一条变革社会的出路。他学习孔、佛、耶三家,深究三教精髓,在中国传统仁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仁学观,引用西方思想中以太观念并加以改造,最终基本形成独具特色的“仁——以太”体系。《仁学》共五十章,分上下两卷,上卷主要阐释“仁为天地万物之源”、“仁以通为第一义”、“以太不生不灭”;下卷主要阐述心力,认为要“以心力挽劫运”。虽然其论述有诸多不严谨之处,但对于中国近代思想启蒙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本篇文章简单的梳理《仁学》思想体系并对其展开分析论证,意在突出《仁学》特点与对当今社会的重要意义。
[硕士论文] 李佳琦
哲学 黑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张志扬的偶在论思想前溯中国失重的苦难记忆,后接中国现代哲学的建立。自张志扬进入哲学的思考以来,运用现象学还原的方法将苦难记忆真实还原,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构缺失,发现了中国文化中缺“真”的弊病,直指中国缺乏个体的真实存在。为了建立中国现代哲学,张志扬从西学出发,寻找西方形而上学的本体同一的裂隙,在现代社会陷入虚无主义时,防止本质主义与虚无主义的两极分化,拓展人类两难生存境地的偶在之处,建立个人或社会的自律原则或自律机制。本文系统地梳理了张志扬偶在论思想,按照张志扬问题—探究—出路的方式为中国面临的现代性危机寻找出路,也为中国现代哲学的建立不断地进行方法的验证。
[硕士论文] 陈琪
中国哲学 黑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先秦时期儒、墨两家合称为“显学”。关于儒、墨的比较研究一直受到学界的关注。“智”范畴在儒、墨两家学说中均占有重要地位,本文将围绕对儒、墨两家“智”范畴的比较来进行研究。第一章讲“智”字的字形以及字义的发展与演变。第二章通过比较“智”范畴在儒、墨两家当中的异同,我们可以得知两家“智”范畴的相同点在于他们都重视“学”与“思”对“智”的影响,都承认认识主体有能力充分认识客体对象,都认可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相结合的认知方式;而不同点则围绕“知”的来源、“智”的差等、两家“智”范畴“知性”与“德性”的侧重点不同来展开的。最后通过“智”范畴具有知识性和道德性的双重内涵,总结出“智”范畴在知性、德性两方面的现代启示。
[硕士论文] 高雯
中国哲学 黑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牟宗三是中国现代新儒学的重要代表之一。他师承熊十力并继承和发扬了其师的哲学思想。牟宗三的哲学思想最后发展到举世瞩目的程度,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与研究,具有创新的划时代意义。他的哲学立足于中国文化发展之上,在民族危机中找寻中国哲学的发展方向和出路。本文试图分析《道德的理想主义》一书,尤其是以怵惕恻隐之仁为核心的思想,明晰在牟宗三哲学视野下的人性论,唤醒人之价值意识、文化意识和历史意识的方法以及中国文化的出路何在?即内圣如何开出新外王。在梳理观点之后,寻其所用,分析其思想的局限部分后找到思想的积极意义,希望通过浅显的研究能够给予当今社会一些有意义的启示。
[硕士论文] 张收
中国哲学 黑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冯友兰是中国现当代杰出的哲学家、哲学史家、教育家,第一代现代新儒家的重镇,为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现代儒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冯友兰的哲学按照他《人生哲学》中“损道”、“益道”、“中道”的标准来划分,可以看作是一种中道哲学。中道哲学的思维体现在冯友兰的哲学以及哲学史体系中,而且贯穿其哲学生涯的始终,对冯友兰整个学术活动产生了重大且深远的影响。冯友兰的新旧观、中西观、变化观、方法论、境界论等,可以作为系统探究其中道哲学思维的基本路径。对冯友兰中道哲学思维的研究,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冯友兰学术思想的系统了解,同时会在继承发扬中国传统文化、沟通中华文化的传统与现代方面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
[硕士论文] 王春玲
中国哲学 黑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胡适和李达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是传播和研究女性解放思想的代表人物。学界对二人各自女性解放思想的研究成果较多,但还少见对比性的研究。本文以此为突破点,对胡适和李达的女性解放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阐述了他们女性解放思想提出的时代背景、相同点、不同点以及二人女性解放思想的历史影响和现代意义。
  胡适和李达生活在旧文化与新文化相互碰撞的时代,他们在女性的婚姻、教育、精神解放等方面都有破旧迎新的特点,如鼓励女性争取婚姻自主的权利,接受教育,提高自身素质,唤醒广大妇女为自身解放而抗争等。他们的女性解放思想促进了中国近现代妇女解放的进程,在当时产生了广泛影响,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但也存在着各自不同的局限性,需要我们认真反思。
[博士论文] 杜品
中国哲学 黑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基于救亡图存的急切心态,在明治日本舆论思潮的影响下,借用日本武士道的概念和理论来重建中国尚武传统、弘扬中国传统武德,形成武士道思想。他欲以中国的武士道激励国人重拾尚武、爱国的民族精神,建设强权国家以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
  本文立足于对梁启超相关著作、文章的文本分析,从学理的角度对梁启超武士道思想的生成机制与基本内容做以系统的考察。近代中国的时代危机与观念变革、近代尚侠风潮和梁启超早期日本观三大因素构成梁启超武士道思想的生成背景。在这一背景下,梁启超武士道思想经历了以侠义精神理解武士道、以尚武精神认同武士道和提出中国武士道三个发展阶段。梁启超以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进化主义和爱国主义等价值观念作为其武士道思想的理论依据,将忠诚、道义、武勇、然诺和名誉五种德性提炼为中国武士道的基本德目,并以此为依据重组了中国古代尚武史。在建构武士道思想的过程中,梁启超提出了以“死之责任”为核心的生死观和以“合私奉公”为核心的公私观,丰富了武士道思想的内涵。建设强权国家、培育新国民道德和唤起民族精神是梁启超推崇武士道思想的目的所在。
  本文认为,梁启超武士道思想不是一个成熟的思想体系,存在着学理缺陷。更为重要的是,梁启超在运用武士道概念来言说中国尚武传统和民族精神时,体现出了对明治武士道的军国主义本质的认知缺乏与不警醒态度,也体现出了对民族文化不自信的心态。当明治日本侵略朝鲜、中国的野心暴露之后,梁启超放弃了武士道思想,表现出了在武士道问题上的自我警醒。本文尝试探讨武士道思想的价值以及在梁启超繁杂的思想体系中的定位,形成对梁启超武士道思想的整体评价与反思。
[硕士论文] 杜昌磊
中国哲学 黑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人性论是中国哲学中永恒的话题。当今社会,物质条件极大丰富,道德水平却出现滑坡,社会的一些领域和一些地方道德失范,足以引起人们的重视,想要提高社会道德水平,就要好好研究人性的相关问题。
  本文通过对荀子与韩非人性论的比较研究,探讨儒法两家人性论的异同。荀子关于善恶的一些观点被韩非所继承,但两者却有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体现了儒法两家的根本立足点不同。荀子虽然主张性恶,却是希望通过教化来改造人性,使人向善;而韩非则是想依靠法律来限制性恶,建立一个秩序稳定的社会。
  最后,通过对人性的总结和分析,从公民道德建设入手,继承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美德,努力建立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对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硕士论文] 宋健
中国哲学 黑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一位非常耀眼的学者,在诸多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在这些成就中他的荀学研究无疑是极具特色的。本文将梁启超的荀学研究分成两个阶段加以阐述。第一个阶段称为“排荀”阶段,时间从1896年至1903年。在这一阶段内梁启超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将荀学作为封建专制的理论基础,反动学术的源头而激烈排斥。他将荀学概括为“尊君权”、“排异说”、“谨礼仪”与“重考据”,并围绕这四个方面展开批判式研究。梁启超在“排荀”阶段的荀学研究由于受其政治主张影响,导致他无法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去评价荀学,他对荀学的批判大多出自感性的判断,缺少足够的分析论证,这使他“排荀”阶段的研究学术价值不高。第二个阶段称为“尊荀”阶段,时间从1918年至1927年,在这一阶段内随着梁启超退出政坛以及目睹西方科学万能论破产,他开始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因此在对待荀学上他也由最初的排斥转变为尊崇。在承认荀子是儒家大师的基础上,他深入研究了荀子的政治思想,系统阐释了荀子的“性恶论”、“天命观”以及“心体论”并肯定了荀学的学术史价值。梁启超“尊荀”阶段的荀学研究是他以一个学者的身份进行的纯粹学术性质研究,他的研究内容不仅细致全面,而且立场公正客观,研究方法也融合中西。这些优点使得他“尊荀”阶段的研究成为后世荀学研究的重要参考,同时促成荀学研究的现代化发展。
[硕士论文] 李佳明
中国哲学 黑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谬误问题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研究话题。围绕这一话题,先秦两汉时期许多思想家纷纷著书立说进行研究。在众多的研究者中,王充无疑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位。作为东汉时期社会批判思潮的杰出代表,他在批判封建神学、谶纬迷信的过程中系统地阐述了有关谬误的思想,其谬误思想成为先秦两汉时期关于谬误问题研究的最高成就。
  通过对王充《论衡》的解读,本研究发现王充的谬误思想具有哲学、逻辑双重特点,并且是在其论证理论的基础上阐述的。鉴于此,本文尝试着从哲学、逻辑学和论证理论多角度来系统梳理和总结王充的谬误思想,包括谬误产生的原因、谬误的实质和判断标准、谬误的消除以及谬误与逻辑思维规律的关系等等,并在此基础上对王充的谬误思想作出了评价。
[博士论文] 修文举
中国哲学 黑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20世纪的易学研究是中国哲学史和易学史上的重要内容。这一时期的易学研究主要有三个方向,即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路的易学研究、新儒家的易学研究以及“科学易”研究。本文主要沿着这三个方向,对哲学与易学之间的相互建构关系、研究范式、研究体系进行探讨和挖掘,并试图探析出易学发展对当代中国哲学建构的作用和影响。
  全文共分为如下四个部分:
  第一章:“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路的易学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在1917年十月革命后得到深入的研究与广泛的传播。郭沫若首先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史观研究易学中的社会历史问题,其后,许多学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角来研究易学,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易哲学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易学的研究打破了固有的研究范式,为易学研究打开了新局面。
  第二章:“现代新儒家的易学研究”。本文的新儒家易学研究主要以熊十力、牟宗三、方东美和成中英等学者为代表,从熊十力的“生生之谓易”思想、牟宗三的“从自然哲学到道德哲学”阐释研究体系、方东美的“易的本体生命哲学”,以及成中英的“易学本体论与太极创化论”等几个角度进行研究。现代新儒家对易学的本体论、易学哲学体系以及中国哲学体系的建构做出了很大的理论贡献。
  第三章:“科学易与中国现当代世界观的理性化”。“科学易”致力于以科学方法和理论解易,从易学的科学阐释、易学的数理逻辑建构、易学的现实应用等方面建构“科学易”体系。同时指出现代科学易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的不足之处,并探讨今后深入研究的可能思路。如加强哲学辩证方法的研究,以解决“科学易”研究方法单一的问题;汲取当代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及在技术上的应用和突破;发挥创造力和直觉;在科技发展中“易”的自然法则和道德框架的介入等。
  第四章:“易学与当代中国哲学的建构”。主要从当代中国哲学面临的困境与机遇入手,探讨易学的合理内涵与当代中国哲学建构的关系。试图析出易学对当代中国哲学发展及建构的有用因素。
  本文力求在以下几方面有所突破:首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路的易学研究进行归纳总结,并对它们之间的相同、不同之处进行比较研究;其次,对20世纪“科学易”的研究成果进行提炼,将其融于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总体框架之中。再次,尝试融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新儒学和科学对易学的研究于一体,从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易学体系,进而为建构当代中国哲学体系提供理论借鉴。
[硕士论文] 孙韬
中国哲学 黑龙江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对牟宗三的易学思想研究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展开,贯穿了牟宗三哲学体系中易学思想的始终。牟宗三对汉、晋、宋代的易学研究;牟宗三对清代焦循易学的研究;牟宗三对中国哲学史中易学思想的梳理;牟宗三的终极关怀道德的形而上学中的易学思想;牟宗三的《周易哲学演讲录》中的易学思想总结;牟宗三与其老师熊十力易学观的比较;通过对以上牟宗三易学思想的全面总结和系统的梳理呈现出了牟宗三在象数、义理、用西方哲学视角审视易学、易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等多个维度的易学思想以及对中国哲学现代化和未来发展的启示。
[博士论文] 吕晓钰
科学技术哲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近代以来,西方科学的传入对儒学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二者之间产生了紧张的对立关系。作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儒学应如何面对现代科学、处理与科学的关系,成为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难以回避的时代问题。对此,以建立现代儒学为己任的现代新儒家群体有着非常深入地思考与讨论。第一二代新儒家致力于“内圣开出新外王”,诉求从儒学中开出现代科学。然而,囿于传统心性之学的立场和对道统的维护,他们仍固守道德本体与科学的“中体西用”模式,力图将科学统摄于中学本体之下,虽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理论成果,但仍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的问题。作为第三代新儒家,成中英对前辈新儒家的工作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在他看来,科学作为知识建基于理性,儒学作为价值建基于意志,理性与意志实为本体的一体两面。若不能改造传统的儒学道德本体,那么,在儒学内部讨论现代科学的问题便会缺乏形而上学的基础。为此,成中英所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从根本处入手,把知识理性融合到儒学本体之中,进而在价值的宇宙中建立知识,在知识的宇宙中安顿价值,实现知识与价值在儒学本体层面上的一体统合。成中英批判性地继承前辈新儒家的思想,整合蒯因的分析哲学、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诠释学等西方哲学的思想资源,回归《周易》大本大源,建立起了独具特色的本体诠释学。从科学与儒学关系的角度看,成中英本体诠释学理论的构建,也是一种从哲学层面在儒学中为科学奠基的工作,从而在本体诠释学的体系内,实现了对科学知识的理解和诠释。成中英的本体诠释学思想,对实现传统儒学的现代化转型,不失为一个重要的思考方向。本文在科技哲学的视野下,对成中英的本体诠释学及其建构过程——为科学奠基的过程——进行系统考察,以期对儒学的现代性转化及创新性发展等问题得出有益的启示。
  论文的第一章为绪论,对论文选题的缘起、意义及相关研究等内容进行了说明及综述。
  第二章,考察前辈新儒家处理科学与儒学关系的模式。近代,随着西方科学传入的加剧,科学主义思潮兴起,由此引发了科玄论战。在这场论战中,关于价值与知识的关系问题被提到了重要的位置。几乎与此同时,现代新儒家群体开始了对这一问题的长期探索。新儒家因对科学理性的不同处理方式产生了“尊德性”与“道问学”的路向之别,后者更为重视对科学理性在本体层面的安排。整体看,新儒家对于科学的重视程度是在逐渐加强的。一二代新儒家仍然表现出一种“体用论”的思维模式,科学始终被笼罩在道德本体之下;三代新儒家表现出多元文化论的态度。成中英的本体诠释学思想被称为现代新儒家思想的歧出转向。
  第三章,对成中英为科学奠基的相关工作展开论述。“为科学奠基”的具体内涵是什么?首先,文章对科学的概念进行了界定,重点强调科学的理性基础,并与古代科学、技术做出区分。其次,重点考察何为奠基。“为科学奠基”所概括的是成中英在形而上学层面为科学建立根据的过程。因此,论文的研究工作并非就成中英的科学思想、科学观本身展开剖析,而是呈现一个建构的过程。本体诠释学的建立即意味着奠基工作的完成。以成中英发表《论知识的价值与价值的知识》为坐标,将其处理知识与价值的关系的模式分为前后期。前期仍停留在知识与价值的二分状态,后期则走向了二者的一体统合。在前期,他认为科学真理与价值皆为真理,分属真理的不同层次,但科学真理仍被涵盖在价值真理之下。以该文为分水岭,在后期成中英认为生命本体分为意志与理性,分别对应价值与知识,二者在生命的创化过程中皆不可缺失,中西哲学却各偏一隅。为此,他提出价值的知识论和知识价值论,要求建构一种本体哲学以实现二者的一体统合,进而提出了一种整体论的方法诉求。
  第四章,论述成中英在分析哲学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二者兼取”的动态的整体论思想。通过对生物学哲学中还原论与整体论之争的分析指出,系统生物学中还原论和整体论结合的认识论是解决二者冲突的一种方向。成中英通过对科学哲学中蒯因的知识整体论思想的批判吸收,形成了在整体和部分之上的具“二者兼取”特色的新整体论思想。这与科学哲学中的系统思想在本质上是相同的。由此,成中英完成了对传统还原论与整体论的超越,从而形成了整合价值与知识的方法论基础。
  第五章,探析本体诠释学的本体与诠释的构建理路。本文认为,本体诠释学的建立是成中英完成为科学奠基的标志。文章通过对中西本体的比较和对西方诠释学的分析,指出成中英诠释学之本体论乃宇宙-生命本体论。在这一本体内,宇宙中有生命,生命中有宇宙,宇宙中有客体亦有主体,生命中有主体亦有客体,表现出一种本根性、创化性与整体性。这一本体涵盖了理性与价值,实现了为科学奠基之初衷。
  第六章,对本体诠释学思想认识的深化,更是对成中英“为科学奠基”思想的检验。在本体诠释学的视域下,建基于本体的科学已经不仅是理性发用,还受到意志的影响。因此,科学不仅是一种解释,还是一种理解。那么,自然科学的理解何以可能,又是如何被诠释的?笔者根据成中英的思考试着做出回答,同时对本体诠释学中科学知识的客观性问题进行了重点讨论,以此作为对其“为科学奠基”工作的评价。
  本文在“余论”部分讨论了两个问题。第一,对成中英发展儒学的哲学资源进行了分析,认为他更多地受到西方哲学而非儒学的影响。第二,讨论成中英在很大程度上改造了儒学本体,是否仍可以称其思想为儒学,称其为儒家?结论是肯定的。
[博士论文] 王强伟
宗教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比较研究是宗教学的主要进路之一。犹太-儒学比较研究是最近二十年来兴起的研究方向,本文选取“先知”与“圣人”这两个重要角色作为个案,在古代犹太教和儒家经典的范围内,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展开分析。
  比较研究首先以厘清比较对象的内涵为基础。人们对于“先知”的理解往往集中于“预先知晓”或“预告”等功能,其实这是始自希腊语翻译的一种误解。同时,汉语语境中对“先知”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基督教,难免也受到其意识形态的影响。从犹太教的经典(圣经和《塔木德》)出发,重新理解“先知”的4个不同名号以及犹太传统的“先知”界定,揭示出先知主要作为上帝“代言人”的角色;“圣人”长期以来被视为儒家最高级别的理想人格,这种理解导致“圣人”成为一个虚体的概念,失去了其本有的鲜活角色意义。通过从字形演变、传世经典和出土资料等方面对“圣”进行溯源考察和重新思考,厘清“圣”经历了一个从出众的“听”“说”等感官能力到超绝的“智慧”理性能力,最终演变为一种儒家美德的过程。儒家“圣人”即被视为具备了这些能力和美德的杰出人物。聚焦于智慧、美德等维度来理解“圣人”,导致对其所本有的感官能力、宗教意义有所忽视。从宗教性的角度来重新认识“圣人”,有助于更加深刻地把握古代儒学的文化品格。比较分析“先知”与“圣人”的源流与解释传统可知,“先知”与“圣人”作为重要的人物角色,同时具有历史真实和经典意义的双重维度,而古代犹太教和儒家经典更为注重从信仰的角度突出他们的重要性。
  比较研究可以有多元化的进路,从三个方面进行先知与圣人之间的“互鉴式”解读。首先,不同文明之间相向进行的经典翻译是反映双方相互认知和理解程度的重要载体,考察“互译”过程中出现的意义流失,可以为比较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希伯来“先知”和儒家“圣人”都可以通过经典翻译来发现对方的理解:儒家经典中的“先知”概念是中文《圣经》(K,斗)/Prophet译名所借助的本土文化资源,而英文、希伯来文则使用《圣经》中的Sage/(口jπ)来对译“圣人”。翻泽即理解,然而结合这些角色概念在各白传统中的定位来看,这种“互译”都没有准确传达出概念的本义,从而构成了产生误解的根源。其次,对摩西和孔子进行“互鉴式解读”,是继概念厘定和译名辨正之后所进行的具体人物角色对比。“最伟大的先知”摩西和“集大成者”孔子,作为犹太传统中“先知”和儒家“圣人”的典范代表,二者的身份和地位具有相似性。然而,二者在各自传统中却有着不同的历史序列定位,孔子是儒家圣人传统的“终结者”,而摩西被奉为先知传统的“启动者”。最后,在“互鉴式解读”的过程中,不回避那些标识了犹太传统中“先知”和儒家传统“圣人”的文化独特性,例如与先知相关的“预言”概念、真假先知判断等问题,以及儒家“圣人”作为最高的人格典范意义,在对方传统中都无法找到对应的比较点。笔者认为,这种“不可比性”彰显了“先知”与“圣人”的文化特性,同样是比较研究的必要组成部分。
  无论从历史还是经典来看,“先知”与“圣人”都不仅仅是理性的伦理倡导者,他们同时也承续了各自传统中的宗教(性)因素。一方面,先知与圣人都担负着沟通超验的终极存在与世俗生活之间“中保”的角色和职责。先知的“中保”意义主要体现为先知是上帝的“传言人”,将上帝的话语传达给以色列人;同时他又是神人之间的“调解者”,站在民众的立场上,从民众的利益出发,代表民众与上帝商讨,为民请命;圣人的“中保”意义则体现在圣人被视为与“天”沟通的唯一渠道,“圣人”是“天道”的知晓者和传达者,传达“天道”以实现对民众的教化。其不同在于,先知只能原样传达上帝的话语,而圣人在悟晓“天道”时融合了自身的学识和人生经验,因而存在更多自由发挥的空间。另一方面,先知与圣人都与各自传统中的宗教角色之间有着密切关联。先知与祭司并非始终决然对立,在犹太传统看来,先知的伦理主张和部分先知同时具有的祭司身份,反映出来二者之间存在的和谐关系;早期儒家经典中可见大量“圣人”作为神秘宗教角色的叙事,研究还揭示出“圣人”与“巫”之间存在承继脉络,“巫”乃“圣人”之原型,古代儒学的宗教性因素不容忽视。揭示先知、圣人的宗教渊源及其与宗教传统之间的继承性关系,是对理性主义“文明突破论”主张的有力回应。
  任何宗教都需要外在规范,以表达其内在价值理念。希伯来先知与儒家圣人作为各自传统中“价值”的主要传达和阐述者,他们面对这种内-外之间的张力关系,作出了各自的回应。犹太教的外在规范主要表现为律法以及其中包含的宗教礼仪,一般认为先知与这些外在规范之间是对立互斥的关系,表现出鲜明的贬低律法-礼仪的倾向。研究表明,犹太传统始终主张先知与律法的一致性,古代犹太教经典传达出“先知是律法的忠实传承者和解释者”这一观念。笔者认为,先知的伦理批判并非指向律法-礼仪本身,而是倡导一种适宜的信仰表达形式;流放归来的先知更加积极地支持律法-礼仪,以获取凝聚人心的积极作用。儒学的外在规范主要表现为礼乐文化形式,礼乐制度来自于“圣人”对天地运作秩序的观察与效仿,“圣人”被视为儒家礼乐的创制者;孔子虽然应仍时代处境实现了对礼乐文化的转化,但是他并未彻底拒绝和摒弃礼乐,“述而不作”同样成就了孔子的“圣人”地位。先知之于律法,纵然无法与儒家“圣人”的制作之功相媲美,但是他们与孔子继承并转化礼乐的主张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先知与圣人的这种主张表明,追求实现内在价值与外在规范之间的统一,而非“非此即彼”的武断立场,才是继承和发展传统的有益路径。
  政治是宗教在世俗领域的延伸,这在古代世界尤为显著。“先知”与“圣人”都被视为古代犹太教和早期中国政治叙事的重要参与者。先知(撒母耳)见证了古代以色列君权的建立,曾先后膏立最早的两位君王,表明君权来自神授及其合法性。先知参与建立的政权新模式是一种“有限君主制”,君王的权力受到先知的严格监督,君王只能在信仰上帝的基础之上进行统治,否则将会遭到来自先知的批判。先知的政治参与始终围绕着宗教信仰而展开,崇信上帝是先知政治参与的起点、依赖与旨归。儒家“圣人”在思考政权来源时追溯至“天”,周公致力于论证政权更迭是因为亡国统治者失德,导致“天命转移”,惟有德者才能获得“天”的青睐与护佑;“德”而非对“天”、“天命”的信仰成为了更为根本的决定力量。“圣人”与政权之间关系中的“圣王”、“德治”以及谏诤等概念,均与“敬德”有关。因此,从超验信仰的角度来追问政权来源及其合法性,“先知”与“圣人”表现出极大相似性,二者都是旨在为人间世俗政治秩序寻找一个超验的价值源头,所不同的是,先知始终贯彻“信仰优先”,而儒家圣人在政治参与过程中阐发出“道德至上”的新准则,由此为儒学铺就了一种人文底色。
  本文在犹太-儒学比较研究的视域下,通过溯源“先知”和“圣人”的本义,从犹太传统出发重新认识和思考“先知”,从宗教角度重新思考“圣人”的功能和意义,并通过经典互译、“互鉴式”解读等多元方式,思考并推进比较研究的方法论建设。在此基础上,进而系统地展示了传统经典中“先知”与“圣人”在宗教渊源、价值表达、政治参与等共同议题中相同而又别具特色的应对方式,尤其注重从宗教学的视角重新思考二者对于传统和人类文明的意义,以期在此基础上推进两种传统之间的相互认知与彼此理解,为文明对话提供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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