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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田效飞
中国现代 河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制式化是按照统一的、有章可循的模式进行某件事或者管理某项工程。武器制式化则是指在国家统治机构的统筹下,军队军械在参数标准上规范一致,在研制生产上形成系列,在操作使用、维修保养及退役管理上形成制度。
  晚清、北京民国政府时期军队武器样式驳杂,型号不一。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非常重视军队武器制式化问题,也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但从总体上看,主观努力与客观上所达到的效果相差甚远,直至1949年南京政府逃往台湾,国民党军队的武器装备制式仍未达到完全统一。本文重点考察1927-1949年期间国民政府推进武器制式化的政策及其举措,用系统论的思路和方法,系统研究和总结国民党军队武器制式化进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对造成国民党军队武器样式繁杂、型号混乱的诸多因素进行探讨,以期站在历的高度上,对当今武器装备制式化、系列化、通用化工作提出些许建议。
[硕士论文] 周冬
中国现代 四川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重庆位于长江和嘉陵江的交汇处,两江汇流把重庆城市分成了三个部份,主体的重庆府(巴县)位于两江汇合处,两江以北的部份为江北,长江以南的部份为南岸,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地形环境,使得过江大桥、索道和缆车还没有在重庆出现之前,渡船便成为了沟通两江三地人员与物资相互往来的唯一工具。
  抗战前的重庆城市渡江工具主要有木梢船和汽划。在1927年重庆建市前,来往于两江三地的船只为木梢船,其经营方式分为义渡和民渡两种,以义渡为主。重庆建市后,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民渡逐渐取代义渡成为主要的经营方式,同时在朝天门地区也出现了由机器推动的第一批汽划船,但由于自身和外在原因,汽划的发展并不顺利,因而这一时期重庆城市的主要渡江工具仍是木梢船。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大量政府机关和企事业等单位迁入重庆,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人口不断增加,重庆市内水上交通问题日益严重,刺激了木梢船的发展,但由于在发展过程中,木梢船无法解决自身存在的船只小、安全性低和载客量少等弱点,不能满足商旅行人渡江的需求,因而促使了轮渡的产生。
  重庆轮渡公司作为一种新兴事业,同时是一个效仿公司法和股份制有限公司的规定而建立的官商合办的股份制企业,在公司内部建立有层级管理制度,加强了对船员的管理,保证了公司在战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不仅表现在轮渡船只数量的增加、客流的增大、航线的增开、航线班次的提高上,而且表现在其对码头的改进、渡船秩序的维护、船运安全性的管理上。战时重庆轮渡业的发展又是有限的,因为它的发展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约。首先,它的发展受到自身运营管理机制不善的制约。如公司内部管理不善,造成机构臃肿、人员庞杂、管理及票务人员贪污腐败,使得公司的运营效率低下,制约了战时轮渡的发展。其次,它的发展受到了同业竞争、日机轰炸、物价上涨、票价允许涨幅过低等外部因素的制约。比如与木梢船业的竞争和利益分割,便对轮渡公司的发展造成了影响。又如抗战时期的日机轰炸,使轮渡公司损失船只、船工及物资,延缓其发展。还有战时重庆物价飞涨,公司票价却受市政管束而涨价幅度过低,甚至滞后于物价上涨,以致公司运营亏损、资金匮乏、发展艰难。到1943年3月,重庆轮渡公司被民生公司兼并,从一个官商合办企业变为了私营企业。
  重庆战时轮渡公司的有限发展,仍具有重要影响和意义。它使轮渡不仅逐渐成为抗战时期重庆商旅市民过江的首选,满足了商旅市民安全出行的需要,而且在战时日机轰炸时疏散转移城区商旅市民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还改变了重庆水上公共交通的格局,推动了重庆城市水上交通的代化。
[硕士论文] 董权慧
中国现代 上海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1956年,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探索建设时期后,农村生产关系发生显著改变。与农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农村集市贸易,也随着国家政策的反复而经历了复杂的变化历程。本文以松江区档案馆馆藏文书档案为核心料,试图勾勒出1958-1965年松江县农村集市贸易的变化轨迹,并进一步探讨松江县农村集市贸易的起伏与荣衰。
  本文第一章考察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与松江县农村集市贸易的关系。在全国公社化的背景下,松江县于1958年9月“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农村人民公社的广泛建立,颠覆了原有生产关系,甚至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商品交换。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松江县农村集市上“无物可卖,无人能买”。松江县农村集市贸易基本消失。
  本文第二章探讨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国家关于农村集市贸易政策的调整,以及松江县农村集市贸易的恢复。1959-1961年,松江县农副产品供应紧张,人民经济困难。国家开始调整农村政策,组织恢复农村集市贸易,以刺激农业生产、活跃农村经济。松江县农村集市贸易的恢复工作进展并不顺利。1959年下半年,松江县农村集市贸易初步恢复。但由于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松江县农村集市贸易于1960年又陷入停滞。直到1961年,松江县农村集市贸易才得到全面恢复。
  本文第三章分析了1962-1965年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在国家加强对农村集市贸易的管理后,松江县农村集市贸易逐渐走向萎缩。1962年松江县农村集市贸易的市场自发行为增多,在经济好转的情形下,国家加强对农村集市贸易的管理,但收效不大。1963年后,松江县加强对农村集市贸易的管理力度,通过行政与经济手段限制农村集市贸易中的自发行为。1965年后,作为国营、合作社商业补充的松江县农村集市贸易走向萎缩。
  本文最后认为,国家政策的主导性与反复性,最终导致了松江县农村集市贸易的曲折发展。但农村集市贸易是与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农村集市贸易只能被限制却不能被消除。
[硕士论文] 田跃峰
中国现代 四川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经过长时间的征战转移,终于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但是从会师之初,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就与中共中央的战略意图有所分歧,中共中央的战略是北上陕甘,而张国焘则意图率兵南下,并在川康边建立革命根据地,赤化全川。这种分歧逐渐扩大,最终发展为张国焘分裂红军,另立“中央”。另立“中央”之后,张国焘率兵南下并先后发动了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和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简称天芦名雅邛大战役,下同)。在天芦名雅邛大战役前期,红军取得了一些战术上的胜利,但是由于敌我双方在兵力、装备上存在的差距及南下战略的错误,最终导致红军未能达到预期的战略目的,被迫退往西康,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至此告终。
  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南下作战是经过酝酿的,在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前张国焘就有在川康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想法,会师之后与中共中央在战略上分歧扩大,更使他执意施行南下战略。天芦名雅邛大战役的目的就是要赤化全川,建立根据地。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张国焘在军队和地方都进行了动员,对军队作了相应的部署,后勤方面也做了相应的工作。面对红军南下攻势,川军企图把红军阻止于山区,尽可能使红军远离川军的利益中心。蒋介石则希望红军与川军两败俱伤,他坐收渔翁之利。
  1935年10月20日,张国焘发布《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计划》,战役正式开始。战役第一阶段是红军的猛烈攻势期,红军很快占领了天全、芦山,取得了一些战术上的胜利。第二阶段为双方攻防拉锯期,川军、中央军在百丈关一带集结数倍于红军的兵力。在这期间,红军与敌人反复进行攻防转换,但是红军并没有能够将战线向前推进。第三阶段是川军全面反攻,红军战略退却期。由于红军消耗过大,再战下去将极其危险,于是逐渐退离天芦名雅邛大地区,战役宣告失败。
  天芦名雅邛大战役失败的直接原因是由于红军在兵力数量、武器装备上与敌人存在巨大差距。根本原因则是南下战略忽略了当时中日民族矛盾正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的这个因素,同时与蒋介石想要将四川建设成为抗日大后方的设想相冲突。天芦名雅邛大战役的失败造成南下红军大量减员,张国焘也为他的错误在政治上付出了代价。但是从客观上来看,天芦名雅邛大战役牵制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配合了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先行北上的行动,减轻了红二、六军团的军事压力,在川康地区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对于川军来说,天芦名雅邛大战役的胜利虽然暂时维持了他们在四川的统治,但是自身实力也受到了较大损失。国民党中央势力则趁机渗透到四川,为蒋介石以后控制四川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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