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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姜乔乔
经济 山东财经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法币政策,在我国货币政策上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清朝末年之后,各界统治者一直试图进行币制方面的改革,改变币制混乱的状态,消除由此引发的弊端,到了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初,以欧美国家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等为转嫁世界经济危机灾难,进而开始了全世界范围内的货币战,使我国原本的银本位币币制更加的不平静,农业、工业、商业等各行各业均损失惨重,使得当时的经济基本处在崩溃的状态,因此币制的改革显得尤为迫切。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为了稳定社会经济,安抚民心,于1935年11月宣布实施在历上留下浓重墨彩的一笔,即当时的法币政策。法币政策一经实施以后,当局政府得以逐步控制了当时的财政,财政收入和支出达到了一定的平衡,进而加强了对当时中国和全国人民的统治。
  根据研究发现,在货币数量论的基础理论中,货币量的变动与物价和货币价值的变动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假设在其它各方面的因素不变的前提条件下,货币数量与物价水平是正比的关系,而货币数量与货币价值则是反比的关系。长期以及持续的通货膨胀是由于大量超经济的货币发行,而货币之所以能够大量超经济的发行又是与货币的发行制度有关。本文通过分析1935年法币发行政策之后的法币发行数量以及由此产生的通货膨胀,得出法币政策对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通胀的影响。
  本文在已有理论和文献的基础上,对南京国民政府法币发行的法币数量和物价指数CPI的作用机制进行分析,研究法币发行时期货币供给与通货膨胀的状态分析。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实证分析,通过所选变量进行数据处理和平稳性的检验,并且通过VAR模型从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的角度来分析变量间的关系。对实证结论进行一定的分析、归纳与总结以后,研究法币政策对当代通货膨胀的启示以及提供可供政府部门治理通胀的政策与建议。
[硕士论文] 乌扬
经济 西北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对于建国以来陕西省产业结构演变的过程进行了分析和整理。首先将1949年至今分为不同的几个历阶段,分阶段考察陕西省产业结构演变的历脉络,为陕西省在进行经济建设和产业结构调整时提供相应的历依据和经验参考。其次运用动态偏离—份额分析法归纳出两个历阶段三次产业陕西省产业结构演变的规律特点,结果表明:三次产业均呈现“剧烈波动——平稳缓和——加速调整”的特点。将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进行对比,发现计划经济时期产业结构波动剧烈,结构因素作用强,第二产业实际增长突出,第一三产业增长相对较弱;而改革开放时期,专门化因素作用强,第二产业优势减缓,第三产业增长潜力大、后劲足。在此基础之上,对于陕西省在产业结构演变过程中之所以会产生这些特征给出相应的理论阐释,寻找推动陕西省产业结构演变的主要因素,并用主成分分析法研究不同因素的作用大小,与前文理论阐释进行对比后得出,在不同的历阶段,推动陕西省产业结构演变的因素作用不同,就业水平,经济发展程度,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在两个历阶段均起到了重要作用,政府行为在计划经济时期作用明显,需求结构作用不强,而需求结构、投资、科技水平、市场化水平在改革开放时期的作用很大,也表明了步入到改革开放时期,产业结构演变因素更加多元化。最后,为下一步陕西省经济发展给出相应的调整目标和相关政策建议。
[硕士论文] 张心雨
经济 云南财经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近年来,随着我国农业“走出去”战略的加快推进,农产品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一带一路”联结的100多个国家及国际组织丰富的农业资源与禀赋,也为中国农产品走出国门创造了更加宽广的市场。尤其是入世以来,对外贸易市场高度开放,关税的平均水平有所下降,各种机遇和挑战同时存在,我国农产品的对外贸易总额迅速提高,但逆差也随之不断扩大。若要进一步扩大农产品对外贸易,并使农产品贸易逆差局面有所改善,就需要将提升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作为重要抓手。本文以修正后的波特“钻石模型”为研究框架,深入分析影响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因素,以期挖掘其贸易潜力,最终为提高其竞争优势提出合理建议。
  本文围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产品对外贸易的变迁、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三大部分展开研究。文章在阐述对农产品对外贸易及其国际竞争力的研究背景及意义,回顾国内外关于农产品对外贸易相关文献和书籍的基础上,首先从理论上理清了农产品对外贸易的地位及作用、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相关概念,分析了“钻石模型”中各影响因素对产业竞争力的作用。接着,又从历分析的视角,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产品对外贸易的变迁及特点,这是研究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又一重要基石。在此基础上,重点对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进行了贸易绩效指数综合测评,并以修正后的“钻石模型”为逻辑主线分析了影响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因素,考量其贸易潜力。最后,总结了帮助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建议:一是提高产品质量,扩大国内外市场需求;二是调整农业经营结构,降低生产成本;三是发展物流与加工业,提升农产品比较优势;四是促进国内外良性竞争,优化农产品贸易环境;五是挥动政府“有形之手”,促进农产品贸易健康发展。
[硕士论文] 马烈
经济 山西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又鉴于“西方工业革命式”的技术创新有高投入的特点,本文又对中国社会不同人群的技术创新动机,也就是技术需求偏好进行了分析,将人群划分为生产性人群与非生产性人群。相应的对其不同的社会财富分配额进行了合理的估算,其在本文即指的是技术创新能力。最后发现中国生产性人群有生产性的技术偏好需求,却没有技术创新能力,而非生产性人群没有生产性技术需求偏好,却拥有较大的技术创新能力。因此社会收入分配与技术偏好需求的错位,引致了中国未能向西方一样发生工业技术革命,相反技术创新出现了结构性特征,是为引致近代中西方发展出现分流的原因之一。
  人类社会发展是通过旨在促进人造资本对自然资源替代的技术和制度创新实现的。技术作为推进人类社会进步重要因素之一,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讲,其可以说是从农业技术到工业技术、从劳动密集型技术到资本密集型技术、从可见技术到不可见技术。相应,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对应其具体不同的技术类型。
  中国的发展曾长期领先于世界。李约瑟、伊懋可都曾论述过“14世纪以前中国曾有过大量瞩目的技术创新,对中国而言14世纪是社会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南宋之际中国的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已经达到顶峰,相应的其技术创新也达到了一个峰值,查阅相关文献我们可以发现此时的技术创新更多是较细小且低投入的技术创新。由于农业社会之后是工业社会,此后中国若要有较大的技术突破,按照正常的社会发展规律,也就是要出现像“西方工业革命式”的技术创新,根据“工业社会技术创新”的特点,这就需要有较高技术的投入。
  考虑到以上问题,本文试图对14世纪之后中国的技术创新进行分析,为了便于研究,具体以中国传统社会与近代社会交汇的清代为研究对象,对这一时段中西方的技术创新进行对比分析。结果发现1750年前中西方技术创新在数量上处于同等水平,在之后出现了“大分流”,并且这一时段的中西方技术创新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西方的技术创新较多的呈现出了基础性、高效率的特点,而中国相比较则出现了技巧性、奢侈型的特点,据此我们将技术创新分为生产性的技术创新与非生产性的技术创新。再通过相应的图、表对比后发现,中西方的技术创新确实存在两种技术创新的比例分配的问题,也就是中国技术创新出现了结构性特征。
[硕士论文] 郑敏
经济 山西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茶叶作为清代重要的对外贸易商品,在国际贸易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异常繁盛的茶叶贸易,不仅带动了港口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且促进了茶叶产地的生产,使福建武夷山、湖北羊楼洞、羊楼司及湖南安化等重要的产茶地都由此兴盛,并给当地茶农带了丰厚的收入。由于各地所产茶叶种类不同,差别很大,且受国际环境影响,清代外销茶种类主要包括红茶、绿茶、砖茶及茶末等,其中,红茶、绿茶与砖茶的比重占到了外销茶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而茶末外销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1870年代以后,外销茶遇到日本、印度等新兴产茶地产品的激烈竞争,且端倪日益显现,1880年代后期,华茶出口开始锐减。逐渐失去国际竞争力,并对国内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由此可知,清代外销茶叶的衰落早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就已出端倪,重点体现在华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日渐乏力,被印度红茶及日本绿茶挤占了国际市场,最终导致茶叶的衰败。为了厘清茶叶外销失败的前期征兆,探究茶叶在国际市场竞争失败的主要原因,本文重点研究1872-1891年间的茶叶贸易,这一段时间为茶叶贸易由盛转衰的关键时期。在国际市场上,从1872年起华茶外销受到印度、日本等新兴产茶业的激烈竞争,致使英国、美国市场逐渐为其所夺。尽管俄国市场由于消费偏好的差异,使中国砖茶的生产仍有短暂的发展,但仍无法扭转华茶在国际市场的颓势,最终导致华茶生产、运输、销售等行业的衰落,并对国民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运用经济学原理,从不同的茶种出发,分析外销茶在1872-1891年间由盛转衰的基本情况,厘清不同茶种在不同市场竞争乏力的原因。
[硕士论文] 赵一飞
经济 广西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如何维护台湾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是我们当下急需解决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有效解决将有助于促进台湾与大陆的经济合作发展,从而以经济合作促进两岸和平统一。桂台交往在两岸经济合作中拥有独特的优势,因为他具有环境相似性、区位协同性、血缘亲密性三大地缘特质为内在驱动力。研究台湾桂籍地缘网络的“信任-认同”机制对桂台合作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于两岸和平统一有极大的价值。
  本文使用的研究方法是文献查阅法。通过对文献的查阅,本文希望探究台湾桂籍地缘网络在维系中华文化认同中的作用,并挖掘台湾桂籍地缘网络的经济社会效应。本文的理论工具是地缘网络理论和文化认同理论。前人对地缘网络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以某一个具体的地缘网络为切入点,分析地缘网络的产生演变、性质、功能、地域差异、分布、特点、内部机制、文化内涵、历地位、特定事件的处理等等,而在支撑地缘网络的产生运作演变的根本原因上面却没有做出令人信服的研究,而本文拟从文化认同的角度解释地缘网络是如何生生不息的产生并演进的。所谓的“信任-认同”机制指的是,人们在经济或社会交往中,互相之间为降低交易成本而产生承诺,之后承诺兑现,经常性的承诺兑现使得人与人之间产生信任,长时间的信任使得人与人之间产生更为稳定的观念即认同,这种认同有如下特点,一是这种认同是社会性的,是一种集体的行为,认同根源于个人与他者之间的关系;二是这种认同是动态的、自然发生的,认同会发生变化,具有可塑性;三是这种认同是客观社会存在与个体意识作用相结合形成的,即是个体意识作用的结果,同时也依赖客观社会存在的一些条件。本文的主要内容包括台湾桂籍地缘网络“信任-认同”机制的形成、台湾桂籍地缘网络“信任-认同”机制的层次结构、台湾桂籍地缘网络“信任-认同”机制的表现形式和内涵、台湾桂籍地缘网络“信任-认同”机制的经济社会效应等。台湾柱籍地缘网络以台北市广西同乡会为核心,该会于1948年6月27日建立,第一任理事长是张森,后来逐渐以退台的新桂系军政精英为主体,建立起自己的地缘网络。本文以台北市广西同乡会为例说明台湾桂籍地缘网络“信任-认同”机制的层次结构,通过对历届同乡会理监事会、同乡会会刊《广西文献》每期的作者、历届理监事会理事长的统计,分析与梳理出台北市广西同乡会的核心骨干及代际传承。以台北市广西同乡会组织为例可以探究台湾桂籍地缘网络“信任-认同”机制的表现形式和内涵。在其表现形式上主要有,同乡集会、发放奖学金、刊发《广西文献》以及与其他地方的广西同乡会经常性的联系,为促进中华文化认同,维护同乡利益等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信任-认同”机制的内涵是同乡观念蕴藏强大的社会资本,人们挖掘其中社会资本的过程就是“信任-认同”机制发挥作用的过程。台湾桂籍地缘网络“信任-认同”机制的经济效应主要体现在,台湾桂籍地缘网络“信任-认同”机制促进了桂台经贸合作;其社会效应体现在,台湾桂籍地缘网络“信任-认同”机制促使人们挖掘了同乡观念的社会资本,维系了旅台广西人的中华文化认同。
  本文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以台湾桂籍地缘网络为个案,探究中国社会地缘网络与中华文化认同间的互动关联;第二,把台湾桂籍地缘网络“信任-认同”机制构建于台湾广西人中华文化认同过程与行为中。本文不足之处也有两点,其一,资料的缺失使本文对台湾桂籍地缘网络的许多问题不能够全面的了解;其二,由于未能实地考察,所以未能利用前人对认同度的研究考察台北市广西同乡会对广西和中国的认同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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