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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朱学良
中国古代史 西北师范大学 2012(学位年度)
摘要:经学是中国古代的主要思想意识形态,作为中国经学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北魏经学在魏晋南北朝大分裂、大动荡的环境下经历了由衰弱到发展、由发展到繁盛的阶段。不深入了解北魏经学,就无法合理解释唐代经学的诸多现象。然迄今为止,由于种种原因,对这一段经学史的研究仍极为薄弱。
  论文欲立足原始材料,通过对该时期诸多经学现象的宏观考察及对现存经学著作、佚文的深入分析,以期对该时期经学的特色、贡献及其在经学史上的地位等做出一个较为符合历史史实的客观评价。
  全文分三章。第一章是对北魏之前即汉末魏晋时期经学的宏观考察,分三节,分别对汉末今文经学的衰亡、郑学的小一统以及儒学式微玄学兴起作了详细分析。第二章是对北魏经学的综述,分四节对十六国时期、北魏时期的经学发展、北魏经学的师承家传和北魏经学家的迁徙作了系统阐述。第三章是论文的总结陈辞,主要介绍了北周、北齐时期经学的继承发展和北魏经学的地域性特点及风格变迁。
[硕士论文] 卢翠琬
中国古代文学 福建师范大学 2009(学位年度)
摘要:汉代是中国经学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汉代经学开始出现了昌明的局面,后又走向极盛乃至最后的中衰。在武帝至东汉期间,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经师大儒,刘歆便是其中之一。 对于刘歆,前人褒贬不一,与汉代的其他经学家相比,后人对刘歆的研究不免显得落寞。随着现代经学研究的深入,我们很有必要对刘歆的经学成就作进一步的探讨,特别是刘歆著作本身所蕴含的思想内涵。本文主要围绕刘歆的经学思想进行研究,分作四章论述,分别为:刘歆生平与著述;《七略》中所体现的经学思想;刘歆与今古文之争;刘歆对诸经的传承与发扬。 在绪论部分,首先概述了本课题的研究历史及成果。前代学者对于刘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围绕《七略》一书,论述刘氏父子在校雠学、目录学上所做出的贡献;二是围绕他与今、古文之争展开,这也是争论最为激烈的一方面;三是对刘歆作品的辑佚。其次,归纳了本课题近几十年来的研究现状。近几十年,学术界关于刘歆的研究有所深入,除目录学史、文献学史外,哲学史、思想史、经学史、天文学史等方面都有提及刘歆,但篇幅并不长,特别是早期的著作中,对于刘歆显然都不够重视,且大多将他附于其父刘向之后。但总体而言,关于刘歆的学术研究,仍然有取得新的进展。最后,论述了本文的主旨及研究方法。本文主要以《汉书》中所采录的刘歆的著作为底本,参考后人的各种辑佚本,在深入解读刘歆著作的基础上,对刘歆的经学思想作出较为系统及深入的研究,以期客观地评价刘歆在经学史上的地位。 第一章简述刘歆生平与著述。该章简述了刘歆的生平及其学术渊源,并考察了古代文献中关于刘歆著作的记载及其作品的存佚情况,最后对刘歆的学术成就作了简短的总结。刘歆所从事的学术工作有以下几个方面:律、度、量、衡方面;历法方面;礼乐方面;食货方面;祭祀方面;帝王系统方面;灾异说方面;整理文籍方面,可以说刘歆确为“学术界的大伟人”! 第二章论述《七略》中所体现的经学思想。第一节为《七略》考述。该节考察了《七略》的创作背景和成书时间,《七略》、《别录》的散失及后代的辑佚情况,对《七略》与《别录》的关系进行辨析,并考辨了《七略》与《汉书·艺文志》的异同。笔者认为《七略》与《别录》实为二书,因此不可将其归为刘向之作;而《汉志》基本沿袭了《七略》原貌,所以以《汉志》为本来研究《七略》的经学思想,是合情合理的。第二节以《七略》中的《六艺略》为基础,来论述《七略》中所体现的经学思想。《七略》中的经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首创“五经象五常”之说:二、重订“六经”次序--《易》为群经之首的经学思想;三、重视古文经的经学取向;四、以《论语》、《孝经》、小学为经之辅。第三节是总结。《七略》一书是对先秦至西汉的学术文化的总结,它体现了汉代独尊儒术、推崇“六经”的时代思潮,刘歆等人通过整理典籍,梳理学术脉络,为经学的统一作出了贡献。然而我们也不能忽略一点,即《七略》一书,是刘歆在刘向等人校书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的,因此该书还融入了其他学者的心血。 第三章探讨刘歆与今古文之争的关系,认为刘歆在争立古文的过程中,实际上体现了其实事求是、兼收并蓄的经学思想。第一节论述刘歆与今古文之争的关系。该节首先对清末民初的今古文之争与汉代今古文之争的实际情形作一个明晰的梳理,认为清末民初的今古文之争与汉代的今古文之争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其次,对汉代的今古文做了区别。在笔者看来,今古文的区分,早期应在于文字,即“今文”和“古文”;后期便在于治学的方法,即钱穆所说的“今学”和“古学”,二者虽有区别,但并非是判然两分,决然对立的。第二节论述了刘歆争立古文经的原因。刘歆争立古文经的原因,在于他企图以古文之长来补今文之短,将古文立于学官是为了扶持微学,推广道术。最后提出汉代今古文之争的实质,是学术道统之争的观点。第三节概述刘歆对古文经学的影响,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刘歆在西汉末年倡立和推崇古文经学,为古文经学的崛起奠定了基础;第二,在王莽朝时,刘歆典领儒林,不仅将古文经立于学官,且提携和培养了很多古文经师,为古文经学的兴盛创立了条件;第三,刘歆提倡重名物训诂的解经方法,促进了汉代小学的兴盛;第四,刘歆实事求是、兼收并蓄的治学思想,对后代的古文经学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第四章论述刘歆在诸经的传承与发扬上所做出的贡献。在诸经的传承与发扬上,刘歆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周易》、《左传》与《周礼》这三部经书上。刘歆的易学,承袭的是孟京之学,并被东汉的郑玄所继承并发展。在《律历志》中,刘歆的易学思想主要表现为以“太极元气”为原点,构建天、地、人一体的宇宙体系。可以说,在汉代象数易学的发展史上,刘歆也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左传》之学,始创于刘歆,他不仅是西汉第一个大力提倡和研究《左传》的学者,且他开创了《左传》的章句义理之学,培养了众多的门生,为《左传》学的兴起及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周礼》的兴起,也与刘歆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说,刘歆在《周易》、《左传》、《周礼》三经的传承中实属功不可没的人物。 在汉代乃至整个中国的经学发展史上,刘歆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站在一个历史的高度,梳理了先秦至西汉的学术脉络,总结了经学的发展历史,并且重新审视了西汉经学的发展状况,主张改良经学、扶持微学,以达到推广道术的目的,并为实现此抱负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其学术眼光和魄力可谓千古难寻,大有孔子“文不在斯乎”的气魄。如果重新审视中国经学的发展历史,我们会发现他是沟通西汉经学与东汉经学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经学家,他对汉代经学所做出的贡献,当不逊于董仲舒和郑玄。
[硕士论文] 光洁
中国古代文学 上海大学 2008(学位年度)
摘要:陈天祥是元代著名儒生,他为官清正,治学严谨,于四书学颇有心得。其《论语辨疑》是元代论语学的重要著作,但因学界对元代经学研究比较薄弱,而长期受到忽视。 本文从三个方面分析介绍陈天祥及其《论语辨疑》。第一部分是介绍陈天祥的家族世系构成及其生平经历,并将陈天祥的生平放到元初儒学发展的概况下去论述。第二部分是介绍《论语辨疑》的内容,本文将《论语辨疑》的173条条目都作了细致分类,按其批评对象分别归属为对经文本身存在问题的质疑、对朱熹注解问题的批评、对朱熹所征引文献问题的批评。并将历来的代表性论语著作与之对比,以此梳理相关条目在经文阐释过程中的演变,反映陈氏著述的观点和立场。第三部分是分析《论语辨疑》的解经特色,本文认为《论语辨疑》有三方面的特色,一是尊崇王若虚,二是坚持解经须返求本经,三是喜欢取例设喻。 本文认为《论语辨疑》所质疑者不惟《集注》一书而已,亦有对经文本身的疑问和对前人注解的指摘。应该说,单从《论语辨疑》来看,陈氏此书是以朱熹《集注》为依托而延展开去对《论语》相关问题的探究,其目的不是要贬抑朱学,而是力图匡正朱学,是其更加符合圣人旨意而已。也就是说陈天祥是以质疑《集注》为途径去达到追寻经文本义的目的。 陈氏此书,持论公允,摒除汉宋门户之见,对我们研究元初儒学经典的传播及元代儒生的观念立场有会有所帮助。
[硕士论文] 王爱亭
中国古典文献学 山东大学 2006(学位年度)
摘要:《通志堂經解》是清初學者徐乾學所輯刻的一部叢書。它上承《十三經注疏》,下啟《皇清經解》正、續編,是有清一代學者治經的重要依據,對清代經學的昌盛影響巨大。《通志堂經解》又多以宋元秘本作底本,初刻工致,為清初寫刻本代表之一。可見《通志堂經解》不論是在經學上還是在版本學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本文即從版本角度對《通志堂經解》試作研究。 論文分上下兩篇,上篇為《總論》,概述《通志堂經解》的總體情況;下篇為《(通志堂經解)諸書版本源流考》,對叢書所收經解逐一考查其刊刻特徵及版本源流,為全文之重點。 上篇《總論》分為七個部分: 一、緒言 《通志堂經解》輯刻於康熙十九年(1680),上承《十三經注疏》,下啟《皇清經解》正續編,為清人治經的重要依據。《通志堂經解》多以宋元秘本為底本,初刻工致,是清初寫刻本代表之一。 二、徐乾學生平著述及藏書刻書述略 徐乾學(1631—1694),字原一,號健庵,江南崑山(今江蘇省昆山縣)人。清康熙間朝廷重臣,官至刑部尚書。同時他著述豐富,家有傳是樓,藏書 多,並刊刻了影響巨大的叢書《通志堂經解》,又是一位重要的文獻家。 三、《通志堂經解》的编刊者 通志堂為納蘭成德堂號《經解》中各書卷末亦多署“後學成德校訂”。然《通志堂經解》雖題成德編,實為徐乾學所輯刻。本文廣引文獻資料予以說明。 四、《通志堂經解》的刊刻 此部分主要從時代背景、刊刻動機、刊刻條件及刊刻過程四個方面予以考察。考察了處於學術轉型期的清初學術之時代特點;歸納出徐氏刊刻《通志堂經解》於學術上及政治上兩方面的動機;總結了大型叢書刊刻所應具備的在资金、底本與校勘等三個方面的條件;明確了《通志堂經解》刊刻的起終時間。 五、《通志堂經解》所收數量 關於《通志堂經解》所收經解的種數與卷數,各書中的相關記載莫衷一是, 本文作了初步調查統計。 六、《通志堂經解》的版本 《通志堂經解》有兩個版本:一是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原刻本,一是同治十二年兩廣鹽運使鍾謙鈞粵東書局重刻本。本文對這兩個版本的行款版式特點及前人的評價等作了總結。 七、《通志堂經解》的總體特點、貢獻及不足 這一部分在考查《通志堂經解》所收各書(前五十種)的版本特徵及源流的基礎上,分別總結出《通志堂經解》在經學與版本學上的特點與貢獻,並指出了其若干不足。 下篇為《(通志堂經解)諸書版本源流考》(前五十種)。此為論文重點。限於篇幅,本文以前五十種為範圍。在這一部分中,對《通志堂經解》所收各書(前五十種)的版本特徵與源流逐一考查梳理,以求明確各書的底本來源及各版本之間的關係,並總結出《通志堂經解》版本方面的總體特徵。 關鍵詞:《通志堂經解》 版本
[硕士论文] 许家星
汉语言文学 南昌大学 2005(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阐述笔者研读《说文》的学习体会。首先从历时比较的角度,探讨《说文》与赣方言口语本字的关系。将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方言与传统的静止的书面文献结合起来研究,相互印证、阐发,在语言研究中无疑是非常必要的。本文主要将笔者方言中的相关词汇与《说文》进行了一番比照研究,同时还涉及到了《诗经》和《楚辞》这两部上古典籍,希望藉此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古吴越楚语在“吴头楚尾”的赣省中的积淀,同时加深我们对《说文》价值的认识。 其次从古代文化的角度,试图挖掘些《说文》所蕴涵的深厚文化底蕴。这主要是由于《说文》本身博大精深,它那百科全书的性质为我们研究古代社会生活提供了丰富材料,这些资料是任何典籍都无法替代的。早在二十世纪初期,程树德教授就在《说文稽古篇》中提出了“因字求史之法”。故本文有两节分别考察了古代的牛耕文化及先民的思想认知观念。 最后是对《说文》文本进行了考证。《说文》作为一部流传几达两千年之久的典籍,其真实面貌难免有所改变,故后人在利用《说文》时带着批判的眼光是必要的,尽管批判的结果不一定恰当。本文有一节考证了《说文》的牛字说解,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另一节主要就《汉语大字典》在利用《说文》时出现的疏忽之处作了些探讨。
[硕士论文] 逯万军
中国古代史 郑州大学 2002(学位年度)
摘要:经学经过两汉长期的发展,奠定了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而东汉前期两汉之间特殊的历史时期,其经学在汉代经学发展和演变中具有自己的特点,在两汉经学发展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故研究东汉前期经学对认识整个汉代经学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本文主要对东汉前期的经学发展和这一时期以经治国的状况作初步探讨。东汉前期统治者在借鉴前朝统治经验和王莽篡汉教训的基础上,更加重视社会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作用。因此,东汉初年,最高统治者就将经学确立为“国宪”而大力提倡。首先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君主身体力行,竭力倡导,并大力发展经学教育,使经学文化在继西汉之后,得到了广泛、深入的传播,儒家文化空前繁荣,儒家的伦理纲常成为东汉时代的主旋律。这种做法要比用行政和暴力手段控制、约束人民更为有效,对于维护东汉皇权,稳定社会秩序,缓和社会矛盾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大力发展经学教育的同时,东汉前期统治者又大力奉行“柔道”,以经治国,凡事皆以经为断,一切政令皆以经学为依据,使封建社会各个领域无不打上经学的烙印。经学在东汉前期经世致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影响到后世。
[博士论文] 陈豪珣
东方哲学与宗教 南京大学 2009(学位年度)
摘要:本论文是对《白虎通义》的专题研究。《白虎通义》内容庞杂,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经学、天文地理、阴阳五行、谶纬神学等内容。在这个包罗万象的体系中,《白虎通义》贯穿着学术、政治和宗教三条思想主线。通过三条主线的展开,可以看出《白虎通义》所反映的儒学传统和时代特色。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古代中国哲学的一个基本命题。本文从天人之学的角度对《白虎通义》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分析《白虎通义》的天人观、政治哲学、历史哲学、谶纬思想以及自然神论的生态伦理思想。
   继石渠会议之后,白虎观会议是一次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经学盛会。《白虎通义》是东汉一部著名的经学著作,是经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白虎通义》是汉代经学发展的一次系统总结,是古今文经学的合流与统一。
   《白虎通义》既有经学的一般形式,又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白虎通义》打破了各经师囿于家法、师承之间的樊篱,兼容并蓄,博采众长,融会贯通,统一了五经经义,体现了“通”和“杂”的特色。同时,在学术、政治上,《白虎通义》深受弥漫东汉一朝的谶纬思想影响,深深地烙上了时代的印记。
   天道与王道紧密相连。王权来源于神权,受天命左右。《白虎通义》把五德终始说、三统说、三正说等历史观杂糅起来,为东汉政权的合法性寻找理论依据。《白虎通义》认为礼是治国之本,礼治是王道政治的重要内容,是君臣和谐、政治和谐、社会和谐的重要保证。爵位、谥号、崩薨等政治礼仪和衣裳、姓名、嫁娶等社会礼仪为东汉政治稳定、社会和谐提供了制度保证和人伦指导。
   《白虎通义》蕴含着朴素的自然神论的生态伦理思想。《白虎通义》的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除了论证君权神授的宗教政治目的之外,还有借助天的神威来要求统治者爱护自然,保护生态平衡,与自然和谐相处。符瑞和灾异是“天”赏善罚恶的生态神学表现,也反映了自然生态环境的好坏。天子的职责和使命就是谨承天命,爱护百姓,关爱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本文的主要内容如下:
   绪论主要分析《白虎通义》的形成及其研究现状,介绍本文的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第一章采用历史分析法,加强《白虎通义》思想的历史渊源分析,从政治、学术、宗教三个角度探究《白虎通义》的主要内容和时代特色。
   第二章介绍《白虎通义》的经学与谶纬思想。五经博士和各级学校的设立对东汉经学的发展和繁荣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由于受到当时谶纬神学思潮影响,《白虎通义》大量引用谶纬原文或者吸收了谶纬思想。《白虎通义》的体例比较特殊,但《白虎通义》不是章句。
   第三章阐释《白虎通义》的天人观及其本质。《白虎通义》把自然之天、义理之天和主宰之天杂糅在一起,宣扬君权神授思想,历史按照“三正”、“三统”次序循环反复,同时它又强调德政的重要性。
   第四章论述《白虎通义》自然神论的宇宙观和生态观。从自然之天出发,以天人感应为核心,以符瑞和灾异为表现形式,要求统治者敬畏天命,给予自然界以人文关怀,爱护自然,珍惜生命,节约资源,保护生态平衡,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这就是《白虎通义》自然神论生态观的实质。
   第五章分析《白虎通义》的礼乐教化与社会和谐思想。《白虎通义》对名号器物进行了阐释,突出了其伦理道德的意蕴。无论是爵号、谥号,还是姓氏、礼乐器物,《白虎通义》都强化其道德教化功能,体现天道和人道的统一。反过来,道德化的名号器物具有礼乐教化和社会道德的象征作用。在封建宗法社会,《白虎通义》强调三纲六纪规范人伦秩序、和谐社会的功能。
  
[硕士论文] 祁朝丽
历史文献学 北京师范大学 2006(学位年度)
摘要:作为古代典籍和传统文化渊薮的《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有极高的地位,对《总目》的研究和利用200余年间盛行不衰。但是以《总目》中的明代史部书为研究对象者并不多见。本文旨在从文献学及史学的双重角度从宏观上把握并分析《总目》对明代史部书的评价。其价值在于第一、从史源学及历史编纂学的角度分析了《总目》对明代史学的评价。第二、从宏观上分析了《总目》对明代各类例史书的褒贬以及褒贬的原因。 全文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为前人研究综述;第二部分论述《总目》对明代史部书的评价基调是贬抑的。主要从数量的控制以及质量的质疑来论述;第三部分从史源学、编纂学及史家的作史态度来论述《总目》对明代史学的评价:从史源学的角度来看,《总目》认为明代史部书在史料的采录上多取撰述史料而非原始史料且嗜奇求怪;在史料的考证上引述不注出典、过于疏略;从编纂学的角度看,一些明代史书存在着体例及义例的问题;从史家的作史态度来看,《总目》认为明代一些史家作史态度不够谦虚;第四部分论述《总目》评价较高及较低的史书类别。评价较低的史书类别为正史类和别史类;评价较高的史书类别为诏令奏议类和地理类;第五部分论述《总目》对明代史部书的评价:首先,从总体上讲,《总目》对整个明代史部书的评价基调是贬抑的,其次,《总目》的评价标准是不一的,而是根据自己的主观需要进行变化;第三,从史源学、编纂学的角度来分析《总目》的相关评价,除少数值得商榷外,基本上还是客观公允的。
[硕士论文] 田莉
历史学 中国近现代史 北京师范大学 2005(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主要以民国时期(1912-1949年)河北农村家庭关系为研究对象,在展现当时河北农村家庭关系大致面貌的同时,探讨了家庭关系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并力图把握家庭关系与时代变迁之间的联系与互动。 本文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考察了民国时期河北农村的家庭规模,它直接承载着家庭关系活动的各个点与面。第二部分从大量材料入手,探讨了民国时期河北农村家庭关系的类型,在繁杂的家庭关系种类下,各种具体的关系与各个具体的农家情形又不一样。第三部分对当时居于农家核心地位的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展开具体阐释,突出了在夫妻关系与亲子关系中,经济目的超越情感需求这一特点。第四部分对家长、婆媳的角色进行重点分析。一方面认同家长在家庭中的消极作用,另一方面也肯定了家长在家庭中的积极作用。在婆媳关系上,根据年龄分层论的观点,指出从媳妇到婆婆这个过程,其身份地位随着年龄的增长处于一个不断变化过程中。第五部分探讨了影响家庭关系的诸种因素,经济条件、传统伦理、婚姻陋俗直接导致并强化了旧式家庭关系,而土地改革则开启了家庭关系变革的新迹象。
[博士论文] 祖生利
汉语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0(学位年度)
摘要:元代白话碑文是一种刊刻在碑石上的白话文牍,多为元代统治者颁发给寺院道观的各类旨书。白话碑的原文多用回鹘式蒙古文或八思巴字写成,再译为白话汉语,具有鲜明的直译体特征:其基本的词汇和语法贴近当时现实口语,同时又掺杂大量中古蒙古语成分,与纯粹汉语有所不同。元代是汉语北方官话形成的重要阶段,也是北方阿尔泰语同汉语发生大规模接触的鼎盛时期,不同类型语言之间的长期接触,必然会对汉语的面貌产生某些影响。白话碑文中蒙汉混合的语言现象,正是这一时期语言接触的直接生动的体现。深入研究其中的语言现象,对於探索语言融合的规律,对於全面了解元代北方汉语的面貌、特点,弄清历史上阿尔泰语对汉语的实际影响,具有重要意义。白话碑文的内容虽显程式化,但涉及到元代政治、经济、法律、宗教、文化、地理等诸多方面,又是最可靠的同时材料,具有很高历史学、宗教学、方志学价值。同碑而刻的回鹘式蒙古文和八思巴文是研究中世纪蒙古语的极珍贵的材料,白话碑文对於蒙古文的识读、转写,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博士论文] 林存阳
中国古代思想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0(学位年度)
摘要:有清一代经学的复兴,以礼学的兴起发其先声。清初诸大儒惩于晚明王学的流弊,倡为“以经学济理学之穷”之说,且在此学术潮流的蕴育下,致力于兴复礼学的努力。孙奇逢、陆世仪、顾炎武、张尔歧、黄宗羲等大儒发其端绪,遂揭开一代礼学复兴的序幕。而作为后进文化代表的满洲贵族,当其入主中原之初,便遭遇到难以克服的历史矛盾。这使得他们不得不对满汉文化的尖锐对立重新加以审视。在艰难的抉择中,清统治者逐渐意识到,高压统治固然可取得一时成效,却非久系人心之策,无视文化传统,只能导致社会的动荡。有鉴于此,清廷不仅对先进的汉文化趋于认同,而且对政治、文化政策等加以调整。官方意识形态的取向,不期然与知识界倡礼之风相契合,从而为礼学的发展提供了客观的学术空间。以此为契机,研礼者踵继而起,续有兴作。礼学家倡为以礼经世的思想,自然对社会、学术走向甚有影响;而尤可注意者,清廷对礼制的制作和儒臣对礼学的探究,亦对社会由乱而治和礼学的复兴,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大清通礼》、《三礼义疏》的开馆,徐乾学、李光地、方苞、秦蕙田诸人礼学专著的结撰,便是其响应的积极成果。
[硕士论文] 马诚
汉语言文字学 武汉大学 2007(学位年度)
[硕士论文] 王保华
历史、中国古代史 东北师范大学 1985(学位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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