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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孙达
历史学 华侨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土尔扈特部于17世纪初期迁徙到欧洲伏尔加河流域,并成立了土尔扈特汗国,先后经历了8任大汗,共持续了140余年。土尔扈特汗国的政权合法性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
  在合法性建构的过程中,《蒙古——卫拉特法典》和藏传佛教是其重要的合法性来源。在合法性维系的过程中,阿玉奇大汗通过入藏朝佛与西藏神权建立政治联系,又发动对外战争树立个人的绝对权威,确立了土尔扈特汗国统治的稳固。阿玉奇的统治是典型的魅力型统治,土尔扈特汗国处在最强大的时期。然而,《蒙古——卫拉特法典》保障了贵族的特权,致使贵族势力膨胀,甚至于对汗权构成威胁。在阿玉奇大汗逝世之后,贵族之间爆发了冲突,最终导致沙俄趁势稳固了宗主权。此后,沙俄获得了对土尔扈特新汗的册封的权力,西藏神权又接连受到准噶尔和满清世俗权力的控制。
  土尔扈特汗国晚期的合法性危机体现在三个层次。首先,在个人层面是缺少神权保障的汗位继承危机;其次,在文明类型层面是东方游牧文明的合法性危机;最后,在人类总体进程的层面上是神权政治的危机。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世俗权威逐渐代替神权权威。
  最终,大汗、贵族和僧侣的政治利益合流,在准噶尔汗国消失之后,土尔扈特部“东归”故地,旨在维系神权政治统治的合法性。
[硕士论文] 周鸿承
专门史 浙江工商大学 2009(学位年度)
摘要:东亚饮食文化圈视野下的区域性食生产、食生活和食行为传播伴随着人员、物品和信息的移动而发生“吃的转移”。带有自然环境原壤特性和民族文化创造特色的东亚食文化区具有悠久性、运动性和开放性三大特征。唐时期(7-10世纪)的中国大陆、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形成东亚三大饮食文化区。唐时期的三大文化区间食物原料与食品品种互通有无,饮食文化交往频率和程度具有阶段性时代特征。东亚饮食文化区今天的形态,是在漫长历史上多民族(或部族、氏族)间多种渠道和多种方式相互补益、交融和认同的结果。士宦群体是东方民族食生活历史水准的范式,是东方食礼的创造主体和历史载体。唐时期的士宦群体具有一定政治优势、经济优势和文化优势,主要是由遣唐使、留学生、求法和弘法僧以及商人等构成。他们具有一定的知识水平、文化记录与创造能力,也有条件进行高层次的食事文化学习和创造。他们凭借各自优势,往往可以在国内起着“开风导俗”的文化效应。
   从食文化交流动态运动路线看,经由朝鲜半岛的来往于唐朝和日本人员对“北食”的肉酪食风以及北方草原饮食文化有广泛接触和体验,中国东北地区、朝鲜半岛地区食文化与回纥、突厥、契丹等游牧民族草原食文化关系密切,交互影响,而经由海航自南线往来于唐日的日本遣唐使对“南食”的稻米鱼羹以及下江饮食文化有深刻体验。渤海饮食文化区起着沟通东亚三大主要饮食文化区食事交流的特殊作用,其畜牧和狩猎文化深刻影响着今日中国东北地区以及朝鲜半岛地区人们的生活。唐时期渤海使的海陆沟通作用使中韩日民族食事交流中的“大陆-海洋”食文化特征明显。
   7-10世纪,东亚民族饮食文化经过长时间、多民族、大区域范围内的交流,主要在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等东亚更大区域间进行着交流的现象,我们称之为“唐代东亚饮食之路”。“唐代东亚饮食之路”是考察东亚区域内国家与民族间食事交流的独特模式,主要内容包括食物原料传播、食俗历史沿袭、饮食思想以及饮食典籍等传统食文化和民族食事事象。农耕文明主导下“饮食之路”的运行事实和经验,警示中韩日政府管理者认识到粮食安全和生存权是基本人权底线的问题。
   文章最后指出,东亚区域间应该把“开放、合作与发展”作为提升东方优秀传统饮食文化遗产保护策略的基本原则和理念。整理、解析和复原中国曲阜、台北孔庙祭祀仪、韩国成均馆、日本汤岛圣堂祀孔典中神馔制作与陈列序列是三国联合向联合国申请孔庙释奠礼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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