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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邓永永
外交学 黑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要对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对接进行一定的研究。从地理区域上进行分析,丝绸之路经济带主要是以带状发展为依托向周边辐射的发展模式,而欧亚经济联盟则是俄罗斯建立起的以自身为中心的保护圈,而两者在中亚地区存在一定的重叠与交叉。当前中俄两国达成一致,明确了相互合作的立场,那么,俄罗斯作为中亚地区的主导国,一贯排斥外部势力介入这一敏感地带,为何突然转变为合作态度,这其中有何缘由?
  本文首先分析了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异同,从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性质、涵盖区域和目标三个方面进行了对比,对于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理解有助于本文接下来分析两者对接合作的原因、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与障碍,以及对合作路径的探索。乌克兰危机发生后俄罗斯面临的压力以及中亚地区对中俄两国的战略意义是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合作的重要推动力量。“一带一路”构想与落实的问题、欧亚经济联盟的发展障碍、中亚地区的地理区位因素都是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对接面临的难题。本文从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通发展的层面论述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对接合作。
[硕士论文] 熊熙
外交学 黑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1979年12月,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访问中国,随即正式宣布对华提供政府开发援助,这也标志近三十年的对华援助历程就此开始。从对华援助开始到冷战结束前,中日双方都能够认真遵守政策规则展开经济合作交流,互惠互利,对华援助也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有条不紊的顺利开展。然而冷战后国际格局以及多种因素的变化影响使得日本对对华政府开发援助政策实行了两次调整,这也令原本纯净的对华援助逐渐变了“味道”,与此同时,冷战后中日关系也受到了对华援助改革调整的影响。
  本文首先从国际、中国、日本三个方面分析日本对华实行政府开发援助的背景,为下文后续研究做铺垫;其次,对日本对华援助的实施整体情况进行简要回顾;再次,以冷战后为时间起点分别对20世纪90年代初以及21世纪初日本对华援助的调整原因、决策制定以及落实现状进行重点分析;最后以两大时段进程为单元,以经济和政治方面为主要思考点,对冷战后日本对华援助调整为中日关系所带来的影响进行研究。
[硕士论文] 季雪
外交学 黑龙江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海外公民合法合理的权益受到国籍国的政府、企业、部门的保护,针对派遣国国民在当地可能面临的生命财产等受侵害的行为,提供一系列合理、合法的援助和指导。保障海外公民安全是新世纪中国的必然使命。
  本文首先从概念入手引出了对海外中国公民的界定,并对于易混淆的概念做以区分、同时梳理总结了笔者对海外公民安全保护的理解。在第二章以民国至今的历史为脉络整理出各时期海外中国公民安全保护政策,外交思想以及机制建设中的经验、教训为新世纪中国政府的海外中国公民安全保护提出参考意见;在第三章对两种不同性质的海外公民保护案例进行了案例分析得出亮点,总结不足。下一章中笔者把问题分为两个层面展开,首先在国家政府层面:海外公民安全保护外交投入不足、相关法律规范不健全以及国际合作不充分的问题;其次是非国家政府层面:地方政府职责不清、缺乏统一标准,海外企业安全保护投入不足以及公民的法律和自我保护意识淡薄。针对以上问题在最后一章中,笔者从两个方面来提出对策。美国和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为我国提供了值得学习的经验;另一方面针对上一章所反映出的具体问题,从两个层面提出解决对策,在国家层面要增加专门从事海外公民保护的人员投入和经费投入、建立健全完善的领事保护法律法规,建立更多的国际合作机制;在非国家层面规范地方政府海外公民保护的统一标准、加大海外企业对安全保护的投入、加强海外公民法律和安全意识,努力引导海外公民发挥主观能动性,提高自救能力。
[博士论文] 舒梦
外交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对与巴解组织转型有联系的政党转型理论、组织变革理论、社会运动组织转型理论与治理转型理论进行了梳理,并分析了其对于研究巴解组织的适用性。综合转型理论的相关分析,本文提出了一个假设,即如果巴解组织的确发生了转型,那么它应当满足怎样的条件。随后,本文从意识形态、组织结构、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四个角度对假设进行了论证。在意识形态层面,巴解组织原有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导向逐渐被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导向所取代,整体目标趋于保守,手段趋于温和;在组织结构层面,巴解组织在目标体系、部门体系与权力体系都出现了重大变动;在对外政策层面,巴解组织逐渐开放,在对以、对美、对国际组织的态度方面都出现了变化,体现了一种组织转型中出现的“外适应”在对内政策层面,巴解组织扩大代表性、拉拢异见分子、关注社会新生议题,出现了对巴勒斯坦内部分歧与内部多元结构的组织“内适应”。综合四个不同角度的分析,本文认为巴解组织在转型的动力、意识形态、组织结构、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方面都满足“巴解组织在转型”这一假设的实现条件,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巴解组织的确发生了包括思想、组织、内外政策等方面的深刻转型,且转型具有全面性、特殊性、艰巨性的特点。但转型的进程尚未完成,巴解组织依然处在转型的过程之中,并面临诸多复杂因素的掣肘。从未来发展方向来看,巴解组织正逐步向一个成熟的政治组织方向发展,日趋开放化、世俗化、温和化、制度化与规范化。这种转型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与方向。
[博士论文] 杨辉
外交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国之交在于民相亲”,而“民相亲在于心之通”,2015年3月28日,中国政府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明确提出“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战略的社会根基。也就是说,只有在民心相通的基础上,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才能真正实现合作共赢,最终达成共同体目标。西方哈贝马斯的“交往(沟通)行动”理论和中国的“民本”思想及“天下观”理念都为“民心相通”提供了深厚的理论来源。“一带一路”沿线汇聚了多种宗教、文明、民族,决定了历史文化的多样性,同时还有不同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治理能力、经济水平及结构差异,以及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活动所导致的地区动荡及复杂性,这些问题决定了相互之间协调的难度和实现“民心相通”将面临巨大的挑战。所以,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过程中既要注意沿线国家之间存在历史与现实的各种矛盾、分歧,又要怀有包容性、创新性的心态,共同管控、弥合、化解这些矛盾和分歧,在持续对话与沟通的基础上,最终实现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合作与共存。
  本研究以“一带一路”战略社会根基—“民心相通”为切入点和目标,以多轨外交理论为分析框架,分别从教育交流、媒体传播、平民外交、互联网外交、社会活动等五条轨道的视角提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民心相通的策略。首先,教育交流作为多轨外交体系的重要一轨,通过扩大海外华文教育、发展孔子学院和吸引留学生来华接受教育等举措,加深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排除曲解与误会,在文明互鉴的基础上搭建彼此共享的认知体系。其次,媒体传播对于民众沟通、国家国际形象塑造和话语权体系建构具有重要意义,所以,应利用新旧媒体融合展示真实中国,借海外华文媒体发出中国声音和增强边疆媒体对外辐射意识,同时,还要加强中外媒体交流,构筑多轨媒体体系向国内外民众讲述真实的中国和世界,借助中外媒体建构中国国际话语权。再次,民间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潜在能量,为使平民外交这一轨道成为实现“民心相通”的有效途径,有必要加强公民的国际关系教育,突出“诚信”教育和“沟通”能力培养,以此增强广大民众的外交意识,在对外交往中秉持平和负责任的大国心态。第四,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为传统外交提供了新视角,国家可以借助互联网来整合各种外交资源,利用现有的网络技术为达成共识实现民心相通提供可能。第五,在全媒体和全球化时代里,由国家领导人、各级政府、媒体、智库、企业、民间机构、非政府组织、华人华侨和普通公民等构成多轨外交网络化中的结点,通过组织不同主题的社会活动,发挥这些结点的多主体联动机制,在不同层次平台上发出中国声音和书写中国叙事,以让世界更好的了解中国。
  本研究通过吸收多轨外交理论中原有的研究、培训和教育、平民、传播/媒体等外交轨道要素并顺应时代要求创新性地将互联网和社会活动等新外交轨道纳入多轨外交理论之中,确立本研究理论框架体系——实现“民心相通”策略的多轨外交体系并建构相应的概念框架示意图,希望为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策略研究贡献绵薄之力。
[硕士论文] 白仁钦
外交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人民币国际化的实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是伴随着中国经济崛起而产生的,是对二战后形成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又一次冲击,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是继欧元诞生后的一次积极尝试.本世纪初的几次经济危机给予了中国政府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机会,中国政府在危机后以货币互换为抓手推动东亚地区的金融合作,推动人民币跨境流动来立足本地区实现人民币的区域化,又适时加强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设积极促成海外人民币的投融资职能,为下一步人民币国际化的实现打下基础。
  第三章中以中蒙边境人民币跨境流通为例,对人民币中蒙跨境结算的现状及特点分析,得出目前支持和阻碍人民币流动的原因。第四章第一节中对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与条件从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的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在第二节中就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路径进行分析得出人民币应采取两个“三步走”的策略,在第三节中探讨人民币国际化当中应该采取的制度建设,就第三章中探讨“中蒙跨境流通”的案例,本文建议完善和强化货币互换机制的建设、完善和落实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降低人民币跨境结算的交易成本;针对出现的“地摊银行”等黑市现象,依托口岸经济建立人民币离岸市场,完善海外人民币的投融资职能。
[硕士论文] 黄希彦
外交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社会达尔文主义产生于英国,其核心内容宣扬“适者生存”、“弱肉强食”,甚至演变发展成种族主义等极端思想漂洋过海传入亚洲时,却迅速在正值社会制度新旧交替且面临西方列强殖民侵略的日本生根发芽。福泽谕吉的“脱亚论”即是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下形成的。“脱亚入欧”的理论思想,正好契合日本当时面临的历史背景,亦满足了维新政府推行“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的治国方针,因此很快从思想理论上升成为日本外交战略的主导。“脱亚入欧”战略的实施,正式开启了日本侵略亚洲的称霸之路,成为日本对中国、朝鲜实施侵略的理论基础;除此之外,“脱亚入欧”战略所蕴含的强烈侵略色彩的“外战”思想,很快被日本的右翼势力所继承,发展出各种理论服务于“大陆政策”,成为贯穿日本从发动对华入侵的中日甲午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一整个对外侵略时期的思想主导。
  本文将以社会达尔文主义及其对日本影响的思想渊源作为理论基础,依次从时代背景、战略调整、战略选择三个层面,整理分析“脱亚入欧”战略的形成。本文将分别从人种基础、弱肉强食逻辑、身份认同三个视角入手,分析阐述“脱亚入欧”战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基础,有助于跳出传统的思维模式,以新的视角重新审视社会达尔文主义对日本近代“脱亚入欧”战略的影响。同时,分析归纳社会达尔文主义对日本近代“脱亚入欧”战略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更透彻的了解现代日本外交右倾化严峻的现状,以及对未来中日关系应如何沿正常的轨道运行给予启示。
[硕士论文] 刘玉婷
外交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格局深刻调整,亚洲的地缘政治格局愈发复杂。伴随着中国的崛起和美国战略重心的东移,中国所面临的周边外交环境十分严峻。如何保证中国周边的和平与稳定,为中国的崛起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成为周边外交的首要任务。
  当前,中国已经存在比较完善的周边外交布局,周边大国与中国的关系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充分重视,然而,小国占据了中国邻国的大多数,并长期受到忽略。而事实上,这些小国在周边外交布局中占据重要位置。缅甸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缅甸从经济实力、地区影响力等层面来说是小国,然而缅甸对中国周边外交却有着重要影响。一方面,缅甸在中国边境安全、地缘意义上占据重要位置。另一方面,自缅甸民主化以来,缅甸开始适当拉开与中国的距离,积极开展平衡外交,对外政策开始向西方倾斜。这不仅冲击了中缅关系,甚至可能产生“外溢”效应,对中国与其他周边国家关系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本文认为缅甸事实上在中国周边外交格局中扮演了“小国大外交”的角色。
  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以缅甸为代表的周边小国,不仅关乎边境安全,更影响着地区格局和中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因此,在未来的周边外交布局中,应当正确认识小国,在战略上重视小国,灵活运用经济外交、公共外交等方式,建立新型国家关系,进一步完善周边外交布局。
[硕士论文] 胡鑫鸽
外交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的核心问题是:1、金砖国家峰会机制的建立,是否促进了金砖四国在国际领域的合作?2、冷战后,金砖四国间逐渐加强的认同,是否促进了其对外行为的趋同?3、若如理论预期的那样,金砖四国的对外政策在冷战后趋向于一致,那么它们还有分歧吗?若有,集中在哪些领域?本文从冷战后金砖四国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行为这个视角切入,研究其在对外政策领域的合作。首先,描述性统计金砖四国的投票一致性。结果揭示出经过冷战后20多年的发展,金砖四国的对外政策已经有很高的一致性。但峰会机制的建立,并没有促进其在外交政策领域的合作。其次,笔者分别从国际关系的两大理论(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提出不同的理论假设,并用实证数据验证。结果发现:金砖四国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行为符合现实主义的理论预期,而不符合建构主义的。最后,笔者解释了金砖四国在不同议题领域的投票一致性变化。结果揭示出,未来金砖四国间的分歧还会集中在裁军和国际安全类议题。而且金砖四国间出现的一个趋势是,更加不情愿将联合国大会当做批评其它国家人权的工具。
[硕士论文] 金晶
外交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众所周知,德国是欧洲强国,欧盟的核心成员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德关系也是中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
  本文通过对联邦德国解密外交档案的梳理,并结合相关美国外交档案和中文资料,考察1969-1978年间联邦德国的对华政策。冷战前期,中德双方分属东西方两大阵营,虽一度有建交试探,但终归无果。而随着中苏分裂、中美缓和,中德建交谈判的时机逐渐成熟。除了国际环境的因素(两国与美苏,尤其是与苏联的关系)之外,两国的国内政治、同为分裂国家的“代表权”问题、双边关系中的经贸因素是左右中德关系前进方向和前进步伐的关键所在。
  从国际环境来讲,致力于中美缓和的美国对中德建交乐观其成,为了减轻“最大的敌人”苏联对自身的压力,中德双方也愿意建立外交关系。但1972年建交后至1978年,双方在应对苏联威胁的方法上存在差异。中国提倡“一条线一大片”,希望联合更多的国家对抗苏联,而联邦德国对苏联更为忌惮,不愿与中国走得太近而开罪苏联。
  从国内政治来讲,联盟党在1969年失去政权成为反对党之后极力推动中德建交,基民盟副主席、联邦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施罗德甚至主动提出访华的愿望。反对党的言行对执政党构成了一定的国内政治压力,也为其缓解来自苏联阻止中德建交的压力提供了一定的支持。而中德建交后至1978年,中德关系举步不前,中国国内政局不稳是一个重要原因。直到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并逐步掌握外交大权,确立改革开放的路线,中德关系才迎来飞速发展的时机。
  中德同为分裂国家,尽管分裂的原因不尽相同。联邦德国与台湾当局不存在外交关系,所以两国建交谈判过程中基本不涉及台湾问题。中国与民主德国有外交关系,尽管联邦德国并不要求与其建交的国家与民主德国断交,甚至要求中国支持两德同时加入联合国,但中国在西柏林地位问题上还是一定程度上顾忌民主德国和东欧国家集团的立场。这成了中德建交谈判中的一个重要话题和建交后影响双边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战后,联邦德国迅速在废墟上崛起,德国产品行销世界各地。协助德国产品打开更大的国际市场,当然也是德国政府的责任。而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德国对华出口不升反降,中德贸易额在中国外贸总额中的比重也不断下降。德国工商界因此纷纷要求政府与中国建交,从而为德国商品在华扩大市场创造更有利的条件,这也是推动中德建交的一个重要因素。
  今天,与当时相比,尽管上述四个因素的内涵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但从上述四个因素考察中德双边关系应该还是有效的。
[博士论文] 纪悦生
外交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化的进程加快。在此背景下,国际政治本身及国际政治学科的研究都在发生着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国际关系中文化的因素大为加强。随着文化软实力作用的提升,世界主要国家纷纷推出本国的文化战略。面对美国的文化霸权和欧洲一体化进程向社会和文化层面的纵深扩展,俄罗斯文化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危险。对此,普京自千年之交执政以来,大力推动出台了一系列文化政策,在增加民族凝聚力、增强国民精神力量、提高国际形象方面做出了诸多努力,一套完整的俄罗斯国家文化战略已经逐步形成。本文拟对俄罗斯政府文化战略提出的背景、主要内容及其影响进行论述。
  全文分为七大部分:
  绪论部分,阐明研究目的和意义,界定文化、战略以及文化战略等概念,综述国内外的相关研究,介绍相关的理论背景及本文的理论框架,提出本文的研究思路。
  第一章,为本文的理论背景。本文选取了建构主义、软实力论和文明冲突论等相关理论,探析文化安全与文化战略问题。
  第二章,分析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在文化安全方面面临的挑战。
  第三章,研究普京上台以来的国家对内文化政策,包括出台旨在推动文化事业发展的不同时期的《俄罗斯文化专项》和《文化法》,加强对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加强各民族间文化交流等等,并同时对这些文化政策进行归纳和分类,总结国家文化政策实施的路径、特点和缺陷。
  第四章,研究俄罗斯的对外文化政策,分析其主要内容、主要特点和影响,探讨文化战略对于一国发展的意义。
  第五章,对俄罗斯政府文化战略进行总体评价,分析影响进一步实施俄罗斯政府文化战略的因素。
  结语部分,在总结全文的基础上,阐释俄罗斯文化战略的启示意义,并对文化强国之路提出几点思考。
  本文所表述的俄罗斯政府,指的是自2000年普京上台至今的时段,中间虽有梅德韦杰夫执政期,但那不过是形式上的变化。
  本文的核心观点包括:俄罗斯通过国家文化战略的实施,能够有效增强民族凝聚力,提升国际形象,从而增强国家的软实力;俄罗斯文化战略缺乏明显的创新机制,对于新时代国家文化体系的构建仍需大量工作;各大文明间并不像美国学者亨廷顿所假设的一定会存在冲突,对于所有国家和全部民族而言,其文化的终极目标就是普及爱和美,文明抑或文化间是可以共融共通的,了解并尊重别国文化才是避免国际冲突的有效途径;文化战略的实施应恰当和适时,因为对于本国文化的过分或不合理的推广往往也会引起别国的敌意和不信任,甚至有些情况下会适得其反,即在别国公民了解了本国历史文化之后反而对本国产生了反感和排斥。
[硕士论文] 郭潇璇
外交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一国国内的政策变化不仅会影响本国经济发展,而且会对别国的政策制定产生影响,这种现象被称为国际政策的扩散。简单地说,国际政策扩散是指某一个国家内的政府决策受到了其他国家先前决策选择的系统性限定。当一个政治系统中,某一个主体的某一种政策行为被同一个系统中的另一个主体所采纳时,即可认为国际政策扩散以及发生。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税收政策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1986年,美国就率先以降低税率、扩大税基、减少税收优惠为主要内容,进行了新自由主义税制改革。后来,其他主要发达国家也都先后实施了与美国相似的税收政策,其中联邦德国的改革尤为突出。德国作为欧洲主要经济体,与美国经济紧密相连,在美国改革后,西德分别于1988年和1990年实施了新的税收政策,以减税为主要内容。德国统一后,在全国范围内再次提出了税制改革的设想,继续降低税率、减少国家对市场的干预,主张实现自由化。由此可以发现,美国新自由主义税制改革在德国发生了扩散。
  在国际税收政策扩散的过程中,竞争机制发挥了主导作用。德国通过税制改革,一方面采取降低税率的政策,减轻了个人和公司的税负,吸引了大量人才和国际流动资金的涌入,使国内经济发展恢复活力,提高了德国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德国通过改善国内投资环境的措施,从而使本国对国外直接投资(FDI)的吸引力增加,提高了本国的国际竞争力。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实行税收法定主义,将税收政策由法律予以明确规定,提高了政府行为的可信度。二是政府减少对市场经济运行的干预,促进了德国国内市场竞争的公平化。三是税制改革所带来的经济发展保证了德国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及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能力。基于上述原因,德国为增强本国竞争力,采取了新自由主义税收政策,及在竞争机制的作用下,美国的税制改革在德国得以扩散。
[硕士论文] Anfina Abdallah Saidali
外交学 华中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过去十年,中非关系有了快速发展。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得益于中国实施的对非新政策,即帮助非洲国家实现经济增长需求,与此同时,巩固中国的世界大国地位。中非快速增长的投资与贸易额以及中国在非洲基础设施项目的大量增加,深化了中国与大多数非洲国家的外交与战略关系。然而,中非关系并非没有问题,中非双方面临着许多新的机会与挑战。挑战包括中国在非洲大陆的经济和人为活动所带来的政治,外交和安全问题,这些挑战对中国在非洲的作用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本文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中国成为非洲大陆最重要伙伴的原因以及中国是如何做的。
[硕士论文] 周莹
外交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从1945年美国单独占领日本开始,美日关系就成为了日本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之一。从纵向的地位层次来看,日本在美日同盟中的地位是不断上升的,但直到现如今也没有达到与美国所谓“平等”的地位;但是从横向的日本在美日同盟中的活动范围来看,日本的地位已经从“被占领国”成为了美国的“全球伙伴”。造成这一走势的主要原因在于,美日同盟初始期美日处于完全不对等的状态,而后随着国际局势的转变,美日的战略和双方的实力及意愿都发生了转变,导致了日本在美日同盟中的地位不断上升。而受到日本自身的所尚未解除的战后束缚、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日本国内民意等一系列国内外因素的影响,日本依旧很难在美日同盟中与美国平起平坐,成为共同领导世界的盟国。
  从1945年到1960年中,美国对日政策从二战末期和二战结束初期的惩罚性压制政策开始转变为扶植性政策,使得日本能够成为美国在亚洲抵御苏联社会主义的重要基地。这一原因直接促成了日本开始在美日同盟中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以及地位的初步提升;从1960年到1997年中,国际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冷战结束,世界开始多极化发展。在这一阶段,日本在美日同盟中的地位从总体上看还是逐渐上升,但也不是一帆风顺。从美国的角度看,美国已经充分意识到无法再按照自己的意志全面控制日本了,所以美国的对日政策也开始在控制与妥协之间摆动。但是总体上看,美日同盟关系中还是美国占据上风;1997年以来,日本自身实力和活动范围都有了充分的扩展。前一阶段日本在美日同盟中的地位就已经开始不断上升并展现出了一定的自主性,而在1997年以后的新阶段里,日本更是展现出了要跟美国做“全球伙伴”的姿态。这一姿态最重要的表现就是日本突破各项战后法案的限制,解禁集体自卫权,积极在海外拓展活动,提升日本在国际舞台的影响力。而在这一阶段,美国自身实力的衰退和其在全球范围内的战略控制能力下降也使得美国对于日本企图扩张的意图并没有加以限制,相反美国对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的行动表现出了积极的支持态度。
  美日同盟作为日本战后最直接的对外关系渠道,日本在美日同盟中的地位变迁也对日本自身的国际政治环境和对外活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1945年以来,日本在美日同盟中的地位呈上升态势,在美日同盟框架内的活动范围和权利不断扩大,在未来,日本有可能将会在更广阔的层面上负担美国的全球战略行动。然而日本也并不仅仅满足于在美日同盟中的地位提升,更寻求在美日同盟的基础上在国际舞台中开拓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在此基础上,地位和国际活动空间不断提升的日本开始进行自己全球军事和力量布局;其次,由于日本对于参与同自身利益不甚相关的美国的全球行动存在犹豫,地位和实力都有所上升的日本在国际活动中也逐渐敢于逐渐凸显自己与美国不同的立场,维护自身的利益。而这有可能导致日后日本与美国产生间隙,对美日关系产生影响;最后,日本希望在美日同盟的基础上获得美国对日本“正常国家”战略更多的支持。因为对安倍政府而言,虽然也希望通过集体自卫权解禁强化美日同盟,但是更注重依靠美日同盟在与周边国家的争端中占据优势,同时获取美国对日本迈向“正常国家”更大力度的支持。但从现实情况来看,日本的这些诉求即使是在日本在美日同盟中地位提升的背景下也很难得到美国的正面支持。而日本普通民众,也对日本可能成为美国“全球伙伴”这一趋势感到担忧,担心日本被卷入美国的全球战局中。
  从1945年到现在,虽然美日同盟的合作不断深化,日本自身的实力不断增强,在美日同盟中的地位也有了巨大的提升,但是美日同盟的矛盾也日渐凸显,日本要想继续提升自己的在美日同盟甚至是国际舞台中的地位还会受到国内外各种形式的束缚。从目前来看,日本的地位已经从“被占领国”成为了美国的“全球伙伴”,但日本在美日同盟中的地位还没有到能与美国比肩的程度。最后,日本在美日同盟中的地位变迁也为一般性的同盟关系提供了若干值得关注的要点。
[硕士论文] 罗景月
外交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追溯到19世纪早期,美国向中国传输的第一批传教士开始,美国就开始了对华的文化宣传与影响,到现在美国公司和品牌在中国层出不穷,中美文化交流活动的日益频繁,认清美国不同时期对于中国文化传播的目的固然重要,但为了处理好外来和本土文化的之间的关系,解决我国文化面临的种种问题,必须要从外来文化的传播源头进行研究与分析。本文就着眼于美国对华文化传播的不同路径,将繁杂众多的具象性的文化活动按照一定的分类方式进行归纳总结,以路径为切入点去思考如何应对外来文化。本文的最终目的是在我国文化不断受到来自各方的文化传播和影响的背景下,找到一条发展本国文化产业,维护和传承传统文化,壮大自身文化实力,提高本国文化自信的途径。
  全文共分为六个部分,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为导论,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对本文相关的核心概念进行梳理,以及指出本研究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第二章对美国的文化传播历程进行梳理,尤其是对华文化传播的历史进行了回顾。
  第三章是美国对华文化传播路径的分类,分类标准是根据不同文化传播活动的形态和目的进行划分,分别是“以文化产业为传播路径”、“以文化交流为传播路径”以及“以跨国公司在华活动为路径”三类。
  第四章是对以上三类文化路径的特点和原因进行分析,包括美国对华文化传播的针对性和目的性很强、覆盖面广、力度较强以及传播意图较模糊,具有隐蔽性。而本人对美国采用三种路径的原因分析是从美国的历史文化、现实基础、中美文化差异以及利益的驱使四个方面展开的。
  第五章就美国文化入华对中国文化和文化产业同时带来的推动和冲击进行了一些思考,同时以案例的形式分析其文化传播对华产生的具体影响。
  第六章是综合以上所有关于美国对华文化传播路径的研究与分析,提供一些应对之策的建议与意见,针对不同的影响内容提出了一些新的建议,并且提出要多方式全方面地对外宣传中国文化,扩大中国文化影响力,早日建立文化强国。
[硕士论文] Silva Doci
外交学 华中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自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欧洲趋向于逐渐融合成一个没有界限的整体。而今天,家门口的战争引发的大量难民们涌入又使各国界限重新清晰起来。在这个自二战后欧洲大陆面临的最大移民浪潮中,无数绝望家庭逃离带刺的铁丝网营地,儿童溺死在欧洲沙滩上,这些接连出现的场景令人痛心无比。有人认为恐怕这些躲避冲突和贫穷的中东和非洲难民流是永无止境的,而这次危机暴露了28个欧盟国面对这一问题的极大冲突。同时,当领导人们不断争论在难民接受问题上如何平衡道德与法律义务的同时,这场危机也引发了人们对申根区国家境内流动自由这一欧盟承诺的怀疑,而这个承诺正是当局者不断鼓吹的政绩之一。
  自2011年到今天的2016年,涌入欧洲的难民人数大幅增加,这使欧洲政治承受极大压力。一方面,横跨地中海而来的非洲难民的数量以稳定速率持续增长,另一方面,逃避内战和近东地区区域冲突的无家可归人口也是非常之多,特别是来自叙利亚的难民数量。在接受并安置不断涌入的难民时,欧洲各地市政都感受到了巨大压力。难民的激增对接受地的行政管理和实践操作带来巨大挑战,而对民众关注的回应要求和可预见的当地环境承载能力又使这一挑战不断升级。重要的是,政府需要在不断的实践中形成有效的公共策略,即将难民进行有效的划分。
  本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欧盟成员国层面的难民接受问题。笔者通过系统和比较的研究方法对这次难民潮产生的原因、欧盟国家不同反应和难民潮对相关国家产生直接与间接影响进行论述论证,最后针对难民问题现状和未来提出自己的几种解决方案。
[硕士论文] 王龙君
外交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在庚子赔款事件中,美国采取了与英、法、德等其他国家完全不同的政策,这究竟是为了什么?本文拟从美国的态度和行为切入点,分析美国退还庚子赔款这一决策的动因。
  美国一开始就从本着维护本国利益的角度出发,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即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在承认列强的势力范围和已获得的特权前提下,美国要求“利益均沾”。所以美国在庚子赔款的谈判中的行为和态度与其他列强完全不同:英法德俄等国希望获得的战争赔款越多越好,而美国则希望把战争赔款控制在清政府的能力范围之内,尽量降低战争赔款,以免清政府破产或中国社会陷入动荡。但是,由于其它列强坚决反对,而且态度强硬,清政府不得不接受各国所提出的赔款数额。由此,4.5亿两的白银远远超出了各国在战争中的损失数额。
  庚子赔款确定以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在与驻美公使梁诚的对话中透露出了庚子赔款的数额过多。梁诚敏锐地觉察到美国有退还多余庚子赔款的想法,立即汇报给清政府,同时开始搜集相关证据,为美国庚子退款做准备。梁诚一方面在美国搜集庚子赔款超额的证据,一方面在美国国会及政界寻求支持,希望有识之士能游说美国当局,退还部分赔款。最终美国成功退还清政府庚子赔款的多余部分,并用于中国的教育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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