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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姜乔乔
经济 山东财经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法币政策,在我国货币政策上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清朝末年之后,各界统治者一直试图进行币制方面的改革,改变币制混乱的状态,消除由此引发的弊端,到了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初,以欧美国家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等为转嫁世界经济危机灾难,进而开始了全世界范围内的货币战,使我国原本的银本位币币制更加的不平静,农业、工业、商业等各行各业均损失惨重,使得当时的经济基本处在崩溃的状态,因此币制的改革显得尤为迫切。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为了稳定社会经济,安抚民心,于1935年11月宣布实施在历上留下浓重墨彩的一笔,即当时的法币政策。法币政策一经实施以后,当局政府得以逐步控制了当时的财政,财政收入和支出达到了一定的平衡,进而加强了对当时中国和全国人民的统治。
  根据研究发现,在货币数量论的基础理论中,货币量的变动与物价和货币价值的变动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假设在其它各方面的因素不变的前提条件下,货币数量与物价水平是正比的关系,而货币数量与货币价值则是反比的关系。长期以及持续的通货膨胀是由于大量超经济的货币发行,而货币之所以能够大量超经济的发行又是与货币的发行制度有关。本文通过分析1935年法币发行政策之后的法币发行数量以及由此产生的通货膨胀,得出法币政策对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通胀的影响。
  本文在已有理论和文献的基础上,对南京国民政府法币发行的法币数量和物价指数CPI的作用机制进行分析,研究法币发行时期货币供给与通货膨胀的状态分析。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实证分析,通过所选变量进行数据处理和平稳性的检验,并且通过VAR模型从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的角度来分析变量间的关系。对实证结论进行一定的分析、归纳与总结以后,研究法币政策对当代通货膨胀的启示以及提供可供政府部门治理通胀的政策与建议。
[硕士论文] 王鑫瑀
经济思想 哈尔滨商业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目前国际经济持续低迷,中国经济虽然在步入“新常态”以来具有长期向好的发展趋势,但是保证经济增速目标的实现压力较大。2010年后,中国经济增速就呈逐年下滑的趋势,传统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收效甚微。目前,宏观经济有许多问题亟需解决,例如:供需结构错位和产业结构失衡等。结合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进行分析,不难发现简单的需求管理已经不能满足当下宏观经济调控的需要,通过强化供给领域的结构性改革来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深层次失衡矛盾是迫在眉睫的。
  本论文研究内容包括四个部分:首先,通过论述不同经济时期代表性经济学家的供给理论,梳理回顾西方经济学供给理论的演进历程并做出客观评价。其次,从马克思主义供给理论的来源入手,通过深度挖掘马克思的供给理论以及阐述具有代表性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供给理论,梳理马克思主义供给理论的演进历程,进而对马克思主义供给理论进行客观评价。再次,简单回顾了供给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全面阐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背景、内涵及任务。改革的背景揭示了当今中国经济发展存在的一系列失衡问题,进一步论证中国基于供给理论对供给侧进行改革的适宜性和必要性,通过对西方经济学供给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供给理论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指导分析,阐明供给理论在中国的最新发展状况。最后,根据供给理论在美英两国进行供给改革的实践经验借鉴,提出适合中国国情、富有中国特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体的实施路径,从要素层面、产业层面及制度层面同时发力,多方面、全方位地保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功落实。
  通过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和规范分析法探究了供给理论的历演进,阐明了供给理论在中国的最新发展情况,得出对于中国具有适宜性和可行性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体的实施路径。在长久需求导向的经济政策下,对供给理论进行探究的文献不多,本论文通过梳理供给理论的历演进,揭示了供给理论的思想根源以及发展脉络,不仅仅为全面深刻地理解供给理论提供切实的指导,更加为现今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夯实的理论基础。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体实施路径的探究,不仅仅对于保证中国经济健康平稳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更加对全球经济走出低迷困境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硕士论文] 乌扬
经济 西北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对于建国以来陕西省产业结构演变的过程进行了分析和整理。首先将1949年至今分为不同的几个历阶段,分阶段考察陕西省产业结构演变的历脉络,为陕西省在进行经济建设和产业结构调整时提供相应的历依据和经验参考。其次运用动态偏离—份额分析法归纳出两个历阶段三次产业陕西省产业结构演变的规律特点,结果表明:三次产业均呈现“剧烈波动——平稳缓和——加速调整”的特点。将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进行对比,发现计划经济时期产业结构波动剧烈,结构因素作用强,第二产业实际增长突出,第一三产业增长相对较弱;而改革开放时期,专门化因素作用强,第二产业优势减缓,第三产业增长潜力大、后劲足。在此基础之上,对于陕西省在产业结构演变过程中之所以会产生这些特征给出相应的理论阐释,寻找推动陕西省产业结构演变的主要因素,并用主成分分析法研究不同因素的作用大小,与前文理论阐释进行对比后得出,在不同的历阶段,推动陕西省产业结构演变的因素作用不同,就业水平,经济发展程度,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在两个历阶段均起到了重要作用,政府行为在计划经济时期作用明显,需求结构作用不强,而需求结构、投资、科技水平、市场化水平在改革开放时期的作用很大,也表明了步入到改革开放时期,产业结构演变因素更加多元化。最后,为下一步陕西省经济发展给出相应的调整目标和相关政策建议。
[硕士论文] 吴雪菲
经济思想 云南财经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就业作为民生之本,一直以来都是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在经济增速放缓、产业结构调整的背景下,我国的就业矛盾十分尖锐,经济社会中出现的高失业率等问题也日益突出。目前,在多重压力的叠加下,我国就业压力大的现象已经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与此同时,我国政府制定相关的就业政策,在宏观经济调控中将“增加就业”作为主要目标之一,足见政府对就业问题的高度重视。
  在经济思想中,西方经济学家们对就业问题一直进行着持续的研究和探寻,形成了各式各样的就业理论,如凯恩斯的就业理论、发展经济学派的就业理论、新凯恩斯主义的工资粘性就业理论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大危机,使资本主义经济陷入极其危难的境地。那时的西方经济学处于十分混乱的状态。凯恩斯在这种险恶的局面下,坚定地挺身而出。1936年,《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的出版标志着凯恩斯主义就业理论的诞生。凯恩斯主义就业理论的观点以及各国的实践经验都反映出,市场和政府共同发挥出各自的作用才能更好地解决就业问题。因此,研究这一重要学派的思想对于解决我国当前的就业问题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本文在结构上分为六章进行阐述。第一章是绪论,陈述了论文的研究背景,说明了研究凯恩斯主义就业理论的意义,并对就业、就业理论和就业政策以及凯恩斯主义等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第二章介绍了凯恩斯就业理论的产生及其内容、特点,并对凯恩斯就业理论进行了简要评述。第三章介绍了后凯恩斯主义就业理论的基本内容及政策主张,并对其进行简要评述。第四章介绍了新凯恩斯主义就业理论的基本内容及政策主张,并对其进行简要评述。第五章列举了凯恩斯主义就业理论在各国政策上的运用,包括在西方国家以及在我国的运用。第六章结合我国的就业政策以及就业形势,探讨了凯恩斯主义就业理论对我国就业理论与政策的启示。
[硕士论文] 潘璐
经济思想 西北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当下,我国农村土地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进行着单家独户的小规模生产经营,机械化大生产与小规模经营之间的矛盾成为制约农业现代化的主要障碍。如何在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的制度范围内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成为各界关注的重点。本文从中国古代中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唐代入手,主要研究唐代土地制度由“均田制”演变为“不立田制”的背景下,土地租佃模式如何发展变化。
  文章首先介绍唐代田制的演变内容以及田制演变所引起土地租佃这一生产方式的发展效果,并分析其发展的原因。其次,文章对租佃主体如何选择并实践租佃模式进行相关分析。研究表明:中央集权弱化、土地—劳动力资源不均衡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均促进了土地租佃模式的发展。而国家为了获得维系持久政治影响力的物质基础,最终放弃对土地买卖与兼并的限制,使依靠政治力配置土地要素与劳动力要素的方式彻底瓦解,为租佃模式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地主通过租佃这一生产方式的选择,获得了大量农业劳动力,并使农业劳动力的产出效率提升,增加了自身收益,积累了财富;佃农在面对国家繁重赋税的压力下,选择成为地主佃农而获得基本生存资料,并在竞争中不断提升劳动生产率,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各主体的选择与实践巩固、维系了租佃模式在唐代的运行,并为宋代乃至明清租佃模式的繁荣奠定基础。我国是世界范围内唯一一个文化继承从未中断的国家,制度路径的依赖性尤为显著,通过研究唐代土地租佃模式的发展,为当下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与土地规模经营提供思路借鉴。
[硕士论文] 尉蓝戈
经济 云南财经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世界各国间的经贸往来日益频繁。中国和越南山水相连,两国间的外交关系、经济、文化以及贸易往来有着悠久历。两个齿唇相依的邻国全面发展双边关系,既符合和平与发展的历潮流,又满足两国人民不断提高的物质文化水平的要求。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950年中国和越南正式建交,两国六十多年的贸易将两国紧紧地联在一起。今天,双边贸易合作在中国的“一带一路”及越南的“两廊一圈”规划的背景下进一步地深入发展。两国贸易迅速蓬勃发展的同时,严重贸易顺差、商品结构单一、双边投资不足等问题逐渐显见,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甚至威胁着两国的长久经贸往来。所以针对中越贸易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本文采用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的方法,通过分析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和不足之处,梳理中国和越南66年贸易的发展脉络,研究各阶段双边贸易特点和问题。使用统计数据通过巴拉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出口相似度指数ESI、贸易互补性指数TCI和产业内贸易指数GL进行实证分析,分别从比较优势、结构比配和产业内贸易的角度,研究中越货物贸易的竞争性和互补性态势。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主要在制成品上具有比较优势,越南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主要是初级商品,中越货物贸易出口市场分布和出口商品结构存在相似度,但两国自身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雷同度不高。另一方面,在某类进出口商品,中越双边贸易显现互补性。另外,中越产业内贸易水平已凸显,主要集中于第0类、第7类和第8类商品,且呈现不断上升趋势,但是其他类进出口商品仍以产业间贸易为主。
  最终笔者得出结论,中越货物贸易的竞争性已与贸易互补性持平,严重影响两国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以此为基础,本文从政府政策和企业落实角度提出启示建议,如加强友好宣传、促进科技合作、提高投资层次、企业增强质量意识等,促使中越贸易的可持续性健康发展。
[硕士论文] 柴孟俊
经济 山东财经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2008年,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使美国经济遭受重创,导致多年来保持地经济增长态势出现了下滑迹象,就业形势不容乐观,国际贸易逆差不断扩大,也有力证明了美国在国民经济结构中过度依赖虚拟经济的不合理性和脆弱性。面对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奥巴马政府意识到美国应大力发展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进而取代以房地产业和金融业为代表的虚拟经济。为此,奥巴马总统执政之初即开始推进发展先进高端制造业和新兴产业为支撑的美国“再工业化”战略。
  纵观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30多年,美国历任总统和历届政府所推行的“再工业化”战略,都不是单纯地扶持和改造传统制造产业,而是依靠技术进步、科技创新,着力构建新工业体系,升级、改造现有制造产业,以发展先进高端制造业和新兴产业为支撑,同时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以促进美国经济的复苏和增长,进而保持其在全球各领域的领导地位。美国当前所推进的“再工业化”战略,必将对全球经济贸易格局产生一定影响,对以中国、印度为首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产生诸多压力。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国民经济发展迅速,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有了大幅度提升,现在已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建立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各领域发展成果为世界所瞩目。然而,伴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各类结构性问题(劳动力成本增加、能源资源消耗严重、生态环境污染等)也越来越成为困扰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的阻碍,为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埋下了各种不确定性。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如何实现“中国制造2025”所确立的发展目标,更好地推进转方式、调结构,成为摆在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本文将基于上述背景和原因,在对“再工业化”相关理论进行梳理、分析基础上,对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历演变进行概括总结,度量和分析美国当前所推进的“再工业化”战略及其实施效果,探讨美国在实施该战略时的优势和挑战,以及该战略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最后,结合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启示,以及“中国制造2025”所确立的发展目标,确定相关对策应对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所推行的“再工业化”战略,以促进我国先进高端制造业和新兴产业发展,更好地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活力。
[硕士论文] 白乐莹
经济 山东财经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典当业作为现代金融业的鼻祖,其发展道路却是一路崎岖,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典当业自南朝产生到明清鼎盛发展较为顺利,之后开始衰弱,近代到新中国成立前艰难维持经营,新中国成立之后彻底消失,改革开放后再次登上过历舞台。本文针对改革开放后典当业发展状况不佳的情况,运用文献资料法、跨学科综合论证法和社会心理分析法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典当业发展状况及未来的发展对策进行了研究。
  通过对典当历的追溯可以看出,典当经历了从“主角”到“配角”的转变。作为旧时期重要的主流金融机构,典当在人民生活及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典当业最初是出于慈善的目的产生的,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为规避风险,折当率提高,难免给人造成剥削的意思。并且,文学作品在对典当的描述中也大多突出了其高利盘剥的负面影响。但是,传统典当在经营管理中的成功经验是值得现代典当业借鉴的。
  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典当业发展现状的研究可以看出,国外典当业主要存在以下特点:一、数量多,规模大,辐射范围广;二、典当对象广泛,业务多元化,国外典当业经营采取许可证模式,一家典当机构具有多个许可证,业务不仅涉及金融领域,对流通领域和咨询鉴定服务领域也有所涉猎;三、监督管理制度完善,经营理念成熟,国外的典当法律较为完善,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都有较为成熟的行业协会,而且国外典当在经营过程中特别重视营销。对国内典当业现状的研究,本文将其分为大陆和港澳台两个方面。大陆地区典当业的现状是:一、行业规模迅速扩大。2016年全国共有8280家典当企业,较2010年的4433家将近增长了一倍;二、房地产典当占比大,在全部的典当业务中,房地产典当、动产典当和财产权利典当分别占50.14%、35.59%和14.3%,一半以上的典当业务来源于房地产典当;三、经营风险加剧,主要表现在收当风险、绝当风险和竞争风险三个方面。港澳台地区各有各的特色,香港典当传统文化气息显著,监管制度完善;澳门典当业主要依附博彩,24小时不间断营业,当物仅限于动产;台湾地区可谓“万物皆可当”,具有独一无二的“活体典当”。在未来的发展中,我国典当业要借鉴国外经验,完善监管制度,根据地区的具体情况确定经营重点,同时要紧跟时代步伐,重视营销宣传。
  现代典当作为一非主流金融机构对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它是抵制非法融资的最有效手段,其金融属性为中小企业融资带来契机,并且典当的流通和存储功能极大地方便了人民生活,为市场经济增添了活力,另外,现代典当业的繁荣对弘扬我国传统文化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现代典当业在发展中也面临着来自人才缺口大,监管制度不完善,营销不足等问题。因此,现代典当业在发展过程中,要注意传统典当业与现代典当业的区别和传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一方面政府要重视法律制度的完善,成立地区及全国性的行业协会进行监督管理,重视高校对典当人才的培养;另一方面,典当机构自身要与时俱进,创新经营,利用“互联网+典当”模式进行营销,根据地区差异开办特色典当。
  最后,文章针对研究内容对全文总结,主要从典当宣传信息化、典当人才专业化、典当技术科技化和典当机构分布均衡化四个方面对未来典当业的发展进行展望。
[硕士论文] 刘宝财
经济思想 山东财经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世界各国在经济、金融等方面的交流越来越来频繁,与此同时,国家之间货币政策的相互影响日益加强。2009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研究我国货币政策对其他国家宏观经济的溢出效应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然而,鲜有文献研究我国货币政策对亚洲国家的溢出效应,因此,本文选取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日本和韩国等五个国家作为亚洲国家代表,研究我国货币政策对亚洲国家的溢出效应。首先,从利率渠道、汇率渠道、贸易产出渠道等角度对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传导渠道进行了理论阐述;其次,选取利率作为我国传统货币政策的衡量指标,选取国内生产总值、消费物价指数、利率和广义货币供应量作为中国货币政策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日本和韩国等国家溢出效应的衡量指标,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我国货币政策对亚洲国家的溢出效应;然后,选取广义货币供应量作为我国非传统货币政策的衡量指标,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重新考察我国货币政策对亚洲国家的溢出效应;最后,根据实证研究结果并结合现实情况提出相关对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
  (1)中国利率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日本和韩国总产出的溢出效应确实存在,中国利率的上升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日本和韩国总产出存在负向的溢出效应。
  (2)中国利率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日本和韩国价格水平的溢出效应确实存在,但对这五个国家价格水平的影响存在差异性。中国利率的上升会导致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日本价格水平的上升;短期内中国利率的上升对菲律宾价格水平无影响,但长期内会导致其价格水平的下降;短期内中国利率的上升会导致韩国价格水平的上升,但长期内会导致其价格水平的下降。
  (3)中国利率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韩国利率的溢出效应确实存在,但对这四个国家利率的影响具有差异性。中国利率的上升对印度尼西亚利率产生正面冲击,但对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利率有负向的溢出效应;短期内中国利率的上升会导致韩国利率的上升,但长期内会导致其利率的下降。
  (4)中国利率对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日本和韩国广义货币供应量的溢出效应确实存在,但对马来西亚广义货币供应量无影响。中国利率的上升对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日本广义货币供应量存在正面冲击,但对韩国广义货币供应量产生负向的溢出效应。
  (5)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日本和韩国总产出的溢出效应确实存在,但对这五个国家影响存在差异性。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会导致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总产出的增加;短期内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会导致日本总产出的减少,但长期内会导致其总产出的增加;短期内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会导致韩国总产出的增加,但长期内对其总产出无影响。
  (6)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日本和韩国价格水平的溢出效应确实存在,但对这五个国家的影响具有差异性。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对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价格水平产生正面冲击,但对日本价格水平存在负向的溢出效应;短期内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会导致马来西亚和韩国价格水平的下降,但长期内会导致其价格水平的上升。
  (7)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韩国利率的溢出效应确实存在,但对这四个国家的影响存在差异性。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对印度尼西亚利率存在负向的溢出效应,但对韩国利率产生正面冲击;短期内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会导致马来西亚利率的下降,但长期内会导致其利率的上升;短期内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会导致菲律宾利率的下降,但长期内对其利率无影响。
  (8)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韩国广义货币供应量的溢出效应确实存在,但但对这五个国家的影响具有差异性。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韩国货币供应量产生正面冲击,但对日本供应量存在负向的溢出效应;短期内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会导致菲律宾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减少,但长期内会导致其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增加。
  综合以上研究结果,本文从制定合理的货币政策,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强同亚洲国家货币政策的协调和合作,深化中国金融改革、发挥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独立性等四个方面,提出了我国货币政策相关对策建议。
[硕士论文] 谭佳慧
经济思想 山东财经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凯恩斯经济学自诞生起,便得到各国政府的支持,它击退了“大萧条”并为西方国家带去20年的繁荣。然随经济不断发展,其弊端逐渐显露,加之“滞胀”时未能提出有效建议,主流派的地位便由自由主义夺去。此后,支持政府干预的学者不断完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试图为其构建稳固的微观基础,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开始慢慢融合。2008年8月,以美国次贷危机为源头的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从虚拟经济到实体经济,从美国到欧洲、亚洲,经济整体陷入衰退。为应对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各国政府紧随凯恩斯主义的继承者一一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步伐,纷纷下场救市,救助受困经济机构逃离危机。多次经济波动证实市场确有缺陷,政府若不施以援手,经济发展前景堪危。因此,研究赞同政府干预市场学派理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在此基础上,本文把新凯恩斯主义与凯恩斯主义比较作为研究对象,以比较研究分析为主要方法,阐述两大学派经济理论。首先,梳理新旧凯恩斯主义理论的现实背景和理论来源,探明学派成立的前提假设;其次,依据各学派的代表性理论提炼整理凯恩斯主义与新凯恩斯主义的主要经济思想;再次,从历背景、研究方法、研究侧重点和政策主张等方面入手,比较分析凯恩斯主义与新凯恩斯主义理论异同点;最后,对应当前经济发展的几个突出问题,从学派比较研究中提炼出理论价值与实践建议。
  两大学派比较研究结果表明,新凯恩斯主义与凯恩斯主义均曾挽救市场经济于危机中,具有较强的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能力,两者经济理论对国家制定经济政策有一定指导意义。但因经济动态发展,学派提出的理论本身具有较强的时效性,政府在依理论定方案时须注意机动调整,切莫萧规曹随。守核心、去糟柏、创新论点,贴合实际方可转理论知识为生产力,带动经济优质、高速发展。
[博士论文] 贺福中
经济 山西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农民收益偏低既是中国亟待解决的课题,亦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国内外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深入系统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从中国农村土地所有制变革入手,按土地私有、个体经营,土地集体所有、集体统一经营和土地集体所有、家庭经营三个时期,以及近年来推行的土地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土地经营权“三权分置”并行的土地制度改革,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置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整体背景中,厘清中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形成原因、发展过程和变革脉络,及其收益分配制度的演变路径,并预测收益分配趋势和中国农民未来走向。
  本文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中国传统农民经济组织遗产与西方合作思想实践。在传统社会农民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形成了社、会、合会等以应对突发事件。西方合作思想的传播与实践,影响了中国农民合作运动。国民政府将合作主义思想国策化,诱致性推行农村合作运动,与地方保甲制度结合起来,当作统治农村的工具。日本侵华时期的农民合作社是服务战争的机器,日伪掌握农民生杀大权。第二部分论述了土地私有、个体经营时期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及收益分配。根据地时期,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以互助组为主,逐步建立合作社,按股分红。新中国成立后,为阻止农民卖地,国家引导农民走农业合作化道路,实现土地公有化。社员议定收益分配办法,评工记分。合作社把现金、粮食和其他实物统一计算后分配给社员。第三部分论述了土地集体所有、集体经营时期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及收益分配。“政社合一”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人民公社体制,集体劳动,统一经营。定额计酬、评工记分,按照先国家、再集体、后个人的顺序,以实物和现金两种方式分配收益。有近1/3收益来自农民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第四部分论述了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时期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及收益分配。以“大包干”为主要形式的家庭经营,满足了农民的现实诉求。土地承包期15年、30年逐步延长到永久不变。宪法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政策引导、法治保障、道德秩序,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及收益分配创造了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同时,农民对产权、契约、制度等制约因素提出新的诉求,实行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并行。第五部分则是基于山西数据的实证分析。选取山西1954年以来农村居民收入及其相关指标进行实证分析,1999年以来全国、江苏、山西农民纯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比重走势,预示着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必将加快发展。
  采用大量新料是本文的一大特点,其主要来源有:第一,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原始档案资料。山西吕梁汾阳市贾家庄村1953年以来,散落在村馆、村档案室等处的原始资料,有工作汇报、生产安排、粮食产量的记载材料;有耕地面积、劳力、畜力、大小农机具等生产要素记录;评分挣工办法,粮食产量及按人口、按工分进行分配的逐年逐项记录,以及村集体固定资产,文化事业发展情况等内容。第二,山西农业主管部门的社会调查材料。山西多次组织全省各级专业人员进行摸底调查,原本用于内部掌握各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基本情况,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其真实性和可靠程度毋容置疑。这种阶段性、横切面、有重要时间节点的全面调查料,非常珍贵。第三,大量采访整理而成的口述料。同时在研究方法上,采用传统学和计量学相结合、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统一的方法,借助计量统计模型对1954-2015年山西、江苏和全国连续的统计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揭示出土地制度改革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农民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以及第一产业、农村金融支持等方面之间的函数关系和因果联系。
  综前所述,中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及其收益分配若按农村土地所有制变革与农村经营体制演变过程则可划分为三个时期,而社会主义公有制奠定了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不同时期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及收益分配与时代发展相吻合,有效地完成了其所担负的历任务和时代使命,并为新的制度创新提供了实践基础。具体而言,分述如次:
  首先,农民收益和国家获取“双下降”是农村人民公社解体的根本原因。进入20世纪70年代,社队生产费用占总收入的比例逐年增大,社员收益占总收入的比例却明显减小,农业生产的成本越来越高,农民既看不到群体激励也没有个体受益,农业生产经营管理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其次,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是采用中央确定、地方掌握、农民选择的方式进行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首先从农村突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改革成本低。中共中央定了基调之后,利用农民创造的大包干等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由安徽、四川等地试点后在全国推行。农民对收益分配的实现诉求是包干到户的内在动力,国家动员是家庭经营的外部推力,信息传播是农民与国家互动的纽带。而专业户、重点户和新的经济联合体带来的农民群体分化,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产物。
  第三,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民利益的载体,掌握着农民收益的潜在资源。土地是农民家庭收入的最后一道保障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拥有土地所有权,是中国最大资产的管理者。然而,山西73%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属于“空壳”型,中国近一半以上的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没有经营性收益。土地制度创新是农民从集体经济组织获取收益的有效途径。
  第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是市场经济的必然。当年由广大农民群众积累起来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资源、资产和资金,应当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继广东、上海、北京等地推行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功之后,山西在资源型村、城中村进行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有的村充分尊重民意,制定并实施“优先土地股,增配人口股,创新预留股”的股权分配原则。优先土地股配发给取得土地经营权的村民,增配人口股面向全体在册村民,设置预留股要留给合理增加的人口,是对中国现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土地制度安排下新增人口的一种收益保障,也为解决不可预见性问题和困难留有余地,可以看作是新组建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保障成员收益权的一种制度创新。
  第五,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中国经济改革实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建立起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从1954-2015年(除去1960、1966-1976年)年度数据走势来看,山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总体上随着全省经济特别是第一产业发展而增加,山西农民收入中工资性收入与家庭经营性收入在纯收入中的比重走势,也比较契合农村土地政策实施的三个时期。2000年以来,全国、江苏和山西农民人均纯收入中家庭经营性收入比重,都呈现出高位回落走势,预示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必将加快发展,农民收益再次走上加快增长的通道。2017年3月,民法总则赋予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特别法人资格,随着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并行改革的深入,期望农民收益发生一次质的飞跃,城乡人均收益差距逐步缩小。
[博士论文] 张宇丰
经济 山西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山西票号和英格兰银行作为各自国家金融革命的代表机构,其发展轨迹和路径选择深受本国制度环境影响。对此本文拟分六部分就中英两国政府层面的正式制度供给对两家金融机构发展路径的深刻影响展开比较研究,除首尾两章分别介绍研究背景、学术回顾、研究方法及创新点、研究结论外,其余四部分以如下内容为主:一是以西欧近代金融体系建立过程中的制度供给为参照,考察传统金融自发演进至现代金融的演进路径;二是概述中、英两国传统金融机构的近代化转型历程,从山西票号和英格兰银行的实力、业务和治理等方面比较,均具备了转型的基础条件,而山西票号三次转型尝试均告失败,从而错过了合组近代银行的最佳历机遇期,英格兰银行则一举奠定中央银行地位;第三部分分析山西票号发展过程中的制度需求和清政府的制度供给。太平天国战争之后,山西票号开始办理官款业务,这是票号代理国库的制度需求,与清政府改装鞘起解为由商汇兑的制度供给形成了平衡局面,但是,山西票号向“发行的银行”发展过程中,纸币发行权从一定意义上的自由到被取缔,以及政府迟迟未从法律层面赋予山西票号相关业务的合法性,共同造成了制度供给不足的局面,可想而知,没有纸币发行权,且业务合法性不足的山西票号,在银本位货币制度演变为纸币本位制度和外资银行进入、官办银行创设之后,自然难逃衰亡的命运;文章第四部分,从更深层面分析制度供给不足的原因所在,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尊卑思想影响下,长期存在于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官商结合传统决定了清政府缺乏保护包括民间金融业在内的民营经济的动机,而中国商人阶层受传统文化信仰的束缚也未能做出彻底摆脱封建礼教规范的决心,导致政府的承诺行动缺乏可置信威胁的制度安排,进而造成政府监管体制缺失,债权人产权无法得以明确和保障,政府既作为市场博弈的参与者,又扮演博弈规则的制定者,对市场进行过分干预甚至完全替代,直接影响了制度的有效性。因此,清代公共债务市场的安全性和稳定性一直无法被保障,有效的公共金融体系在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之下也始终未能建立,严重阻碍了山西票号的近代化转型进程。但制度变迁有其自身规律性,通过模仿照搬别国制度,往往脱离自身发展实际,即便制度再先进完善,放置自身也是低效甚至无效的。作为后发展的社会主义中国,更应当基于自身文化传统和社会经济发展实际的特殊性进行有效的制度安排,以巩固改革开放成果,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创造性,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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