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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郭心怡
世界史 浙江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坦桑尼亚开始了民主化进程中政治与经济改革,从此坦桑尼亚从威权政体走向了民主政体的道路,并成为了非洲国家中民主化比较成功的国家之一。本文探讨的主要内容是:坦桑尼亚在改革前面临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及其发生的原因和表现;坦桑尼亚为了解决危机和在多方势力的要求下开始政治与经济改革,并且论述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主要措施和它们在坦桑尼亚民主化中所起到的作用;最后对坦桑尼亚民主化进程中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作出简要的评价。
  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讨论了坦桑尼亚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现的政治与经济危机。坦桑尼亚经济危机出现的主要原因是在《阿鲁沙宣言》精神下实行的错误的经济政策。这场经济危机则是政治危机的导火线,它使清廉的坦桑尼亚公职人员阶层开始出现了贪污腐败行为,并且在一党制的土壤下迅速发展成为了一种社会风气和社会规范。当时的坦桑尼亚政治精英试图用民主作为解决危机的良方。
  第二个部分论述的是在国内外的影响下坦桑尼亚开始了民主化进程中的政治体制改革。坦桑尼亚完成一党制向多党民主制的转变,与此同时,坦桑尼亚还进行了以地方分权为中心的地方政府改革和治理引起坦桑尼亚政治危机的贪污腐败问题。这一时期,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也推动坦桑尼亚政治体制向民主化的转变。
  第三个部分是论述坦桑尼亚民主化进程中的经济改革。坦桑尼亚的经济改革分为1985-1995年的第一轮改革和1995-2015第二轮改革。这两轮经济改革的主要方向是以市场为导向的自由化经济改革。坦桑尼亚的经济改革是成功的,它不仅恢复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危机带来的创伤,并且使坦桑尼亚经济在进入到21世纪后充满活力。
  在本文的最后,对坦桑尼亚民主化进程中政治和经济整改革进行简要的评述。坦桑尼亚实行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在推动坦桑尼亚民主化所起的作用,坦桑尼亚政治和经济改革中存在的缺陷和坦桑尼亚在民主化的改革过程中值得骄傲的优点,和坦桑尼亚民主化能够在非洲国家独树一帜的原因。
[硕士论文] 李英英
世界史 浙江师范大学 2014(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所探究的医疗体制改革主要指的是坦桑尼亚大陆——坦噶尼喀地区。从独立那天开始,坦桑尼亚大陆经历了不同的政治发展阶段,每一发展阶段都以不同的政治目的、发展方向以及人民的健康状况为出发点。作者将坦桑尼亚大陆独立以来医疗发展分为3个标志性主要发展阶段,分别以三位总统在任期间的医疗政策改革为重心进行比较研究,进而了解每一阶段医疗发展动向、成就及出现的问题。
  第一阶段为尼雷尔在任期间(1961年-1985年),1912年独立之后持续到1972年。这一阶段国家的独立需要采取新的医疗政策。1961-1967年初级卫生保健原则已经引入,提出发展卫生保健服务。1967-1976年期间一直奉行的是“社会主义路线”,《阿鲁沙宣言》中制定了新的医疗政策声明。开始实施初级卫生保健计划,重点在于自力更生和农村的发展。然而,《阿鲁沙宣言》中实施的社会主义政治形态存在的危害,致使初级卫生保健计划仍未达到预期目标。它也无法满足当地的需求,并威胁着既定的医疗体系。1977-1985年改革政策制定中也详细阐述了解决农村资源分配不公平的问题。因为中央政府经济能力弱,实现地区医疗服务需要的经费却一直在下将。这次改革得到的教训包括维持政治稳定加速扩大农村地区医疗服务的覆盖率,地区医疗委员会需要融合地区医疗服务;同时需要当地政府提供医疗服务足够的资源。也需要增加医疗经费。同时改革期间实际工资有所下降,导致员工缺乏士气。
  第二阶段为姆维尼在任期间(1985年-1995年),面对尼雷尔时期遗留的种种问题,坦桑尼亚大陆无力资助地方医疗事业的发展,姆维尼上任伊始便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的贷款条件,实施结构调整政策,削减医疗开支,恶化了医疗事业发展,导致穷人看病难的现象,继而出现腐败现象,经济发展继而循环受阻。之后采取了收费机制,即费用分担制。采取政府、公益机构及个人共同承担医疗费用,不再实施免费医疗。虽然缓解了医疗困境,但资金的缺乏使得坦桑尼亚大陆过度依赖外援,且普通百姓并没有钱支付医疗费用,进而阻碍了医疗事业的进程。
  第三部分为姆卡帕在任期间(1995年-2005年),姆卡帕总统意识到了收费机制存在的巨大问题,于是付费机制下实施了“豁免制”,但是豁免人员难以确定,最后也并未成功实施。由于付费机制的引入和其他成本回收政策原打算为体系带来新的资金,让更多的坦桑尼亚大陆居民参与到挽救医疗卫生体系中来。但是人们对于服务质量低又收取费用的机制表示相当不满。同样地,国际社会的支持也在缩减,90年代坦桑尼亚大陆医疗发展前景变得很凄凉,并且出现了“援助疲劳”的情状。20世纪减贫战略的实施缓和了破碎不堪的坦桑尼亚大陆医疗体系,从减贫战略中得到了好处,但是消除贫苦是一件艰巨的任务,只能联合世界所有国家缓慢进行。21世纪实施了权力下放政策,支持各种医疗事业单位的兴起,形成一种权力分散、齐头并进的医疗局面。1999年,坦桑尼亚大陆政府制定了卫生干预政策,目的实际在于改变部门内部角色和任务,部门管理方式及融资方式,产生一个效率更高、效用更高的医疗体系。尽管这些干预也是对抗疾病、提高人类的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资金也不是万能的,还需要更有效的药物和疫苗。医疗体系的效率是将医疗资金转化为收益的关键点,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任务十分艰巨。
  第四部分为总结归纳阶段。总结姆维尼总统在任时期及姆卡帕总统在任时期作出的医疗体制改革政策,分析两位总统在任期间医疗改革体制的成效及其体制存在的不足之处,为以后医疗体制发展方向起到指引作用。
[博士论文] 卞克文
世界史 上海师范大学 2011(学位年度)
摘要: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由于历史上殖民主义的长期影响,以及独立后经济政策的失误和政治的不稳定等因素,导致大多数的国家至今仍非常的落后。实现良性的发展,摆脱贫穷落后状态,需要这些国家探索出一条适合非洲实际情况的非洲道路或是非洲发展模式。这种探索,在过去、现在甚至是以后很长的时期,都困扰着这些国家。
   “东非明珠”的乌干达,在1962年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取得国家独立。从1962年到1986年,乌政治一直是动荡不安,经济发展也受到了阻碍,社会各项事业停滞不前。历经多年战乱的乌干达人心思治,人们企盼国家能从战争的泥淖中走出来,国家的发展摆脱不正常的状态,从而走上正常的发展轨道。穆塞韦尼于1986年夺取了政权后,领导人民开始探索有乌干达特色的国家的发展道路与模式,从而在乌现代历史上开启了一个新时代。
   很多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都存在一种现象,即总统一人身系国家命运。乌干达各项事业的发展,能取得一定成功,与穆塞韦尼的治国之道有很大的关系。他用灵活务实的政策,推动乌干达的运转。历经1986-2006二十年的探索,乌终于走上发展的正轨。笔者认为,从乌干达的历史进程的角度看,穆塞韦尼领导的乌干达的发展之路是比较成功的,实绩有目共睹。综合分析穆塞韦尼的发展模式,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发展模式本质上是政府主导与自由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实用模式。至少目前看来,他的模式比较适用于部族、宗教复杂、缺乏民主传统和经济上传统成分占很大比重的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
   具体的说,穆塞韦尼政府领导下的乌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在政治方面,1986年全国抵运胜利后,建立基础广泛的新政府;化解国内矛盾和冲突;长期实行无政党的“运动制”;用法制推动民主化等。乌总体上保持政治稳定,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环境。其次,经济方面,穆塞韦尼执政初期,尝试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国家经济取得一定恢复,但依然困难重重。1987年,他接受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方案,并开始大量接受外部援助和吸引外资;结构调整以私有化为重心展开,激发了乌的民间的经济活力,乌经济实现快速增长;在国际发展协会的帮助下,乌的减贫事业在发展中国家中较为成功,改善了人民的生活。经过二十年的励精图治,乌经济初步实现振兴。再次,在社会发展方面,战乱之后,穆塞韦尼政府促进社会的重组,重视传统机制的调节,注重社会的和谐发展;乌在艾滋病的防治领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一直是防艾的典型;妇女解放有了可喜进展,妇女积极参与政治,地位提高;另外,教育事业发展迅速,国民受教育水平有效提升。
   尽管乌干达的发展势头强劲,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但由于历史与现实条件所限,乌干达的发展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乌在探索自己的建设的道路上依然充满变数。穆塞韦尼个人因素在乌各项事业的发展中的作用,本身就孕育极大的风险,他将把乌干达引向何方,人们只能拭目以待。
[硕士论文] 姜晓春
世界史 上海师范大学 2010(学位年度)
摘要:乔莫·肯雅塔(以下简称肯雅塔)是肯尼亚历史上著名的民族主义领袖,政治家。独立之前,他顺应时代潮流的要求,领导肯尼亚人民摆脱了殖民统治,为肯尼亚独立作出重要贡献;独立之后,他为维护民族独立和团结,又在国内积极探索国家建设道路,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他的思想有很多闪光点,其中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和泛非思想最引人注目,本文主要拟就肯雅塔的民族主义思想作一粗浅的剖析,并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
   肯雅塔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是与肯尼亚和非洲大陆民族解放斗争形势的变化和肯雅塔本人经历的变化分不开的。在客观上,西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统治激化了非洲人民与西方殖民者之间的矛盾,极大地促进了非洲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推动了非洲人反对殖民压迫、争取民族平等、自由和独立的斗争,肯雅塔在这种时代潮流的感召下,积极投身到民族解放运动的洪流中。在主观上,肯雅塔个人经历使他进一步看到了殖民统治的腐朽和黑人遭受的不平等待遇,从而坚定了他斗争的决心。这两种因素结合起来,促使他决心为争取非洲人民的自由和平等而奋斗。此外,非洲民族主义思想和泛非主义思想也为肯雅塔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来源。
   肯雅塔民族主义思想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本文将它主要概括为三个方面:
   (1)政治民族主义是肯雅塔民族主义思想的核心部分。一方面他主张非洲人有权管理自己的政府,也只有这样,才能使非洲人自由地发表意见,促进非洲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他强调为了实现非洲的自由和平等,非洲人民必须团结起来共同奋斗,而这也是唯一的出路。
   (2)经济民族主义是其民族主义思想的重要环节。肯尼亚独立后,面对经济重建的艰巨任务,肯雅塔指出只实现政治上的独立是不彻底的和无意义的,要实现肯尼亚的现代化建设,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必须实现经济上的独立,正是在这种经济民族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肯雅塔实行了一系列经济措施,并取得了一定成绩。
   (3)文化民族主义也是肯雅塔民族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肯雅塔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大力发展现代学校教育和弘扬非洲传统文化及其价值观念,它实际上是肯雅塔民族主义思想在文化教育领域的延伸。
   在对肯雅塔的民族主义思想具体内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总结了其民族主义思想的基本特征。首先,肯雅塔的民族主义思想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其次,非暴力主义思想贯穿其中;最后,肯雅塔的民族主义思想还体现了极大的宽容精神。这一精神可以说是肯雅塔执政后其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
   肯雅塔的民族主义思想在肯尼亚乃至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都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它不仅为肯尼亚的民族解放运动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而且还为独立后肯尼亚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发挥了巨大的指导作用,亦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总体来看,肯雅塔的民族主义思想是在非洲普遍沦为殖民地这一大背景下形成的,它实际上是当时非洲有志之士对非洲政治局势变化的一种反映。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肯雅塔的民族主义思想始终随着时代变化的潮流而不断发展和完善,这种永不停止的奋斗精神也是其思想永葆活力的关键所在。
[硕士论文] 罗倩
世界史 华东师范大学 2008(学位年度)
摘要:位于非洲东部的肯尼亚共和国在1963年独立之前一直是英国的殖民地。 在英国殖民统治下,肯尼亚有限的可耕地大都被白人移民占为已有,而当地的非洲人只占有很少的、贫瘠的土地。因此,土地问题是肯尼亚殖民期间一个尖锐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随着二战后世界掀起的“非殖民化”浪潮,肯尼亚也进入了独立倒计时,土地再一次成为利益各方关注的焦点。因为肯尼亚绝大多数人都以农业为生,土地是这个国家首要的经济财富;再者,肯尼亚的工业发展程度有限,相当多的人依赖以土地为基础的经济,并将其作为物质生活的基础。因此,在非殖民化时期,围绕着农业土地的分配、使用和所有权问题,欧洲移民、非洲民族主义者和殖民政府之间展开了博弈,最终以协商的方式得到初步解决,保证肯尼亚平稳地迈向民族独立。 本文共有五部分。 在第一部分序言中,阐述了本文的研究意义,回顾了国内外研究状况。 在第一章中,首先对文中涉及的重要概念:“非殖民化”做了解读,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作为英国殖民地的肯尼亚,其非殖民化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以协商为特点的非殖民化过程,以及这种协商过程中涉及的三个主要利益群体,并从历史学的角度对三个主要利益群体做了分析。 从第二章开始进入肯尼亚的土地问题。首先对肯尼亚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历史做了一番回顾。接着从肯尼亚的殖民史中抽离出肯尼亚的土地问题,指出肯尼亚的土地问题由来已久,在长期的殖民年代非洲人无地、少地情况十分严重。非洲人严重的土地不足,触发他们走上暴力的夺地道路。这场被称为“茅茅”运动的抗争虽以失败告终,但殖民当局却不得不正视非洲人无地、少地的现实,启动了有限的土地改革。 第三章是本文的重点章节,论述了肯尼亚非殖民化时期实施的土地政策,其中又以实施时间最长,实施效果最为显著的“百万英亩计划”为论述重点。主要涉及了“百万英亩计划”实施的社会背景、具体内容和不足等。在叙述土地政策制定过程中,阐述了殖民当局、欧洲移民和非洲民族主义者这三大利益群体关于土地改革的态度和方针,以及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第四章是本文的总结部分,论述了肯尼亚非殖民化时期土地改革措施在独立之后仍有着重要的影响,经过修改的“百万英亩计划”和“斯温纳顿计划”仍旧在独立后的肯尼亚实施。 最后总结性地论述了非殖民化和土地改革之间的关系,指出肯尼亚式的以协商为基础的非殖民化为新兴国家提供了独立后稳定的国内外发展环境,为一国经济、社会的各方面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前景。
[博士论文] 周飞
中国近现代史 山东大学 2007(学位年度)
摘要:1901-1937年山东地区经历了清末“新政”、北洋政府统治、国民党入主等政局变动。这一时期不仅是中国现代化承前启后的阶段,也是山东社会遭遇前所未有的激烈变动、发展曲折、步履沉重之时代。在这30多年的发展中,山东地区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科技和社会等领域都有不同程度进步。技术传播体系的现代化演进更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棉花作为农业中最大的经济作物,其生产技术的提高与推广无疑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因此,本文以20世纪前30多年山东地区棉花种植业生产技术提高与传播为整体,包括引起技术传播的动因、技术传播的主体变化、技术传播的途径或方式,以及技术传播的效果等进行系统的研究。进而,对技术传播体系现代化演进对于社会现代化的影响进行了深入地分析。 第一部分对20世纪以前山东省棉花种植情况进行总体性的概括与研究。依据正史、地方志、档案资料中的相关记载,并参考古今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考察了20世纪以前山东棉花种植业的情况。其中包括中国栽种棉花的历史及种植地域、山东的自然条件、20世纪前的山东农业经济等内容。由于地理、气候、地质等方面的适宜条件,山东的棉花种植具有悠久的历史,并且由于种植广泛,产量巨大使山东成为我国北方重要的产棉省。但是,此时山东棉花种植业的技术提高是自然经济框架下的传播与推广,不仅传播的主体限于政府机构,过于单一,传播的途径也主要是依赖棉农“自然"状态下的传递与交流,对于生产的影响细微且迟缓。 第二部分研究清末“新政”时期技术传播体系的变化及其折射出的现代化特点。在经济现代化启动的冲击下,尤其是清末“新政”对于生产的巨大推动,“自然”状态下的棉花种植技术发生了初步的变化。这主要表现为:一方面政府组织通过引种外国优良棉种和农事改良试验、创办现代教育等方式逐步介入到生产过程中来;另一方面在烟台开埠、青岛港建成后,初入山东的外国商人、传教士也由于种种原因致力于促进技术的提高与传播。这些变化促使技术提高取得了不少成果,这包括优质美棉种的引进、现代棉花选育工作逐步展开、新式教育开始影响棉作技术等等。不足之处在于棉种改进不尽人意,科学意识滞后。 总之,这一时期山东地区棉花种植业技术传播仍是在自然经济框架下进行,其提高与传播实质上是对于经济现代化的被动接受。虽然自然经济下的封闭的生产状态被打破,新式的现代生产技术开始引进,但纵观技术传播体系的现代化,其演进只限于器物层面的推进。而技术传播体系的演进主要是对于传统社会的冲击,表现为树立积极开放的思想和开启现代性的生产方式。 第三部分研究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技术传播体系的现代化向纵深层次的演进。 辛亥革命爆发后,尤其是成功地推翻了封建专制政府的统治后,山东现代化迎来了快速发展的历史机遇,这包括初步具有现代经济职能的政府的推动;棉纺织业迅速发展的迫切要求;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市场扩大的要求;改善农村经济的迫切需求等因素。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是中国由传统的封建专制制度向现代政治经济制度转型的重要时期,政府为棉花种植业的发展采取了诸多措施:颁布法规努力推广植棉、进行棉花选种与栽培的科学试验、设立棉花专业性试验机构、不断扩大现代教育等措施。不仅如此,发展后的民族纱厂、开明之士、传统的欧美势力以及羽翼初丰的日本商人也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介入到棉花生产过程中。在这些主体的合力下,在诸多措施的推动下,山东的棉花种植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这体现在新式棉业教育开始实施、棉业科学试验开始起步、棉业试验场逐渐发挥效力、美棉得到大范围推广、棉花单位面积产量和总产量不断提高等多个方面。在取得这些成果的同时,也产生了科学植棉不够重视、鼓励措施未能有效推行、深受外国经济势力的干扰等问题。但是一系列资本主义政策、法令的规范与约束,使棉花种植业改变了过去散乱、无序、不规则的发展状况,逐步走上规范、合理、有序的现代经济发展轨道。这意味着这一时期棉花技术传播体系逐渐向制度层面的方向演进。同时,技术传播体系也大大加速了北洋政府时期社会的现代化演进,表现为促进社会的法制化建设和推动现代科学的传播。 第四部分研究国民党入主山东时期技术传播体系现代化的高峰演进。国民党入主山东后,由于政局的平稳、现代交通网络与商贸体系的扩展、快速发展的棉纺织工业的带动、棉作经济厚利的刺激、新兴棉业合作事业的推动等因素的影响,山东的棉花种植业得到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与此同时,南京政府和山东地方当局通过设立棉产改进指导组织、推行产销合作、进行棉业科学研究、培养植棉科技人才、大范围推广美棉良种、大范围推广美棉和棉花良种等措施推动棉花生产技术提高与普及。此外,包括民族纱厂、产销合作社、乡村建设研究院等民间组织,以及日本经济势力也都推动了棉花生产技术的提高。 因此在国民党入主山东后,棉花种植业的技术传播体系的现代化有了迅速的发展。这表现为科学的育种方法和程序的建立、棉花新品种不断选育及推广、棉花栽培技术进一步提高、棉花产量大幅度增加和专业产棉区形成、棉业合作事业广泛推广、科学植棉思想与现代科技知识得以广泛传播。随着政府对棉作教育的推广,新知识的普及,科学精神深入人心,棉农在思想上尊重科学知识,生产实践中自觉学习科学知识,注意采用科学方法并且主动运用现代先进科学思想指导生产,使山东棉花种植业的技术传播体系在这一时期达到其在解放前演进的最高峰,并且逐渐呈现向思想层面演进的趋势。技术传播体系的发展也使近代中国社会现代化初显成效,表现为现代化成果惠及广大劳动者和社会生产初步具有现代性。
[硕士论文] 吴晓琳
中国近现代史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2005(学位年度)
摘要:  陈炯明是中国近代史,尤其是广东近代史上不可跨越的人物。本文从其援桂战争前的军事活动角度论述,得出结论:援桂战争前的陈炯明,是资产阶级军事家、战略家,也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其进步的军事活动推动了广东,乃至周边省区(福建、广西)的民主、近代进程。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论述了陈炯明的个人道德修养,政治清誉。笔者论述了陈氏政治清誉助就其崛起于广东军界并取得系列军事成就。第二章,共分两节。第一节论述了援桂前陈炯明主要军事活动所体现出来的爱国、爱家、民主、革命性;第二节论述了黄花岗起义后,陈遭人误解,“二次革命”前后,在系列重大问题上,孙中山对陈炯明表现出来的微妙态度。笔者认为,在此,陈氏表现了一种顾全大局的政治品格。第三章,从两个方面论述了陈炯明的军旅风格。第一节论述了陈氏疾速果敢的军事处置手段;第二节论述了陈氏沉勇稳键的军事战略战术。第四章,论述了陈炯明的治军方略。第一节论述陈炯明注重军队扩整、后勤供应、装备工作;第二节论述陈氏强调军纪、政治宣传及军事教育。第五章,论述陈炯明军事生涯渐趋歧路。第一节论述陈氏逐渐形成以个人权威为核心的军事集团;第二节,援桂前,陈炯明对北伐的态度渐趋消极,尽管有种种主客观因素,但与孙中山武力统一中国之政治主张的分歧,使陈氏之军事活动开始步入歧路。通过研究陈炯明军事活动的各方面内容,笔者认为:陈炯明一生大多时间追随孙中山进行民主革命,其前期(援桂前)是革命的;其后期(6·16兵变后)与孙中山发生过严重的政治分歧,并犯了严重的政治军事错误。但综其一生大多数军事活动,陈氏尚不能被认为是广东封建军阀。
[硕士论文] 周晓辉
中国近现代史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2005(学位年度)
摘要:  在广东粤汉铁路的历史上,官、商斗争是贯穿始终的主要矛盾之一。官、商之争主要是不同的铁路承办方式的斗争。探析清末广东粤汉铁路的官商之争,不仅有助于了解广东粤汉铁路本身的历史,也可由此加深对清末官、商关系的理解及对广东绅商的认识。广东粤汉铁路的官商斗争,可分为四个阶段,本文依此划分为四个部分分而述之:第一部分:早期粤汉铁路的官、商之争。在此阶段里,粤、湘、鄂三省绅商在粤汉铁路筹建之初,即表达了实行商办的意愿。不久,美国合兴公司违约背章,私受路权与比法集团,激起了三省官绅公愤,收回美约运动随之兴起。经过三省官绅的合力斗争,粤汉铁路被高价赎回。赎回后,后三省官绅协议分省自办,此为广东绅商对粤汉铁路实行商办提供了前提条件。第二部分:赎回自办后,广东粤汉铁路的官商斗争。粤汉铁路的成功赎回自办,大大激发了广东绅商对粤汉铁路实行商办的热情,他们积极拟订招股章程,准备集股筑路,两广总督岑春煊,却主张对广东粤汉铁路实行官督商办。结果岑春煊在广大绅商的激烈反对下,被迫接受广东粤汉铁路实行商办,粤路商办原则得以确立。第三部分:商办过程中的官商斗争。为实现粤路商办,商办广东粤汉铁路有限公司得以成立,建立起了先进的股份有限公司制度。但是在商办的几年里,商办与官办的斗争仍在继续,商办铁路的弊端也日渐显露,引起了广大股东对商办的失望和对官督商办一定程度的接受,也引发了清政府铁路国有政策的实施。第四部分:“干路”国有政策下的官商斗争。清政府于1911年正式出台了“干路”国有政策后,广大粤路股东为反对清政府的收归官办,维护商办,开展了保路运动。随着清政府的迅速垮台,广东粤汉铁路的商办局面得以维持。本章还专门对广东保路运动与湘、鄂、川的保路运动作了比较研究。结论部分,对清末广东粤汉铁路历史中的官、商之争作了总结,对广东绅商一直追求广东粤汉铁路商办的动因作了分析,并简要指出其商办失败的原因和历史意义。
[硕士论文] 李红伟
中国近现代史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2005(学位年度)
摘要:  《震坛》又称《震坛周报》,英文名TheChindan,20世纪20年代韩国独立运动的重要中文刊物。由韩国临时政府早期重要领导人申圭植1920年10月10日创办于上海,1921年4月24日停刊,计22期。曾在上海、北京、江苏、山西、重庆等地设有代派处,于俄、法、英、美、德及夏威夷置有通讯处,远销欧美。发行时间仅半载,影响颇大。全国各地图书馆迄今收藏不甚齐全,学者利用十分有限,对其系统研究几见空白。《震坛》图文并茂,内容丰富,刊载了韩国独立运动志士的活动及中、美、英、日等国时局的大量报道。该刊不失为一部揭露日帝侵韩的血泪书、对日帝罪恶的控诉书、鼓动韩人反日的宣言书,为史学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鲜活史料。之于韩国志士在中国创办的韩文刊物,《震坛》用中文出版,存续时间较长,针对性强,受众较多,旨在宣传韩国独立运动情势,争取中国的理解与持助;而较于中国人士创办的一般刊物,其反日复国宣传主张较早、目的明确,意在唤起民族自决,争取大韩民族的真正独立。本文分四部分。一、创刊大略。日帝入侵亡韩、韩人独立运动勃兴、上海临时政府的成立为创刊背景;以发挥民族自决、主张独立平等为职志;对创刊原因,刊物主编、作者、读者的主要构成,出版、发行、栏目设置等作剖析。二、精要撷采。该刊密切关注韩国独立运动态势、世界对韩国独立运动之反响、中国及欧美等国时局之演变,专论社会主义及注重广告的宣传等。三、时代特色。该刊以抗日斗争为旗帜、以民族自决为主导、以中韩友谊为底蕴,特色鲜明。四、影响及评价。是刊为韩国独立运动的一面旗帜;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对研究韩国独立运动史、中韩外交史、国际关系史等课题委实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揭示其不足却瑕不掩瑜。  
[博士论文] 张艳
中国近现代史 浙江大学 2005(学位年度)
摘要: 五四运动始终是政治领袖、知识分子与学者争相解说且聚讼不已的历史话题之一。1919-1949年间,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共产主义、三民主义与自由主义三大意识形态,各自建构起了关于它的认知模式。本文试图对这三种认知模式进行比较细致和系统的梳理,努力将其生成过程回放到当时的历史场域中进行描述,以厘清它们的演变轨迹、产生的历史条件和所受主体性因素的影响。在对它们之间错综复杂的交叉、互动以及循环敌对与争辩态势的刻画中,也试图对“五四”的历史图像予以还原。论文除绪论和结语外共分三章,分别以“阶级革命”、“国民革命”、“文化启蒙”来概括和呈现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自由知识分子认识五四运动的不同视野。第一章揭示了共产党的“五四”观的演变。第二章考察了国民党对五四运动的阐释及其演变。第三章以胡适为个案考察了自由知识分子对“五四”的阐释和评价。1919-1949间的“五四”阐释不是一个孤立的事情,它不仅取决于不同认识主体的政治立场,更取决于现实的政治与文化斗争的态势。因此,如何理解和评价五四运动,已主要不是一个史学问题,而是一个现实的社会导向问题,一个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然而,五四运动的形象因变动不居和毫无客观准则可言,其真实面貌已难以辨识。
[博士论文] 陈旭清
中国近现代史 浙江大学 2005(学位年度)
摘要:  在抗日战争中,山西是领导和指挥华北抗战的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的所在地,也是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和抗日根据地的策源地;是中共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功典范,也是中共主张实行全面抗战的支撑点和出发地。在整个抗战过程中,许多影响抗战全局的重大历史事件都发生在山西。研究山西抗战,将有助于认识中共及其领导军队的发展壮大历程,有助于认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大陆迅速失败的原因。本文结合口述史研究理论,主要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考察了口述史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第二,以山西抗战口述史为例,讨论了口述史的操作。第三,运用心态史学理论,对山西抗战中的几个典型心理特征进行了分析:关于苦难记忆的探讨中,认为当民族面临危难时,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民众会不畏艰难,勇于挑起国家的负担,将国家和民族的苦难与个人的职责相联系,在这一过程中个体的苦难得到了升华,充当了民族苦难的承担者。在妇女与战争的关系中,分析了女性对战争的独特感受和行为反映,认为在抗战中,对妇女的解放要做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根据地的妇女在抗战中得到了人身和思想的解放,但这种解放是以付出巨大代价换来的;敌占区和拉锯区的妇女因受日军的欺辱蹂躏却出现了返归封闭,对妇女的发展造成了严重制约作用。在关于惨案记忆的分析中,着重分析了惨案记忆形成的原因、特征,人们对惨案的归因,运用心理分析方法,勾画了化解当前蕴积在中国人民心中对日不满的情结的路径。结合口述调查实践,分析了痛苦、快乐、愤怒、恐惧等不同的情感表征对记忆内容的影响,探讨了情感记忆中的性别差异特征,强调了语言在情感记忆中的作用,认为情感与记忆的关系是复杂的,不能用简单的论断来说明,需要进行细致的深入分析。
[博士论文] 邓文初
中国近现代史 浙江大学 2005(学位年度)
摘要:  19世纪20世纪之交传入中国的西方民族主义思潮,对近代中国政治变革产生过巨大影响。本文主要从民族主义与国家转型关系的角度,对近代中国国家转型过程中的列强在华势力、地缘政治、民族主义革命、国家重建等因素进行政治史、思想史、外交史、社会学、意识形态学等方面的研究。认为“中华帝国”的完整性与连续性的形成,主要原因包括:其一,列强在华力量均势的形成,使“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实体得到认可;其二,自晚清以来的中国政府、外交官员对均势外交、弱国外交的运用,为“中国”在国际竞争的险恶环境中创造了较大的回旋空间。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尽管民族主义是一股巨大的力量,但民族主义革命恶化了中国的国际生存环境,使中国一再进入地缘霸权的势力圈中。民族主义给国家转型过程带来的不是凝聚力的加强、国家的统一,而是帝国的分裂,是国家力量的削弱。近代中国的国家转型,为此经历着十分痛苦而漫长的蜕变过程。也因为这种推延,使中国国家在近代国际社会的激烈竞争中始终处在弱势地位,一再遭受欺凌。这种状况又加深了国家统治的合法性危机,从而使革命主导着近代中国国家转型的全过程。全文共三章。第一章,对甲午战争之后列强瓜分中国与中国民族主义兴起的国际背景展开分析;第二章,对辛亥革命前后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复杂类型进行重构,并从“中华帝国”的视野对民族革命引发的国家危机与政治困境进行梳理;第三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特别是“二十一条”时期的民族主义革命与政治运作,从国家与革命的角度对中华革命党援借日本力量所造成的国家危机进行分析,指出在中国革命运动中,民族主义不是作为政治原则被信奉,而是一种旗号,是权力争夺的策略。
[博士论文] 俞海洛
中国近现代史 浙江大学 2005(学位年度)
摘要:  高校是思想的家园,大学生是社会各种思潮的最早接触者,是思想最活跃的社会阶层之一。研究大学生思想演变,对研究社会主流思想及其影响有其深刻意义。同时,研究大学生思想,摸清其中的发展规律,对做好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保持我们的社会长治久安、为今后的社会能向着我们的意愿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因此,本文分为以下几个部分对当代中国大学生思想史进行了研究探讨:绪论阐述了选题的缘起、意义及与本论文有关的研究现状,简单介绍了基本文献资料,交待了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研究价值和研究创新。第一章论述建国后七年大学生确立符合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想。第二章阐述1956至1966年在社会主义道路探索过程中大学生思想的曲折发展。第三章讲述1966至1976十年中大学生思想的复杂变化。第四章讲述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大学生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1976-1988)。结语部分主要归纳总结1949至1988年,40年来大学生思想的特征、发展规律及我们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提出新形势下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思路。
[博士论文] 王献玲
中国近现代史 浙江大学 2005(学位年度)
摘要:  民办教师在新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长达半个世纪中,民办教师安贫乐教,艰辛奉献,是中国农村基础教育、扫盲教育的主要承担者。研究中国民办教师历史,一为传承其风范精神,二为总结其经验教训,以激励、鉴戒当今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本文秉此总纲,由绪论、正文八章、结语共十部分对中国民办教师始末进行了研究。绪论界定了民办教师的概念,阐述了选题的缘起、意义及研究现状,简单介绍了基本文献资料,交待了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研究创新。第一章论述了中国民办教师的历史渊源。第二章阐述了中国民办教师的产生和发展。第三章讲述了民办教师队伍的治理整顿。第四章讲述了民办教师的光辉业绩。第五章讲述了民办教师队伍的艰难生存状况。第六章讲述了民办教师问题的最终解决。第七章主要阐述了贫困地区解决民办教师问题的经验及启示。第八章主要阐述了代课教师问题。结语部分主要阐述了民办教师问题对二十一世纪中国教育事业的反思。
[博士论文] 杨庆文
中国近现代史 浙江大学 2005(学位年度)
摘要:  本文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主要采用历史述事方法,借助法学和社会学等多种学科的研究方法,以新中国政治变革为主要线索,结合社会变革和刑法自身发展的特殊情况,以新中国刑法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对新中国刑法50多年的曲折发展变化进行了历史的考察,将各个时期的刑法制度、刑法思想、刑事政策与立法、司法实践有机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全面反映了新中国刑法发展的轨迹,探讨了刑法发展的规律性,揭示了相关历史事件掩盖或包容的刑法精神、刑法内容和刑法意义,对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和检讨,总结了经验和教训,对今后刑法建设的发展和推进中国法治的未来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除结语外,全文分为五章。第一章绪论,阐述了选题的缘起和意义、研究现状,简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范围、历史分期、研究方法和研究创新。第二章摧毁与创建(1949-1954年)。本章论述了新中国刑法的初步创建。主要通过对建国初期重大历史事件的考察,分析刑法在这一系列政治运动中的作用,揭示这一时期刑法与革命的内在联系及其给后来刑法建设造成的深远影响。第三章发展与挫折(1954-1976年)。本章回顾了新中国刑法典起草与停顿的曲折经历,论述了这一历史时期刑法的发展与挫折,对毛泽东的刑法思想作了较为全面的探析。第四章改革开放与刑法的复兴(1976-1992年)。本章主要论述了改革开放以后刑法领域的重大发展变化,并探讨了邓小平的刑法思想。第五章市场经济与刑法的新发展(1992年以后)。本章阐述了市场经济与刑事法治的内在关系,并论述了江泽民的刑法思想。结语阐述了新中国刑法的曲折发展对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历史启示,总结了阶级斗争、政治运动、党的政策对新中国法制建设的深刻影响及刑事法治对推进中国法治的重大作用与历史意义。
[硕士论文] 赵璐
中国近现代史 西北大学 2002(学位年度)
摘要:进化论是中国近代一切先进人物共有的世界观和思想武器,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主流,研究近代中国进化论的发展,对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有重要意义。本文认为,近代中国进化论的思想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古代变易思想;二是今文经学的朴素进化观;三是西方进化学说。从纵向历史的演变过程看,近代中国的进化论经历了四个时期,鸦片战争时期为准备时期;戊戌变法时期为发展时期;辛亥革命时期为鼎盛时期:新文化运动时期为衰退时期。从横向发展看,中国近代思想家康有为、严复、章太炎、孙中山、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都信奉进化论,尽管他们进化论的思想来源各不相同,但他们都对进化论进行了吸收和改造,并将进化论引入社会历史领域,形成了各具特点的进化论学说。康有为主要吸收了中国传统变易思想和西方自然科学进化观,形成了“三世”说的进化观;严复思想则是达尔文、斯宾塞、赫胥黎思想的综合产物;章太炎受到达尔文进化论和拉马克学说的影响,将革命引入进化论;孙中山也信仰达尔文学说,并提出“突驾说”;陈独秀和李大钊既接受了达尔文进化论又受到柏格森创造进化论的影响,分别提出“抵抗力”一说和“民彝”史观。
[博士论文] 李湘云
世界史 云南大学 2012(学位年度)
摘要:与绝大多数非洲国家一样,坦桑尼亚(坦噶尼喀—桑给巴尔联合共和国)是一个刚刚创建五十年的年轻国家。作为现代世界体系中最后一批获得国家主权与独立地位而建构起来的现代国家,非洲大陆的数十个新兴国家,其跨入现代民族国家行列的背景条件、内外动因,其现代国家建构的基本模式、国家发展所要解决的核心命题与持久挑战,不仅十分艰巨与困难,在许多方面也与近代三四百年前兴起的西方主权国家、与亚洲那些有着古老历史的传统国家,多有不同之处。
   作为东部非洲面积最大、民族最多的国家,坦桑尼亚与数十个其他非洲国家在过去半个多世纪所面临的国家建构与发展问题,大体上是相似的。然而值得关注的是,这个国家自20世纪60年代初独立和创建以来,却长期保持了国家政治进程的和平、稳定与统一,并成为非洲大陆数十年间为数不多的从未发生过血腥政变、惨烈内战的国家。长期以来,坦桑尼亚的和平、统一与稳定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像,它的国民文化相对温和、包容与自信,而它那种十分独特的由大陆部分坦噶尼喀与海岛部分桑给巴尔的联合共建而成的国家政治发展模式,它那经由建国领导人尼雷尔及执政党开创的具有向心力与凝聚力的国家政治文化与观念形态,及它后来十分和平理性的由一党制过渡为多党制并保持了自己政治独立性与稳定性的国家发展经历,都为坦桑尼亚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也因此成为研究非洲国家政治发展的各国学者们热衷谈论的话题。
   总体上看,过去数十年坦桑尼亚的国家建构与政治发展,是比较独特也比较成功的,尽管它为追求国家一体化和民族融合所推行的一些政治经济举措在促进国家经济发展方面一度也有过消极影响的一面,但从长远来看,这些推进政治举措与精神追求,却为这个国家的政治统一、民族融合、文化聚合这些更为根本性的发展目标的推进,创造了必要的基础与条件,并通过两、三代人的不懈努力,逐渐在这块土地上培植起来了一种民族自尊、思想自立、文化认同的坦桑尼亚国家观念与民族情感,而这一切,正是今日的非洲大陆许多国家所特别需要而又求之不得的。
   当代非洲国家的政治发展进程与面临的问题十分特殊,必须从非洲的实际,从非洲的内部来理解。回顾非洲国家数十年的发展,其政治发展与国家进程极其艰难。这是由非洲民族国家建构的特殊历史背景与基础条件决定的。这一进程有其内在的规定性和制约性。而这一进程的推进是否顺利,还取决于政治进程与发展道路的选择是否恰当。
   本文以历史发展为主线,从新兴民族国家构建的视角,系统探讨了坦桑尼亚国家建构与发展的进程。本文按独立、兴起、调整和转型四个时期,分阶段讨论了过去五十年来坦桑尼亚政治、经济、文化及外交方面的发展和变化,及这些变化发展与坦桑尼亚民族国家建构的互动关系与影响。在系统梳理这个国家建国以来政治发展历史进程的基础上,作者力图思考和总结坦桑尼亚民族国家构建与发展的成就与教训,探讨其动因与背景、特点与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思考一些关涉当代非洲国家建构与政治发展的理论与思想问题。
   过去近五十年坦桑尼亚国家建构与政治发展,按其演进的历史过程看,大体上可分为如下四个时期。
   独立与创建: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帝国主义掀起瓜分非洲的浪潮,英德两国分别在坦噶尼喀地区和桑给巴尔岛建立殖民地。坦噶尼喀地区掀起了民族抵抗斗争,民族意识开始觉醒。一战后,英国统治了坦噶尼喀地区。二战后,英国殖民统治方式转变,坦桑尼亚民族主义运动蓬勃兴起,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成为坦桑尼亚人民斗争的目标。1961年12月,坦噶尼喀地区获得独立,1963年12月桑给巴尔岛独立,1964年4月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形成。
   起步与推进:建国初期,坦桑尼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经历了非洲化进程后,坦桑尼亚很快转向国家建设。尼雷尔总统创建了以乌贾马为核心的建国思想,并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领域积极开展实践活动。在政治领域实行中央集权、确立一党制、改革地方政府,在经济领域推行国有化运动和建设乌贾马村,在文化领域,积极发展教育、挖掘传统文化和确定斯瓦希里语为国语,在外交领域则支持南部非洲解放运动。通过十五年发展,坦桑尼亚建立了具有本国特色的一党制,建立了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国民经济体系初步形成,教育文化体系较为完善,国家民族的构建取得一定成效。但是,七十年代末期的石油危机、坦乌战争加速了坦桑尼亚的经济危机,坦桑尼亚陷入经济困境。
   调整与变革: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为走出国家发展困境,尼雷尔及其后的领导人开始调整和变革国家发展。政治发展方面,1985年尼雷尔辞去总统职务,实现了国家权力的顺利交接;1990年尼雷尔辞去执政党——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职务,实现了政党领导人的顺利过渡。经济发展方面,调整国内乌贾马村建设政策,并开始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谈判。1986年,坦桑尼亚与货币基金组织签订协议,国际社会的援助资金大量涌入坦桑尼亚,坦桑尼亚经济开始恢复。九十年代,东欧剧变,全球掀起民主化浪潮。坦桑尼亚开始从一党制向多党制过渡,1995年坦桑尼亚完成全国首次多党制国民议会和总统选举,实现了一党制向多党制的平稳过渡。经济方面,坦桑尼亚再次遭遇重创。1993-1994年,国际社会以坦桑尼亚税务制度缺陷和政府腐败为由,减少预期的援助款项,坦桑尼亚经济再次出现回落。国家统一方面,桑给巴尔问题初现端倪。
   转型与发展:多党制确立后,坦桑尼亚国内政治跌宕起伏,然而经济缓慢回升,总体局势平稳。经济发展方面,继续深化经济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减少国家贫困。开展反腐败斗争。编制2025年发展愿景,确定未来发展目标。政治发展方面,继续推进多党制,逐步完善选举制度,维护国家和社会稳定。国家统一方面,桑给巴尔问题仍在持续,但目前形势转好。2010年,桑给巴尔成立民族团结政府。外交发展方面,围绕经济发展,改变外交策略,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关系,推进非洲区域一体化。
   本项研究以坦桑尼亚作为个案与实证研究的典型对象,通过对坦桑尼亚独立后民族国家构建与发展进程的系统研究,回顾背景,铺陈过程,分析特点,评价得失,从而勾勒出坦桑尼亚独立后五十年的国家演进历史,为更好地理解当代非洲国家的政治进程与国家发展问题,提供一个相对具体而深入的国别研究成果。
[博士论文] 王涛
国际关系 云南大学 2011(学位年度)
摘要:圣灵抵抗军是一支形成于乌干达北部地区的带有宗教性质的反政府武装。圣灵抵抗军领导人约瑟夫·科尼反对穆塞维尼在乌干达的统治,宣称要在基督教“十诫”和阿格利人传统习俗的基础上在乌干达建立一个神权国家,并实现乌干达北部地区的自南与和平。但与其“高尚”的宣传相反,圣灵抵抗军自1986年形成以来,在乌干达境内制造了大量的屠杀,劫掠了大批儿童并训练这些儿童成为士兵,并使乌干达北部地区长期处于社会动荡和经济衰退的国境之中。1990年代以后,圣灵抵抗军跨出乌干达国境,进入南苏丹、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中非共和国境内活动,将冲突与灾难带到了更广大的地区。冲突累计使250多万人沦为难民。2005年,国际刑事法院以战争罪、危害人类罪等指控对圣灵抵抗军主要领导人提起诉讼,并下达逮捕令。至今,圣灵抵抗军仍活动在中部非洲的多个国家,成为非洲存在时间最长的反政府武装之一。从目前局势看来,圣灵抵抗军的生存空间正在被不断挤压,其处境将愈发艰难。这支持续了二十五年之久的反政府武装,将会走向衰落和灭亡。
   本文以圣灵抵抗军为研究对象。第一章探讨了圣灵抵抗军形成的背景和原因,认为它是乌干达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第二章梳理了圣灵抵抗军的发展历程。1994年前,圣灵抵抗军主要活动在乌干达北部地区。1994年后,它转移至苏丹南部地区,并获得苏丹政府的支持。2002年以来,随着苏丹政府支持的减少,以及遭受乌干达政府军“铁拳行动”的打击,圣灵抵抗军又向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转移。目前圣灵抵抗军在南苏丹、刚果民主共和国东北部和中非共和国东部地区活动。圣灵抵抗军从最初的带有地方民族主义性质的武装演变为兼有外国雇佣军性质和地方民族主义性质的武装,目前,它的政治诉求日益模糊,沦为“游寇”。第三章首先分析了圣灵抵抗军的影响如人员伤亡、难民问题以及儿童兵问题等,随后探讨了圣灵抵抗军的未来发展趋势。第四章从乌干达国家层面上探讨了乌干达前民族国家与圣灵抵抗军的关系,认为圣灵抵抗军的产生与乌干达前民族国家关系密切。而作为反政府武装,圣灵抵抗军并没有挑战前民族国家的体制本身。第五章从非洲地区国际关系层面上探讨了圣灵抵抗军对非洲地区国际关系的影响,认为作为次国家行为体的圣灵抵抗军在非洲地区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成为地区国际关系互动的“中心”。第六章从国际司法层面上探讨了国际刑事法院的介入对圣灵抵抗军的影响。国际刑事法院致力于“实现公正”,但逮捕并审判科尼又不利于“恢复和平”。究竟是要“实现公正”还是要“恢复和平”,引起了各界的长期争论。目前乌干达政府和国际刑事法院都在努力探索一条符合乌干达实际的、既能推动和平,又不损害公正的“第三条道路”。
  
[博士论文] 肖玉华
世界史 云南大学 2008(学位年度)
摘要:1974年德格集团发动的军事政变结束了在埃塞俄比亚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将这一有着辉煌古代文明和光荣抵抗历史的非洲国家带入了建立新的政治信仰和政治秩序的历史阶段。为了建立一个为埃塞俄比亚境内各族人民所能接受的、可行的政治秩序,德格集团和之后的埃革阵政党联盟采取了不同的统治策略,并取得了不同的效果。 通过考察1974年以来埃塞俄比亚政治发展的基本历程和主要趋势,本文发现,在海尔·塞拉西被赶下台34周年之际,埃塞俄比亚基本完成了由封建帝制向现代民主体制转变的根本任务。这个历史性的转变过程既有其个性特征,又体现了独立后大多数非洲国家政治发展的一些共性问题。本文正是希望通过对此过程的研究揭示这种特征。 全文共分六章: 第一章是对论题本身的分析,其中包括笔者选择本论题的缘由以及对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的简单评述。该章还讨论了政治发展的一般性理论和埃塞俄比亚政治发展的个性问题,以明确本文运用的研究方法。 第二章和第三章主要探究了德格集团统治时期和埃革阵统治时期埃塞俄比亚的政治发展进程。海尔·塞拉西的被迫退位和暴毙以及德格集团掌权后推行的一系列激进改革措施激起了国内各派力量的反抗,“社会主义”的统治模式最终为埃塞俄比亚人民所抛弃。埃革阵的上台给埃塞俄比亚政治发展注入了新生命。由于其在反德格集团过程中的卓越功勋,埃革阵政权在上台之初就具有更大的合法性;但是夺取政权后的统治任务并非易事,为了保证政治体制平稳健康地运行,新政府必须控制并消解历史时期-尤其是德格集团统治时期-不断激化的民族矛盾。这两章的主要目的是理清1974年以来埃塞俄比亚政治发展的基本轨迹,为后两章中重大问题的分析做准备。 第四章讨论了帝制倒台之后埃塞俄比亚政治发展中的民主化问题。在肯定世界民主化历史潮流的基础上,笔者分析了当代埃塞俄比亚政治民主化的基础和条件,考察了近年来埃塞俄比亚在民主化道路上的经历,同时探究了埃塞俄比亚公民社会的成长和国际社会对埃塞俄比亚民主化的反应。该章还探讨了民主化在埃塞俄比亚政治发展中的地位和价值,及其与国家发展的关系等问题。 第五章着重讨论了埃塞俄比亚政治发展中的地区化和国际化问题。埃塞俄比亚政治发展的地区化和国际化特征不是新近才出现的事情,该国一直以来都是红海-印度洋世界体系的积极参与者。当代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加强、全球反恐战争的现实需要和非洲之角维持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任务使埃塞俄比亚政治发展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第六章将对1974年以来埃塞俄比亚的政治发展做一个总体评价,涉及到政党政治、社会分层和公民政治参与、政治稳定性以及外交战略等。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本文的结论。对后帝制时代埃塞俄比亚政治发展进行评价是为了指出帝制垮台后埃塞俄比亚政治发展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为下一步的研究奠定基础。
[硕士论文] 王涛
世界史 云南大学 2008(学位年度)
摘要:乌干达民族国家发展进程研究是非洲民族国家发展研究的个案之一,成为研究非洲民族国家发展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关民族国家的构建和发展问题,前人多有研究、总结,为笔者进行后续个案研究提供了理论的支持和方法论的范例。笔者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乌干达为例,得出一些非洲民族国家发展进程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规律,加深对非洲民族国家发展进程研究的理解。笔者通过选取影响乌干达民族国家发展进程中的典型性因素,并对之进行典型事例的个案研究,试图以此达到以点带面,以小见大的研究效果,并得出结论。 论文主要的内容包括了五个部分:首先对乌干达民族国家的背景进程阐述,随后分析影响乌干达民族国家发展进程的四大因素:军事政变、独裁统治、民主化进程、国内战争与冲突对民族国家发展产生的影响。乌干达民族国家肇始于1893大英帝国在东非地区建立的乌干达保护国。但英国在乌干达的间接统治和分而治之制度却又阻碍了乌干达民族团结,不利于民族国家的发展。独立后,频繁的军事政变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乌干达民族国家的利益,但总体看来却加剧了民族间的对立和分裂。乌干达历史上的独裁统治对民族国家的发展也造成不,利影响,在某些时候甚至使民族国家的发展停滞。在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面对冲击非洲的民主化浪潮,乌干达政府审时度势,采用了符合乌干达国情的“无政党民主”体制,推动了乌干达民族国家的发展。政府的一些不恰当政策,导致乌干达长期存在着国内战争和冲突。这引起冲突地区的经济破坏、社会动荡等消极后果,不利于民族国家的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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